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予：曾志与毛泽东的交往

曾志与毛泽东的交往
叶  予
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曾志可以像兄妹一样同毛泽东随便讲话，嬉笑调侃，甚至赌气争吵，然而，沧海桑田，一切都在变化……
初次见面
1928年4月，曾志随湘南暴动后组建起来的郴州第七师一起向井冈山转移，其时，她已与任七师党代表的蔡协民结为夫妇。当部队行进到湖南酃县时，曾志因怀有身孕，加之连日行军，非常疲倦。在县城祠堂的一间厢房，她软绵绵地靠在蔡协民的肩头，半睡半醒地休息。
突然，他们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那人已推开门，大踏步走了进来。
曾志见这位陌生的来客身材高挑，气度不凡。还没等她和蔡协民站起身来，来人就笑道：“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呦!”他边开着玩笑，边自个儿拉了条长凳坐在他们的对面。
这时，蔡协民赶紧向曾志介绍说：“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啊!这就是那个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一个让自己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自己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曾志顿时倦意全消。
早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就是蔡协民的老师，此刻久别重逢，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此时虽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跟蔡协民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似的，很亲热很随便。他们侃侃而谈，似乎把曾志给忘了。
趁着他们谈话，曾志仔细端详着毛泽东，只见他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瘦的面庞，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深沉。说了好一阵子，毛泽东才起身告辞，曾志和蔡协民一直目送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远处。
第一次见面，毛泽东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热情风趣，平易近人，让曾志对他由仰慕变成了崇敬和亲切，从此对他没有了拘束。
酃县一别后，第七师继续向井冈山进发。5月4日，曾志参加了著名的“朱毛会师”。
井冈赠马
井冈山会师后，部队进行了整编，蔡协民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党代表，曾志和他一起住在小井。小井位于井冈山地区中心地带，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但他们却无心欣赏。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曾志参加了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不久，蔡协民改任第三十二团党代表，曾志亦调到团党委办公室工作。
三十二团的主要任务是在永新和宁冈交界的农村地区做群众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到团里给连营以上干部讲“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从理论讲到实践，再从实践讲到理论，他讲得绘声绘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志他们按照这种办法开展工作，在永新和宁冈交接地区建立、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区域。
8月中旬，朱德率红四军一部回师湘南，后退桂东一带，毛泽东率部前往迎接他们回井冈山。当路经宁冈时，毛泽东到团驻地看望蔡协民和曾志。
当时，三十二团正在休整，战士们有的补衣裳，有的打草鞋，一派宁静悠闲的气氛。毛泽东见到曾志正和蔡协民坐在一起，就又风趣地开起了玩笑：“你们这一对形影不离，真是模范夫妻啊!”
突然，毛泽东发现曾志的肚子有些异样，一问，才知道曾志已怀孕5个多月。考虑到大战在即，毛泽东让曾志尽快离开宁冈，到井冈山后方留守处去，并提出用他的马送她上山。
第二天，盛情难却的曾志骑上毛泽东的枣红马，带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她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黄洋界，到了位于大井的后方留守处。
生孩子后，曾志担任了红光医院的总支部书记。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红四军前委决定实施“围魏救赵”的策略，只留一小部分部队守山，主力则向赣南、闽西进军。曾志所在的红光医院属于留守一列，而蔡协民则要随大部队下山。
但就在队伍出发前的一天，曾志突然收到一张从茨坪送来的条子。条子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内容是要曾志赶快移交工作，立即动身，天黑前赶到茨坪，以便第二天与部队一起出发。曾志按照指示交接好工作赶往茨坪，一见毛泽东，就问道：“为什么要我赶来随队出发?”毛泽东笑着告诉她，前委为了做好下山沿途的群众工作，特别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下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股和妇女组，因她做过地方群众工作，被推举为妇女组组长，同时负责沿途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
想到可以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曾志非常高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曾志和毛泽东的接触开始多了起来。在曾志的眼中，毛泽东与其说是上级领导，还不如说是个大哥哥。她后来回忆道：“我们几个小青年也愿跟着他，因为他会说很多笑话、历史知识典故，又幽默爱开玩笑……他会在一种快乐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向我们讲授革命道理、工作方法和原则，尤其是指导我们如何去做群众工作。”
转战赣南、闽西
临出发时，贺子珍突然不肯走了，毛泽东劝不了，只好来找曾志帮忙。曾志来不及多讲什么道理，而是采取连拉带劝，先拖着走再说的策略，就这样拖着贺子珍踏上了征程。
当时，曾志的主要工作是组织一批宣传员，每次行军走在前面，负责写贴标语、了解情况和宣传群众。因此，每次出发前，曾志要集合队员布置工作，宿营后，要收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扬曾志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高，但也指出她的工作方法简单了些，盲目性也较大。曾志有些不服气，毛泽东则像兄长一样温和地笑笑，拿出一张表格交给曾志：“你要是把表格里的内容都准确详细地填好，你的调查研究就不简单了。”
