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山水浙江人 作者：断弋

[历史随笔]浙江山水浙江人
作者：断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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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中，浙江人的群体性格呈现出一个有趣而鲜明的对比：女子多以大刺刺的野性活泼见长，男子则以文绉绉的风雅内敛闻名。这种呈倒挂式的精神品质，正应合了“阴阳互补”的天意，补证了“中庸之道”的妙理。
从美学的角度讲，女子多些豪爽之气，会更添几份妩媚，男士多些玲珑精致，则会变得再加俊美。这个特点在浙江人的群体性格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而显出别样的文化张力。
不管你愿不愿意，浙江的女子总是显得更有名气，更能折腾些。她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讲规矩”。而最不讲规矩的首推那位白蛇娘娘了。当年，她与那个青蛇妹妹，在深山老林里隐忍千年，好不容易修炼成人身，始为妖，后化飞仙，这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然而，这两个小妮子，却无视劳什子“妖道仙规”，非要到人间转转，体验一下“感情生活”。
对于仙界，有没有爱情，是不得而知的。但我知道玉皇大帝是有老婆的，其他的仙人，好像没听说过。由此看来，要不就是仙界不平等，领导层有特权倾向，要不就是玉皇老子太混蛋，对于仙界同志们的个人生活问题关注甚少。无论如何，我们只知道屡屡到人间犯错误的仙人同志实在不少，而且女仙俱多。看来，仙界里还有一个男女不平等的问题。这话扯得有些远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历来不明白这个法海要替“天”行得是什么“道”？仙家往人间跑，可见人间比天界快乐，也就是说是“天”出了问题。不从自身找问题，而是粗暴地“镇”之，“压”之，简直太混蛋了。不知你怎么看，反正我是为白娘娘的反抗大声叫好。再回过头来看白蛇娘需要什么，不外乎是一些关于“爱”的体验，情的感受嘛。若是没有爱，没有“情”，在这样冷冰冰的仙界，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白娘娘终是看出“规矩”的荒唐，才奋起抗争，便是最终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看过白蛇传的，都不能不承认那个叫许仙的男人有些太窝囊了。凭白蛇娘娘的姿色与本领，就不能有更好的选择么？这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只知道，这位白娘娘，为了这位不争气的小老公，不顾一切，盗仙草，漫金山，与那法殊死相搏，却最后还是被镇到雷锋塔下。这是一个爱情悲剧，却有些不清不白的意味。我们喜欢这个故事，不是感动于他们之间的爱情，而是感动于白蛇的执着与无畏。说她是为了爱情，我以为有些牵强。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为尊严，为人的尊严而战。她已经把自己当作人了，以“人性 ”的名义，保护弱小的家人，反抗粗暴的干涉，她义无反顾，奋起而战。就这样，白蛇以妖的身份，用长剑奋力一划，写出一个大大的“人”字。
白娘娘算不算杭州人，我以为这不是个问题。“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许仙娶了她，那按政策肯定是入了杭州籍了。只要你不计较人家是妖是仙就是了。无论如何，正是她的所作所为，使从桃红柳绿里走出的越女，在妩媚婉约之外，又多了一份火辣辣的豪爽之气。这不，许多年以后，一个同样性格的女人就曾经用头撞击雷锋塔，为白娘娘叫屈，为自己鸣不公。她，就是鲁迅同乡，鉴湖女侠秋瑾女士了。
她是一个更不讲规矩的女子。不但不恪守“妇道”，相夫教子，而且把国事、天下事当作己任，誓要“竞雄”，还跟着一大帮热血男子，跑到日本留学。这还不算，她着男装，佩短剑，与革命党人称兄道弟，把酒阔论时事。在她那个时代，且不说中国，就是在日本，恐怕也不多见。后来，她加入同盟会，回国创办大通学堂，并秘密筹备起义，不料事泄被捕，英勇就义。虽然，她最终与白娘娘一样，被镇被压了。可我想她是不后悔的。当年，她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时，也许想到了很多，想起了计较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孔已己，想起被孙子痛打的阿Q，想起捉虱子的阿胡，想起赵四老爷，想起假洋鬼子，想起那些兴奋围观“看女革命党人”的麻木看客。我想她也肯定想到了那个要用鲜血惊醒世人的谭嗣同。现在，她要做同样的事，怕是不怕的，恨也是没有的，愁的也只是这些看客到底需要多少鲜血才能被惊醒。她只是坚信，她的血，是必须流的，于是，她走得那么平静，那么从容。
白娘娘为“小家”而反抗，秋瑾是为“大家”而流血，在她们单薄的香肩上，自愿承担的却是“家、国”两付沉甸甸的重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度与风范呀。她们敢与男人比肩，敢与英雄竞争，却从不失女子纯真本色。她们不张扬，不邀功，只是利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完成必须担负的使命，至于是非成败，便留于后人评说吧。白娘娘如是，秋瑾如是，小风仙也如是。
小风仙，在近代史上很有名气，便是缘与她与蔡锷大将军间的一段“知音”传奇。这位姑娘是钱塘人氏，因父亲被不义朋友拖累，倾家荡产，无奈做了妓女。然而，虽身在青楼，却洁身自好，极不守“规矩”。她对那些有钱有权的老爷们，常常是冷眼相待，率性而为，懒得求媚取宠。
