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破局——大国的博弈之第七章?五个阶段（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20:11:59
第七章 破局：五个阶段（2）
（1）、近代肇始：从曾国藩到李鸿章看中国的洋务运动
（2）、国民革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看中国的国民革命
（3）、统一中国：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看中国的武力统一
（4）、重装经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中国的经济改革
（5）、民主政治：从胡锦涛到□□□看中国的民主政治
二、国民革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看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令中国知识分子倍感悲愤。败于西人，中国人感情虽难以接受，但理智还能平衡，可是败于蕞而小国日本，中国人就不能平衡了，而日本的狮子大开口更让中国人难以接受。
目睹危机，康有为深受触动，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开始宣传变法，一时间变法思潮蔚然成风。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11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分会，但不久都遭封闭。虽然强学会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变法自强是当时的时代潮流，各种势力仍带着不同的动机纷纷加入。其主要势力有四种。1、康梁等维新的骨干创办强学会是抱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的。2、民族资产阶级入会是寻求保护与实现他们的利益，力量还很弱，3、洋务大臣张之洞等入会是想借变法自强的大旗把洋务运动继续进行下去，4、袁世凯等新兴势力入会是想寻找政治上的突破口。在这四种主要的力量中，第三、第四种是不可依靠的，第二种虽有斗争的愿望，可自身的软弱性，决定其妥协性。只有康梁等人是真正的维新派，斗争意志坚决，但自身实力太弱，眼前有路，手中无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维新派的复杂与尴尬，在口头的宣传上，强学会的每个人都能表现的慷慨激昂，但一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则立马出现分化。慈禧太后的一个不高兴，张之洞就退出了强学会，这是最有实力，最有可能支持维新运动开展下去的力量，但他们不能同慈禧对着干，得罪不起。
其实，我想康梁等研究俄日变法，可能已经看到“权力”在变法中的作用了，没有皇帝或有权威力量的支持，变法是无法冲破固有阻力，顺利进行的。1861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得以顺利进行，其重要原因是明治天皇通过倒幕运动掌握了国家权力，而康梁时的中国就缺乏这种可以推行变法的强制力量。
当时在国家权力上存在名实两种力量，一个是有名无实的“帝权”，一个是根深蒂固的“后权”，代表变法力量的光绪皇帝虽贵为天子，却受制于人，无一兵一卒可调。而代表顽固保守势力的慈禧太后通过1861年的辛酉政变，垂帘听政已达40多年。在变法自强的选择上，清醒地光绪帝是想有所作为的。但当时变法要冲破阻力顺利进行，必须先取得权力，而慈禧太后要牢牢抱住的就是权力，于是我们看到了以君主立宪为标榜的变法自强运动，其实质是以光绪向慈禧夺权为前提的来进行的，尽管这并不一定是光绪的初衷，但随变法的开展必然要在权力的归属上摊牌。比如，光绪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
在权力的较量中，“帝权”与“后权”的差距实在太大，康梁等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皇帝，而光绪帝又只能依靠没有实力的康梁等人，在这样的“空对空”的互相依赖中，就展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实行新政。虽然变法的内容有诸多可取之处，但地方实力派并不支持，变法急剧开展，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利益，慈禧决定对光绪下手。
在危急的时刻，光绪束手无策，只能传出密诏，要康梁等筹商对策。而受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是一筹莫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袁世凯。通过谭嗣同最终找袁世凯这一投机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出康梁等人当时是何等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何等的软弱无力。袁世凯最终没有站在维新派的这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搜捕维新党。康有为、梁启超逃走，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死难。一场维持了103天的最有可能用最小代价扭转中国发展方向的“百日维新”结束。
“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帝、康梁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不能只怪慈禧，而要反思维新派有没有问题。根基是不是稳固，力量有没有整合，条件是不是具备，时机有没有成熟，措施是不是得当。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切都要打个问号。维新派的根基不稳，没有一个核心，各种不同的力量也没有经过整合，面对外界压力，只会四分五裂；从时机与条件来看，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很有限，还不能为维新派提供必要的帮助，洋务大臣与新兴势力，都是不稳定的力量；西方列强已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当然不希望中国变法自强；光绪饥不择食，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颁发了一百多道上谕，内容庞杂，既无主要次要之分，有无轻重缓急之别。光绪有名无实，慈禧根深势大，康梁等太过心急，对形势认识不明，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从最根本的组织与扎实的基础工作入手，就贸然开始变法，只会欲速则不达。维新派的实际操作能力比起洋务派有天壤之别。维新派骨干都是坚定的爱国志士，但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缺乏对时局的预测与把握能力。爱国可以只凭热情，但救国却需要才能。康梁等毕竟是坐而论道的书生，不懂政治经济学，没有组织与操作的能力。他们的失败是令人惋惜的，也是令人深思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像日本那样通过上层权力变动，自上而下变革以富强国家的机会。中国只能由自上而下的改良向自下而上的革命过渡，中国历史进入了风云激荡的国民大革命时代。
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走改良的道路已不可行。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秋瑾、徐锡麟的浙皖起义，刘道一萍浏醴起义，孙中山黄兴广州起义。起义虽失败，但宣传了革命，推动了形势的发展，锻炼了革命党人。与此同时，由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色”的表现，加上其本身的能力，袁世凯得到清政府的重用。李鸿章死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收了李鸿章的势力。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常备军，到1905年，形成北洋新军六镇，共计六万余人。
面对民间的起义，清政府坚决镇压；面对袁世凯势力的做大，清政府也强行的让袁世凯回家“养病”，剥夺了其大权。对于清政府的镇压，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继续积蓄力量，准备再次起义，而被贬斥的本没有病的袁世凯并没有闲着，一方面向清政府显示淡泊名利，已不问世事；另一方面，搜集情报，关注时局，以图东山再起。
当中国的历史走到1911年的时候，拐点终于到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精心准备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革命意识与要求在革命党的宣传与推动下已成大势所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汉族地主的势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中，已发展壮大。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张之洞、刘坤一的“东南互保”就是明证。此时的清政府就像一个精疲力尽的赶路者，一旦走不动，就立马倒下。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偶然的武昌起义，也成了历史的必然。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尽管起义爆发时，孙中山黄兴都不在现场，就连武汉的革命党的领袖也不在现场，但起义还是成功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异常恐慌，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进行镇压，哪知道这支军队不听荫昌的调遣，他只听袁世凯的命令，袁世凯这个乱世枭雄终于等到了绝好的机会。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应举不第，从军，得吴长庆重用，扬威于朝鲜，被李鸿章誉为“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袁世凯的才能是有目共睹的，警察、铁路、练兵、新政、教育、邮电、实业处处都有他的影响，且成绩蜚然。但他心术不正，不能善终。
