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刘青峰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 - 晚清 - 中国思想论坛 - Power...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0:22:38



摘要

  本文通过中国近现代史上「群」、「社会」、「社会主义」三个词的运用、意义演变和更替,来探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公共空间形成和消失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社会,县以下是绅士乡村自治,可以称作民间社会,但并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在西方冲击下,十九世纪下半叶,「群」从中国传统政治词汇中凸显出来,用于指涉「社会」,这同当时某些知识分子用今文经学来指导维新变法存在着某种关系。随着革命压倒维新,「社会」代替「群」用于指涉society,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公共空间。新文化运动后期,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压倒私人领域(private realm),预示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官僚化和国家权力的膨胀。本文力图将思想史分析和语言学研究结合,用计量方法探讨中国近代若干重要政治观念的形成。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史、群、社会、社会主义、公共空间、公共领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35期(民国90年6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From "Community" to "Society" and "Socialism":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Jin Guantao & Liu Qingfeng

  Abstract

  The essay i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public sphere by studying the evolution in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qun" (community), "shehui" (society), and "shehuizhuyi" (socialism)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public sphere failed to come into existence though village autonomy did exist below the county level where the gentry had dominanc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est, "qun" emerged out of various traditional political terms and became a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society. This phenomen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some intellectuals used "Jinwen Jingxue" (the Modern Text Shool of Confucian classics) as a guideline for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As the notion of reform was superseded by that of revolution, "shehui" took the place of "qun" and became the equivalent of the western term "society". This marked the debut of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subsequent rise of socialism could be seen as the subordination of private realm to public realm. This heralded the expansion of state power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bureaucrat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his essay, we not only make use of the analytical method(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but also draw on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By employ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s our research method, we hope that this study can throw a new light 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ommunity, society, socialism, public spher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35期(民国90年6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

  金观涛 刘青峰((

  正如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中那样,长期以来人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意识的出现,是同传统人际关系网的解体以及人可以自行组织起来相联系的,它是文化现代转型的一部分。 ──作者

  一、从人们用甚么来指涉「社会」谈起

  二、「社会」和「公共空间」

  三、「群」与今文经学

  四、「社会」代替「群」原因之一:从维新到革命

  五、「社会」代替「群」原因之二:绅士的公共空间

  六、公共空间存在的思想文化条件

  七、社会主义的勃兴

  八、社会主义的悖论:反社会的社会运动

  一、从人们用甚么来指涉「社会」谈起

  1898年前后,戊戌维新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士大夫的时论、奏折中大量使用「群」这个字。他们用「群」指涉「社会」(society);「社会学」也被称为「群学」。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群」在中文里原有含义,就会发现这种用法是颇为奇怪的。「社会」有两重意思,一是由人形成的各种组织;它常用于作为人类生活在其中的各种组织总称;1第二重意思为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具有人自行结合形成组织的含义。据《汉语大字典》和《辞源》等辞书,「群」在古文中除了当量词外,共有十种以上解释,它们分别为「三个以上的兽畜相聚而成的集体」、「朋辈」、「种类」、「会合」、「集团」、「和好」、「随俗」、「泛指多数」、「众多」、「亲戚」。2这十多种意义中,最常用的意义是泛指多数。其中和「社会」有关的意思是「会合」、「集团」。这里虽表达了个体集合成众,隐含了个人形成组织之过程,但并没有公共空间的意思。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甚么甲午以后中国士大夫要用「群」来指涉「社会」,从而「群」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表达「社会」和公共空间的用语?

  更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用「群」来指涉「社会」的时间极为短暂,流行不到十年。严复(1854-1921)在自己的译作中,一直是用「群」来译society,但在1903年,严复翻译甄克斯(Edward Jenks)著作时,已明确放弃用「群」指涉society了,将其译为《社会通诠》。严复的这一变化背后,正是当时报刊文章中铺天盖地地使用「社会」一词。任何一个作家,只要考虑自己用词的公共性,就不得不用「社会」来指涉society。「社会」一词在现代意义上的使用,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本文重点不是考虑这一词汇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也不是从一般思想史意义上分析其意思,而是从观念的内在演化来讨论「社会」一词在二十世纪的普及以及其意义,这是以往研究较少注意到的一个侧面。首先,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为甚么在二十世纪头几年「社会」会取代「群」一词?其内在的思想史意义又是甚么?

  我们知道,「社会」一词原意是「春秋社日迎赛土神的集会」;后来,其意如《旧唐书.玄宗纪上》所说:「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用来指涉「村民集会」。3它进一步演变为志趣相同者结合的团体之义,4如宋人《近思录》的「治法」所说:「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5据近人研究,1875年,日本政论家福地樱痴(1841-1906)将society译为「社会」,黄遵宪(1848-1905)在《日本国志》中把这种用法带到中国。他这样论证:「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也。」6这里,「社会」正是指志趣相同的个人结合成某种团体,也就是说日本明治时代使用「社会」,正是中文的本来含义。甲午后,大批留学生东渡日本学习,将这种用法带回中国。似乎中国人用「社会」指涉society是受到日本的影响,7然而这种看法十分表面化。我们认为,一个民族接受或拒绝使用某一词汇,往往取决其内部因素。例如当时日本留学生曾从日文中引进「株式会社」(有限公司)和马鹿(指人胡涂)等词,但这些词并没有被中国人普遍接受。更何况「社会」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士大夫心中,已有其明确含义,它主要用于指涉民间的秘密结社。秘密结社原来就被称为「社会」,如《宋会要辑稿》所称:「近又有奸滑,改易名称,结集社会。」8清代秘密结社极为盛行,数量多为历代之首,达三、四百个,其中绝大多数出现在十八世纪后。9这样,在晚清知识分子心目中「社会」这个词差不多等同于下层百姓秘密结社,这同西方society一词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那么,为甚么二十世纪初人们又会接受本来用于指涉秘密结社的「社会」一词来翻译society呢?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思想史问题。

  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社会」一词在中文的广泛使用,是伴随「社会主义」传入并蔚然成风。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戊戌前后日本用「社会」一词翻译society已传入中国,但大多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用「社会」一词来指涉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组织。如谭嗣同(1865-1898)1897年写《仁学》,已谈到「社会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10但他并没有单独使用「社会」一词。又如1899年唐才常(1867-1900)这样写道:「若大日本志士所欲饷遗于中国者,则专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为岌岌。」11这里,「社会」也是在「社会学」中出现的。12只是在1900年后,「社会」一词才开始明确用于指涉人类在其中生活的整体组织,但一开始往往也是作为「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会党」、「社会伦理」等翻译名词的附带物。例如梁启超(1873-1929)在《清议报》出版一百册祝辞中,曾三次运用「社会」一词,一次用「他社会」指涉外国,两次作为形容词和专有名词「社会进化论」、「社会党人」(见表三A)。当时知识分子在谈及中国社会组织时,仍更喜欢用「群」。13更值得注意的是,1900年前后,「社会」一词有时并不是用于指涉society,而是指「社会主义」。例如〈说国民〉中有这样的句子:「昔者外国工人,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我国有之乎?」14直接把「社会」和「社会主义」等同。这表明「社会」代替「群」是直接同「社会主义」、「社会党」这些外来词的普及有某种关系。

  在西方,十七世纪就已普遍使用「社会」(society)一词,它是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公共空间形成的产物。而「社会主义」一词是自拉丁文socialis(社会的)蜕变而来,虽然在词义上与「社会」同源,但在思潮上却代表了对市场经济的反动和个人主义之批判。据考察,「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时间为1803年,其意义同后来的用法并无关系。在目前意义下的「社会主义」一词是英国人欧文(Robert Owen)与罗贝克(John A. Roebuck)在英国曼彻斯特讨论问题时提及。15可见「社会主义」一词的兴起是十九世纪批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思潮的产物。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近代公共空间的形成以及「公」和「私」的观念,其思想史过程都与西方不同。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史方面,相关的思想史研究,近年来也受到重视。16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侧重于分析「群」、「社会」和「社会主义」三个词汇在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时间顺序和使用频度,使用初步计量统计和观念意义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厘清它们所代表的观念乃至价值取向。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讨论1780-1950年英国「社会」和思想变化时,曾经用「工业」、「民主」、「阶级」等词作为绘制思想变迁地图的据点。17而在本文中,我们也正是力图通过对「群」、「社会」、「社会主义」这三个关键词的意义考察,来理解中国近现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过程。

  二、「社会」和「公共空间」

  为了剖析二十世纪初中国用「社会」代替「群」来指涉society的原因,并揭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在思想上对中国公共空间的影响,我们必须概述一下「社会」一词的普遍使用同公共空间形成的关系。据阿伦特(Hannah Arendt)考察:

