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入0-

前言
中国书法的每—种字体都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而篆书的发展 是与古文字发展紧密相联的。它作为篆、隶、草、行、楷五体书之首，是 书法艺术中具有独立意义并独具特色的书体。今天，篆书在文字应用方 面虽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这种书体处在前书法的文字起源与应用时期， 直接关系到研究我国古代文明，追溯历史的重大课题，再加上这种书体 在两千余年的发展史中，经历了多次演变，又以它在书法上的独有特征 和美的表现贯穿于整个书法史中。因此，它是文化传承的命脉，在考古、 文字研究、哲学、美学以及人类社会学诸方面，具有任何书体无法替代 的重要作用和研究价值。
我国文字历史悠久，形体变革多样。在古文字阶段，对篆书的分界 历来众说纷纭，莫衷—是。按通常讲，在篆书系统中把秦以前的文字称 为“大篆”，把秦实行统一的文字称为“小篆”，这是较宽泛的说法。实 际上在我国最早发现陶文之后，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用汉字记载的文字 资料，应该说是“甲骨文”。也就是说，应当把甲骨文单独作为一种书体； 其后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金文”。到东周时期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 进而又发展为秦国的小篆。这些在文字孳乳演变期中的不同说法，都涉 及到古文宁的许多学问。因本书主要是面向篆书初学者，从篆书书写的 入门考虑，只将篆书演变期中的主要书体及篆书的发展分别作一概述，而后以小篆作为主要学习对象，进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介绍与引导。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乃至周初，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因其内容绝大 多数是王室的占卜文辞，也称“卜辞”。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市郊的殷 尚废墟——小屯村，故又称“殷墟文字”、“殷契”等。
据记载，殷墟以洹水南岸的小屯为中心，是殷商王朝的国都。商王 朝灭亡后，这些卜辞长埋于地下，无以面世。数千年后，当地农民在犁 田时偶而发现，因古骨研末治刀创，随将其作为“龙骨”卖给药铺。1898 年，曾有古董商拿了一些给天津的王襄、孟定生辨认，他们认出是古代 珍贵遗物，意言为“古简”。1899年，北京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对甲骨作了 鉴定，认定是商代文字。这—发现，震动了考古界。之后，有刘鹗、孙 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考古学家在大量收集、整理甲骨的基础上，对 甲骨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著录和专门著作。自此，我 国近代学术史上又一新的研究领域——甲骨学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它的 发现，不仅为研究我国商朝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 的资料，还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一门独立的国际性学科， 同时在中国书法史研究及书法创作方面也产生厂深远的影响。
从甲骨出土的十五万片实物，5000余字的文字看，已经是经过相当时期发展．并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文字，其间汉字构形规律已有大部分符合“六书”之说(如象形、会意、形声)，文法也和后代相近；从书法角度看，不同时期的甲骨文，字体风格亦有所异，但文字书写的整体风格自然率意。因是契刻文字，笔画单一质朴，字形朴茂天真，结构大小参差，章法浑然天成。不仅显现出古代先民在文字书写方面追求自由、情趣、美观的审美意识，而且从中可以体悟篆书的笔法以及由于载体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给后世书法创作以启迪和借鉴。
(二)金文
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的书体，因其模铸或契刻于青铜器而得名。古时称铜为金，所以这类铭文一般称“金文”。其内容多为祭典、扬其先祖、明告后世的言论记录。
西周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兴盛时期，周人的文化较商代有显著的进步。西周的金文随着周人对礼制的进一步提倡以及青铜冶铸业的异常发达而有极大的发展。留存于世的金文数量大约在六七百篇以上。自宋以来，金石之学广泛兴起，从辨识到摹写，从研究到创作，不断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笔法体系和审美领域、在书法方面的影响程度要比甲骨文大得多。
金文和甲骨文在造字上是—个系统，在书法上也显现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其载体是青铜器，从而形成笔势特殊、线条圆润、字形凝炼、结构生动等鲜明的特征。金文的代表作品有《大盂鼎》、《散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还有1977年在陕西扶风县出土的《墙盘》郡是初入门者学习的极好范本。
(三)籀文
籀文是周、秦间通行于秦国的一种文宁，以周宣王《史捅大篆十五篇》而得名，现在所能见到的是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注明“籀文”的几百字。从书法角度讲，籀文和金文又合称“大篆”，而又以“石鼓文” 为其代表，它的特点比金文更加规范，字体更加成熟，反映了金文向小篆过渡的轨迹(详见后“篆书名作欣赏”部分：石鼓义条目)。
(四)小篆
小篆为大篆的对称，也称“秦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同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国策，其中有“书同文”，就是要求全国统—文宁，废除六国文。小篆就是在战国时秦同文字的基础上，吸收了六国文字的优点，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从而进—步整齐、简化、规范了的文宇，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对古文字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统一后的小篆，顺应书写的需要趋于抽象化，象形意味大大减少，符号化更加明显，对后代文字的规范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秦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很快被汉王朝所替代，官用标准书的小篆有赖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得以保存下来．还有秦始皇时，以宣耀皇威，传为李斯所作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会稽刻石》等也留传于世。秦代小篆其成就和对书法的贡献就在于线条的表现上和书体的结构上。线条笔笔中锋、圆劲古雅、含蓄蕴藉、沉稳端庄，是善书者欲达之目标，结构均衡对称、疏密有致、整齐规矩、风格严谨，它的整体美无疑是具有适应大众审美需求。切于实用等特征，对后世隶、楷的结字，特别是篆刻的布白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秦篆以后的延续和发展
篆书到了汉代虽不占主流地位，但在一些典重的场合仍作为首选的 字体，如碑额、瓦当、印玺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继在洛阳偃师出土 的两通汉篆碑《袁安》和《袁敞》，山于墓主身份较高，故碑文用篆书， 其笔势遒劲，结体宽博，刻工精湛，为汉篆的典型。传世之作还有《祀 三公山碑》、《少室神道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这些刻石淳厚茂密， 方峻挺拔，独具风貌。东汉以后，三国时魏正始《三体石经》，集古文、 小篆、隶书为—石，被奉为标准经文的字体。三国时吴皇象所书《天发 神谶碑》，以方笔作篆，笔力惊绝，以其气势宏伟著称。到唐代，著名书 家李阳冰的传世书迹有《三坟记》、《城隍庙记》、《拪先茔记》等，其篆 书历来被宗为楷范。到五代、北宋，有徐铉、徐锴(世称“二徐”)，精 于小篆。徐铉所摹《峄山碑》及精心校定的《说文》，由国子监雕版印行， 广为流传。徐锴编《说文系传》，对保存和解释《说文》原著也有功绩。 元、明两代篆书略呈颓势。直到清代碑学兴起，大批文人志士由于特定 的历史原因，纷纷投身于金石、文字之学，进而涌现出大批的篆书大家。 随着金石出土日多，又开阔了他们学习取法的视野，使清代成为篆书发 展的复兴和昌盛时期。清代前期王澍、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等，他们 在碑版考证取得卓著成绩的基础上，开创了书学和文字学结合之风。清 代中叶以后，邓石如用长锋羊毫作篆，讲究笔墨变化，沉雄朴厚，自成 —格。受他的影响而又各领风骚的篆书大家有吴熙载、杨沂孙、赵之谦、 吴大澂等。清末民初，吴昌硕、齐白石、赵铁山、常赞春、王福庵、邓 散木等也均以自己独到的篆书新面貌立于书法艺术之林。在古文字学界， 先后有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丁佛言、郭沫若、容庚、董作宾、于 省吾、唐兰、商承祚、张颔等名家在研究古文字基础上，对篆书诸体也 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表现出了与传统不同、极具创新意识的艺术魅力，拓 展了篆书创作的思路，推进了篆书艺术的发展。
这里需要重笔—提的是清末民初世居山西的著名书法家赵铁山，他倾其一生治学，深通经史诗文，考据金石文字，博学守正，融于笔墨。以书法四体皆精名著于世，尤以篆书为最，影响至巨。三晋碑版、商号招牌大多出自亲笔，康有为评其书法：“大江以北，无出其右”。和他同时期的常赞春，也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大家，毕生研究金石书画，诵习经史词章，讲授文学书法，著述颇丰，其篆书、篆刻凝练古拙，造诣超群，风格独树。赵、常二人无疑为当时华北书坛巨擘，影响甚远，乃至在山西孕育出了一批精研篆学的高手，延伸至今。显然，清末民初不仅在南方涌现出了大批的书家，北方也是名家辈书，蜚声海内外。近午来，赵、常二人为中外专家和学者所重视，在日本还成立有“赵铁山书道研究会”，几十年来，远渡来晋，寻访考证，出版碑铭者众，成就斐然。笔者就此在本章“篆书概述”中提出，旨在为篆书爱好者对篆书历史发展有一个全面综合的了解。
以上，我们对篆书书体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简要的概述。它在整个书法史生成过程中起着主导、拓展以及更深层的文化、审美意义不是本篇所能涵盖了的。作为初学者，只能初步择要地了解篆书渊源，这对学习篆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福庵及其《说文部首》
学习篆书应当从小篆人手，至于以哪本帖为范本，前人总结出不少 成功的经验，无论是先秦刻石，还是清季诸家之帖，均对习篆者产生过 很大影响。近代著名书法篆刻家王福庵《说文部首》一经行世，习篆者 多作为临摹范本，并受到广泛的赞誉。
王福庵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原名寿祺，后更名褆，字维季，号福 庵，晚号持默老人。西泠印社主要创始人之一。王福庵幼承家训，耳濡 目染，博学滋养，十余岁即工书法篆刻，二十五岁就与丁辅之、吴石潜 等创立了西泠印社，从此声名大振，曾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顾问，目睹了 清官所藏书画器物精品，精审鉴定，使他的书法篆刻艺术达到了很高的 造诣。
王福庵的《说文部首》是他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其用笔纯净单一，提 按、起止、转折都达到了圆润浑厚的立体效果，结体均衡准确又饶有韵 致，篆法规矩又不失灵动，反映了他在小篆把握上的成熟和表现上的极 致。下面我们以此为蓝本，择字进行具体的技法分析指导，以期对小篆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初学者从偏旁部首入手，不仅能掌握小篆的结体、用 笔，而且在识篆上，也会打下扎实的基础。
小篆的特点
一是长方形，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大致比例为3：2左右。

