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相爱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产生爱情的？
对这个问题，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也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同志和我相爱了”。毛对同事们说。〔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5页。
据《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贺子珍》等著作记载，上述这段记述有以下明显的错误：
第一，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相识产生爱情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会见时，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了手下的部将后，还向毛泽东介绍了贺敏学和贺子珍。
贺子珍当时年仅18岁，年轻貌美。毛泽东见到贺子珍，以为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说：“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
毛泽东询问了贺子珍的姓名后说：“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而这天回到家里，他格外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景，一面讲一面笑。他还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贺子珍受袁文才情绪的感染，也很高兴，一再发表见解，畅谈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会是个什么样子。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但为了建立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军第一团的官兵没有立即?span class=yqlink>仙剑堑搅ê秃系呢亍⒉枇甑鹊厝ゴ蛲梁篮统锟睢Ｃ蠖蛭派耍挥兴娌慷映龇ⅲ≡诿┢捍迥喜嘁蛔浇畔碌睦钍纤秸镅恕?/p>
毛泽东利用在此养伤的机会，经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倾谈，连患疟疾尚未痊愈的贺子珍也找过几次，听取她的意见。
就这样，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对毛泽东非常敬佩，觉得毛泽东的住处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于是便让毛泽东住到茅坪的八角楼。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外出找人谈话或到河边散步，都要从袁文才的家门前经过。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在此经过，见到了贺子珍都要走过来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给贺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接触的机会更多。特别是贺子珍在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岭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九陇山工作期间，毛泽东在九陇山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此更加了解。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使他们产生了爱情。
他们相爱后公开同居，则是1928年的事。由此可见，上述说他们相识几天便公开同居，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
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贺子珍于1928年同毛泽东在井冈山结婚，见《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287页。没有具体写是何月、日和详细地点。
1990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增订本)记载：
在井冈山，很少有人知道杨开慧。显然，毛很少谈及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尽管如此，直到1930年，听到开慧被害后，他才和子珍正式结婚。
〔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6页。
此记载说毛泽东直到1930年才与贺子珍正式结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实，1929年6月3日，毛泽东率兵二打龙岩时，贺子珍便分娩生下一个女孩。因此，不可能是1930年才结婚。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增订本)记载：
1928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结成了最亲密的革命伴侣。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50页。
1989年9月，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书记载：
1928年5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
1992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贺子珍的路》一书记述，毛泽东率领部队“三打永新”之后，与贺子珍在江西永新县澧田乡的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摆酒祝贺，在那样艰苦的年月，只能一切从简。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0页。“三打永新”，是在1928年6月23日。
著名的谭政大将，是湖南湘乡人。他从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以及上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一直跟随毛泽东征战。特别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担任前委书记期间，谭政任前委秘书，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情况比较清楚。毛泽东和贺子珍操办婚事时，将毛泽东的行李从原来的住处搬入新房，就是谭政负责办理的。他在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中说：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是在夏幽，是1928年4～5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塘边村，就属于夏幽区。上述谭政的回忆，对毛泽东到夏幽的日期只说了一个大概。
而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在《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一文中说：“1928年古历4月27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1928年古历4月27日”，亦即1928年6月14日。
毛泽东与贺子珍到底何时结婚的?