袁世凯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清政府要借用他的力量消灭革命党，羽翼已满的袁世凯岂肯再被利用。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对此并不满意，10月27日，任命其为钦差大臣，11月1日，清政府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挟兵自重，将清政府的大权尽揽入怀中。而此时，革命党的势力又有所壮大，这正是袁世凯所需要的。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革命党是袁世凯的护身符，没有革命党，袁世凯对于清政府来说，不仅是多余，简直就是威胁。聪明的袁世凯一方面镇压革命党的起义，另一方面利用革命党要挟清政府。由于革命党势力的不断壮大和袁世凯的私心，清政府日益被动，其统治终于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后，各省的实权落入了地方立宪派和封建官僚投机分子的手中，他们投机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却保守至极，想的都是争权夺利，哪里考虑到什么民主共和。革命党人虽占领了舆论的优势与道义的高峰，人多，势却不众，力量分散。各地的实力派都打自己的小算盘，孙中山缺少领导突然膨胀了几十倍几百倍“革命力量”的心理准备与实际能力，也不可能把这些力量都集合起来，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加上帝国主义的阻挠破坏，这是革命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最终落败的根本原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好像革命就成功了，中国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富强国家了。但对于20世纪初的世界与中国来说，中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内有各地实力派的飞扬跋扈，不把中华民国当成一回事，还有袁世凯会认可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并维持其运转吗？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的瓜分中国，各国实力大小不同，在华利益也不均衡，他们势必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而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在中国的争斗，势必造成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央的权力小，无力约束实力强大的地方派系的争斗，而各地的军阀正要借助外国势力取得稳固的统治权，这些正好为帝国主义寻找代理人分割中国的土地提供了条件。所以，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既不会让中国统一起来，也不可能让中国变得富强。特殊的历史阶段与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孙中山特殊地位，决定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只能是一个过渡。
果然，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恼羞成怒，他指使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发出战争威胁。逼不得已，革命党人被迫同意如果清帝退位，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政权可以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接着让段祺瑞率北洋将领50人联名上奏，进行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2月14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过渡成了袁世凯的中华帝国。
袁世凯最终能取得权力，这没有丝毫的悬疑。抛开袁世凯的才能与野心不说，袁世凯的资历与军队的背景，稳扎稳打几十年的运作，都是孙中山无法相比的。当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决的时候，孙中山底气不足就表现了出来，虽然孙中山的革命道德比袁世凯要高得多，但是成败有时候不完全由道德决定，还要看实力。孙中山的革命虽然一直都在国内进行，但是其根基一直都没有扎根在中国大地上。在国外组织力量，然后空投到国内，革命失败后，再到国外组织力量，再回到国内革命，如此反复。这固然和当时的险恶环境有关，同时也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选择有关。从这点上看，他不如袁世凯，不如蒋介石，更不如历经艰辛的毛泽东。在历史关键的时候，孙中山都不在现场，辛亥革命时他在美洲；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时，他又到日本组织力量，当组织好力量准备杀回国内反袁时，蔡锷等在云南组织了护国军，大的战阵没见，袁世凯就立即失败退位，然后一命呜呼了。
袁世凯在登上中华民国的大位后，开始集权，宋教仁积极筹建国民党，用议会抵制袁世凯日益膨胀的野心。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这时修铁路去了。袁世凯收买宋教仁不成，1913年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镇压后，开始想做皇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
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因其力量小，权力分散，抗风险能力弱，但对于袁世凯来说，这些都要比孙中山强很多，为什么也失败呢？袁世凯败在贪心上。当袁世凯适当的集权后，袁世凯拥有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汉族最好的政治优势，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无论是对于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都是梦寐一求，可望不可及的。这是历史对袁世凯最大的恩赐，袁世凯完全可以凭借其才能与实力改造中国，让中国成功的转型，那袁世凯还将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功臣。可天堂有路他不走，他不珍惜这个机会，可能他也没有看到这个机会。袁世凯还是要当皇帝，在这一念之恶的瞬间，中国历史又再一次的沉沦。
为当皇帝，为取得日本人的支持，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哗变，在蔡锷等护国运动的声讨中，结束了政治生命，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也结束了自然生命，1916年6月6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的唾骂声中死去。这个乱世枭雄可能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的事，为什么人们还骂他骂得那么狠呢？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军阀混战不休。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借南方军阀打北方军阀。由此可见，孙中山还是没有实力，孙中山最终发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这时孙中山可能真正的明白，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真正的实力，理想与口号救不了国。三民主义没有实力作基础，很容易流为形式。孙中山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军队，引入苏俄的势力，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建立了人才大本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直到这时，孙中山才把脚踩在了中国坚实的大地之上，才开始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可惜，这时候他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他没能看到成功的那一天，最后几年的努力，为蒋介石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几十年，理想的色彩慢慢的减少，实际的操作能力逐渐的增加。终于在晚年为中国将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年在孙中山的麾下，聚集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黄埔干将，也聚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的精英。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实际上他的功业并不大，但历史的意味却不小，他做的更多的都是奠基与探索。他身上也有很多缺陷，不仅有性格的，而且还有能力的，再加上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独立的国家，中国动乱的历史与列强瓜分的现实要求中国的是一个有足够力量消除割据，统一内部，并能抵抗外部势力的干涉，保持国家独立的人物。从这个角度说，孙中山离这个要求还很远，蒋介石强势的上台与毛泽东沉默的崛起提供了这种可能。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是一个有雄心、有能力、有机遇的人。蒋介石得陈其美的引荐，认识了孙中山，其军人的出身与才能恰恰弥补了孙中山文人的形象。曲折的遭遇，孙中山太需要一个有头脑有运作能力的武夫了。蒋介石凭借天时（陈炯明兵变）、地利（任黄埔军校校长）、人和（孙中山的信任），加上其杰出政治才能、灵活机动的手腕快速的崛起。
1925年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为主力进行了两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为北伐创造了条件。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的目标是打倒列强，消灭军阀，统一全国，这是国民革命的最强音，可惜为此奠基的孙中山却看不见了。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打败孙传芳、吴佩孚，北伐的胜利进军，震动全国，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介石首先举起了屠刀，共产党不提防这一手，在被动中死伤惨重。国共关系破裂，第一次国共战争开始。
1928年4月，蒋介石第二次“北伐”。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没有共同的敌人，原来的战友就变成了对手，蒋介石先后进行了蒋桂、蒋冯和中原大战，才确立了自己牢固的地位。然后一次接一次的围剿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红军全面溃败，为保存实力，被迫进行转略转移。1936年可以说是蒋介石生命的巅峰，无论是政治上较量，还是军事上的厮杀，乃至经济上的振兴，蒋介石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就在这年的年底，发生了一件改变了他命运的事情，从此蒋介石的好运就越来越少。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张学良的军队撤退到关内，蒋介石安排张学良的军队去镇压共产党的军队。因“剿共”不力，蒋介石亲到西安督战。张学良劝蒋联共抗日无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拿了蒋介石，实行“兵谏”。在蒋介石的心里，张学良不仅糊涂，而且愚蠢，因为当时共产党在陕北的生存很艰难，要是贾一点余勇，也许可以把共产党的军队消灭或赶入大漠，此时怎么能和共产党合作呢？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在国仇与家恨面前，张学良是不会那样配合他的。还有日本人已经占领东北5年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推行的过久，必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回的东北军战死在陕北战场，却不能马革裹尸于东北战场，他们的气是不能平的。蒋介石冒失的跑到西安压迫张学良剿共，却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东北军的情绪和张学良的切身感受，他也高估了自己对张学良的了解与控制。
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从此陷入被动，共产党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一刻历史开始发生改变，江山开始易手。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党开赴敌后，从此在北方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历史的选择而抒发的真实感受。
