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陈毅为科学家“摘帽”毛泽东为何要反对？

2010年10月14日 10:01凤凰网专稿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4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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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解说：那一天，让众多科学家深受感动的是，讲话结束以后，陈毅，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面向会场鞠了一个深深的躬，科学家们顿时热泪盈眶。然而几个月后，当知识分子问题再次被中央提及的时候，调子变了。
吴明瑜：想不到这个事情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就很不满意，接下来六、七月份毛主席在北戴河就讲这个话，知识分子阴过来阳过去，都脱帽行吗？毛泽东就这一句话一讲，整个把你推翻了，弄得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都很尴尬。
凤凰卫视11月4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回顾共和国60年的历程，1957年是个显著的拐点，此前的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党和政府提提意见，于是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从和风细雨到大鸣大放，新闻界也跟着推波助澜。可是当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尖锐的时候，5月毛泽东写了一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对批评者的立场提出了强烈质疑。于是，一场从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的运动就此开始，在全国一盘棋的局势下，中国科学院自然无法幸免。
解说：1957年6月，在甘肃省的祁连山麓，38岁的施雅风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冰川，然而两个月后，当他满怀喜悦地回到北京，准备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正在降临中国科学院。在施雅风任职的生物学地学部，地理学家罗开富，成为“右派”分子的命运，似乎已无悬念。
施雅风（中国科学院院士）：这罗开富其实想法也很简单，所谓屁股平等论，就是关于领导干部坐的椅子，和一般人坐的椅子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事情有点屁股不平等了。那么这个事情，我回到家里，（生物学地学部）已经要把罗开富定成“右派”了。
解说：1957年7月6日，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署名文章，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科学界的五位泰斗。此前在民盟中央的一次小组会上，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伟长、生物学家童第周、经济学家千家驹，针对当时的科学体制提出了一些书面意见，要求保护科学家，争取科学研究的自由等。在署名文章里，这些意见统统被指责为向党夺取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这篇文章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张劲夫（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我说毛主席，我今天来请示你，你让我到科学院去，任务就是要向科学进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是啊是啊。但是我说，中国有一句话，叫物以稀为贵，科学进军主要靠科学家、科学人员，现在科学家很少，我说因此我的意见，在“反右”斗争中要保护科学家。
吴明瑜（中国科学院原张劲夫秘书）：劲夫同志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反右”那么一种声势下面，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说你胆子很大，你来提出这个问题，说好吧，你找小平同志去商量，小平同志管“反右”斗争嘛。小平就要中国科学院党组，说你们代中央起草个文件。
解说：回到科学院，张劲夫找来他信赖的笔杆子院副秘书长杜润生，共同起草了一份特别的报告。
吴明瑜：第一条划了一条线，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这一条杠杠就保护了大批大批的优秀人才，有些著名的科学家，像华罗庚他们这些人，有的可以，叫做谈而不斗，或者谈而不批，创造很多的新词汇。就跟他谈谈话，领导人跟他谈谈话，动员他自己认识自己有错误的地方，不要开批判会，不要开斗争会，保护下来。
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差不多一百几十位高级科学家，没有一个打“右派”的。
胡亚东（原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所长）：张劲夫在这方面起了很多作用，大家美谈很多，你比如说像童第周、华罗庚，是那六教授里面的，其他全，高教部的钱伟长、曾昭抡，什么黄药眠都划了，科学院的没划。
解说：然而“反右”斗争的风潮尚未平息，全民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便接踵而至。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吹响了全民跃进的号角，2月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主持召开了研究所所长会议，号召大家打破常规，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进科学“大跃进”。
薛攀皋（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术秘书）：从5月开始就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了，首先是分学部开跃进大会，跃进大会是采取打擂台的方式，所谓打擂台就是我上去发言，我要怎么干怎么干，那么我点明哪一个所，你们所要怎么样，那那个所就上台去应战，就采取这种打擂台的形式。