  「社会的」(social)一词起源于罗马,而在希腊语言或者思想中却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拉丁语中对societas一词的运用最初则带有明显的,尽管是有限的政治涵义;它指的是为了一个明确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盟,例如人为了统治他人或者犯罪而组织起来。18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西塞罗(Cicero)所用的Societas,意指公民形成的政治公共体。由于政治参与是古代公民必尽的义务,他们不具有从政治领域撤退之权利,故直到近代随着Civil Society的形成,「社会」这个词才开始具有如下两重内涵:第一,它明显指涉越出个人和家庭范围、形成市场、沙龙等组织和新人际关系的过程。当这种新关系为公共团体时,它蕴含着把个人组织成公共团体的意思;第二,当这个公共团体是人自愿组成时,「社会」意味着存在将「私」合成「公」的机制,这时「社会」作为一个领域,包含了将「私」合成「公」的场所;它本身可以在家庭与国家之外,是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领域。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社会中,这样的领域是不存在的。正如阿伦特所说:

  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19

  换言之,

  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一个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讲,它是随着近代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20

  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将近代这种处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社会领域称为公共空间。简而言之,正因为「社会」一词具有自觉地把人组织成某种团体或有公共空间的意识,虽然人类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某种组织之中,但由于这些组织(家庭和政治组织)的形成过程并没有在人的意识之中,它也不是个人自愿形成之公共空间,故人们从不用「社会」来指涉作为人类居所某种形式的整体组织。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意识到,人可以为达到经济目的组成公司、商团,即自行组织起来。而且在市场交易中,每一个买者和卖者都可以用个人身份加入,表达个人的需求和可提供的服务,但在整体上它们却成为公共的需求和服务。市场最早产生了一种将个人需求和供给合成为公共的需求与供给的机制;只要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结构主导形态,在经济方面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就会被打通。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市场经济不甚发达的古希腊没有「社会」一词,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罗马帝国有「社会」一词,当时「社会」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用于指涉商人组织。由于古罗马时期「社会」一词同商业风险之间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阿奎那(Thomas Aquina)仍然认为,只有「在投资者分担风险的地方」,亦即只有在合伙人形成一个真正联盟的地方,商贾之间的「真正的societas」才可能存在。21但是,仅仅有市场经济并不足以使人们用「社会」来指涉人类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组织,因为「社会」这个词的普遍使用意味着「社会」所蕴含的意义不仅要适用于经济,还必须适用于政治、文化组织,即人可以根据某种目的自行组织起来,将私人需求和意见合成为公共需求的机制,也已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出现,并成为主导组织形态。这就是所谓「公共空间」的诞生。

  近年来,理论界普遍意识到公共空间的形成和「社会」现代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现代化除了指市场经济成长之外,还必须是「公共空间」的形成。哈贝马斯将资产阶级的公共空间理解为集中形成公众和私人的领域,在那里「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可以形成」。22这里,公共空间所强调的正是将私人意见和需求合成为公共意见的机制。而民主制度本质上也是一种将个人选择综合成普遍公共的政治选择,即民主化只是公共空间在政治上的普遍实现而已。哈贝马斯曾系统地从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公众如何从宫廷臣仆和文学艺术的爱好者、观众、听众演变过来,来讨论西方十七世纪公共空间的形成过程,23并分析十八、十九世纪英、法、德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24其实,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成熟的过程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形成的步骤。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随着现代社会代替传统社会,人们开始用「社会」一词来指涉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组织形态。换言之,「社会」一词在西方的普遍使用,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形成过程在人类思想和语汇中留下的痕迹。那么,对于中国是不是同样呢?

  十分有趣的是,自唐宋以来,「社会」这个词在中文的意义与西方大致相同,它包含着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组织的意思。在近代之前,中国人也不用「社会」而用「国家」和「天下」等等来指涉人类在其中生活的组织,它们不是由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的组织。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上、中、下三个层次结合而成:上层为以王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政府,我们通常称其为国家组织;中层为绅士在乡村的自治,它将政府对乡村的管理职能放大;而下层为宗法家族组织。25「国家」这个词实际上最大程度地包容了上述三层次组织的特点。「国家」包含着「国」和「家」两个字,所谓「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26或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27「国」和「家」这两个字已包含了三个层次中的两个。表面上看,绅士的乡村之治是国家之外的民间「社会」,它似乎有人自行组织起来的国家和家庭之外公共空间的含义。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三层次结构中,县以下的绅士乡村自治只是上层组织(大一统政府)和基层组织(家族)的联接体,绅权只是王权的放大;绅士自行组织起来并形成公共意见,在这种结构中只具有附助性功能。28目前学术界公认,1900年以前,绅士自治的民间社会只是某种国家和家庭之外的第三领域,而没有公共空间的性质。29因此这三个层次组织原则上都不具有「社会」一词所涵盖的意义。而「天下」则表达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的道德等级的世界秩序,它同「社会」的含义差距更远。这样在二十世纪之前,「社会」这个词只能用来表达诸如民间集会、下层秘密结社这些自行组织起来的团体,而不是指涉中国人所理解的人类政治、经济结构的主流形态。

  社会学家将后进国家为了抵御西方冲击而开始的现代化称为防卫现代化。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社会被迫开始现代转型,它是一个从国防现代化开始慢慢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一般来说,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包括市场经济发展、民族国家和公共空间形成,用「社会」这个词来指涉现代组织形态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但是一个民族用甚么词来指涉其生活组织形态,还取决于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之过程。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是从抵御西方冲击开始意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从社会组织形态上讲,抵御外来冲击的首要步骤,是加强内部组织性、将个人凝聚为集体的力量,特别是强化国家对基层民众的动员力。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三个层次中,政府组织只到县为止,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力和动员能力必须通过绅士乡村自治为中介,才能下达到家庭和个人。这种结构中,国家和个人之间因家族的隔离是难以相通的。甲午战争以后,士大夫普遍认识到中国之所以积弱,在社会组织上的问题是上下不通的;政府动员能力的微弱,由「家」组成「国」机制的松散,促使士大夫思考把个人、家庭、国家三个层次紧密结合的办法。当时「社会」一词在一开始并不能刻划士大夫所追求的现代组织形态,而另一个词「群」却从传统语汇中凸显出来,成为士大夫用于指涉「社会」的代词。

  三、「群」与今文经学

  在中国传统政治语汇中,特别是儒家经典中,「群」是一个常用词。它的主要意思是多数和个体集合成众。表面上看,用「群」来指涉「社会」是将个体集合成众的意义抽出并加以发挥,用它来表达「社会」这个词中将个人组织成团体的意思。但在中文里,「会」比「群」能更准确地代表个人自觉地组织成团体。早在1885年傅兰雅翻译的《佐治刍言》中就多次用「会」来代表个人组织成团体,甚至是指独立自主的个人组成「社会」的过程。《佐治刍言》一书不仅将「社会」译成「会」,还系统讨论了「自主」的个人如何结成「社会」组织的过程。它这样论证:「今有若干人聚成一会,或一国……」、「若以立会之常理论之,则必使各人皆能认真作事」。30因此,可以说中国至少在1885年就用「会」这个词翻译西方society了。到甲午前后,「学会」、「商会」、「农会」这些词在政治术语中频频出现,用于表达知识分子、商人和农民自行组织起来的过程,但「会」并没有成为甲午后用于指涉「社会」的用语。与此成明显对比的是,在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合群」运动,「群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31为甚么当时士大夫用「群」而不用「会」来指涉society呢?

  关键在于「群」和「会」有微妙的不同。「会」刻划由个人形成组织,但通常不包括由小组织组成大组织,更不具有将质点合成物体、将单一、小部分组成大整体的意义。而戊戌变法期间士大夫所渴望形成的新组织,不仅要强调中国社会原有三层次的整合,还注重从宇宙论中推出这种整合的理论根据。这都不是「会」所能具有的。例如谭嗣同在〈治事篇〉中高度肯定由个人组成的「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学会。他说:「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但他并没有用「会」来指涉各种组织形成之总体,而将学会和各种会概括在具有宇宙论意义的「群学」之下。32可见,甲午后,士大夫强调「合群」和「群学」除了包含个人聚合成集体外,主要想表达中国社会原有三个组织层次的打通,特别是广大绅士团结在有为君王周围形成强有力整体的意思。对于表达将小家庭团结成国家,绅士自办的学会成为国家以至君主用于动员民众的实体而言,「群」比「会」更为适当。这方面一个典型例子,是「群」和「君」之间的关系得到高度强调。

  梁启超曾这样论证:「记曰,能『群』焉谓之君,乃古之君民者,其自号于众也。」33欧甲讲得更清楚:

  今夫合质点而成体,合族类而成国,合众民而成君。君也者,民之积也,君与民一体也,故能「群」民谓之君,民所归往谓之王。34

  在这个论述中,人合成「群」只不过是「质点合成体」、「族成为国」的普遍天道的一部分;而「群学」一方面表达了普遍天道,另一方面还刻划出君王在「群」中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群」的意义与中国传统社会观、道德观和宇宙观是一致的。而在西方,「社会」用来指涉市场经济中的组织,它的形成意味着传统家庭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松动或解体,社会的发展与君王的权力通常互相矛盾。甲午后,士大夫向往的社会组织却是社会各组织和个人能紧密地团结在变法君王的周围。事实上,把「群」和「君王」拉上关系,以至于可以用「群」来翻译士大夫追求的「理想」组织形态,这多少是鼓吹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创造。

