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从毛泽东晚年读史我们能学到什么

从毛泽东晚年读史我们能学到什么
朱永嘉
记得建国以后，是毛与吴晗一起吃饭的时候，毛提出能否标点《资治通鉴》，和重印一本中国历史地图。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是交给顾颉刚去做的，这个任务很快就被完成了。重新绘制一本历史地图的任务交给吴晗，吴晗是委托谭其骧来负责实施的。谭是顾颉刚的学生，谭编《禹贡》这本杂志，专门搞过历史地理，是这方面的专家，那时谭在复旦历史系任教。我在复旦历史系负责学术和统战工作，所以也多少参与绘图的组织工作。为什么读史要有一本地图放在身旁，毛泽东读史很关心古代的军事活动，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时代，战争的问题始终是毛关注的焦点，所以毛读书时总是关心那些军事将领的传记，战争不仅有时间的历程，还要在一定空间中展开，所以一定要有一份古今地名对照的地图放在一旁，才能看清楚古代两军对垒及交战的真实情况，才能从中知其胜败的所以然。《资治通鉴》标点的任务很快完成了，接着是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而绘制历史地图的工作，至毛去世还没有完成。但是毛读史的步伐却没有因此而停止，毛自己说《资治通鉴》他读过十七遍，二十四史他也通读。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和晋史及南北史他几乎也是反复读的。
毛泽东到了晚年患有白内障，视力退化了，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为他重新标点注释了一批大字本给他看，收入的古文有八十六篇，实际上毛提到的不止这个数字。也就是后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不是由于他过去没有看过这些相关篇目，而是凭他的记忆需要重读的相关篇目，或者是根据他的需要推荐给周边人看的。如要总理读《史记·汲郑列传》，要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要江青读《后汉书》中黄瓊与李固的列传，要姚文元读《旧五代史·李袭吉传》。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三十多年前的这段往事时，或许还能从他挑选出来要重读的篇目中多少能探索出一些值得回味的内容：如毛泽东为什么想到要看这些古文，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促使他在思考什么问题，以及他思考这些问题的视角。通过这些篇目我们或许能看到毛当时思维的脉络。他推荐某人读某一篇古文总还有一定的目的性吧，与被推荐读某篇的人当时所处的地位情况究竟有什么联系，是对他们寄予希望还是警告，这些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问题。从这些脉络中，或许我们还能学到他许多宝贵的思想，或许还能学到他读史的诀窍。毛一直提倡古为今用，或许我们还能从毛读史的过程中得到一点启迪。
这可是一部无字的天书，要真读懂它很不容易。我这篇博文话题还得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起，因为毛读了它十七遍。《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讲到毛泽东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的玻璃胶给粘住了，这部书留下了他多少阅读的印迹。他读《资治通鉴》几乎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是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在最后的岁月里，还说：“自己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现在恐怕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那个时间啰。”
那么司马光这部编年史写给谁看的啊？那是写给当今皇上看的，那时当今的皇上是谁？是宋英宗赵曙和后来的宋神宗赵顼。英宗那时很年轻，还是应该好好学习的年轻人，他二十八岁即的帝位，只做了四年的皇帝。司马光这部编年史开始是为他撰写的，但他短命，只做了不到四年皇帝便去世了。在英宗治平四年（公元一零六七年）的十月，那时英宗已去世，神宗即位不久，新皇帝为这部书写了序，这照例是他人为皇帝代笔的，神宗在序言中说“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用现在的话讲是要总结前代圣君贤相的历史经验，结合当前的现实，才能开辟未来光明的前途。现实是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开辟未来的。《资治通鉴》这个书名，也是当时皇上恩赐的。起因是那一年的十月，司马光给神宗皇帝开经筵，也就是给皇帝去讲历史课，那时神宗皇帝只有十九岁，通过经筵讲座告诉年轻的小皇帝，前代是怎么做皇帝的，你可别胡作非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光写这部书的目的和其所希望的阅读对象就非常清楚了。时代变了，形势变了，读这些老古董还管用吗？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它自身的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核心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还是有形无形地在影响着我们，五千年沉积下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毛会那样孜孜不倦地醉心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资治”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资是提供参考的意思，把资治两个字连在一起作为目的去读历史，那是为了知道什么是治世，什么是乱世。行了吗？还不行，还得结合实际来力行求治，也就是要与当前实际政治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借助历史经验求得所以管理国家的方针和政策来，以达到求治的目的。故读史必须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读史的根本目的。故资治这二字讲的是王者读史的目的。对于治历史的人讲，只是提供历史上至治与至乱的结果及其所以然 ，至于如何才能至治那是要读者自己在读史的过程中慢慢领悟了。
