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图说北京三千年（3）

[组文]图说北京三千年（3）
2010年09月15日08：25   作者：葛忠雨
第三篇京华遗韵——皇城根儿下的平民生活（节选）
第30节：老北京的特色小吃(1)
第31节：老北京的特色小吃(2)
第32节：老北京的衣着打扮
第33节：老北京的四合院
第34节：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第35节：老北京的新年庙会
第36节：老北京的戏园子
第37节：老北京的宠物情结
第38节：老北京的理发业
第39节：老北京的澡堂子
第40节：老北京的传统字号
第41节：老北京的城门牌楼
第42节：老北京的城墙
第30节：老北京的特色小吃(1)

麻豆腐

驴打滚儿

艾窝窝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作为几代帝都和今日首都的北京，是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缩影。老北京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京城风格，大气、慷慨而又不失闲适、清雅，无论四季生活、婚丧礼俗、吃喝玩乐，还是北京胡同以及四合院，都深深地镌刻了时代的痕迹，愈久弥香，只要您细细地品味，老北京的地道京味犹存。
老北京的特色小吃
北京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小吃历史悠久。北京小吃俗称“碰头食”或“菜茶”，融合了汉、回、蒙、满等多民族风味小吃以及明、清宫廷小吃特色而形成，品种多，风味独特。北京小吃大约二三百种，包括佐餐下酒小菜（如白水羊头、爆肚、白魁烧羊头、芥末墩子等）、宴席上所用面点（如小窝头、肉末烧饼、羊眼儿包子、五福寿桃、麻茸包等），以及作为零食或早点、夜宵的多种小食品（如艾窝窝、驴打滚等）。其中最具京味特点的有豆汁、灌肠、炒肝、麻豆腐、炸酱面等。一些老字号专营其特色品种，如仿膳饭庄的小窝窝、肉末烧饼、豌豆黄、芸豆卷，丰泽园饭庄的银丝卷，东来顺饭庄的奶油炸糕，合义斋饭馆的大灌肠，同和居的烤馒头，北京饭庄的麻茸包，大顺斋点厂的糖火烧等，其他各类小吃在北京各小吃店及夜市的饮食摊上均有售。
清代《都门竹枝词》写道：“三大钱儿买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糕炸甜耳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这也说明北京历来有许多风味小吃。
昔日北京不少家喻户晓的小吃，由于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早已消失，有的也很少见到，但是，大多数小吃保存了下来，有些小吃店还开到了一起，这样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顾客。
东华门夜市上聚集了凉粉、扒糕、莲子粥、酸梅汤、红果酪、杏仁豆腐、烤肉串、烤龙虾、烤鱿鱼、炸蚂蚱、炸蝎子、炸蚕蛹等等小吃，安全卫生。护国寺小吃店经营的从庙会中的“碰头食”传下来的北京小吃，经过改良变得精细起来，没了过去的“个儿大、经吃、一个就饱”的粗糙，墩儿饽饽、枣卷果都小巧可爱；姜汁儿排叉、糖耳朵可谓是百般玲珑。锦芳小吃是从民国创始至今的小吃店，有麻团、杏仁茶、艾窝窝、奶油炸糕、炒疙瘩等等，以元宵最为有名，有山楂、青梅、桂花、豆沙、什锦、奶油、椰蓉等十几种陷儿。九门小吃是在过去的几家著名老字号的倡议下，由北京小吃协会出面组织的。里面的老字号有很多，比如年糕杨、奶酪魏、小肠陈、爆肚冯、瑞宾楼褡裢火烧、李记白水羊头、月盛斋等。北京著名的小吃一条街还有：王府井小吃街、什刹海小吃一条街（原前门小吃迁来）等等。
老北京的夏季饮食
老北京人称冷饮为“冰食”。中国人吃冰食的传统源远流长，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贵族炎夏要享用冰食，先决的条件是要藏冰。当时，皇室都建有藏冰室。在周代，朝廷还设有掌管冰事的官员，专管斩冰、藏冰等事宜。因为技术的限制，在中国古代，藏冰很不容易，因此在隋唐以前，能享用冰食的人极少，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恩宠，在天气炎热时会将冻冰赐给大臣。到了唐代，我国开始有了人造冰，在京城之中亦出现了卖冰的店铺。但夏冰售价昂贵，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只能“望冰兴叹”。
明清时期，由于藏冰业的高度发展，冰价暴跌，帝都北京城的“冰食”供给也很大的丰富了起来。北京老百姓也逐渐的开始用“冰食”消暑。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的四大“冰食”佳品，一是酸梅汤同，二是西瓜汁，三是杏仁豆腐，四是什锦盘。在《红楼梦》中，记载有玫瑰露、木樨露、酸梅汤和凉茶等众多冰食。而清末民国以来，百姓家在伏天最盛行自制绿豆汤、莲子汤及用中草药熬制的暑汤，以避暑防热健身。清代最大的冰食市场是什刹海，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盘”，远近闻名。
第31节：老北京的特色小吃(2)

蜜麻花（糖耳朵）

全聚德的烤鸭

冰糖葫芦
老北京的冰食花样繁多，而老百姓最喜欢的非酸梅汤莫数了。酸梅汤，我国自古有之。老北京人喝的酸梅汤是由清宫御膳房传到民间的方子配制，素有“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之说，因此口味独特。据说最为精制讲究的酸梅汤，不用水煮，而用沸水浸泡酸梅。饮时也绝不往碗里加冰，而是在汤罐外用碎冰块“镇”，所以酸而不烈，甜而不酽，冰而不钻牙床。清乾隆年间，诗人杨米人所著《都门竹枝词》记载说：“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老北京售卖酸梅汤的店铺伙计和小贩们掂打着“冰盏儿”——两个小铜碗，一上一下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并吆喝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碗儿尝——一个大一大碗儿勒！”孩子们听到门外这个响声，便向家长要几分钱，飞跑到大门外，去买自己喜欢的酸梅汤了。
老北京的一些药铺在炎热的夏天，还经常在门前摆个长条桌，上面放着药店免费提供的药汤，这些药汤既解渴又祛暑。有一些药铺也常在供行人免费喝“暑汤”的同时，施舍一些藿香正气丸等小药包，上面通常印着店铺的字号以及“暑天防热，保重身体”等字样，既是社会慈善活动，也是做生意的宣传，从而扩大自家店铺的知名度。
在老北京，还有一些专门给大宅门送冰块的送冰人。这些冰块是送冰人从冰窖里批发来的，他们赶着小毛驴儿，每天将冰块送到大宅门住户的家中。大宅门的住户将这些冰放入“冰箱”——里面贴着铁皮的木制箱子，来冰镇食物防止食物腐坏。当送冰车来到时，胡同里的孩子们非常欢乐，有的去摸凉冰，有的去拣掉在地上的碎冰碴儿含在嘴里以此为乐。
老北京的冰食还有雪花酪、红白玻璃粉、果子干、杏仁豆腐、大冰碗等等。
现如今，夏暑季节乃至冬天，“冷食”、“冷饮”在市面上随处可见，花样也更丰富了，但这都替代不了老北京冰食的独特味道。
第32节：老北京的衣着打扮










