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毛泽东【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9:20:32

独  领  风  骚

——诗人毛泽东

总撰稿     陈晋

宏程心路

“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没有月亮,也会星光满天。

  21世纪的荣光更加均匀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一人举臂一呼便群起响应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

  人们脸上的神情在自由而个性地绽放。

  人们心底的追求更为本色和真实。人们心底的追求闪耀着愈益多彩的光荣与梦想。

  社会发展,时势迁变。

  纵横捭阖的英雄故事会被遗忘吗?

  引领历史的伟人风采会失去光泽吗?

  虽说历史的法则是严酷的,但渗透情感、智慧和人格需要的历史评述,却从来公正,甚至有些温情。

  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但轰轰烈烈也不假。

  20世纪的轰轰烈烈已经远去,但宏大的史诗不会戛然而止,人们总会看到轰轰烈烈的史诗被一代一代地传唱,为的是给心灵世界留住永远高于实际生存状态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也是传承文化和积累智慧的必要方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春风里,依然弥漫着过去年代的记忆和这些记忆挟带的理想、激情,还有无数英雄们的故事。

在人们的视野中,21世纪的政治和文化沙滩,不会掩没特殊人物的光泽。

 

  比如,关于毛泽东。

  毛泽东的人生和性格、才情和作为,以至他用兵、谋政、治国的决策,在今天依然是颇有诱惑的话题。

  翻检他一生的纵横捭阖史,总有些让人惊讶复兴奋的决策行为。他的果断,他的别出心裁;他的深谋,他的见近知远;他的灵活,他的预留地步,常常会在当事人以及后来者的心目中,唤起阵阵激赏和意外的涟漪。

  一个行高于众的人,被一群一流的精英所选择,进而被一个民族所归仰,自然靠他自身挟带的卓而不凡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像一部大书,记载着一个人的历史重量和文化含量、智慧境界和人格品位。

  解读这部大书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有时候,他的智慧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有时候,他的谋断犹如万泉之水出深山。

  有源头,又好似没有源头。

  这是让人称奇的内心世界和人格气象。

  如果换一个角度,比如,从人们习惯上称为心灵窗口的诗的角度,去仔细揣摸和解读毛泽东,或许能够窥见一些神韵,领略他的人格风景。

  1973年,刚刚大病一场的毛泽东,已经整整80岁了。

  这年夏天,他用已经有些枯涩的情思,写了平生最后一首诗。

  这年冬天,他还劳费情思地做了一件词墨韵事。

  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自己一生的全部诗词作品,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完后,他一一核对,对其中的一些词句作些修改。然后让工作人员又抄写一遍。抄清后,又再次核对。

  以老病之躯,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似乎很想为后人留下一套完整的诗词定稿,又好像是在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自我总结。

  他或许是要为自己的心灵世界,留住一片珍贵的情感空间,留住几多动人的历史回声。

他或许是在用诗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一生的行程,重温那遥远起伏、百折千回的心路。

 

  晚年邓小平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心路——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我最忙的时候,是当总书记的10年;我最紧张的时候,是1947年南渡黄河;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毛泽东,他的心路或许是——

  最慷慨激昂的时候,是青年时代激扬文字。

  最艰难困顿的时候,是引兵井冈山和驰骋赣南。

  最郁闷痛苦的时候,是在中央苏区受到排挤和打击。

  最惊心动魄的感受,是万里长征。

  最高兴的事情,是解放战争和农业合作化运动。

  最亢奋探索的时候,是在20世纪50年代。

最悲患忧虑而又孤独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

  每个人返顾自己那条苍茫往时心路,概括和表达方式或有不同,但这条心路却总是环环相扣,自然相接,其中的哪一段,似乎都无法回避和省略,而许多警悟,总是在进入一定阶段之后才能够获得。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漫长,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短促,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险峻,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宽阔,是心路。

  世界上什么样的路最难走,依然是心路。

  数量并不太多的70来首诗词,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记载毛泽东人生经历最深刻的精神自传,是记载他对事业追求的另一种生动的叙事“版本”,更是诗人毛泽东播撒在坎坷心路上的性灵花朵。

  诗人毛泽东,该汇聚多少情感?

  毛泽东的诗,该传递多少消息?

  这里有蓬勃的青春意气,有婉丽的爱情悲欢。

  这里有谁主沉浮的浩歌,有霹雳暴动的风烟。

  这里有残阳如血的壮烈,有战地黄花的灿烂。

  这里有临海而迎潮搏浪的激情,有登山而依天抽剑的呼喊。

  这里有风流人物的慷慨,有人间正道的沧桑。

  这里有鲲鹏展翅的恢宏遐思,有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

  这里有宏图惊世界,更有腊梅傲雪霜。

  这里有坐地巡天的浪漫华章,更有闲庭信步的击水新唱。

  心路的风景,是这般奇绝灿烂。

  细细审视笔下天地,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景、革命风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悲欢、历史巨变,在暮年已至的心头,该唤起怎样的波澜?

  诗歌,是毛泽东的语言故乡,也是他别具一格的生存方式。

  在他的血管里,似乎也流淌着红色的诗。一步入诗的王国,他那复杂的个性,精微的感觉,奔突的思想,便有了一种遏止不住的倾泻和升华。理智和情感,现实与未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王国里大多能获得默契的沟通和共鸣。

  当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在黄土地上奋图生存的革命家时,美国的史沫特莱在延安的窑洞里采访了他。这位女记者的突出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位诗人。”

  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又一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记者采访了他。她的感受依然是:“毛泽东不仅熟悉古代诗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毛泽东的诗具有古代诗人的伟大品质。”

  那时候,毛泽东诗词还远远没有像今天的人们看到的这样丰富,传播的范围也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可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蓝眼睛,为什么一下子看出毛泽东是一个诗人呢?

  她们凭的是女性的直觉和敏感?

  或许不全是这样。

  诗人固然要写诗,但写诗的并不一定是诗人。

  诗人固然要存活在他的作品里面,但诗人的本色和气质,才华和情感,却总要在他的行为作风乃至他的事业追求里吐纳声光。

  毛泽东显然不属于那种只能写诗的纯粹诗人。

  作为诗人,毛泽东有着异乎常人的自信。

  还是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人说了这样一句——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一个”。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和常人没有两样。大了一些,他自然也同乡村伙伴们一道去放牛割猪草,或者嬉水上学堂。

  不同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阴掩映的故乡韶山峰半腰,却长出一片占地25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他的诗作。

  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绝不会想到,这里将会长出自己的诗林。父亲的本意,是要把毛泽东培养成一个像自己一样富裕的农民或精明的粮商。于是,在毛泽东17岁那年,父亲决定送他去湘潭的米店学徒。

  或许是意识到已经身处人生的岔路口,毛泽东动用了各种方式,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答应他外出求学。

    历史不会求证于假设,但历史常常可以去假设。

  如果没有在人生岔路口的这一坚定选择,以后的惊天动地和千古传奇,也许绝不可能。由于毛泽东从小就不爱钱,在芸芸众生中,他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他也可能会去做别的,但大概不会是后来的政治家毛泽东,也不会是后来的诗人毛泽东。

  这一人生转折的意义,在毛泽东走出韶山的那一刻,便露了端倪。他在不经意间向传统的农民生活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

  1910年,外出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一个叫月性的日本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

  匆匆地行走,意味着任重道远。

  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

  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个别样的人生风色,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

  他先是一名学生。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

  他成为了一个革命家、宣传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把泥腿子们引向开阔的大路上迅跑。

  他成为了一个开创新路的政治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条新路,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

  他成为了一个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屡屡打破敌人的“围剿”,在远行的红军将士们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拨正航向,硬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他还成为了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富有创见的思想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

  在这期间,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媒体上面,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通电和文件当中,甚至也出现在反对他和他的事业的敌人的通缉令上。

  毛泽东成了这样一个人:革命者说他是领袖,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业的朋友也会开玩笑说他是揭竿而起的“山大王”。

  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

  直到1937 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转战的“匪首”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

  人们更惊讶的是,把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才是毛泽东最为显著的诗人本色,才成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最高意义上的创造性诗人。

  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个叫艾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

  1936年7月,为了探寻被国民党政府渲染为乌合之众的造反者们得以生存的秘密,23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

  面对外国记者,毛泽东也曾犹豫、绕弯甚至回避对自己的介绍。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对自己介绍一番,因为他意识到,可以通过斯诺这条渠道,放出一只悬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想”的气球,以改变世人的印象。

  在昏暗的马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

顺便,也谈起了诗词。

  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里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长征》。

  这首诗最早公开见诸文字,是在1937年4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中。这本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七律·长征》是斯诺提供给他的。

  一个月后,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他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这样,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诗作。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里把这首《七律·长征》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于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

  那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之初赴重庆谈判,不经意间把他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这件事。

  她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创造风骚的手笔。毛泽东创造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得是那样的透彻:“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秤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之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

他有更多更大的使命意识,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

  在乡间小道和农家小院,他率领一个小小的司令部,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

  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行程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又艰辛地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东西方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面前,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在经历长期的外部封锁之后重又走向整个世界。

毛泽东的最高理想和最大意愿,未必是想成为诗人。但他的本性,他的素养,他的经历,特别是他的事业,却让他无可选择地成为了一个诗人。

  中国的变化,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变化。

  毛泽东的历史,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历史。

  毛泽东写诗,不单单是一种诗性的冲动,不单单是由于兴趣和爱好,甚至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掌握了写诗的技巧。

  写诗,是与他的生命和个性休戚相关的事实,与他的事业和追求相生相伴的形影。

  历史,给了毛泽东罕见的激情。

  历史的演变,给了毛泽东独有的创造和创作灵感。

  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给了毛泽东非凡的写作方式—

  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

  华夏大地,高天厚土,仿佛是他笔下的纸。

  黄河的水,长江的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

  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中独到的平仄和韵脚。

  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中卓绝的遣词和句式。

  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飞翔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

  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迷漫宇宙飘落飞舞的雪……

  这千般风情,这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

  每一首诗,似乎都成为了一次事件、一段岁月、一种激情、一个理想的形象见证。

  每一首诗,似乎都洞开着一扇窗户,往里看,那里有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

  正是在和人民一道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顺便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

  这是一部史诗,真切地写照了在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

  这是一部史诗,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壮阔场面。

  毛泽东一生奋斗,所以他一生有诗。

  他的一生,十分自然地成为了诗人的一生。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于是,一位外国朋友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国家。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概是诗人最富有创造性和想像力的伟大作品!

