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家？----纪念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

有那么一段时间，曾对科学和科学家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是的，科学改变了世界和生活，可是世界和生活正在朝着什么方向改变呢？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了吗？使人类的前途变得更加光明了吗？眼前的现实还远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所见所闻却是科学（和技术）正在沦为政治、资本和商业的工具，而不是人们对它期望的----成为帮助人类追求和实现幸福的工具。更可笑的是，在与政治和商业结盟后，科学似乎正在取代传统的宗教和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编织着无所不能的神话。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科学能挽救濒临死亡的生命吗？能消灭贫困和战争吗？能改变一颗颗空虚、冷漠、自私的灵魂吗？即使在它可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象改善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存环境上，它又有多大的作为呢？
然而，却有那么多的科学家对自己微不足道的工作和成就抱着强烈的自信和自负，他们是多么的盲目和肤浅啊！只有很少的科学家没有这种虚荣和自负，爱因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在宏观和微观世界里有大思考大发现的人，对人、对人类生存现状和前途同样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见识。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使他不再仅仅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彪炳史册，很多科学家只是被后人记住，而他，人们除了记住，还有爱戴和景仰。
他从不迷信和吹嘘科学。在一次演讲中，他曾说：“一个很不开化的印第安人的经验是否不如一般文明人的幸福丰富呢？我想并不是。文明国家的儿童都那么喜欢扮印第安人玩，意味是深长的。”是的，科学和幸福并无必然的联系，爱因斯坦的话同样意味深长。
第一次走近巨人，是读了他童年的一个小故事：劳动课上他做了一只小板凳，老师举着那只粗糙的板凳嘲笑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板凳吗？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小爱因斯坦红着脸说，有。他又拿出了两个小板凳，那是他最初的两个作品。
我至今不能原谅那个混帐老师，如爱因斯坦所说，他成为老师只是“一个误会”。也曾为爱因斯坦担心，这样的伤害会不会给他的心理留下阴影？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的阴影都被他战胜或超越了，这可以从他一生对学校教育的反感中找到证明。
他因此一生关心教育。在给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们的讲话中，他说：“……为了使你们的工作增进人类的幸福，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及其命运，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组织劳动和产品分配这个重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才能保证我们智慧的产物会促进人类幸福，而不致成为祸害。”
在另一篇有关教育的文章----《培养独立工作和思考的人》中，他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消灭个性，使个人变成仅仅是社会的工具，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因为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把为社会服务看作自己最高的人生目标……我反对把学校看做应当直接传授专门知识和在以后的生活中直接用到的技能的那种观点。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
对教育的关切只是他人文关怀实践中的一部分，他更多地思考着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他憎恨战争，那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和盲目的和平主义，而是基于对暴力和产生暴力根源的深刻认识和憎恶：“……由命令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
1914年，德国科学文化界发表了为军国主义呐喊鼓噪的“文明世界的宣言”，包括伦琴、普朗克等著名科学家在内的93位德国科学家在上面签了名。爱因斯坦却没有签，相反，他带头在反对战争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了名。
战争的主体就是各类集团和组织，他因此厌恶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类形式的政治组织：“……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和卓越的东西……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骨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关于组织和个人关系的思考一直让他困惑。他十分清楚，组织压抑个人，抹煞个性，最容易沦为暴政和暴行的工具。然而人类为了生存却不得不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要对抗甚至消灭纳粹德国和苏俄这样邪恶残暴的国家组织却也不得不依赖组织----比它们更强大更优越的组织。
他对组织的态度有所松动，但仍没有放松警惕。在《我的世界观》中，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最后，他小心翼翼地说：“在这方面，我相信美国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这些思考与其说是对政治的关注，毋宁说是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心，这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贯穿了他的一生。1949年，古稀之年的他还写了一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论文。文中，他远见卓识地指出：“……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怎样才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
1955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为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匣子”而懊悔不已的他，与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1955年4月18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逝世，一颗耀眼的巨星陨落了。他留下遗嘱：不发讣告，不行葬礼，大脑捐献给医学院，骨灰撒在不为人知的河里，不要墓，不立碑……
他生前曾这样评价自己：“我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兴趣、专一、顽强工作以及自我批评使我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他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的劳动，我必须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简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对自己在科学上惊世骇俗的伟大成就，他说，“相对论实在可以说是对麦克思韦和洛伦兹的伟大构思画了最后一笔……我不过是自然的一个极微小的部分。”
然而，他的助手，著名物理学家英费尔德却这样评价他说：“真正的伟大和真正的高尚总是并肩而行的。”
他的伟大在于他有一颗高贵质朴的心灵。他说：“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觉得都是可以鄙视的。”
他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长年披着一件黑色皮上衣，不穿袜子，不结领带，裤子有时既没有绑皮带也没有吊带，他和人在黑板前讨论问题时，一面写黑板，一面要把那像要滑下的裤子用手拉住……”
他外出总是坐二等、三等车厢，吃饭只要一盘面条和一碟酱就够了。他的演算纸都是两面写字，他把许多寄给他的信的信封裁开，做草纸用……
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真正的人。
此刻，我想起了他在悼念居里夫人的文章中说过的话: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的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显然，这段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的。难以想象，象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如果被专制政府用来制造杀人武器或论证亩产万斤将会给世界和人类带来怎样的灾难。幸好专制和暴政永远也不会拥有这样的科学家。
今年是伟人逝世五十周年的年份，在怀念伟人的日子里，我想到了中国的科学家。为了避免伤害他们当中一定存在着的那些仍然苦苦坚守着人格和良知的优秀分子，我宁愿相信那些已经丧失人格和人性、沦为政治和商业工具的“专家”、“院士”只是一部分，然而，他们是多大的一部分呢？
七十年前，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曾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今天的中国人敢于期望这样一个未来吗？让我们共同祈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