老北京的衣着打扮
北京作为七大古都之一，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们对衣着打扮都相当重视。清朝入关后，过去的宽袍、大袖和蓄发的传统装束被逐渐改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北京人的穿着打扮。
戴帽子是满族男子的习俗，自从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剃发垂辫已成定制，因此北京的男子不分种族也不分长幼都戴起帽子来了。当时北京人戴的帽子大致可分为礼帽、便帽和风帽。所谓礼帽就是官帽，多用呢、缎或布制成，也有用皮子制成的。老北京的便帽，无论老少也无论尊卑都可以戴，这种帽子由6块同质料子拼制而成，据说早在明代初年，就因为它有天地四方的“六合统一”的意思而盛行于京城。风帽有棉、皮两种，用呢子或缎子制成的较多。帽扇至肩，可以保护脖颈以御风寒。
清朝男子的服装以长袍、马褂为主。长袍的特点是，长过膝、领为圆，带大襟，有扣襻，袖适中，摆开衩。按规定：皇室宗族的长袍前、后、左、右开四衩，官吏的长袍开两衩。开衩的长袍，袖口要装饰箭袖，形似马蹄，故名“马蹄袖”，平时翻起，行礼时放下。普通百姓穿的长袍下摆不得开衩，俗称“一裹圆”，袖口为散口状。马褂是一种对襟、圆领、有开禊带扣襻儿的外罩衣，马褂多以绸缎织物为材料，也有用兽皮制作的。马褂颜色有蓝、紫、灰、黄多种，以黄色为贵，俗称“黄马褂”。一般平民不准穿，皇帝、巡行扈从大臣们可穿明黄色马褂。清代中晚期，赏穿黄马褂的勋臣相当多。
清朝的汉族妇女服装一般有披风、袄、裙等。披风即外套，作用与男人马褂相似。披风内依次为大袄与贴身小袄，下装为遮足长裙。满族妇女的便装一般为长袍。有些讲究装饰的妇女，往往在长袍的衣襟、领口、袖边处镶上绦子花边，作为美的点缀。
穿靴子也是满族的习俗。满族未入关前，常以皮子为面，然后絮进“兀刺草”，因此这种靴子被称为“皮兀刺”。入关以后则以布或缎为面制靴，同时也不再絮兀刺草了。当时，作为京城的主要居民的汉人，仍然是以穿鞋为主。总的来说，京城男子穿便服时以穿鞋为主，若穿官服则要以穿靴为主了。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惯，着弓鞋（尖足鞋）。满族妇女不缠足，多穿装有木底的绣鞋，俗称“高底鞋”、“花盆鞋”。
清末时，北京百姓还曾不分男女流行穿裤子。裤子分满裆和套裤两种。满档裤用绸或布制作的都有。女裤在裤腿边上往往还绣着各种花纹，男裤多为素的。至于套裤，是一种无裤腰裤裆、只有两只裤腿的裤子，穿着时用带系在腰间。
民国时期，北京妇女一般穿戴为上衣下裙。青年妇女多喜欢穿瘦身秀长的衫袄，衣领挺高，下穿黑长裙。后来，满族妇女穿的长袍推陈出新，逐渐成为体现女性曲线美的旗袍。民国成立后，政府曾发布“剪发通令”，而且还制定了“服制条例”，条例中规定了男子和女子礼服式样。但这些并没有贯彻实行，对普通百姓的穿着打扮影响不大。
老北京的胡同趣事
据《北京胡同志》介绍，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关于“胡同”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霍多”或“霍敦”（村落）音转之说，有“火疃”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最流行的一种为“胡同”源于蒙古语，即“水井”之意，或说“有水井的地方”。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衚衕（胡同）来”之句。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000个。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翻译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如屎壳郎胡同，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等等。
实际上，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除了音译的之外，不外乎这么几个：有以街市命名，如钱市胡同、驴市胡同、米市胡同等；有以姓氏命名，如史家胡同、方家胡同等；有以形状命名，如口袋胡同、耳挖勺胡同等；有以标志物命名，如砖塔胡同、铁狮子胡同等；有以生活用品命名，如绒线胡同、剪子巷等；有以职业招牌命名，如赵锥子胡同、李纱帽胡同等；还有以寺庙命名，如灵境胡同、净土寺胡同；有以衙署机构命名，如兵?司胡同、钱粮胡同等等。
非常有趣的是，现在很多的胡同名是从市井俚俗的胡同名中改过来的。比如羊尾巴胡同改作羊宜宾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改作晓教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蝎子庙胡同改成协资庙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等。
北京胡同记载了元朝以来北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仁义胡同的来源，就和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关。相传明代时，两位大臣是邻居，只一墙相隔。一次大雨泡倒院墙，在重修时，两家因墙基发生争执，倪家说金家多占墙基，金家说倪家多占墙基。两家分别给在外做官的老爷写信，要他们出面干预。时间不长，两家分别接到回信，信的内容都是：“百里捎书为堵墙，让出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到信后，两家人十分惭愧，因此在修墙时分别让出一墙的墙基，形成一条约5尺宽的胡同，百姓管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
大家都知道慈禧垂帘听政的故事，她所用的竹帘都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这些竹帘磨损后会被换下，因为旧帘子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朱家胡同

