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忧伤？（作者: 何怀宏）

■心灵史
总是不敢奢望，总是有一种忧伤。这还不仅是对一种“文化所化之人”或者文化“托命之人”的人物的忧伤，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忧伤……
年初，搬到了圆明园东门外，与清华荷清苑只隔一条马路，于是常去清华园走走：走过了以朱自清“荷塘月色”一文著称的荷塘及自清亭，记得第一次读其名篇时，我还是一个“文革”时期的中学生，那时还不知道平淡的好处而竟对此文大失所望；也走过了早期写诗并埋于故纸堆、后期则以激烈著称、与政治发生关涉而竟遭暗杀的闻一多的纪念碑亭，还有同样早年埋于故纸堆、后来也和政治发生关涉，始则高位，后却自杀的吴晗的纪念碑亭。
这些纪念碑亭多是新修的、相当醒目，也标注在了清华校园的地图上。但我知道我的踯躅其实是暗暗地想寻找一块朴素的旧碑。这块旧碑以前虽然也拜访过，现在却一时不易找到，又不想问人，只在内心默默地希望着碰上。终于在一个薄暮时分，就在一块热闹地段后面的僻静处，又发现了它——清华于1928年6月初在王国维自沉一周年忌日（一说1929）所立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写，林志钧书丹，马衡纂额，梁思成设计。结尾斑驳的几句是：“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悼念追思王国维的诗文不止一篇，而是写过三次。他先在1927年6月写有七律挽诗一首，开头两句是“敢讲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继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并在“挽词序”中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又书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馀（yú 同“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而在之后的1934年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又写道：“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陈寅恪这三次所写的数篇悼念追思王国维的文字既可以说是惺惺（xīng 聪明）相惜，又可说是夫子自道。而在这些文字中，都透出一种深深的忧伤。
在陈寅恪那里，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一种忧思，还在他年轻风华正茂的时候，在他于欧美访学的时候，他就谈到过今后士人将无去处，不如尽早觅一职业谋生，甚至不妨经商。然而，他回国还是赶上了最后一段优待士人的平和时光，尽管他在西方多年，并不在意拿回一个“博士”学位，但还是被清华聘请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
当时的清华国学院不仅有一种深厚的研学风气，也还有一种精神。据其时在读的蓝孟博回忆：“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又“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然而，在这精神的深处，的确又总还有一种隐隐的、排遣不掉的忧伤，尤其在几位导师那里。清华国学院其实仅持续了五六年，其盛期更短，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感人一幕。那感人的绝不止是精湛的学识，而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一种燃烧的东西，哪怕只是深处一点精神的爝（jué 火把，小火）焰，却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精魂。而这爝焰又有深厚的文化学术的包裹，不会是很快燃尽的“一腔热情”。
在给《王国维遗书》所写的“序”中，陈寅恪既认为王氏所忧伤悴死的超越精神“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又对未来的二三读者寄予了希望：“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是的，总是不敢奢望，总是有一种忧伤。这还不仅是对一种“文化所化之人”或者文化“托命之人”的人物的忧伤，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忧伤；这又还不仅是对一种即将衰落的文化的忧伤，而是对整个文化精神的忧伤。更有进者，我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夜在橄榄园的情景，可以感到一种信仰精神的忧伤；在康德所说“有思想的人感到忧伤”中，可以看到一种理性精神的忧伤。一千六百多年之后，帕斯卡尔深切地感受到了耶稣在橄榄园中的忧伤，他似乎听见耶稣在对他说话：“我在自己的忧伤中思念着你。”他于此写道：“耶稣将会忧伤，一直到世界的终了。”
问题还在于：他们为什么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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