哪么通字是什么意思呢？通者是贯通与会通的意思。悠悠几千年的历史，其所以成败得失，为君为臣之道往往是贯通的。关于这个通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讲得比较深刻，他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已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悔人，可以之道而乐，故曰‘通’也。”这个通字，那就是因为在上下古今几千年的历史中，其所以成败得失的道理是可以贯通的，你要在读史的过程中结合自身所处的位置，是君还是臣，所处的历史环境，把这些何以为君，何以为臣的基本道理贯通起来，在坚守自己本位的条件下，依照那些最基本的道理，把该做的事情办好，以达到至治的根本目的。这就是“贯通”或者叫做 “会通”了，也就是通过读史把古今给贯通起来，要真能“贯通”，那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对历史读熟。毛讲对《资治通鉴》要读熟，他读了十七遍，当然这十七遍，不是每次都从第一字读到它最后一字。任何人在时间上都不允许，何况毛还要日理万机呢！只是放在身边不断地去翻它，读它，才能熟悉它，毛泽东曾这样说过：“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这与不读可大不一样噢。”故他一直把这部书放在身边和床头，那样他可以随时随地找到需要参考的那一段历史的相关段落，熟了才能生巧啊！熟了才能以神相通，每一个历史事件中之所以成败的前因后果，才能与自己心心相印。《资治通鉴》的另一头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和进展情况都了解的非常透彻，那么在历史的故事中才会跳出你所需要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来。读史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便是神通了。
那么“鉴”是什么意思呢，《说文》的解释是“大盆也”。在古代，它是一种形似大盆的青铜器。那时还没有镜子。古人用铜盆盛水，在明月之下，用来照自己的影子。后来发明了可以用青铜镜来照影子，故镜亦称鉴。以史为鉴，把历史当作镜子，它有两重意思。一是要把自己摆进去。王夫之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只有把自己摆进去，设身处地地考虑古人为什么会那样，如果我处在那样的境地则该如何去谋划，那么就能不仅知其然，而且还能知其所以然。再往前一步。“取古人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那就是借古人之安危得失来为自己避危就安，避失求得了。古人的得可以鉴，失亦可鉴，古今相似者可见资，异者亦可资。王夫之还说“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再就是鉴的作用，“惟在一心”，那心是什么？用现代语讲，那就是灵感。也就是熟能生巧，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联想。从思维科学的角度讲，联想是建立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他不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联想是建立在古今两者相似与相异的基础上，古今两者之间并没有逻辑结构上的联系，但两者各自的利害得失只能建立在各自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因果关系上，对古今两者的认识，都必须建立在透彻精确理解的基础上，那样才能达到我们所追求的神通境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毅力。
借鉴历史上经验教训，如何为己所用，还是有取巧的办法，有一本书，毛泽东是经常带在自己身边的，这本书他从延安带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带到北京，外出时也经常带在身边随手翻阅的。进北京后他给谢觉哉的信中提到过他身旁有《容斋随笔》这本书，在七六年的八月二十六日，他到书房要找《容斋随笔》，还想读这本书，但毛的病情已经恶化了，他无法读了，九月九日毛去世了。这本书先后伴随毛泽东三四十年，亦可见毛读史时，是如何倚重这部书了。它的作者便是南宋的洪迈，是洪迈写的一本读书笔记。洪迈这本书也是靠苦读写出来的，《宋史》洪迈本传称其曾“手书《资治通鉴》凡三”，他自己在《容斋四笔》的《汉高帝称丰公》条称：“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之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所以他的论还是靠勤读苦思而来，要出一个精辟的论点，不反复地读，不苦苦地思，何以出论呢？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这本笔记中，文史两类占了大部分，洪迈把自己有兴趣的历史事实全部归类以后，加以简明的评论。这本书实际上他是写给宋孝宗赵昚看的，他在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做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他是为宋孝宗开经筵讲的教员，在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为宋孝宗开经筵的日子，孝宗还亲书唐人白乐天的诗在折扇上，以赐洪迈。在淳熙十四年（西元一一八七年）八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宋孝宗读到了这本书，不知是谁写的，当面问他不知是谁写的，他说是自己写的，宋孝宗说“煞有好议论”。他还谦逊了一番，这大概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了。