曾志一看那张表格，里面开列了详细的栏目，诸如哪天出发，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地方；什么道路，什么桥梁；路两边是山是水还是田?田里种什么庄稼，长势如何?经过什么村子，村子大小、人口如何?有几间瓦房?多少茅屋……这下她恍然大悟，毛泽东是要她学会分析判断，要有针对性，要多和老乡聊天，要开群众座谈会，弄清群众想什么、关心什么、希望什么，这样宣传才能有的放矢，才会有效果。
下井冈山之后，由于敌人穷追不舍，部队疲惫不堪，有时行动稍缓一步就要损失几十人、几百人。因此，有些女同志，特别是年龄大的和怀了孕的便成了“包袱”，有人提出了把女同志留下，毛泽东决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会上许多人提出将所有的女同志都留在当地以减轻部队的负担。曾志一听就火了，和他们争辩起来，还说了一句“你们这是借刀杀人”的过头话。毛泽东听后也动了气，说：“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见到毛泽东生气，大家都不吭气了。但经过这场辩论，最终一个女同志也没留下。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指挥队伍在瑞金和宁都交界的大柏地与追敌进行了一场死战，终于将敌人击溃，摆脱了全军覆没的危险。不久，前委得知井冈山失守，遂决定向闽西进军，以开辟新的根据地。
长岭寨大捷后，红四军占领汀州。汀州是闽西重镇，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红军在这筹到了很多款，补充了大量给养，换上了新的统一的灰布军装，面貌焕然一新。
自从下井冈山之后，曾志就与贺子珍合睡一个铺合盖一条被，因此，蔡协民写给她的信被贺子珍发现了。贺子珍自己看了不算，还把信拿给毛泽东看，并常常开玩笑。一次，毛泽东还跟曾志开玩笑说，贺子珍说他喜欢曾志，曾志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不过，正是从蔡协民写给曾志的信上，毛泽东知道了他们夫妻的苦恼，不久便将蔡协民调到军部，让他们夫妻团圆了。
同到闽西特委
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曾志与蔡协民、谭震林、江华、贺子珍等一同前往。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曾志被任命为闽西团特委书记。她不负众望，将闽西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她提出了扩大团员数量、优化团员素质等加强团组织建设和发展的主张，起草发布了大量团的文件。
这一时期，毛泽东积极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利用开座谈会的形式，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毛泽东开座谈会时，曾志都在边上听，有时帮忙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毛泽东的工作方式方法给曾志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在特委驻地苏家坡，曾志和蔡协民与毛泽东和贺子珍同住在一幢两层楼房的2楼，楼中间是个小天井，他们的窗户刚好面对面。曾志经常能耳闻目睹毛泽东和贺子珍打闹说笑，还听得到毛泽东那令人发笑的湖南腔英语。住处的不远有一条小溪，晚饭后，曾志夫妇和毛泽东夫妇常常去那边散步，欣赏暮色中的田园风光。有时他们去不远处的一个山洞捉当地人叫做“娃娃鱼”来吃。
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奉周恩来指示来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这时，贺子珍已怀孕6个多月，不便随军，毛泽东为此再次请曾志帮忙。曾志以为让她照顾贺子珍就是要让她离开工作而去专门护理，就火了，对毛泽东说：“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一听这话，毛泽东也误会了，对曾志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就是不照顾!”曾志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毛泽东坚持道。曾志又说：“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呢?”毛泽东知道曾志误会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说：“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曾志这才知道理解错毛泽东的话，就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我和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理解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了!”这是曾志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对毛泽东发火，后来，每当她回想起此事，心里就感到特别的内疚。
12月底，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上杭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召开，曾志作为闽西团特委书记列席了这次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率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曾志则继续留在地方工作。不久，她和蔡协民接到福建省委通知，调他们到省委机关工作，曾志知道那将是一种与部队和苏区完全不同形式的战斗和生活，尽管她更喜欢在苏区工作，但组织上的决定必须服从。1930年6月，曾志与蔡协民一起踏上了前往厦门的旅途。
漳州再遇
1932年1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攻占了漳州。为开辟闽南新苏区，厦门中心市委决定将市委机关迁到漳州，当时任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打前站，她打扮成学生模样，搭乘一条人见人躲的运粪船进入了漳州。
经过一路打听，曾志终于在漳州教会学校寻源中学的校长楼里见到了久别的毛泽东。此时，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当曾志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感到很意外。毛泽东笑着对她说：“曾志，你来得正巧，蔡协民正好在我这里。”
曾志和蔡协民各忙各的工作，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为了让他们能好好地团聚，毛泽东让出了他那间比较大的卧室给他们住，自己则搬到旁边较小的房间。曾志和蔡协民就一直住在那，直到红军撤出漳州。
