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age 1

“位育”之道
潘光旦
一
“位育”，不错，是一个新名词，但却是一个旧观念。要引经据典证明这个观念和“位”“育”两个字的出处，也许要挨迂腐陈旧的批评。但自所谓新式的学校教育发达以来，许多大学生连《大学》、《中庸》都没有读过，却也真令人失望！《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一位学者下注脚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所以“安所遂生”，不妨叫做“位育”。
西洋自演化论出，才明了生物界所谓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现象。我们很早（好像是跟了日本人）把他译做“适应”或“顺应”。适应的现象原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位育”。生物，尤其是进入文化的人类，尤其是今日适当中西新旧之冲的中国青年，往往有不能安其位不能遂其生的，这种现象以前叫做“顺应失当”，如今我们叫做“位育失当”。助少壮求适当的位育，而避免失当的位育，或从失当的位育里解放出来。
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做适应，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它的目的自然不能外是。我们更不妨进一步的说，教育的唯一目的是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位”与“育”是两个老字眼，合成一个名词，却是新的。
所以民族的根本问题或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在环境之内，背景之前，求一个所以安所遂生之道。安所，属于生活的静的方面；换言之，就是民族秩序的维持。遂生，属于生活的动的方面；换言之，就是民族进步的取得。假若我们努力的结果，在双方都能收相当的成效，民族问题也就等于解决了。
二
生物学者讲位育，始终认定两个对象，一是生物的个体或团体，二是环境。所谓位育，就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协调。
民族的根本问题，具体言之，是一个人口的位育问题。人口问题的解决系乎量的控制与质的控制。量的控制，一面固恃经济环境的改进，一面尤赖生育的适当的节制。……质的控制，其关键端在选择，那就是优生学说的任务。量和质两方面都有了办法，民族生活里秩序的维持与进步的取得，即民族的安所与遂生，都是必然的结果。
家庭问题是各个家人的“位育”问题。家庭之中，人人能安所遂生，问题自然解决。《易经》·《家人》卦的彖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那内外与严君一类的字眼，我们如今听去虽不痛快，这一段话的大意其实也不出位育两个字的范围。
讲起位育，我们便立刻想到各个家人的种种性格；而性格中最比较基本的，是年龄与性别两端。性别有二，而年龄最简单的分法是少、壮、老的三分法。……我们如今讨论家人的位育，目的也无非是“老有所终”或“老者安之”，“少有所长”或“少者怀之”，而壮的一辈呢？我们以为若能做到“夫妇信之”，使其对于社会种族，各能有所贡献，即各“有所用”，也就很不错了。
位育是演化论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中国旧有思想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庸》上有“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话，注脚里说，安所遂生叫做位育，《易经》的哲学里，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位；一部《左传》里有过不少次关于土宜的话。我们以往的错误，也许是过于重视了静的位，而忽略了动的育。如今演化论的思想，一面固然可以和位育的思想联系起来，一面更可以补正以前的错误与不足。
位育是一切有机与超有机物体的企求。位育是两方面的事，环境是一事，物体又是一事，位育就等于二事间的一个协调。世间没有能把环境完全征服的物体，也没有完全迁就环境的物体，所以结果总是一个协调，不过彼此让步的境地有大小罢了。
《中庸》“天地位，万物育”的一段议论和西洋生物演化论中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概念最为接近。位，注称“安其所”；育，注称“遂其生”；前者是静态的位置，后者是动态的发育，岂不是恰好相当于adaptation的概念。因此，十余年来，作者就用位育一词作为adapatation的译名，以替代“顺应”、“适应”一类过于消极与被动的译名。
三
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位育”。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所发现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这概念的西文名词，我们一向译作“适应”或“顺应”，我认为这译名是错误的，误在把一种相互感应的过程看作一种片面感应的过程。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即彼此之间都可以发生影响，引起变迁，而不是片面的。说历史与环境完全由人安排，是错误。说历史与环境完全支配着人，也是错误。近来常有人说到“历史的必然性”和“潮流必须顺应”一类的话，不止当看法说，更当做金科玉律说，显然是犯了后一种的错误，而此种错误的责任，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要归“适应”或“顺应”的译名负担。
其实演化论所揭橥的若干概念，文明人类的经验也早就揭橥过，说此种经验揭橥得不够切实，不够清楚，则有之，说经验中完全没有这些部分而无从揭橥，则不可。即如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里，“顺应”那个错误的译名所代表的概念我们很早就叫做“位育”。任何事物能安所遂生，能位育，岂不是恰恰可以代表演化论中那个译错的概念。同样一个译名，顺应或适应给我们一个错误的看法，即，总像人在迁就，而历史与环境不是屹然不动，便是颐指气使地向人作威作福；位育则没有这些毛病。
教育的目的不止一个，而最概括没有的一个是促成此种位育的功能，从每一个人的位育做起，而终于达到全人类的位育。其实这最后所达到的境界，教育也大可以不管，因为，如果因教育的努力而人人各得其位育，人类全部的位育是不求而自致的。
教育虽是一个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相互感应的过程，从教育的立场说，要教育来促进位育的功能，却不能不分一个本末宾主，因为教育的对象终究是人自己，而不是历史，不是环境。我们不得不假定人是本，历史是末，人是主，环境是宾。人也许是很无能的，也许在不免受历史与环境的玩弄摆布，但我们不得不假定人可以修正环境，开辟环境，可以指引历史，创造历史：因为不如此，我们便无法施行教育，甚至于教育便根本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我们名为是人，实际上也尽可以浑噩一生，与鸟兽草木同腐，于遭受玩弄与摆布之余，一任历史忘怀，环境埋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