解说：1958年6月，科学院举行了摩拳擦掌的跃进誓师会，仅仅一个月后，43个研究所便向院机关党代会，献上了972项科研成果，其中有102项宣称，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吴明瑜：那时候不断地献礼，工作做的很粗糙，献过了以后就不管了，就丢在了一边，“大跃进”中间的确有许多的事情，是违背科学的事情。劲夫同志后来也检查，他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搞了个超声波化，就搞的非常之糟糕嘛，到处都搞超声波，什么东西都用超声波超一下，试一试。
边东子（科学家传记作家）：超声波怎么办呢？那时候你像我们家经常有人敲门了，一会儿说科学院的，一会儿又是北大的，态度都特好，年轻人。我们现在响应党的号召要搞超声波，您这有废刀片吗？搞超声波怎么回事呢？就是最简单的所谓超声波的装置，就是拿个橡皮管子，一头捅到那个水壶的嘴上，把那个水壶封好了，烧开水的那个蒸汽呀，不就沿着管过来了吗？然后铁管砸成特殊形状，里头搁一个就是男人刮胡子的那个刀片，非常薄的废刀片。据说就能产生超声波，然后这东西是什么东西，那就吹的都神了。这个米饭吧生的，你搁上水，拿超声波一吹，它一会儿就变成熟米饭了。
解说：科学界的“大跃进”，不仅导致科学院组织机构急剧膨胀，人员迅速增多，许多研究工作也被迫卷入其中。然而集体狂热的浪潮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今天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对5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灭雀运动记忆犹新。
1955年，毛泽东听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于是在当年颁布的农业“十七条”里，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成了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中国掀起了全民消灭麻雀的高潮。
边东子：打麻雀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年轻的拿火枪打，小孩组织拿弹弓，还有什么老头、老太太，就拿个簸箕，拿个扫帚乱敲，就不让麻雀落，还要拿那个竹竿上头挑着红布在那晃，说这麻雀见红的它不敢落。
解说：据统计，截止到1958年11月，全国各地共捕杀麻雀19.6亿只，那一时期，中国科学院顾问苏联化学家米哈伊尔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俄国人怀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这场对麻雀的屠杀。
终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挺身而出了，在不同场合，朱洗、冯德培、张香桐等人，对消灭麻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定麻雀为害鸟，根据不足。
在反对灭雀的科学家中，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的郑作新，是唯一亲自解剖过麻雀的人。
边东子：郑作新，那是鸟类专家，我们的，干脆就研究解剖了大概800多只麻雀，研究这个麻雀，不同时候，后来证明麻雀它在有的时候，比如它吃粮食，但是你像它在哺育小鸟的时候，它大量都是吃虫子，它是有益的。
解说：在众多科学家的同声反对下，1959年11月27日，张劲夫将一份《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托人转交给毛泽东，和报告一起送上去的还有一份详陈麻雀益害的案例资料。
薛攀皋：27日送给毛主席，29日毛主席就批了，批了就是在杭州会议上散发，那么到了1960年，就过了几个月了，1960年3月，他在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里头，他就提到麻雀不要再打了。
何亮亮：麻雀被挽救了，被领袖煽动起来的集体狂热，并没有就此退场，进入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后果开始逐渐显现。最终一场旷日经久的饥馑，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解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初几年，正值“两弹一星”的攻坚阶段，那段时间，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然享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也因为缺少油水而经常饥肠辘辘。不久有人开始浮肿，有人患上了夜盲症，三年困难时期，科学院很多家庭开始养鸡、养兔子，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和家人增加一点营养。
边东子：现在我们走的是14楼，15楼的后面，那么三年困难时期有很多人在这，尤其到秋季，就打树叶，就做这个叶蛋白，俗名叫人造肉，主要补充点蛋白质。那么吃法就是把它和到面里头，和到什么里头，没什么味道，说老实话，没什么味道。再有，就是那个时候，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养小球藻，拿个瓶子搁上小球藻，这个小球藻，它必须得有二氧化碳，就往里吹气，所以那个时候经常隔着窗户看见大科学家在那，一本正经的，非常认真的在那往里吹气。
解说：那是一段既苍凉又温暖的记忆，应该说尽管元气大伤，政府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给予了充分的照顾。1960年前后，张劲夫更频繁地出现在科学院的宿舍区。
胡亚东：从大跃进开始，不是就紧张吗？这张劲夫就盖了一个福利楼，就在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对面那个楼，那个福利楼就开了一个饭馆，是四川饭馆我记得。那时候大跃进的时候，灯火通明一直到晚上，到晚上七八点钟就出来，到四川饭馆吃红油水饺、鱼香肉丝，那是不简单，都可以吃上。
解说：为了让科学家们振奋精神，张劲夫专门组织了一支青年义务劳动队，每逢周末，他便带领大家到生活区清理垃圾、栽树、种花。
傅祖明（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之子）：然后这儿就非常漂亮了，都是桃花啊什么的，这个地方的松墙就特别高，我记得那小时候也许我个矮，就显得特别高。不光是这，还在物理所那边修游泳池什么的等等，就是把整个的中关村的生活区，就好像弄的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
