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普洱茶的生产、贸易和传播

云南民族种茶始于何时现仍是需继续研究的问题。如从文献看三国时的吴普在其《本草》一书中记载：“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今云南）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 晋•傅巽《七诲》叙述了当时各地的名特产品，有“南中茶子”的记载，“茶子”就是成个成块的紧茶，说明云南已生产紧茶并在汉晋时期已是与宛柰，齐柿、燕栗、巫山朱桔、西极石蜜齐名的特产。汉史还有益州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的记载。证明普洱茶从汉晋时期已成云南民族经济生活的一项内容，并且作为一宗地方特产已开始供奉内地宫中。此外从已发现的大量分布在西双版纳勐海、勐腊江内外古六大茶山地区过渡型、栽培型古茶树看，树龄高达1700年，如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和澜沧景迈发现栽培型万亩古茶林，树龄达千年以上，表明在今思茅、版纳一带很早就有种茶的发展。
云南民族先民虽很早就懂得使用茶叶和种茶，但真开始大规模种茶应是汉晋时期“武侯兴茶”，经多方面的历史研究和调查考证看，“武侯兴茶” 的史料记载虽多源于传说，但云南民族有一定规模的人工种茶始于汉晋时期是可靠的。
史书中关于武侯兴茶记载是很多多。最早的见于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载：“云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候遗种，今夷民祀之”。1753年《续云南通志》：“六茶山遗器，旧传孔明留铜锣于攸乐……”、“六茶山遗器，据称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此后1807年清•师范《滇系•山川》：“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日攸乐……皆多茶树。六茶山遗器孔明留铜锣于攸乐，置芒于莽芝，埋铁砖于曼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曼因以其名。又莽枝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传为武侯遗种，夷民祀之。”1850年道光《普洱府志》也有“六茶山遗器，在城(普洱)南，旧传武侯遍历六茶山，留铜锣于攸因以其名。又莽芝有茶王树，较茶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犹祀之”
在关于云南茶著中比较权威的清•阮福《普洱茶记》也曰：“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树高大，土人采茶时，先具酒醴礼祭于此”。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载：“普洱山在车里宣慰使司北，名普洱茶。诏备考，普洱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曼撒六茶山，茶王树传为武侯遗种。”
上述史志均在1755～1850年的100年间，记述了孔明山以孔明遗器命名的六茶山“本武侯遗种”的茶王树及人民群众祭茶祖孔明的活动。更早的推断只能从檀萃的文章说茶王树“本”武侯遗种。檀又是根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从唐代南诏史料考证出六大茶山。若以宋人李石所记述，说明茶王树在宋以前很久就有了，到宋“犹祀之”。“云茶山有茶王树……”说明茶王树祭茶祖在唐代就存在了，只惜革登茶山茶王树点留遗址，无从详考，但祭祀活动却是历史十分悠久。除史料外，对孔明兴茶的研究，近几年经过大量学者的调研，已基本肯定了这一史实。
学者们探讨认为：古之南中今之云南省境内，还存活着许多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老大茶树，孔明南征因地制宜教民种茶，发展经济，以资钱粮是可信的。此外，孔明深知处理民族关系，要讲团结和睦相处，向他们灌输茶文化，饮茶敬茶，潜移默化地改造他们的莽躁性格，向和平文明性转化。孔明借以茶教化，“以茶治边”，以达到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目的，把茶文化与政治巧妙结合，可谓用意深远。