二是笔画横平竖直，圆劲均匀，粗细基本一致。所有横画和竖画等距平行，所有笔画以圆为主，圆起圆收，方中寓圆，圆中有方，使转圆活，富有奇趣。

三是平衡对称，空间分割均衡与对称是篆书的独特魅力。对称不仅存在于左右对称，上下对称，而且还存在于字的局部对称，圆弧形笔画左右倾斜度的对称。
四是上紧下松，小篆的大部分字主体部分在上大半部，下小半部是伸缩的垂脚。当然也有下无脚的字，主体笔画在下部，上部的笔画则可以耸起。

小篆的笔法分析
(一)小篆的基本笔法：
掌握小篆的基本笔法，是学好篆书最关键的基本功。小篆的基本笔法应当用“中锋用笔”来概括。就是说笔的主锋必须在画的中央，不使之外露。其特点是藏头护尾，力含其中，因为中锋用笔写出的笔画凝练劲挺，圆健美观，一直被视为书法的主要用笔方法。下面将小篆中常用的几种笔画分别予以阐述。
1.横 （1）逆入藏锋至首端
（2）转成圆锋向右行
（3）行至末端转锋
（4）向左回锋

2.竖
（1）笔尖向上逆入，徐徐上引至顶点
（2）使笔尖垂直，然后转锋向下行笔
（3）行至底点勿顿
（4）轻提锋颖，顺势提收

3.横弯
（1）逆锋落笔向左
（2）转锋向右行笔
（3）顺锋向下行笔
（4）行笔渐慢，顺势上提收笔

4.直弯
（1）逆锋落笔向上
（2）转锋向下行笔
（3）顺势向右转笔再向下渐慢行笔
（4）行至末端顺势收笔

5.上弧
小篆的弧笔笔法和前面的横竖一样都是欲右先左，欲上先下的，关键是要保持圆劲的势态，保持笔毫着纸的深浅一致以及适当的速度，注意对称，两弧在中间地段衔接,衔接处要写的自然不留痕迹。

6.下弧
下弧要先写左半弧,后写右半弧,写右弧时要注意和左弧的对应,线条要一气呵成,不要迟疑缓慢,否则线条会柔弱而缺乏力感.

