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萃   岚
党的十七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新一轮解放思想的重心，正在酝酿破题。当前，应当重点解决哪些问题，事实上小平同志已经给我们指点了迷津。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
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然而，时至今日，除了其中领导职务终身制被打破外，其余问题均未得到很好解决。以笔者之见，新一轮解放思想，政治体制改革应着力破除以下四大弊端，也是四大问题：
一是“官僚主义，滥用权力”。实际情况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官员自恃高贵，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刚愎自用，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利令智昏，忘乎所以，以致出现“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情况。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让人眼花缭乱；酷似白宫、天安门的豪华办公楼令人目眩神迷；劳民伤财的政府公祭活动如火如荼；大把烧钱的文化政绩工程风头十足，让群众看在眼里、怨在心头。
我党一贯倡导群众路线，官僚主义为何势头不减？正如小平同志所说：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二是“过分集中，民主不足”。小平同志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地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愈演愈烈。由于“一把手”权力过大，近乎绝对化，且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一些人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唯我独尊，飞扬跋扈，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变成个人专制，把“群言堂”变成“一言堂”，“一把手”成了“一霸手”，以致难以自持，贪污受贿，染指腐败，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让人不禁发出“县委书记成了腐败重灾区”的感叹。
那么，原因何在？小平同志说：“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
三是“家长作风，颐指气使”。小平同志指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
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家长制作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反而有所发展，一些上下级关系，居然成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帮派关系。如广西钦州市原市委书记褚之田，从1992年至1999年，每次私下见到成克杰，都向他行“跪拜礼”，外加送钱。情况正如小平同志所说：“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宣告退位已近百年，但是人身依附、尊卑有序的封建意识还远远没有“退位”，消除这些封建残余的影响还需我们不懈努力。因此，我们应牢记小平同志告诫：“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
四是“特权现象，形形色色”。小平同志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大行其道，以致形成“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局面，附着在某些权力上的既得利益正在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得到巩固，地方政府自利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官员公权私用，吃拿卡要，雁过拔毛，卖官鬻爵；有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贵妻荣，父功子荫，在提干、提拔、出国、经商等方面为家属子女谋取不正当利益，美其名曰：“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以致让群众发出“店里有人好吃饭，朝里有人好做官”、“一等人是公仆，大人小孩都享福”的感叹。
特权现象为何屡禁不止？小平同志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简言之，这四大弊端就是官僚主义、过分集权、家长作风、特权现象。这些问题“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解放思想，兴利除弊，简政放权，强化监督，还权于民，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