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历程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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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历程的几点思考


石仲泉    2006-7-24 10:47:45    来源: 人民网

20世纪中国发生了多次思想解放运动,每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与二十年来所经历的思想解放休戚相关。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历程谈几点看法。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是思想解放的过程。
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内容来看待,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明确的,它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全过程。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精神,党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晶。因此,讲解放思想,首先要从全局来看,从整个历史过程来把握。
(二)解放思想的历史过程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呈曲线、波浪式、台阶状。
解放思想有时表现比较突出、集中,甚至尖锐、激烈,既呈现出高潮,有时又相对地缓和、平静,呈非高潮状。就思想解放的高潮而言,我以为,从近二十年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主要表现为两次“最大潮”和若干“次大潮”,即高潮的峰状等级不完全一样。这种区分是相对的,高潮的等级不是讲具体内容,而是指其社会影响的力度,掀起波澜面的广度。
(三)思想解放的第一次“最大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它解决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首先就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给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且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巨大的混乱,是非扭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去掉了精神桎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
(四)真理标准讨论这次对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也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
在1978年这次“最大潮”之后,还有三次“次大潮”。可以说,一个波还掀起了三个浪。
第一个“次大潮”,是80年代初起草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4000人的广泛讨论,以后又有全党的学习讨论。《决议》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或者说是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来重新审视党的历史,是对党的历史问题认识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它否定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说,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对党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错误结论。
第二个“次大潮”,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要制定全面改革的经济政策,但从指导思想来看,开始触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过去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根本不相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允许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属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外壳”,而不是它本身的内在要求。这个决定第—次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搞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不能跨越的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在某些表述上还不很顺当、彻底)。因此,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由于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就为改革、开放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以这个决定为标志,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影响很大的思想解放。
第三个“次大潮”,是1987年的十三大。邓小平同志对这次大会评价很高,认为十三大的精神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说十三大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会,比如,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初步地建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等等。理论上的这些新认识,充分地体现了思想的大解放。说十三大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大会,比如,提出了事实上的“科教兴周”战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机制、“两个一切”(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的生产力标准,以及明确提出以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重大决策。完全可以说,十三大是继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道路上的探索,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这样,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看,就不能仅限于1978年产生的影响来认识。有如上述,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1987年的十三大这三次“次大潮”,都是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最大潮”的直接延续,后来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发生打断了它继续发生影响的进程。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最大潮”,是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为发端的。
“南方谈话”从总体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发表这次谈话的背景,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们国家处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同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样,仍然有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采取西方化、自由化,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易帜”,改换门庭,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作出明确回答。二是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要不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像一些人所要求的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是坚持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回到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走1957年以后“左”的老路?面对当时的各种议论,不少人感到困惑。“南方谈话”的发表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首先,“南方谈话”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宣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南方谈话”中这样的一些论述和分析,坚定了人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同时,“南方谈话”又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新宣言。邓小平同志以同样明确的态度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还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消除了长期束缚人们的许多困扰。
“南方谈话”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直接历史成果就是十四大,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就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由“南方谈话”引发的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发展的影响来看,其震撼力不亚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一次。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一次思想解放,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时期,而“南方谈话”的发表则标志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两次思想解放都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具有划分历史阶段意义的巨大影响。因此,就思想解放的历程而言,“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次“最大潮”。
(六)十五大是不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怎样对它在思想解放历程中的作用进行定位。
理论界有这样那样一些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我个人认为:第一,十五大是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从历史长过程来看,这次思想解放是“南方谈话”那次思想解放“最大潮”的继续。
十五大是在邓小平同志去世后召开的,国内外又都很关注中国此时向何处去,即新的党中央是否继续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和路线。十五大在党的重要文献上第一次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新的称谓,向全世界明确宣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十五大对党章作了重要修改,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定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指导思想。如果要说思想解放,这是第一位的内容。回顾历史,自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概念以来,实际上就已提出了党在新时期是否要增加新的指导思想的问题。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直到十五大,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很不容易。这是从根本理论层面讲的思想解放。从实践层面看,这次思想解放同“南方谈话”那次一样,仍然要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十四大着重解决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十五大是进一步要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怎样搞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怎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并胜利地到达彼岸。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结构和市场经济机制的新表述,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新界定,以及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强调,都是认识的新发展。相对于过去固守的一些观念而言,也是一次思想解放。但是,不可否认,这次思想解放的“震级”没有达到“南方谈话”那样的强度,在党的历史发展上也没有形成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1992年“南方谈话”所产生的历史阶段性影响,它所掀起的波澜,大致相当于十三大那一次,因此,属于“次大潮”。
(七)对于“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最大潮”产生的影响,应做充分的估计。
它不是经过十四大就完结了的。事实上,我们目前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在“南方谈话”思想解放的影响之下,对跨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思考,还没有离开它的指导和笼罩。只要目前这样的历史发展态势不被打断,“南方谈话”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影响就会继续下去。它的社会影响力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的。
(八)一般地说,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与理论认识前进甚至飞跃的幅度和改革开放的力度成正比的。
思想越解放,新的认识就越多,改革开放就越活。但是,我们不能片面追求什么思想解放的“最大化”。那种脱离客观实际,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所谓“思想解放”,只能是主观的空想和胡闹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度不是也被视为思想大解放的成就吗?但是,中国人民备尝苦果。这样的“思想解放”决不能再要,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每次思想解放提出的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随心所欲地想当然,而只能是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满足实践的要求,使主观认识不断符合发展着的客观实践。因此,讲思想解放决不能与实事求是相割裂、分离,甚至对立,而应当把两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作为党的完整的思想路线来认识。这是使我们党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
20世纪即将过去,这是个千年之交的世纪之交。党在跨入又一个千年的新的世纪里,肩负着更伟大的历史责任。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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