7.左右外弧
写左右外弧时，主要是两边弧的起讫处要一致，不要偏倚，要对称自然，紧凑处而不松散，充分体现篆书的婉转流畅之美。

8.方弧
写方弧时，无论长方或正方的弧形，都要圆转行笔，化角为弧，四角要对应，接笔处不留痕迹，方圆要和谐。

9.弯曲弧
小篆的曲画变化多，难度大，要视其圆转程度顺势而写。最好是一笔完成，一笔完不成，就用两笔或三笔搭接笔方法加以完成。转折处注意调整袄笔锋或略捻动笔管并与手脘的内转动作相配合，使笔锋顺势转过。

(二)搭接笔的技法
篆书的许多笔画看似一笔完成，实则靠若干搭接笔而写成的，要使接笔处不留痕迹，主要是前一笔的尽处无须回锋，后一笔势插入，两笔重合正好将搭接处掩藏于笔画之中。搭接笔是篆书笔法技巧中很重要的一环，掌握了这一环节，就能使字舒畅婉转，遒劲自然。
(三)笔顺特点
笔顺是写好篆书的关键之一，合理的笔顺有助于字的结构安排，有助于书写速度的提高。因此，掌握篆书的笔顺，对初学者来说，也是入门的一把钥匙。
篆书的笔顺和汉字笔顺规则基本相仿，如先横后竖、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等，这些对初学者来说是不成问题的。重要的是和汉字不同的笔顺，而这些不同之处正是篆书笔顺的特点，掌握了这些特点，就能把握好篆书的结体，做到匀称匀衡。
1.先中间后左右
对称均衡是篆字的特点。对于有中心竖线的篆字，应先写中间竖笔或中间部位的笔画，中间定位后，再写左右对称的其他笔画。
对于有中心长弧（一般为撇、捺笔）的篆字，应先从中间长弧写起，再写左右对称的笔画。

2.先外包后里头
对于有字框的笔画，一般应写出外框的笔画，随后再写框内的部分。这样可以控制篆字形体的大小，避免整体不一致。

3.先主笔后副笔
对于篆字中有主笔曲画的字，宜先写主笔后写副笔。

4.先副笔后主笔
篆字当中，个别有主笔曲画并起支撑的作用的字，应先写副笔后写主笔，以便更好的掌握重心。

5.灵活运用
对于笔画较为复杂的篆字，笔画要求并不过分强求一致，只要顺手，可以灵活运用，做到分布均匀就可。

小篆的结构分析
掌握篆书的结构是写好篆书的重要环节。小篆在《说文解字》中有9353字，现在常用的的也有3至4千字。每个字都各自构造，各有形态。要想在一幅作品中协调一致，达到统一，就要对字的结构进行分析。根据前人关于书法结体布白的论述，结合篆字构造以及自己的亲身体会，可将篆书分为几种结构类型来阐述。供初学者参酌，在联系中准确把握。
(一)独体结构
字有独体和合体之分。独体结构的字没有偏旁，独立而自成体势。篆字的独体结构一般分直势和曲势两种。直势形正，而骨涵其中，要不偏不倚，严整端稳；曲势和婉而字形美观，要掌握好重心，稳而得势。
直势

曲势

(二)向背接构
篆字中有内抱和外抱之分。弓之背向外，弦向内者，指内抱，谓之“相向”；背向内，弦向外，指外抱，谓之“相背”。两者各有体势，不可等而视同。相向者虽向内抱，但两部分皆有独存之势；相背者虽向外分，但两部分皆存联络之形。
相向
相背

(三)相让结构
有的篆字由于自身的特点，两部分的字都朝向一个方向，安排不好，极易歪斜。这就要求对字作出相对的提升左侧或提升右侧的安排，彼此相让，以达到和谐统一。
相左
相右

(四)附丽结构
有的篆字存在有主有次的情况，也就是说字的一部分附于另一部分，两者不可偏离。这类字一般是以曲附正，字的正势要写得端庄凝练，而旁附的另一部分要写得多姿多态，这样才会静中有动，风神飘逸。
(五)天覆结构
这类字属上重下轻者，状如顶戴，欲得其势，应注意上下对准，不可偏倚，更不可头重尾轻。
(六)地载结构
这类字多半是上轻下重者，状如生长之草木。承上部分要耸起，地载之笔要托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幅作品中，地载结构的字最下面一画要略高于有垂脚篆字的底线。
(七)排叠结构
字的左右为排，上下为叠。称排的字，书写时要有收有放，宽狭得所，自成体势；称叠的字要消纳停匀，蹙缩得当，连接紧密。
排
叠

(八)包裹结构
包裹结构都有围包着的体势。上包下、右包左的字宜阔，要围中有缺，有舒展秀劲之气；下包上、左包右和四包围的字宜收，使外围而不死，有静穆之感；使内布置爽然，内外有呼应之势。
上包下
右包左

下包上

左包右

四包围

“字之间架，如人之骨相，务使长短相称，骨肉调匀，左右整齐，前后舒泰”(陆维钊《书法述要》)。篆字结构千变万化，必须善于随形布置。随体赋形，丝毫马虎不得，布置得当，才能使字字生动有趣，整篇血脉贯通。
根据一本字帖去阐释篆书的技法、所列字例因其字数的有限，不一定很有针对性，难免存在附会之弊。初学者叫可择其技法要领，通临原帖，做到精熟后，再从王福庵的其他作品中去体会运用。汲取真髓。在此基础上，博研众家之长．自然会登其堂奥。水到渠成。
识篆的途径与方法
“写篆容易识篆难”，习篆者大多数有这样的休会，初学者更是见篆生畏。实际上篆书虽属于古文字，但它和现代汉字—脉相承、是现代汉字的源头，并不是孤立而存在，是有规律可循的。全赖用心研求，知难而进。当然，这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途径。下面试谈个人的几点体会：
(一)以《说文解宇》(以下简称《说文》)为根本。
《说文》是东汉许慎撰写的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在中国语言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小篆，因此，它是我们学习和掌握篆字的首选工具书，也是通解甲骨文、金文绝不可少的阶梯。查检《说文》，大多数人感到难以释读，这主要是不明其体例所致。《说文》首创汉字部首，按“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原则排列汉字，同此，部首是打开《说文》的钥匙。熟悉《说文》部首，利用部首记忆篆书的结构，有益于我们查检篆书的归属。从部首入手，再了解其说解。《说文》的说解，是给小篆所作的注释，言其“某也某也”是诠释字义；言其“象某形”、“从某从某”、“从某某声”是分析字形；这两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言其“某声”、“读若”、“某某切”是字的标音，这是全书的基本体例。姚孝遂著的《许慎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出版)详尽介绍了《说文》的有关内容、体例和部首等，初学者可与《说文》对照参阅，对于理解和掌握《说文》一书的内容会有所帮助的。《说文》的版本要以中华书局1964年、1977年新印本即以清陈昌治据孙星衍本为底本改刻的缩印本最为恰当。
对初学者还须指出，查篆字切忌仅仅翻看《说文》，单纯地对号入座，只取形体不顾音义，这样很难说出准确程度。清代素有“说文四大家”之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桂馥的《说文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都是研究《说文》的总结，各有所侧重。最好的注本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形音义三者并重，是《说文》相佐的工具书。对读通《说文》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初学者要深入得法，尚须参阅上述专著，才能真正弄通、弄懂篆字。
(二)以“六书”理论为指导。
“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加以分析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它的意义主要依从《说文》所举字例的说法。从《说文》中了解篆字的形、音、义，首先必须了解“六书”的原理，通过“六书”的提示，可以提纲挈领，从根本上达到识篆的目的。学习篆书要掌握“六书”，重要的不是这个字属于“六书”中的哪一种，而是要了解篆字的结构以及组成部分，弄清这些问题，绝大多数的汉字篆法就自然获得解决。有关“六书”的基本原理可参看唐兰著的《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及裘锡圭著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三)强记特殊的篆法。
篆书中有许多字的篆法独特，和楷字形体相距甚远，是识篆的最大障碍。为辨别楷篆的正误，防止杜撰臆造，前人针对篆楷字形的差异和用字等情况，编过不少口诀，如元应在编撰的《篆法点画辨诀》、清朱之蕃的《篆书偏旁歌诀》，清沙青岩的《篆法百韵歌诀》(收入《说文大字典》)等都是极为适应习篆入门的参考书。读之上口，易于记诵。初入门者不妨在诵读之余加以理解，逐渐掌握篆字形体，排除障碍。
(四)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习篆。
古文字学是一门比较艰深的学问，往往开始容易深入难。关键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比如从《说文》中查出某个字的形体，知道了这个字的音义，还要了解这个字的形体演变过程以及这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向关系(这里只指特殊情况下的字)，重要的是把它放到所写内容中看看是否文义贯通。这样似乎不易，但是日积月累，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唐兰先生曾为占文字研究设了六条戒律，基本要略是：1．戒硬充内，行2．戒废弃根本；3．戒任意猜测；4. 戒苟且浮躁；5．戒偏守固执；6．戒驳杂纠缠，很值得我们遵循和借鉴，详细内容可见李学勤著的《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出版)。
识篆是一门学问，绝不可草率从事，只有坚持正确的方法，掌握篆字并不是难事。为了帮助初学者准确无误地识篆和书写，开列书目如下
工具书目：
《说文解字》 [汉]许慎撰 中华书局
《说文解字注》 [清]段玉裁注 上海古籍山版社
《清代书家篆隶字集》 [日]北川博邦 西泠印社
《小篆疑难字字典》 王同愈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作篆通假校补》 王福庵著 四泠印社
其它工具书及有关文字学书目可视其文中介绍以及入门程度逐步增 置。
临摹碑、帖书目：
《王福庵书说文部首》
《邓石如篆书弟子职》、邓石如《篆书白氏草堂记六屏》
吴让之篆书四条屏《粱吴均与朱元思书》
杨沂孙篆书《道德经》、《金人铭》
《赵之谦书汉铙歌真迹》
赵铁山《和铭真迹》(见上海《书法》2001年第7期)
附：篆书范例《王福庵书说文部首》
附：篆书范例《王福庵书说文部首》


































