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丧与忧伤”：2007中国传媒困局/ 王又锋

“沮丧与忧伤”：2007中国传媒困局
文/王又锋
目次：
一、序言
二、第一部分 记者生存困局
1、  一个“假记者”之死：记者真假身份的迷失
2、  一个首席记者的悲痛：记者权益谁来保
3、  一个新入行记者的烦恼：非法的考核任务
4、总评：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三、第二部分 媒体生态困局
1、  新闻造假也能评上奖：“中国新闻奖”蒙羞也不冤
2、  广电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选秀节目从沉沦到落幕
3、  媒体自身的异化：双重封建化与伪公共性
4、总评：恶劣的传媒生态
四、新闻前沿与新闻理论
1、  偷听新闻的诞生
2、  QQ聊天新闻：网络延伸到现实
3、  新闻理论的一次反动：政府新闻学的兴起
4、总评：新闻理论的网络时代
五、结束语
和谐梦想：传媒首先要找回自己
序言
一年又一年，2007 年即将走完。自从2005年末本人推出年度传媒观察以来，每到年底的时候，我都会对过去一年的中国传媒界做个盘点和评点，于是有了《2005中国报业报告》（http://media.icxo.com/htmlnews/2006/01/06/751243_0.htm）和《“媒介责任”2006中国媒体评说七日谈》（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272266.html）两篇文章。虽然纯属个人见解，只是一种民间话语，但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是本人所欣慰的事情。
2007 年快过去了，又到了我写作年度传媒观察的时候。从刚刚过去的记者节，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一年，是新闻行业最为沉闷的一年，是整个行业蒙羞的一年，沮丧和忧伤成了这一年的底色，正如南方都市报在记者节当年发表的社论所言“新闻媒体和新闻人自己爆出了几则颇为轰动的负面新闻，这让整个行业倍感耻辱。” 由兰成长事件引发了真假记者之争，由“纸包子”假新闻引发民众对记者行业的失望，还有没有得到主流媒体关注报道的夏显虎事件等等，但这一切都在表明中国的新闻行业处于困局之中。
于是，笔者将2007年的年度传媒观察的主题，确定为“中国传媒困局”，是困局就期待走出困局，然而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环境和新闻媒体的生态环境，都不容许我们乐观，甚至感到绝望。但是，如果新闻行业和新闻从业者连自己的拯救不了的话，怎么能指望他们来担负起社会公器的作用呢。
本人期待在明年这个时候，再次书写时，能以轻松的心情写出“2008中国传媒走出困局”的字样。期待这不仅仅是一个希望而已。
第一部分 记者生存困局
一个“假记者”之死：记者真假身份的迷失
2007 年1月10日下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常汉文在大同市浑源县沙疙坨镇水沟村遭无任何证件的“黑口子”“矿主”侯振润等人殴打。兰成长被同事送到医院时已经深度昏迷，浑身是血，四肢多处骨折，全身肿胀，头部白骨外露。抢救10分钟后，兰成长心跳脉搏等生命特征忽然消失，急诊医生用大剂量的药物对其进行生命特征的恢复抢救。兰成长因伤势过重，次日上午9时死亡。当日经法医鉴定，兰系被他人用钝物多次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事发后，侯振润等人连夜关闭煤矿并逃走。
事发后，大同方面抛出兰成长为假记者的说法，随即争论和热议的话题转为兰成长真假记者的身份之争。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同有关方面居然在事发2天后，发布《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公然声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媒体报道可知，矿主侯四就是在向“高人”请教后，按照此说法认定兰成长为假记者，才大打出手，最终致死。
本人1 月17日曾撰文《国家应关注大同市使记者致死又公然违宪》，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关注此事。因为“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的判断虽然符合有关规定，但却是与我国新闻行业现实完全不符的。如果此判断受到舆论监督方的一致认可的话，那将是新闻界的灾难。因此，以有无记者证来判断记者身份真假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讲，只要从事采访行为的人就是记者，这与是否有记者证无关，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法学专家周泽指出，新闻报道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除非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报道新闻，发表评论，并不是只有持有记者证的人才可以报道新闻或者发表评论。只不过正式记者可能多一点便利而已，但这种便利并不是特权。
从现实来讲，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记者证的规定本身就是悖论，这让新闻从业者身份遭遇尴尬。2005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闻出版总署令《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发给新闻记者证的人员须具备条件中规定： “在新闻机构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或者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且连续聘用时间已达一年以上的非编制内人员。”众所周知，如今大学毕业生及其他类别的媒体新进人员，有新闻机构编制那是比天鹅肉还珍贵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聘用人员，而聘用人员大都有半年或一年的试用期，通过了试用期方能转为新闻单位正式聘用人员。这就导致新闻从业者当中，有众多的没有记者证的记者。而他们采访时，是不可能出示记者证的，顶多出示单位介绍信。
事实上，目前我国约有70万新闻工作者，其中经核准颁发的新版记者证总人数仅18万人。按大同说法，全国有５７万多假记者，约占从业人员的７５％。这不是很荒谬吗？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半年后，法院审判此案时，对兰成长的称呼也只是《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而非记者。也就是说，兰成长最终没有被认定为记者，大同的“没有记者证就是假记者”的说法基本得到了认可。
笔者当时就担忧，如果没有记者证就是加记者，那么众多的新闻从业人员的权益将毫无保障。监督的对象可以以此拒绝采访，甚至认定是假记者举报；出了事情，媒体也可以以不是记者，只是聘用人员的名义，与之划清界限，逃脱责任。担忧后来得到证实， “媒体聘用人员”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纸包子”假新闻中，临时聘用人员又一次出现。
于是记者的身份开始迷失，“我们都是假记者”成了不少新闻从业者自嘲的话语。做的是记者的工作，有关方面对你的称呼却不是记者，而是“聘用人员”。