三、统一中国：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看中国的武力统一
蒋介石的对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旧式军阀，第二类是日本人，第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要想统一全国，必然要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把各地的旧式军阀打掉。对付旧军阀，蒋介石是胸有成竹的。在1926年的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就已经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1928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各地的军阀表面上拥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他们都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旦自己的利益与蒋介石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马上翻脸。蒋介石非常希望能消平这些势力，从而真正的掌握国家权力。从蒋桂大战到蒋冯大战，再到中原大战，蒋介石慢慢的消弱了地方的军阀，虽然这些军阀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的扯蒋的后腿，但是他们再也没有把权力从蒋的手里拿走。
蒋介石的劲敌是毛泽东和日本人，相对于毛泽东，蒋介石除了军事上的优势，其他均不占优势，无论是对孙中山革命遗产的继承，还是组织的严密有效，是对民心的争取，还是斗争策略的使用，蒋介石都比不得毛泽东。相对于日本人，蒋介石缺少军事上的优势，而且差距非常大，可抗日可以为蒋介石获得政治资本，这个政治资本让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中国名实的领袖，但他没有看到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也积聚了强大的力量，更重要的获得了解放区的民心，蒋介石还把毛泽东当成他击溃的那些军阀，轻率的发动了内战，三年后，蒋介石一败涂地。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应该已经认识到日本灭亡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一旦日本快速进攻中国，30年代初的蒋介石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因为蒋虽然是中国名义上的领袖，但在地方，有的军阀根本就是自立为王，蒋真正能控制的就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几个省，当然，这几个省是中国最有实力的省份。只要是内斗，任何人都抢不去，可是一旦日本人进攻，必然也要占领这几个省份，蒋介石势必要丢掉。蒋介石当时是内战很行，外战不行，如果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地盘丢了，蒋介石能到哪里去呢？最好的地方自然是云贵川一带的大西南，按照中国的地理特点，自然是“打内战，跑台湾，打外战，到四川”，这都体现在蒋介石的身上了。大西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还可以建立与外面的通道（后来有滇缅公路）。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苦心经营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省份，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取得内战的优势，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领袖；另一方面更要苦心经营大西南，把大西南变成大后方，为自己留条后路，为将来的抗日战争时采取“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准备条件。蒋介石借围剿红军之机，把势力伸进了贵州，王家烈被拿下，云南的龙云受到震慑，四川的刘文辉、刘湘被收服，红军所到之处，中央军尾随而进，将当地不听话的武装一一拿下，一路收拾了西南“诸藩”。这既是当时统一的行动，也是为将来的撤退做准备。从当时蒋介石重点经营西南来看，蒋介石还是很有理智与眼光的。同样毛泽东在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以后，决定“北上”长征的战略部署相当高明，因为蒋介石既然苦心经营大西南，一定不会让共产党的力量活动在川赣云贵一带。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根据地已失，留在当地已不可能，南下更不可能，蒋介石的重兵严阵以待，只有“北上”。“北上”既可以避开蒋的重兵和战略的刀锋，又能接近苏联，同时，“北上”抗日，更可以把力量渗透到马上就快不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广大北方，从而为以后的崛起奠定基础。正因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蒋介石的“西进”，完成了对西南的改造，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失，仍可以从容的撤退到西南，依靠险要的地势与外交的运作，巧妙安全的接受美国的援助，抗战胜利后的迅速恢复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毛泽东的“北上”，保留了火种，保存了实力，在敌后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也做了重要的铺垫。
早年的蒋介石可能并不怎么在意毛泽东，但蒋介石考察过苏联后，深知共产党的厉害。在北伐中，共产党组织的工农运动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共分裂后，蒋的最大敌人是国民党内部的对手，当蒋确立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时候，共产党的势力已开始壮大，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有声有色。这时候，蒋介石似乎已经意识到最终能战胜自己的不是那些依靠权术不学无术的军阀，而是能动员群众起来革命的共产党。
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毛泽东巧妙的化解。此时共产党开始了党内的斗争，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派王明等人到中国来接收共产党的领导权，并把在上海存不下去的党中央搬到苏区，彻底的剥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可在险恶的局势下，有苏联撑腰的王明等人，虽熟读马列经典，但却不懂得军事谋略，靠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当军事顾问。王明等人只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他们习惯于政治斗争，却不适应战场上的惨烈厮杀，这些人当然不是已做充分准备势在必得的蒋介石的对手。
在蒋的打击下，中央苏区被迫转移，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又步步紧逼，但一个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中国面临日本侵略，蒋介石又要打败政敌进行内战的情况下提出的。符合蒋介石的利益的，部分成全了蒋介石，最终也让蒋介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中华民族面临灭种的危险，民族救亡运动持续高涨，纷纷要求抵御外侮时，还继续推行这个政策，未免不合时宜。这也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胆大气壮的原因。个人利益党国利益，在民族利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能代表并维护民族的利益的政党必然会被人民抛弃。
在解放战争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却在三年后退出了大陆，刚刚获得空前政治影响力的蒋介石转瞬就成了一个失败者，历史的无情与对人物的选择的苛刻让人可敬可畏。蒋介石在一些事情上的一错再错让他承担不起领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
蒋介石消弱了西南军阀，又赶走了共产党，欲灭亡中国的日本成了蒋介石的致命大敌。蒋介石一边消平内乱，一边准备力量，迎接迟早要来的中日之战。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1935年又搞华北五省自治，一方面蒋介石在国内加紧统一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在进行军事统一的同时，也进行了比较有成效的经济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被称为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交通运输业、工业都得到一定的增长，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全年财政收入19.73亿元，约为1927年的6倍。但是没有政治的稳定，经济建设就不可能进行到底，蓄谋已久的日本人会让中国完成经济建设吗？为打掉中国崛起的可能，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队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华民族遭到巨大浩劫，日本的野蛮残暴的行径激起全民族的愤怒，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尊严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中国人没有被日本的屠杀与侵略吓倒，一批批爱国志士奔赴前线，用生命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抗日之歌。
1937年9月，国民党提交了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从而拉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波澜壮阔的抗日画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安事变中遭受重创，现在随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彻底破产。虽然当时中国和日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蒋介石政府仍然没有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尽管国民政府开始没有宣战，可日本人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国民政府组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国共合作）等，抗击日军侵略，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给日军以重创，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还是极为动人心魄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也曾激励了无数抗战将士。仅淞沪会战就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计划，1937、1938年的几次会战，蒋介石精锐尽出。讲蒋介石不抗日，这是不对的，蒋介石不仅抗日，而且还反共，还要提防国民党内的对手夺权，所以蒋介石的抗日表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有时不动声色，有时大张旗鼓，有时坚决反击，有时媾和妥协。总体来说，在抗战的初期，蒋介石的抗日是积极的，也是有成效的。后期，由于自己实力的消弱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蒋介石的抗日变得不那么积极，甚至做出了皖南事变这样让日本人高兴，中国人痛心的事。随着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壮大，共产党在北方的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牵制并打击了大量的日军。