篆书名作欣赏
散氏盘

《散氏盘》全拓（点击浏览大图）
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曾轰动一时。而这块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 。圆形 ，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一篇土地转让契约，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清康熙时，扬州徐约齐以重金购自歙州程氏，后又归於扬州洪氏。清阮元曾翻铸此盘，也有铭文拓本传世。嘉庆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寿时，新任两江总督阿毓宝从扬州盐商购得此盘贡入内府。历经道、咸、光、宣四朝，因年久失查，不知所在，1924年逊清内务府清查时，发现於养心殿库房。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拓片（点击放大）虢季子白盘实物 
西周 宣王(前827～前782)时铸 8行 110字 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西周宣王时，虢季子白曾率“天师”伐“太原之戎”，得胜以后，在周庙受到周夷王的嘉奖。为了纪念这一盛事，特为铸造了此盘。据传，此盘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为西周著名重器。虢季子白盘内底部有铭文八行字。长篇铭文不仅有史料价值，也是先秦书法代表作经过辗转流传，解放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虢季子白盘》器形宏大，纹饰精致，铭文很长，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军事的重要史料。铭文书法的艺术性十分突出。铭文字形较大，结构严谨，笔画圆润遒丽，布局和谐，体势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优美潇洒的韵致，已开《石鼓文》、《秦公簋》的先路，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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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共有5000余件，每件玉片大小不一，磨琢精致，用毛笔书写，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大部分是朱红色，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比较清晰。因为玉片大小不一，字数也有多有少，多的达200左右，少的只有十余字。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不与敌人来往。
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研究晋国历史，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
盟书笔锋清丽，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中山王三器
战国时期的中山，即春秋时期的鲜虞，本是戎狄部落的一支，过去有关的史籍记载很少。1974年以来，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重要遗址，遗址座落在平山县三汲公社东灵山和西灵山的南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圆壶合称中山三器。
“中山三器”行文流畅，文字精美，风格独特，是中国古文字的精品奇葩。铭文以中山王鼎最多，也最精美。铭文为刻款，体现了华美的书写风格。铭文章法随势附形，排列整齐。
从书法上欣赏：铭文绮丽多姿，典雅飘逸。笔划一丝不苟，线条下垂，纤细劲秀，布局均匀。字型修长优美，重心偏上，体势秀逸，摇曳多姿，极富装饰趣味。文字排列参差错落，穿插自如。圆转流畅，灵动自然。是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
从刀法上欣赏：镌刻技巧精熟，运刀如笔。线条刻划生动，多姿多彩。用刀的轻重起伏，得心应手。行刀节奏的快慢徐疾，灵活多变。单刀、双刀交替使用，提按分明。刀法曲直变化，方圆皆备。转折处衔接准确，变化丰富。契刻用单刀利刃，尖入尖出，更显爽利劲健。线条组合上追求粗细、轻重、虚实变化。横、竖等主笔粗、重、实，其它副笔细、轻、虚，这就使通篇文字产生了强烈的韵律感。
中山王铭文的迷人魅力倾倒了无数爱好者，众多书法家和篆刻家纷纷效仿，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徐无闻先生，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和书法家。徐氏书写的中山王体书法作品，结构严谨，字形优美。线条挺劲，变化随意，小大由之，得心应手，潇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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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鼎实物 战国时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中山王鼎拓片（点击放大）

中山王鼎拓片局部(更详细资料[1][2][3][4][5][6][7][8])
中山王鼎 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是1977年在西灵山一号大墓中出土的，鼎为铁足刻铭铜鼎，周身刻铭七七行，计四六九字。鼎系中山王十四年铸，是用以赏赐中山相賙的。
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
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中山王鼎》铭文字数之多，仅次於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更属罕见。铜鼎铭文的风格，按近三晋文字，字体修长，匀称流美，装饰意味十分浓厚，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中山王鼎释文：
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昔者燕君子哙睿恰夫吾长为人宗干于天下之勿纠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于少君乎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 是从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喜克顺克卑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佐右寡人使智社稷之赁臣宗之义夙夜不懈以 道寡人今 方壮智天 其德省其行亡不顺道考宅唯 呜呼折哉社稷其庶乎厥业在只寡人闻之事如长事愚如智此易言而难行也非赁与忠其谁能之其谁能之唯吾老喜是克行之呜呼攸哉天其有 于哉厥邦是以寡人 赁之邦而去之游无遽惕之虑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今吾老喜亲帅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是以赐之厥命唯有死罪及三世不 以明其德庸其工吾老喜奔走不听命寡 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 恐损社稷之光是以寡许之谋虑 从克有工智也诒死罪之有 智为人臣之义也呜呼念之哉后人其庸之毋忘尔邦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赁五年复吴克并之至于今尔毋大而 毋富而骄毋众而嚣邻邦难信仇人在旁呜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保定之毋替厥邦
中山王方壶
中山王方壶