在漳州期间，曾志参与了当地的群众工作，她还陪同毛泽东到已空无一人的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爱书如命的毛泽东埋在书堆里整整两天，挑出了好几担书。
红军退出漳州前，蔡协民被任命为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曾志因已得到毛泽东和厦门中心市委的同意，准备回中央苏区。后考虑到蔡协民的要求和情绪，毛泽东亲自找曾志谈话，恳切地对她说：“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曾志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她和蔡协民启程的那天，毛泽东特地设宴为他们饯行。当时，毛泽东的生活非常清苦，天天都是豆芽加白菜，基本上没有荤菜，但那天，毛泽东却破例叫警卫员去买了一只大火鸡，还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一直舍不得吃的牛油罐头，满怀感情地为他们送行。尽管牛油并不好吃，毛泽东的一片心意却让曾志十分地感动。
5月底，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返回江西瑞金，曾志与他再次见面是7年后的事了。
延安相见
1939年12月，从闽东苏区撤离的曾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一安顿下来，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希望受到毛泽东接见之意。两天后，毛泽东亲笔回信，约曾志见面。
在杨家岭毛泽东住处，毛泽东高兴地握着曾志的手：“你来了，很好，很好!”边说边把她迎进窑洞。
毛泽东对曾志说，他一直很注意打听她和蔡协民的消息。毛泽东的关怀，让曾志十分感动，不由得将几年来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儿地全都倒了出来，最后，她告诉毛泽东，这次来延安是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毛泽东鼓励她好好学习。
那天，毛泽东留曾志一起吃晚饭。饭菜很简单，只有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一碗白菜，一碗豆芽和一碗加了几片肉的烧土豆。饭后，他对曾志说，以后每个礼拜天都可以到他这儿来，来吃饭、看书。
在延安时，曾志常常抱着女儿去毛泽东那儿聊天。闲聊之中，毛泽东流露出浓浓的思乡情怀，谈起了家乡的臭豆腐、腊鱼腊肉和辣椒。一次，他还主动说起了贺子珍，他说：“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10年夫妻嘛!”
延安整风期间，中央要求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曾志因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了审干的重点对象。在被审查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受到“抢救运动”中存在严重的“逼供信”和假坦白现象的负面影响，曾志受到了批斗，但她怀着对党的最大忠诚，抱定“实事求是，知之说知之，不知说不知”的态度，没说过一句违心话，没流过一滴泪。后来，毛泽东亲自纠正了这种无辜迫害党的忠诚干部的做法，朱德、陈毅等了解和熟悉曾志的同志也纷纷站出来为她说话。最终，曾志通过了审查，并被补选为七大候补代表。
1944年12月，在王家坪举办的为毛泽东祝寿的舞会上，曾志见到了毛泽东。看到曾志，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还邀她跳舞，并表示理解她的心情。领袖的信任，消融了曾志心中那因审干而带来的一切幽怨和委屈。
七大开幕前，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敌后去加强武装斗争，曾志得知消息后，决定和陶铸一起到敌后去。但当时中央规定一律不调女同志，不准带家属，于是，在一次舞会上，曾志找到毛泽东，向他倔强地争辩道：“不可能一律不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拗不过曾志，毛泽东最后宽厚地笑着说：“好好!我支持你去!”最后，中央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沦陷区打游击。
1945年6月12日，参加完七大的曾志随大部队出发了，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她才再次见到毛泽东。
“文革”前的几次会面
1949年3月，曾志到北平，15日那天，她早早赶到西郊机场，和北平的干部群众一样，想一睹进入北平的毛泽东的风采，她还爬上了一辆吉普车的车顶，想在毛泽东检阅部队时能看得更清楚些。遗憾的是，当毛泽东的车缓缓开过时，尽管曾志随人群拼命地叫喊，车上的巨人终究还是没有看到她。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出席开国大典的曾志见到了毛泽东，听到他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惊天动地声。
陶铸到广东省委工作两年后，曾志也到了广州，此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她都在广东工作。这一时期，曾志到北京出差或学习时，会到毛泽东那坐坐，有时还会向毛泽东告丈夫陶铸的“状”。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广州市推举曾志为人大代表，名单报到省里，陶铸不同意，一笔勾掉了曾志的名字，换上了方方的夫人苏惠。曾志得知后很生气。陶铸解释道，当时中央认为方方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将他调到了北京，为了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就让他的夫人当人大代表。曾志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了满腹委屈。最后，曾志还是如愿以偿当上了人大代表。类似的事后来仍然不断，曾志终于当面向毛泽东告陶铸的“御状”，毛泽东笑着深表同情地说道：“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
1956年至1959年，曾志在中央党校学习。这期间，她有时也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对曾志说，他要从一线退下来，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改由别的同志来担任，自己要集中精力研究一下理论问题。这一想法还被拿到中央党校高干研究班让大家讨论，毛泽东问曾志讨论的情况如何。曾志回答说，开始大家想不通，后来经过几次讨论，大家想通了，认为理论工作也很重要，中国革命的前途需要理论的指引，而且，退下来后可以减少一些外事活动，这样有助于毛泽东的健康。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志促成了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面。当时，曾志下山看望了闲居南昌的老战友贺子珍，知道自1937年后，贺子珍就没见到毛泽东，曾志向她讲述了毛泽东的情况。曾志一回到庐山，就去找毛泽东，告诉他有关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于是决定见见贺子珍。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个小时。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询问见面的情况。