让新闻从业者感到无所适从的是，《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一方面规定“在新闻机构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或者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且连续聘用时间已达一年以上的非编制内人员。”才有条件拥有记者证，而另一方面却又规定：“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必须持有新闻记者证，并应在新闻采访中主动向采访对象出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规定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记者证的新闻从业者（大多是媒体新进人员）。应该这样规定正式记者采访时必须出示记者证，试用人员出示单位相关证明
因此，笔者曾呼吁国家关注，并指出记者证管理办法有问题亟需纠正。这篇言论在新华网、人民网发表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随后新闻出版总署有关人员回应却说记者证管理办法不需修改。
假记者横行确实可恶，然而坏的法规制度更可恶。说实在的，我们不应该指责假记者，倒是应该指责为假记者生存提供土壤的坏制度，还有那些干了违法勾当拿钱消灾来养活假记者的人。假记者犹如苍蝇，有逐臭的天性。什么地方苍蝇多呢？臭脏的地方多，比如农村的茅坑，那里为它们和他们提供了适宜生存和繁衍的生态环境。环境脏，苍蝇只会越来越多，打也是打不完的。
因此，假记者的问题，其实是个生态学上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治理生态问题，那么只有打断生物链，把假记者生存的温床消灭掉。假记者和他敲诈的某些单位而后个人的关系，犹如一个小偷在窃取国家的财产，恰被一个心怀不正的人看到，他就要求分脏，自然小偷会为自保会分些许赃物给这个人。合法做事，假记者去敲诈也没有机会了。
一个首席记者的悲痛：记者权益谁来保护
原重庆晨报首席记者夏显虎辞职并起诉重庆晨报一事，近来颇受圈内人士关注。虽然所谓的主流媒体不予报道，但我们在此没有理由不关注此事。
夏显虎，男，现年42岁，没上过大学，从事新闻工作10年来，该同志依靠勤奋和一定的天赋，成为重庆晨报第3届年度名记者、首届首席记者（2006年度），其通讯类新闻作品5次获得重庆市好新闻一等奖、消息类作品2次获得重庆市好新闻一等奖，另有重庆市好新闻二等奖、三等奖多次，连续5年获得重庆晨报年度优秀职工称号。
夏显虎不但采写出了诸如《我救19人谁来救我——开县农民金有树救人患病身亡的调查》、《寻找神秘抗日女兵成本华》、《天仙妹妹真相调查》、《巫溪农民15年养45名孤寡老人》等震动全国的大型报道，还先后7次获得重庆市新闻奖一等奖，指挥20余名重庆晨报优秀记者报道三峡清库、蓄水发稿1000余篇并大获全胜，这些骄人的成绩为重庆晨报赢得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间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应。不仅如此，夏显虎还每年被评为重庆晨报先进工作者，一次被评为重庆晨报年度名记者。
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为重庆晨报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功臣，却在2007年被重庆晨报以“末位淘汰”的名义（据律师调查，该末位淘汰制度不但程序违法，而且内容也违法，详见后面的诉状），单方面宣布留岗察看3个月，并扣发3个月的劳动报酬。
直到这个时候，夏显虎才想起自己是否有其他合法权益被重庆晨报侵犯，经过了解，夏显虎吃惊地发现，他本来应当享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重庆晨报居然一直未给他办理。而且，就在他被评为重庆晨报年度名记者的那一年，他居然依然只是重庆晨报的一名只拿稿费的临时工！这临时工，夏显虎在重庆晨报被迫做了整整3年，重庆晨报一直拒绝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夏显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争端。但是，重庆晨报却一直保持沉默，根本不予理睬，最终导致此事被迫滑向法律渠道。
一个首席记者尚且如此，那些新闻小兵们就更不用说了。如今，不少媒体打着招聘的牌子，以试用期为由廉价或者免费利用刚毕业的大学生的事情已经不鲜见。众多的新闻从业者的“三金”等劳动保障都是没有的。而且以事业单位的名义，招聘的新进人员还都是要试用半年见习半年，第一年里要么没有报酬，要么只有几百元的生活费。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即将实行的劳动合同法更是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然而媒体单位却能普遍的存在应届生试用一年的情况，真让人不可思议。
以关注民生为宗旨和招牌的媒体单位，却对自己的记者毫不“民生”，甚至违背国家法律。行业内有个笑谈，说农民工的工资拖欠了，可以找记者讨要工资；可记者的工资拖欠了的话，就无处可以求援。这就是记者的悲哀。
一个新入行记者的烦恼：非法的考核任务
前段时间有学妹向本人抱怨，说她突然不想在报社干了，因为要让她订３０份报纸。笔者就劝慰她，现实就这样。有位同事的QQ 个性签名就是“订报，订报，我完成不了……”不久前天涯社区有网友发贴问：“请问还有报社给记者编辑下达订报任务吗？”。网友的回答让他绝望无语，“有，我呆过的两家报社都有订报任务，连报社司机都有任务。”、“我这里连送报纸的临时工都要300份任务，妈的，都是下岗后才来送报纸的，已经很辛苦了，还要 300份的任务给他，叫人家怎么活呢，下岗的本来人脉就有限，奖金肯定危险了。”他自己说本以为只有他们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报社才有发行任务呢，原来天下乌鸦啊。
可以说现在大学毕业进入新闻行业的新人，新闻写作大都不成问题。最难以完成的就是订报任务。记者去求人家订报纸，只有装孙子，新闻职业的尊严荡然无存。更别说搞什么监督报道了。有此一举，记者也就如受了宫刑，怎么也雄起不了。中国新闻界也就和伺候帝王的一群太监无异了。
曾有一个政府机关办公室主任那着上面派发的征订任务让本人看，说你看看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笔者接过来一看，好家伙，ＲＭ日报１４份，ＧＭ日报４份，ＪＪ日报４份，ＸＨ日报１４份，ＱＳ杂志６份，ＺＧＳＬ８份，ＪＳＳＬ２０份，当然更多的是当地的市委党报１００份！“像市委党报，我们局人手一份还多呢！我往下面的二级单位压，他们都叽叽哇哇地叫。”他无奈地说。这么多证订任务，订的全都是大家不想看的报纸杂志，而想看的又不能订，因为上面有规定，不完成党报党刊任务不准订“小报”（就是晚报都市类报纸）。本人看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张口再让他们订报纸了。
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记者不准搞发行，报纸不准摊派，可现实是记者被逼着搞发行，都市类报纸不摊派给市民或单位了，却摊派给记者了。而党报呢，一面报道不准摊派，一面每年都要搞发行会议，各部门要确保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这真是让我们苦笑不得的事情。
有人就指出中国媒体陷入工科思维的考核体系。在目前国内的大众化报纸中，“打分”无形中成为一种记者工作业绩的基本考核方式。虽然各个报纸的具体方式、标准有一些差别，但大体情况是：以月或周为时间单位，根据不同岗位、不同级别制定不同的业绩考核标准，统计发稿数量、被点评稿件（本报社内部点评和外部点评）两部分数字。