中山王方壶铭文(更详细资料[1][2][3][4] )
中山王方壶 ,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因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用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
中山王圆壶 (壶)
中山王圆壶 (壶)

中山王圆壶 (壶) 铭文局部(更详细资料[1][2][3] )
中山王圆壶为中山王的嗣王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
附录：
中山王墓出土情况简介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相互割据称霸，曾出现包括秦、楚、齐、燕、韩、赵、魏在内的战国七雄。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国家能否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国的军事实力，北方小国中山拥有强悍的军队号称“千乘之国”而成为曾经左右政局变化的关键因素，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后期周旋于七雄之间，国君曾经称王。《战国策》有《中山策》，当时的纵横策士，颇看重中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实力，说明中山国足以立身于七雄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山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从出土的文物看，后期中山国虽然仍保留某种程度的戎狄之风，但已经华化，中山国的青铜铸器也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这说明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有关中山国的历史，史书中无详细记载，中山王墓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这一缺陷，由此笼罩在上面的那一层面纱得以掀开。下面先简要的介绍中山国的历史，然后再主要以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分为墓葬制度和出土器物两个部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概述
中山国是由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白狄创立，最初被称为鲜虞，后称中山。公元七世纪左右，鲜虞向中原一带内迁，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与中原强大势力的竞争中，鲜虞中山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曾经一度失国。大概三十年后，中山复国，桓公及其追随者从太行一带返回故土，并且迁都灵寿，公元323年，达到鼎盛状态，王昔与韩、赵、魏等国国君相继称王，之后在参与齐国对燕国的讨伐中，中山国占地掳物，迎立新君，并由此获得周天子的嘉奖。但是之后中山国处于衰败的过程中，势力一蹶不振，最终被赵国所灭，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太行脚下重振家园。关于这一段历史，史书中有所记载，但是仍然有许多疑问使得这一小国的历史不完整。新中国的考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山国。这一墓葬考古的出土也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1935年，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出土了一块刻有文字的“大河光石”，经过认定，三汲一带是战国中山国国王的园囿和陵墓所在地，中山国扑朔迷离的历史初露端倪。1956年当地农民在掘井时，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器，其后出土过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刀币。1973年，发现了古人修建陵墓时专门建造的封土，而如此壮观的形制，也只有王侯一级的人物才有资格“享用”。在附近地面上还有一些战国时期的陶片等，说明这里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之后在墓南东侧发现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排列有车马坑1座、杂殉坑1座，葬船坑一座；还分别在墓的东面、北面西侧和西面发现了陪葬墓6座。1976、1977年，经过整理确认，中山王墓的出土正式向外公布。
二 中山王墓葬制度
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物化形式，发展到东周，原来的一套制定严格的墓葬制度到此时已经遥遥欲坠，战国时期更加明显，而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也正式反映了这一改变。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及中山王墓地处河北省平山县，属于中原的边缘地带，由于民族融合，中山国与中原各国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在“随葬的铜器或者陶器，主要都有鼎、豆、壶、区（内为也）和鸟柱盘、筒形器等，基本组合与三晋墓葬相同，而铜器的形制尤为接近”。特别是墓地的布局情况与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地及邯郸赵王陵墓地极为相同。中山国王墓分布在城西2公里的西灵山下和城内西北部的东灵山下。西灵山东西并列1、2号大墓，附近有建筑痕迹、车马坑、陪葬墓等。东灵山下主要有4座墓并列，其中1、2、6号为大型墓，3、4、5中型墓为王族近属的墓葬。下面以1号墓为例说明中山墓葬结构。1号墓是发掘墓葬中最大的一座，现存封土高度达15米左右，封土上的享堂已被复原为有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封土为方形，由下自上呈三级台阶式。第一台阶的内侧有散水，第二台阶上有回廊建筑残迹，有壁柱及檐柱撑起回廊的顶部，檐下散水以鹅卵石铺筑。墓室两侧有6座陪葬墓，陪葬者头皆向主墓，有棺有椁，陪葬墓的墓扩打破了大墓封土，随葬器物早晚不同，说明这些陪葬者不是杀殉，而是自然死亡后才被葬到大墓旁。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车马坑1座，墓室南面有杂殉坑、葬船坑各一座。主室平面呈“中”字形，全室分为南、北墓道、椁室、东北库（面积较小，无随葬遗物）、东库（陈列青铜器和漆木器）、西库（陈列礼乐器和玉器）六个部分，椁室为石筑，室内积碳。葬具为二棺二椁。据推测，中山王墓共有五层木棺，棺椁的层数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是身份的标志，五层棺椁限于国君使用。椁室内还出土了极珍贵的“兆域图”铜版，铜版上用金银嵌出了中山王陵园的规划图。由这六座墓葬形成陵园及与其他中原大墓的情况可见，战国中晚期，随着各国君权力的加强，有了一个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而且还有王后等陪葬墓，这也标志着东周墓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以其族”的公墓制已走向了瓦解，国君单独的陵园制在逐渐形成。从墓葬中诸坑的分布来看，车马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产物，而杂殉坑仍然显现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文化的包容能力可见一斑。
三 出土文物简况
（一）铜器：
战国的匠师们掌握了高难度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创造出独具特色、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它们不仅具有中原各国的特点，更兼具北方民主善于刻画动物形象，器具机动灵巧，便于携带的特点。不仅将人物和动物形象塑造得千资百态，生动逼真，而且将模型发乳炉中烘烤以增加强度。器物复杂则采用最先进的分筑法、失蜡法等工艺。中国青铜器时代礼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列鼎数量的规定，然而战国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对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山王1号墓西库出土九件升鼎。“九个鼎形制不一。第三、五、七、九号鼎有刻铭，从器形上看，第七、八号鼎盖较平，其他鼎盖呈缓圆形隆起，第九号鼎是一个铁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时制作成一套的”。与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发现五件。从王墓出土的乐器来看，1号墓的编钟数量减少，之年代更晚的6号墓竟然没有发现出土乐器。这两个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和族属完全相同，仅仅差别是年代，可见，随葬乐器的崩溃和铜礼制的崩溃在时间上是大体一致的。出土的青铜云雷纹编钟和石制编罄两者演奏时依次编排悬挂。墓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在1号墓中，有90件有铭文的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三器”：中山王铜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两耳二三兽蹄足。方壶，方座，盖上有二立兽，边棱上四夔龙，腹部两铺首。嗣子（妾子）圆壶，两铺首，圈足，盖饰三钮。这三件铜器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填补了文献的空白，其中前两器铭文相似，主要赞颂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之事，并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叮嘱嗣王警惕此类事件在中山国发生。第三器中有王昔，四位先王的庙号（文、武、桓、威），从而衔接起了六代中山王系。这不仅涉及到中山族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1号大墓年代的确定。十五盏连枝灯是古代铜灯的精品，由灯座和7节灯架组成。灯底座为透雕三只夔龙，在蟠曲飞跃中巧妙将外圈与中间柱座连接在一起。下方以三只双身虎承托底座，虎口各衔一圆环。每个灯枝顶端各托一圆形灯盏，灯枝上为短尾猴长臂的猿猴形象，各具形态，构思精巧。另有短发式，上身袒露，下着短衫，腰系宽带的家奴于灯座上右手抛食，做戏猴状。山字形器是中山国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其中一号墓出土5件，六号墓出土6件。器体呈山字形，顶部三锋作三角形，下部两侧成透空雷纹状，中间为圆筒状銎，其前后有方形楔孔。每件山字形器銎内均有朽木灰，由此可知，此器原应立于木柱上，木柱与銎间，由楔孔钉入木楔固定。銎的外侧下方刻有文字或符号，文字是铸作器物的机构和工匠的名称，符号是器物排列的位置。目前学者对山字形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代表中山国的徽志 ；有的认为它是旗杆首 ；有的认为它是帐前所列之戟 ；有的推测它应排列帐前，或立于帐柱之上而围列帐周，并非宫殿前固定设置。与山形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小件帐的构件像铜橛、铜接扣、顶式帐帽、错金青铜牛屏风插座、挑叉、套管等，考古学家推测出的中山国王军帐气势恢弘。此外，还出土了一些中山国的兵器，可见千乘之国的威风。错金银龙凤方案，龙凤方案由四龙四凤四鹿组成，结构和造型复杂，底部圆形，下有四只梅花鹿为足，上有龙凤扭结盘绕，翼尾相接，内收外敞，打破了传统青铜器的常规，充分反映出中山国分铸工艺的高超。银首男佣灯也是中山国的照明工具，灯座为一男佣，身穿右衽宽袖云纹锦袍，腰系宽带。据分析，这应该是具有高级身份的内侍或庞臣，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也应该穿这种服装。对比齐国贵族的照明工具人形双灯上的男佣，身穿短衫和长裤，是社会地位底下的士所穿的服装，可见当时的士这一阶层已出现分化。
（二）陶器
可与辉煌的青铜艺术相媲美的是出土的陶器，以抛光黑陶为主，造型优美，器物表面的花纹主要是压印和刻画的图案化植物和动物文饰。最富特色的是泥制黑陶的酒尊鸭形尊和鸟柱盘。
（三）玉器
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中出土的玉器达千余件，而且不仅包括明器，还有王曾经使用过的玉器。包括璧、环、璋等常见形象，装饰纹也有多种：谷纹、卷涡纹、云纹、方格纹等，还包括有单线刻、双钩、浅浮雕、圆雕、透雕等雕刻技法。兽头玉带钩和三龙环玉佩是常用的饰物，而头梳单圆吉，身穿在袖方格纹袍的玉人则反映了中山国小童的形象。
（四）琉璃器
出土较少，作为串珠和镶嵌用。在中山国，西方流入的和中国自制的两种琉璃都有[7]，镶嵌绿松石琉璃珠就是中国自制的。
（五）酒
中山酒是闻名遐迩的酒中名品。为中山王殉葬的各式青铜酒器中，有成对的酒器一个盛水一个盛酒，根据当时的制度都分装有不同的酒，而且保存得相当完整，酒呈深浅不同的绿色，开盖时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实验结果显示中山酒是用奶汁或者粮食酿造。
（六）中山王兆域图
兆域图铜版“图上详注陵园各个部位发尺度，并附关于营建陵园的王命……长方形丘坪整齐的排列五个享堂，尺度则分为两级，居中的王堂和两侧的王后堂、哀后堂，均方200尺，相距百尺，两端间隔80尺的夫人堂和另一堂，则方百五尺。丘坪之外绕以内宫垣和中宫垣，前侧的两垣正中有门直达王堂，后部两垣之间又有四个方百尺的宫目前王陵四周的内宫垣和中宫垣还找不到痕迹，由诏命可知兆域图一式二份，一件随葬陵墓，一件收藏内府]兆域图的方向也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惯例符合。
（七）中山国货币
80年代，出土了多枚中山国石质刀币范，在古灵寿城铸铜器作坊也还发现多枚的陶、石质货币范，与在城东出土的直身“成白”刀币完全符合，由此也推翻了中山国不自铸货币的说法。并且有学者证明当时直身小刀币与平首小布钱同步使用上面过列出的几种器物中可见到中山国的初步情况，从总体上看，中山文物虽有一定独特风格，但从墓葬形制，从陶器与铜器的形制、文饰、装饰工艺手段，从铭文字体乃至从铭文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等方面看，中山国文化与中原华夏诸国文化（特别是三晋文化）已无明显差别。
秦公簋