从历史研究看公元225年农历7月23日 ，蜀国攻吴失改，南中诸郡叛乱三年。诸葛亮兵分三路亲自南征。以“和抚”战略，五月渡泸，追击孟获七擒七纵，四郡皆平。诸葛亮返蜀前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措置，将南中进一步郡县化，在滇南新增雍乡(当今镇康)、永寿(耿马)、南涪(地当今景洪)三县，在经济上，开垦土地，广种粮茶。将永昌地区濮民数千落(户)迁至滇中平坝区建宁、云南二郡，以实户口，使濮民投入屯田生产水稻，在滇南山区广植大叶种茶，数年后即“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粪、叟、青羌精锐之众以及王平所统“五部”军皆征自南中劲卒，成为伐魏主力。南中出现了安定和睦，经济发展，呈欣欣向荣局面。孔明率大军征战入南中，对当地少数民族采取优抚政策，教民植茶发展茶叶的民间传说很多，很多民族都说，孔明教我们种水稻，栽茶叶，并将孔明奉为茶祖。的确，关于孔明率大军征战入南中，为安定后方，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防瘴气，要云南的官兵教(民)种茶、饮茶、广植茶园教民植茶发展茶叶的民间传说很多，如西双版纳六大茶山之一的攸乐，传说是南征时丢落了一支队伍，教其就地以茶为生，将丢落传音攸乐地名。西南诸夷对孔明怀柔很有感情，代代相传，以改称大茶树为孔明树，古茶山称孔明山，称孔明为茶祖，举办茶祖会。在思茅等地，每年七月二十三日孔明生日，即以大茶树为寄托举行祭祀活动。各民族为感恩孔明，每年清明前后新茶上市都集祭祀孔明，并奉为茶祖，供奉于村寨和家庭之中。
普洱茶重要产区的思茅，其地名的由来传说为诸葛孔明所命。传说孔明率军征战至此，因见满目苍翠，不觉怀念家乡茅庐，于是给这里起名为思茅。据说1950年思茅发生大地震，很多房屋震倒，据当时进驻思茅的解放军39师教导队马田存同志回忆，当时为寻找水井，他带着通信员沿城增到南城门时，发现乱石堆中有一块石匾，上书“思茅”两个大字，还有“诸葛亮”三个小字。他与通信员一起将断成两半的石匾抬到清真寺，并嘱咐寺内人员妥为保存，后清真寺拆迁时此石匾已遗失。从老一辈口述史料看，旧时祭茶祖活动非常隆重。如《思茅文史通讯》何志宏回忆：“思茅茶祖会，起始那一年，我不清楚，儿时曾随父亲参加过……集会于川祝庙的前后两殿，前殿供奉刘关张塑像，后殿专供诸葛孔明塑像，时间3～5天不等，每日早晚由会长提调带领与会人员排列向孔明顶礼膜拜……”
在普洱板山，那里有古茶树和大片古茶园，那里的祭茶祖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祭祖的茶祖会，在思茅发展到有洞经音乐演奏的祭祀大会，一直持续到解放前。现在已由当时管洞经音乐的张老先生在上世纪末传给了他的学音乐的儿子张定明先生，经张定明发掘创编已?⒄钩伤济┘啦韫爬忠帐跬牛胺潘碌韧獾爻晒ρ莩觯艿街型夤壑诨队?lt;BR>　　至少从乾隆年问以来，每年农历7月23日诸葛亮生日，思茅一些会馆如石屏会馆举办“茶祖会”，届时各茶庄茶号和各商旅都要聚在一起，举行隆重雕茶祖仪式，恭读祭文，演奏洞经音乐，以祭祀诸葛亮兴茶的功绩。
综上所述，武侯诸葛亮(字孔明)在平定南中后，为安定和开发南中地区，实施了一系安列抚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派人教民用牛耕代替刀耕火种，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倡导种茶、用茶，从而扩大了茶叶的种植和文化传播，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深得南中各族人民拥戴被奉为茶祖敬而祭拜。 因此我们可以把公元225年农历7月23日孔明南征视为居住在云南西南部名民族大量种植普洱茶的开篇。
茶叶生产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从历史考证看，中国的饮茶，在秦统一巴蜀之前，不仅已经在巴蜀兴起，且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华阳国志•巴志》载西周初年，巴蜀向周朝进贡的物品，其中就有茶，且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是“园有芳纡香茗”。说明当时已有人工植茶，茶事在中国西南已发展到一定阶段。秦汉至西晋时期，我国西南种茶用茶进一步发展，逐步达到繁盛时期。除巴蜀外，南中（云南）产茶犹为突出。如前面提到的三国时的吴普《本草》和晋•傅巽《七诲》的记述可见一斑。