无数忠勇志士为民族前途抛头颅洒热血，几百万将士战死疆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吉鸿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29军军长宋哲元“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淞沪会战时说“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23师少将参谋长黄启东在徐州会战中说“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31师师长阚维雍“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杨靖宇壮烈殉国后，残忍的日本人剖开他的肚子，发现胃里只有棉絮和草根；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死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第57师师长余程万在常德会战时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硝烟散尽，斯人已逝，但其爱国之举豪壮之言英雄气概民族精神必将万古长青浩气长存。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使国共两党从共同御寇的战友变成兵戎相见的仇敌，正因这个原因，国共两党在内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能对对方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人进行公允的评价。现在国民党已彻底的蜕变，也丧失了政权。而共产党在不断的发展中，已逐渐的放下历史的包袱，也有了更宽容的态度对待并不轻松的历史。我们现在可以以弘扬民族精神，复兴民族大业为号召，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些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将士，至少让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浴血杀敌舍生取义的将士在现在或将来得到应有的荣耀。
先致力于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然后进行经济建设，在增强国家的抵抗力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最后开始民主政治。在历史上，袁世凯与蒋介石曾经达到了第一个境界，但最终又被历史所抛弃，于是历史必须再次进行选择。当蒋介石与毛泽东对决之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必须要为统一稳定的中国选择最佳的人选的时候。蒋介石有太多的缺陷而最终落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蒋介石虽名义上拥有全国的统治权，但实际上并不能掌控全国。对西南、西北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其地方大员对他阳奉阴违，张学良一气之下，也能对他实行兵谏。而毛泽东则不一样，他对党的控制是有效的，这是毛泽东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原因，但同时也为建国后毛泽东犯的一些错误也提供了一个原因。
毛泽东用党的形式统一了力量，党内虽有几次斗争，都没有影响到毛泽东最终掌握党的领导权。而蒋介石一生都在进行党内的斗争，内耗不止，越到艰难的时候，制肘越大。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而不选择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心中虽有国家大义，但其中包含了更多的个人私心。他也想振兴国家，复兴民族，由于目的与手段不同，决定效果的差异。他用重金收买对手的部下，瓦解其战斗力，也纵容了其爱财与不忠；他进行金融改革，加强工业建设，富强国家，同时也是为了四大家族的利益；东北已被日军侵占5年，民怨沸腾，张学良率部攻击陕北的红军受挫，一肚子怨气的时，蒋还贸然的到西安督战，被张所擒；抗日战争时美国的巨额援助的一部分被他的亲戚和部下瓜分；国民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蒋氏政权已摇摇欲坠，老百姓已民不聊生，陈布雷劝其能否让他代表的家族们拿出一点钱来拯救党国，蒋却勃然大怒。当这些历史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的时候，历史的选择便慢慢的从蒋的身边走开。蒋介石找不到一个来平衡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家族利益和代表阶级利益的最佳方法，他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与通古贯今的才能。历史的选择曾经光顾到他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他只能终老于孤岛之上，不知他晚年遥望大陆，是否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毛泽东则不同，毛泽东首先过了个人利益这一关，无论是个人生死的置之度外，还是其家人的献身精神，蒋介石都无法与之相比，对历史与事理通透的智慧也是蒋所不及。虽然他们早年都学过曾国藩，但蒋一辈子都只停留在曾国藩的境界，蒋介石还经常的给他赏识或要警告的部下送《曾文正公全集》，三民主义成了他的口号，没有内容。他的内容就是曾国藩的休齐治平。毛泽东从白话文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营养，从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中学习了经验，顺应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又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天才般的组合与创造性的发挥，远远超越了曾国藩的境界与功业。曾国藩再厉害毕竟还是一个将，而没升格为帝王，曾国藩更多的是治平之术，而不是帝王之术。所以结果毛泽东得了天下，蒋介石在台湾把曾国藩的治平之术发挥到了极限。
由于毛泽东的政治素养与历史际遇，加上众多具有强烈爱国心有实践能力的人参与实践、前仆后继，共产党越来越有力量。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末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注定这个党将不是一个平凡的党。
毛泽东把握住了中国必须要统一稳定的脉搏，创造并借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恪守为人民利益的准则，加上个人的优秀素养与高超的政治谋略，终于取得了胜利。
也许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未能领悟，为人民利益这个意思的含义。他的心中有家国，没有人民。他看到国破则家亡，家亡则人危，他看不到家就是人组成的，而国又是由家组成的，没有人民，哪来家，没有家，又哪来国？更要命的是蒋介石的“家”不是普普通通的百姓之家。任何一个政党，忽视人民的利益，都不可能取得持久的最终的胜利。
蒋介石前期还应该算一个革命者，最起码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但1927年下野后，与宋美龄结婚，“中美合作”（蒋介石字中正）既是他发达的起点，也是他失败的起点，从此他彻底的落入家族的漩涡。他借助了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力量，也失去了其他选择的可能，这是他的喜剧，也是他的悲剧，也许是他本性使然。如果当时和以后，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毛泽东，蒋介石也许可以走出另外一条道路。可历史只选择强者，现实不相信假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继续完成中国的统一。特别是对于各地的土匪势力进行了粉碎性的打击，然后对社会恶习进行整治，黄赌毒一扫而空，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恢复国民经济，通过努力，1952年国民经济取得根本的好转；与苏联进行密切合作，引进项目，建立工业基础；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打出了一个大国的气势，这是中国军队自国民政府远征缅甸之后又一次在国外作战。抗美援朝，打败美国的干涉之心，中国人重新展示了一个大国的尊严与力量，也使新生的国家得以保全，也开创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大国战略，从此，让世界不敢小觑中国。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只有统一才能富强，特别是历史上落后于世界的大国，苏联如此，中国也如此。而大国的分裂就会带来衰落与动荡，中国更是如此，稳定的中国才能走向富强。美国能强大，能走向世界，不仅是对外的手段多么的有效，更关键的是美国内功练的扎实，要想不被对手打败，先要强大自己。就像《孙子兵法》说的那样“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在全文的开篇，我就说道，要从大历史的背景来分析问题，那何谓大历史？那就是承袭历史遗产，立足现实条件，致力民族前途，忽视个人荣辱得失，以其人其事对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作用作为评判的标准。为什么要用大历史的视角呢？因为中国的近现代史太过于复杂，人物才能的多寡、认识问题的深浅、道德水平的高低，还有时代的局限，造成了知与行的脱节，德与功的反差，成与败的变换，得与失的错位。加上中国人喜欢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使得我们看中国近现代史就缺乏必要的定力与心胸。要么抓住一点，讴歌不止，不计其余。要么抓住一点，批斗不止，不计其余。我们陷入无休止的讨论中，却忽视了如何继承历史遗产，吸取有益的营养，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我提出大历史观不是为了消平争论，抛弃是非标准，而是要尊重事实，放下包袱，承接历史，开创未来，从而展现中国人是如何用鲜红的热血与不屈的精神探索救亡图存的历程，怎样用扎实的行动与高超的智慧实践富国强兵的过程，以及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情况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这也是我准备用近三万字来阐述这五个阶段的最深的心思。
从大历史的角度说，就对外而言，如果说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虽然共产党独立抗日，蒋介石还反共，但蒋介石当时是中国名义上的领袖），其意义在于抗日，赶走侵入中国的日寇。那毛泽东动员全国之力逼退美国，其意义在于抗美，御敌于国门之外。短短的十几年，中国赶走了日本，重创了美国，这就是民族的胜利，这是以前清政府与旧军阀所不能为的，这是以前屈辱的中国人所不敢想的。
作者：会同天下
（1）、近代肇始：从曾国藩到李鸿章看中国的洋务运动