秦公簋拓片一（点击放大）

秦公簋拓片二（点击放大）

秦公簋实物（点击放大）

石鼓文
石鼓－吾车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自称十鼓斋。其中最佳者北宋拓三本，仿军兵三阵命名为《先锋》、《中权》、《后劲》秘藏之。这些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现皆流传到日本，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2006年春三本同时来华参加上海博物馆的《中日书法珍品展》。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明代拓本，也非常珍贵。
[汇品]
唐 窦 臮：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远则虹绅结络，迩则琼树离披。（《述书赋》）
清 康有为：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广艺舟双楫》）
清 康有为：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广艺舟双楫》）
秦诏量铭文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为统一度量衡，向全国颁发了诏书。这篇诏书或在权、量（权即秤锤，量即升、斗）上直接凿刻，或直接浇铸于权，量之上，更多地则制成一片薄薄的“诏版”颁发各地使用，这就是《秦诏版》。
相传秦诏最初为李斯所书，不过设想一下全国那数不清的权量，上面的铭文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加上官吏们对下级的意识决不如对天子那样恭敬，所以与《泰山石刻》相反，秦诏铭文中虽然也有严肃、工整的，但大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更有率意者，出于民工手中，或缺笔少画，或任意简化，虽不合法度，却给人们以天真、稚拙的美感。
李斯（？—前208年）