秦汉之后，巴蜀饮茶风俗沿长江流域逐渐向外传播，首先在与之毗邻的湖南、广东、江西一带蔓延开来并传向北方。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秦人取蜀，始知茗饮事。”指出饮茶风俗是在秦吞并巴、蜀之后，随着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而从西南传出。《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记载：“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悉，以七升为限，虽不尽人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藓以代酒。” 《汉书•赵飞燕别传》中有记载：“成帝崩后，后一夕寝中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日：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荼。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含啜此茶。”
汉“文景之治”，中央集权加强，使“山泽之财”集中，形成“平输之藏”，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伸向四方，并辐射出磁铁般向心力吸引着周边各族的内聚。
在云南随汉武开发交通经营西南夷，设置郡县，将西南夷地大一统入中国版图。川滇茶叶已成边疆向内地中央王朝的贸易和贡奉之物。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发展，种茶、贩茶由云南沿（全沙江）长江向东传播，茶叶由药用过渡到广泛饮用，从而进入社会各阶层人士生活中。晋傅选《七诲》将南中茶子与国内外名特水果物产并列为“茶子”，即成块成个的紧茶，普洱茶七子饼之‘子’即源于此。隋统一全国，民间流传《茶赞》“穷春秋，演河图，不如栽茗一车”，推动饮茶习俗在北方传开。《隋书•经济志》著绿“赤口濮、木棉濮、文面濮、黑焚濮”，云南齑麝、麝香、胡羊、长鸣鸡……”尤为珍贵。进一步证明了云南特产向内地的运销。
上古时代，我国先民即已发现茶并利用。茶业最早被用于药食共用，并对茶树进行祭祀，将茶与祖先神灵联在一起，有无茶不祭之说。继而饮茶蔚然成风，更日益发展。随上层社会对饮茶的崇尚，饮茶之风在秦汉以后也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也发展起来，至唐代饮茶在百姓中流传开来，尤其在中唐之后，饮茶风俗日盛，成为国饮。唐代饮茶以烹煎为主，将茶饼碾碎成末再饮。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宋代，宋人点茶技艺更加高超。元末明初，饼茶生产渐趋衰退，散茶开始被人们接受，用沸水冲泡散茶的饮茶方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的饮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从唐代的煎茶、宋代的点茶饮到明代简洁的泡饮和清代茶饮的普及，茶己成为中国的国饮和大众生活日常必需品，茶的需求景随时代的发展与日俱争。
云南茶叶生产的发展又是与贸易分不开的。云南普洱茶生产从古代开始便与古茶贸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应当说“普洱茶”的名称，最根本还是由民间在普洱长期贩卖交易而形成。“普洱茶”这一茶的名词出现的历史是相当漫长的。所以说，普洱茶生产发展与上千年普洱茶的贸易分不开，并在贸易中形成了普洱茶文化的传播，促使这一珍贵茶品在唐代已名扬神州大地了。
从汉至唐，随茶叶贸易不断发展，为唐银生茶的远程运输销奠定基础。普洱茶在唐代不断销往四面八方，销往西藏犹盛。阮福《普洱茶记》记载：“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源于“往年四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的茶马互市，为南宋与女贞人的对峙提供惟一可靠的藏马。商人们将云南的茶、盐及内地的丝绸晶运全康藏沿线，又将藏区的屿、骡、麝香、羊皮、羊毛及来自印度的珠宗，首饰运回。为扩大这种边境贸易并征收税收，宋朝政府特于四川雅安设“博易场”和“茶马互市司”，定期组织大规模的贸易，“……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交来博易”，云南的中甸、德钦，塔城和丽江成为滇川藏间的交通和茶马贸易集镇，同时也成为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绍兴三年(1133年)南宋邕州横山寨置卖马司，云南与内地往来盛况空间，所市马千五百定额大都超过，最多突破三千。罗甸、白把、特磨诸部市大理马(藏马)转卖广西打开桂滇通道，经济文化增强。以市马为主，“马之来，他货亦至……”以盐、茶、马为云南主要商品的对外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
