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往情深到“拉下人坛” 他要和鲁迅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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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3 10:32 南都周刊
他自称“吃了鲁迅的奶长大的”,教了半辈子鲁迅课,曾经对鲁迅“一往情深”,但如今,他重读鲁迅,却读出很多“恶”字来。这不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与鲁迅课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思想史变迁的缩影。南都周刊记者_黄修毅 上海报道教了半辈子鲁迅课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摄影_姚松鑫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相继在南师大附中、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进行了一轮“读鲁迅”选修课实验。“瞿秋白说,鲁迅是吃兽奶长大的,我是吃了鲁迅的奶长大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夫子自道”。就在10多天前,3000人满座的复旦大学体育馆,黄玉峰气守丹田、一字一顿地说:“进复旦附中之所以成为孩子们的梦想,不是因为升学率高,而是因为国权路383号(复旦附中)还保留着一方净土,在这里,孩子们还活得像个‘人’,能过上几天‘人’的日子!今天,教育专制主义、功利主义的大火正在我们的故土燃烧。我们怎能熟视无睹,袖手旁观!我们每个附中人都愿做小小的鹦鹉,为拯救我们的民族,洒上一滴水!”两分钟的演讲,三次被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呼声打断。事隔多日,黄玉峰仍在食堂、校园和路上被人拉住。“黄老师,您的话太精彩了,言人所不敢言。”“鲁迅的话语还是沉淀在我的骨子里。”这个憨直的汉子眉间纠结,一声慨叹,“我已经65岁,活过了鲁迅。但直到现在,用了50多年,我才刚刚从他那一套东西里钻出来。而钱理群们,还没有。”钱理群是北京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曾经是黄玉峰的偶像和“战友”。如今,因为对待鲁迅的评价出现分歧,黄玉峰对这位昔日的师友已颇“不以为然”。爱上“鲁迅”1947年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黄玉峰出生绍兴鉴湖街,距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只有五里路。不过黄玉峰第一次通读鲁迅,则迟到1970年出狱以后。“文革”中,他因刷标语写错字,被诬为“反革命”关进监狱,在狱中,唯一的要求是读“雄文四卷”和鲁迅的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就像两撇浓黑的唇髭,勾勒出大众心目中的经典鲁迅形象。这两句诗正是毛泽东挑出来,给人民大众垂范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添加的注释,也曾深刻地左右了黄玉峰对鲁迅的接受。下了冤狱,后又被发配到上海市郊进行劳动改造,终日在草场上晒麦,捆扎,堆垛,天黑后又要将一船谷子押运到几十里外的粮仓,支持黄玉峰的自觉于“改造”的,是心里含着那个“吃进去的是草”的“孺子牛”形象。他在狱中曾以绝食100小时抗议,求鲁迅的书不成,最终只得到一套《毛选》,但难解饥渴。“两年后,我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了一套《鲁迅全集》,如饿汉扑在面包上。”1968年,毛泽东对全民下了“读点鲁迅”的指示,“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上也是毛语录与鲁迅的箴言并举。在书页的边缘,鲁迅的“敌人的痈疣就是我们的宝贝”,与加粗加黑的毛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互为引证。出狱后,黄玉峰当过乡村代课教师,他一次次在课堂上诵读《药》,直到痛哭涕零,“又红又专”的红卫兵小将们“被我的课煽动起来了”。1986年开始,黄玉峰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教语文课。听过黄玉峰上鲁迅课的人,听过黄玉峰课的人,都会对他气足声亢的“唱”课文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出生在绍兴的鲁迅同乡,甚至会用浙东韵味的普通话,一口气把《药》读完。