  

青 春 意 气

  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毛泽东,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个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

  《征友启事》引来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

  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见面了,他们畅谈了三个小时。

  两个青年学生,以风流自期,所谈不是屈原,就是贾谊,好一派书生意气。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呼朋携友,观览名胜古迹了。

  他们来到长沙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了屈原住过的玉笱山,纪念贾谊的太傅祠,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还有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

  1917年暑假期间,为了了解更多的社会风情,毛泽东邀了两个好朋友,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上路了。他们靠作点诗,写点对联送人,换几个钱,解决途中的食宿。

  这次 “游学”,他们走了五个县,行程九百多里,历时一个多月。人在旅途的生活显然让毛泽东收获了比他期望所得还多的东西,同时也收获了一些诗句。

  这些诗句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只是从他的朋友们的记载中,知道有这样一些联句--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

  这些即景而吟的诗句,虽写得认真,也很工整,但总难免是为赋新词强登楼的少年之作。

  当青年毛泽东的视线投向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我们看到的,便是另一种诗情,另一番意境了。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青年毛泽东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的人生箴言。

  重朝气,重奋斗的青年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为了“毛奇”。同学们感叹他的行为之奇、志向之奇,也感叹他写诗作文的“戛戛独造”之奇。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他们成立了一个决心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社团,叫“新民学会”。

  在新民学会成员中,被朋友们称为“老大哥”的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罗章龙准备赴日本留学。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他壮行。

  毛泽东为此写了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不久,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 的学生时代,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学校读过书。这年,他二十五岁。

 

爱 情 之 歌

  1918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萌发了爱情。

  在北京的公园和名胜一同观赏冬春景色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

  毛泽东和杨开慧,都是在五四思想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又都富有个性和远大的追求。杨开慧后来回忆: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 毛泽东和杨开慧,常常被深沉而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所困扰。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在1920年冬天一次短暂别离时写给杨开慧的。

    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惟一的一首纯粹写爱情的作品,惟一的一首属于婉约格调的作品。

  1920年冬天,杨开慧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自由地和毛泽东结了婚。

  一年后,毛泽东辞去了教职,把家搬到了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行踪不定的职业革命家。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又要离开长沙,三年的夫妻生活离多聚少。

  于是,一首《贺新郎·别友》就从心底里涌了出来--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7年8月13日,一个朦朦胧胧的夜晚。杨开慧站在长沙板仓杨家后山的棉花坡上,再一次目送着穿一身布衫却要去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渐渐远去。

  杨开慧肯定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则四处托人打听杨开慧的下落。

  不久,杨开慧果然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她说:“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

  但他们并没有相聚,1930年,杨开慧被敌人杀害了,当时她只有二十九岁。牺牲前杨开慧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57年,杨开慧的中学同学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同时还寄来她1933年听说自己的丈夫柳直荀牺牲时,结想成梦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李淑一的《菩萨蛮》,激起毛泽东的诗情,写下了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追念亡妻杨开慧、亡友柳直荀,已经没有了《贺新郎》的断肠凄清,更没有《虞美人》的孤愁缠绵。有的则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来,升华了。杨开慧和柳直荀,已融进了另一个概念──为革命献身的忠魂烈士。

  同毛泽东私交很深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在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曾当面问他: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杨”?

毛泽东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谁 主 沉 浮

  电影《毛泽东在1925》,说的是那年春夏,主人公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故事。

  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了偏远的乡村。

  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幸亏有好心人通了消息,于是,在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长沙。

  旧地重游,他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毛泽东在这首《沁园春·长沙》中,似乎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告别了纯粹抒写个人情感的写作时代。从此,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构成了他的诗歌旋律。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

  1927年1月,为了回答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争论,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瞿秋白看了这个报告,非常兴奋,为这个报告写了一篇序言,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这时候,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在毛泽东的家乡,长沙,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写得最压抑和凝重的一首。

  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去开展农村革命斗争。

  1927年9月。这个穿布衫、留长发,身子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指挥三路人马去攻打省城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义人员仿制苏联红军军旗式样,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这期间,毛泽东很忙,却无比地兴奋。

  然而,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

  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革命道路的非凡决策。他说服大家,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退向湘赣山区,先做个“山大王”。

  接下来,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率领一千多人马向山区转移。

  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这一去,也成就了一位卓越的马背诗人。

 

用 兵 纪 实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井冈山。

  这次回井冈山,离他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整整三十八年了。

在新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毛泽东表达了他重上井冈山的感受。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豪情中,沉淀着战争岁月的故事硝烟。

  从毛泽东成为马背诗人的第一天起,他的诗词,便成为了他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真实记录。

  而他早期的用兵纪实之作,却常常是描写守卫山寨,反击“围剿”的战争。

  1928年4月,一支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井冈山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毛泽东也被那些“围剿”他们的国民党军队诬称为“匪首”。

  毛泽东也自嘲地称自己做了“山大王”。

  这位“山大王”,在山里写的第一首诗,说的是1928年8月反击第二次“会剿”中的黄洋界保卫战。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诗人写了一场他并未亲眼所见的战斗。他用《西江月》的词牌,为这首词起了一个凝重而固化的名字──“井冈山”。

  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从此转战赣南、闽西,逐步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红色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围剿”。

1930年底,到1931年初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围剿,被红军胜利破解。毛泽东根据这次反围剿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首《渔家傲》是典型的用兵纪实之作,语言直白,没有任何雕饰。

  1931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打响了。他们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由东往西,向苏区步步推进。

而当时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三万红军,采用的还是调动敌兵打伏击的老办法,“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也写得痛快淋漓。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率三十万人马,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新战术,意在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三万红军主力四面受敌,可以回旋的余地仅方圆几十里。毛泽东亲率主力从敌军结合部实行穿插,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突破重围,然后从后面打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为这一战法取了一个兵书上无法找到的名字──“钻牛角尖”。

  这一战,打得很险,也更精彩。

  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兵力和地盘,开始进入了全盛时期。

  这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受到党内“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打击和排挤。

天落狂飙

  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的一段岁月里,毛泽东的军旅之路,惊险危殆相继,始终是曲折连接着坎坷,希望伴随着失望。

  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对朱毛红军的命运也悲观了起来。1929年2月,中央给红四军发出指示,让他们把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同时还决定,朱德和毛泽东马上“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4月间才收到这封著名的“二月来信”。

  战略家的判断,加上革命家对中国国情的洞察,使他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是他深思熟虑的选择;生生死死和红军将士在一起,是他义无反顾的情怀。

  毛泽东,早在半年前就预言:蒋介石和广西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军阀间的争斗,恰恰是红色政权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果如所料,毛泽东的回信刚刚发出,蒋桂战争就爆发了。

  红四军乘敌人在赣南闽西的兵力空虚,转战几千里,除赣南以外,又先后打下福建的永定、长汀、龙岩,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9月间又攻占被称为“铁打的”上杭县城,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正在永定合溪养病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心境顿时好了起来。

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纷乱局势,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带来的热闹场面,交错在他的脑海里,便有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这时候,敌人调动大军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毛泽东率一部人马去狙击敌人的先头部队,随后,他带着部队向北进军,历经二十天的长途转战,终于在1月下旬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在广昌会合了。

  1月30日这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一,旧称元旦。毛泽东忘不了由福建入江西赣南一路跋涉的情景,信手写成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如梦令》是典型的短歌小令,毛泽东这一时期写的小令,别具风采,别有神韵,也别开生面。在他的笔下,小令不小。体裁小而气势大。

  毛泽东在马背上指挥着红军,穿行在密林丛中,疾驰在乡间小道。

红军反反复复的进攻、转移和撤退的行军路线,犹如一条流动的诗韵,随便截取一段,便成一首气壮山河的歌。这期间作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写的依然是行军,又是一首小令,又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又是一首洒脱明快的山歌。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中国革命开始走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低谷。

  这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开始盲目乐观起来。他们指示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

  毛泽东却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得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和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去攻打南昌。

正是在从长汀到南昌的途中,毛泽东写下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1930年7月)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红一军团于7月30日抵达和南昌仅一江之隔的新建县。守敌果然太强,明显打不下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只让一小部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说是纪念三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后便撤走了部队。

这就是毛泽东,既有诗人的想象与激情,又有政治家的深谋和沉稳。

 

战 地 黄 花

  1929年6月间,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西边的龙岩,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被选掉了。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

  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养病去了。他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

  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国民党的报纸甚至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山中。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郑重其事地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人,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

  民国元老、词坛著名的南社领袖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先生后来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进诗里。

  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战场人生的诗。

  1929年10月10日,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来到了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上面。

  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为这首词取名为《采桑子·重阳》。

  在1962年发表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把上阕最后一句“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本来就比较明朗的心境,更充满自信,传达出“战地人生分外美”的乐观情绪。