直到她碰到蔡松坡，凭着天生慧眼，一眼便认定此公是非常人物。一曲高山流水，一番慷慨陈词，使得将军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后，相识相知相爱，自是情理之中。她美丽，她痴情，但她更大义，更大气，她知道爱人外似欢娱，却是内怀郁结，他的志趣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磨在花天酒地。是她，抚慰将军多年的积郁，是她，告诫莫与老袁同流合污，是她，积极劝其逃脱樊笼，举兵讨袁。也正是她，忍辱负重，精心安排，巧演“苦肉计”，妙施“障眼法”，先智救家眷回粤，后亲护将军离京。在她的努力下，英雄终于摆脱困顿，再度雄起。然而“天不助英雄”，将军过度操劳，喉疾恶化，不幸早逝。小凤仙悲伤欲绝，亲书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又书：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以红拂自比的小风仙，虽有她的侠气，却没有她的好福气。终因“身份”问题，怕有损蔡松坡的清誉，而遭到将军部属和学生的极力排斥。殊不知，恰恰是她挽救了英雄，扶正了将军的一世英名呀。
如今，杭州城里还有一位这样能“折腾”的女子，这就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茅威涛了。我对越剧不大了解，也算不上茅迷，但每逢提起这位杰出的女演员，我总有想称之为先生的冲动，虽然她还很年轻，很漂亮。众所周知，越剧里以“女戏”见长。而茅先生是演“小生”的。她戏不但演得好，更难得的是她对戏剧创新的痴迷与执着。她突破各种派别、剧种的局限，大胆利用各类现代手法，也从不惧什么流言蛮语的冲击，勇敢地坚持自己的艺术想法，大胆创新，为戏剧界吹来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在此暂且不论她的贡献与地位，我更惊叹如一位小女子，竟有那样的“大男子”气概，无论戏里还是戏外。据说看过她的戏的人，无不喜欢她扮演的“小生”，豪气潇洒，一扫以往“女戏”里的阴柔之风。
我虽然没看过她的戏，但就这一点，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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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浙江文人是中国最纯粹，最有传统气质的文人了。气质上，风雅与飘逸，自然是做到家了，文章里，都带有“刀笔吏”的立意圆滑及文字精妙的特点。这一点也正是渐江文人特有的文化品性。如《谈薮》上就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会稽人氏孔稚珪，很有学问。但不喜欢干家务活，任园里野草疯长，几乎一人多高。在园子南边的池子里，每到春天，有青蛙成群。一次，他的朋友王晏，“鸣笳鼓造之”，想与他讨论音乐，听到这青蛙呱呱乱叫，很心烦，便说：“此殊聒人耳。”你猜他怎么答？他说：“我听你鼓吹，还不如青蛙叫呢。这种气质上的风流，言谈上的机智，有趣得紧。
说到风流，不能不提谢灵云、王羲之，王献之等魏晋人物。也许正是这些曾在会稽游山玩水，植竹养鹅，谈诗论道的高士名流，初步奠定了浙江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性格。这种潇洒，以写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绝等妙句的林和靖最为有名。他的“梅妻鹤子”，则把文士的风流诗化出“飘飘欲仙”的感觉来。
提起诗名，不能不提苏小小。她的名气之大，大得墓前要建“慕才亭”，以供往来不绝的名士才子凭吊。她的名气之重，重得千百年后，竟有同乡诗人与她攀亲为荣。诗人袁子才就曾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按道理，渐江历代不缺名士高人，若是攀亲，不难找出更有重量级的人物来。而这位诗人却执拗得可爱，独以她为荣。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众所周知，她只是一名妓女，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诗稿。但是历来文人却独独偏爱她，有关她的诗篇也是举不胜举。如“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或“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或“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等等。
当年的苏小小，很漂亮，很纯情。她曾写过一首很有名的《同心歌》：妾乘油壁车，朗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把年青人初次相会的情节描述得清新而又美妙。据说她还很慷慨，很大方。曾在西湖岸边偶遇一个叫落魂书生，赠银百两，助他上京赶考。她也很超然，很潇脱。因为重病，年纪轻轻，二十出头就香消玉陨了。但据说她对死看得很淡，并庆幸在最灿烂的季节随风而逝。风骨里的超然飘逸构成她独立而唯美的人格。这是她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之处。
中国文士喜欢寻花问柳，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夜总会，红灯区”，也因此多了几份风雅来。特别是那些名声极响的“诗妓”，不等同国外茶花女一般的“交际花”，在贵族沙龙里起个活跃气氛的“交际润滑剂”的作用而已。年轻，漂亮是她们最主要的资本，主要工作也只是打情骂俏罢了，对于文化，她们影响历来是有限的。而中国的则不同。她们不但要漂亮，而且必须有才气，诗琴书画，要样样精通。也许是在文化上的平等优势，使得佳人才子更容易获得情感的共鸣，精神的相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红颜知已，竟多以妓女的身份留存青史，而且其诗作也能流传千古。