第33节：老北京的四合院




老北京的四合院
对老北京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除了星罗密布的胡同外，就是驰名中外的四合院了。北京四合院之所以有名，首先在于它的历史悠久。北京四合院自元代建都北京开始，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当时，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居民之过京城老，以赀高（有钱人）及居职（在朝廷供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分给迁京之官贾营建住宅，北京传统四合院住宅大规模形成即由此开始。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更适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合院形式。
北京四合院所以有名，还因为它虽为居住建筑，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北京四合院的营建非常讲究风水，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说，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
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各处抱柱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也充满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走进四合院，就像步入了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北京的四合院的建筑有其独特之处，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北京四合院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正规的北京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坐北朝南而建，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四周再围以高墙形成四合，开一个门。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房间总数一般是北房３正２耳共５间，东、西房各３间，南屋不算大门４间，连大门洞、垂花门共17间。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庭院中植树栽花，备缸饲养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通风、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生动诙谐地体现了老北京居民四合院中的典型风景。
北京四合院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一般用砖木建筑，房架子的檩、柱、梁以及门窗等等均为木制，木制房架子周围则以砖砌墙。梁柱门窗在房子建好后都要用油漆彩画。这样一来，北京四合院虽然没有宫廷苑囿那样金碧辉煌，但也是色彩缤纷。四合院的屋瓦大多用青板瓦，正反互扣，檐前装滴水，或者不铺瓦，全用青灰抹顶，称“灰棚”。
北京四合院的建设不仅是对空间的有效利用，在古代还起到了方便生活的作用。北京地处我国北部，冬季非常寒冷，四合院内的居民在冬季均睡火炕，炕前一个陷入地下的煤炉，炉中生火。土炕内空，火进入炕洞，炕床便被烤热，人睡热炕上，顿觉暖融融的。四合院内生活用水的排泄多采用渗坑的形式，俗称“渗井”、“渗沟”。四合院内一般不设厕所，厕所多设于胡同之中，称“官茅房”。北京四合院，这种古代劳动人民精心创造出来的民居形式，伴随人们生活成百上千年，留给了我们极丰厚的历史遗产。
第34节：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轿子


马路

骆驼

人力车

汽车

火车
北宁铁路原名为京奉铁路，由英国承建，１９１１年由北京可直达奉天（沈阳），火车站设在正阳门（前门）东站。１９２８年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改北京为北平，京奉铁路改名为平奉铁路，当年平奉铁路又更名北宁铁路。北宁铁路起北京经天津、塘沽、唐山、滦县、山海关至沈阳，全长６５６．２５公里，横贯河北、辽宁，为通往东北的要道。
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在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上为全国之首，在交通运输方面也相对发达于其他地区。但是与同时期的世界相比，北京地区的交通则显得相当落后。
明清两代，北京地面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人们出行只能靠驴、骡、车、轿等原始交通工具。按清代规定，文武官员上朝、出行一律骑马，以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防止八旗子弟的安逸和蜕变。但后来这项制度逐渐松弛，武官出门骑马，文官出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轿。在清朝，轿子有“官轿”和“民轿”之分，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严格的区分，不得越雷池一步。而民轿一律是青布小轿。还有一种就是“喜轿”，也叫“大花轿”，专用于娶亲。官轿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被取缔，民轿在辛亥革命后也销声匿迹，只有花轿在今天的农村婚礼中还能够看到。对富贵家庭来说，他们出行不仅可以坐民轿还可以坐马车，老北京的马车是仿西方的四轮马车，可坐三四人，赶车的坐在车箱前高台上，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着，豪门大户用的都是高级的马车。这一时期也有马车出租行。
对清朝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出行则主要靠步行和驴车、马车。毛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老北京的各城门均有“驴户”，供人雇佣乘骑来往于城乡之间，叫做“脚驴”。每年的庙会，很多人都骑驴来观庙会。农闲时，四郊的农民也把自己家的驴牵出来供人租用。
明清两朝，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手推车和骆驼。手推车当中只有一个车轮，故俗称“一轮明月”。北京在未安自来水管之前，各营业水井给用户送水，概用手推车推运。骆驼则像今天的货车，主要是把山西的煤炭、石灰，还有别处的山货等运进城来，运货时把六七个骆驼用绳子绑在一起，前后的骆驼各带一只铃铛，因而经常可以听到叮当、叮当的驼铃。夏天天热，骆驼要脱毛，就不能干活了，因此，夏天来临时，骆驼的主人就会把骆驼赶到口外，立秋后再回来。
民国以后，市面上出现了洋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力车，每辆只乘一人，有死胶皮轮及冲气胶轮两种。车厢上有折叠式防雨篷，冬天有棉布篷。讲究的车厢两旁有铜灯，客座下有脚铃，由乘客踩铃指挥。也有的在车把上按喇叭，由车夫手捏作响。这种人力车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市面上拉散座的，乘客招手乘车，临时议价；另一种是在固定宅门拉包月车的，包月车多属主人自备，上面挂“某宅自用”的牌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此车被三轮车取代。这一时期，自行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时髦车，三轮车在洋车的基础上再安上一轮，成为三个轮子，由人脚踏而行，大多独座，不像现在市面上复兴的三轮车那样大，可双人并坐。今天的三轮车成了供人欣赏、品味的彩扮“文物”车。建国后，公共汽车、地铁、城市铁路和私家轿车逐渐成为北京人主要的交通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大街上到处跑着私家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老北京的婚姻习俗
北京自元、明建都以来，已成为五方杂处之地。蒙古入主中原后，蒙古族的风俗也随之传到北京，元大都中的蒙古人的婚俗，与中原地区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颁布的圣旨确定了元朝的婚姻礼制：“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大都中蒙古人的婚俗也实行一夫多妻制，在男人所娶妻妾数量方面没有限制，蒙古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但是蒙古族传统的习惯，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限制得非常严厉。如果发现通奸现象，不论女方是否成婚，通奸者都将被处死。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记载说：“（蒙古族妇女）她们不但把不贞看成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这是最不名誉的。”
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聚集了大量仕宦之家，这些家族相互攀比，婚事办得越来越奢华，不但聘金越来越高，而且酒席越摆越大，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元朝统治者在大德八年（1304年）颁布诏令，规定了聘礼和喜筵的最高限额。一般根据财力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户。上等户的聘金为“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下户依次递减。喜筵的规格为“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户、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
元大都地区的汉族民众对结婚的礼俗也十分重视。男女双方订婚之后，男方要给女方一笔钱财，作为聘金。办喜事的前一天，新娘还要沐浴、剃面等，一切费用均由男方支付。成亲之日，双方还要大办筵席，广宴宾朋好友。
明代，北京地区的婚嫁礼仪更为隆重、繁杂。当时，北京人订亲要合礼，算男女年龄生?是否相配，如果相配，就正式定亲，双方确定嫁娶的日子。到了正式娶亲前一天，男家向女方送席一张，公鸡二只，以及其他杂物，俗称“催妆礼”。在明代，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娘则必须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据《清稗类抄》记载：“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可见，当时新娘穿凤冠霞帔，一是图吉利，二是证明自己是嫡妻。新郎将新娘接回家后，会将马鞍放在地上，让新娘跨鞍而过，称作“平安”。进洞房之前，男方还会请阴阳先生以五谷杂粮在洞房内“撒帐”。结婚三天后，女方娘家给女儿送衣服和食品，并且走访男方的亲戚，称作“三朝”。从明代北京婚俗看，较辽、金、元诸代有所不同，更多地吸收了南方地区婚嫁的因素，没有太多陈规陋俗，显得喜庆、大方。