  诗人毛泽东在戎马生涯中,别具一格地写下了香飘四溢的战地黄花。

  不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他又跨上他的那匹大白马开始四处征战了。

  柳亚子也知道了毛泽东的死讯是个误传,知道了毛泽东正在江西苏区搞得轰轰烈烈,禁不住重又高唱:“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两年以后,毛泽东又一次遭遇了人生的沉浮。

  1931年,在领导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回到瑞金。

  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中央同时免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他这位主席只能在后方工作。

  1933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骑着他的大白马从瑞金沙洲坝赶到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批评提出申辩,但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评。他重返前线领兵打仗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了。

  归途中,突然下起一阵暴雨。

  傍晚时分,雨过天晴。在离瑞金六十里的一个叫大柏地的村镇,毛泽东停了下来。

  四年前,也就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正是在瑞金和宁都之间的大柏地,红四军打了一场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一个胜仗。凭吊旧战场,毛泽东怎能不百般感慨。

  刚过的阵雨似乎洗去了积年的尘污,把昨日的战场冲刷得更加清晰。飞动的彩虹又陡增装点,似乎把眼下的沉闷境遇映照得明艳起来。

于是,一首《菩萨蛮·大柏地》在胸中酝酿出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悲 壮 跨 越

  当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失去发言权的时候,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得越来越苦。

  1934年4月,广昌失守,苏区的北大门陡然洞开在了敌人面前。

  红色政权的命运危在旦夕。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瑞金南面的会昌县文武坝养病,同时兼做一些巡视工作。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34年7月23日,他在岚山岭上,写下了这首《清平乐·会昌》。

  就在毛泽东在会昌登山那天,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命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这无疑是为中央红军的撤退远行作探路准备。

  几天之后,中央电令毛泽东赶回瑞金。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被深红似血的夕阳涂抹的于都河。

  他告别了亲手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踏上了凶险难测的长征途程。

  那一路,即使没有亲历的人,也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壮烈。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12月1日渡过湘江时,八万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来到了贵州遵义城。据说这天他是骑着那匹大白马进城的。

       随后举行的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最高决策层,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在长征路上复出的毛泽东,最先写出的不是笔下的诗词,而是“四渡赤水”这一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

  正是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途中,毛泽东写下了他自认为诗词创作中颇为得意的一首。这就是《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写的第一首作品。

  从江西出发以来,一路上,总是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雄,一山更比一山险。

  山,几乎成了红军官兵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红军官兵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实在的敌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也成了诗人毛泽东的灵感源泉--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三首以“山”为题的《十六字令》,不是具体地写哪一座山,是一种虚写,写诗人在长征中对各种各样、各姿各态的山的总体感觉。

  无论是高耸、壮阔还是陡峭,都是诗人在马背上飞驰获得的感觉。

  通篇未写一人,但处处皆人。不正是红军勇往直前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赖以支撑的擎天巨柱吗?

青山作证

  毛泽东喜欢游历祖国的河山。喜欢游历的毛泽东,获得了无限的诗情和灵感,并使革命家的人格和诗人的气质得以高度的融合。

  1935年9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翻越岷山的时候,毛泽东在山顶上极目四望,第一次看见了雪峰如海的世界,感受着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

  这就是昆仑山。一个毛泽东到晚年都想骑马去看一看的大山。

  伫立岷山峰顶,感受横空出世、似见非见的昆仑,毛泽东体会到人类的过去,畅想着世界的未来,构思出一首《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跨越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六盘山。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随后,作《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走下六盘山,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下面就要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了。

  到家了,长征就要结束了。

  长征的落脚点最终定了下来。这对一年多来饱尝艰辛的红军来说,有什么能比这个消息和决定更让人高兴呢?

  身后的脚印,已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应该给世人留下点什么。

  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写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七律·长征》,不用雕琢,只是拿红军跋涉的脚印,把万水千山串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首诗。

  虽只有五十六个字,虽只有一年的跨度,纪录的时空内涵,却有着世界历史上最罕见的沉重和遥远。

  长征是什么?

  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

  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

  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

  在毛泽东的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七律·长征》写了许多山,也写了两条“水”--金沙江和大渡河。

  说起大渡河,人们自然要想起石达开。就在红军抢占大渡河的七十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人马,在这里全军覆灭。于是,蒋介石的飞机也向红军撒下了“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

  让毛泽东和红军自豪的是,大渡河的历史并没有重演。

  在《七律·长征》诗中,山,不再那么凶险了。巨龙一样的五条大岭不过是微波细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不过像滚动泥丸。金沙江两岸高耸入云的山崖给人的也只是一种“暖”热,被敌人抽去桥板的大渡河上高悬的铁索,也只是有点“寒”意。连眼前岷山的千里风雪,也已变成让人更加欢喜的美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天 骄 情 怀

  1935年底,刚刚在陕北落下脚跟的中国红军,依然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仅陕西一带就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西面是“马家军”,往东是阎锡山的晋军。这几十万人马,都奉蒋介石之命要“围剿”不足一万的中央红军。

  事实上,早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明确宣布要结束内战,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抗日。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即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这月下旬,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的指挥下,从陕北清涧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目的是到山西西部开辟局面,然后转往绥远直接对日作战。

  这次渡河东征,虽没有达到原定的战略目的,却扩大了红军,在山西十几个县开展了工作,为稍后在河东一带建立根据地埋下了伏笔。

  对毛泽东来说,收获却不只这些。

  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筹划渡河时,虽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

  看着这一切,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起来,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就这样诞生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就在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五个月后,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做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中国的历史果然很快出现了转机,中国人携起手来,抗日救亡,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机来到了。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成为中国形势转变的枢纽。

  在斯诺的心目中,毛泽东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这天,中国大地上两个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

  在黄帝陵前,毛泽东的代表林伯渠念了一篇毛泽东写的四言古体祭文,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世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接近历史,诗人捧着一颗真心,披带一路风尘。

向未来走去,革命家的风采,焕发着独有的刚健和执著,他的意志如伟岸的高山,心胸如坦荡的莽野。

 

                      边关流韵

  从1937年到1947年初,在延安居住的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在毛泽东留下的几百万字的文稿中,却只有一首诗作,一首追悼战死沙场的抗日将领戴安澜的五律。

  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回来,说很想读到爸爸新写的诗。毛泽东回信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

  作为“马背诗人”的岁月似乎过去了。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手下将领的诗。

  1936年12月,在中央就要迁居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中国作家的诗。

  1935年10月21日,彭德怀率部在吴起镇附近的二道川击溃追兵,打胜了初到陕北的第一仗。

  这一仗,也是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

  捷报传来,欣喜的毛泽东循着电报中对地势的描述,给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身临其境近在眼前的战争诗。

  这首诗后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1936年11月初,作家丁玲来到了陕北保安。

  她是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苏区的名作家。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当时在保安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一个大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她留给毛泽东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庆阳前线,丁玲收到一首词,那是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后来发表时题为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小姐,今日武将军。

    用电报传诗词,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恐怕也算一桩奇闻。

  毛泽东当时对投奔苏区的文化人寄望厚爱之深,由此可见。

  不久,丁玲从前线回来,毛泽东又亲笔抄录了全词给她。

  在此前后,毛泽东就在考虑用什么办法吸引更多的文化人来苏区,并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就在“洞中开宴会”,欢迎丁玲到来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文艺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

  1947年3月,关系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毛泽东离开他住了整整十年的延安古城。

  五十四岁的毛泽东,骑着一匹大青马,或拄着一根竹竿,行进在延川、清涧、子长、子洲、佳县、靖边的陇埂沟头,指挥全国范围内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枕戈待旦的日子里,毛泽东骑在马上重又找回了在长征途中一再迸发的诗情和想象。

  停歇十年的诗笔,终于在1947年挥洒启动--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这首《五律·张冠道中》,写的是穿雾迎风,披霜带露的行军感受。显然是有意识地吸取了唐人边塞诗中常见的秋漠朔气、秦月汉关、刀雪落照的意象。

边关的战争渐渐奏起胜利的凯歌。随着沙家店、蟠龙镇几次大捷,到1947年9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已经扭转了陕北战局。9月29日这天,适逢中秋佳节,略有闲暇的毛泽东写了一首《五律·喜闻捷报》。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在陕北转战一年后,1948年3月,毛泽东戴着一顶半旧的棉帽,坐在一条小船上渡过了黄河,进入晋察冀解放区。

人间正道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住进了北平西郊的香山,一个中西合璧的院子。因为院内有两股清泉从石缝里日夜流淌出来,人们把这里叫做“双清别墅”。

  在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曾对人说:我们到北平是赶考来的,考不上退回来就不好了。千万不要学李自成。

  历史的教训如在眼前,毛泽东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双清别墅,他指挥了直捣黄龙的渡江战役。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蒋介石惨淡经营的“长江天险”和“千里江防”,于23日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纪实言理,酣畅淋漓,犹如渡江战役本身,给人以势如破竹的感觉。毛泽东的感情、才气和思想,也一气呵成、一泻千里。

  光昌流丽的诗句,好像壮丽的长河涌流,把一个旧时代卷走了,又把一个新时代推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新生的国家,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领导人民群众共同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

  1950年10月3日晚上,到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典礼的一百五十多名少数民族代表,汇集到了中南海里的怀仁堂。

  献礼大会结束后,各地少数民族文工团联合演出了歌舞晚会,毛泽东也兴致勃勃观看演出。柳亚子正好坐在前排,毛泽东高兴地对他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我来和。”让人作词,主动要唱和,这在毛泽东的诗人生涯中,是惟一的一次。