“什么叫麻木的国民性,什么叫革命者的孤独感,什么叫明线与暗线,一读就都出来了,何必喋喋不休地分析?!”有人听出,这种“唱课”有钱理群的影子。鲁迅早年的几篇文言大文,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经他一腔古韵十足的普通话“唱”出,更似有青年时期声气相通的少年老成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遵个性而张精神。”因为对个性张扬的共鸣,以及多年来对鲁迅的推崇,让黄玉峰和钱理群一拍即合,成为追随鲁迅的同道。时在1999年,松江二中一位善文的“留级生”掀起舆论波澜。在那篇一时纸贵的《杯中窥人》里,韩寒开篇即言,“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鲁迅先生阐之未尽。我有我的看法。”出口狂傲,让这个叛逆的少年招致一片攻击。和晶主持的《有话大家说》节目中,黄玉峰是仅有的“挺韩派”,不过他得到了当时身在北大的钱理群的声援。此间,黄玉峰又在上海当地的《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读过那位‘留级生’的三篇文章,其文笔之老练,内容之丰富,令我辈自叹弗如。本世纪初,鲁迅深情地写道:‘个性张,则沙聚之邦转而为人国。’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教育,难道不该为培养真正的人而好好反思吗? ”
发现另一个“鲁迅”
然而,吊诡的是,当新世纪来临之后,黄玉峰对他烂熟于胸的鲁迅课的态度,悄然出现了转折。“有一次读林语堂日记,无意中看到鲁迅设了‘鸿门宴’请北新书局的人吃酒,终于为了讨还稿费的事情闹翻,但对并不知情的林语堂,他也一并拍案骂他。林是个晚辈啊,吓得他在日记里直记了鲁迅‘有神经病’。”
“鲁迅的这一套都是我们绍兴师爷整人的招数,先扣上一个大帽子,过去叫‘刀笔吏’。‘文革’里我们受的不就是这个苦吗?”联想到他给人起的绰号,比如厦门大学时期的同人顾颉刚,因为有个酒糟鼻,鲁迅私下提起他,从不称名,总唤做“红鼻”,或者“鼻”,有时干脆就画一个鼻子的符号替代。蔡元培因为清朝时做过翰林,就被起了个“太史”的绰号。更不用提把梁实秋叫做“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把施蛰存干脆叫“洋场恶少”。
就像“狂人”读二十四史,满眼只见“吃人”二字。一夜之间,黄玉峰读鲁迅,似是凭空冒出很多“恶”字来。鲁迅的日记向来只是记账,一日却添了笔“下午得妇来书,颇缪”。这个“妇”指的是鲁迅的原配朱安夫人,他给同在绍兴的弟媳妇写了很多信,却从不写一封给自己的原配,连附一张纸条也没有!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在许广平面前,他又这样开脱,“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为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代表中国文化的新方向的旗手鲁迅,却不能解放自己妻子,而让她陷入深深的苦难?是谁在迫害朱安?如果说封建礼教是迫害妇女的后台,那么,实施这迫害的人又是谁?”黄玉峰问。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博物馆,朱安住过的房间被称做“储藏室”,以避开“鲁迅夫人朱安”几个字。“这是公然的瞒、骗、哄,鲁研界为大众构建出一个虚幻来。”
黄玉峰在最近一次重读鲁迅后,说他发现“鲁迅的‘孺子’,并非指什么人民大众,只是说他自己的儿子罢了。”“孺子牛”典出《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说的是齐景公爱他的孩子,自己装作牛,口里衔绳,让孩子骑着玩,孩子跌倒,扯掉了他的牙齿。五十得子的鲁迅也和齐景公一样,有些溺爱自己的儿子,他可以用二十元给孩子买玩具(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不到三元),有人批评他,他反唇相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感到受了“蒙蔽”的黄玉峰,写下了《反封建不能成为鲁迅对朱安冷暴力的理由》、《鲁迅留学七年为什么没得到一纸张文凭》、《鲁迅和他的命中贵人蔡元培》、《鲁迅的生活并不朴素》、《鲁迅研究的误区》、《鲁迅的傲气及其他》等一组十余篇文章,十多万言,质疑鲁迅“为人夫、为人兄、为人友、为人师”的所作所为。“我不是要把鲁迅拉下神坛,我是要把他拉下人坛。”