吹鼓手。


新郎坐的绿帏轿。

新郎轿子前的座伞。

新娘的红缎绣花八抬大轿来了。
第35节：老北京的新年庙会


白云观庙会

踩高跷

杂耍
老北京的新年庙会
北京人过年，除一般年俗外，还有一个主要习俗，那就是逛庙会。北京的庙会历史悠久，说白了，它就是民间的市场、娱乐园和求神拜佛的场所。
庙会作为民间市场，它具有全国各地的“赶集”性质。北京的庙会上货物多、品种全，不仅有供给富贵人家的金玉绸缎、字画图书，还有老百姓可以购买的粗碗废铁、风味小吃。还有孩子们喜欢的风车、面人等土特产品。北京的庙会，虽无今天超级市场的豪华、整洁，却也品种齐全、琳琅满目，任凭选购，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
庙会还是北京人的娱乐园，老北京的电影院、戏楼很少，且入场价格昂贵，穷人进不去。而庙会上各种杂技、武术、曲艺、游耍、戏剧以至西洋镜、拉洋片等表演，无奇不有。有以精湛的武术为特长的，如少林、五虎、开路等；有以技巧高超取胜的，如高跷、中幡、太狮、少狮、杠子等；有以舞蹈俏丽而引人入胜的，如小车、旱船、秧歌、花钹、跨鼓等。民间艺人登场献艺，老百姓花一点小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欣赏他们的节目，让老百姓过足眼瘾。北京的庙会，在夜间还常常设灯市，让白天没有逛够的人们在晚上接着逛，明朝宰相张居正写诗《元夕行》描述灯市的盛况：“禁城迢迢通长衢，九门万户灯光里，花怯春寒带火开，马冲雾连风云起，弦管纷纷夹道旁，游人何处不相将，花边露洗雕鞍湿，陌上风回珠翠香。”
庙会还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后，中国土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为了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佛道二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扩大影响，增加了娱乐内容，如佛像出巡、杂技表演等等，引得老百姓争相观看，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庙会。
北京最早的定期庙会是都城隍庙的庙会，城隍庙在明代是一个著名的寺院，据明代的《燕都游览志》说：“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约三里许，大略与灯市同。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可见当时都城隍庙的庙会是十分盛大的。清代时每年五月十一还在这里举行祭祀城隍的活动。
清康熙六十一年护国寺重修开庙设市，很快就取代了城隍庙，成为京城最大的庙会之一。隆福寺是北京名刹之一，香火兴旺，其规模居京城庙会之首位。厂甸庙会也是北京历史上大规模庙会之一，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兴起于清乾隆年间，庙会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在民国初期是北京唯一的官设新节庙会，是老北京在过年期间游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北京的庙会经过千余年的延续，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那硕大的风车、三尺长的糖葫芦、精巧的面人，伴随着一声高似一声的吆喝声，把庙会渲染得独具老北京的文化特色。
第36节：老北京的戏园子

清人绘《广庆茶园图》

长安大戏院


光绪北京茶园演戏图
老北京的戏园子
戏园子，又称戏台、戏楼，是专供戏剧等表演艺术使用的古代建筑。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出现戏楼当在距今有近2000年的东汉。在元大都时期，戏园被称为“瓦舍勾栏”，此时的元杂剧演出就非常兴盛。戏楼一般分两层，第一层是戏台，前脸用青石砌就，十分规整；第二层是楼。戏楼是“一殿一皋”式，一殿一皋即两条屋脊，这种建筑从外观看，风格独特，非常壮观。戏楼又分前后台，前台就是戏台，后台是间很大的屋子，是演员化妆、休息、存放道具的地方。
老北京的戏楼大致可分为宫廷戏楼和民间戏楼。宫廷戏楼又可分为宫廷苑囿戏楼和王府私宅戏台。北京的宫廷戏楼和王府戏台主要建造于乾隆年间以及慈禧、光绪时期。北京现存戏楼的主要代表有：故宫的畅音阁和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畅音阁座落在故宫宁寿宫院内，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完工。主要用于举行盛大仪典和大戏。德和园大戏楼的戏台形制与畅音阁基本相同，最盛时期为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每次来到颐和园，必于次日开锣唱戏。清初北京的王公贵族们，不能随意到皇宫或颐和园看戏，但此时的戏曲娱乐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时尚，因此，一些贵族和商贾们开始自己营造戏厅、戏台，雇请戏班。其中的恭王府戏楼保存至今。
北京曾经兴盛过的民间戏楼可分为会馆戏楼、酒楼戏园、乡镇庙宇戏楼等。现存经营最好的会馆戏楼是位于宣武区的湖广会馆，此处曾为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的相府，光绪年间又曾转为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私宅，是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之一。楼内三面设有包间，可容纳数百人一齐观看演出。除了湖广会馆，北京还有两处清朝前期建造的著名会馆戏楼。一处是北京现存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阳平会馆戏楼，它位于北京前门外小江胡同。另一处为位于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戏楼，这座戏楼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建成，由浙东地区的在京商人集资兴建，为的就是有一个“集会之所，饮食燕乐之地”。
酒楼戏园在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四大徽班”进京逐渐走向极盛。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岁”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据《道咸以来朝杂记》记载，道光和咸丰时期，仅正阳门外的酒楼戏园子就有庆乐、庆和、广德、三庆、同乐轩、中和、广和、天乐、裕兴园等九家。
因为酒楼戏园是经营性的，戏楼的营建也就不甚坚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戏楼大都毁于战火。在北京郊区还散落着一些民间戏台，这些乡村戏台的设置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当时商业交通、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临时的，也有永久性的建筑，这些戏楼也大都受到破坏。令人欣慰的是，在文物的保护维修过程中，一些戏楼在人们的努力下保存下来，并且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娱乐功能。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去戏楼听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第37节：老北京的宠物情结

