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透视西方新闻舆论监督

透视西方新闻舆论监督
○王小飞 霍莉霞
媒介并不天然代表民意。在西方新闻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媒介崇高的社会责任，是其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在向着这一目标的追求过程中，媒介首先必须完成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契合。于是，我们看到，在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力量的干涉和重塑之下，西方新闻舆论监督拥有的只是表面的繁荣，其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无奈。 新闻舆论监督在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点
西方各国的新闻媒体程度不同地享有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小视的角色，"无冕之王"、"第四种权力"等都是对媒体这一功能的诠释。新闻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凸显，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以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知情权"）为其内在价值基点。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在争取公民政治权利的斗争中，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１６４４年英国人汉密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最早提出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出版自由是真理传播的保障。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明确提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马克思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出版自由的历史进步作用，他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以尊重个人的自由为前提，西方新闻界认为，威胁人的自由的最大的敌人是政府，政府滥用职权导致社会的腐败和危机，因此，新闻机构的神圣使命就是积极监视政府的施政状况，努力揭露公职人员的违规行为，防止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被称为美国"新闻自由之父"的杰弗逊总统明确主张，报纸应对政府提供一种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
伴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以及新闻业自身在大众化道路上的迈进，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美、英、法、日、德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确立了相对独立的大众传播体系，标志着现代西方新闻体制的形成。现代西方新闻体制的内涵之一，是新闻机构取得了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地位，媒介不再为统治阶级和当局独享，而成为监督国家政权的有力的舆论工具。 媒介对权力的监督竟被纳入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正常运转的轨道
现代西方新闻体制，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和内在需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作为现代新闻事业的重要功能，媒介对权力的监督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和制度完善的客观要求。
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代议制。所谓代议制，即代表议决制，就是由全体人民或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代议制的基础是普选制，选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以美国为例，每年各种选举活动要举行１２万至１３万次，约１００万个从联邦到地方各级公职人员要经选举程序产生。以选举为基础的现代西方国家政权机器的操作手则是政党，因此各类选举活动往往以政党之间的竞争为主线展开。
各政党就施政纲领展开激烈的辩论，为了拉选票而互相攻击，互相揭露，大众传媒是他们竞选活动的主要基地之一，这就在客观上为媒介的舆论监督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源。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的水门事件，就是两党竞选互揭丑闻的典例。由于新闻界的曝光，水门事件轰动全国，引发了美国政坛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地震，尼克松迫于各方压力引咎辞职，这一事件将媒介监督权力的业绩推向巅峰，新闻界风光出尽。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在于民主党对共和党领袖尼克松竞选力量的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在这之前和之后，竞选中的各种违规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围绕着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选举活动，媒介获得了对权力机构及公职人员进行经常性批评和议论的机会；与此同时，围绕着大众传播媒介，各政党之间更是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
事实上，西方传媒所披露的政治丑闻中，政党人士和政党组织内发生的腐败行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除了竞选期间政党之间互相攻击而形成的丑闻集中曝光期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西方政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对党制度。
反对党制度最早出现于１９世纪的英国，旨在执政党和主要在野党之间建立一种权力牵制关系，以主要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反对行为来防止和遏制执政党的权力腐败。时至今日，媒体对执政党执政情况的公开评议，对高级官员个人操守的关注，对权力腐败的曝光，已经成为反对党制度运行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完全可以说，今天的西方政治生活中，如果没有媒介的介入，反对党制度是很难开展得这样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
然而，正如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制度设置的是一个制度内反对党，西方新闻体制下的舆论监督其实质也是一种制度内监督，是脱胎于西方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能够为该制度服务的。因此，如果抛却了各自迥异的政治制度而漫论中西新闻舆论监督的差异，那是只取其表而未及本质；如果只看到了西方媒体纵论国事品评官员乃至咒骂总统的潇洒自在，而看不到这样一种体制与整个政治制度已经契合得如此严密，只能说我们还远未理解真正的西方新闻业。当然，不可否认，媒介对国家公职人员个体的监督力度很大，掌权者们害怕媒体批评，但是，他们更需要它；在他们那儿，舆论监督已然成了玩弄政治权术和施展政治阴谋的合法途径。 媒介对权力的监督制成为西方新闻商业化运营重要投机的策略
新闻媒介的商业化发展进入垄断阶段后，媒介之间的生存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成为各家传媒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广告收入是媒介主要的财源。在美国，报刊的收益有５０％以上来自广告商，而电台和电视台的收益１００％来自广告。对广告的经济依赖尚不致使媒介受制于某一广告商，但却直接导致发行量成了媒介生存的生命线。
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对垄断资本的依附，使媒介对权力的监督具有先天的软弱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威廉·汉密尔顿曾经说过："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然没有给它任何特权，它对于社会也没有任何义务。"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利益的舆论监督不仅是对监督力度的削弱，更使监督本身发生了某种变异。
为了达到刺激、新奇的效果，原本应是严肃认真的舆论监督往往成了一场浅薄无聊的新闻炒作；本该对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制订实施情况予以报道和评析，现实的舆论监督却总是对高级官员的私德额外关注，不惜篇幅大加渲染；本应对社会各类丑恶现象及其根源进行揭露与鞭笞，结果却将镜头对准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凶杀、欺诈与色情。卖点是被制造出来了，神圣的新闻舆论监督也已被玷污了。本世纪初，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痛切地说："除非具有真诚的责任感，报业将无可救药，以从盲从商业的利益、自私的目标与违反公众利益的罪恶中挽救出来。"
英国《世界新闻报》的发行量曾经创下７８９万份的历史纪录，是英国和全世界销量最高的星期日报，它的方针主要是刊登黄色新闻和黑色新闻。德国的《明镜》周刊以其有意识地向人们展示社会阴暗面的宗旨而被誉为德国舆论领袖，有人认为它严肃地履行了新闻业批评和监督的职能，而批评者则指责《明镜》专揭丑闻，只知道一味批评，缺少积极的报道，没有指出可供选择的道路，提供片面的信息，报道虚假。
曾有人著文盛赞西方报纸中绝大部分版面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曝光，认为反映了他们舆论监督的繁荣。诚然，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社会黑暗与腐败是对的，但不能仅限于此，担负着改造社会服务公众的神圣职责，舆论监督不仅要有一只丑闻鼻，更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一副清醒的头脑，一颗真诚的责任心，否则，这鼻子便不可避免地要被利润和资本牵着走。 目的与手段：似是而非的西方新闻舆论监督
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为言论、出版自由鼓与呼，视媒介为公众利益的天然代言人，对公共媒介监督公共权力寄予厚望。今天的现实却让我们看到，媒介批评沦为资产阶级内部各党派争权夺利的斗争工具，舆论监督成了媒介老板们不断刺激受众吸引注意的兴奋点。西方新闻舆论监督在资本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融合之下，逐渐失去它原有的战斗锋芒，尽管与现存社会制度的某些边边角角仍不时发生冲突，撞击出几粒耀眼的火星，可惜，火星总是一闪即逝，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两者的配合已经越来越默契。舆论监督神圣的社会职责正在日益凋敝。
当然，正如我们无法回避西方新闻舆论监督的局限性，我们同样无法否定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和已经取得的辉煌业绩。必须承认，西方新闻界一直在努力，努力摆脱国家权力机制的束缚，努力消除金钱对媒介品质带来的不良影响，努力为全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提供"思想与意见的自由市场"，进而成为超然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遗憾的是，西方新闻业这棵繁茂的大树毕竟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土壤，这就决定了它的理想与追求永远只能绘在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蓝图上，许多时候，它身不由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西方新闻舆论监督反而成了权力角逐与资本增殖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