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专栏文章 第五期

储安平
蒋主席的新演词
杜鲁门总统私人代表洛克，于10月8日自美来华，考察中国经济状况，历时月半，于11月26日离华返美。在洛克离开中国这一天，中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最高经济委员会，其目的“在实行民生主义，帮助人民使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今后伟大的和平建设及发展的工作上”。在这次战争之中，中国所受的破坏糜烂，时间最久，程度最深，范围最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已较现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为低，而经过八年战争的消耗，人民生活的能力，益觉艰难。战争结束，国家人民，均望徐躅苏复，不料又起内争，人民怨愤，友邦失望。然而中国之亟需建设，民生之亟需改善，又为不可再缓之事。政府成立这个最高经济委员会，表示政府正在努力打开目前这种阴霾的局面。
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会上，蒋主席发表了一篇长达5000言的演说。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篇新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具体问题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人民生活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物质建设的演说。也可以说，这是一销象征我们的国家在结束结争以后必须步入另一个新的时代的演说，一个国家固然不能缺乏道德生活的标准，但是一个国家亦不能缺乏物质生活的标准。假如一个国家缺乏物质生活的标准，那也将无法建树道德生活的标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社会～般道德生活的破产，也似乎可以说就是因为人人不能足衣足食安居乐业之故。今日中国亟需全力加紧，用种种经济建设的方法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以滋养国家的生命。
人民的才干
蒋主席这篇演词里有三处提及“人”的问题。(一）蒋主席述及‘我们现在没有充分的有训练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去接受并经营以前日本人所办的事业”。（二）在这次经济建设中，蒋主席表示“绝对不能容忍缓慢、贪污、或自私自利的人来榨取人民，以图谋个人的富贵。这种人员必须铲除，并严加惩办”。（三）蒋主席承认‘私人的才干及经营能力是一个民主国家经济进步的原动力”。
上列三点引起我三种感想。第一，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政府固应注意培育人才，政府尤应使有能力的人能够自在地循其才智，自我滋长。有天赋的人，即使不得到政府的培育，也是能自发地得到成功的，只要环境不加阻碍，不加阻止，不加斩伤。同时，培育人才，应多培育“管事的人”，少培育“管人的人”。假如在一个社会里，“管人的人”多于“管事的人”，则这个社会，建设的速率必定降低，而停滞不前及财政消耗的程度必定增加，此实有违现代“经济与效率的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 and Effeciency）。第二，贪污舞弊侵公饱私的人，必须严惩。但事后惩罚，究为下策，与其事后追惩，不若事前预防。任用人员，能力固然重要，操守尤其要紧。今日天下非无洁身有力之士，只看政府如何使他们除奔走蝇营之外能有以自见。目前用人，既大率用推荐之制，则至少在消极方面，一员失身违法，推荐的人也应连带负责，俾推荐用人，可以不致过分徇私。第三，社会乃人之积。国民能力愈强，国家力量愈大，所以政府总要曲尽公道，鼓励人人向上，使人人的智慧的及身体的能力，能作充分优性的发挥。使社会因而得到健全的发展，国家亦可日新又新地向前迈进。
交通启蒙运动
交通是流通金融传播文化的血脉，必须全力加强。但是建筑公路铁道，不要大着眼政治价值，应多注意经济价值。同时，不要只顾到全国性的大动脉，应同时顾到城与城之间，城与镇之间，镇与镇之间，以及乡与乡之间的短途交通。乡村城镇之间的交通发达以后，农村间的养鸡，种菜，水果种植作业，自可逐渐发展，而农村经济亦得日渐苏复。此实大有助于一般农民的生活；生活裕后始能谈教育，讲卫生，增加常识。所以这种乡村城镇之间的交通，就整个国家的进步与安定而论，其重要性并不在全国性的大动脉之下。这种地方交通，可由地方政府负责，只须中央政府加以督促与指导。但是单单造路浚河，还不够。必须以政府的力量来改革一般民间的交通工具。不要说自国民党执政的20年来，就是自康梁变法图强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般民间的交通方式，固未尝有何新的改革。河流上航行的依旧是用竹杆与木橹的；日式民船，路面上的交通工具依；日是两人肩抬的轿子。这种一般民间的旧式的交通工具，实力使中国社会不能加速前进的另一原因。行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之路，即须消耗一天的光阴，这在时间上精力上是何等的浪费，政府必须用全力来推动一个交通启蒙运动。乡村间的公路上即使还不能行驶汽车电车，但至少可以制造大量的自行车及三轮车，以行驶于乡村间的道路之上。船舶也应竭力利用比较简单的摩托机器，以增加航行的速率。些事都须政府来做，大量制造，低价出售，在自然淘汰的原则下，一切旧式的交通工具自然会淘汰。我们应当设法将“机器”插入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我认为这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耕耘方法的改革
蒋主席在演词里又提及农村的情形，说“我国没有充分的现代农业原料，例如肥料，杀虫剂，与良好的种籽，也没有充分普遍的现代耕耘智识”。蒋主席认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应立即筹划一个增进我国农业的切实方案，并付诸实施”。