猫

蟋蟀

金鱼

鸟
老北京的宠物情结
北京人饲养宠物的传统历史悠久，学问、讲究也多。确切地说，过去老北京人把所喜欢饲养和赏玩的种种动物多称为“玩物”，而很少用“宠物”一词。老北京人喜欢饲养的宠物实在是不少，大致分起来有四类，一是鸟类，二是虫类，三是鱼类，四是兽类。饲养宠物既是老北京人的一种嗜好，也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玩赏宠物之中得到的是一份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老北京人把养宠物当做一大雅事，是和弈棋、品茗、论画一样的雅事。
老北京养鸟的人大多生活悠闲。文人多养百灵、靛颏、红子一类；体壮者多养画眉；撂地卖艺者则多养交咀、“老西儿”一类。遛鸟不独是给鸟儿“放风”，主要在于驯鸟儿，教给鸟儿一些小技艺，并观赏、娱乐。北京人喜欢养鸟，除了图个乐儿外，还有养心健身的“作用”。过去有句话：“养鸟遛鸟，遛的是鸟，练的是人，心变宽了，体变壮了，日子过得就豁亮。”所以无论文人墨客、梨园名优、杏林国手，还是车夫、轿夫都有好养鸟的，只是贵贱不同而已。
北京人玩虫儿，主要玩蝈蝈儿和蛐蛐儿。北京人养蝈蝈儿有不少的讲究，一是要选上品的蝈蝈儿，讲究全须全尾儿、叫声悦耳；二是颜色正、品相好，一般多选黑、绿、青三种；三是要善动爱跳，越是活泼爱闹的蝈蝈儿越有人缘儿。北京人买蝈蝈儿时绝少买一只，而是买一对，一则是老北京人有成双成对的习惯，双为吉利数；二则是两只可以相互戏逗，叫得更欢。买回来的蝈蝈笼子大都挂在屋檐、门楣、窗前或院子的葡萄架或海棠树上。从此，蝈蝈儿的鸣叫就成了四合院里最动听的声音，一直能叫到立冬。
蟋蟀，北京人称之为“蛐蛐”，又名促织。民间有“促织鸣，懒妇惊”的俚语。蟋蟀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昆虫，老北京养蛐蛐、斗蛐蛐的用具极讲究，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是用澄浆泥淀制成型、入窑烧制而成的。养蛐蛐，趣在蛐蛐的厮斗与鸣唱。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场，随即下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是“乐战九秋”。蟋蟀的争斗，本是昆虫的一种自然本能，却往往掺入许多人的成分在其中。
享誉国内外的水中宠物金鱼，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金鱼是鲫鱼变种，因其色赤而鳞片闪烁若金，故名金鱼。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宫廷中四尾的珍贵金鱼称为“金鱼”，而其他的金鱼则被称为“小金鱼儿”，两者价格相差也甚远。有身份、有地位的主儿，家中养鱼专有鱼把式伺弄。老北京家庭养鱼的，一般以圆形三足缸或长方形玻璃缸为多，家庭富足者则用瓦盆饲养。因时间用的已久，盆内都有一层绿茸苔，观鱼更为艳丽。
在兽类宠物中，老北京人过去饲养较多的是猫和狗。老北京养猫讲究品种，大多以毛长者为贵。一般认为白者、黄者为上品，黑者、杂色者次之。此外，猫眼必以两色者为贵，名曰“雌雄眼”，俗说“爹一只，妈一只”，此为“波斯种”。但老北京人不喜欢养白尾猫，以为不祥。北京人认为养猫乃高尚之情趣，其来源多系亲朋间互相赠送，以为礼品。那时的老北京人不卖猫，还把卖猫、卖狗视为破产的象征。
北京人也喜欢养狗，但狗的数量要远远少于猫的数量，有钱人一般会在护国寺庙会的狗市上买观赏狗：袖狗、叭狗。袖狗仅一掌大小，然生性好斗，又叫“斗狗儿”，可藏于袖间，因此得名。这些人将狗置于桌案上观其争斗、撕咬，以博得一乐。普通老百姓在四合院里多养些小京叭、小柴狗，
此外老北京人饲养的宠物还有鹰、龟、猴、鸡、鹅、隼等，但数量不是很多，只有对它们特别喜好的人才会饲养。
老北京的讲究
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多，讲究多，禁忌也多。俗话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如牛毛。”确实，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特色景观和文化之一。老北京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但是，到胡同中去参观旅游，却不能用“逛胡同”或“串胡同”来表达，这是因为，胡同中妓院比较集中，一些嫖客今天去这条胡同，明天去那条胡同，在胡同里逛来逛去，串来串去，寻花问柳。日子长了，老北京人便把那些经常到胡同妓院里嫖娼的人，先说成是“逛窑子”，后来就含蓄地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了。再往后其意逐渐引申，把那些作风不正派、不正经而在胡同里闲逛的人也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
北京人还忌讳在屋子里面撑伞，老人们经常告诫小孩子：“屋子里面不可撑伞，否则房子会漏！”这当然带有极大的夸张成分，但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顶棚就是北京平房的天花板，北京的平瓦房的顶棚，都是用木条加高粱杆和苇子杆扎的，再糊上壁纸。顶棚高不及丈，又是纸糊的，所以在屋内挥舞长物，极易捅破。
老北京人还都知道“夜晚不可以剪指甲”！因为在电气时代尚未来临之前，夜间照明条件简陋，视线不明，夜晚剪指甲容易剪着皮肤，十指连心，疼痛难忍，那时医药缺乏，全城也找不到一两家医院。即使送到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也不是平民负担得起的。指甲长了忍个一天半天也无所谓，何必犯此禁忌？
北京人还有一种说法，小孩玩火会尿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玩火和尿炕并无必然联系。北京人之所以忌讳这个，是因为小孩好奇，喜欢玩火，不但会烫伤自己，又容易酿成火灾。小孩不知道玩火后果严重，却都知道“尿炕”后难免挨打受罚，又是不光彩的事，所以听到“小孩玩火会尿炕”的警告后，也就不敢玩火啦。
在住房方面，北京人也很讲究，俗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这就是老北京人对住房条件的选择。除此之外，北京人还忌讳在四合院中种松柏树、桑椹树和梨树，因为松柏树大多种在坟地中，“桑”与“丧”，“梨”与“离”谐音。北京人有句俗语：“桑松柏梨槐，不进府王宅”，就是这个道理。
北京人还忌讳院子里的地面比胡同、大街的地面低，原因是一进门就得跳蛤蟆坑，而出门从低向高，如似登山，明显不吉利。
此外，数目字中，单数不吉利，一般人都能接受。但是住宅间数除外，四合院中的北房或三间，或五间，如果有四间的地方也要盖三大间，每边再盖半间，美其名曰：“四破五”。至于东西厢房，也多以三间为准，目的是在院中建筑组合里产生一条中轴线，这条线如似人身上的脊梁，是院落中最重要风水源头。正因如此，双数在北京住宅建筑方面是不吃香的，所以，北京出现了这么一句俗语：“四六不成材”。