新人入社，一般都有半年到一年的“保护期”，这段时间记者拿平均工资，不参与考核。但有些报纸进来一二个月后就得参加这种考评。保护期结束后，已适应环境的记者收入会有不同幅度的提升，从而开始忙碌的记者生涯。不适应考核体系的记者则面临下岗的危险。报社每次招聘进社的新人，一年后都会有相当部分的人离开，而报社也会每年继续补充新的人员，保持采编人员之间的竞争态势。京华时报每年的人员流动率已经达到30％。
最近两年，全国的纸媒市场环境不佳，广告份额从持续20 多年的两位数跌到一位数，而且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平均数，各报社对记者的考核更加严峻，提高了对于记者的考核标准。以前，年轻记者还可以在写稿量上下工夫，现在要求每个月要有一定的被点评稿件，否则本月的工作不合格。不少记者不仅每天要算计能挣到多少分，还要盘算着如何投考核部门的喜好，来获取点评，比如喜欢写长稿，多写煽情类的文章等等。
在国内的二线城市中，普通记者的待遇并不能说是丰厚，不少年轻记者抱怨，自己付出的汗水远不值赚来的钞票。比如有的报纸会根据岗位的不同，设立封顶的工资 “大锅”，在这个锅里，几个部门的记者一同争夺考核的名次。考核前几名的记者会拿走完不成考核记者的部分工资，考核合格，会拿到平均工资，不合格，第一月记者待岗，第二月就要离职。
这种考核体系造成过高的人员流动，不利于形成报纸的固有风格和记者的职业意识，进而影响到传媒人员整体职业意识的形成。考核是必要的，但是记者写稿是一种精神劳动，不像生产机器零件那样存在标准件和固定程序。简单的量化和相当主观的点评，会扼杀记者新闻发现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下面看看夏显虎所在单位的考核办法。首先是好稿评定。夏显虎说经常有稿子莫名其妙地评了好稿，而另外一些一眼就能看出是好稿，却名落孙山。尤其是那些被网络广泛转载的稿件，经常没能评上好稿，这让记者们非常困惑。而且，好稿的奖励也成问题，一刀切：100 元。报社一直在呼吁记者们多写具有震撼力的稿子，可是真的写出来了这样的稿子，顶多也就100元钱的奖励，哪怕你为此耗费了10天的采访时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只有100元好稿奖。其次是工分的评定。晨报的见报稿件，工分基本上是根据稿件的块头大小来决定的。往往是一条被网络疯狂转载的稿件，其工分与同等面积的普通会议稿件差不多。夏显虎曾经花费三天时间做的一个调查性报道，其工分居然比同等面积的一条会议新闻还低！他还做过一条《汉墓变成猪圈》的稿子，这条耗费了巨大力气的稿子，不但被编辑当作了普通新闻，发得奇小，而且考评的工分又是不如一条会议新闻！恰恰就是这条被编辑整得面目全非的稿子，当天就被网络狂转，其中的一句话“反正是空着，还不如养猪”，被选进当年“中国100句经典新闻语言”之一。
这样的考核制度很是普遍，一方面号召记者写好稿，一方面却又要记者多出稿，这真是个两难的问题。还有很多有一个报社新闻部共17人，可硬是要求每人每月2个头版头条，少一个扣100元。这岂不是荒唐的事情！一个月顶多31天，硬是要34个头版头条，估计也只有领导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去提意见，领导还振振有辞，“就是不够，这叫竞争！”
可以想想，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就是在这样的魔鬼考核制度下生存，是如何的艰辛。
总评：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前几天一次去采访的路上，一政府部门负责宣传的人说“跑了几年后的记者，都没有脾气了”（不会发怒，只会乐呵呵的）。旁边的一记者随即接到“有脾气才怪呢！你有脾气，你敢对领导发？”又一记者说“现在心都麻木了，上面有规定这不能写那不能发，就是市民投诉，也没人敢去，更别说写了，去了就是犯错误。”一方面是这规定那规定，这禁区那禁区，节日时是新闻敏感期，上级领导来视察又是新闻敏感期，这一切都在告诫记者“要老实，不能乱写。”
一方面是重重工作束缚，另一方面又是重重考核任务，做记者这一行几年下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冯俊锋2006年记者节时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几年的记者生涯让我彻底对这份职业失望。我决定去读博，以一种‘回炉再学习’的方式，作别曾经让我梦想、兴奋、伤痛、沮丧、迷惘的职业。一位同事在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一句话跟我告别：‘你是弱者，因为你是记者；你同情弱者，所以你逃避记者。’”让人读了不禁感到悲凉，然而冯俊锋不是一个人在郁闷，这样郁闷是中国记者群体性郁闷。
2007年7月，陈力丹教授和弟子翟钟磊在《青年记者》杂志上发文，题目就是《青年记者，你的烦恼因何而生？》。文章指出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多数年轻人都怀有某种社会责任感和担负某种历史使命的宏大意识，然而现实中，陷入工科思维的考核体系、新闻专业主义观念遭受挫折、创新的新人逐渐变成机械的写稿匠、不规律的生活让青年记者摸不到规律等四大烦恼始终困扰着他们。将他们的理想和激情，一点点的腐蚀，直到完全消亡，人也变得麻木。
记者也是人，不可能全凭理性和激情去支撑。2007 年记者节，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记者，请保持观察者的独立记录者的坚贞》。社论说“我们希望能够祛魅之后再复魅，在内外交困的压抑中，我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信念：有一群人不可能放弃理想，有一群人永远对真相忠诚，有一群人奔走淹没在人海当中但是保持观察者的独立、记录者的坚贞，这群人，他们是真正的记者。” 不可否认，理想对记者这一职业的重要性，然而本人认为，这篇社论有意或无意避开了造成目前记者行业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而去舍本逐末的呼吁记者保持理想。在现实面前，这无疑是画饼充饥。不从根本上解决记者的生存困局，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第二部分 媒体生态困局
新闻造假也能评上奖：“中国新闻奖”蒙羞也不冤
8月28日，由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新闻界年度最高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揭晓。第二天，此新闻一公布，当天就有网友以《中国新闻最高奖曝出大丑闻：伪造报纸获三等奖》为题揭露了扬州晚报伪造报纸获奖的事实，并称这一天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日。
该报获奖作品《千年古城捧回“联合国人居奖”》，被证实是刊登在一张子虚乌有的2006年10月16日A5版的报纸上，而实际的公开发行的《扬州晚报》当天的A5版，是一个“24小时快拍人居扬州”的专版，版面上的照片与伪造的报纸完全不一样，作者也不一样，扁辑也不一样。
这时，人们才发现这张伪造的《扬州晚报》通过“层层严格评选”，先后获得江苏省好新闻一等奖，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新闻摄影复评获奖作品及分类金奖，直至拿到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这让人想起90年前的只供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顺天时报》的故事，想不到近百年之后，江苏省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二者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们做了一次被蒙在鼓里的袁世凯。事情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不可谓不是中国新闻界的羞耻。