  我们之所以说戊戌士大夫使用「群」时已经做出了某种创造,是因为其所使用「群」的意义与强调,与古代文献中的使用有了很大变化。表一为古代文献中「群」一字的典型例句,从中可我们可以归纳出「群」在经典文献中的七种意义类型。表二则是我们根据「群」的七种意义类型,统计经典文献中其出现的频度。从表二可见汉代及之前,「群」的主要意义是泛指多数和会合组成集团之意,而其中同「君王」有关的极少。但到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改革的士大夫强调君能合「群」,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群」的意义进行选择性的强调。另一方面,用合「群」来表达上下相通的组织形态,也是从「群为人会合为集团」的意义中演绎出来的。这种演绎之所以为士大夫接受,同当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有着微妙联系。
表一 「群」在古代文献中的用法* 表一和表二由吴通福先生和吴嘉仪小姐根据《汉达古文献数据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古文献数据库中心,1998年)检索作出,在此说明并致谢。

  翻阅甲午战争前后士大夫言论,可以发现「群」和「群学」的理论根据大多来自于荀子,特别是荀子将人和禽兽的本质差别规定为人可以结成「群」,更是被广泛征引。35严复曾以此作为用「群」翻译society的根据。他这样论证:

  斯宾塞尔者……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36

  谭嗣同对荀子的话更作了微言大义的发探:

  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是则但为人之智力所能为,而禽兽所不能为者,无不可以学而学,会而会,且通为一学一会也。37

  这里力图将学会的合法性从荀子言论中推出。事实上,正因为「群学」既有经典为根据,又可以用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精神发探出整套变法的理论,康有为(1858-1927)才会十分自信地认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也」。而梁启超亦力图作〈说群〉十篇120章,以系统阐述变法理论,38并将「乐群」写入「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当作立志维新变法志士的行为规范。39换言之,「群」用于指涉「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知识分子用今文经学建构指导变法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40

  四、「社会」代替「群」原因之一:从维新到革命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士大夫依靠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希望落空,今文经学对普遍政治话语的塑造能力也顿时丧失!人们意识到不能用强化中国原有各层次组织,特别是君王和臣民、家庭的上下相通来增加抵抗西方冲击的能力。随着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巨变,也必须重新考虑用「群」来指涉「社会」是否合理了。对于激进知识分子而言,清廷代表了保守专制,改变中国必须依赖民间各种自发力量。这样,在他们的言论中描绘把个人组织起来的词汇「会」日益显得重要,成为指涉「社会」的过渡性词汇。1902年,「社会」一词尚未普及,大多数知识分子仍习惯于用「群」指涉society,但大约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新词,这就是「私会」和「公会」。

  戊戌政变前,欧甲鼓吹「群学」不遗余力,但在《新广东》一书中,他对「群」字不再有兴趣。他把西方的国会、议会、教会、学会、商会通称为「公会」,而中国基层群众的秘密结社则称为「私会」。他认为在帝王专制的前提下,中国「公会无一,而私会遍天下」,唯一能推动进步的是依靠私会。他根据秘密会党推动变革促进中国自立的逻辑,认为只有依靠「私会」才能建立「公会」。他这样论证:

  盖今日之秘密会党,能改革进步,以从豪杰之命,即异日中国国会议会各公会之起点,政党之基也,岂特可以及外国之私会,且可以升为万国之公会矣!41

  他一反中国传统士大夫把基层秘密结社看作「无赖」、「人类不齐,流品最杂」的观念,认为「无赖」实际上就是不依赖他人,最具独立精神。正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欧甲数次使用「社会」一词,开始了「社会」的含义从秘密结社扩充到用来指涉society的第一步。

  总体上讲,「社会」取代「群」是和当时思潮中「革命」压倒维新直接相关。当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主体一旦从君王、官僚士大夫变为革命党和下层百姓的秘密结社,用于指涉「会党」和秘密结社的「社会」也就获得了指涉society的正当性。众所周知,晚清革命思潮崛起于1902年,而正是在1902年到1904年这两年中,「社会」被广泛用于指称把人按其追求的目的组织起来的过程和系统,并指称人类在其中生存的某种基本组织结构,如「世界人类,必群居而不能独立。其聚处之方,内则为家庭,外则为社会」,42人们意识到「夫社会为个人之集团也」。43农民组织被称为「农民社会」,工人组织被称为「职工社会」,商人组织被称为「商人社会」。44「社会」不仅被看成超出家庭、国家以外的领域,它还被广泛认为是早于国家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证:

  试置吾人于冲积层时代,……其时但重母系,不知父系,既无家,安有国,然而社会之雏形已具矣。45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既然用「社会」指涉society是从基层群众秘密结社意义延伸出来,在人们的习惯中,「社会」仍具有意指基层秘密结社的含义。秘密结社是下层「社会」。这样「社会」一词的原有意义与新意义的互相纠结、互相暗示使得它具有阶层和分层的含义。这一时期,「上流社会」、「下流社会」或「上等社会」、「下等社会」这些说法在报刊上频频出现。

  为了给上述观点提供统计上的证据,我们选择了张、王忍之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作为考察对象。据编者所说,该文集选载文章的标准除了当时较有名和对后来影响较大之外,主要是直接集中地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文」。46这里所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要指戊戌后流亡到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反清革命派。我们以该文集为样本,分析这一时期如何使用「社会」和「群」。表三列出了1901-1904年间,该文集中使用这两个词汇的例句。我们发现,在该文集中,从「群」到「社会」用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01-1904年间。1905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群」已很少用。该文集于1901年度共收3种书刊、16篇文章,其中有9篇谈到「群」和「社会」,有关例句如表三A所示。从中可见,1901年「社会」一词出现甚少,人们基本用「群」来指涉society。而1902年收集6种书刊,共23篇文章,其中谈到「群」和「社会」的有8篇,表三B为有关例句。从中我们看到,1902年开始「社会」一词较多地被使用,但在同一篇有关「社会」的论述中,还常常用「群」来指涉society。十分有趣的是,在为数不多的「社会」一词中,「秘密社会」占了一半以上,由此可以印证我们前面的分析。1903年,该文集收集了15种书刊、74篇文章,其中有28篇谈到「群」和「社会」,表三C为例句。在这一年「社会」出现的频度已远远大于「群」。而1904年收了9种书刊、34篇文章,其中有14篇和「群」、「社会」有关。但从表三D中,已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已很少用「群」指涉society,「社会」一词已高度普及。综观表三的四个分表,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一词是同新旧社会,上、中、下等社会,经济、军人、工商社会和社会主义等词同时被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表三C中「社会」出现了153次,而其中社会党、社会主义、上、中、下等社会、新、旧社会、农、工、商业社会、秘密社会、奴隶社会、军人社会、学生社会及劳动社会等总共出现了93次,占了38%。

  表三 1901-1904年部分重要文章中「群」和「社会」等词出现频度

  (A) 1901年
图片缺失.
(B) 1902年* 表一和表二由吴通福先生和吴嘉仪小姐根据《汉达古文献数据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古文献数据库中心,1998年)检索作出,在此说明并致谢。

  翻阅甲午战争前后士大夫言论,可以发现「群」和「群学」的理论根据大多来自于荀子,特别是荀子将人和禽兽的本质差别规定为人可以结成「群」,更是被广泛征引。35严复曾以此作为用「群」翻译society的根据。他这样论证:

  斯宾塞尔者……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36

  谭嗣同对荀子的话更作了微言大义的发探:

  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是则但为人之智力所能为,而禽兽所不能为者,无不可以学而学,会而会,且通为一学一会也。37

  这里力图将学会的合法性从荀子言论中推出。事实上,正因为「群学」既有经典为根据,又可以用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精神发探出整套变法的理论,康有为(1858-1927)才会十分自信地认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也」。而梁启超亦力图作〈说群〉十篇120章,以系统阐述变法理论,38并将「乐群」写入「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当作立志维新变法志士的行为规范。39换言之,「群」用于指涉「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知识分子用今文经学建构指导变法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40

  四、「社会」代替「群」原因之一:从维新到革命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士大夫依靠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希望落空,今文经学对普遍政治话语的塑造能力也顿时丧失!人们意识到不能用强化中国原有各层次组织,特别是君王和臣民、家庭的上下相通来增加抵抗西方冲击的能力。随着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巨变,也必须重新考虑用「群」来指涉「社会」是否合理了。对于激进知识分子而言,清廷代表了保守专制,改变中国必须依赖民间各种自发力量。这样,在他们的言论中描绘把个人组织起来的词汇「会」日益显得重要,成为指涉「社会」的过渡性词汇。1902年,「社会」一词尚未普及,大多数知识分子仍习惯于用「群」指涉society,但大约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新词,这就是「私会」和「公会」。