60年代初，毛泽东常到广东视察工作或休养。有一次，毛泽东到广州时，曾很郑重地对曾志说：“曾志，你回去告诉省、市委要赶快把一些老字号招牌和一些比较出名的街道，找人拍摄下来，不然那些历史见证物就永远消失没有了!”曾志当时对毛泽东的这些话理解不深，思想上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后来常内疚不已。
1960年春，广州市根据上级指示和全国各地经验，提出了“机械化、半机械化、消灭笨重劳动，为节约百分之十的劳动力而奋斗”的口号。恰逢毛泽东到广东视察工作，曾志就向他汇报了广州市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六革一改”和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的情况，以及广州市举办半机械化、小型自动化现场表演的热闹场景等。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同时善意地笑着说道：“你们机械化、半机械化一步就能升天，达到自动化了吗?还是要有半自动化!”
还有一次，毛泽东到广州视察，曾志向他反映广州的蔬菜、猪肉、鸡蛋等副食品供应困难，希望能从省里划两个县归市里直接管，以解决副食品的供应问题。毛泽东听了之后，觉得有这个必要。不久，省里把靠近广州的花县、增城划给了广州，后来又增划了几个县，解决了广州的“菜篮子”难题。
1964年，曾志和陶铸一起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他还没露面会议就结束了。会后在看演出时，曾志和陶铸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们发牢骚：“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嘛!”后来，毛泽东召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省委书记开会，他亲自讲话，会后重新制订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会议结束后，恰逢毛泽东寿辰，毛泽东破例摆了寿宴，请了参加会议的各路“诸侯”吃饭，曾志和陶铸在被邀之列。
陶铸、曾志夫妇与毛泽东在同一桌。许多年后，曾志回忆起这次宴请，觉得“那顿饭大家吃得都很紧张，一直就是主席一个人说话，说的声音很大，大家都是紧张地听着，除非不得已，没有谁讲话……”散席后，毛泽东向参加宴席的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道：“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没有几个人了。”
心中的惋惜
1966年6月，陶铸调北京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9月，曾志也到了北京。12月底，在一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批判陶铸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为了避开风头，毛泽东让陶铸到下面去视察一段时间。但几天之后，风云突变，陶铸还是被打倒了。不久，曾志从小字报上看到了一段据说是毛泽东的讲话，大意是：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中央的，当时毛泽东曾说陶铸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曾志不相信毛泽东会这样看陶铸，可能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问是不是整理材料的同志笔误。毛泽东看了曾志的信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铅笔在“不老实”这3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并打上了一个“?”，把信退还了曾志。
陶铸落难之后，曾志就自己的处境写信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批示：“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过了二三个月，曾志又写信给毛泽东，汇报道：若再不回粤，别人会以为她是逃避审查批斗，但回粤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是否回去。毛泽东这次虽未有什么批示，但还是做了安排，没有让曾志回广东。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曾志在“文革”中才免受皮肉之苦和人身摧残。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陶铸的问题时，有人联系到曾志，毛泽东便不悦地表示：曾志没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还有一次，曾志被强行拉去陪斗，造反派揪住她要她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不要动曾志，那批莽汉才退了下去。曾志知道，若不是毛泽东的缘故，在那异常恐怖的批斗大会上，她是必死无疑的。
1972年，已调到陕西临潼干休所的曾志，感到她的组织、工资、医疗和供给关系分别由4个地方解决，很不方便，就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转归军队、每年发一套军装的请求。毛泽东看后指示：如曾志愿意留在西安，就由陕西省委安排工作，如不愿意可以调回北京。回北京，这是自监管插队以来曾志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她想也没想就答复要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曾志算离休。1975年1月13日，曾志出席了在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日，曾志向他老人家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
在曾志的内心深处，总有种深深的惋惜：主席英明了一世，为什么在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曾志来说，她跟随毛泽东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她对她所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对她的引路人毛泽东则永存敬意。
<<福建党史月刊>>2002年 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