峄山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李斯书 高218厘米，宽84厘米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战乱，原石被野火焚毁。此石是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四年（公元 993年）郑文宝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碑阴有郑文宝题记。《峄山刻石》摹刻都甚多，而首推由宋代人所刻的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为最佳，现藏在西安碑林里。
在秦的统一事业之中，一个重大的功绩就是统一了文字。中国的汉字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从最早出现在陶器上的符号，刻划在兽骨龟甲上的甲骨文，和铸造在钟、鼎上的金文，以及到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文（大篆），只有在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后，李斯等人才用小篆统一了中国文字。李斯曾经说过：上古创造大篆字体，广为流传，但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多不能认识。所以现在删掉繁杂笔划，省略异体字形，改进成为小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对发展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十余年间，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先后五次远途巡视各地。秦王政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年），他出巡山东齐鲁故地登陶县的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时，登高远望，激情满怀，对群臣说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加留铭，遗传后世。”李斯当即成文篆字，派人刻碑石于峄山之上。这就是著名的秦《峄山刻石》。
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还有一套书法理论，他在谈到用笔的方法时说：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象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游鱼得水，运笔就象景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应自然一体，大方美观。从《峄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书艺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袁安碑

东汉篆书碑刻。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立。在今河南境内，碑石已残，每行末一字及碑额均已损佚，现存碑石高1.53米，宽0.74米，文共十行，满行存十五字，有穿在五六行之间、正当碑中，为汉碑之所仅见。此石于明万历间在偃师县辛村牛王庙中用作供案，因字在下面无人知为碑刻。1929年夏，村中一儿童仰卧其下纳凉，发现石上刻有文字，即告村人，村人任继斌遂以拓本流传行世。近时有翻刻本。书法结体微方，运笔圆匀，所存之字笔画皆极清晰，为学篆者取法善本。有影印本行世。
释文:
司徒公汝南女陽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學〕。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給事謁者。五年四月乙□，遷東海陰平長。十年二月辛巳，遷東平〔任〕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僕。元和三年五〔月〕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
祀三公山碑
国家图书馆藏整拓本
“元初四年”是这块碑文开头的四个字，它 告诉我们刻碑的时间是公元117年。在东汉 众多的、以隶书为主的碑刻中它显得很特别，那 就是以隶书的方法来写篆书。东汉已不是篆、隶书体的转变阶段，所以这种特征与秦隶中夹杂篆体是两回事。只要看一看《祀三公山碑》上时有在横画的末尾装上一个“现代”的波挑捺脚，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它如何尽力写成篆书的结构，终究打上了隶书时代的烙印。
《祀三公山碑》行间茂密，大小穿插，长短变化，由于行距相等而字距不等，因此具有变化中的整齐美。在单字的结构上它也不同一般，部首的组合，常常超越了常规，出人意料地夸大某一个局部，使许多字展现出一种拙笨的动态，形成了独特的风采。
在汉代的篆书中风格与它比较接近的还有《汉嵩山少室神道阙》，《王莽新嘉量》、《嵩山开母庙石阙》，以及碑的篆额，汉瓦当文，汉砖文等。这里刊出的《汉单于和亲方砖》结体古朴，也属汉篆中的佳作，这种平正方直的汉篆在汉又称缪篆，汉印中的文字亦包括在缪篆之中，因此《汉祀三公山碑》自出土以来，和其他汉代篆书的资料一起一直被篆刻家视为学习的典范。
参考黄惇 庄希祖 刘诗等著的《历代书法名作赏析》（江苏美术出版社）
附录：祀三公山碑：隶势作篆 二体兼通
《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山碑》。清翁方纲考为东汉元初四年（117年）作。该碑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为元氏县令王治岐在元氏县城外访得，现存元氏县西北封龙山下。清王昶《金石萃编》记该碑：“碑高六尺九寸五分，广二尺五寸”。山东滕县曾有翻刻本，上海艺苑真赏社有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篆隶》（上）、《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俱收入此碑。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祀三公山碑》，篆之变也。”杨守敬《平碑记》评价此碑：“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
《祀三公山碑》以方笔写篆书，开篆法用笔新境界。历来作篆皆尚中锋圆笔，求其浑雄婉通；作隶用方笔，取其峻利茂密。《祀三公山碑》起笔方截，尤显古拙生辣。转折处方圆兼用，小者用圆，大者用方，别开生面地展现了一种生涩峭厉的篆书体例。与用方重之笔相吻合的是，《祀三公山碑》在结字上一改篆书纵向延伸、修长的特征，易之以方折、紧敛的结字方法。这种以方为体的篆书结字形式，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显得宽绰雄强、稳重方博，呈现出一种宽宏浩大的气象，集合了瓦当文字与汉印文字的装饰之美。不同的是，瓦当文字与汉印文字是少数字派，而《祀三公山碑》则是一篇缜密绵长的文字巨作。字形虽方整，收笔处往往左右分开，造成横向开张之势，通过对弧形圆线的巧妙运用，将“蜾扁与缪篆相糅合”，浑穆中更显灵巧生动，让人觉得在方整的结体中仍荡漾着勃勃生机。
《祀三公山碑》章法独特，其虽产生于篆书和隶书十分成熟的年代，但其不囿陈规，未入流俗，大胆尝试极富新意的笔法与字法，构建宏大的章法，打破了结字惯常的对称和均衡，注意字形正侧、大小、疏密、虚实的对比，强调字形结体的自由与纵横观照，从局部到整体、从单纯到复杂，最终回归质朴之境，大大提高了全碑的视觉表现力和艺术魅力。同时，此碑字态拙朴无华，生涩的用笔结字透出冷峻肃穆的气息，使通篇格调更显古茂拙朴。在敛纵随心、纵横开合的挥洒中，有卓尔不群的艺术风采。如“年、山、陇、神、降、郭、公、令、大”等字，忽敛忽纵，每于环转扁方中以浑凝生动的笔线营造出万千气象，铸就此碑深邃悠远而又古劲烂漫的崇高意境，这是临习中需要关注的。
《祀三公山碑》局部戴文节临《祀三公山碑》
李阳冰

《三坟记》（左为碑阴 右为碑阴阳）
《三坟记》（局部）
《三坟记》，唐李季卿撰文，李阳冰篆书。唐大历二年(767年)立。碑文两面，共23行，行20字。原石早佚，宋代有重刻本，现存陕西省西安碑林。
此碑《三坟记碑》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纵势而修长，线条遒劲，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婉曲翩然。《三坟记》为李阳冰代表作，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成就最高的，谓之“铁线描。”清赵宦光云：“阳冰得大篆之圜而弱于骨，得小篆之柔而缓于筋。”清孙承泽又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图》后见阳冰手书，遒劲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庚子消夏记》）。
邓石如(1743-1805)
 