  戊戌政变前,欧甲鼓吹「群学」不遗余力,但在《新广东》一书中,他对「群」字不再有兴趣。他把西方的国会、议会、教会、学会、商会通称为「公会」,而中国基层群众的秘密结社则称为「私会」。他认为在帝王专制的前提下,中国「公会无一,而私会遍天下」,唯一能推动进步的是依靠私会。他根据秘密会党推动变革促进中国自立的逻辑,认为只有依靠「私会」才能建立「公会」。他这样论证:

  盖今日之秘密会党,能改革进步,以从豪杰之命,即异日中国国会议会各公会之起点,政党之基也,岂特可以及外国之私会,且可以升为万国之公会矣!41

  他一反中国传统士大夫把基层秘密结社看作「无赖」、「人类不齐,流品最杂」的观念,认为「无赖」实际上就是不依赖他人,最具独立精神。正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欧甲数次使用「社会」一词,开始了「社会」的含义从秘密结社扩充到用来指涉society的第一步。

  总体上讲,「社会」取代「群」是和当时思潮中「革命」压倒维新直接相关。当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主体一旦从君王、官僚士大夫变为革命党和下层百姓的秘密结社,用于指涉「会党」和秘密结社的「社会」也就获得了指涉society的正当性。众所周知,晚清革命思潮崛起于1902年,而正是在1902年到1904年这两年中,「社会」被广泛用于指称把人按其追求的目的组织起来的过程和系统,并指称人类在其中生存的某种基本组织结构,如「世界人类,必群居而不能独立。其聚处之方,内则为家庭,外则为社会」,42人们意识到「夫社会为个人之集团也」。43农民组织被称为「农民社会」,工人组织被称为「职工社会」,商人组织被称为「商人社会」。44「社会」不仅被看成超出家庭、国家以外的领域,它还被广泛认为是早于国家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证:

  试置吾人于冲积层时代,……其时但重母系,不知父系,既无家,安有国,然而社会之雏形已具矣。45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既然用「社会」指涉society是从基层群众秘密结社意义延伸出来,在人们的习惯中,「社会」仍具有意指基层秘密结社的含义。秘密结社是下层「社会」。这样「社会」一词的原有意义与新意义的互相纠结、互相暗示使得它具有阶层和分层的含义。这一时期,「上流社会」、「下流社会」或「上等社会」、「下等社会」这些说法在报刊上频频出现。

  为了给上述观点提供统计上的证据,我们选择了张、王忍之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作为考察对象。据编者所说,该文集选载文章的标准除了当时较有名和对后来影响较大之外,主要是直接集中地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点的论文」。46这里所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主要指戊戌后流亡到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反清革命派。我们以该文集为样本,分析这一时期如何使用「社会」和「群」。表三列出了1901-1904年间,该文集中使用这两个词汇的例句。我们发现,在该文集中,从「群」到「社会」用词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01-1904年间。1905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群」已很少用。该文集于1901年度共收3种书刊、16篇文章,其中有9篇谈到「群」和「社会」,有关例句如表三A所示。从中可见,1901年「社会」一词出现甚少,人们基本用「群」来指涉society。而1902年收集6种书刊,共23篇文章,其中谈到「群」和「社会」的有8篇,表三B为有关例句。从中我们看到,1902年开始「社会」一词较多地被使用,但在同一篇有关「社会」的论述中,还常常用「群」来指涉society。十分有趣的是,在为数不多的「社会」一词中,「秘密社会」占了一半以上,由此可以印证我们前面的分析。1903年,该文集收集了15种书刊、74篇文章,其中有28篇谈到「群」和「社会」,表三C为例句。在这一年「社会」出现的频度已远远大于「群」。而1904年收了9种书刊、34篇文章,其中有14篇和「群」、「社会」有关。但从表三D中,已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已很少用「群」指涉society,「社会」一词已高度普及。综观表三的四个分表,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一词是同新旧社会,上、中、下等社会,经济、军人、工商社会和社会主义等词同时被使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表三C中「社会」出现了153次,而其中社会党、社会主义、上、中、下等社会、新、旧社会、农、工、商业社会、秘密社会、奴隶社会、军人社会、学生社会及劳动社会等总共出现了93次,占了38%。

  表三 1901-1904年部分重要文章中「群」和「社会」等词出现频度

  (A) 1901年
图片缺失.
(B) 1902年D) 1904年
图片缺*表三(A)、(B)、(C)、(D)为吴嘉仪小姐作出,在此说明并致谢。

  由于下层社会人数远比上层社会为多,所谓:

  盖世界虽至文明之国,其国民之阶级,必愚者十百而智者一二,贫者十百而富者一二,下流社会之人数必倍蓰于上流社会。47

  从中很容易得出:「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48而「下层社会」虽地位低下,但却是推动革命改造中国的主力军。于是:

  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49

  甚至可以推出:「支那之劳动社会、军人社会、大半出于秘密社会之间」。50这样「下等社会」就被赋予可以成为创造「新社会」的道德含义,而中国原有社会则是腐朽的「旧社会」。51代表「下等社会」的平等价值和秘密结社的精神也就用于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道德灵魂,开始随着「社会」观念的普及在革命知识分子心中激荡。

  事实上,人们选择某一个词汇,「群」或者「社会」总是和认同其内涵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用于指涉其理想组织形态的词—— 国家—— 背后相应的精神十分明确,即忠孝为基础的儒家伦常等级,那么「群」背后的精神则显得有点含混。在康有为心目中,似乎是经他改造过的今文经学,梁启超把「合群」作为一种新道德,谭嗣同强调这是佛学的平等救世,唐才常将其比喻为热力。52这种含混性也意味着用「群」来指涉「社会」尚未定形。1900年后,「社会」代替「群」指涉society,则意味着其背后支配价值的再次明确化:对于革命者而言,理想社会组织背后的精神是一清二楚的,它为推翻皇帝专制、扫平少数民族贵族统治,甚至是打破纲常。既然这一由「下等社会」担负的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社会,新社会必有其精神,有人将其称之为「社会魂」,并明确以它代表平民利益:「……社会魂。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53以平等为其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也就被当作「新社会的主义」。这里「社会主义」随着向往新社会的主义(道德价值)而兴起。「社会主义」不仅包含了权利平等、经济的平均、甚至涵盖了秘密结社的基本精神—— 四海之内皆兄弟。欧甲在〈新广东〉一文中曾高度赞扬下层秘密「社会」成员「尚义气、姓界,入会皆称手足兄弟,颇有四海皆兄弟之义,可谓平等之极矣」。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中,居然也是用「四海之内皆兄弟」来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由于平等所对应的目的是扫平儒家伦理的纲常等级,中国传统中反儒家的道家和墨家得到高度评价。墨子的「兼爱」、「尚同」被等同于「社会主义」,有人论证说:「墨子社会学,其宗旨曰兼爱,所以组织人群,以成新社会者也。……兼爱主义者,社会主义也。」54老子的学说则是冲决罗网的重要根据。55


 五、「社会」代替「群」原因之二:绅士的公共空间

  仅仅用今文经学的衰亡、革命党的兴起,来解释「社会」取代「群」是不够的。因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言论主要发表在日本和租界,其影响虽大,但在晚清只是思想变迁的潜流,尚不能解释广大绅士和一般官僚思想的变化。而我们知道,1900年后,「社会」一词的普及不仅发生在留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中,甚至思想保守的士大夫都接受了「社会」一词。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该年8月26日,五大臣在北京前门登车出发之际,发生炸弹爆炸。投炸弹的烈士吴樾(1878-1905)在他杀身成仁时,向海外发表了鼓吹民族革命、反对清廷假立宪的〈意见书〉。〈意见书〉中运用了「社会」一词。56而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1853-1910)在其《出使九国日记》中也数次谈到「社会」。一次用于泛指西方society,一次谈到旧金山三万华人「大都皆下流社会」,另一次则指涉美国「社会办事会」。57戴鸿慈的政治倾向和革命党人及排满民族主义者完全相反,但他对「社会」一词的理解却与革命知识分子有某种相同之处,例如用它泛指society、「下流社会」以及人们自行组织起来的过程。