假新闻有时真的难防，但报社集体造假，还屡屡获奖，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从社会影响上说，虽然为获奖而伪造报纸，造成的危害并不如“纸馅包子”事件那么严重。然而，报社“全员发动”造假，在深层次上对报纸公信力的杀害无疑是致命的。而该报醒目的口号“公理、关爱、求真”就成了莫大的讽刺。
造假者为功利为虚名是肯定的事，但我们更要追问一个报社为何敢集体造假？他们在造假时肯定会明白一旦东窗事发，将为带来什么灾难。既然知道灾难性后果，他们还敢造假，只能说他们对造假的成功率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也就是说他们在造假前，一定是仔细研究和琢磨了如今新闻奖评选制度，发现即使将伪造的几张报纸提上去评委们也照评不误，因为评奖基本是和暗箱操作无疑，和大众无关。评奖也快成了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事情。幸好，还有网络，让我们知道了真相。虽然事发后，主流媒体并无报道，但新闻界基本上还是老少皆知。
可以说，此事的发生，受害最大的是中国新闻奖，因为这无疑是给了这个中国新闻界最高奖一个响亮的耳光。有学者就指出“其素来因为替当局歌功颂德而遭到业内人士不耻，现在造假事件更加令其名誉扫地”。
中国新闻奖是该检讨自己的时候了，一个号称全国最高新闻奖奖项，离政治很近，离新闻很远，这样的局面使它在行业内没有多少公信力，对全行业也没有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它已基本沦落为新闻官员们捞政绩的工具。要想和中国新闻界最高奖这一称谓相符，它必须远离政治，回归行业内部。
广电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选秀节目从辉煌到没落
8 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举办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活动严重违规行为。通报指出，重庆电视台举办播出的群众参与的选拔类电视活动《第一次心动》严重偏离比赛宗旨，热衷制造噱头炒作活动，在评委选择、比赛环节、评委表现、歌曲内容、策划管理和播出监管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失误，损害了电视媒体形象，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广大观众反响强烈。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和重庆电视台相关负责人和编播人员责任意识不强，导向意识薄弱，专业水平缺失，内容把关疏漏，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发生，现予以全国通报批评。
原来《第一次心动》男选手15 进10的比赛中，选手代闯突然下跪向柯以敏乞求礼物，并单腿下跪，将柯以敏的戒指戴在了杨二车娜姆的手上，随后节目在进行到IN/OUT环节，柯以敏和杨二车娜姆的“争风吃醋”以柯以敏的突然哭泣结束。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完全可以用一场闹剧来形容，选手不像选手，评委不像评委，完全脱离了早期选秀节目正常、健康的取悦观众的方式。通报认为，《第一次心动》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评委言行举止失态，节目设计缺乏艺术水准、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重庆电视台对现场转播极不负责，对现场混乱不堪局面未作任何有效处理，任其随意表现，放弃了播出机构的责任。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对此情况未向总局报告，失于管理。《第一次心动》随即被叫停。
2005 年超级女声的火爆，直接导致随后两年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泛滥，2006年全国电视台选秀节目达200多个之多，由此可见一斑。然而2005年的超级女声选秀盛况不可复制，就是操作最成功的超级女声节目在2006年收视率较2005年也大幅度下降，其他跟风节目的运营就可想而知。
为了尽可能的吸引眼球，也就从民众自发喜爱转向运营方刻意制造噱头，低俗化成为必然。一系列庸俗的手段采用的，将一个个恶俗新闻制造出来，选手堕胎、走光事件，大打男色消费旗帜，经纪公司拉票，职业粉丝蛊惑人心……
选秀活动本身是一种娱乐行为不假，但任何娱乐行为都要有一定的尺度，作为选秀的鼻祖，《美国偶像》持续做到今天也没脱离它原来的准则，注重品牌和明星的价值延伸一直被它放置于短期的商业利益之上。同时，《美国偶像》的免费投票和一个号码只允许投票一次等硬性规定，最大限度的保障了节目的公证性，观众的意见在节目上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才是它能持续举办到今天仍有巨大号召力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指出重庆电视台《第一次心动》被广电总局叫停，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任何熟悉一点选秀生存状况的人都会了解，一直对于选秀节目的规范化频出限制令的广电总局，不会容忍这样一档艺术水准低下、评委选手肆意炒作的节目继续污染荧屏。之前每当广电总局对选秀节目进行限制，都会激起一些持“娱乐节目自由化”论调的人的反对，但《心动》实在是娱乐过了头，这档节目在屡次挑战娱乐底线之下，自绝了自己的退路。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分析“第一次心动”停播认为，虽然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据说出事那次直播台领导都出去开会了），但里面存在也是一个必然，就是选秀节目越来越缺乏创意，或者不管什么都要通过选秀来解决，已经让观众找不大新鲜感。
展望停播事件之后的选秀节目，没落已成大势。明年是奥运年，全国电视台势必围绕它来操作，这对选秀类节目将带来很大的冲击。事实也是如此，选秀节目的始作俑者（这里不含贬义）湖南卫视已经着手应对策略。可以想象，明年选秀节目肯定成不了主角，那么搁了一年之后，即使电视台想在2009年重拾选秀节目，那时观众对此已不新鲜，也就褪色到一个最正常不过的节目形式了。
从选秀节目的广泛跟风，造成同类节目泛滥，竞争激烈之下又走上非正常运做（制造噱头维持生计），我们看到的是国内广电领域创意的困乏。
媒体自身的异化：双重封建化与伪公共性
当采访的事件不利于被采访对象时，对方会阴阳怪气地半警告半威胁：“你新来的吧，你认识你们报社××吗？”这个××，要么是业务权威、要么就是带“总”字号的人物。总之，是能决定你还想不想混的人物。当你历尽千心万苦甚至冒着一定危险，写就一篇有深度、有读者关注度但涉及了一个大企业大部门的特稿时，即使上了版，要么是因为人家投在报纸上投了广告，是你们报社的衣食父母与上帝，要么是因为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那老板和领导的一个电话，稿子就得撤掉。主任啊总编啊还会教育你“你小子以后注意点，别惹事！”
想必以上的情况，不少新闻从业者都有类似经历。这些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人治、长官意志等封建意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影响，媒体抗击封建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另一个方面，社会实行市场经济的初期，这一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它与生俱来的弱点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媒体，不少地方，从官媒合一到商业大亨和媒体勾结，以致官商媒共谋，以私人和团体利益冒充公众利益，这就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称为的媒体封建化与再封建化。