  面对此情此景,先生即席赋了一首《浣溪沙》。

  第二天,毛泽东便派人给先生送来了一首《浣溪沙》的和词。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上下两阕,分述古今。国家巨变,从分裂到统一,从隔膜到和睦,从动乱到太平,恰如黑白之分,天地悬隔。这就是毛泽东要表达的诗情,这就是遵循人间正道的中国所发生的变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组织多国部队出兵干预,甚至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柳亚子禁不住再赋一首《浣溪沙》。

  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做出一项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的抉择。

  10月8日,他发布了让整个世界震惊的命令:出兵援朝。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应该在哪里打,应该怎样打?毛泽东选择在了朝鲜西北部的妙香山。

  11月6日,前线便飞来捷报,我军在妙香山歼敌一万五千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到了柳亚子先生的《浣溪沙》。承续前一首《浣溪沙》和词的兴致,毛泽东又和了一首--

          颜斤蜀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诗友的高唱,前线的佳音,仿佛在毛泽东胸中联成一曲欢愉的二重奏。

 

历 史 与 海

  诗人政治家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

  在南来北往的考察途中,毛泽东总是携带着这个硕大而沉重的木头书箱。于是,在西子湖畔、东湖之滨,在广州小岛、长沙蓉园,流传着许许多多毛泽东凝神读书的故事。

  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曹操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大概是最多的了。

  毛泽东肯定曹操的政治功业。

  毛泽东称赞曹操的军事才能。

  毛泽东还欣赏曹操的文采风骚。

  他对人评价说: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闲暇时刻,毛泽东圈阅曹操的诗,书写曹操的诗。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了北戴河的大海岸边。

  这正是曹操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到过的地方。

  7月23日那天,毛泽东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这也许是喜欢大海的毛泽东第一次真正看到了大海。

  当年在碣石山下,大海岸边,五十二岁的曹操只是观沧海。

  而毛泽东不仅是观沧海,年过六十的他,还要到大海里去搏击风浪。

  他后来曾向人们宣传说:“我到过北戴河,七级台风,在大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一点风浪,游起来倒很吃力,那要一步一步地爬。”

  击水游泳之中,张扬的是一种自信的人生。

  毛泽东从韶山老屋前面那一方池塘游起,一直游到了大海。

  毛泽东从乡间走出,一直走向了天安门城楼。

  他的一生,不正是挑战风浪、击水游泳的一生吗?

  1954年夏天,毛泽东把自己的这种感觉,浓缩在了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词作之一。

  进入五十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最为舒心。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面,诸项事业进行得都非常顺利。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盛的新中国,将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来北戴河前,他刚刚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要产生了,外国人说这是中国迈入近代国家的标志,而毛泽东则称它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他号召人民经过五十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击 水 新 唱

  毛泽东爬过中华大地数不尽的山峰,也游过中华大地无数的江河。

  曾经有一个说法,说毛泽东敢于向任何江河挑战,就是不愿游黄河。

  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让我们听听1959年9月,他在济南浩阔的黄河岸边与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的一段对话吧!

  毛泽东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天来济南横渡黄河。”

     舒同说:“黄河泥沙太多,不便游泳。”

  毛泽东说:“有泥沙怕什么,上来一冲就没有了。”

  舒同说:“黄河漩涡太大,太多。”

  毛泽东仍不甘心:“漩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总之,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游。”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年夏天毛泽东没有来。

  他终究没有畅游黄河,这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让毛泽东遗憾的是,他畅想到国外去游大江大河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如果说,翻越无数山峰的毛泽东,曾经踩出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那么,渴望搏击江河风浪的毛泽东,则亲身体验到胜利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是那么的让他欣喜异常。

  于是,他禁不住唱出新的赞歌--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曾对人解释说,这首写于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毛泽东喜欢游泳,而这是惟一一首以游泳为题的诗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好写颂歌,而这是惟一一首吟咏工业建设题材的诗作。

  1954年夏天写《浪淘沙·北戴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刚刚开始;1956年夏天写这首《水调歌头·游泳》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到来了。

  毛泽东到中流击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写完《水调歌头·游泳》一年后,毛泽东从重庆乘船东下,经过他魂牵梦绕的三峡。

  1957年7月7日那天,他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

  经过派人调查和试水,中央政治局理所当然地没有同意他这个要求。

  毛泽东和长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没有游成三峡,毛泽东却没有忘记三峡工程。

  他的诗,促进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和调研。他的诗,也曾作为一种动力,促进了三峡大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的建设。

  是呵,写诗和建设毕竟是两回事情。

  但神往未来,在实践中追求理想的精神,却是永恒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三峡工程上马了。千百年沉寂的土地焕发了生机。

  如今,围堰合拢了。大江截流了。大坝耸立起来了。高峡平湖也蓄水了,发电了。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这个叫毛泽东的诗人,因为生前没有看到你的真容,曾遗憾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以后,不要忘了在庆典时告诉我呀!”

吴越闲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断地外出。在许多年份里,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远离京城的地方。

  离开北京,毛泽东最喜欢去的是南方。在南方,他又最喜欢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杭州。在这里,他住过四十多次,加起来有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1955年4月初,他第二次来杭州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群莺乱飞、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

  闲暇之中的毛泽东,依然是一派诗人本色。

  当时在杭州,毛泽东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登山。

  杭州城北灵隐寺背后,有一处北高峰。登临此处,举目四望,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犹如立在眼前的一幅幅山水墨画。

毛泽东曾三次登临北高峰,写下一首

《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摇下,欢迎有晚鹰。

  毛泽东不光在杭州游览,还远足到了莫干山。

  游览莫干山的时候,毛泽东曾在传说为莫邪、干将用过的磨剑石旁停下脚步。磨剑石四周的石崖有多处石刻,毛泽东喃喃自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仿佛是在吟那上面的题刻。

  下山途中,毛泽东游兴未尽。他又到观瀑亭观瀑,顺芦花荡西行至塔山远眺,东看太湖,南望钱塘江。

  好一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好一方碧波荡漾的心湖,映出舒坦清丽的河山。

该回去了。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此间乐”之中。尽管不想刻意作诗,还是随口吟咏出一首七绝

《七绝  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七绝,名为“莫干山”,但并没有写莫干山,更没有写发生在莫干山的悲壮故事。

  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想写沉甸甸的诗。我们的诗人陶醉在大自然里面,诗中透露出大自然给予他的赏心悦目的心境。

  在杭州的六和塔脚下,著名的钱塘江十分从容地向东边的大海流去。慢慢地,它受到杭州湾海浪的阻挡,在外宽内窄的海宁盐官镇出海口一带,汇聚成前推后拥的钱塘江潮。

  毛泽东自幼爱读的汉代枚乘写的洋洋大赋《七发》。他很称道枚乘的文笔,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文章,说其“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

  不光要从前人的描述中领略观潮胜境,毛泽东还要亲眼去看一看。

  1957年9月9日,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杭州。11日,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那一天,毛泽东从杭州住地乘车到海宁七里庙,观看了钱塘秋涛。

  伫立江边的毛泽东被这迎面扑来的汹涛巨浪感动了,观潮回来,他写了一首题为《观潮》的七绝--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如今,在海宁盐官镇观潮处,人们把毛泽东的这首诗刻立成了一座诗碑。

 

故 园 寄 思

  毛泽东对故乡的怀念,充满了诗意。

  1961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远在长沙的老同学周世钊写信说:“‘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1955年6月,毛泽东到南方考察农村合作社情况,来到了长沙。

  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他的故交旧友,其中就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同学周世钊。

  6月20日那天,他们一道去寻觅旧踪。一路上,毛泽东的兴致很高,和周世钊谈笑风生,忆及故人旧事。

  周世钊禁不住赋诗一首:“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周世钊把这首七律和其它词作一起寄给了毛泽东。当年10月,他收到了毛泽东的应答之作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了趟故乡韶山。

  从1927年初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已经整整三十二年了。

  毛泽东深爱自己的母亲。

  毛泽东的母亲,为人宽厚仁和,慷慨大方。正是母亲的慈爱,给了他一副眷爱天下穷苦人的心肠。

  1919年10月母亲病故,毛泽东赶回韶山时,二弟毛泽民对他说: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听后心如刀绞。面对孤灯,他彻夜守灵,含泪写下一篇四言古体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噙大海。”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不能回故乡,便让长子毛岸英代他探望父老乡亲。

  1950年,毛岸英按照父亲要求,回了一趟韶山。

  可半年后,他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朝鲜,并永远地埋在了那里。

  如今,阔别三十二年的毛泽东回来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七律·到韶山》,毛泽东最早起的题目叫《归故里》。

  这是对韶山和韶山人民的咏赞,何尝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咏赞?故乡变化如此,中国变化何尝不是如此。

  毛泽东于6月27日离开韶山,6月29日从九江下船上了庐山。登上庐山,正是红日方升之时,兴奋中的毛泽东,站在高处,极目望去,很是开阔。

  生机勃勃的大好河山,装点了毛泽东的诗情,于是他又作了《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六天之内,连作两诗,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不曾有过的,由此可见他当时的诗兴之高昂,可见他由故乡而全国的开阔胸怀。

  1959年回韶山的时候,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看见对面一个风景秀丽的山谷,便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

  于是,便有了这幢为来韶山的中央领导提供开会和休息场所的灰砖平房。早年这里因为有一个常年水滴不断的小山洞,人们便把它称为滴水洞。

  1966年6月,毛泽东曾回韶山滴水洞小住。要走的时候,他仿佛预感到自己以后很难再回来了,竟久久不愿离去。当工作人员催他上车时,他说: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1976年,毛泽东病重时,用韶山话多次说:我要回滴水洞。

  然而,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

游仙华章

  独具个性的胸怀和想象,给毛泽东的思绪和诗情添上了翅膀,使他能够在平凡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凡的意味,使他习惯于从各种神话传说中汲取超迈的灵感,在上天入地的想象中,抒展自己高古飘逸、卓尔不群的思维,融铸文采绮丽、浪漫奇特的华章。

  在中国,曾经有一种流传久远的灾难。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科学家便发现了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的肆虐,至少有两千多年了。它遍布南方十二个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一千万人染上这种病。

  1955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做斗争了!”