1959年7月9日，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在庐山与贺子珍彻夜长谈时，曾向贺子珍提出这个问题。
贺子珍告诉水静：“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结婚的，当时还不满19岁。”水静著：《陪贺子珍上庐山》，《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22页。
贺子珍还告诉水静：自从1927年10月初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地区之后，她就回永新做群众工作了。主席“大力经营”永新时，她就经常跟着主席进行调查研究。后来，主席根据此调查研究写了已经丢失了的《永新调查》。他们在工作中逐渐建立了感情，是于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结婚的。水静著：《陪贺子珍上庐山》，《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23页。
龙源口，位于江西宁冈县城东北26公里处的七溪岭北面，是井冈山的门户之一。龙源口山谷中有一小河，河中有一龙潭，水清见底。河上的单拱石桥，名为龙源桥，建于清道光十七年间。龙源口山谷，里宽外窄，地形险要，争战之时，只要占据了谷口，就如锁住了布袋口。
1928年6月，江西反动军阀杨池生、杨如轩，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带领5个团的兵力，伙同湖南军阀吴尚部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联合“会剿”。
6月20日，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宁冈古城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会议，作战斗部署。
6月21日，毛泽东率红军第三十一团三营往永新县西乡龙田、潞江一带，发动群众骚扰赣敌，并钳制湘敌。
6月22日，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写信给驻宁冈新城的中共红四军军委，通报赣敌由永新出动向宁冈猛进，并提出破敌的策略。
6月23日，毛泽东在宁冈新城指挥战斗。红四军主力在永新与宁冈边界的新、老七溪岭、龙源口一带，在赤卫队、暴动队配合下，经过激烈战斗，歼灭赣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粉碎了赣敌第四次“进剿”。
6月26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禾川中学主持召开红四军连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会议，总结龙源口战斗的经验，研究红军短期分兵发动群众的问题。会后，毛泽东率红三十一团一营到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一带搞调查研究，同先期在塘边工作的贺子珍会合。
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研究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7月初，湘敌吴尚第八军，会同赣敌胡文斗第六军、杨池生第九师，一起进攻湘赣边界。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在永新县城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迎击湘敌，阻止湘赣两敌会合的问题。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率红军第三十一团迎击即将进入永新的赣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紧密配合，粉碎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与贺子珍举行婚礼结为革命伴侣，无疑是1928年6月，其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具体是在哪一天结婚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1928年6月27日或28日。
贺子珍是何时生下“小毛”的
1929年6月，在红军第二次打开龙岩后，贺子珍在龙岩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叫“小毛”，大名叫“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
毛岸红是何时出生的?作家出版社于1992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的路》一书记载：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在她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
他立即到医院探望贺子珍，见她身体这样不好，很是忧虑。当天，毛泽东就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个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来。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3页。
毛岸红是1932年11月出生的吗?弄清宁都会议结束的时间以及毛泽东何时从宁都到长汀的，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黄少群考证认为，这次会议是在1932年10月2日之后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几天。具体说来，召开宁都会议的时间，上限为10月4日，下限则为10月10日。见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25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11页。和《周恩来传》的记载，均说宁都会议是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96页。
10月12日，中革军委便根据宁都会议的决定，向全军发出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90页。说明在这之前，宁都会议已结束。
上述对召开宁都会议的具体日期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均认为是10月上旬，其下限无疑是10月12日以前。
10月12日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先从宁都南行两天到瑞金。在瑞金只途经没有落脚，便从瑞金东行一天到达长汀。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是10月中旬到长汀的。贺子珍“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据此推算，贺子珍是在10月上旬生下毛岸红的。由此可见，说贺子珍在11月生下毛岸红，是有误的。
过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是因为江青“插足”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妻关系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这样说：“贺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当面大骂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与贺子珍大吵大闹。而毛泽东喜新厌旧偏爱江青，大发雷霆指责贺子珍。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延安出走离开了毛泽东。”社会上是这样流传的，而报刊发表的文章，有的也这样说。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家世》记载，江青于1937年8月底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达延安，先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规定，从敌占区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别是党员，不论是谁都应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为了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让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让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之前，江青不可能单独接触毛泽东。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为了发挥江青的专长，将她调到该院任戏剧教师。8月，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从此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再说贺子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8年7月出版的《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贺子珍》记载，贺子珍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7年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随毛泽东抵达这里。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统地学习、提高，否则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途中受过重伤，加上因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而贺子珍性格倔强，学习的愿望迫切。她对毛泽东说，过去辗转战斗在革命根据地，又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并且是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不仅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课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参加政治活动，住集体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生活这样紧张，营养严重不良，加上不适应陕北的恶劣气候，所以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