  1900年后,清廷官僚和绅士普遍接受用「社会」指涉society,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不仅仅是由于西学传入和革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推崇,而更多是因为绅士公共空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社会」作为公共空间的意识第一次在中国浮现。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1900年以前,绅士的民间社会形态和西方近代的公共空间不是一回事情,而1900年后,绅士民间组织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故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绅士公共空间出现。这方面一个证据是「公」的观念具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有两重含义,一为「私」的对立面,代表「公共」、普遍;二为超越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由于儒家伦理中,父子关系是道德的核心,而在领域上,「父子」、「家庭」属于私,故父子关系作为普遍之理和作为领域之「公」是互相矛盾的。正因如此,对于士绅传统的民间组织,如果基于非亲族纽带,反而会被界定为「私」(即自私),而且会遭到禁止,基于亲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则受到鼓励,称之为「公」,正好和现代西方命名相反。58而到1900年后,「公」不再具有父子关系的含义。「公理」兴起,代替了传统的「天理」。我们在另一篇论文中有较多篇幅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中西二元论意识形态的形成。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二极分化。在海外的激进知识分子倾向种族革命,他们使用「社会」和「社会主义」取代「群」来指涉society;而清廷和广大绅士在庚子事变后也意识到,不变法中国一定亡国。他们一方面坚持纲常名教和王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推动新政和预备立宪等经济政治改革。为了使得西方的宪政、民权不冲击他们统治合法性基础—— 儒家纲常,清廷官僚和大部分绅士不得不将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与西方价值划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我们在有关著作中将其称为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59在某种意义上,绅士公共空间正是坚持二元论意识形态前提下推动政治经济现代转型的产物。它也是「社会」代替「群」的另一个原因。

  必须注意,无论绅士在城里办商会、学校,还是建立谘议局、国会,各种组织均是绅士自行办理或以绅士为主体,它们的产生代表绅士自行组织起来的过程,「社会」无疑极为方便地成为概括各式各样「会」的总称。也就是说,绅士可以反对革命、不同意「社会主义」,但对自行组织的肯定,却促使他们承认「社会」一词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一时期,绅士意识到「社会」具有家庭和国家之外的含义。本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三层次整合中,绅士在县以下自治的主要功能是将政府与家族联系起来,但随着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推行,城市化的绅士和他们组织公司与种种协会,使得这一中间层次大大扩张。所谓辛亥革命实为扩张的绅权对王权的颠覆。60这里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头10年,原来只是传统社会结构中层的绅权,破天荒地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部分,而且它出现了与国家对抗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当时各种「会」具有公共空间的性质。但是和西方公共空间不同,绅士是其主体,而背后的文化理念也和西方不尽相同,故我们将其称为绅士公共空间。总之,由于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用代表绅士自行组织起来的词汇—— 社会—— 来指涉人们在其中生活的主导性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有甚幺证据说清廷和绅士接受「社会」一字是源于对绅士公共空间的承认?1907年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曾上奏折,要求清廷制订法律,肯定绅士结社自由,在有关奏折中,对「社会」两个字作出明确解释。该奏折在讲述西方结社集会之风如何有利于进步后,曾这样论证:「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论其功用实足以增进文化裨益治理……。」该文要求清廷除了对秘密结社实行禁止外,对其余结社集会都应提倡。61而清廷则在相应的上谕中将结社集会简称为「社会」。在有关上谕中有这样的句子:

  近来京外庶僚从政之余,多有合群讲习之事。此次修订结社集会律,拟请嗣后。现任职官于其职务外,有亲莅各社会研究政治学术者,亦为律之所许……。62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的信息:一是当时绅士官员结社集会已十分普遍,以及人们把结社集会简称为「社会」;第二,清廷明确允许现职官员在履行公务之外,可以参加这些学会的研究活动。当然「社会」这个词在绅士中流行,而它当时是否主要是作为「结社」与「集合」之简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是由上述例子可见清廷官方和绅士心目中,「社会」一词的意义显然不同于秘密社会,不是官方的,而是指绅士公共空间。

  王尔敏曾经统计过1895-1911年成立的各种协会和学会,他不考虑类似于「同盟会」等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列出知识分子(绅士)的148个组织。我们曾根据这项研究作出图一,63从中可以明显看到知识分子自行组织起来的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在戊戌变法时期,有61个团体,其中被称为「学会」的共有37个,占总数的60%;第二个高峰为清廷宣布新政以后,共出现87个组织,其中称为「学会」的只有16个,占总数18%。64耐人寻味的是:第一个高峰以学会为主体,它正相应着知识分子一开始用「群」来指涉society。我们在前面指出,学会背后的观念是「群学」。正如梁启超所论述的:

  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冈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母也。65

  因此第一个高峰的背后正是「群学」的勃兴。第二个高峰中,学会已不占重要地位,即使对于那些类似学会的组织,推行新政的绅士更喜欢用研究会和协会来代表,它反映「会」从「群学」中脱离出来,成为各种具体组织的指称。而把一切结社与集会结合起来,用「社会」来概括是最合适不过了。因此第二个高峰明显刻划着以各式各样「结社集会」为标志的绅士公共空间的出现。它促使人们接受「社会」一词。

  图一 1895-1911年民间社团数量变化(缺)

严复对「社会」一词的接受大约可以看作记录了这种变化的思想史过程。1903年,「社会」一词已相当普及,严复在出版《群学肄言》时,仍坚持将sociology译为「群学」,但在《群学肄言》的译后记中,严复却承认了「社会」一词的意义。严复一向以其译文对每一个用词反复推敲而出名。他为甚幺会接受「社会」一词?我们认为,严复发现用「社会」来表达人自行根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过程比「群」更适当。他这样写道:

  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译者注: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 有法度也。66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严复把「社会」定义为「有法之群」,认为它是「国」的基础。即「社会」被看作是不同于家庭或宗法组织,它必须是依法建立的。严复强调国家也应用这样模式来确立。第二,严复认为中文「社会」这个概念和西方对「社会」的界定相合。中文「社会」的原意—— 人自行组织起来—— 终于被再次肯定,并用它来指涉人类组织的总和。严复的分析十分典型地代表了新政立宪时期,中国传统士大夫对「社会」这一词本质的了解,并接受用它来指涉人生活在其中的组织形态。1904年,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时,已开始用「社会」泛指一切人类组织。如图腾「群」制被称之为「蛮夷社会」、宗法家族国家被称为「宗法社会」等。67

  必须注意,二十世纪初虽然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同时用「社会」来指涉society,但其背后的价值指向却不同。革命派在运用「社会」一词时,大多主张把平等作为「社会魂」,他们同时认同「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而立宪派却把「社会」背后的精神定位于市场组织和绅士公共空间,他们并不接受经济平等和「社会主义」。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的「序」中明确指出,西方的「自由」乃「人人于其权利范围之中」,「无男妇老少,其于一切社会之交际,相待以信,相接以礼,守法律,顾公德,跬步皆制限焉」。而平等乃「上自王公,下逮庶民,苟非奴隶,皆有自主之权」,「而非以爵位之贵贱论也」。68这里「自由」被界定为守公德,而非打破纲常礼教;「平等」只是权利平等,而非经济地位的平均。戴鸿慈对「自由」、「平等」的界定,十分形象地表达了清廷和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绅士观点:接受「社会」作为依法建立组织和公共空间的含义,而拒绝把平等作为「社会魂」。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1906年《民报》和《新民丛报》就中国是否应开展社会革命的大论战。孙中山把「社会主义」界定为民生主义,并将实现土地国有和经济平等之革命称为社会革命;朱执信和汪精卫也多次鼓吹在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必须同时进行。而梁启超等则不认同社会革命,反对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他嘲笑孙中山混淆了「社会学」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概念。69表面上看,这一争论只是说明梁启超与同盟会之间政治上的分歧,其实政治分歧的根源除了要不要排满种族革命外,根本还在于建立一个甚幺样的理想社会。梁启超支持开明专制,认同绅士作为社会精英,而激进的革命派则鼓吹到平民、会党中去,70视绅士为腐朽力量,称其为平民之公敌。71主张建立一个代表平民利益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新社会。换言之,1906年开始的对是否要社会革命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立宪派和革命派对「社会」背后精神理解的重大差异。理解这种差异,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公共空间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六、公共空间存在的思想文化条件

  上述分析表明,1905年前后,以立宪派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一词的理解具有相当多的含义。它既是家庭以外的公共领域,又代表了人按某种目的组织起来,还表达了绅士公共空间,并用它来指涉人类生活在其中的政治经济结构。它同西方近代society含义相当接近。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两者虽然接近,但西方的公共空间和绅士公共空间背后的支持意识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在西方,公共空间作为将「私」合成「公」的场所,其前提是对个人(私)自主性的尊重和保护,由于私人领域是一种稳定而坚固的存在,在西方只要公共空间存在,国家权力就受到监督,公共领域不会压倒私人领域。而中国知识分子却不了解「社会」与保护私隐权、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