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除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二十四史之外，有编年体的若《资治通鉴》，有专讲典章制度的若《通典》，有纪事为体的若袁抠《通鉴纪事本末》。之外，还有一种属于史论的类别，这一类书也不少，如宋人黄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亭林的《日知录》中都有不少很精辟的史论，我自己也从这一类书中获益匪浅。他们就相关的历史事类或具体事件发表评论分析其利害得失，这就为后人读史提供了方便。当然它的分析和评论不能代替后人自身的阅读和思考，但他为后人提供了阅读和思考的线索。它正如人们走路时拿在手上的拐杖，路还是得靠自己的双脚去走。毛所以时时把这书放在身边想着随便翻翻，也就是这个道理，借助于它的论述再去读相关的书，和作不同的思考，从而结合实际并生发出自己的思想火花。前个时期我写的几篇博文有不少还是受这本书的启发，从时事中提出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相关的事类。比如写《漫谈忧患意识》这一篇博文，起因是忧患意识，这个概念几乎经常被人们提起，但它是怎么来的？这个概念含义究竟是什么？我想得把它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我知道它是从《周易》来的，《老子》也说过，人们所以要有忧患的目的是为了避凶趋吉，怎样才能从自己的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呢？《容斋随笔》就有一篇笔记题目叫《有心避祸》，他讲了董卓、公孙瓒、曹爽、张华这几个案例的教训，与这个案例相关的《三国志》、《后汉书》、《晋书》我都读过，把相关的传记找来再读，那我就能在洪迈的那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祸有时能避免，但并非都能避免，而是有一个如何立意与方法的问题，所以要从他们的失败中总结教训。我《再谈忧患意识》则是通过明末干旱的影响，结合今天的严重干旱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疏广、徐勉、姚崇》这一篇是讲古人如何对待个人财产及子女的价值观念，而《从零年薪说起》则是从现实提出问题，古人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过时啊！这样把古今结合起来讲，也就是如何以史为鉴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前进过程中如何发扬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如看到有关网上人肉搜索问题的讨论顺便想起《容斋随笔》中有一条《御史风闻》的笔记，于是便从时事提出问题，从历史上相类似的事件得失中寻找启发，从而帮助我们思考古人处理那类问题，在不同时间不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其不同的后果中思考如何应对现实的问题。使古今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是联想，真正得出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还得从现实生活中来。历史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启迪罢了。历史的经验在新的时间点上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当然，今天我们还多了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参照，西方确实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那也只能是洋为中用，对洋也要吃透弄熟才能生巧，但也不是全盘照搬西洋的，只能立足于中，否则即便在西洋是好东西，到中国来也会水土不服。洋为中用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坚持中国特色，就是立足于中，洋的东西只是参考，不是照搬，即便要搬，也必须经过改造，什么是社会主义？那就是坚持邓小平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有的人老是想去掉中国特色这四个字，目的是去掉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学习中国历史还是我们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课。我再提这些博文，仅仅是我从结合自身认识的过程从方法论上体悟毛晚年读史的途径而已。下面我还想举一些毛读史的案例，比如六九年三月他重读《南史》中有关梁史的一部分纪传，对照着《资治通鉴》相关的部分，来寻找他读史时如何从现实需要出发，并说明其挑选这些篇目的出发点是什么，从而探索毛晚年思想路径的历程，这或许对我们今后读史时会有很好的启迪。这也能为我们理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动荡不定的历史，毛是如何应对的，毛自有其思想的逻辑结构。个别人利用那段历史把毛妖魔化是违背历史本来面目的，于国于民都是非常有害的。学习历史，懂得我们自己民族过去的智慧，或许还是我们今后光辉未来必须补上的一课呢！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提倡读中国历史，读懂了中国历史，才能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才能懂得中国特色。不要言必称希腊、罗马，至于自己的老祖宗，则完全置之脑后。如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这么一股思潮，到外国去留一次洋，开一二次会，读了几篇洋文，便从洋人和洋文中搬一二个新名词、新概念，就拿回来忽悠中国的民众，自以为能改变中国前进的方向，我看他们兔子尾巴长不了，终将偃旗息鼓。由于得不到国人的赏识和支持，这些人老是失魂落魄地惶惶不可终日，我想应该对他们大喝一声，魂兮归来！（待续）
200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