《篆书唐诗联句》高116.7厘米，宽34.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用笔灵活，同“二李”的篆书有明显区别，不再是那种粗细一致，结构严整的“铁线篆”,"玉箸篆"，结构疏朗，刚而不火、静而不板，笔力千钧，具有阳刚之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邓氏佳作。




篆书朱熹四斋铭
此作在上海崇源2002秋季拍卖会拍卖至52．8万元

吴让之跋款



邓石如篆书字帖 来自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

《四箴四条屏》，篆书，纸本，纵206cm，横31.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点击放大）
此屏录宋程颐《四箴》，计12行，行17字。首篆“程夫子四箴”，下隶书“乾隆辛亥岁末古浣后学邓石如敬书”，下钤“邓琰”印、“石如”印。“乾隆辛亥”为乾隆五十六（1791年），作者时年49岁。本幅无藏印。
此屏为邓石如中年时期篆书精作，结构谨严，笔法洒脱自如，突破传统“玉筯篆”的风格，融入金石铭文的书法特点，复掺入隶书笔法，独具婉丽圆劲的魅力。
释文：程夫子四箴。乾隆辛亥春末古浣后学邓琰敬书。
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
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衺存诚，非礼勿听。
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忘，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如，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己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
动箴曰：喆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撰稿人：马季戈）

《篆书文》轴，纸本，纵117cm，横7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点击放大）
此轴篆书录文一则（《篆书文》轴释文），末隶书识：“颐斋大人属书。邓琰。”下钤“邓琰”、“石如”印二方。具体书写时间不详，但从题款名字看，应是邓石如在嘉庆以前的作品。本幅无藏印，未见著录。此轴书法用笔细匀，受《峄山碑》及李阳冰篆法影响，使用羊毫中锋，笔划圆劲，收笔处略出锋，呈尖峭状，尚属传统玉筯篆之范畴。
释文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问于守者：“此谓何器？”对曰：“此盖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迺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于戏，夫物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则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颐斋大人属书。邓琰。

篆书轴（点击浏览大图）上海博物馆藏
赵之谦（1829-1884）

篆书铙歌册 请分页浏览高清晰图片[1][2][3][4][5][6][7][8][9][10][11][12]
《篆书铙歌》册，纵32.5cm，横36.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上之回所中溢夏将至行将北以承曰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何从来言从水中央桂树爲君船青丝爲君笮木兰爲君棹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爲车龙爲马览遨游四海外曰露 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远如期益如寿处天左侧大乐万与天无极雅乐陈佳哉纷单于自归动如惊心虞心大佳万人还来谒者引卿殿陈累世未尝闻之曾寿万岁亦诚哉汉铙歌三章
同治甲子六月爲遂生书篆法非以此爲正宗惟此种可悟四体书合处宜默会之无闷
此册篆书录《铙歌》“上之回”、“上陵”、“远如期”三章，计12开，74行，行3字。末识：“同治甲子六月为遂生书，篆法非以此为正宗，惟此种可悟四体书合处，宜默会之。无闷。”下钤“之谦印信”印。无藏印，未见着录。
据自题知此册书于同治三年（1864年），时赵之谦35岁，当是其早年书风初成时期的作品。另从题语分析，此册应是其为习书弟子所书范本，与《许氏说文叙》册属同一性质作品。此册用汉篆法，又有隶书笔法融汇其中，起笔处多方隽，复具魏碑书法特色，由此可见赵氏书法融铸古今、各体杂揉、终为己用的独特书法面貌。结字略长，中锋用笔，沉实厚重，精气内敛，是赵之谦篆书代表作之一。

篆书许氏说文叙册 请分页浏览高清晰图片[1][2][3][4][5][6][7][8]
纸本，纵32.4cm，横57.5cm。每页10行，行4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官以乂，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訖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秦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辟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許氏說文敘。
此册篆书节录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一段，末开识云：“方壶属书此册，故露笔痕以见起讫转折之用。”署款：“之谦”，款上押“赵氏之谦”印。无鉴藏印记，未见著录。 　　从赵之谦识语推测，此册当是为弟子习字用所书范本，上款"方壶"应为其弟子或爱其书者。此册书法结构谨严，篆法精丽，起讫之处未用藏锋，其意为使弟子易见笔法之踪痕，却获得了一种意外的效果，使之不同于一般篆书之圆润流美，自具特色。同时，此册笔力健劲，使转自如，将北碑书法融于篆书之中，也为赵氏书法之一大特色。本册具体书写时间不详，但从书法风格及为弟子书写范本的情况看，当为赵氏中年以后作品，是赵之谦具有代表性的篆书作品之一。
吴昌硕（1844-1927）
清末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原名俊卿，字昌硕，别号苦铁，浙江安吉人。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揉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吴昌硕的作品诗、书、画、印配合得宜，融为一体，对艺术创作主张“出己意”、“贵有我”，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性格特点”。其艺术风尚对我国近现代画坛影响极大，对日本影响也很大。吴昌硕著有《缶庐集》、《缶庐印存》。

节临石鼓文
赵昌燮（1877-1945）
字铁山，又字惕山、铁珊，号汉持，别号絅斋，４０后更名为諐，字省斋　，又能署名旧铁、错铁，晚年号柴翁、孑然、汉持道人、庵主人。城内田家后人。清宣统元年拔贡。以书法著称于世，是清末民国初期山西著名书法家，被誉为“华北第一枝笔”。
从小受业于家塾，在经史书画、古辞文学方面得名师传授，尤以字课超人。１９岁补县学生员，书法已著称乡里。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山西大学调取肄业未赴。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任县高小斋务。所写学生习字范本，城乡学子争相摹习，誉为赵体。宣统元年（１９０９），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科举取士，得选拔贡。
辛亥后，深居简出，精研书画，临习诸家，兼教子侄辈课读。心隐庵藏书极富，常在课徒之余，校勘目录碑版书画，与兄弟师友辨论经史疑义，考究金石文字，深得师友景仰。
于书法造诣极深。初致力碑学，晚年受其仲兄云山影响，又深研帖学。书法由唐上溯汉魏六朝，凡名家碑版，无不求索临池。篆隶真行，四体皆精，书路之宽，为一般书家所不及。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他的书法在上海展出，康有为评为“大江以北，无出其或右”。省内外慕名求书者，日不暇给。铁山于绘画变有造诣。虽不多作，偶尔写意，均称佳品。曾被友人推荐参加中日画展。至于诗文，则清慎文雅。著有《絅斋诗文集》、《读书杂钞》、《心隐庵录字学》，均未刊印。
篆书和铭真迹
临守敦铭 纸本，纵141厘米、横71.4厘米，山西省博物馆藏
四体书中，赵昌燮长于篆、隶书，篆书师承杨沂孙、吴大徵。此书临写平稳雍容，藏锋护尾，笔画干净利落，得金文静穆安祥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