老北京八大胡同里名妓:民国初年高级妓女(图)

民国初年北京名妓凤仙、小桂合影
第38节：老北京的理发业


老北京的理发业
在古代，中国人本不剃头，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于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理发业。中国古代的男子一般都束发留须，即使需要梳理，也是自己动手。女子则或挽发髻，或绾于头上，不需理发。佛教和尚和比丘尼剃光头，都切是由寺里八大执事之一的“维那”负责的，但并未形成行业。
清入关后，颁布使汉人满化的“薙发令”，强迫汉人依满俗剃去前半部头发。薙发令规定：凡大清军所到之处，汉民限于十日之内，尽弃明朝衣冠，尽行薙发改装，服饰仪节，皆遵满制。清朝廷在北京东四、西四、地安门与正阳门前搭建席棚，勒令过往行人入内剃头，违者斩首，这便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京城地面广阔，这四处地方并不能很快地给北京人剃去头发，于是，朝廷又批准军中伙夫在各处街巷建棚或担挑子串户剃头，这就是北京最初的理发业。
老北京理发业当时在大街上有门脸的叫剃头棚儿，同时也有挑挑走街串巷的。他们大都手里拿有一铁器，当时人称为唤头，形状似大镊子，用小棍自下向上一拨，便发出“呛啷”一声，随走随响，以召唤主顾。当时，他们除剃头刮脸外，还为客人掏耳朵，按摩、推拿、正骨。有的上年纪的老人理发剃头时爱睡着，这个时候剃头师傅就会顺式给你按摩一阵儿。有的胳膊腿脚不舒服的，他还给你推拿。他们的剃头挑更是有讲究，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儿热”，是因一头是专为客人洗热水头的地方。上边是一铜盆，下盆架为放热水的小火炉，而圆笼边立一旗杆，旗杆上有青丝穗，其下边有一寸斗。
民国初年，人们思想落后守旧，妇女不敢进理发店理发，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理发行当，一些原是在大都市替富宦人家的太太、小姐梳妆打扮的妇女开始为北京妇女理发，大家叫这些人为“梳头婆”。1926年有了专门为女子理发的理发店，或在理发店里专设女部。店铺设备、匠师技艺、所用器具和材料都逐渐西化，改用推子、剪子、洋刀、沙发转椅和厚玻璃长镜。
解放初期，走街串巷的理发师傅仍是只会理男发，女发要到理发馆去理。这些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给小孩剃头都功夫了得，他们能在小孩的哭闹乱动中给孩子把头剃好，那锋利的剃刀还不伤着小孩子的娇嫩的皮肤。北京人有为婴儿剃胎毛的习惯，因那时的孩子太小，不少家长不愿抱着孩子跑到理发馆去理发，当听到门口传来“唤头”的声音后，便会把理发师傅请来为孩子剃胎毛。
在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小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都加入了合作社，理发师傅也大都加入到了理发馆中，这样在北京的街巷中便很少听到那“噌、噌”响的唤头声了。理发馆一般在店外设立一个红蓝相间、不停旋转的灯作为幌子，告诉来往的行人这里是理发馆，请大家来理发。改革开放前，京城理发店都属国有，可等级不同。王府井的“四联”、西单的“第一理发店”等老字号名店，是考究的顾客的去处。而小街道、小胡同等居民聚居之处那不大起眼的小理发店，却是北京普通市民经常光顾的场所。如今京城已很少能够见到国营理发店，代之而起的是星罗棋布的各类私营美容美发店。
那些目睹过剃头师傅下街剃头的老北京们，或许仍记得“唤头”清脆悠扬的“呛啷”声在寂寥悠长的小胡同里回荡……
第39节：老北京的澡堂子
老北京的澡堂子
北京澡堂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寺院僧人们开办的“香水行”。明朝永乐年间，北京开始出现正式的洗浴业。到了清代，澡堂子的地盘已经扩展到了西直门、朝阳门一带。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行业逐渐兴盛发展起来。
最早，澡堂只招待男人，而且设备简陋，只在房间内设一水池，水池边放长条板凳，如果洗澡人多，则临时准备衣筐，筐口系有竹牌，标明号码，客人将衣服脱下，连同鞋帽放入箱内或筐内，即入池洗澡。洗完，认号穿衣上路，不得久待，否则，掌柜的就要高喊：“洗的洗，晾的晾，不洗不晾穿衣裳，洗澡别打盹儿，摔了腰和腿，买张膏药贴，洗澡不够本儿。”浴客如果还不穿衣走人，老板就要下逐客令了：“诸位穿着穿着，腾个箱儿，前起让后起儿。”
到了20世纪30年代，澡堂行业逐渐扩大，市内各主要繁华街道都有了规模不等的澡堂。1916年，北京出现了女浴室。1928年，澡堂的经营者们成立了浴堂商行会，后改称浴堂同业公会，澡堂经营业由此形成了一大服务行业。
老北京的澡堂子也有三六九等，最高档的是头等官堂，是为那些大官、富商们服务的，澡盆、卫生、服务都是一流的，有钱人不仅在这里洗澡，还在这里睡觉、吃点心、喝茶、打麻将。北京在解放前夕，设备最好的、价格最高的是“东升平”浴池三楼的头等官房。这里南近八大胡同妓院区，北连前门火车站，西是古玩市区的琉璃厂，东为黄金商市的大栅栏，地势之优自不必多说。这里均为单间套房，到这儿洗澡的包括当局的许多达官贵人、高级绅士、社会名流，在这里有嫖妓、有赌博、有吸毒……有的人在此夜以继日，一混就是十天半个月。
次一等的就是普通官堂，每位三角至一元。比较著名的澡堂子有位于珠市口西大街的清华池，位于王府井八面槽的清华园，位于杨梅竹斜街的东升平园，位于李铁拐斜街的西升平园，位于东四南大街的怡和园，位于壬广福斜街的一品香等。
比官堂次之的就是“盆塘”，盆塘是单间雅座，客人多是小职员、教师一类的公务员，妇女们也经常带着孩子来洗盆塘。单间内设两个搪瓷浴盆，外设躺椅、茶具，设施也很是齐全，不过洗盆塘的客人多属市民阶层，没有太多的时间腻在这里吃喝玩乐，能够舒舒服服洗个澡就是很大的享受了。
最低级别的澡堂叫做散座，也叫池塘，光顾于此的多是卖大力的劳动者。这些人到澡堂来，有的就是为了干净。有的并不是为了洗澡，而是为了讲生意，做买卖；为了买房子置地谈条件；为了帮助别人解决纠葛等。还有一种人是到澡堂里来躲债，欠人家的钱而到澡堂边洗澡边休息睡觉，以躲避债主要债。1937年“七·七事变”后，直至1949年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工商业萧条，居民生活苦，所以每逢年节，一些洗澡的客人中，有一部分从早晨开门到晚上始终都不走，洗了睡，睡了洗，饿了让伙计去给叫饭，直等到晚上伙计高喊：“各位明天再来，静堂啦！”他们才无奈地离去。大多数澡堂还写着楹联：“身有贵恙休来洗、酒醉年高莫入堂”，提醒有皮肤病的客人、喝醉酒的人和年岁大的人不要进澡堂洗澡。
建国后，除了大机关、大工厂有内部浴池以外，一般商店、工厂根据工作性质每人每月发二至四张澡票，作为一种福利，凭票到营业性浴池去洗澡。北京几百万人口，只有几百家澡堂子。所以，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尤其年终岁末，街面上的澡堂子就人满为患，常常是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洗上澡。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北京老百姓在家里就能洗上热水澡了！
第40节：老北京的传统字号