自然，妓女是无须夸耀的。但在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里，这个角落却一直是文人释放压力，张扬个性的“自由”文化场所。只有在这里，文人可以找出些自尊或是自得的感觉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文人未曾得意或非常失意时，总是喜欢来这个地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凡是文人多的地方，青楼文化必然发达。而青楼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流行文化的创作与传播。众所周知，古人娱乐中，艺妓是绝不可少的。无数新曲新歌，也是通过她们传唱的。因此，失意文人，填些新词，制些新调，被街井争相传唱，“赢得青楼薄幸名”，也算些小小的心理补偿吧。整天“黄衫飞白马，日日青楼下”，想来倒也风流快活。我们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喜欢以“美人”比作君王或是自比，以得不到“青睐”而倍感失意。这种比喻，我总以为与中国的青楼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南文化的发达，无不与南宋迁都临安（杭州）有关。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必然刺激了当地文化的整合与发达。南人本就才思细密，敏感多情，加上君王的个人偏好，一时间，其纤巧冶艳的软语艳词，以“流行文化”的态势，普天盖地，汹涌而来。当文化的风向标已经彻底倒向婉约一边，诗曲艳丽，重视格律，也就成了地域文化的最大特色。整体人文性格的形成，也颇受影响。
如那位敢与徽宗争风吃醋的钱塘人周邦彦。据张端义的《贵耳录》记载，“宋徽宗幸临李师师家，偶有周邦彦在先，知皇帝至，周藏于床下。”后来，他还写了一首《少年游》以记此事。其中有“相对坐调笙”的字句，这一是说明他与李师师两人关系亲密，非同一般。二是说明这姓周的音乐水平不低。如你所知，凡是名妓，诗琴书画，无所不精。敢“班门弄斧”，绝对有一手。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不但诗词绝妙，被称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他“妙解音律，能自度曲，词律细密”，在大晟府（相当于文化部）任职时，“审古乐，制新调”。从这个角度讲，他算是当时流行音乐里如罗大佑的“教父”级人物。而他又敢与皇帝的“马子”李师师关系非同一般，可见在当时的青楼文化（如现在的娱乐文化）圈里，他是相当有影响，有地位的。他的这种大家地位及文化导向，必须对于家乡的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如乌程人张先的“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如永康人陈亮的“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如慈溪人舒亶“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会稽人王沂孙的“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音律优美，格调清新，无不纤巧得可爱，艳丽得动人。还有那位吴越王后裔钱惟演，自创西昆体，编著《曲懿集》，更是以曲调清丽见长，风靡诗坛。
如今，浙江又出了这样一位风流儒雅的明星人物余秋雨。他写的散文，句式潇洒，文字艳丽，这你不能不服。加上口才好，风度也不错，便多上了几次电视镜头。再说人家与老祖宗一样，也是搞流行文化研究的，这本很正常。但文坛上许多人却不喜欢，不服气，酸溜溜的骂人家“媚俗”，继尔琢磨动机，再尔怀疑人格，最终索性摔破醋缸子，撒泼骂将起来。好事者更是翻些或真或假的文革旧帐，扯起“忏悔”的大旗，挥着道义的大棒，气势汹汹地讨伐起这个瘦弱的江南文人来。或是声色俱厉，骂人家是“余孽”，或是冷嘲暗讽，恨其太“无聊”。最有意思的是，人家与老婆荡荡秋千，也有人觉得不舒服，不顺眼。如你所知，这位余先生是浙江人，气质里自然少不了些江南文人的多情与细腻。再说，人家也只是对自己的老婆多情，关你们何事？无论如何，对一个写了几篇散文，出了些名气的学者，竟如此大胆肝火，不依不饶，有必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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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越女的慷慨激昂相比，与文士的风流俊逸相比，浙江男子在性情上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敏思、隐忍和练达。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远，行动起来更讲实效。
如Ｓ城的鲁迅先生，他一辈子都在战斗，用牙用笔。先生骨子里也是激烈的，但他的表达，却是坚韧而圆通的。按照当年我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师的说法，那就是讲究斗争原则。先生不喜欢，也不赞成做无谓的牺牲。他“逃”来“躲”去，不是害怕，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更长久地战斗下去。当年，先生的同乡，秋瑾女士从容面对死亡，需要莫的大勇气，而面对惨淡的人生，黑暗的现实，孤独地与不平、荒唐、愚昧、邪恶打斗较量，则需要更大的勇气、耐心与智慧。
