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闻报：著名报人张季鸾

中华新闻报：著名报人张季鸾
1941年9月6日，新记《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在重庆逝世。他的葬礼极为“豪华”，其一，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对张季鸾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其二，参加张季鸾葬礼的人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三，在民国的历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如此隆重的追悼活动，张季鸾是第一人。
盖棺定论，我们且看张季鸾去世后的各方反应———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的联名唁电是：“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是：“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不意积劳成疾，遽归道山。音响已沉，切　不再，天才限于中寿，痛悼何堪。特此驰唁，敬乞节哀。”
蒋介石的唁电是：“《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禄，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罄。特电致唁，唯望节哀。”
两党最高领导人能对同一个人同时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实属罕见。从这些唁电和挽联上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各方在当时对张季鸾的褒扬绝对是出于共识。在1938年，周恩来就曾经说过：“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毛泽东也曾对吴冷西说过：“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58年，可见，他对张季鸾的才华是认可的。
"不偏不倚"自成座上客
那么，张季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能够做到八面玲珑“到处做座上客”？能够“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陕西榆林人。他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1918年，他与吴鼎昌、胡政之3人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而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就是张季鸾先生在病床上写就的。
正因为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
"文人论政"不减爱国情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张季鸾以一个报人的身份能够赢得方方面面的认可，实在是他的独到之处。据《大公报》的老报人回忆，张季鸾非常好客，极有人缘。民国初期，他跟林伯渠都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6年秋，他去西安暂住，与林会晤，二人彻夜长谈。张季鸾酷爱昆曲，跟京剧泰斗梅兰芳、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也是好朋友。
1944年，在张季鸾先生逝世3年多的时候，《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于右任为这部著作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张季鸾的遗著作序。序中有这样一段：“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
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今天看来，胡政之对张季鸾的评价是基本恰当的。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张季鸾有许多地方值得今人怀念与学习。
（摘自《中华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