老北京的传统字号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头戴马聚源，脚蹬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意思是指只有戴上马聚源的帽子，脚上蹬上内联升制作的鞋子，身上穿着瑞蚨祥缝制的衣服，钱包里装上“四大恒”即四家大钱庄的票子，才算有身份、够气派。这句顺口溜体现了“老字号”曾经的辉煌以及在百姓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顺口溜中的四大老字号除了四大恒钱庄不复存在外，马聚源、瑞蚨祥、内联升依然是北京的主要商店，而且还传承下一些老北京绝活。除了顺口溜中这几家，同仁堂、月盛斋、东来顺、全聚德、馄饨侯等等百年老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地印入了北京人心间。
北京老字号“老”在历史悠久，长者数百年，短者大多也创立于明、清两代和新中国建国前。主要集中于工商业、手工业、饮食业、民间艺术及文化艺术领域，包括饭庄、商店、食品店、文物珠宝店、书店、影剧院、药店、制造厂等。这些老字号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特色，远近闻名、经久不衰，其字号本身就是宝贵的无形资产。
在这些“老字号”中，若以时间先后计，菜市口的“鹤年堂”可以说历史最为悠久。鹤年堂建于明嘉靖四年（1526年），它比最负盛名的同仁堂还要长两百岁。“文化大革命”前，鹤年堂还存有嘉靖年间使用的账本。过去北京有句老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意思是说同仁堂精于药丸，而鹤年堂制造的汤剂选料严格，制作精良。
这些“老字号”不仅是一种商贸景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传统文化现象。“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使“全聚德”成为北京的象征。而京城民间“歇后语”，如“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叫嫩”、“六必居的抹布——酸甜苦辣都尝过”、“同仁堂的药——货真价实”、“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等，生动地表述了这些“老字号”的“品牌”特色。
正是这些不同行业、不同特色的“老字号”，汇聚成了京城“老字号”大商业文化的魅力。“老字号”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创出了独特的经营之道，成为一种知名“品牌”。这种“老字号”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它的含金量是难以估算的。
今日的老字号，虽然有些衰败，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不曾动摇。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百姓们仍满怀兴致，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与感受。老百姓的这份情缘，恐怕正是老字号们在这个变革社会中的出路所在吧！
老北京的会馆
北京城位于华北大平原最西北部、太行山与燕山结合部的山前地带。这里是从华北去往东北、西北和蒙古的诸多山间通道的共同起点，又是沿太行山麓从中原到北方的通道的终点。由于华北大平原曾经湖沼密布，只有通过这条通道才可以往来于北京与中原地区之间。在未有铁路之时，从中原至北京必经永定河渡口，再经广安门入城。清末修铁路时，京汉铁路北端也是经丰台、马家堡、永定门，最终至前门。这样，元、明、清各朝来京的大批官员、举子、商人都要经过宣武区旧城区进入京城，这一地区，因为明朝有“宣南坊”之名称，也被称为宣南地区。清代以后，“宣南”泛指宣武门以外之南城地区。
由于此处地近内城，且邻近繁华的前门商业区，更是因为道路的四通八达，明清时期，这里云集了全国各地大部分的会馆。每条胡同里，少则三四处，多则十几处，它们往往紧紧相邻，形成了宣南一带浓厚而独特的会馆文化。所谓会馆，在明清时期多是由各地在京城为官者出面，联络官员、富商出资修建，为本地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提供食宿的馆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驻京办事处”。这些会馆在明清、民国时期，网罗同乡、联谊乡情，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解放以后，这些会馆失去原有的作用，有的被各式机构占用，有的改建为民居。
保存至今的会馆，或因历史人物而知名，或因建筑特色如戏台、房厦而知名。每一个会馆，都住过该省进京的举子，都出过进士，都有许多故事。宣武区菜市口十字路口东南的大吉片地区是北京现存会馆的核心区。随着会馆的不断聚集，一些商人开始在会馆附近开设为士子提供书籍、纸张、文具的店铺。会馆附近逐渐繁荣起来。
这些会馆中，最有名气的是南海会馆和中山会馆。南海会馆旧址位于米市胡同43号，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原为董文恪（董邦达）故第，由在京海南籍官员筹资买下，后又购入一幢相邻的房舍组成了南海会馆。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都曾住在这里。康在这里写过许多诗文，并与维新派多次策划变法方案。1895年4月，当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康连夜起草了万言书，并发动1200多人联名到督察院投递，即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他还在会馆内创办报刊《中外记闻》，成立粤学会、保国会，强烈宣传变法维新。维新变法失败后，康由此出走香港，其弟弟康广仁被捕入狱，9月28日，与谭嗣同等在菜市口刑场就义。南海会馆尚存重要石刻?南海会馆碑记》等。
中山会馆在宣武区珠朝街5号，相传为明代权臣严嵩的花园别墅，分前、中、后三大院，这些大院又被许多小跨院环抱着，大门内是一座木影壁，绕过去便是大客厅，客厅的四周有回廊环绕，另外有魁星楼、戏台、假山、水池等。院内还种有各种树木，是一所十分优美的会馆。
中山会馆的前身是广东香山会馆，由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唐绍仪创办，后因香山县改中山县，香山会馆也就更名为中山会馆。这里很早就是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在这里活动过，后来又成立了“中山少年学会”。中山会馆曾是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现在原建筑大部分还保留着，已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南海会馆旧址
位于米市胡同43号。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参加会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都曾住在这里。