  显而易见,如果在将私人事务结合成公共事务过程中,出现了私人领域或个人自主性范围的不断萎缩,「社会」最后只代表了「公」,成为国家的代名词,那幺它也就不再具有打通公共与私人的功能。而公共空间的本质恰恰在于将「私」合成「公」,它一定要是一个既非公共又非私人的领域。因此公共空间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对私人领域的保护,使其不会因「公共」领域的形成、特别是国家的扩张而消失。这一过程在西方公共空间成长的历史中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在经济活动中个人财产代表了最早受保护的私人领域,「社会」的起源一开始缘于保护私有财产。阿伦特指出,当「社会」刚刚进入公共领域时,它被装扮成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组织。这种内在联系甚至反映在国家这个词的来源上。Commonwealth在某种含义上却是指共同财富(common wealth) 。72然而,一般公共空间的形成仅仅依靠对私有财产保护是不够的,它需要在私人领域的保护上超出经济之外而进入人类一般事务之中。事实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自古就存在,但公共空间却要等到十七世纪之后才形成,其原因正在于个人权利观念要等到十七世纪后才真正成熟。柏林(Isaiah Berlin)指出,像隐私权这样的观念在西方出现最早不会超过十六世纪。73麦金太尔(Alasdair C. Macintyre)发现西方十七世纪普遍发生道德基础论证的失败,而我们则讨论过西方道德基础论证失败是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确立之重要前提,它使得个人权利成为英美经验主义的核心观念。74事实上,只有西方权利自由主义成为「社会」背后的支持意识,个人自主性和私人领域才有意识地处于保护之下,这时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才可能稳定地确立。

  和西方相比,「必须保护私人领域」这种观念在中国十分淡薄。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和家庭(家族)构成了「私人领域」,国家是公共领域;由于儒家意识形态把国看成家的放大,忠和孝的等同使得家庭领域和国家领域是相通的。儒家伦理中不存在保护家庭领域不受国家和公共领域侵犯的机制。75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县以下的绅士乡村自治虽可以称为民间社会,但不存在甚幺公共空间。1900年后,以绅士为主体的公共空间出现,本质上是西方冲击下的特殊产物,其前提是儒家伦理与西方引进价值的二元论式的分裂。当时在广大绅士心目中,儒家伦理仍然是家庭和个人道德(私人领域)的合法性根据,而「宪政」、「民权」等西方理念成为政治经济改革等一系列公共事业的指导思想。从思想史角度分析,这种保护个人和家庭价值不受公共领域侵犯的,是把儒家伦理和西方价值看成互不相干的二元论心态,它是清廷和绅士在引进西方制度时又想保护自己权利不受损害的非意图结果。76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明确将「公德」与「私德」分开,无疑是想为这种二元论提供理论基础。但是无论知识分子作出甚幺样的理论建构,当二元论是建立在对统治利益和特权维护之上时,只要清廷被推翻,二元论就是不稳定的。而一旦这种二元论心态被否定,知识分子又将个人道德、家庭伦理与社会正义打通,那幺随着公共领域价值、特别是国家权力的扩张,私人领域必定萎缩。换言之,一方面以绅士为主体的公共空间是脆弱不稳定的,另一方面在整个文化结构中不存在保护私人领域的机制,这样代表国家的价值就有可能侵蚀家庭和整体私人领域,使得「私」完全在「公」的压迫之下。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信奉一元论的新知识分子对具有二元论心态的绅士之批判和取代。它明显分成两个阶段:从1915-1919年是第一阶段,其主调为批判儒家伦理,新知识分子代替城市化的绅士成为政治文化的主体;1919-1924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新意识形态兴起。77发人深省的是,这两个阶段正好刻划了国家吞没私人领域的历史步骤。即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阶段,绅士公共空间解体了,由于二元论被批判,在广大新知识分子心目中,个人道德、家庭伦理和社会正义再次打通成为一个整体,保护私人领域不受公共价值侵犯的机制不复存在。这样,在新文化运动第二个阶段,随着知识分子认同新意识形态,新的公共价值就可以不断扩张,吞没家庭和个人,中国出现了一个新意识形态称霸整个社会、家庭乃至个人领域的新时期。

  1917年张勋复辟,在某种意义下意味着辛亥革命后城市化绅士建立民主政治的破产。它激起了整个知识界对绅士公共空间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反思。陈独秀(1879-1942)和康有为关于民主的大论战就是代表。康有为鉴于民主政治带来普遍混乱和一系列社会危机,认为中国应放弃共和制度回到君主立宪。而陈独秀则认为当时共和政体失败是因为它不能代表真正的民主,儒家伦理和绅士封建意识必须对此负责。78尽管陈独秀和康有为的意见针锋相对,但否定当时绅士为主体的公共空间这观点却是一致的。我们曾论证过,由于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从1919年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一词的意义进行了再塑造。在此之前,「民主」有着明确的含义,它是和君主制对立的西方代议制政治,而且知识分子对这个词的使用大多是正面的。1919年后,「民主」被定义为「平等」、「民治主义」和「工人政治」等新含义,而且人们越来越多赋予代议制民主以负面评价。79民主是公共空间在政治领域中的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观念理解的巨变,正反映了绅士公共空间被新知识分子唾弃。

  七、「社会主义」的勃兴

  1919年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如急风暴雨般地兴起。关于社会主义兴起的原因很多,但以往思想史研究家比较忽略它和「社会」背后价值的关联。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本来「社会」观念背后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对应绅士公共空间的意识,另一种是认同平民价值的「社会主义」。当绅士公共空间占主导地位时,「社会主义」是受压制的;一旦绅士公共空间解体,其价值取向被否定,「社会」背后的社会主义价值意识就会浮现出来。也就是说,从思想史内在逻辑来看,绅士公共空间的解体对「社会主义」的凸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推测可以通过《新青年》杂志中「社会主义」一词的计量研究得到证实。表四为《新青年》杂志各卷中「社会」和「社会主义」两个词出现的次数。我们看到「社会」一词使用了11,132次,而「社会主义」一共才1,912次。特别是1919年之前,「社会主义」出现更为稀少,总共才有34次,而「社会」一词共出现了1,503次。这表明「社会」早已是个常用词,但使用「社会」这个词不等于支持「社会主义」。1919年以前,「社会主义」是不常用的,它只是在某些特殊政治团体表达自己政治主张时偶尔提及。而1919年《新青年》杂志「社会主义」一词出现频度发生突变,猛增至104次。1921-1922年间增至最高峰,达685次。「社会主义」成为和「社会」一样常用的政治词汇,几乎征服了所有政治流派。1920年前后,连军阀都以谈「社会主义」为时尚。

  表四 《新青年》杂志中「社会」和「社会主义」出现频度
 *表四由戚立煌先生和吴嘉仪小姐作出,在此说明并致谢。

  思想史家在分析1919年后「社会主义」勃兴的原因时,大多将其归为一次大战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新知识分子把苏联看作现代化榜样。事实上,我们从思想史内在理路分析,「社会主义」价值一直是由两种价值取向合成的:一个是平等(特别是经济平等),另一个是不以西方现存的社会为学习榜样。在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有关要不要社会革命的大论战中,「社会主义」之所以是革命派的旗帜,这是因为他们既认同平等价值又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应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病。而1919年「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实际上正是平等和反对西方现存社会制度这两种价值的再次汇合。1919年前的反儒运动早已使平等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最基本的价值。巴黎和会则促使中国人放弃以西方作为现代化榜样。两种价值汇合的契机终于在1919年成熟。因此从思想史内在理路看,1919年后,「社会主义」思潮正是清末革命派有关「社会」背后价值理念的复苏、放大和进一步发展,而反对绅士公共空间则为这一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环。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中「个人独立」和「科学」、「民主」一起,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从此,「个人」和「个体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成份。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讨论的,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上出现短暂的近代绅士公共空间中,从来没有形成保护私人领域的观念。所以,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缺失面。在历史上来看,可以发现自从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就开始了一个公共领域不断侵犯、压迫私人领域的新时期。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由个人自愿形成之各种公共组织的不稳定性。众所周知,1919年前后正是新知识分子高度张扬个性解放的时代,不仅强调个人主义,「社会」也曾一度被理解为独立个人的联合体。例如周作人对日本新村的介绍,以及工读互助团盛极一时。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都如昙花一现,而工读互助团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从思想史上分析个人形成之社会组织不稳定的原因,可以看出公共空间对抵御国家侵犯个人领域所具备的功能。绅士公共空间解体后,新知识分子力图组织各种类型的公共空间,但是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所缔造的中国现代文化中缺乏强有力保护私人领域存在的因素,即便是新知识分子具强有力的个人主义,都不能防止国家压倒私人领域。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社会」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在《新青年》杂志中频度变化曲线(图二),公共领域压倒私人领域的过程更清晰可见。图二中明显存在着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5-1918年(一至五卷)。「社会」一词保持很高频度,而几乎没有「社会主义」一词。第二个时期为1918-1920年(五至七卷)。这一时期绅士公共空间已经解体,「社会主义」一词频度虽增长很快,但远远赶不上「社会」一词增长的速度。它表明绅士公共空间解体后,人们对个人组成社会的关注,以及形成新公共空间的努力。但1920年后,第三阶段(七卷至九卷)很快来临,「社会主义」频度增长速度高于「社会」频度变化。它说明「社会主义」成为探讨之核心。