（2）、国民革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看中国的国民革命
（3）、统一中国：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看中国的武力统一
（4）、重装经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中国的经济改革
（5）、民主政治：从胡锦涛到□□□看中国的民主政治
二、国民革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看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令中国知识分子倍感悲愤。败于西人，中国人感情虽难以接受，但理智还能平衡，可是败于蕞而小国日本，中国人就不能平衡了，而日本的狮子大开口更让中国人难以接受。
目睹危机，康有为深受触动，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开始宣传变法，一时间变法思潮蔚然成风。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11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分会，但不久都遭封闭。虽然强学会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变法自强是当时的时代潮流，各种势力仍带着不同的动机纷纷加入。其主要势力有四种。1、康梁等维新的骨干创办强学会是抱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的。2、民族资产阶级入会是寻求保护与实现他们的利益，力量还很弱，3、洋务大臣张之洞等入会是想借变法自强的大旗把洋务运动继续进行下去，4、袁世凯等新兴势力入会是想寻找政治上的突破口。在这四种主要的力量中，第三、第四种是不可依靠的，第二种虽有斗争的愿望，可自身的软弱性，决定其妥协性。只有康梁等人是真正的维新派，斗争意志坚决，但自身实力太弱，眼前有路，手中无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维新派的复杂与尴尬，在口头的宣传上，强学会的每个人都能表现的慷慨激昂，但一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则立马出现分化。慈禧太后的一个不高兴，张之洞就退出了强学会，这是最有实力，最有可能支持维新运动开展下去的力量，但他们不能同慈禧对着干，得罪不起。
其实，我想康梁等研究俄日变法，可能已经看到“权力”在变法中的作用了，没有皇帝或有权威力量的支持，变法是无法冲破固有阻力，顺利进行的。1861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得以顺利进行，其重要原因是明治天皇通过倒幕运动掌握了国家权力，而康梁时的中国就缺乏这种可以推行变法的强制力量。
当时在国家权力上存在名实两种力量，一个是有名无实的“帝权”，一个是根深蒂固的“后权”，代表变法力量的光绪皇帝虽贵为天子，却受制于人，无一兵一卒可调。而代表顽固保守势力的慈禧太后通过1861年的辛酉政变，垂帘听政已达40多年。在变法自强的选择上，清醒地光绪帝是想有所作为的。但当时变法要冲破阻力顺利进行，必须先取得权力，而慈禧太后要牢牢抱住的就是权力，于是我们看到了以君主立宪为标榜的变法自强运动，其实质是以光绪向慈禧夺权为前提的来进行的，尽管这并不一定是光绪的初衷，但随变法的开展必然要在权力的归属上摊牌。比如，光绪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
在权力的较量中，“帝权”与“后权”的差距实在太大，康梁等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皇帝，而光绪帝又只能依靠没有实力的康梁等人，在这样的“空对空”的互相依赖中，就展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实行新政。虽然变法的内容有诸多可取之处，但地方实力派并不支持，变法急剧开展，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利益，慈禧决定对光绪下手。
在危急的时刻，光绪束手无策，只能传出密诏，要康梁等筹商对策。而受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是一筹莫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袁世凯。通过谭嗣同最终找袁世凯这一投机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出康梁等人当时是何等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何等的软弱无力。袁世凯最终没有站在维新派的这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搜捕维新党。康有为、梁启超逃走，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死难。一场维持了103天的最有可能用最小代价扭转中国发展方向的“百日维新”结束。
“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帝、康梁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不能只怪慈禧，而要反思维新派有没有问题。根基是不是稳固，力量有没有整合，条件是不是具备，时机有没有成熟，措施是不是得当。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切都要打个问号。维新派的根基不稳，没有一个核心，各种不同的力量也没有经过整合，面对外界压力，只会四分五裂；从时机与条件来看，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很有限，还不能为维新派提供必要的帮助，洋务大臣与新兴势力，都是不稳定的力量；西方列强已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当然不希望中国变法自强；光绪饥不择食，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颁发了一百多道上谕，内容庞杂，既无主要次要之分，有无轻重缓急之别。光绪有名无实，慈禧根深势大，康梁等太过心急，对形势认识不明，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从最根本的组织与扎实的基础工作入手，就贸然开始变法，只会欲速则不达。维新派的实际操作能力比起洋务派有天壤之别。维新派骨干都是坚定的爱国志士，但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缺乏对时局的预测与把握能力。爱国可以只凭热情，但救国却需要才能。康梁等毕竟是坐而论道的书生，不懂政治经济学，没有组织与操作的能力。他们的失败是令人惋惜的，也是令人深思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像日本那样通过上层权力变动，自上而下变革以富强国家的机会。中国只能由自上而下的改良向自下而上的革命过渡，中国历史进入了风云激荡的国民大革命时代。
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走改良的道路已不可行。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秋瑾、徐锡麟的浙皖起义，刘道一萍浏醴起义，孙中山黄兴广州起义。起义虽失败，但宣传了革命，推动了形势的发展，锻炼了革命党人。与此同时，由于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色”的表现，加上其本身的能力，袁世凯得到清政府的重用。李鸿章死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收了李鸿章的势力。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常备军，到1905年，形成北洋新军六镇，共计六万余人。
面对民间的起义，清政府坚决镇压；面对袁世凯势力的做大，清政府也强行的让袁世凯回家“养病”，剥夺了其大权。对于清政府的镇压，革命党人不屈不挠继续积蓄力量，准备再次起义，而被贬斥的本没有病的袁世凯并没有闲着，一方面向清政府显示淡泊名利，已不问世事；另一方面，搜集情报，关注时局，以图东山再起。
当中国的历史走到1911年的时候，拐点终于到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精心准备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革命意识与要求在革命党的宣传与推动下已成大势所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汉族地主的势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中，已发展壮大。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张之洞、刘坤一的“东南互保”就是明证。此时的清政府就像一个精疲力尽的赶路者，一旦走不动，就立马倒下。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偶然的武昌起义，也成了历史的必然。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尽管起义爆发时，孙中山黄兴都不在现场，就连武汉的革命党的领袖也不在现场，但起义还是成功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异常恐慌，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进行镇压，哪知道这支军队不听荫昌的调遣，他只听袁世凯的命令，袁世凯这个乱世枭雄终于等到了绝好的机会。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应举不第，从军，得吴长庆重用，扬威于朝鲜，被李鸿章誉为“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袁世凯的才能是有目共睹的，警察、铁路、练兵、新政、教育、邮电、实业处处都有他的影响，且成绩蜚然。但他心术不正，不能善终。
袁世凯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清政府要借用他的力量消灭革命党，羽翼已满的袁世凯岂肯再被利用。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对此并不满意，10月27日，任命其为钦差大臣，11月1日，清政府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挟兵自重，将清政府的大权尽揽入怀中。而此时，革命党的势力又有所壮大，这正是袁世凯所需要的。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革命党是袁世凯的护身符，没有革命党，袁世凯对于清政府来说，不仅是多余，简直就是威胁。聪明的袁世凯一方面镇压革命党的起义，另一方面利用革命党要挟清政府。由于革命党势力的不断壮大和袁世凯的私心，清政府日益被动，其统治终于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后，各省的实权落入了地方立宪派和封建官僚投机分子的手中，他们投机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却保守至极，想的都是争权夺利，哪里考虑到什么民主共和。革命党人虽占领了舆论的优势与道义的高峰，人多，势却不众，力量分散。各地的实力派都打自己的小算盘，孙中山缺少领导突然膨胀了几十倍几百倍“革命力量”的心理准备与实际能力，也不可能把这些力量都集合起来，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加上帝国主义的阻挠破坏，这是革命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最终落败的根本原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好像革命就成功了，中国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富强国家了。但对于20世纪初的世界与中国来说，中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内有各地实力派的飞扬跋扈，不把中华民国当成一回事，还有袁世凯会认可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并维持其运转吗？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的瓜分中国，各国实力大小不同，在华利益也不均衡，他们势必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而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在中国的争斗，势必造成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央的权力小，无力约束实力强大的地方派系的争斗，而各地的军阀正要借助外国势力取得稳固的统治权，这些正好为帝国主义寻找代理人分割中国的土地提供了条件。所以，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既不会让中国统一起来，也不可能让中国变得富强。特殊的历史阶段与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孙中山特殊地位，决定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只能是一个过渡。
