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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后比较，必须纠正五大误区
文革前后的比较，必须注意和纠正五个误区：
误区之一：文革在经济上有进步；
误区之二：文革在政治是大民主；
误区之三：文革在文化上反封建。
误区之四：文革时期无腐败；
误区之五：文革时期社会秩序好。
下面分别针对这五点简单地说说，供诸位比较时参考：
一、经济上：不能否认，任何时代都有全体劳动者的血汗积累，甚至在经济上总体倒退、停滞的年代，有时也会有某些方面的发展。文革期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公开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甚至出现一段期间的停产闹革命。经济上的萧条、短缺、停滞甚至倒退，可想而知。除了为了政权需要的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发展比较大一点外，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甚微，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连温饱都谈不上，基本上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物质供应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生活必需品几乎一切都要凭票供应，而且供不应求。国家经济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这是官方自己都承认的。更何况，经济社会是否进步发展，不能以绝对数量的增长来看，也不能简单地以时间尺度来与过去纵向比，与兵荒马乱的年代比，而是要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比，要从空间上横向比，众所周知，文革十年及文革前几年，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时期，正是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正是亚洲四小龙迎头赶上的时期……而我国，则是相对停滞、倒退的时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反而拉大了，这也是官方承认的。至于一些人用可怜的列举法和统计数字来证明文革期间那几点进步、几个工程，且不论计划经济时期，统计虚报的程度有时很惊人。以次品、废品当做合格品来统计，使数字增加几个甚至几十个百分点的情况几乎是潜规则，试想，亩产十万斤都能公开登报，在统计数字后面加零的情况都发生过，更何况其他的呢？再者，要是以列举法、统计法来证明经济的进步，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一年的统计数字和形象工程，比之文革期间十年之总和，还绰绰有余，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各方面统计数字，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那更是改革前三十年所远远无法企及的。其实根本用不着什么列举。一个社会几十年经济社会的进步和成就竟然要靠一个一个来列举，想起来都觉得可怜。当然，不管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如果要看消极方面的问题，统计数字也很吓人。但是同样的道理，相比于改革后出现的消极问题，文革时期消极方面问题更多、更严重，只是在那时，坏的典型事例统计数字，有谁敢统计、敢公开呢，文革期间，在消极方面有几个事例、几个数字得到公开报道？（现在有很多还是保密的）。现在的问题，至少还多少有一些典型事例和统计数字可以公开报道了。所以，有的民众心态就不同，说透了，这只是一种愚民心理而已。
总之，经济上，文革前和文革中，是一个全国人民共同贫穷、甚至连揩屁股的纸都用不起的中国，一个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中国，一个全国人民一年平均要吃几个月杂粮的中国，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连电视、电话甚至电灯都用不上的中国，其他何足论哉！
二、政治上：文革所谓大鸣大放的背后，完全是一言堂，毛一句顶万句，除了毛一个人，谁也不能有自己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否则只会带来牢狱之灾。政治上谁对谁错，谁上谁下，完全是毛一个人的意旨起决定，完全是封建社会圣旨代替一切的翻版，又何来民主？人民群众不过是被毛某人利用的工具而已，先是利用红卫兵，利用完了就抛弃，再是利用工人，利用完了就抛弃，只有军队终身倚靠，不能抛弃（不懂这几句话就去多看书）。最后，在工人之间制造派性，挑起两派互相斗，不惜通过群众斗争和运动的方式、以牺牲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代价来达到自己控制政局的目的，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随时打倒一批或扶植一批，以维护毛自己个人的权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至于十年动乱，无法无天，草菅人命，冤假错案数百万，人人自危，说一句不同意见的话，即使是私下里说，一旦被告发，也会遭来批斗甚至有牢狱之灾，公开的说，那更是现行反革命，严重的就有杀身之祸，例如张志新、林昭，等等，这与民主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总之，政治上，文革时期，是一个孤家寡人的意志决定一切的中国，一个制造了数百万个冤假错案的中国，一个盛行打砸抢、任意抄家批斗、以言治罪的中国，其他何足论哉！