  分析表四中提到「社会」和「社会主义」两个词的平均每篇次数,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表三列举了每卷文章使用「社会」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出现的频度。显然,如果它只有几次(频度小于4),我们认为它是偶尔被提到,当平均每篇文章提到「社会」(或「社会主义」)的频度到达5-10,我们则可以认为该文章讨论内容和「社会」或「社会主义」有关。当其每篇平均频度达十几次或几十次,则该文章可以看作专门研究「社会」或「社会主义」的。根据这一标准,《新青年》杂志在1918年前不仅提到「社会主义」的文章篇数极少,而且每篇对「社会主义」只是偶尔提及(平均每篇频度小于4),而提及「社会」一词的篇数相当多,每篇平均出现频度在4-8之间,说明这些文章都是讨论和「社会」领域有关事物。而1919-1920年「社会主义」一词的频度上升至4和5之间,说明这时只是讲「社会主义」的文章大大增加,但这些文章仍然大多提及「社会主义」和与「社会主义」有关,而不是以讨论「社会主义」为主题。对于「社会」就不同了,平均每篇「社会」出现频度是6-16,即大多以讨论社会为其主题。到1921-1924年间,「社会主义」的平均每篇频度达11-15,即相当多的文章是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的。

  在社会主义思潮中,本来就存在着公共价值侵蚀私人领域的可能性。例如极端社会主义者主张消灭私有制,使得自古以来保护私人领域的第一重防线得以摧毁。西方极权主义政体均以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社会公共空间的消失和「社会主义」理念中公共价值压迫私人领域确有某种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公共空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立。相当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主张重建公共空间,例如民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修正派都力图把议会民主和社会主义价值结合起来。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更是构想了一个取消政府依靠行业协会建构新社会的蓝图,这里私有制虽然被消灭,但社会仍然被想象成某种公共空间。西方之所以存在反对私有制的公民社会理念,这是因为保护私人领域的观念是如此坚不可摧,十七世纪后,它早已脱离经济领域进入人类一般事务,人权和经济平等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共存的。而中国人接受个人权利为正当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它在某种意义上恰好同清末知识分子将儒家道德与社会制度划分成两个不同领域的副产品。随着绅士公共空间解体,权利迅速等同于道德,1919年后,由于经济不平等,个人权利被认为是虚妄的。80这样一来,在1919年后,中国勃兴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却很少有重构公共空间的含义。

  表五为《新青年》杂志中「社会主义」一词所蕴含的意义分类,及对其价值评判的统计(我们用+、0、- 分别表示人们在运用「社会主义」一词时所具有的正面、中性和负面态度)。从中可见,具有公共空间含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修正、议会的社会主义只是在1919-1921年间存在过,其频度并不高,1921年后,它们已完全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1919-1926年间,除了革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获得正面评价,并一直保持很高频度外,其它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一般社会主义)的评价均由正面变为中性,甚至负面的。它意味着革命的、俄国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这样一来,只要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来整合社会,其后果一定是代表意识形态的公共价值膨胀,它会不断侵占私人领域,导致私人领域一步步地萎缩。众所周知,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

  上述对「社会主义」关键词引用及意义分析,是以《新青年》为个案的。那幺,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是新文化运动后期最普遍、最重要的思潮呢?从我们课题对当时十二种代表不同思想流派的最重要期刊研究来看,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创刊及停刊时间较早的《甲寅》(1945年5月至1915年10月)外,其它在《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向导》、《星期评论》、《建设》、《努力周报》、《解放与改造》、《醒狮》、《现代评论》中,「社会主义」都是出现频度最高或较高的关键词。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少年中国》,「社会主义」出现频度高达594次,远高于左倾激进的《每周评论》(56次)和共产党理论刊物《向导》(343次);而国民党的理论刊物《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现最多的关键词。81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确立,国民党率先用三民主义整合中国社会。即使这种整合不那幺成功,但这种新意识形态统治和一党专政使得30年代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远远小于五四时期。当时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虽然存在,但它们已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必须服从民生主义的指导。市场经济中形成的组织和公共意见团体、党派均在一党专政的控制之下。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实现中国社会的再整合,社会的公共空间进一步缩小。由于国家官僚机构比传统王朝大两个数量级,直接延伸到每一个乡,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县以下民间社会破天荒地消失了,每一个自然村,以至家庭和个人都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1957年后,市场和私有财产权的消失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不存在公共空间的超级官僚社会。82

  表五 《新青年》杂志各卷「社会主义」一词的词义类别、评价及分布


  *表五为戚立煌先生作出,在此说明并致谢。

  八、「社会主义」的悖论:反社会的社会运动

  五四以后半个世纪,私人领域的萎缩直接表现在「社会」这个词的意义变化之中。新文化运动前,「社会」有三重含义:一是泛指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一般组织;二是人按照某种目的结成联盟(自行组织起来),它有时指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必定是个人家庭和国家之外的领域);三为社会分层。新文化运动以后,公共空间的逐步消失直接冲击了原有「社会」含义中的第二重意义,当第二重意义解体时,也就影响到第三重意义,其后果是「社会」这个词所表达的内容大大狭窄化了。

  众所周知,西方society不仅用于指涉人类一般组织,还用于表达各种专业协会和个人按某种目的自行组织起来的种种系统。在新文化运动前,「社会」最常用的意义之一就是指涉「人按照某种目的结成联盟」。例如严复在1909年出版的《名学浅说》中将trades-unions译为「工联社会」。83而在新文化运动后,在成熟的中国现代白话文中,「社会」却只用于指涉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一般组织,已不再具有「人按照某种目的结成联盟」的意思。我们再也看不到五四前「商人社会」、「农人社会」、「商人社会」等类似的用法。今天已没有人用society指涉农民协会、科技协会、医学学会、商会等。在现代汉语中,「协会」和「会」是不可以和「社会」混用的。随着「社会」不再用于表达人根据某种目的和行业自动组织起来的过程,原先由此派生出来的表示社会分层之含义如「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中等社会」这种用法也基本消失。

  本来「社会」三个层次意义中,国家通过公共空间和家庭以外的公共领域相联。公共空间的消失,使得这时国家明显与「民间社会」脱离了关系,由于历史的惯性,「社会」仍然用于指涉人类总体组织并包含国家,但在现实中,「社会」不再包含国家的、只剩下家庭和国家之外领域的含意。由于国家代表了公,而私人领域是在公的价值压迫之下,家庭和国家之外的领域也必然失去存在的正当性。

  在1949-1980年的大陆白话文中,当「社会」用于指涉家庭和国家之外领域时,往往明显具有贬意,如「黑社会」、「社会闲散人员」、「社会青年」等特定俗语,其贬意是很明显的。「社会」含义的狭窄化,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抽象化和空洞化。在原有的「社会」三重含义中,它们互相结合既表达了人类的一般政治经济组织状态,也蕴含着形形色色的具体组织过程,它表现在「社会学」这个词的丰富多重含义中。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学问,它必须包括了具体社会组织研究和人类社会一般演化规律两个方面。一旦公共空间和人自行组织过程从「社会」的含义中抽掉,作为同时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学也失去了意义,这时「社会」作为人类组织的总称只是一种空洞抽象的存在。一般社会演化规律更不是社会学所能揭示的。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后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命运。20、30年代,社会学曾经是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学科,甚至一开始阐述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著作都是以社会学研究为名义出现的。84但只要公共空间不再受关注,社会学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到了40年代,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已从社会学中分离出来,成为高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1949年后,随着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一般发展理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阶级论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社会学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干脆被取消了近三十年之久。

  当否定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成为人们心目中支配地位的价值时,任何一种将人组织起来的过程都和公共空间形成无关。即使是人自愿形成的组织,都不可能把私人领域综合成公共领域。这时不仅形成的社会组织不可能具有公共空间性质,而且相应的运动也不可能是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工会、社会党属于公共空间,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也始终是为工人和为社会谋利益。其普遍的公共利益均是由个体的私人利益综合而成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公共空间的互相排斥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甚幺中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运动和西方不同。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意味着市场在国家控制之下,还是超级官僚机构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并将任何一种民间组织变成其附庸,连民主党派、工会和妇女组织都不例外。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现代意识形态在价值上完全排除了私人领域,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群众运动即使是自发的,甚至可以是以反对超级官僚机构为目标,它也不可能将私人领域综合成公共目标,因而也具有反社会的性质,其典型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反对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模式,力图摧毁修正主义的官僚机构,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但由于在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中,「斗私批修」是重要的口号,形象地表达了要反修防修,就必须完全排除私人领域,一个人只有狠斗私心一闪念,才能批判修正主义。正因为这种性质,有的学者才提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本质上乃是反「社会」运动。85在文化革命中,不仅「社会」常常具有贬意,甚至连党、国家这些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兴起的组织都失去了以往的道德光辉,取而代之的是跟随着伟大领袖干革命的亿万革命群众。如果将「群众」一词在文革凸显出来和戊戌变法时期对「群」的注重作一对比,其意义在历史七十年中似乎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点。戊戌变法时知识分子所渴望的组织结构,似乎在文革中得到了某种实现:亿万群众团结在具有道德感召力的领袖周围、形成对抗西方的巨大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戊戌维新时期用「合群」所代表的理想社会,是希望把民间组织与国家官僚组织熔为一体;而文化革命中的亿万革命群众则成为扫荡一切民间社会的力量。这表明,由于中国文化中一直不存在保护个人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和机制,这使得公共空间在中国出现和变异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不仅中西极权主义形态不同,其现代性也是有着巨大的差异,揭示这种差异,无疑是今后比较思想史研究的任务。

