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如今不争论不行了

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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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鞭炮烟花和酒绿灯红，无法转移社会观察者的视线；他们发出的声音，也不应被遍地笙歌所湮没。
春节期间，“皇甫平”再就改革方向及某些重大民生问题发表意见，响鼓重锤且套路不俗。这种信息在平日总是会被许多人关注，但因假日舆论传播特点和伴随休假而来的松弛，它的传播效率与反响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随着节假结束，让我们在进入“正常工作”的第一时间，关注这个和我们都有关连的话题。
十五年前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一扫当时大陆沉闷气氛，引发了思想领域的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直至邓小平南巡发表谈话才尘埃落定。2006年初，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这次不仅声动政坛，由于中国有了民声沸腾的互联网，民间江湖也掀轩然大波。原来的“皇甫平”本是一个三人组合，这称呼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还有一个据闽南话发音引伸而来的深层涵义：“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而再度出山的“皇甫平”，已是单枪匹马了，当年“皇甫平”的主创人和执笔者周瑞金，就是眼下的皇甫平。
2006年初我参加一个会议，从名单上看到周瑞金的名字略感意外，心想参加这次会议人员还真够“杂”。就餐时介绍与会人员时，才知道身边就是周瑞金。和他没说几句话，他说常看我的“大作”，我借机打探了他写作的“特殊政治背景”，他说没有，他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发言，并没有接受过谁的指示。其实，我本来也是这样判断的，这可以从他脱离官方“规范风格”的独立表达中看出来，问一问只是起个“落实”的作用。和他这次偶然相遇的结果是少了一篇文章--开会前我的笔记本中存着一个题目，是支持周瑞金一个观点的，那时他说“弱势群体也是改革的受益者”，许多人批评他这个说法，而我认为对他的这种批评抹煞了一个“宏观事实”。假如没见到周瑞金，那篇文章一两天后就出来了，但无意中见到他，就决定不写了。为什么呢？要避嫌，要避“迎奉”的嫌疑。有了一次接触后紧接着就出一篇支持他的文章，在知道这次接触的人看来，肯定会误认此文为本次接触后的一个产品。
有种深层的原因让我这样考虑问题，这是一种成见：皇甫平是体制内的、官方的智囊和某类“形象大使”，而持民间立场定位的我和他不是“一路人”，理应“保持距离”。现在，我认为我这样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僵化的表现，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所关注、所思考的事情，其实也就是那么共同的几个；并且，我并没有发现他的主张和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中国社会“大塞车”。几乎所有煎熬中国人的难题与屈辱、痛苦，都等着在“政治改革”这条道路开放后疏散和化解。无论言说者的表述、心态有多大差别，只要是个不执意坚守小我利益的诚实人，只要是个基本具有实事求是态度的研究者，都能得出这个相同的结论。路，就是那么一条，这条路邓小平曾经指明过。
周瑞金说：“本来不争论是邓小平的发明，但改革发展到今天，不争论是不行了。这次争论，我认为提出了一个基本理论创新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失败的，邓小平也已经抛弃了，它是从结构上公有制的多少来确定，我认为还应该转变为功能观，社会主义应该是人民普遍幸福的主义”。一个社会一直将说不清楚的概念作为总纲和实际法律是荒唐的，学理和法理上不清楚还不许争论，那就会一直荒唐下去。依旧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正确和正义也可以，但有必要加上一条：“人民不幸福不是社会主义”。
周瑞金将目前出现的新情况概括为五大问题：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给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突出；政府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腐败现象使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对怎么解决“五大问题”，周瑞金认为要抓住成为主要矛盾的“公共品的公平、有效供给问题”，必须建设公民社会，重建人文精神。而前提条件正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应该说，他上面的归纳的确严谨而简练。
周瑞金指出：美国在上世纪初的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出现垄断现象、腐败现象、社会治安乱象、贫富差距拉大等等。那时，恰恰是一批新闻记者揭露这种种社会现象，媒体展开“扒粪运动”，推动美国政府解决问题，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发动“进步运动”，向垄断开战，扩大公民参政，出台社会保障制度，有效提供社会公共品，从而拯救了美国。今天的中国也同样出现相类似的问题，但传媒恰恰是莺歌燕舞，不敢触及社会问题，这就难以推动社会向前。封杀网络、封杀书籍、封杀报刊，就封了思想的自由，封了理论的创新，也封了文化的创造，封了人们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潜在的创造力，实际上也是封了民主、封了科学、封了法制。这样的封杀，是专制主义的特徵而不是文明民主国家的作为。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公众自由。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以个人意见随意封杀媒体的现象，与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正在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非常不对称。
请原谅我大段摘录周瑞金的原话。我想，面对这样的文字，我只好摘录了；许多读者面对这样的文字，也会原谅我这样做。我对皇甫平的确有过不满，他写过《改革不可动摇》后，我因不满该文“说不透”而写过《坚持什么样的改革不动摇》，而现在，我的“补充”纯属多余了。
阐述中国的所谓左派与欧美国家的左派的区别，是周瑞金近期言论中的又一个可圈可点处：“国际政治潮流出现的左派、欧美左派与中国的左派不一样，欧美左派是政治理念问题，是在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多注意一点经济效率还是多注意一点社会公平，欧美左派倾向後者，更多注意社会公平，所以欧美左派可以展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而中国左派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民主政治的，与欧美左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所谓左派提倡所谓代表人民利益，代表弱势群体利益，都是空洞的，现实中始终不见他们有任何实际行动，只是空喊口号。他们代表弱势利益，就是不要市场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不要民主政治，回到阶级斗争为纲。因此，所谓代表弱势群众利益与欧美左派更倾向社会公平，不是一条路。这种想像实际上就是走回头路”。可不是吗，无论按中国庙堂还是欧美学术的标准划分左右，“中国右派”从未祸害过中国人民，而“中国左派”却是把坏事做到了史无前例。
如今，“中国左派人士”公然催促中国高层“左转”，指责市场经济就是搞“私有化”，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就是搞“自由化”，攻击所有“没有革命性和阶级性的口号和主张”，又一场思想交锋势在难免。此时，皇甫平奉时代之命，拼古稀之躯再次挺立潮头。为争取一个相似的开端和改进的结局，如我辈者，不能让他感受孤独与冷漠。
来源：四川新闻网  来源日期：2007-2-27   本站发布时间：200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