三、文化上：文革期间公开宣扬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始终被打击压制迫害，因为某人最怕的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某人最需要的就是无知的容易被愚弄、被洗脑的大批愚民。科技领域，只有一些与政治无关的实用技术相关的知识得以被利用，在文化领域尤其是社会人文知识领域则几乎是一片空白，一片荒废，一片谎言，理论研究无非是假、大、空盛行，舆论宣传，无非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报喜不报忧，一篇文章，语录占一半，口号满天飞，假新闻泛滥成灾，等等。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几乎是空白，除了愚昧地背诵语录、组织学习以外，精神食粮几乎是断绝的，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被打成毒草，甚至连一些歌功颂德的所谓革命小说，因为含有少量的个人情感情节，也被例为禁书，更何况其他作品？文学上除了简单地标语口号式公式一般的歌功颂德，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创作自由，除了为当前政治服务，其他题材几乎全部是禁区。更不用说曾经盛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相对于封建社会，都是倒退。
总之，文化上，文革时期，是一个到了几亿人说话语录化、文章口号化地步的中国，一个几亿人民十年看八个样板戏的中国，一个数不清的文物、国宝惨遭灭绝或破坏的中国，其他何足论哉！
四、社会腐败方面：首先，老百姓的共同贫穷，相对于干部的特供制度（干部特供制度，几乎涵盖了改革前腐败的大部分，那时公开的等级性的腐败），这是不是腐败？表面上看，当时的干部是没有现在这么多贪污、受贿，但是，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货币作用有限，而干部同样有许多特权、许多渠道为自己谋私利。只是，当时除了官员、特别是中高级官员待遇特殊化以外（这部分人占人口总数不大，舆论又严格封锁，因此社会影响很小），广大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贫穷，因此，与自己身边的人比，大家差别不大而已，因此许多人心理比现在要显得平衡，这其实也是一种贱民心理。再说说，有一个不能忘记和忽略的现象，为什么三年灾难，老百姓饿死数千万，惟独没饿死过一个干部，这是不是腐败？另外，当时的腐败不象现在这样呈蔓延散射状况，而是呈严格控制的金字塔结构，腐败的机会完全和拥有的政治权力成正比，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可以无偿获取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特殊利益和服务。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某人则在全国各地大建行宫，耗费巨大，纵情色欲，玩弄女性，以权谋私，获取巨大稿费，这是不是腐败？从本质上看，越专制越腐败，改革前的腐败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那时的腐败，更对地表现在政治上，在赤裸裸的封建特权上。只是限于当时严格的舆论宣传控制，没有及时揭露出来而已（出于政治根本利益的需要，现在还有当时大量的腐败现象没有公开揭露）。
五、社会秩序方面（这一点我曾经写有专文，现概要复述一下）：文革前的偷扒抢骗黄赌毒等刑事犯罪相对文革后确实要少，但是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说说几点：
1，老百姓普遍贫穷，一般家庭没什么可偷可抢可骗的，计划经济下货币的数量少，作用有限，干部又有一定的特权乃至特供制度，针对货币的经济方面的犯罪土壤不够；当时的老百姓，几乎是一穷如洗，能维持温饱，已经是不错的了，几乎没有任何剩余资产和家产，因此，民间经济犯罪的资源、土壤几乎没有，老百姓手头的现金非常匮乏，更谈不上大量现金，值钱的贵重物品也几乎是零，偷、爬、抢、骗的对象和资源就很有限，当时的偷，一般多为一些基本生活资料，如衣被、粮食、日用品等。
2，严厉的专政机器，使人恐惧，这一点其实是以大量的冤假错案为代价，以牺牲全社会的人权和自由为代价换来的；由于政治环境高度集权、高压，党政军警特监控系统无孔不入，而且鼓动群众告密，告密者几乎无处不在，因此人们几乎处于人人自危的境地，动辄有牢狱之灾，冤假错案层出，且罪刑不由法定，大多以当时的政治需要为依据，任意性很大。而且，总体上严刑酷法，一般违法，处罚也很重，群众噤若寒蝉，战战兢兢，因此，刑事犯罪现象大为减少，而政治犯罪（一般也是人为地无限上纲、冤假错案居多）数量较多。
3，从当时的文化思想心理基础看：由于长期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教育文化新闻宣传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和简单灌输，假、大、空、现代迷信和愚昧泛滥成灾，加之与国际社会几乎隔绝，境外信息对一般人来说，完全封闭。因此，造就了一代盲目而狂热的无知愤青。他们整天沉浸于虚幻的解放全人类，以及狂热的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很大程度也减少了刑事犯罪的心理空间，加之，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人员迫害、镇压，以及对现实秩序和传统的大规模的破坏，更不用说时常出现的派性流血武斗，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的犯罪心理得以宣泄。当时的传播媒体和流通读物，一般人除了能看几张报刊栏的报纸（内容基本雷同，都是假大空的口号）、少量民间收音机（严格防范和干扰收听境外电台）、革命教育读物（连一般爱情小说、爱情诗歌都不允许出现），青少年几乎没什么媒体和读物可接触。电视、电话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更不用说互联网了。这也使得大多数青少年的思想、心理，几乎一片空白，从某种意义上（至少从个人感情上），那也是天真的和失去个性的一代，那时，俩人谈恋爱，连手都不敢牵的，在公园幽会，也要被当作流氓批斗的。
4、从境外交往和人员流动空间看：由于当时没有市场经济的流动性，而且整个社会有严密的人员控制系统，以及城乡截然分割的二元体系，使得全国人口流动相当少，农民进城的数量非常小，而且只能是很短暂的逗留，没有进城打工和暂住的现象，也不允许，否则以违法犯罪论处，同样，城市人口也不能任意外出，当时有个专门罪名叫流窜犯。当时，即使单位派遣外出出差等，也有严格控制，要有单位证明等等才能在旅店住宿。与境外的交往就更加不用说了。总之，整个社会几乎没有人口的自由流动（除了文革的大串联时期，也不是个人的自由流动，而是有某种集体组织的），这也使得各种犯罪空间大大减少。