很不幸，中国传媒领域的封建参与未尚完全消除，再封建化的问题却已出现。现在面临封建化和再封建的双重封建化的威胁。在国内，有学者将媒体的双重封建化称为媒体的伪公共性。下面是几个当年中国传媒界比较典型的例子：
（1）以商业和私利集团以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等公关形式频频制造的“媒介事件”成为某些媒体的新闻主角，私人和团体利益俨然成了公众利益。
（2）商界朋友成了新的媒体英雄，如同自身出问题一样，一旦这样的“英雄”失势和案发，则三缄其口。
（3）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人为乐事，对真正的监督对象——不法权势集团——则曲意逢迎。
（4）在本地新闻表现歌舞升平的同时，并不是不知道“负面报道” 的用处，只是更经常地利用别人的“全是坏消息”报道模式从事“进口转外销”，仿佛天灾人祸只发生在异域和外地，似乎还在验证“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真理”。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提出报训“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办报方针，寥寥八字，掷地有声。这“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为“*”，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向外界传达了中共的良好形象。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的现实情况依然是否认媒体的社会公众职能和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的盲区和人治的特区，不禁使人叹息。
马克思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专治统治下接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懦弱、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为统治者粉饰大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这样的报刊既扼杀民族精神，又破坏人民的教养水平。
对于，中国媒体的双重封建化已有政治学者指出，症结在于体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国情，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双重封建化。一个现代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
学者展江给出的对策是，第一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发展适应现代化的媒体理论，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二有步骤地与国际接轨，赋予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和新闻舆论监督以法定地位，为社会转型的有序进行充当守望者，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在法制的规范下建立多样化的新闻体制（尤其是国有公营和社会公营体制），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法治盲区。第三坚持媒体的社会公共论，构筑公众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制定和恪守严格的新闻专业标准，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对媒体的腐蚀。
总评：恶劣的传媒生态
不但记者的生存处于困局，传媒的生态环境也让人沮丧。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始终得不到相应的独立地位，只是政府的一个附属工具。有人说别看媒体老总一个个训记者编辑时凶巴巴，他们在宣传部里也像个小学生一样一声不吭的挨批。这样的体制设计下，就出现了中央媒体爆光的同时，地方党报在大篇幅的正面报道的现象。地方媒体不是忠于事实，而是必须捍卫地方党委。真实、公正、客观，也就无从谈起。记者是弱者，媒体也是社会中的弱者，它必须服从了领导，又不敢得罪利益集团，只有自己违心去做事去面对公众对自己的失望和漫骂。
真正的政治家必须明白，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是建设现代国家大厦的栋梁之一。没有这些栋梁的牢固树立，现代国家大厦就无法矗立。
第三部分 新闻前沿与新闻理论
偷听新闻的诞生与兴起
股市又迎来红色星期一，股民们是悲喜交加。
张阿姨：“早知道涨，上星期就挺住不抛，这下又亏了。”
丁老伯：“不是我们无能，是股市太狡猾阿。”
小唐：“我手里的这把地产股，是卖是留？都舍不得！”
（上午10：00，国联证券中山路营业大厅内，几位股民正在交易机前犹豫，股市大跌股民愁，股市大涨股民更愁）
——无锡商报2007年9月25日《“窃听”赚钞票“私房话”》
“美女，过来看下包包塞”
场景：成都，科甲巷的一个时装包店。店主正在热情招呼门前穿短裙、长靴的漂亮女子。女子犹豫了一下，进店，看上一款包，没讲好价钱，慢慢退出来。店主随即将热情洋溢的脸献给下一位：“美女，过来看下包包塞。”
“嘿！电瓶车下来推起走”
场景：傍晚的红星路口十分拥挤，穿黄马甲的交通协管员鼓起腮帮吹哨子，手中的红旗划向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嘿！电瓶车下来推起走。”
——2006年11月2日天府早报《偷听街头风情记录市井文化》
今年9月，报社一总编说他在飞机上看到航空杂志里做了 “偷听中国”的报道，就是派记者到全国几大城市，去深入街头巷尾偷听市民的话语，记录下来，来反映一个城市的风情。感觉不错，也要做“偷听无锡”的选题。于是在记者们偷听一个周后，推出了3个版的“偷听无锡”报道。
偷听城市的声音，头一听确实是很有新意。因为这样的报道，原汁原味的再现了市民的生活场景与话语。这次报道后，本人开始留意此报道操作方式，发现偷听式新闻，已经有了方兴未艾之势。在百度上一搜，发现居然有不少偷听网站，偷听式新闻早在2006年底已经登陆平面媒体。不过没有引起新闻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罢了。
据说中国偷听的“开山始祖”是今年才23岁的男孩朱子业。2006年7月，他结束了在西安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作，捏着一张硬座车票，背起一个随身小包，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到北京的第二个月，他在报纸上偶然读到一篇豆腐块儿大的新闻：3年前一次无意间的偷听，使美国人弗里德曼突发奇想建立了一个“偷听纽约”的网站，专门记录纽约市各色人等的谈话瞬间。如今网站每月已有400万的访问量。“为什么我不试着‘偷听北京’呢。”就这样，小朱决定开始用这种新的方式，每天记录“偷听”到的北京，一笔一笔绘出一幅北京生活的市井风情画。每天5条，朱子业用“小刀断雨”的网名，在天涯社区编辑着这个叫做“偷听北京”的帖子。每当听到有意思的话，他就在心里重复几遍或悄悄记在手机上，稍加整理以后发表在网络上。谁知出乎意料的受到网友追捧。网络上一时“偷听”成风：“偷听西安”、“偷听长沙”、“偷听上海”、“偷听大学”……