  只过了三年,便传来捷报。在中国南方,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两首《七律·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浮想联翩的毛泽东,目光没有停留在江西的余江县,也没有只停留在中国的版图上面。他似乎已经把整个地球当作一只宇宙飞船,在浩茫的天宇中巡游。

  单纯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毛泽东的兴奋。写完《七律·送瘟神》,他又续写了一个后记,说:“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为诗写后记,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诗歌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一朵开不败的奇葩。

  诗人毛泽东独特的游仙之路,铺就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美辞华章。

  在毛泽东眼里,他的故乡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有一次,毛泽东和他的湖南老乡聊天时,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不久,他就收到了这位老乡和其他早年好友一道送来的九嶷山的斑竹,还有一根斑竹毛笔。

  这些带着独特斑点的竹子,称为斑竹。它凝聚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屈原。

  他在《九歌》里专门写下了《湘君》和《湘夫人》。屈原想象着:“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李白。

  他在《远别离》一诗中想象着:“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一美丽的传说,也感动了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

  如果说《送瘟神》是悲欢离合的“送神曲”和“巡天歌”,那么,这首《答友人》,则是美幻飘逸的“怀乡曲”和天上与人间的二重奏。

  如果说《送瘟神》是想象着人间的我到天上巡游,那么,《答友人》则是想象着天上的神到人间巡游。

  “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和盘托出诗人对故乡湖南,以致对整个中国的期望,又仿佛是在向未来倾诉,期望着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

新人气象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留学生们说的这句话,对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拥有感同身受的共鸣,产生过巨大深远的鞭策。

  毛泽东从来不轻视小人物,毛泽东特别喜欢青年人。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二十九个古今中外青年才俊的事迹。

  1961年夏天在庐山上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中,毛泽东为自己,也为青年,勾画了这样的人格气象――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诸多吟咏庐山的古代诗词中,毛泽东似乎特别偏好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1959年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把这几句诗写下来寄给已经牺牲了的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还特意交待说: “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61年夏天第二次在庐山开会,毛泽东又把这几句诗抄写下来,还在末尾注明:“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

  也是在1961年,毛泽东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诗中,更是鲜明地歌颂了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

  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东看到了他身边工作人员背枪练习的一张照片,禁不住称赞说:“好英雄的模样”,即兴写了下面四句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完这首题照诗,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

  这首七绝,因为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在六十年代曾谱成歌曲,唱遍神州,妇孺皆知。

  如果说,中华儿女的“奇志”,在《为女民兵题照》一诗中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他的杂言诗《八连颂》里,似乎已经抛开诗的含蓄,直接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了。

  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随着《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的播放,同样传遍了神州。

  196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两天后,也就是8月1日建军节那天,他写了他一生中惟一一首民歌体的杂言诗。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歌颂八连官兵,不如说他是在全面构想和描述他心目中的新人气象。

  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当时部队战士喜闻乐见的快板诗、民歌调,才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欣喜之情,才足以传达他对新人气象的构想和描述。

  当然,毛泽东也会以传统的诗体来传达他的这种期望。

  那是1965年在南昌的时候。

  他1965年在南昌写下了《七律·洪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毛泽东种下诗句,期望它长出全新的文明,全新的人。

 

冰 雪 傲 梅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

  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人神话世界里,那个敢于反抗旧秩序的孙悟空。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这个英雄。

  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赞赏。

  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便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剧团。

  在诗中,郭沫若对人妖不分、善恶不辨的唐僧很是生气。于是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之辞。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

他的想法和郭沫若不同。于是写了一首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清扫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诗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了一首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

  在杭州,这样的雪景并不常见。巧的是,毛泽东1953年底第一次到杭州时,这里竟飘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

  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诗人毛泽东又想起了雪,也想起了雪中的梅花。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顾影自怜。

  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首《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不正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应有的风采吗?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心海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梅花与冰雪,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一根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这首《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精 神 长 河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捡金。

  他仿佛是在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文化故道溯流而上。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现代诗人徐迟向他请教应该怎样作诗。毛泽东写下了三个字--“诗言志”。

  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不得志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写的《示儿》诗,曾感动多少仁人志士。

  毛泽东改写了这首诗。他说:“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又别有一番风景。

  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流到近代,产生了一位和毛泽东的心息息相通的卓越人物,他就是鲁迅。

  毛泽东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

1961年,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读其诗,品其人,于是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

《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炽热情怀和崇高气节。

  在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他的诗词,是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当时,山东大学教授高亨读了这本诗集后,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其中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由于这首词比较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创作,很快就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于是,有人便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谁写的。查实为高亨所著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词。

  毛泽东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有人主动谈起他的诗词。

  1960年,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这是个很好的教育方式。”

  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还有他的诗词,已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征。

  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

  如果读懂了他,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

 

以上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专题艺术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解说词

 

附:毛泽东诗词——民族精神的丰碑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读毛主席的这首诗者,仿佛将自己置身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西风”、“雁叫”和“霜晨”的美丽动画里,还领略到了英勇的红军“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就是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气概。
毛主席的诗词就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有诗情相伴。在他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大都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诗篇。毛泽东的诗词犹于文苑中馨香四溢的奇花异卉,成为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以至认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人们都说,毛泽东诗词具有前无古人的气魄。它的根源在哪里?在于作者的世界观,在于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是红军时代的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是晚年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朝思暮想的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这一切很自然地形诸笔墨,点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就形成了诗中前无古人的气魄。毛泽东不但在表现重大题材的诗章中,甚至在写山川草木的诗章中,也体现出前无古人的气度。像《卜算子·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诗中的梅花,既是大自然的骄子,也是美好品格的象征。这里,写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志向,全新的荣誉观。当争名夺利之风甚嚣尘上的时候,读读这样的诗,是能够帮助人们净化灵魂的。

 

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与毛泽东精神

 

丁毅

 

[摘要]长征前后的诗词创作,是毛泽东精神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长征诗词中体现的毛泽东的精神,具有极大的艺术独创性,集中体现为毛泽东的艺术精神。

  海内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精神的概念提出与讨论值得每个毛泽东诗词研究者注意,因为这不仅仅拓展了人们对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认识,而且为解读毛泽东诗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精神较之于思想带有明显的感情特征,与人的个性、人生境界相联系,因而更接近诗的本质。充分运用关于毛泽东精神的研究成果,无疑将推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
  大陆学者对毛泽东精神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等。台湾政论家李敖在《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民族复兴的光辉道路》一文中说:“毛泽东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的精神,它是从唐代以来中华民族久失了的浩然之气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的三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精神,它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李敖的“五自”说与大陆学者的意见有很多相通之处,不过他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审视,表现出的开阔眼光更启发人们去作深入思考。
  毛泽东精神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它起始于五四运动前夕,初步形成于井冈山时期,充分发展于长征路上,发扬光大于以后岁月里。长征前后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巅峰,而这个时期产生的毛泽东诗词更是将毛泽东精神作了集中体现,显示出毛泽东独特的艺术精神。

  长征诗词――毛泽东精神的集中显现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三重危机:一是民族危机,日本占领我东三省和热河后,于4月17日发表了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二是国共两党之间危机,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军面临非突围不可的生死关头;三是党内危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展到顶点。
  面对多重危机,出路何在?写于1934年夏天的《清平乐·会昌》反映了毛泽东突出重围的心态。后来他在自注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菩萨蛮》是指1927年春写的《黄鹤楼》,两首词都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错误领导占统治地位、自己受排挤时的心情,不过写《黄鹤楼》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找不到出路的郁闷。而在写《清平乐·会昌》时,虽有郁闷却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反映了作者面对三重包围勇于应战的心态。显然,有过反“围剿”成功经验的毛泽东对于突出重围还是充满信心的。
  《清平乐·会昌》是长征的序曲,它告诉人们,突破重围的希望恰恰在一般人视作畏途的长征路上。
  要想胜利,必须是强者,而且首先必须是精神上的强者!长征路上首先写的组词《十六字令三首》写出了一个精神上强者的情感世界。这组词因无标题每首词又以“山”开端,容易让人理解为是写山的,其实不然。这三首词分别写驰骋山路上英雄形象之高,红军指挥者胸怀之广,以匡扶天下为己任者意志之坚。总之,这是毛泽东在诗词中第一次将自我形象写得如此高大,真是顶天立地!青年毛泽东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他认可泡尔生说的“最高尚之道德,非遭际至大之艰苦,殆未有能完成者”。并批注道:“振聋发聩之言。”【《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8页。】长征给毛泽东提供了实现早年人格追求的舞台,《十六字令三首》展示的是一个自立、自信、自强的精神世界!
  今天回头去看70年前的长征,当时实属无奈之举,但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本来的无奈之举却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绝处逢生的机遇。《忆秦娥·娄山关》深层蕴涵即在这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给人的是不成功重新再来的勇气与信心,而“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透露的则是自力更生的悲壮力量。毛泽东的这首词与李白同调词不同处就在这里,“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传达的是死亡信息,毛泽东的词则是极力表现凭自力求生存的人生境界。
  成千上万长征人的经历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艰难,然而《七律·长征》向世人强调的却是另一面:“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从容不迫风度。诗以红军群体为主体,表现的却是属于毛泽东个人敢于挑战的人生态度。《七律·长征》因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称得上是史诗,现在我们又因它把支撑红军的精神支柱再现出来而称它为一座丰碑。
  《念奴娇·昆仑》在长征诗词中最为奇特,从表面上看与长征无直接联系,正因为此它能做到“不使主体性格表现于实际事迹”,“变成能认识自己和表现自己的自觉状态”【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9页。】。在这首词里毛泽东强烈地在表现着自己: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诗人把自己想像成一个超级巨人去改变地球面貌求得“环球同此凉热”,裁昆仑的想象正是现实中推翻三座大山的曲折反映。毛泽东自己说过这首词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帝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个“太平世界”。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共产主义是永恒的追求目标。
  随着长征临近结束,毛泽东的心情越发变得轻松自信,《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借助于与中华民族发展史关系极为密切的建筑物,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念表达出来并造出千古名句,以至于后来每一个登长城的人都会从中受到鼓舞。而“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与《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些诗句,则让人提前听到“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两个月后,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政治报告,对刚刚完成的长征的意义作了高瞻远瞩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首次提出“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并发出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这应当是20世纪对中华民族精神最好的表述!毛泽东这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应当来于长征的胜利完成,这种精神在次年2月东征路上写成的《沁园春·雪》中艺术地显现出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上片以冰雪美写祖国的江山无比壮丽,下片写开创历史新局面的是无产阶级――“风流人物”。这首词应当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发出的最强音,是一首爱国主义的歌唱。
  美国传记作家R·特里尔评价这首词说:“如果说词句豪放激荡的话,那么它不仅代表了毛本人,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他还说:“共产主义的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66页。】
  特里尔对《沁园春·雪》的内容与长征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深刻的。
  大致说来,长征前后诗词创作,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突破重围的心路,是毛泽东精神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民族重新获得自信力、逐步走上自立、自强之路的缩影,因而它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长征诗词与毛泽东艺术精神