南海会馆旧址

中山会馆大门
第41节：老北京的城门牌楼

永定门箭楼原貌（1957年拆除）

原永定门城楼（1957年拆除）

民国时期的永定门

2005年重建的永定门

阜成门箭楼南侧

东直门城门洞

西直门城楼南侧及南马道

德胜门箭楼
老北京的城门牌楼
老北京们都知道，北京有句关于城门的俗话儿，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说的就是北京城内外进出的城门。“内九外七皇城四”指的是内城、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其中的“内九”，指的是东边儿的东直门、朝阳门；西边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北边儿的德胜门、安定门；南边儿的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和宣武门。“外七”是指明世宗为加强城防，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修的外城城门：最北边和内城的“前三门”平行的是东便门和西便门，东西两边儿分别是广渠门和广安门，南边则是左安门、右安门和直通正阳门的永定门。皇城四门指的是：东有东安门（现东华门），南有天安门，西有西安门，北有地安门。
实际上，城门其实就是一组防御设施建筑的总称。它包括城楼、瓮城、箭楼、闸楼这几部分。到了清代，“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逐渐发展起来。这一带，尤其是正阳门一带，店铺林立，成为了清代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崇文门又叫“哈德门”，设有税关，买卖人多出入崇文门。东便门则是由大运河运来的南方货物的集散地。宣武门外有许多会馆，当时的文化人常出入宣武门。在前三门商业区中，还出现了以经营碑帖字画和印玺古玩为特色的琉璃厂文化街。与此同时，南边的永定门也发展成为南城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城门。
北京的牌楼，亦称牌坊，为高悬牌匾而建的纪念性或装饰性建筑物，常立于庙宇、陵墓、衙署、园林前或街道路口。北京的牌楼按建筑材料分，有木牌楼、琉璃牌楼和石牌楼等；按规格分，有两柱一间、四柱三间、六柱五间等；按用途分，有贞节牌坊、功德牌坊、山门牌坊和街道牌坊等。牌楼的历史源远流长，形式千变万化，是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牌坊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诗·陈风·衡门》记载：“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所谓的“衡门”就是牌坊的前身。在组合的建筑群落中，牌楼也相当于“门面”，是街道或建筑群的身份证。
北京是全世界牌楼最多的城市。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最能体现老北京风格的就是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牌楼了。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等闹市区的详称应该叫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只可惜，这些地区的牌楼已经被拆除了。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曾建各式知名牌坊300多座。现仍有百余座古牌楼傲然屹立在各景点，几乎每座古牌楼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旧时北京著名的牌楼还有前门大街五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帝王庙牌楼、景山前街大高玄殿牌楼等。这些牌楼多在20世纪50年代因妨碍交通而拆除。北京城内幸存下来的牌楼，主要是坛庙寺观门前的一些牌楼，像地坛的牌楼，如今重新刷上了鲜艳的油漆。
第42节：老北京的城墙



修缮后的明城墙遗址公园
老北京的城墙
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中国古代工程的杰作。它始建于元，建成于明，沿用到清以至民国，历经七个世纪之久。据统计，北京城墙仅用砖一项就是4000万块，土、石、灰、木之巨难以统计。明清北京城共有四重城墙，最里面的一重，是围合封建皇宫、至今仍保存完整的紫禁城城墙；再往外，是围合紫禁城及其周边宫廷服务区的皇城城墙；接着向外，便是清代时只允许旗人居住的内城以及会馆云集、在19世纪末经常发生“公车上书”这类知识分子参政事件的外城。
元代定都大都后，大都南北较长，呈长方形，城墙周长60里，墙基宽24米，墙高8米，全部为板筑的夯土墙，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土城墙。到了明朝，北京城分为内、外城。内城南北较短，仍呈长方形，东、西城墙在元旧土城基础上包砖砌成，城墙周长40里，高3丈5尺5寸。
这一时期，正阳门外人口增多，为防犯外族的侵扰，1542年，刘伯温等即倡言修筑北京外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上书说，城外人口激增，应添修外城；北京城郊尚遗存有金、元城故址“周可百二十公里”，如能“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而功倍”。这与中国古代城市“内城外郭”的重城制正相吻合，因此嘉靖帝即下令兴工修筑。后来因财政拮据，经严嵩巡视后提出应先筑南面城墙，待以后财力充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于是将北京城南已经筑起的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外城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动工修筑，十月完工，三面全长28里。于是北京城才形成“凸”字形。清代只是对城墙进行了个别改建、重建和维修，对城墙的基本结构没有做大的变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架炮轰击正阳门，箭楼被毁；后印度兵驻扎正阳门城楼，一次夜间取火，引发火灾，正阳门城楼被焚。在此次入侵中，八国联军还用大炮轰塌了崇文门箭楼与朝阳门箭楼，擅自拆除了广安门和东便门外城墙以及崇文门的瓮城。
民国时期，城墙已多有毁坏和改变。1917年先后拆除了天安门南段皇城城墙和西皇城根灵清宫一带皇城城墙。1923年后，又陆续拆除了除中南海南岸经天安门至太庙以外的其余东、西、北三面皇城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内有“卖黄土”一行，他们的货源即是古城墙的内芯，这也是古城残破的一个原因。但从总体上说，北京的城墙基本上还是完整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成为首都，开始现代化城市建设。参加北京建设的土木专家梁思成等人主张保存古建筑城墙和城楼，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北京城墙开始大规模地被拆除。至今只有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内城东南角楼、德胜门箭楼保存下来。1968年之前，北京城的各段城墙基本尚存，后来随着环城地铁的修建，城墙基本上都拆除了，只剩下东南角楼西侧等几段残垣。
如果说建筑是一个城市的筋骨与容颜，经济是一个城市的血脉，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那么艺术就是一个城市同样不可或缺的神经细胞。艺术的产生，是城市从单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艺术的多元化，更是城市繁荣昌盛的代表性展示。
从宫廷到民间，在这片古都沃土上产生的艺术让人叹为观止。上个世纪50年代，雕漆、景泰蓝、牙雕、玉雕被称为“四大名旦”，是京城工艺美术的代表。老北京民间艺术历史悠久、名家荟萃、文化内涵深厚、技艺精湛；艺术的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充分展示了北京的传统吉祥文化。
老北京民间艺术形式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年代的作品记载着不同时代北京人的劳动、生活、娱乐。绢人、面塑、杂耍、鼓书，充分展示着不同时代北京人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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