果然，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恼羞成怒，他指使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发出战争威胁。逼不得已，革命党人被迫同意如果清帝退位，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政权可以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接着让段祺瑞率北洋将领50人联名上奏，进行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2月14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过渡成了袁世凯的中华帝国。
袁世凯最终能取得权力，这没有丝毫的悬疑。抛开袁世凯的才能与野心不说，袁世凯的资历与军队的背景，稳扎稳打几十年的运作，都是孙中山无法相比的。当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决的时候，孙中山底气不足就表现了出来，虽然孙中山的革命道德比袁世凯要高得多，但是成败有时候不完全由道德决定，还要看实力。孙中山的革命虽然一直都在国内进行，但是其根基一直都没有扎根在中国大地上。在国外组织力量，然后空投到国内，革命失败后，再到国外组织力量，再回到国内革命，如此反复。这固然和当时的险恶环境有关，同时也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选择有关。从这点上看，他不如袁世凯，不如蒋介石，更不如历经艰辛的毛泽东。在历史关键的时候，孙中山都不在现场，辛亥革命时他在美洲；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时，他又到日本组织力量，当组织好力量准备杀回国内反袁时，蔡锷等在云南组织了护国军，大的战阵没见，袁世凯就立即失败退位，然后一命呜呼了。
袁世凯在登上中华民国的大位后，开始集权，宋教仁积极筹建国民党，用议会抵制袁世凯日益膨胀的野心。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却得不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这时修铁路去了。袁世凯收买宋教仁不成，1913年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镇压后，开始想做皇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
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因其力量小，权力分散，抗风险能力弱，但对于袁世凯来说，这些都要比孙中山强很多，为什么也失败呢？袁世凯败在贪心上。当袁世凯适当的集权后，袁世凯拥有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汉族最好的政治优势，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无论是对于曾国藩还是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都是梦寐一求，可望不可及的。这是历史对袁世凯最大的恩赐，袁世凯完全可以凭借其才能与实力改造中国，让中国成功的转型，那袁世凯还将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功臣。可天堂有路他不走，他不珍惜这个机会，可能他也没有看到这个机会。袁世凯还是要当皇帝，在这一念之恶的瞬间，中国历史又再一次的沉沦。
为当皇帝，为取得日本人的支持，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哗变，在蔡锷等护国运动的声讨中，结束了政治生命，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也结束了自然生命，1916年6月6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的唾骂声中死去。这个乱世枭雄可能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的事，为什么人们还骂他骂得那么狠呢？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军阀混战不休。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借南方军阀打北方军阀。由此可见，孙中山还是没有实力，孙中山最终发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这时孙中山可能真正的明白，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真正的实力，理想与口号救不了国。三民主义没有实力作基础，很容易流为形式。孙中山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军队，引入苏俄的势力，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建立了人才大本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直到这时，孙中山才把脚踩在了中国坚实的大地之上，才开始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可惜，这时候他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他没能看到成功的那一天，最后几年的努力，为蒋介石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几十年，理想的色彩慢慢的减少，实际的操作能力逐渐的增加。终于在晚年为中国将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年在孙中山的麾下，聚集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黄埔干将，也聚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的精英。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实际上他的功业并不大，但历史的意味却不小，他做的更多的都是奠基与探索。他身上也有很多缺陷，不仅有性格的，而且还有能力的，再加上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独立的国家，中国动乱的历史与列强瓜分的现实要求中国的是一个有足够力量消除割据，统一内部，并能抵抗外部势力的干涉，保持国家独立的人物。从这个角度说，孙中山离这个要求还很远，蒋介石强势的上台与毛泽东沉默的崛起提供了这种可能。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是一个有雄心、有能力、有机遇的人。蒋介石得陈其美的引荐，认识了孙中山，其军人的出身与才能恰恰弥补了孙中山文人的形象。曲折的遭遇，孙中山太需要一个有头脑有运作能力的武夫了。蒋介石凭借天时（陈炯明兵变）、地利（任黄埔军校校长）、人和（孙中山的信任），加上其杰出政治才能、灵活机动的手腕快速的崛起。
1925年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为主力进行了两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为北伐创造了条件。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的目标是打倒列强，消灭军阀，统一全国，这是国民革命的最强音，可惜为此奠基的孙中山却看不见了。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打败孙传芳、吴佩孚，北伐的胜利进军，震动全国，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介石首先举起了屠刀，共产党不提防这一手，在被动中死伤惨重。国共关系破裂，第一次国共战争开始。
1928年4月，蒋介石第二次“北伐”。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没有共同的敌人，原来的战友就变成了对手，蒋介石先后进行了蒋桂、蒋冯和中原大战，才确立了自己牢固的地位。然后一次接一次的围剿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红军全面溃败，为保存实力，被迫进行转略转移。1936年可以说是蒋介石生命的巅峰，无论是政治上较量，还是军事上的厮杀，乃至经济上的振兴，蒋介石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就在这年的年底，发生了一件改变了他命运的事情，从此蒋介石的好运就越来越少。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张学良的军队撤退到关内，蒋介石安排张学良的军队去镇压共产党的军队。因“剿共”不力，蒋介石亲到西安督战。张学良劝蒋联共抗日无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拿了蒋介石，实行“兵谏”。在蒋介石的心里，张学良不仅糊涂，而且愚蠢，因为当时共产党在陕北的生存很艰难，要是贾一点余勇，也许可以把共产党的军队消灭或赶入大漠，此时怎么能和共产党合作呢？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在国仇与家恨面前，张学良是不会那样配合他的。还有日本人已经占领东北5年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推行的过久，必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回的东北军战死在陕北战场，却不能马革裹尸于东北战场，他们的气是不能平的。蒋介石冒失的跑到西安压迫张学良剿共，却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东北军的情绪和张学良的切身感受，他也高估了自己对张学良的了解与控制。
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从此陷入被动，共产党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一刻历史开始发生改变，江山开始易手。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党开赴敌后，从此在北方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历史的选择而抒发的真实感受。
三、统一中国：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看中国的武力统一