  有非凡经历的人不一定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伟大的诗人则必有非凡的经历,因为只有非凡的经历才能让诗人具有非凡的体验和感情,领略到非凡的人生境界,创造出非凡的艺术境界。毛泽东说过“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这就决定了长征诗词成为他一生创作的巅峰,也是中国诗歌史上难以超越的高峰。长征诗词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精神,有极大的艺术独创性,集中体现为毛泽东的艺术精神。
  毛泽东艺术精神的特质,从长征诗词中可以看出以下数点:

  (一)人格上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
  毛泽东的性格,具有敢于挑战与超越情怀两方面,亦即人格上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这种人格在长征路上得到全面体现,在诗词中又得到提升,所创造的诗境只能使后人有高山仰止之叹。毛泽东在年轻时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长征路上面临天、地、人三方面的挑战,在诗词中都有所表现。大体说来在十首长征系列诗词中,前六首表现对天地亦即自然界带来困难的挑战,在踏遍青山、跨越关隘时,一方面显示精神上的雄强,面对万水千山又流露出风发更心闲的从容。后四首表现对人事方面的回应,面对世界,他发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誓言,对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帝王都给以批判,至于最直接的敌人蒋介石也提前列入被打倒之列,总之在任何政治对手面前他和他的将军、战士都是胜利者。
  毛泽东诗词总给人天高地阔的感觉,这是由于诗人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拓宽了人的眼界。长征诗词既表现出毛泽东敢于挑战的一面,也突出表现出超越现实的一面。长征前夕当博古、李德等人瞎指挥时,“风景这边独好”是他对红军出路的关心;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犯蒋介石屈膝求和的局面,“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则是敢于把握民族未来的当仁不让;登上岷山放飞“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希望,站在六盘山上就预告“苍龙”被缚,东征路上就推出了新中国的朝阳……
  一位外国学者称赞毛泽东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是指他政治上高瞻远瞩的眼光。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永远面向未来的诗人,而人类的未来――共产主义――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一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艺术境界。
  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58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都是出自毛泽东人格的选择。

  (二)战斗精神
  毛泽东在年青时选择奋斗人生观,进入战争年代后这种人生观发展为战斗精神,长征诗词更是将这种人生哲学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写人活动,还是写景,都是让人感觉在战斗。《念奴娇·昆仑》中的主人公裁山赠人之举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从作者原注看,在构思这首词时受孙悟空借芭蕉扇灭火传说的启发,才有了“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奇想。传说中火焰山太热了,孙悟空以芭蕉扇扇之;火山变成雪山后又太冷了,我当以倚天剑裁之,为的是“环球同此凉热”。在这里诗人简直是孙悟空再生,具有了与这位“斗战胜佛”同样的战斗豪情。在《沁园春·雪》中以“欲与天公试比高”写景,也是受“齐天大圣”封号启发造出这个句子的。到了诗人晚年,在那场反霸反修的论战中,又让“金猴奋起千钧棒”出场。因此可以说,《西游记》这部小说浪漫主义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在那时是超过诗家“三李”中任何一位的。
  为了表现战斗精神,一向连枪都不愿摸的毛泽东大写特写冷兵器时代剑的功能。早年他就写过“愿言试长剑”(《五古·挽易昌陶》)、“东瀛濯剑有书还”(《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长征路上又有“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比喻、“倚天抽宝剑”的想象,晚年又以“谁共我,舞倚天剑,扫此荒唐”给胡乔木改词。剑把作者提倡的战斗精神形象化了。在传统文化里,剑与侠结下不解之缘,而侠一直为处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喜爱。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这应当是毛泽东对自己诗风的定位,长征诗词更是突出体现了这种诗风。走在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套用金庸的话,是一个为国为民的侠者。前人评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我们则可以评诗人毛泽东为诗侠。
  长征路上战斗甚多,而长征路上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却没有写一次战斗,就是那首概括性极强的《七律·长征》,也只写冲破自然环境险恶而只字不提对敌武装斗争,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略去具体战斗不写而突出写征程上人的感受,正是有利于突出人的战斗精神。有意思的是,当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走在长征路上时,宗白华发表了《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他发现中唐以前写诗的人都有一两首“出塞曲”,显示出民族自信力,然而自中唐以后王朝向衰亡的路上走去,诗坛则失去了“出塞曲”的歌唱。所指“出塞曲”就是只写出征人的感受而不写战斗的。令宗白华想不到的是正当他写作此文时,毛泽东唱出了比唐人“出塞曲”还要雄壮的远征之歌,显示出更伟大的民族自信力。
  战斗是毛泽东的诗魂。传统文化中儒、道、禅的艺术精神都在追求“静”的状态,只是屈原稍好些,鲁迅评其作品“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鲁迅:《坟·摩罗诗力说》。】毛泽东是以反抗挑战为其旨趣的诗人,可以说是儒、道、禅、屈外又一家。

  (三)巨人意识
  任何一个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都不难发现其中主人公形象特别高大,日本学者武田泰淳甚至说他读时总产生“地球上出了个巨人”【[日]武田泰淳、竹内实:《诗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的感慨。这是因为诗人不是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也不仅仅是代表红军、共产党、工农大众,而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陈晋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出现称为“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冲动和毅力,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养育了他,创造了他,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苦难的中国召唤着他”【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222页。】。从民族精神角度认识是深刻的。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而在长征系列诗词中则提前将这种理念表现出来。
  这种巨人意识从主人公所在空间位置变化中可以看得出来。
  在《贺新郎·别友》、《虞美人·枕上》两首爱情词中,词中主人公或在离别场合,或在闺房,抒发的是普通人共有的儿女之情。
  在《五古·挽易昌陶》、《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四首诗词中,主人公都是站在水边,前两首表现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后两首词表现的是一位高级干部对共产党前途的担心。
  井冈山词系列主人公出现在山间,表现的是红军指挥员的豪情。
  而在长征诗词中则发生了突变,主人公都站在山上,借助于高山表现巨人意识,表现的是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我”与山之关系又分三种情况:
  (1)我是山的征服者。从《清平乐·会昌》开始八首诗词都无一例外写山,或干脆以山命题,山大都是作为被征服对象出现的。
  (2)我就是山。山既然被人征服,人的本质对象化在山上,《十六字令》第三首属这种情况。
  (3)我站在山上远望。中国古典诗词优秀篇章多登临怀古之作,然而他们登高远望时在天地参照下想到个体生命渺小与短暂,无一例外都是“有愁者添愁而无愁者生愁”。毛泽东是伟大群体的代表,他登山远望时想到的是这个群体的希望在未来,他认定“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于是他顿生豪迈之情,这样他的创作就与古典同类作品有了质的不同。
  《沁园春·雪》虽写在窑洞里,观察点却在高空,此点即所谓悬视点,其效果与登山远望同。
  以上三种情况分别写出力量之大、意志之坚、理想之远,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巨人意识。

  (四)崇高与和谐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一生充满战斗,所以其诗词创作必然充满着崇高精神;同时,他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其最终理想,所以其诗词又具有和谐的因素。其诗词是两种美学形态的对立统一,长征系列诗词更是突出体现了这种品格。其具体表现为:(1)篇内见出两种因素对立而存在,如《念奴娇·昆仑》中裁昆仑之举与“太平世界”,《沁园春·雪》中“欲与天公试比高”与“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之景;(2)篇内只见崇高,和谐只能在篇外求之,如“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后的平衡,“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悲壮以后生命之重生,“苍龙”缚住后人民安居乐业……
  毛泽东后来经常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应是他在长征路上得出的对革命人生的理解,是人生境界,也是审美境界。(作者丁毅,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教授,伊春 153000)

 

 

第七部分    风骚行

1972年9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 “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随后,他又指着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说: “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这次见面给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地对自己的秘书说: “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圣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导师。”

  当我们仰望一棵参天树,可曾注视过它的土壤?