很多人说先生偏激，甚至说他阴暗，我并不以为然。至今读起他的文章，还是让人感觉到先生来自思想深处的愤怒来。众所周知，绍兴的师爷有名，俗有刀笔吏之称。所以当先生骂到别人痛处时，就有些人讽刺先生“极尖酸刻薄之能事”。诚然，先生的笔法是尖锐了些，有时也过于敏感地骂了些人，但他绝不是针对个人的，他骂的是国民的劣根性，在骂的人里头，自然也包括他自己。我看过不少当时的反驳文章，便是一些有名气的大家，讽刺或回击得确实不怎么样。看来，先生骂人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我总以为，中国若能多出几个会骂敢骂的批评大家，思想高人来，不见得是件坏事。
绍兴城还走出一位近代文化界里最有影响的人物，这就是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先生是实干家，他知道，中国文化界的事，争论固然是有益的，但他更原意在自由、开放、民主的前提下，让大家有话好好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又有什么不好？他要做些更有意义，更大气的事来。于是，在他的努力下，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诞生了，一个先进的思想武库建立了，一块自由的先锋文化阵地开辟了。当年的北京大学里，即有长袍马褂的遗老教授，也有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那些长衫、辫子、洋装、手杖，徜洋混杂在未名湖畔，是一道绝妙的人文风景。
一直以来，浙江大学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那种开放，大气、自由的人文气息，我想无不于先生的影响有关。
若仔细算来，这块土地还走出一位叫周恩来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的政治人格、精神品质，都无不令人深为敬服。他的圆通，他的隐忍，也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有了这么一位好总理，中国百姓才少了多少人为的苦痛，政治文化也多了几份人文的厚重。
而在八百多年前，这里还有一位大人物，那就是爱国诗人陆放翁了。他的诗文，气势雄浑，感情奔放，笔意流走，辞旨明快，在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但如你所知，他的志向，并非“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而是要平国治天下。他一辈子怀国忧民，却又屡受打击，但从不气馁，压我“雄才将略”，却阻止不了我的“恣意诗情”。这位大诗人一辈子竟写了2000多首诗，成为中国最多产，也是最有成就的诗人。
若你用心，就不难发现，以上所举的人物竟都出自一个地区。而我历来以为，人才的地域性，绝非偶然。任何一种文化的流传，归根结底都是精神的传承。一方水土，必然魂结一种文化气质的精灵。便如这个绍兴城，历来之辈，都有一种天生的大气与隐忍，都有一股强烈的爱国情怀与难得的开放心态。
我一直以为，乡土文化是孕育中华精神文明的脐带，没有乡土性的中国，便算不上真正的中国。千百年来，正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交流碰撞，才汇聚成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大河。远不说诗经里以地域划分的《魏风》、《齐风》等，也不说西昆体、西江派或东林党，便是现代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也曾风行过什么山药蛋派或荷花淀派。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乡土文明已经变得异常脆弱而模糊。国际化与城市化，犹如一把锋利的剪刀，把国人修剪得已经成为四不象了，如此下来，真有些民不将民，国将不国的味道了。乡土观念的单薄，个性文化的衰弱，随之带来的便是自我的丧失。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正在渐渐失去中国人的本色。国际上，除了汉语外，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中国人与日本人，韩国人的区别了。这不是说我们国际化成功了，而恰恰相反，是我们迷失了，被同化了。在此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至理名言，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
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即我们常说的国民性。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现代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文课题。也许我们会有多样选择，会有多种设想，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国民性格的重塑与再造。除了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取舍。而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明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今，许多人乐观地宣扬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除了乐观，除了口水，我们应该仔细想想，我们已经为世界做了些什么，又真正能为世界做些什么。
我们不妨学学浙江人，内敛点，勇敢些，做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