解说：1961年早春，重返理性之途的国家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恢复与调整，1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特别要求，调研之后，各条战线都要拿出适合于自己的政策条文。
张劲夫认为，一项适合于科学界的政策，必须让科学家满意，解决科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为了让科学家们积鬰已久的情绪得到宣泄，起草小组决定，从摸底下手，让科学家们就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时值庐山会议召开后不久，毛泽东倡导的神仙会，很快便流行到了科学界。
吴明瑜：神仙会就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三不政策，当时劲夫同志在北京开了一个双周座谈会，每两个礼拜一次，把北京地区的副所长、所长，这些老科学家请在一起，谈谈天下大事，自由交换意见，沟通沟通思想。杜润生和另一个副秘书长谢欣鹤呢，在中关村蹲点做典型调查，一个化学所，一个微生物所，所以收集了很多的信息。
解说：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一份被称作“科学十四条”的文件，在中国科学院诞生了。
杜润生（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一条纠正“浮夸风”，稳定研究工作，把出成果、出人才当作头等任务；第二呢，就是对于知识分子如何要求，什么红专呀，白专呀，什么拔白旗这一类问题，都按党的理论给它个正确的回答；第三个就是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能混淆，不能把学术问题无限上纲，乱戴帽子，乱贴标签。
解说：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在气氛相对宽松的自然科学界，“科学十四条”也显得有些过分“大胆”。然而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却对它十分欣赏，在补充了几条自己的意见之后，“科学十四条”被上报给党中央。
吴明瑜：送了中央以后，7月份中央就政治局开会，毛主席没有参加，少奇、小平、周恩里他们都参加了。那么就讨论这个文件，聂荣臻汇报，陈老总、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都发言了，都支持这个文件。那么少奇同志的中心意思呢这个文件啊不仅是科学院，而且是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要执行。
解说：连续数载的沉闷之后，“科学十四条”的出现，如同一缕射进暗室里的阳光，科学家们阴云密布的心头被照亮了，很快，科学院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何亮亮：应该说“科学十四条”推动了一次成功的调整，但却并非完全到位，因为它并没有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给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其实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到了1957年，毛泽东又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么此后便是反右，知识分子干脆被扫进了资产阶级的行列，成了“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一直以来，我是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始终是压在知识分子心头的一块石头。
解说：1962年2月，广州，这是一次为制定未来十年科学发展规划而召开的会议，然而会议第二天，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便出其不意地向会场抛出了一枚定时炸弹。
薛攀皋：他就说昨天的报告提到三不，三不就是说不戴帽子，他说我们现在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多少年了，假如说是为谁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这十几年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就不应该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假如说你是头脑里头的思想，你用什么去对证。
解说：马大猷的斗胆直言，触动了科学家们最敏感的心结，一时间会场沸腾了，有人更辛辣地抱怨，地主劳动三年还可以摘帽，我们都工作十多年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什么时候才能摘掉。
当天晚上，主持会议的聂荣臻打电话给周恩来，希望他能给科学家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几天后，周恩来和陈毅出现在会场上。
吴明瑜：总理讲话出口成章，总理说知识分子啊你们是脑力劳动者，你们和体力劳动者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都是劳动者，你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当时啊，就犹豫了，没有用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薛攀皋：就说他没有明确提出来摘帽，到底戴什么帽子，资产阶级是摘掉了，那么到底是什么。
吴明瑜：科学家大家议论来议论去嘛，觉得还有一点遗憾，那时候总理已经回北京了，聂总就给陈老总汇报，那就是陈老总要讲话了，第二个讲话是陈总讲话。陈老总是快人快语啊，我今天来跟大家是来行脱帽加冕礼的，加冕就是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嘛，脱帽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把它明白地宣布出来。
薛攀皋：有记者数了，鼓掌跟大笑一共有60次。
解说：那一天，让众多科学家深受感动的是，讲话结束以后，陈毅，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面向会场鞠了一个深深的躬，科学家们顿时热泪盈眶。
然而几个月后，当知识分子问题再次被中央提及的时候，调子变了。
吴明瑜：想不到这个事情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就很不满意，接下来六、七月份毛主席在北戴河就讲这个话，知识分子阴过来阳过去，都脱帽行吗？毛泽东就这一句话一讲，整个把你推翻了，弄得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都很尴尬。