  当我们掬起一捧长江水,可曾想到过它的源头?

  没有肥沃的诗歌土壤,产生不了伟大的诗人和史诗般的华章。

  卓越诗人的横空出世,脚下必定有奔流不息、万世不竭的文化滋养。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拣金。

  你看他: 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风骚故道溯流而上------

  煌煌楚骚汉赋,嶙嶙魏晋风骨,巍巍盛唐气象,咚咚大宋声韵,猎猎金元缕曲—奔来眼底。

大风歌,黄莺儿;边塞曲,杨柳风------交响合唱。

  《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延伸路上的山峦奇峰,曲径直道,毛泽东都以极大的兴趣登觅寻视。他经常索要的古代诗集,数不胜数。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亲笔圈画过的古代诗词,涉及400多位古代诗人,当在1200首以上。

  其中有:怒发冲冠的报国志,窗前明月的故乡情,独上西楼的长相思,草长莺飞的江南梦,春光乍泄的蝶恋花,斗霜傲雪的一剪梅。

  它们或刻写历史,或鞭笞黑暗,或思索人生,或憧憬光明。

  毛泽东读古典诗词的范围不仅广泛,也极其专精。

  比如,1957年12月,他提出要把历代名家注解的《楚辞》以及有关屈原的著作都尽量收集给他。工作人员只好请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开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才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搜集了50多种送给毛泽东。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批书。

  1974年8月25日,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写下了“唐宋名家词选”这个书名,告诉工作人员,他要看这本书。另有一本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元曲选》,毛泽东也不知读了多少遍。

  1975年夏天,他的眼睛患白内障,已经不能看书了,又请人帮助他读书—实际上是“听书”。

  “听书”过程中,毛泽东感到,当时的中国,实在缺少古典诗词歌赋的好选本,便对帮他读书的工作人员说: 咱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

  1976年2月12日,他还亲笔给一位大学教授复信,谈论如何理解李商隐的诗,他说:“李义山的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毛泽东不仅读诗、品诗,还以其独特的毛体书法,写下了一首首他喜欢的作品。

  中央档案馆1993年编辑的十卷本《毛泽东手书选集》,有两卷是他书写的古典诗词,涉及90多位诗人,共有230多首诗词歌赋。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构想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时候,便以政治家的胸怀昭示人们:“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一生钟情古典诗词,孜孜不倦地躬行着他的这一主张。

  中国古代灿烂的诗流,是通向毛泽东心田的精神长河。

  正是这精神长河,流经新的时代,在20世纪大变革的土壤上,浇灌出现代中国革命的史诗奇葩。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曾给现代诗人徐迟写下三个字—“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词长河的主航道。

  没有理想,没有磨难,便没有对不合理现实的真切感受。

  没有忧虑,没有悲愤,没有抗争,没有进取,便没有真情大志的佳作。

  中国古代许多诗人,追求着人品与诗品的和谐,追求着道德与才华的统一。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都以生命的真诚,栽种诗歌的花朵。

  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志不能伸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些诗人诗作迎面走来—

  有“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理想的屈原。

  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

  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笑傲红尘的李白。

  有“国破山河在”而老泪纵横的杜甫。

  这一边有听一曲琵琶,便泪洒青衫的白居易。

  那一边有登一座高楼,便心忧天下的范仲淹。

  大江上有苏东坡月下把酒,声声向苍天发问。

  灯光下有辛弃疾挑灯看剑,夜夜梦沙场点兵。

  更有那柳永为“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吟咏歌唱。

  还有那李清照为“梧桐更兼细雨”凄凄黯然神伤。

  展读这些老去千年的诗人诗作,毛泽东是在倾听,是在感叹,是在对话,还是在倾诉那不平之鸣?

  在这条精神河流中,毛泽东特别欣喜那诱人的浪漫之波。

  1958年1月,在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非常坦率地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们讲述了自己的诗词爱好。他说: 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的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

  一年后,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专门为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说屈原开创的骚体诗赋,“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

  奇诡的想象世界,博大的时空意识,对现实不拘成规的超越,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这是浪漫主义的精髓。

  在艰难中奋起抗争,在曲折中永远乐观,在决策上不拘一格,站在此岸思考着彼岸,推动历史变化进而设计着未来—这是战士、思想家、战略家毛泽东的形象。

  浪漫主义和毛泽东,在精神品貌上的沟通印证,是不难体会到的。

  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笔下的民生疾苦,也时时拨动着这位追求民主和平等的革命家的心弦。

  翻阅江州司马白居易被沦落风尘的艺妓感动得流泪时写的《琵琶行》,毛泽东看到了古往今来的读者多少有些忽略的伟大感情。

  他批注说:“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白居易是琵琶女的知音,毛泽东是白居易的知音。

  他完全凭着记忆,书写下六百余言的《琵琶行》。

  现实主义作品,常常给毛泽东带来现实政治的启迪。

  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游览了杜甫草堂。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他感慨道: “是政治诗。” 随后又专门借阅了杜甫草堂收藏的十二部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

  他随后来到武侯祠,观看各种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毛泽东在这幅楹联下久久驻足,欣赏之情,溢于言表。随后要求把武侯祠的30多幅楹联全部收集起来给他阅读。

  正是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动手编选了两本诗集,一本叫《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叫《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两个集子选了30多位古代诗人的90多首作品,全都印发给了与会者。

在古代诗词长河中,向来有豪放和婉约两个派别。毛泽东明确宣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1963年,当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到有人说轻音乐是抒情的,重音乐是战斗的,应该提倡战斗的作品时,禁不住反驳说:“战士就不需要抒情吗?宋词也是这样的嘛,有苏轼、陆游的豪放派,也有柳永、李清照的婉约派,婉约派就是讲爱情的。”

  在毛泽东的藏书中,凡是收有李清照的《醉花阴》这首凄婉哀丽之作的集本里,都留下了他对该词的圈画痕迹—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当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要同爱人约会时,他可以停下工作,为她抄写《诗经·静女》中的几句话—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他还把秦观的《鹊桥仙·七夕》抄写下来,送给身边的卫士------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在古代诗词长河中,爱国主义是诗人们最普遍也最深沉的情感。这一情感,在面临河山分裂的南宋词人陆游、辛弃疾、张元干、岳飞、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笔下,汇聚成慷慨激越的豪放声浪。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常常被这些慷慨悲歌所感动,甚至震撼。越到晚年,越能激发起他深沉的共鸣。

  一张由昆曲艺术家蔡瑶仙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唱片,或许会告诉人们毛泽东的心声。他曾经整整一天放着这盘录音。

  是什么打动了他------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或许,岳飞的《满江红》也会告诉你毛泽东的心声。

  在1975年7月23日接受眼睛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他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词曲声中,他被送上手术台,被送下手术台。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写的《示儿》诗,曾感动多少仁人志士。

  毛泽东生前改写了这首诗。他说:“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又别有一番风景。

  中国古代诗词的精神长河,流到近代,产生了一位和毛泽东的心息息相通的卓越人物。他就是鲁迅。

  毛泽东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

  1954年,毛泽东到浙江绍兴参观了鲁迅的故居,在鲁迅经常提到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里徘徊寻望。

  他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 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也格外爱读鲁迅的旧体诗。

  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鲁迅诗集》,收入了54首作品。这本诗集,毛泽东一一细读,留下不少批画。

  让毛泽东特别感慨的是,鲁迅不仅在孤寂中坚忍苦斗,还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1961年10月,他写下鲁迅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送给来访的日本朋友。他担心日本朋友看不懂,又特意嘱咐陪见的郭沫若帮助翻译成日文。

  这一年,正好是鲁迅诞辰八十周年。毛泽东读其诗,品其人,专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1931年2月,鲁迅为纪念在上海龙华被杀害的23名革命青年,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说: “在一个深夜里……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

  鲁迅的“积习”,就是以笔为旗的抗争。

  除了这篇杂文,鲁迅还写了一首《七律·无题》,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怒吼: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一怒吼,在毛泽东心里唤起深深的回响,于是便有了“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由鲁迅,毛泽东想到了浙江绍兴历史上的雄杰名士。

  这里有留下《剑南诗稿》的南宋大诗人陆游。有辛亥革命志士,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她牺牲前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慷慨诗句。

  “剑南歌接秋风吟”。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和他们一样,都是“忧忡为国痛断肠”的志士,他们的爱国诗作充溢着烟云升腾般的炽热情怀和崇高气节。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曾经被国人称为“蛮夷”的西方人和邻近的“东洋人”,一手端着大炮,架着军舰,挥着毛瑟枪;一手捧着《圣经》、达尔文、西医、电报;一手抱着三权分立、议会制度或者君主立宪,强行闯入了中国。

  强行闯入者从来不需要什么理由,如果有理由,那就是因为他们强而你弱。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本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危机、大冲击。

  大危机、大冲击必然产生大精神,呼唤大英雄。

  列强的侵略,残酷地切割着诗人们的赤子之心。

  救亡图存,舍身报国,他们书写着时代的精神气质。

  中国的诗坛,屡屡响起呼唤英雄的黄钟大吕。

  这里有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里有黄遵宪的“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这里有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中国诗人的激烈壮怀,中国风骚的雄强气度,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在近代以来的河床上,再一次奔涌出爱国主义的惊涛骇浪。