这一个方案当然应当包括改进农民的耕耘方法在内。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不能和现代各国社会同样进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做到“以最少的金钱做最大的事业”、“以最少的人力得到最大的效果”这一个原则。在一百多年以前，英国农民的耕耘方法，无论是耕地，下种，收成，储藏以及运输分配等，因无不是依靠人力，依靠手工。但是今日英国农民已知充分利用机器，用机器耕田，用机器下种，用机器翻上，用机器收掘番芋或收割麦子，甚至就在收割麦子的机器上，一面收割麦子，一面将麦穗和麦杆分开，而分开后的麦杆在同一时候经过同一架机器，捆成了一捆，并砌得四四方方。这种科学的耕种方法，简直令人观止！大约估计，在这种机器化的耕种方法之下，一个英国农人的工作效率至少抵得上300个中国农人的工作效率。这种耕种机器化的改革，当然不是在一个短时期所能完成的。同时，我也不相信在最近的20年内，中国农村可以大量利用机器。因为这种耕种方法的改革，所需的条件很多，非像我们在纸上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但是今日我们对于农事的改革，至少应当具有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下，向农村机器化的方向进行。我们一时之间固无法完全仿照高度工业国家之那样什么都用机器，但是我们应当考虑，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以达到节省人工增加效率的目的。举例言之，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橡皮管输水的办法，以代替完全用人工库水的办法？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比较简单的器械，以马或牛来拖行，从事翻上耕地以及收割谷子？是不是我们可以相当地扩大农村田亩的平面，减少交错在田亩与田亩之间的田埂，一方面减少废地，增加耕种的面机同时可以适宜于利用各种比较简单的器械或车辆，以从事耕种。凡此种种，在技术上都有赖专家的研究与设计，我们在此地所能贡献的就是一个原则：“用最少的人力求最大的效果。”
卫生状况
蒋主席又提及人民的卫生状况，认为最高经济委员会“应该集中精力以改善国内的卫生状况”。在中国的建国工作中，卫生状况的改善应该占据重要的地位。前天还有一个英国人问我，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弄得清洁，在10年以后中国能不能弄得清洁？这种公用事业，自然应当由政府出面卞持，一切污水池塘的填平，内地河流的开浚，垃圾的运输及消灭，传染病的隔离，时疫症的扑灭，鼠的杀灭，公共厕所制度的建立，以及医学的研究，药品的研究与制造，医院的设立，医师的培育，护士的训练等等，都非任何单独个人之能力所及。国家必须对于这种卫生费用，给予很大的预算，并能认真从事，勿徒作为门面的点缀。但是上述种种还都是治标的办法，我们必须同时从根夺上着手，来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国民的健康。因为若是只从医病着手，而不从防病着手，则一面医治疾病，一面制造疾病，不仅对于国家财政是一重永无尽期的负担，并且亦不合乎近代政治的意义。近代政治的意义是要提高人民的知识，使人民能自发地追求其幸福。所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从事广大的卫生消防工作，同时我们要在根本上改变人民的生活头脑，使他们明了日光，空气，及水的价值，使他们觉得卫生的重要，而养成一种自我清洁的习惯。假如一般人民对于卫生生活甚至一般生活能有一种新的观念，一种新的头脑，他们自然而然地会爱好清洁，减少疾病，提高一般国民健康的水准。
住宅问题
与卫生有密切关系的是住宅。现在中国除了新式都市里的一部分住宅以外，在一般城市及乡村间，对于住宅的结构与布置，大都没有什么新的改革。这种情形亟需加以注意。对于一般人民的住宅，我们至少应当先做到之事：第一，应力求每一幢住宅的独立，勿与他人的房屋接连，如此可以增加房屋四周的空地，减少污浊的空气的密度。第二，应当增加窗户的数量，并改 大窗户的尺寸，使室内容易吸收较多的日光与新鲜空气。第三．在一般农村之间，应竭力设法使厕所和猪栏和正屋分开，以减少臭味及疾病的传染。
我认为我们既想努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府似乎应当至少推行一个温和的社会改革运动。今日中国社会急待改革的事情当然很多，但不妨先就几件较为切迫而实在的项目，认真做一下。就说建筑房屋，现在各地地方政府也有工务建屋的管理，但事实上，那种工务管理，恐怕不仅无助于社会的改进，容或反有扰于人民。我认为，一方面，城市应有城市的建筑设计，乡村应有乡村的建筑设计，这些设计总应力求其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同时，对于一般人民的住宅，也应加以指导，这种指导决不是问他要几个钱才肯给他建筑执照，而是在房屋的结构上，如式样的美丽，避寒避暑的程度，日光的吸收，空气的流通，耐久与安全，对于外部风景的煦和等等，作合理的指导。近代政治原则新以要求政府指导人民的生活，是因为政府能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而得到比较完善的途径。所以政府必须发挥这种任务。
此外，我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与监督下，可以运用地方造产所得，帮助人民改建新屋，或者全部由政府建筑，再以低价租给人民，或者以分期归还的方法，贷款给人民，在政府规定的条件下自建房屋。房屋问题实在也是今日中国民生问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凡上所述，都是我读了蒋主席最近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上所致的一篇演词以后的意见。我相信，凡是对政治有抱负的人，对于这些向关民生的问题，都是应该感到极大的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