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何以在反右风暴中“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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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斤澜(1923-2009)的同辈作家中,和他关系密切的有不少右派: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王蒙……可林斤澜不是。
在部长家里保持沉默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1)">
家传得很热闹,也兴奋,觉得共产党不容易,胸怀开阔,高瞻远瞩。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叫好。
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突然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自己的家里。他们四人有些好奇:宣传部长为什么在星期天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去呢?
杨述先让大家品尝水果,问了一些表面上的事,才落到正事上。这正事无他,也就是“鸣放”,中心主题是一句话:“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
四人从杨述家出来,在长安街与王府井垂直处傻了一会儿。为什么呢?宣传部长与他们身份距离太远,召他们到家鼓励“鸣放”,因此事出特别,他们弄不清底细。林斤澜那天基本保持沉默,他不但觉得这事太特别,弄不清底细,而且觉得这事蹊跷。各自回家之前,林斤澜说了一句:“大家自己考虑吧。”很快,“鸣放”在全国如火如荼。
差点被当成枪杆使
北京市文联不甘落后,秘书长田家几乎天天开会。
一天开会时,林斤澜发现工人小说家赵坚坐在对面神情不对。果然,他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封信,推过来给林斤澜。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这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了不正常的情况,那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田家的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
林斤澜当时非常愤怒。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经常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林斤澜觉得非常冤枉。他站了起来,去了厕所。
他想到了赵坚这个人,他与田家有矛盾,他们要打倒田家,便拿林斤澜当枪使,点林斤澜的火,进攻田家。
林斤澜从厕所里出来,把信原路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不是给我的。”赵坚愕然,可也无话可说。谁知田家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会议结束,林斤澜便向“鸣放”小组长请假,说自己家里有事,明后天就不来了。林斤澜后来说,文联的什么“鸣放”,实是人事斗争,“家里有事”,实是托辞。
1958年3月,“反右倾”将要开始,田家在《北京文学》上批评林斤澜的小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这让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
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
不写“后记”不写“序”
林斤澜说: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籀》,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从那次评论文章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
反右时,不止一只眼盯住我,我的压力确实不小。他们要我必须表态。《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是好心人,我就好好跟她说:“我的确跟邓友梅、刘绍棠很密切。正因为密切,我就不能一般表态,要写得深刻一点。允许我好好想,好好考虑。”周雁如就放松了。我就想:对不起,跟你打太极拳了。我就是拖,拖。我知道,新的政治风浪很快就会过来。果然,大跃进来了,《北京文艺》改头换面,满纸歌颂了。(《青年周末》第1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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