揭秘：邓小平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中国第一股

　　1984年初，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那时，原定于1985年完成的“七五”计划的各项经济指标已全部提前超额完成，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百姓的生活需求日趋丰富。当时的上海开始流行音乐茶座，生意火爆，对音响设备需求很大。秦其斌抓住了这个商机，他谋划成立一个新厂——飞乐音响，扩大音响的生产规模。请示汇报上去，主管部门也很支持，但是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既然提出设立新的工厂，就得有资金。而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项目都是通过预算的，没有预算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其实，此时的秦其斌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在参加一次所在地区的工商联会议时，秦其斌接触到不少解放前经营过实业的老工商业者，从他们的口中，秦其斌第一次了解到股票的作用。按他的理解，发行股票可以筹到钱，企业盈利再按股份分红。于是，他向上级请示要发行股票以解决资金问题。在请示报告中还对股份制的作用加上了这样的一句话：“将职工的命运和企业捆绑在一起。”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

　　电声总厂要发行股票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马上采访了秦其斌。当潘新华得知秦其斌打算向社会发行股票后，立即撰稿，并以“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这个副标题发布这一消息。其实，潘新华和秦其斌所理解的“向社会发行”有很大差异。秦其斌的本意是，把股票销售给本企业内部的职工和其他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飞乐音响要发行的仅仅是一种企业内部集资、内部分红的凭证，这样就同当时的其他企业的股票发行没有什么区别。而潘新华认为的是“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这个“个人”并不仅仅限于“本企业职工”。 结果，稿件见报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报社和电声总厂的电话不断，都是询问如何认购飞乐音响股票的。

　　《新民晚报》的领导也打电话给秦其斌希望能够发行一些股票以满足公众的热情以及维护报社信誉。秦其斌被逼得没有办法，经研究临时决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发行。正是这10%的股份，使飞乐音响区别于如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公司发行的股票、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的“股金证”、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等这些被冠以“股票”名称的集资凭证，造就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后来，秦其斌坦言承认：“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股票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认识到这个层面的话，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新生事物，飞乐股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热情，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1986年11月1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首都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凡尔霖仔细地介绍了美国股票市场的情况，邓小平对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现在非常富有，而中国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邓小平接着解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他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邓小平的话消除了客人的疑虑，凡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品：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邓小平也回赠给客人一份特殊的礼物，是新中国刚刚上市的第一种股票——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公司的股票。邓小平告诉凡尔霖，他目前是飞乐公司惟一的外国股东。

　　邓小平赠送股票的举动，即刻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注意。外电用“中国与股市握手”这样的题目报道了此事。日本的《朝日新闻》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企业即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在中外分析家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用这样一个举动表明了自己对股票的态度：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这一有效方式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国发行的股票引起了凡尔霖的兴趣，他想看一看中国的证券交易机构。由于当时该股票的户名是周

　　芝石（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为了使这份礼物更具有纪念意义，他随即提出一个合情合理而又无法被拒绝的要求，他要求把股票过户成自己的名字。1986年11月23日，一长列小轿车车队在警车开道下，凡尔霖来到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的静安证券业务部，找到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黄贵显，于是留下世界上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到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柜台办理过户手续的历史瞬间。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飞乐音响的股票发行后不久，上海等地就出现了一些持有者自发的股票转让行为。由于缺少固定交易场所、缺乏市场化价格使飞乐音响和所有股票交易面临没有市场、没有监管、没有法规的尴尬境地。

　　为使股份制顺利试行下去，1988年7月8日，中央有关部委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议由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当时主持金融体制改革的人行副行长刘鸿儒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起草了“白皮书”，主要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相当于设计了一个关于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

　　白皮书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并指示召开专门的会议进行研究。1988年11月9日，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在会上张劲夫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

　　姚依林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但是同时他表示此事现在还不成熟，他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

　　为进一步推动股份制的发展，1988年12月8日至12月10日，国家体改委在北京西直门宾馆召开了“征求关于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实施方案”的座谈会，专门研讨股份制问题。会议分别由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张彦宁和体改委经管司司长孙效良主持。在会上，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指出：“股份制在争论中才能发展……有些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对当前搞股份制的热情要正确引导，要试点在先。”

　　这次会议以后，国家体改委根据会议上各种建议，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通知》(代拟稿)的报告，并附有一份《关于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基本规则》，于1989年2月11日报送给国务院。此后，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继续深化，建立规范的专门的证券部门呼之欲出。

　　1989年12月，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召开了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

　　在那次会议上，上海决定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由交通银行的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三人小组专门负责此事。虽然已经决定成立股票交易所，但是为避免产生意见分歧，上海方面决定，少说多做，低调筹备。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对国内则不做宣传或少做宣传。筹备工作的有关事宜直接向朱镕基进行汇报，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同时，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具体负责制订方案和规划。当时上海正在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就是几千亿，为了解决资金的难题，于是，上海就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一并写进了开发方案，后来中央同意上海的方案。据龚浩成回忆，在设立交易所之前，朱镕基曾经把这件事情当面向邓小平汇报，结果邓小平说，“你们办吧，办了再看，办了不好，我们再改嘛！”在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后，建立证券交易所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在上海浦江饭店的孔雀厅举行。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在锣声中，黄菊副市长和龚浩成行长，揭开了披在由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书写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由此诞生。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刺激了资本市场，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同时关于证券、股票等性质的争论也日趋激烈。

　　当时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始终在关心着形势的发展。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听取工作汇报后说：“有些同志怕上海金融市场的门开大了会乱套，刹不住车。为什么要刹车?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开放内外金融市场。”为了澄清人们思想上的一些误区，已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出来说一说，他选择了南方，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珠海等地视察。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来到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汇报了深圳市近几年来经济发展的情况。李灏认为深圳这些年之所以发展很快，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李灏接着介绍了深圳试点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不仅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进行了土地有偿使用、发展股份制、建立证券市场，以及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制度等许多改革和做法，并借鉴了香港和国外的经验。”接过李灏的话题，邓小平就当时对试点的争议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了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说明了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的这段讲话终结了长久以来关于股份制性质的争论，展示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伟大气魄和广阔胸襟。南巡讲话极大地加快了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步伐。至1992年底，全国各地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3700多家股份制企业。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成功在香港和境外上市。

　　有关股份制的政策及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间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公司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依法改组为独资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依法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开始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步入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邓小平同志作为思想解放的倡导者、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他的历史功绩将被人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