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领袖蒯大富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比起挨整的干部 我不算冤
青山招人醉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编者按：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切，我们采访了蒯大富。
64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4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180副中药的功效。
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17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疾病缠身的蒯大富，目前正在为自己操持也许是此生最后一件大事：补办社会保险。但此事并不顺利，奔忙了半年多，一直没有拿下来。
“他们和我谈条文，说我不是调进深圳的，是迁进来的；交养老保险的时间又不够15年。按条文肯定是不行的，”蒯大富说，“但怎么发生这些事情的？这是特殊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我是蒯大富，这是核心问题。”
为补办社保他走了不少关系，不免有些心烦意乱。有一次去见社保局某位领导，领导在12楼办公，发现这一层电梯的按钮是被取消的，没法停靠，他就下到10楼，再步行上楼，结果那一层楼道门口也上了锁。座机、手机均无人接听。在此之前，社保局发生过官员被人锤砍事件。蒯大富受到“此路不通”的刺激，即给那位领导发去短信，“百姓与您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出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走过来了，自己谋生吧，也还可以，”蒯大富说，“有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我说这种事不能干的，不能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无常。30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
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29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15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1992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
“走的时候就比较惨，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10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完整的幼儿园，去而复返，罗晓波独自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后她自己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迫辞职了，因为她当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抛头露面，谈论自己与蒯大富的生活。
“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19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商旅
“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2005年，蒯大富60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4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5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4年半，总业务量做到了9000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90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22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40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但终究名气太大，有关方面也要关照一下，有事没事会约他出去喝个茶吃个饭K个歌什么的。15年来，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当年一到深圳，为了躲避那些蜂拥而来的港澳及境外记者，他另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以便缩小被干扰的目标。波折太多，一家人尽量避免任何是非，他们住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他们好几次，他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这种群体事件。但那个历史上的包袱，始终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摘脱。1990年代末，办理户口调动，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户口问题就落实了。蒯大富将此看作是晚节不保，是一种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让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说什么户口？怎么可能？很倔的那种人。”但在多方劝解下，实在没招了，也只得低头。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晚境
早早被历史巨浪送上了岸边，那样一段经历，却成为蒯大富和清华一班同学日后聚在一起的永恒话题，而且谈的每每都是细节，这让罗晓波有些搞不懂。故事听得多了，曾经是“红小兵”出身的罗，就认为她丈夫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并没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他之后的身败名裂，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由于某种阴差阳错被卷入不同派系争斗的“打手”“爱凑热闹、好出风头”的性格缺陷使然。
“当年毛主席向清华派驻‘工宣队’，表明红卫兵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嘛，他们还和人家打起来。什么3个人逃出来发电报，‘清华井岗山（兵团）正在血泊之中，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当事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地方已经被废弃，长满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在青铜峡，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就这样过了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蒯大富的电脑和相册里，保存了他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书桌上，堆着各种各样已发或未发的书刊与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别人给他的历史所做的记叙和整理。晚年，他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反思当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错整了一些干部之外，他认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流血冲突，自己也负有责任。这是让他多少年都后悔的事情。
“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1968年4月23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蒯说，“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
“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种偶然性。‘文革’，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
这样一段复杂和纠结的历史，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一言以蔽之。近水楼台，他们的女儿，曾经嚷嚷着要拉罗晓波一道去研究那段历史，但罗晓波坚决不干，她怕碰触到人性的残酷和阴暗一面，况且要研究的这些人，又都是他们相识相交的。
每天，除了在家里为自己熬熬中药，大病初愈的蒯大富，现在还在一家同样是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担当顾问，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跑跑单，接洽一些业务。此外，3次病发，动摇了他那种“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张，经常也会跟着公司的年轻同事和下属出门远足。在罗晓波的提醒下，蒯大富还坚持定期去做瑜伽，而且每天晚饭后要下楼散步。
对于时事政治，他依然保有兴趣，但只限于旁观，也可以说是学习。每天大致要挤出两个多小时翻阅各类报刊，了解各种动态。
9年前，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够呛的老师，他们都是从那个暴风眼里挣扎过来的人。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蒯大富说，“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