何亮亮：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被公认为是中国科学的黄金十年，无疑它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黄金十年，十年间，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风雨和困难时期，但是无论是物质上的艰苦，还是政治上的冷遇，都无法动摇科学家攀登科学高峰，建设富强中国的梦想。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正在一项一项地变为现实。
解说：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事业在1958年启动，当时中央专委决定，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581工程就此上马。然而1959年，国家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被告知，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
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决定暂停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研制探空火箭上来。
1964年，中国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好转，当年年底，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在参观了火箭发射基地之后，认为中国的运载火箭，已有足够能力发射卫星。
吴明瑜：这个时候就是，赵九章1964年给中央正式写的信，建议，然后就成立这个卫星研究院，开始进行工作。当时科学院还举行一系列星际航行的研讨会议，而且当时已经提出来搞个东方红一号，要发射卫星要看得见，抓得住，听得清。
解说：1965年1月，中国科学院卫星研究院正式成立，651由此成为人造卫星任务的新代号，中关村科学城里，参与此项任务的科学家们，开始了不分昼夜的忘我工作。
汪德昭，法国大气电子学家郎之万的中国高徒，1956年回国，1958年他被派往苏联进行水声学考察，以便尽快建立中国的国防水声。
边东子：所谓国防水声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对潜艇，敌人的潜艇，基本上就是既无法防也无法，你看不见它，你也打不着它。那时候就有些不知道哪来的，不知何方神圣，就溜到中国内海侦察啊，干什么的。有时候被渔民发现的，它潜望镜出来了，被渔民发现了，那我们当时海防力量很弱，那就急需建自己的水下长城，就是声纳啊这些东西，来探测敌人的潜艇。
解说：考察归来后，汪德昭并没有去追求自己在学术上的新建树，而是甘当工作母机，去遴选和培养国防水声学的后备军，这一年，汪德昭的身边，一下子多了100名满脸稚气的大学生。
边东子：那个时候培养大学生非常重要，没人才啊，等，等不及，如果再等的话，就等毕业啊还得再等一段时间，所以采取一个紧急措施，就是三年级的学生，还有快毕业的大四的学生，从这里头选拔优秀人才，提前毕业就是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取了形象的一个叫做拔青苗。有的这个大学生来了，就光听说水声，不知道怎么回事，蒙头蒙脑的，说我这学物理的，你让我搞鱼虾的这类水生物，他以为是这个呢。
解说：几年后，一支能够攻坚的国防水声队伍建立起来了，1964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汪德昭担任所长。此前在他的筹划下，我国已建立起南海、东海和北海3个水声科学研究站，中国的国防水声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
1956年1月1日，以竺可桢为主任的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成立。
竺安（竺可桢之子）：综合考察呢，那么这个是由苏联提出来的，就是认为呢，你一个国家开展经济建设，你必须对你的资源要有一个了解。而这个资源呢，它是多方面的，不但有矿产，也有植物，也有动物，那么还包括天气、气候，你必须把这个搞清楚了以后，你才能够谈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解说：事实上，中国科学院的资源考察，可以追溯到建院之初，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综合考察的规模尤其庞大，每年都有五到十个大型考察队，同时在野外工作，这种规模在中外科学史上都是少有的。
提起科学院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人们不能不缅怀竺可桢，是他领导并亲自参加了综合考察工作，并建立起了一支前赴后继的考察队伍。
竺安：他考察的时候是随时随地做记录的，比如像这个是1961年的6月3号的日记，那么他这里面呢，就是说，过几分钟，到了什么地方，走了多少路，海拔是多少，他都有记录。每隔几分钟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他就要记录一次。那么这个记录，他不可能是车停下来记录，他坐在吉普车上很颠簸的情况下，所以这个字呢就写得非常难看。我想这一年，他是71岁，一个71岁的老科学家，坐在吉普车上这么颠簸的情况下，还是老是要做记录。
解说：1960（1965）年9月17日，上海生化所的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苍，上海有机所的汪猷、徐杰诚，北大化学系的季爱雪、邢其毅等，通过合作实验，人工合成了具有较高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结晶。
何亮亮：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发展也吸引了世界的关注，美国科学史专家普赖斯，在1963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惊呼，或许在下一个10年或者两个10年内，中国就会与我们势均力敌，中国的科学人力正以每3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发展着。作为中国科技的国家队，科学院在黄金十年的发展奇迹，完全可以在这番话里得到印证。遗憾的是，普赖斯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华夏，中国的科学事业又一次折戟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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