  它披带一路风尘,抛洒一路血泪,挟裹一路呐喊,让无数志士动容鼓舞,感发兴起。

  没有从古到今这许许多多的优秀诗人,不可能有诗人毛泽东。

  千古诗人的文化土壤,养育了诗人毛泽东。

  诗人毛泽东,也映照了这些诗人的不朽。

  接受,是服膺和适应。

  创造,是立异和升华。

  诗人毛泽东有一个健康的“诗胃”,他吐纳古人之长却没有追步古人之尘。

  在古代诗人面前,毛泽东善于接受,也善于创造。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

正是这“非分之物”,使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传统风骚最卓越的继承者和创新者。

 

第八部分  诗人谢幕

 

1945年在重庆,因为柳亚子的索诗,毛泽东在一封信中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诗词风格。

  他称道柳亚子的诗“慨当以慷,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接着说,自己的作品,“似与先生诗格略近”。

  毛泽东把自己和柳亚子,都归于豪放一路。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

  在近代诗坛独执牛耳的柳亚子,从毛泽东的诗中,读出了不让苏东坡、辛弃疾这些豪放大家的独特品格。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开,在中国诗史上,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别开生面的巨匠。

  屈原,中国诗史上第一位个性化诗人,开启浪漫主义先河的大师,最大的愿望是辅佐君。而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位开辟时代的政治家。

  屈原是在做大政治家的梦想破灭之后,成了诗人。毛泽东是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和理想的逐步实现过程中,写出了他的诗篇。

  诗仙李太白的确潇洒、狂放,他卑视“摧眉折腰事权贵”,他高唱“为君笑谈尽胡沙”。然而,他一生没有赶上看懂一份军事地图的机遇。醉卧长安的诗人,不可能体会到万里戎机的玄妙和辛苦。

  黄州太守苏东坡,以一曲音节高亢,景象开阔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领袖豪放词派。但他在一番“故国神游”之后,发出的却是“人生如梦”的喟叹。

  稼轩居士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有一番驰骋疆场的风云生涯。但到得中年以后,便只能“梦回吹角连营”,低唱“闲愁最苦”,一腔抱负化作泡影。

  历史上的浪漫者和豪放派走远了。

  在20世纪中国的旧体诗坛上,又出现了毛泽东和柳亚子两位豪放大家。他们的诗交,成为中国文人佳话的现代回响。

  清末秀才柳亚子,一生追求自由民主,是一位不凡的人物。他是同盟会元老,民主主义革命家,又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旧体诗社南社的盟主。

  从1926年在广州同毛泽东相识以后,他多次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毛泽东,还频繁地赠诗毛泽东。

  投桃报李,毛泽东一生只写过六首唱和之作,其中三首是步柳韵之作。

  两位豪放诗人,似乎很容易实现心灵的沟通。

  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之初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就是一个例证-----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坦诚直率的柳亚子,在1949年到北平后,连续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情,不免有些牢骚,甚至产生像东汉名士严光归隐浙江富春江一样,回乡隐居。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传递自己的牢骚。

  这首七律便是毛泽东读完柳诗的唱和之作。

  作为政治家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诗中回顾了两人于广州饮茶、重庆论诗的情谊,暗示共产党不会忘记长期合作的老朋友,随后委婉地劝说先生不要“牢骚太盛”,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先暂时住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耐心等待,将来参政议政必定胜过回乡隐居。

  4月29日写完这首和柳之作,毛泽东当即派秘书田家英把它送给了柳亚子。柳亚子把此事载入日记: “归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所谓“即次其韵”,是指他又作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其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之句。

  他显然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劝说。

  两天后,毛泽东又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益寿堂造访柳亚子。他们先在屋里谈了一会儿诗词,随后出门,联步走过著名的长廊,又乘画舫泛游昆明湖。

毛泽东对柳亚子说: 先生是位大诗人,有千百万的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柳亚子表示,自己写的都是老一套,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最近读了毛主席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

  与润之“谈诗甚畅”—柳亚子在日记里记下了当天的感受。

  又过了四天,毛泽东和柳亚子一同去香山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随后邀请柳亚子夫妇
到双清别墅共进午餐,还请来了朱德和田家英作陪。席间所谈,自然离不开诗词。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在柳亚子的《羿楼纪念册》上,题写了上述诸语。

  在20世纪中国旧体诗坛上,毛泽东是一颗高悬璀璨的明星,但不是一颗孤独的星。除了柳亚子,他还有很多诗友文朋。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毛泽东同他们或相互唱和,或相互切磋。一片赤诚诗心相待,一派文人意气共赏。

  因为他们生活在、追寻在同一个诗的世界。

  在老一辈人中,他把自己新写就的《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抄寄给民主人士黄炎培。他细读章士钊的百万言的《柳文指要》,写信同他讨论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文……

  在同一辈人中,他同郭沫若、周世钊唱和,还屡屡请郭老帮助修改自己的诗词,仿佛经过郭老“斧正”之后,他才放心。

  在文化界人士中,他和周谷城谈《离骚》、谈李商隐;他请臧克家改诗,讨论诗歌的发展方向;他看了袁水拍发表的新诗,立刻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

  在党内领导干部中,他评改陈毅的诗作;他称道董必武的五律和叶剑英的七律写得好;在报上读到叶剑英的《七律·远望》后,当即背诵下来,几个月后又书写给自己的孩子们。

  在身边工作人员中,他几度为胡乔木改诗,更是一段佳话。只要读一读胡乔木晚年在《人比月光更美丽》这部诗集的“后记”,便可体会毛泽东鼓励后学的殷殷之情了。

  胡乔木说: 自己的诗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一共有三次。

  1957年1月,在《诗刊》的创刊号上面发表了18首。

  1962年5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由别人收集的6首。

  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共收37首。

  为编选《毛主席诗词》,诗人倾注了大量心血。

  正式出版前,他让人专门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还召开了一个有20多人的高层会议进行讨论。与会者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臧克家、袁水拍……

  光看这个名单,就知道毛泽东对出版自己的诗作是何等重视。

  这本诗集的出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1964年1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组“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文章和附词。其中有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写的一首《水调歌头》。由于该词对毛泽东的创作概括比较恰当,仿佛毛泽东的自述一般,便很快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

  此事惊动了中央领导层。1966年2月,康生在武汉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

  查实之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第六版右上角,用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诗,说明为高亨所作。

  这是一首怎样的词呢?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隹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文采风骚,从来靠的是大手笔。

  金戈铁马,总会唱响起大风歌。

  毛泽东,这位承续中国文化根脉的诗人,不再写古人的怀才不遇,不再写古人的看破红尘,不再写古人寒蝉凄切,不再写古人的报国无门。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就像诗人自己描述的那样,他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

  在会见外宾的时候,常有人主动谈起毛泽东的诗词。

  1960年5月,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他说: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

  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我过去的诗是反帝反封建的,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在外国人面前,毛泽东时常感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写诗太少了。他甚至说,一些政治问题把他的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诗人似乎格外怀念战争年代骑在马背上哼诗的写作状态。

  1955年,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起他的诗歌创作,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起来,还觉得留恋。”

  有人说,少年是童话,天真浪漫;青年是诗歌,热情奔放;中年是小说,丰富动人;老年是散文,含蓄隽永。由此构成了不同色彩依次变幻的人生四季,并进而使人拥有了不同的感受和丰富多彩的情感底色。

  对毛泽东来说,充满诗意地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似乎是他相当浓重且颇为一贯的情感底色。

  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毛泽东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诗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的注释。

  1958年12月,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

  这些注解当时没有公开,实际上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心境的“个人回忆”。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 “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 “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毛泽东: “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这是诗人的谢幕词吗?或许是的。

  这样的谢幕词,仿佛有点忧虑。

  这种忧虑,不知是属于诗人的,还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诗词。

  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1976年,诗人走了。真的谢幕了。

  诗人走时,把一个时代带走了。

  他曾经被这个时代喻为心脏和发动机,旗帜和灯塔。

  历史是一位挑剔的批判家,犹如淘沙洗石的江河大浪。

  它无情地挑拣着属于永恒的东西,冲刷着伟人们留在政治和文化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

  毛泽东经受住了淘洗,从而使他的身影和脚印,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依然是那样地清晰。

  因为,中国曾经由于有了他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命运。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渡桥,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人格象征。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他讲述自己生平的西方记者就曾断言:“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

  毛泽东走了,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他留下读不尽的诗篇。

  这样的诗人或许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深情地赞美道:“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巨人与时代,时代与巨人,总是相互需要,交相辉映。

  对巨人来说,他们借以兴起的环境,并非他所独有。

  和他们共同享有这一环境的人,岂止成千上万。

  但在一大片池塘之中,只有一株或那么几珠青莲出污泥而挺立独秀。

  它们所凭借的,除了共有的环境,更有主体上那些恰到好处的要素组合。

  毛泽东,在他的时代环境中,便是一个出色地兼具了常人看来难以相容的多重角色的人—

  他是学生运动的精英,是工人罢工的领袖,是农民运动的旗手,是富有魅力的宣传家。

  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是吐故纳新的哲学家,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是经济天下的政治家,是别具一格的书法大家,是豪放不羁的浪漫诗人,还是博览多识的学者。

  就像屈原、李白、苏轼这样的诗人一样,毛泽东这样的诗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可遇而不可求的诗人写的诗,似乎再也没有人写得出来了。

  毛泽东的歌唱,成为绝唱。

  有的,诗人活着,诗却死了。

  有的,诗人死了,诗却活着。

  岁月推移,没有磨灭不朽的诗篇。

  时光流逝,没有沉埋诗人的形象。

  诗篇注入了心血,自然会生命绵长。

  形象经历了沧桑,更显得新鲜明亮。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似乎便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并加深着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的诗,似乎便读懂了这片古老土地上堆积的沧海桑田,和在20世纪中国大舞台上演的悲欢离合。

  因为,历史不会随风而去,滚滚向前的时代也不会凭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