蒋介石的对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旧式军阀，第二类是日本人，第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要想统一全国，必然要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把各地的旧式军阀打掉。对付旧军阀，蒋介石是胸有成竹的。在1926年的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就已经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1928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各地的军阀表面上拥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他们都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旦自己的利益与蒋介石的利益发生冲突，他们马上翻脸。蒋介石非常希望能消平这些势力，从而真正的掌握国家权力。从蒋桂大战到蒋冯大战，再到中原大战，蒋介石慢慢的消弱了地方的军阀，虽然这些军阀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的扯蒋的后腿，但是他们再也没有把权力从蒋的手里拿走。
蒋介石的劲敌是毛泽东和日本人，相对于毛泽东，蒋介石除了军事上的优势，其他均不占优势，无论是对孙中山革命遗产的继承，还是组织的严密有效，是对民心的争取，还是斗争策略的使用，蒋介石都比不得毛泽东。相对于日本人，蒋介石缺少军事上的优势，而且差距非常大，可抗日可以为蒋介石获得政治资本，这个政治资本让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中国名实的领袖，但他没有看到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也积聚了强大的力量，更重要的获得了解放区的民心，蒋介石还把毛泽东当成他击溃的那些军阀，轻率的发动了内战，三年后，蒋介石一败涂地。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应该已经认识到日本灭亡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一旦日本快速进攻中国，30年代初的蒋介石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因为蒋虽然是中国名义上的领袖，但在地方，有的军阀根本就是自立为王，蒋真正能控制的就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几个省，当然，这几个省是中国最有实力的省份。只要是内斗，任何人都抢不去，可是一旦日本人进攻，必然也要占领这几个省份，蒋介石势必要丢掉。蒋介石当时是内战很行，外战不行，如果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地盘丢了，蒋介石能到哪里去呢？最好的地方自然是云贵川一带的大西南，按照中国的地理特点，自然是“打内战，跑台湾，打外战，到四川”，这都体现在蒋介石的身上了。大西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还可以建立与外面的通道（后来有滇缅公路）。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苦心经营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省份，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取得内战的优势，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领袖；另一方面更要苦心经营大西南，把大西南变成大后方，为自己留条后路，为将来的抗日战争时采取“用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准备条件。蒋介石借围剿红军之机，把势力伸进了贵州，王家烈被拿下，云南的龙云受到震慑，四川的刘文辉、刘湘被收服，红军所到之处，中央军尾随而进，将当地不听话的武装一一拿下，一路收拾了西南“诸藩”。这既是当时统一的行动，也是为将来的撤退做准备。从当时蒋介石重点经营西南来看，蒋介石还是很有理智与眼光的。同样毛泽东在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以后，决定“北上”
早年的蒋介石可能并不怎么在意毛泽东，但蒋介石考察过苏联后，深知共产党的厉害。在北伐中，共产党组织的工农运动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共分裂后，蒋的最大敌人是国民党内部的对手，当蒋确立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时候，共产党的势力已开始壮大，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有声有色。这时候，蒋介石似乎已经意识到最终能战胜自己的不是那些依靠权术不学无术的军阀，而是能动员群众起来革命的共产党。
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毛泽东巧妙的化解。此时共产党开始了党内的斗争，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派王明等人到中国来接收共产党的领导权，并把在上海存不下去的党中央搬到苏区，彻底的剥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可在险恶的局势下，有苏联撑腰的王明等人，虽熟读马列经典，但却不懂得军事谋略，靠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当军事顾问。王明等人只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他们习惯于政治斗争，却不适应战场上的惨烈厮杀，这些人当然不是已做充分准备势在必得的蒋介石的对手。
在蒋的打击下，中央苏区被迫转移，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又步步紧逼，但一个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中国面临日本侵略，蒋介石又要打败政敌进行内战的情况下提出的。符合蒋介石的利益的，部分成全了蒋介石，最终也让蒋介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中华民族面临灭种的危险，民族救亡运动持续高涨，纷纷要求抵御外侮时，还继续推行这个政策，未免不合时宜。这也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胆大气壮的原因。个人利益党国利益，在民族利益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能代表并维护民族的利益的政党必然会被人民抛弃。
在解放战争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却在三年后退出了大陆，刚刚获得空前政治影响力的蒋介石转瞬就成了一个失败者，历史的无情与对人物的选择的苛刻让人可敬可畏。蒋介石在一些事情上的一错再错让他承担不起领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
蒋介石消弱了西南军阀，又赶走了共产党，欲灭亡中国的日本成了蒋介石的致命大敌。蒋介石一边消平内乱，一边准备力量，迎接迟早要来的中日之战。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1935年又搞华北五省自治，一方面蒋介石在国内加紧统一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在进行军事统一的同时，也进行了比较有成效的经济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被称为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交通运输业、工业都得到一定的增长，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全年财政收入19.73亿元，约为1927年的6倍。但是没有政治的稳定，经济建设就不可能进行到底，蓄谋已久的日本人会让中国完成经济建设吗？为打掉中国崛起的可能，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队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华民族遭到巨大浩劫，日本的野蛮残暴的行径激起全民族的愤怒，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尊严有顽强生命力的民族。中国人没有被日本的屠杀与侵略吓倒，一批批爱国志士奔赴前线，用生命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抗日之歌。
1937年9月，国民党提交了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从而拉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波澜壮阔的抗日画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西安事变中遭受重创，现在随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彻底破产。虽然当时中国和日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蒋介石政府仍然没有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尽管国民政府开始没有宣战，可日本人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国民政府组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国共合作）等，抗击日军侵略，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给日军以重创，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还是极为动人心魄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也曾激励了无数抗战将士。仅淞沪会战就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计划，1937、1938年的几次会战，蒋介石精锐尽出。讲蒋介石不抗日，这是不对的，蒋介石不仅抗日，而且还反共，还要提防国民党内的对手夺权，所以蒋介石的抗日表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有时不动声色，有时大张旗鼓，有时坚决反击，有时媾和妥协。总体来说，在抗战的初期，蒋介石的抗日是积极的，也是有成效的。后期，由于自己实力的消弱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蒋介石的抗日变得不那么积极，甚至做出了皖南事变这样让日本人高兴，中国人痛心的事。随着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壮大，共产党在北方的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牵制并打击了大量的日军。