告别“鲁迅”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这段《纪念刘和珍君》中的文字,黄玉峰曾经成百上千遍地带领学生们在课堂里诵读过,每一处衔在喉头不发的停顿,都灌注了直需细味的“斗争精神”。但读着读着,黄玉峰却觉得不是滋味了。后来他知道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最终是为了保护学生而被日寇刺死的。“杨荫榆是在美国读教育的,他们的教育理念对否可以讨论,但不必煽动学生闹事,搞斗争。学生很容易受骗,‘文革’就是一批小将上了某些人的当。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鲁迅的最后十年,尤其是加入左联之后,作品以杂文为主,尤其是费了大量笔墨在与太阳社、创造社、新月派的论战,这向来是鲁迅研究中比较模糊的一块。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对鲁迅的大加抬举就格外凸显。尽管鲁迅的作品中渗透着“与大多数人”联系的张力,但他对胡适主张的“愚民民主”终是看不上眼,鲁迅坦陈的“个人无治主义”也多少暴露出他在政治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结构缺陷。作出此番分析后,学者朱学勤断言:“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
“我们常说鲁迅是在拆台,而胡适擅长补台,但与今读来,胡的文字鲜少歧义,更应该介绍给学生。”黄玉峰说。“‘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胡适能把思想表达得这么明白晓畅,鲁迅却对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三剑客’不顾迫害向蒋介石要人权不以为然,还讽刺挖苦其为大观院里的焦大。”黄玉峰在接触胡适之后,对鲁迅的偏狭就更生敏感。
恰恰在对待鲁迅与胡适的态度上,黄玉峰与钱理群出现了分歧。“我和黄老师的争论,主要就一个问题:中国到底需要鲁迅,还是需要胡适。”钱理群说。早在八年前,黄玉峰便在《新民晚报》发表题为《少一点恨,好吗?》文章,提出在语文课本中应减少鲁迅的恨的文章。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有一次,我问钱理群先生:“鲁迅为什么不自杀?”这位可爱的老人看了看我,似乎早有准备,很动情地说:“因为他有爱,因为他爱得深,因为他的爱大于恨,因为他的恨中渗透着爱!”
受一系列新思考的触动,黄玉峰在学校开设了《鲁迅与胡适比较研究》选修课。他在复旦大学体育馆演讲中所说的“小鹦鹉”,就是胡适塑造的形象:古代有一个寓言说:一群鹦鹉见山中起火,便潜入水底,浸透翅膀,飞而洒之。有人问:“这点水,有用吗?”鹦鹉说:“这是我们的故土,我们不忍心看着它被毁了。”
而作为国内研究鲁迅的权威,钱理群从北大退休后,相继在南师大附中、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进行了一轮“读鲁迅”选修课实验。
10年前,因为痛感课本中的鲁迅选文,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我们不该受骗》、《文学与出汗》等檄文已受学生疏远,黄玉峰策划过一场面向全校师生的一场讲座,题为“痛苦而伟大的灵魂”,在全校掀起了一股争读鲁迅的热潮。10年后,黄玉峰却与钱理群分道扬镳了。
而这10年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课,也呈现出逐渐撤离的趋势,几乎每一次鲁迅篇目的调整,都会引发“如今还需不需要鲁迅”的大争议,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又传出了“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去掉多篇鲁迅名篇的消息,社会的痒处再一次被搔中。其实,在这一轮鲁迅撤出课本的“引退潮”之前,在黄玉峰老师的印象中,近几年关于鲁迅的试题几乎在考试中绝迹。
“课本中减少一点鲁迅,问题并不很大,但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其背后隐藏着的对鲁迅的认识。”钱理群说。但在黄玉峰看来,“脱离了毛泽东时代的影响以后,鲁迅对学生的影响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的孩子本身就越来越独立、叛逆和多元,为他们提供精神底色的不必是鲁迅。”
今年春节前,黄玉峰欣然致电韩寒,夸他“成熟了不少”。那名昔日青涩的“留级生”,如今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小说作家、博客写手,他对当下社会问题尖锐而不失机智的发言,让数以万计的网友津津乐道。有人说,韩寒便是当代鲁迅,但黄玉峰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把韩寒说成鲁迅第二,是对韩寒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