偷听的追捧者闷标榜：“在一个城市里，总有一些我们不经意间听到的言语，或诙谐，或有趣，或引人深思，或能代表我们所在城市独特的风貌。如果我们有一对敏感的耳朵，就可能从身边的这些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一些极富魅力的生活情趣和崭新的时代特征。”朱子业自己在帖子里也说：“不要说这个概念很委琐，甚至变态，相反我认为它是一个伟大的事物。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也是一个虚无的时代。文字写手在拼命制造空洞的故事，成群的人在迷茫用它们填补着精神的空白，还美其名曰“文化快餐”。当如此的“文化快餐”弥漫开来，一个装神弄鬼的时代即将盛行。“偷听”是对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和表达，不用渲染，不用修饰，一切来得那么活色生香，像一张用傻瓜相机随意留下的照片。 ”
对于以上言论，本人持肯定态度。作为个人爱好，就像写博客一样，无可厚非。但是要是媒体来做偷听式新闻，那就需要谨慎和商榷了。
偷听式新闻，读者初次接触颇感新鲜，但如果这样的新闻长期做或大面积做，读者就会失去新鲜感，而且问题就出现。因为偷听式新闻的本质决定了，这样的新闻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新闻中的人物是否真实存在，我们无法确定，随之的是这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也就是说新闻是否为记者偷听我们无法确定。这和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无疑上向悖的。由此，可以预言，无论偷听能否成为一种文化，无论它如何受到网络追捧，偷听式新闻是很难大量出现，也不应提倡的。
QQ聊天新闻：网络延伸到现实
《都市快报》2006 年2月27日推出“快报热线网上聊”，第二天起一个或二个整版的QQ聊天记录便和读者见面了。由于形式和往常的版面和新闻形式相比，让人耳目一新，新颖亲切互动性又强，读者反映不错。与此同时，同类操作手法开始在全国各地平面媒体遍地开花。一时间，QQ聊天就搬上了报纸的版面。
QQ聊天搬上报纸版面遭到读者指责
由于QQ聊天新闻只是形式上的创新，等读者的新鲜感丧失后，它的缺点也就显现出来，读者便开始厌烦了，因为QQ聊天毕竟只是作为平时网络上的私人聊天工具，而应把它搬上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来逼着让广大读者“读”一些聊天记录，读者的感受可想而知。一位网友在天涯社区里发帖感叹到“一张报纸，前几个版都成了QQ聊天记录，这报纸看着还有什么意思。”无独有偶，另一网友在绍兴E网论坛中也对此发的帖子，题为《QQ聊天也成能新闻，天大的笑话！》。内容如下：
“自从都市快报创出QQ聊天版面以来，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群相仿效，形成了一股恶俗之风。特别是绍兴的某些报纸，东施效颦，尽聊一些令人作呕的话题。在这里新闻的本源被强奸了，新闻的真实被忽悠了，新闻的神圣被玷污了，记者的使命被异化了……这种坐在办公室随意炮制的劣质产品，居然也能大幅地搬上版面，编者有否考虑过消费者的感受。版面是寸寸是金，这样让人灌水，岂不可惜啊!”
虽然这位网友的言论不免有所偏颇，还有些激烈，但这却是读者最真实的心声，而这个帖子发出来后，共有27人参与讨论，仅有2人罕见的没有提出批评，只是表示中立的要客观看待的态度，而其余25人都是指责，有的说“形式不错，内容太糟！”，有的说“晚报的人上班真是无聊啊，没事做，净聊天！”，还有的甚至说“这种工作真好啊！聊天也算是工作，建议各位可以去应聘这个岗位！”其中一个网友还呼吁到“报业人:你们要办出你们的特色来,一味的模仿到头来害得可是你们呀!读者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呀!读者的眼睛也是很挑剔的呀！”更激烈的笔者就不引用了，事情真的早已不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了，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这些从业者的反思。
QQ聊天搬上版面的优点
我们先对QQ聊天新闻的优点做个分析，因为它出现了，而且还曾经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更为重要的受到媒体主政者的热捧和新闻记者的青睐，所以应该先看看它有什么优点。
在新闻平民化的今天，QQ聊天新闻是贴近人民的体现，形式也具有新颖性和亲切感。更为重要的是，它的互动性强。这是以往的新闻形式所欠缺的。让网络QQ为平面媒体服务，也是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挑战的一个方式。徐晓杭在今年第四期的《传媒》杂志上撰文《网络大潮中平面媒体如何出招》中指出，《都市快报》现在每天都派一个记者上网和网民用QQ聊天，几百个读者成了记者的好友，网友们把他们看到的新奇有趣的事在网上告诉记者，有需要帮助的事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在网上通报给记者，记者能解答的解答，不能解答的请网友们再想办法。报纸每天拿出一至两个版来整理这些聊天的内容和图片，告诉更多的读者他们在网上聊了什么，有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或者对一些事件和问题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个版的名称就叫“热线网上聊”，大标题就是“加我哦”。
另外，QQ聊天新闻的办报成本很低，对记者来讲，每天上网聊天就是工作，当然比平时风吹日晒的去外出采访舒适的多，编辑和版式设计人员也很省事，这样下来做出一个两个整版的QQ聊天新闻也是比较轻松的事。
QQ聊天搬上报纸版面：或许是从业者的一个战略性错误
诚然，QQ聊天新闻的推出，在一个时间段里可以为报纸增加人气。然而正如网友说的那样，如果一张报纸打开映入眼帘的都是些QQ聊天记录，给人的感觉报纸的权威度、公信力、认可度势必都会受到影响。报纸是社会大众的公共信息平台，如果一味追求私人化的东西，社会公众对此只会产生与设计者意愿相反的态度。
以上是从新闻形式上来谈，而内容上更会降低社会大众对报纸的信任度。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人们对其缺乏信任，换句话说网络空间中的人们是缺乏信任的交往空间。这也是新媒体和平面媒体竞争的一个短处。那么，作为以信任度极高的报纸，为了和新媒体争人气，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高信任度丢失，而采用只利用的新媒体的形式，这是得不偿失的。
琐碎的聊天记录，许多毫无意义的口语和客套话，是对新闻简洁、明了语言风格的一种破坏。我们常常说时代节奏加快，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浪费在一些无用的信息上，我们要努力用8秒来吸引读者的目光。可这些琐碎的聊天记录，忙碌的人们尤其是社会的主流人群那有时间去读啊！从形式上来讲，记者应该挖空心思的去实现新闻写作的不断创新，而QQ聊天新闻将记者的创新精神给抹杀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QQ聊天记录上版面而且占据一个乃至两个的整版，这反映了平面媒体从业者尤其是决策者，面对新媒体的竞争压力时，出现了战略性错误，那就是来势汹汹、人气旺旺的新媒体让平面媒体从业者丧失了内容为王的立身基石的信心，选择了渠道为王去进行了新闻操作。
新媒体时代：内容依然为王