5、如果以社会整体论，则文革时期的社会秩序不仅谈不上好，而且比现在差得多。十年文革，为什么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因为当时在政治上动乱不停，整个社会正常的秩序几乎完全瘫痪，司法系统名存实亡，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是天下大乱，无法无天。更毋论数百万人被迫害至死，更多的人身心伤残累累……等等，罄竹难书！同时，许多人又趁乱打砸抢，趁机诬告迫害他人，乃至出现黑杀队之类的事，潜藏在一部分人心里的犯罪欲望也得到了畸形的满足和发泄，而不是单纯表现在刑事犯罪上了。
总之，所谓良好的社会秩序背后，其代价是巨大的，是以几乎全体公民丧失基本的人身自由、安全保障为代价的，是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不管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灾难，还是改革以后出现的弊端，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制度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民主政体，这个根源，归根到底就是毛遗留下来的，就是没有彻底否定毛而带来的。防止腐败也好，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也好，最终只能靠制度的革新，只能靠制度的民主化，虽然民主制度不是唯一重要的，但肯定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这个问题没弄清楚，就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左左。虽然中国特色的左左，有的表面上看也关心民生，但他们与民主政体下关心民生的左派，完全不是一回事，绝不可相提并论。因为，从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来看，他们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事寄托在一个专制的制度甚至一个专横的暴君身上，那样只能是更大的灾难！企图以文革个人崇拜、大搞运动的方式来消除腐败和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只能是饮鸩止渴，最终结果是适得其反，人民脖子上只会多套一根缰绳而已。左左的思路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与问题的解决南辕北辙。弱势群体将被榨干，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不民主的政体，没有第二个根本原因。当然，有比较好的民主体制的国家，也存在某种贫富分化，但是在很大程度这种情况得到民主体制的制约，简单地说，受选票的制约。但是，在一个没有民主体制的国度，则没有这种制约的，所以弱势群体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连这一点都不清楚，可谓大事糊涂，心底愚昧！
还要说明的是，我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许多消极问题如贪污腐败、犯罪现象、环境污染等也深恶痛绝，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措施、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最后，附一个网友的贴子如下：
文章提交者：wildpig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后固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
起码没饿死几千万人。
起码不会街上武斗枪弹横飞。
起码不会冤假错案遍及神州。
起码不会驱赶几千万城里人下乡，中学生毕业即失业。
起码不会老百姓一个月才能吃上半斤肉。
起码不会贫富悬殊到首富上亿家产而平民唯一家电是手电简。
起码不会与苏联为首的东欧、美国为首的西方，印度印尼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为敌成世界弃儿。
起码不会把作点小生意的市民打成资本主义萌芽。
起码不会把公园里接吻的恋爱青年当成流氓抓进派出所。
起码不会把种点菜拿进城卖的农民抓起来批斗。
起码不会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国人当成特嫌时刻提防。
起码不会把进城农民当成“盲流”收容关押。
起码不会对工人来个十年不涨工资。
起码不会挖掉孔坟包公祠尤其炎黄帝陵在糟蹋圣贤侮辱祖宗。
起码不会停办几年大学中学荒废一代青年学业。
起码不会怂恿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造成各级政权大瘫焕。
起码不会连《红岩》《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这样正统的歌颂小说也居然成了毒草。
起码不会新华书店好几年书架空空只摆了老两口的书。
起码不会政治局进了三对夫妇。而二十几岁的女儿侄女侄子飞跃而成部级高干。
起码不会不经过宪法程序就关押整死国家主席、元帅。
起码不会让党外团体（造反派）搞垮各级党委与政府。
起码不会教唆学生打老师。
起码不会平民十年才看八个戏而高干可秘密看进口大片。
起码不会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种族大清洗（如道县、大兴县）。全家灭门，婴儿也不放过。
起码不会把公民人分三六九等（红五类、黑七类、灰三类）。
起码不会祝领导人“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让民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宁可少活二十年……”
起码不会实行城乡二元社会而让农民变成二等公民。
起码不会几年一次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让人际关系变成狼际关系。
起码不会不经高考而让各地官员指定人选上大学从而使后门成风高教滑坡
起码不会一来运动大家互相揭发互相撕咬以保护自己。
起码不会因无意写错一个字而被控政治犯罪判刑。
起码不会因发表点不同意见就被割喉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