兴于唐盛于宋的茶马交易，为普洱茶在全国的销售奠定了基础。至元代普洱茶更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金齿、白夷(指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盐、茶，相互贸易”。民间在普洱进行茶叶交易的年代甚为久远。《滇云历年志》载：“六大茶山产茶……各贩于普洱。……由来久矣。”普洱茶这一名词最早是由民间茶叶交易而形成，正式载入史书则是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明人谢肇涮在《滇略》中说：“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因为作为贡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地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因此普洱茶的声名远扬另一重要因素是得益于作为府制和贡茶与边销紧茶加工地这一优越的条件。
由于清政府对六大茶山的贡茶需求及发展茶叶生产措的加强，以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清代中期已年产干茶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仅销往西藏的普洱茶就达3万担之多。在西双版纳广袤的沃土上几乎家家种茶、制茶、卖茶。茶山马道驼铃终年回荡，商旅塞途，生意十分兴隆。成书于嘉靖四年的《滇海虞衡志》中写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属六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帮，四日莽枝，五日蛮砖，六日慢撒，周八百里，人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这是见诸史料对六大茶山及对普洱茶采摘和贸易时的盛况的记载。除檀萃《滇海虞衡志》的记载外，《云南通志》、《普洱府志》和《大清一统志》都有“蛮民杂居，以茶为市，仰食茶山”的记载。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初年(公元1821。1875年)，普洱茶的产销盛极一时，商贾云集普洱，市场繁荣，国内每年都有上千名藏族商队到此买茶。印度、缅甸、锡兰、暹罗、柬埔寨、安南等东南亚、南亚的商人也前来普洱做茶叶生意。每年有5万多匹骡马牛帮商队穿梭于千山万水之间，马铃牛帮之声，终年不绝于耳，远销号称十万担以上。
西双版纳在清代中期普洱茶年产量最多达4000吨。这段历史时期江外古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贸易主要是通过临江县(勐海勐往布朗族乡)在思茅的糯扎渡过澜沧江，运达普洱，在普洱集散转销到各地。那时，普洱是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一个仅有贡品往来的土邦)的边境城市，进人车里的路径是从景东经镇沅到普洱。普洱既是府制，管理着西双版纳，又是贸易重镇，交易普洱茶的重要市场，形成了普洱茶以集散地来命名，并被后世所普遍接受。
除以易武为中心的倚邦、蛮砖、攸乐、莽枝、革登等六大古茶山茶叶远销国内外，在西双版纳还有澜沧江下游西岸以今勐海为中心的南糯、勐宋、布朗山、巴达等六大古茶山，还有会思茅景迈、普洱、景东、景谷、澜沧及临沧今双江、永德、凤庆、云县等沿澜沧江中下游广大区域亦是同一历史时期的普洱茶主产区域，也是近代普洱茶贸易又一重要集散地。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特别是杜文秀起义后，从茶马古道中断，江内古六大茶山产量锐减至1000吨，取而代之是江外古六大茶山产量由于社会稳定呈直线上升趋势。加之勐海(佛海)打洛边境中缅通道的打通，西双版纳通往思茅等地主通道改向，吸引众多茶商到勐海开设茶庄。勐海茶庄自光绪末年(公元1908年)，由恒春茶庄开商，逐步发展到二十余家茶庄。这些茶庄收购晒青毛茶，加工成七子饼等各种紧压茶，销往内地，康藏地区和由打洛口岸出境至南洋。从清末开始，江外佛海渐取代了以普洱为茶叶集散中心的地位和以江内古六大茶山中心的普洱茶主产区。尤其是1939年有识之士创办了勐海(佛海)茶厂，引进了机械压制普茶的加工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以江外古六大茶山的茶叶原料，满足了机械化生产的需要，普洱茶的生产中心也在勐海聚成。从1939年～194l 年勐海县年产紧压茶达到2000吨以上。至此，以江外古六大茶山为依托的集普洱茶的生产、贸易一体的勐海成为了新的普洱茶的集散中心。