赛迪传媒集团总裁李颖在接受《传媒》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谈到，新媒体实际上就介质形态而言，有别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但不管媒体的介质是什么形态，都要采用新技术实现内容、传播模式和价值模式的调整和创新，从而满足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受众的需求。那就是说新媒体只是就介质或传播渠道而言是新媒体，但它的价值体现依然是以实现内容的有效传播为归宿。
英国《经济学人》2006 年1月19日出版的那一期，封面文章是《内容为王（King Content）》，副标就是“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的立身之本”。文章的主题思想是说，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所谓的传统媒体在看似陷入绝境的时候，已经吹起了进军数字领域的号角。与技术出身的网络媒体新贵们相比，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的立身之本是有着雄厚积累的内容资源。
文章最后的结论为传统媒体在数字领域的举措唱好：“任何媒体产业都有两种产品可以出售：自己的内容(卖给读者和观赏者)和自己的受众群(卖给广告商)。传统媒体的任务首先就是在互联网上聚合受众，以保护自己的广告收益，而其次，则是通过向观众收取更高的内容费用，借以弥合他们对广告越来越小的宽容度——而且，观众也越来越愿意为此付钱。”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曾授权新浪科技频道独家网上发布的《我为什么坚持内容为王》，他分析之所以高举内容为王的战旗时，就曾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宽带的普及，未来内容的传播渠道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未来对内容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平台要想获得增长和利润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内容订制；另外还指出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与新平台在有效拉动了对内容的需求的同时，也为这些内容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收入模式和更加广阔的利润空间。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传统媒体大可不必因为新媒体而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因为技术越是进步，渠道越是发达，对内容的需要就越大。那么，作为内容生产者的平面媒体理应满怀信心的去在新的数字时代开拓疆土。
那么，对于QQ聊天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只能把它作为我们新闻线索来源的渠道，而不应把它作为我们报纸上新闻，从内容到形式，这是我们做新闻的一个懒惰，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退步。利用网络的人气来获取线索，然后按照传统做新闻的程序去扎扎实实地做好新闻。
新闻理论的一次反动：政府新闻学的兴起
２００６年９月，叶皓著作《政府新闻学——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问》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稍后，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新闻通稿，指出：“《政府新闻学》是在新闻学和政府公共关系学交叉点上思考与探索的结果。”
2006年１１月２９日， “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在南京大学正式成立。并于2007年，招收首批政府新闻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并不定期地面向江苏省内外举办短期政府新闻学培训班。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来自中国新闻学界、业界和政界的５０余位知名专家学者、总编（台长）和部门官员汇聚北京研讨。在这个被命名为“首届中国政府新闻学高峰论坛”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就政府新闻学学科提出的现实意义、学科框架构建、对政府新闻工作的指导意义、未来研究的方向等，进行了研讨。
有人不无溢美之词的评价说，《政府新闻学》问世，填补了这个空白。现在的新闻学，主要是培养编辑记者的。迄今还没有一门专门学科，来教党政干部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媒体。主流媒体报道说：“一年多来，‘政府新闻学’一词在南京由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皓‘发明’后，从一个口号的提出，到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从一部著作的出版，到系列丛书的酝酿构思；从一个研究所的成立，到一支学术梯队的建立……‘政府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的话题被一步步推向前台。”
虽然主流价值观对叶皓的“政府新闻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本人认为这只是新闻理论的一次反动。拿被有关学者称为“南京经验”也就是《政府新闻学》一书的精华的内容——“新闻媒体联席会议机制”、“舆论监督稿件给被监督当事人审阅”、“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等，除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值得肯定外，其他两条都可以说是将不合理的做法合理化和理论化。“舆论监督稿件给被监督当事人审阅”，这条其实就是阉割舆论监督的做法。笔者担心，如果真的将此经验推广，使所有的官员学习掌握的话，真不知道会对新闻界带来多大的灾难。
其实灾难已经降临，主流媒体报道的叶皓和“政府新闻学”的成果正是灾难的反证。“来自官方资料显示，南京地区媒体宣传南京的正面报道大幅度上升，２００６年中央和江苏省属主要媒体刊发宣传南京的重要稿件１２１０篇，比２００５年增长了４２．５％。与此同时，南京地区都市类媒体（主要指报纸的时政类报道、热点问题报道，广播、电视的直播类节目）负面报道比例从２００４年的４５％，下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２％。”真正的新闻人看着他的这份成绩单，不知道是哭还是笑。
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传媒研究学者所言，“所谓‘政府新闻学’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现在的国情下，媒体属于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一种工具，这种前提下研究二者的关系，效果值得思考。”这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政府新闻学的病根，即它是建立在当前媒体属于政府控制的前提下的，而这一前提从世界范围内看，无疑是没落的。说到底，叶皓是官员，是站在官员的角度看研究政府如何管理媒体，而不是在政府与媒体对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