无数忠勇志士为民族前途抛头颅洒热血，几百万将士战死疆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吉鸿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29军军长宋哲元“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淞沪会战时说“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23师少将参谋长黄启东在徐州会战中说“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31师师长阚维雍“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杨靖宇壮烈殉国后，残忍的日本人剖开他的肚子，发现胃里只有棉絮和草根；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死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第57师师长余程万在常德会战时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硝烟散尽，斯人已逝，但其爱国之举豪壮之言英雄气概民族精神必将万古长青浩气长存。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使国共两党从共同御寇的战友变成兵戎相见的仇敌，正因这个原因，国共两党在内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能对对方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贡献的人进行公允的评价。现在国民党已彻底的蜕变，也丧失了政权。而共产党在不断的发展中，已逐渐的放下历史的包袱，也有了更宽容的态度对待并不轻松的历史。我们现在可以以弘扬民族精神，复兴民族大业为号召，更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些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将士，至少让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浴血杀敌舍生取义的将士在现在或将来得到应有的荣耀。
先致力于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然后进行经济建设，在增强国家的抵抗力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最后开始民主政治。在历史上，袁世凯与蒋介石曾经达到了第一个境界，但最终又被历史所抛弃，于是历史必须再次进行选择。当蒋介石与毛泽东对决之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必须要为统一稳定的中国选择最佳的人选的时候。蒋介石有太多的缺陷而最终落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蒋介石虽名义上拥有全国的统治权，但实际上并不能掌控全国。对西南、西北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其地方大员对他阳奉阴违，张学良一气之下，也能对他实行兵谏。而毛泽东则不一样，他对党的控制是有效的，这是毛泽东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原因，但同时也为建国后毛泽东犯的一些错误也提供了一个原因。
毛泽东用党的形式统一了力量，党内虽有几次斗争，都没有影响到毛泽东最终掌握党的领导权。而蒋介石一生都在进行党内的斗争，内耗不止，越到艰难的时候，制肘越大。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而不选择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心中虽有国家大义，但其中包含了更多的个人私心。他也想振兴国家，复兴民族，由于目的与手段不同，决定效果的差异。他用重金收买对手的部下，瓦解其战斗力，也纵容了其爱财与不忠；他进行金融改革，加强工业建设，富强国家，同时也是为了四大家族的利益；东北已被日军侵占5年，民怨沸腾，张学良率部攻击陕北的红军受挫，一肚子怨气的时，蒋还贸然的到西安督战，被张所擒；抗日战争时美国的巨额援助的一部分被他的亲戚和部下瓜分；国民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蒋氏政权已摇摇欲坠，老百姓已民不聊生，陈布雷劝其能否让他代表的家族们拿出一点钱来拯救党国，蒋却勃然大怒。当这些历史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的时候，历史的选择便慢慢的从蒋的身边走开。蒋介石找不到一个来平衡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家族利益和代表阶级利益的最佳方法，他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与通古贯今的才能。历史的选择曾经光顾到他的，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他只能终老于孤岛之上，不知他晚年遥望大陆，是否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毛泽东则不同，毛泽东首先过了个人利益这一关，无论是个人生死的置之度外，还是其家人的献身精神，蒋介石都无法与之相比，对历史与事理通透的智慧也是蒋所不及。虽然他们早年都学过曾国藩，但蒋一辈子都只停留在曾国藩的境界，蒋介石还经常的给他赏识或要警告的部下送《曾文正公全集》，三民主义成了他的口号，没有内容。他的内容就是曾国藩的休齐治平。毛泽东从白话文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营养，从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中学习了经验，顺应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又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天才般的组合与创造性的发挥，远远超越了曾国藩的境界与功业。曾国藩再厉害毕竟还是一个将，而没升格为帝王，曾国藩更多的是治平之术，而不是帝王之术。所以结果毛泽东得了天下，蒋介石在台湾把曾国藩的治平之术发挥到了极限。
由于毛泽东的政治素养与历史际遇，加上众多具有强烈爱国心有实践能力的人参与实践、前仆后继，共产党越来越有力量。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末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注定这个党将不是一个平凡的党。
毛泽东把握住了中国必须要统一稳定的脉搏，创造并借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恪守为人民利益的准则，加上个人的优秀素养与高超的政治谋略，终于取得了胜利。
也许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未能领悟，为人民利益这个意思的含义。他的心中有家国，没有人民。他看到国破则家亡，家亡则人危，他看不到家就是人组成的，而国又是由家组成的，没有人民，哪来家，没有家，又哪来国？更要命的是蒋介石的“家”不是普普通通的百姓之家。任何一个政党，忽视人民的利益，都不可能取得持久的最终的胜利。
蒋介石前期还应该算一个革命者，最起码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但1927年下野后，与宋美龄结婚，“中美合作”（蒋介石字中正）既是他发达的起点，也是他失败的起点，从此他彻底的落入家族的漩涡。他借助了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力量，也失去了其他选择的可能，这是他的喜剧，也是他的悲剧，也许是他本性使然。如果当时和以后，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毛泽东，蒋介石也许可以走出另外一条道路。可历史只选择强者，现实不相信假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继续完成中国的统一。特别是对于各地的土匪势力进行了粉碎性的打击，然后对社会恶习进行整治，黄赌毒一扫而空，社会面貌为之一新；恢复国民经济，通过努力，1952年国民经济取得根本的好转；与苏联进行密切合作，引进项目，建立工业基础；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打出了一个大国的气势，这是中国军队自国民政府远征缅甸之后又一次在国外作战。抗美援朝，打败美国的干涉之心，中国人重新展示了一个大国的尊严与力量，也使新生的国家得以保全，也开创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大国战略，从此，让世界不敢小觑中国。
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只有统一才能富强，特别是历史上落后于世界的大国，苏联如此，中国也如此。而大国的分裂就会带来衰落与动荡，中国更是如此，稳定的中国才能走向富强。美国能强大，能走向世界，不仅是对外的手段多么的有效，更关键的是美国内功练的扎实，要想不被对手打败，先要强大自己。就像《孙子兵法》说的那样“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在全文的开篇，我就说道，要从大历史的背景来分析问题，那何谓大历史？那就是承袭历史遗产，立足现实条件，致力民族前途，忽视个人荣辱得失，以其人其事对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作用作为评判的标准。为什么要用大历史的视角呢？因为中国的近现代史太过于复杂，人物才能的多寡、认识问题的深浅、道德水平的高低，还有时代的局限，造成了知与行的脱节，德与功的反差，成与败的变换，得与失的错位。加上中国人喜欢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使得我们看中国近现代史就缺乏必要的定力与心胸。要么抓住一点，讴歌不止，不计其余。要么抓住一点，批斗不止，不计其余。我们陷入无休止的讨论中，却忽视了如何继承历史遗产，吸取有益的营养，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我提出大历史观不是为了消平争论，抛弃是非标准，而是要尊重事实，放下包袱，承接历史，开创未来，从而展现中国人是如何用鲜红的热血与不屈的精神探索救亡图存的历程，怎样用扎实的行动与高超的智慧实践富国强兵的过程，以及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情况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这也是我准备用近三万字来阐述这五个阶段的最深的心思。
从大历史的角度说，就对外而言，如果说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虽然共产党独立抗日，蒋介石还反共，但蒋介石当时是中国名义上的领袖），其意义在于抗日，赶走侵入中国的日寇。那毛泽东动员全国之力逼退美国，其意义在于抗美，御敌于国门之外。短短的十几年，中国赶走了日本，重创了美国，这就是民族的胜利，这是以前清政府与旧军阀所不能为的，这是以前屈辱的中国人所不敢想的。
破局——大国的博弈之第七章?五个阶段（2）
破局——大国的博弈之第七章?五个阶段（3）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六章?四个方面（2）
五个裸女打麻将——大国之间的博弈
五个裸女打麻将—大国之间的博弈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六章?四个方面（1）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一章：中国的困局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四章?两条战线（2）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五章?三个层次（2）
破局——大国的博弈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四章?两条战线（1）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五章?三个层次（1）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五章?三个层次（3）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六章?四个方面（4）
破局-大国的博弈（完整版）之第三章?一个支点
人民币升值—大国的利益博弈
破 局 ——大国的博弈7@ 中国时评
破局：大国的博弈的三个层次
破局：大国的博弈的三个层次
大国的无声博弈
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
炒汇的五个阶段
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
职业生涯的五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