普洱茶不仅在国内，而且也是向国外最早贸易传播的中国茶之一。普洱茶是英国首先从中国向外引种的茶种之一，19世纪中叶，随英国占领印度、缅甸，法国占领越南后随即把云南划为侵略中国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后，英法先后在思普地区设立海关，普洱茶源源不断进入欧洲，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时尚饮品。故英文把红茶称作Black Tea，意思是黑茶，而普洱茶在历史上一直归为黑茶类，然汤色红亮胜过欧洲葡萄酒，难怪其有此难辨之误。19世纪50年代，英国利用其殖民政策，在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开始种茶，至20世纪初，茶业在非洲已具有相当规模。
俄国最早于1833年由中国引入茶苗在黑海东部的格鲁吉亚种植，经过30多年试验，于1883年开始大面积发展，所用茶籽茶苗均从我国湖北羊楼洞运去。20世纪以后，格鲁吉亚已成为茶叶生产的主要区域。
普　　洱茶深受英、法、俄等王室及国民喜爱。俄国文学家托尔斯太在《战争与和平》巨著中，也描写了喝普洱茶的场面。普洱茶独步的口味品质和越陈越香的特点以及清食、解腻化痰、降脂、减肥、抗癌等保健功效，至今仍备受海外，犹其是英、法等国的欢迎。正因为如此，云南普洱沱茶在法国有了“名份”，入了保健食品的“药典”。  19世纪50年代，英国利用其殖民政策，在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开始种茶，至20世纪初，茶业在非洲已具有相当规模。
日本人白明治维新以来，不遗余力地向外推销来自本国的东西，而推销别人的东西恐怕只有一样，那就是普洱茶。一向对食品饮品极为苛刻的日本人恬慨陈词：普洱茶的绝妙之处在于经过一千多年自历史，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只要时常饮月就会感到有利尿、助消化、醒酒、减肥、健身等写效。并且呼吁：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应该普西饮用普洱茶。日本《中国医报社》社长坂本敬四郎对云南普洱茶的保健作用作了难得而精辟的描述：“云南普洱茶的绝妙之处在于经过一千多年历史，至今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只要时常饮用就会感觉到：有利尿、助消化、醒酒、减肥、健身、增强食欲的功效，不胜枚举。为了全世界更多更广的人们的健康，而应该普及饮用。”
至于印度、尼泊尔、土耳其等国家，普洱茶更是早于唐宋时期使随经丽江——中甸——康定——拉萨----江孜-----尼泊尔或印度的茶马古道不断地输入。唐宋至民国时期一千多年，马帮们将以普洱茶为主的商品由中甸出发后经乡城、桑堆、理塘、雅江到达康定沾川茂线至拉萨，经西藏江孜、拉萨等地由东亚入尼泊尔；另一路则由拉萨、日喀则等地到达印度。至今在滇西北茶马古道上，许多（如归化寺）建筑、宗教文化和收藏阵列的经书，典籍、医学、雕刻、器皿和绘画等艺术品，是多元民族文化的荟萃。如在大量的雕塑绘画艺术中，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有印度、尼泊尔风格及西亚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了茶马古道上具有多元民族文化相溶共存和丰富多彩的特点。
中东南亚国家的缅甸、泰国等国家，近代以来同样是普洱茶较大的输出地。茶马古道南路，马帮将普洱茶从车里、佛海、打洛运至缅甸。东南路则经勐先、黎明至江城到越南莱州、海防，直至欧洲。西南路由经澜沧、孟连，驮普洱茶、磨黑盐、普洱大布到缅甸。今天六大茶山还健在的几位70多岁赶马人，对当年买茶到缅甸、泰国的运输盛况还记忆扰新。
因此可以这么认为，因贸易需求的不断扩大，从而促进了普洱茶的生产发展，并因茶的贸易推动了云南茶文化在全国及国外的交流和传播。没有普洱茶历经几个朝代千年的贸易实践与检验，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高的身价与定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