  征引书目

  一、报纸、杂志、期刊

  1. 《大陆》,期3, 4, 8, 9,1903年2, 3, 7, 8月。

  2. 《民报》,台北,期3,1906年4月。

  3. 《江苏》,台北,期3, 5,1903年6, 8月。

  4. 《东方杂志》,上海,卷5期4,1907年。

  5. 《河南》,期4,1908年5月。

  6. 《时务报》,台北,册50,1897年12月11日。

  7. 《浙江潮》,台北,期8,1903年10月。

  8. 《国民报》,台北,期2,1901年6月1日。

  9. 《游学译编》,期10,1903年7月。

  10. 《湘报》,北京,号6,1898年3月。

  11. 《新世纪》,期42,1908年4月11日。

  12. 《新民丛报》,台北,期61, 62, 86,1903年、1906年10-12月。

  13. 《新青年》,上海。

  14. 《觉民》,期7,19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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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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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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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总第5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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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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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孟子》,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11.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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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阿伦特(Hannah Arendt)着,竺干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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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民国90年6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该研究为我们受香港研究资助局(RGC)资助的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 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予以说明并致谢。

  (( 金观涛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刘青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杂志主编

  1 Chambers Encyclopaedic English Dictionary (Edinburgh: Chambers, 1994), vol. 13.

  2 《汉语大字典》(武汉: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87年)。

  3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页272。

  4 《辞源》(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1984年)。

  5 朱熹编,《近思录》(台北: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卷9,「治法」,页98。

  6 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 群学〉,《近代史研究》(1984年3月),总第20期。

  7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页238。

  8 杨家骆编,《宋会要辑稿》(台北:世界书局,1964年),册165,「刑法」,页6551。

  9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7。

  10 谭嗣同,《仁学》(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页6。

  11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92。

  12 有时士大夫偶尔用「社会」来指涉团体,但这时「社会」的准确含义只是某种自愿形成的组织或组织过程,大多数是学会;并无今日用于指涉人类在其生活的政治经济组织之含义。如1898年6月军机大臣世铎在有关奏折中有这样的话:「其所称举行新政,立十二局以任其事,大都皆日本之新事而中国可以酌行者。曰学校,曰邮政,曰武备,……曰法律,……曰税计,……曰农商,……曰造币,……曰游历,……曰铁路、曰矿务、……曰工务,……曰社会,现在学堂初设,风气末开,民间见闻固陋,势难骤然奋兴。将来各省学校如林,渐摩既熟,然后劝谕民人立会讲求,因势利导,自然事半功倍。」〔沈云龙主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佚名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页11〕这里,「社会」指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人们自行组织的会和学会等。

  13 例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只是在解释「社会伦理」一词时,用「社会」指涉society,而在其它地方基本上都用「群」。

  14 〈说国民〉,《国民报》,期2(1901年6月1日)。

  15 龙冠海、张承汉,《社会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页303。

  16 Jeff Weintravb and Kumar eds.,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7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 1780年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页xiii-xxi。

  18 阿伦特(Hannah Arendt)着,竺干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9。

  19 阿伦特着,刘锋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页62。

  20 阿伦特着,刘锋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页62。

  21 William J. Ashley,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A. M. Kelley, 1966), p. 419.

  22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着,汪晖译,〈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页125。

  23 哈贝马斯着,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页137-150。

  24 哈贝马斯着,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页35-47。

  2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8-32。

  26 《左传.桓公二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56。

  27 《孟子.离娄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卷7,页57。

  28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页51。

  29 William Row,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6:3(July 1990), pp. 309-318; Philip C. C.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3(July 1991), pp. 320-321.

  30 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佐治刍言》〔鸿文书局,1896年(香港大学图书馆藏书)〕,第十二节,页3。

  31 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近代史研究》,期2(1985年)。

  32 谭嗣同,〈壮飞楼治事十篇〉,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篇9,「群学」,页444。

  33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文集》(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册2,页3。

  34 欧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时务报》(1897年12月11日),册50。

  35 荀子曾这样论证:「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合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荀子.王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卷5,页7-8)。这里荀子的立论主要是将人同禽兽的差别归纳人有道德感,而禽兽无,并从人有道德感来论证可以合群,并用群力胜物。由于合「群」的基础是伦常关系,故君王处于伦常等级之顶,必须善群。我们看到荀子的论证同戊戌维新期间的讨论是有差别的。

  36 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16。

  37 谭嗣同,〈壮飞楼治事十篇〉,载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九,「群学」,页443。

  38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文集》,册2,页3。

  39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文集》,册2,页27。

  40 虽然「荀学」是晚清今文经学的组成部分。但荀子和维新思潮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谭嗣同等因反对君主专制而批判过荀学,故梁启超曾指出戊戌维新时,曾出现一个排荀运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但正如朱维铮所说的,当时批判荀学和反对荀子是不同的。而且晚清「排荀」与「尊荀」是同时存在的。〔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求索真文明—— 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因此,从荀子的某些言论中微言大义地推出群学,显然和利用今文经学来为改革制造理论根据存在着内在联系。

  41 太平洋客(欧甲),《新广东》,载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页308。

  42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期8(1903年10月)。

  43 〈中国之改造〉,《大陆》,期3, 4, 8(1903年2, 3, 7月)。

  44 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新民丛报》,期61, 62(1903年)。

  45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期8。

  46 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编辑说明」,页1。

  47 云窝,〈教育通论〉,《江苏》,期3(1903年6月)。

  48 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期5(1903年8月)。

  49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期10(1903年7月)。

  50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期10。

  51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期8。

  52 唐才常,〈论热力〉,《湘报》,号6(1898年3月)。

  53 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期5。

  54 觉佛,〈墨翟之学说〉,《觉民》,期7(1904年6月)。

  55 〈广解老篇〉,《大陆》,期9(1903年8月)。

  56 吴樾,〈意见书〉,《民报》,期3(1906年4月)。

  57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70, 90。

  58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着,赵刚译,〈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讨论的意见〉,《经学、政治和宗教—— 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9。

  59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45-355。

  60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页140-146。

  61 〈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奏拟订结社集会律折〉,《东方杂志》,卷5期4(1907年)。

  62 〈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奏拟订结社集会律折〉,《东方杂志》,卷5期4。

  63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页96。

  64 王尔敏,〈清季学会汇表〉(上)、(下),《大陆杂志》,卷24期2, 3(1962年)。

  65 梁启超,〈论学会〉,《饮冰室文集》,册1,页31。

  66 严复,〈译余赘语〉,载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着,严复译,《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xi。

  67 甄克思(Edward Jenks)着,严复译述,《社会通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68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页324-325。

  69 梁启超在〈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一文的〈附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中对孙中山所说「解决的方法,社会学者,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有如下按语:「按此语误,岂有倡民生主义之人,而不知socialism与sociology之分耶,抑笔记者之陋也。」〔《新民丛报》,期86(1906年10-12月)〕

  70 反,〈去矣,与会党为伍!〉,《新世纪》,期42(1908年4月11日)。

  71 〈绅士为平民之公敌〉,《河南》,期4(1908年5月)。

  72 阿伦特着,刘锋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页96。

  73 柏林(Isaiah Berlin)着,陈晓林译,《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页238-239。

  74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页355-368。

  75 表面上看,「子为父隐」似乎是一种抗拒家庭伦理受到法律干预的机制。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将私人家庭领域和国家联系起来的,主要是伦理意识形态,而不是法律。因此「子为父隐」同样是公共意识形态深入家庭和个人的一部分。

  76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页232-234, 347-443。

  77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页232-233。

  78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新青年》,卷4号3(1918年3月15日)。

  79 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总第56期。

  80 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意义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2(1999年12月)。

  81 十二种期刊的意义分析报告,由下列人员完成:《甲寅》: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谦;《新青年》:香港的戚立煌、吴嘉仪、周成海;《新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孙青;《少年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金燕;《每周评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唐云松;《星期评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黎建军;《建设》: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章红;《努力周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赵文斌;《向导》: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汪干明;《解放与改造》: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楚永全;《醒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苑学武;《现代评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孙青和曲伟华。

  82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页411-436。

  83 耶方斯(William S. Jevons)着,严复译,《名学浅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105。

  84 这方面典型例子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载《民国丛书》(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一编(14)〕。该书在中国第一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

  85 杜兰(Alain Touraine),〈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总第36期(1996年)。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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