主流媒体报道说，叶皓自出书之后，一度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数家著名学府作巡回演讲。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大学听了演讲的同学的感受吧！2006 年11月21日，叶皓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关于政府新闻学的演讲，一名听了演讲的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同学在博客上写到：“北大向来是不很崇拜官员的，所以尽管我比较钦佩他的好学的态度以及与时俱进的思想，但是作为一个将来有可能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员，对于他的一些说法，我不敢苟同，甚至有些反感。”
这位同学为何反感呢？又反感什么呢？就让我们看看叶皓同志的主张和这位同学的质疑。
叶皓：政府应该进一步规范“新闻发言人”制度，将信息主动“喂”给记者。
质疑：那会不会在某些事件的发布上导致信息源的单一化，而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如果某天这个矛盾爆发，又岂是政府的一个危机公关就解决的，一件很普通的新闻事件很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媒体事件。
叶皓：所谓负面报道就是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炒作”出来的。
质疑：虽然一些媒体确实会在一些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恶搞某些事件，但不可否认，正是中国还存在着一批有良心的记者，奔走在社会底层，为老百姓的疾苦奔走，一步步地、虽然是艰难的但仍然缓慢的推动了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他这纯粹就是以偏概全。
叶皓：政府通过应对媒体，对媒体实施公关、召开记者招待会，使大多数的媒体变成一个不会给政府找任何麻烦、只会报道好人好事，只会为政府“歌功颂德”的传声筒，从而打造出一片“和谐社会”的盛世景象。
质疑：我想叶皓部长的初衷是好的，他是想让我们的政府变得更好，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定发展。但由于他代表的是我们的政党机关，就必然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但是，如果政府深层的问题不解决，官员工作依然低效、腐败依然猖獗、老百姓的疾苦仍然不被及时解决，普通的大众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即使外在的政务再公开，与媒体的互动再有效，又会有什么用呢？
不用再说什么，从这位同学的质疑我们就可以看到，政府新闻学也只可能获得政府的好评，但它想扎根学界，成为常青之树，估计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成长的土壤决定了它的生存。不可否认，叶皓部长是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宣传部长，他管理媒体比其他官员水平要高明的多。但他的经验也只是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离开媒体属于政府管理的环境将毫无意义。
总评：网络时代的新闻理论
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了。2007 年，从最牛钉子户到史上最毒后妈，从华为工龄事件到华南虎事件，这中间无不显示出网络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年，我们能清晰的感受到网络已经从虚拟影响到现实中的传统媒体。WEB2.0时代，博客使全民皆记者，如今不少平面媒体的记者已经采用个人博客上的消息了。被美国著名互联网研究公司Pew Internet称为“中国智慧与人脉交易的eBay”的智客网，使虚化的人脉关系也可转化成金钱，在争议中迅速崛起。
去年的《“媒介责任”2006 中国媒体评说七日谈》中，本人开篇便提出要“警惕个别人操纵媒体”，因为有些人和群体会看重媒体的地位授予功能而主动的做出某些极端的行为来吸引媒体的关注，以到达媒体给他们以地位授予成就他们的某种目的。据说一个个网络红人诞生的背后，都是一个个专业策划公司操作的杰作。这就要求这些人媒体从业者应该具有识辨意识，避免被这些人利用。
网络时代，新闻的形态开始模糊，QQ聊天记录都成了整版的新闻，我们的新闻理论如何能跟上现实变化，如何能将新闻领域的新变化纳入新闻体系，这是当今新闻学界的一大挑战。
结束语
和谐梦想：传媒首先要找回自己
本人认为，和谐有两种，一种是表象和谐有序，但内里暗流涌动，《国语．周语上》“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是也；另一种是表象混乱，但内里平静，如德法近来罢工不断，甚至台湾出现娼*呛声*说活不下去了等等。前者看似和谐，但人们愤怒在心里，国之危矣；后者貌似不和谐，但人们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诉求，社之安也。
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想必不是前者，只有社会各阶层的声音都能表达出来，社会才可能在涌动中得到和谐。而人们的利益诉求渠道是否畅通，这是一个关键，而大众传媒又是关键一环。
国人为何对*总是“强烈关注”，一部《色．戒》惹得长城内外沸沸扬扬；国人为何脏话不断，汉语从优雅沦落为苍白难堪，“*”成了青年男女最常用的口头语，就连 “*”、“牛X” 之类的词汇也堂而皇之的登大雅之堂（有中国良心之称的知识分子报纸《南方周末》上就有不少）。深究其因，国人“心气”不畅是病根，“心气”不畅则堵，堵则闷，闷则寻求发泄，*脏话是很好的发泄渠道，也是普遍表现。在别人“我黑道白道都有人，随便你去告”的话语劈头砸来，或对残酷的现实毫无办法之时，无助的弱者也只有骂几声出出气。
和谐梦想要想实现，大众传媒能否起到社会公共舆论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如今，媒体在重重枷锁之下，想有所作为都难，何况不想去作为呢。大众传媒，应当而且应该并且必须终于事实，在社会中做到中立客观公正，而不要服务于某些人或某些组织。如果大众传媒只是政府拳养的狗，那它就丧失了自己的本性，非社会、人民和国家之幸。这也是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为何说“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的原因所在。
《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侵犯言论自由或良心的平等权利或新闻自由的平等权利。”这一条款为美国的舆论自由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成为美国新闻自由的基础。就连风流成性的克林顿，在美国媒体的穷追猛打下，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拉上“不安分的拉链”，老老实实地承认“应该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的”。大众传媒应该是人民的看家狗，忠实于人民，忠实于社会的整体利益。
（转自故土-幽魂(2007-12-07)原载“记者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