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盘推演：中国经济迷局的走向

一、人民币升值的“两难”
现在的困局是30年来只经济改革，不政治改革的结局，积重难返。
美国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后，除了纠正国内政策外，也必定要纠正对外经济政策。因为中国低价格的出口产品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其要强烈地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给本国的低劳动技能劳工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所以，中国提出让美国开放高技术市场，仅能满足其减少贸易逆差的问题，而不能提供就业机会。而且，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视中国为对手，不会允许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诚然，如果允许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再通过提高税收与加大转移支出来救济失业者，但会遭到中产阶级反对，同时过大的转移支出也会养懒人，衣食住无忧，这些人就容易惹是非。
至于什么美国说中国不遵守WTO协议和威胁要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都是施压的筹码，不是它的真实意图。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通过经济文化交往、和在政治军事上遏制中国，和给中国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向它所希望的方向转化。促使中国政治和经济崩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放任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是现在才知道中国没有遵守WTO的协议与操纵货币，它知道如果中国更大程度开放金融市场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经济就会崩溃。这不是它愿意看到的。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让中国成为制造大国，是建立在农民缺乏土地支配权、被剥夺过度与缺乏与其它国民同等待遇的基础上的，如此，血汗工厂才可能长期存在，30年来劳动力价格几乎没有上涨，人力资源状况没有得到提高，产业升级缓慢。中国号称世界制造中心，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却没有一支稳定的高技能的产业工人队伍，本币不是国际货币，还将自身经济压在美国身上，其低质、荒唐与变态在世界经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
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是靠增发本币来获取的，不是靠发行国债或者以财政资金获得的。这是赤裸裸的掠夺，其实质是用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来获得对美国的债权。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导致出口产业受损而大规模转移到他国，就会出现资本流出，中国政府就要失去这些外汇财富。人民币升值给外汇储备带来的损失，并非在于债权方面，债权方面，美元的购买力不会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而在债务方面。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可以用更少的人民币向人民币发行者中国政府那里回购同样的美元。因为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对美元发行者的债权，同时它又承担了按当前汇率的人民币债务。
对于中国方面，升值造成出口萎缩，内需又因民众收入太低而抬不起来。那么，升值引发大规模失业又得不到救济，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要避免这些，就只有减税或者大力度实施救济，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度减少。这样的后果是地方政府公职人员的庞大的开支就没有来源了，就不会那么听从中央政府的政令了，这样中央政府就会失去对基层的控制。这就是升值的两难。
二、通胀还是通缩？
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华丽的外表下掩盖着无数的“血汗”。“中国模式”的基础是“血汗工厂”，其经济本质是“农奴资本主义”，是有着身份依附关系的“农奴”这种劳动要素与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相结合的畸形经济体。
“中国模式”不可持久。它会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来自内部的挑战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农二代”生活观念的转变，以及内地与沿海经济差距的缩小，“血汗工厂”面临着劳动力日益短缺和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这本来是可以在以往的发展中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更快的产业升级而避免的。但不幸的是，问题累积下来了。相比之下，就目前而言，这个挑战还是比较容易应对。因为中国政府有着操控全局的能力，虽然难免有左支右绌之窘。
但在当前，外部的挑战却迫在眉睫与非常严峻。面对外部压力，中国政府就只得讨价还价，软磨硬少泡，不比得在国内可以为所欲为。美国与欧盟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合力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而人民币汇率及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也是“血汗工厂”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为“血汗工厂”扩大出口市场创造了先决条件。这样，政府才能用增发本币的方式，通过降低本币购买力凭空取得外汇财富。如果人民币如美国所要求地那样升值20-40%，那对中国的经济无疑会是严重的挑战。而如果不答应美欧的要求，美欧就很有可能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制裁。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中国势单力孤，也不占有先手。我的判断是，最终，中国会部分地答应美国的要求。
如是，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就是出口市场萎缩，失业增加，和伴随而来的长期资本的外流，这将是非常痛苦的。失业会加剧政治的不稳定，而长期资本一旦转为外流而没有强有力的补救措施，紧接而来的就是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这样，中国经济很快地会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就像站在一个两边都是悬崖的巅峰，而且立不住，要么往左堕，要么往右滚。左边是急剧的通货紧缩，史上最大的泡沫破裂；右边则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要么进入急剧通货紧缩的通道，要么进入恶性的通货膨胀的通道。只能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二者必居其一。
我以为，政府在这个相机抉择点上，会毫不犹豫，甚至是不假思索地选择通货膨胀。通过不断增发大量信贷，维持资产价格。但这就会造成一般消费品价格的急剧上涨。毕竟，相比而言，急剧的通货紧缩比恶性的通货膨胀更令人难以接受。对政府是如此，对绝大多数人也是如此。
三、“城镇化”是唯一的消劫之道
如不出所料，未来几年，人民币迫于外部压力而较大幅度升值，那么很有可能引起长期资本的净流出，而发生逆转。如是，就会促使资产价格下跌，引发通货紧缩。政府为维护资本价格和避免通货紧缩，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大量增发货币，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面对出口市场萎缩、失业增加，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以及借城市化的“土地财政”走向尾声，地方政府庞大的开支没有了来源，这么多棘手的问题交织在一块，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能缓解诸多矛盾的唯一消劫之道。当然我说是“唯一的”，是指在僵化地维持现有体制，“不动摇”的前提条件下，是“唯一的”。
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已经过去，大城市的继续扩张已经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而“城市化”的结果是，经济资源更加集中大城市。虽然这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但却加剧了地区发展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就业机会过度集中于大城市，从而推高了房价。地方政府则借“城市化”而搞“土地财政”，从中渔利。而由于农村土地使用权不能形成市场而自由转让，和农民工收入微薄，他们无法在城市定居下来，转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从而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缓慢。
那么，自然而然，在“城市化”后，推进“城镇化”就成了拉动内需，解决就业和填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一石三鸟”的应对之策。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会提供就业机会，会缓解钢材等建材、和包括家电在内的家居产品的产能过剩，及扩大服务业。从而增加居民收入，部分抵消掉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居民购买力下降的影响，拉动内需。单是征收“房产税”，只有弥补财政收入的作用，对拉动内需和解决就业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只是对房产保有量和价值高的大城市作用显著。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也能为“房产税”扩大税源。政府已将“城镇化”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举措，目前许多地方也在着手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的大浪潮初现端倪。
何谓“城镇化”呢？就是建立和扩大小城镇建设，以土地换户口加补偿的方式，将农民集中到城镇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低价进一步征得农民的“宅基地”和农田，然后出让给开发商，收取土地转让金。农民则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转为城镇户口和城镇居民，完全放弃作为一个农业生产的经济主体。他可能继续受雇从事农业生产，或者从事其它非农生产或服务。
从整体而言，“城镇化”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如前所述，有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的作用。还有优化土地用途的作用，从农业方面看，也会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供条件，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其中的利益分配不可避免的会失去公正。如同“城市化”的进程一样，在城市飞速的发展下掩盖着无数的血泪和屈辱。只要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衡，任何的政策举措，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权力拥有者攫取财富的机会。毫无疑问的是“城镇化”会继续给地方政府提供攫取财富的机会，广大农民虽然可以获得短期的利益，但却损失了本应具有土地自主权下的长期利益。
因而，“城镇化”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引擎和支柱，可以暂时缓解中国的诸多矛盾，凭此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这一过程也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变数。我们可以将“城市化”和“城镇化”都看成是“打江山，坐江山”政治逻辑下的遗产出让。不管官僚集团多么冠冕堂皇地宣称，土地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但在他们的意识中，其实都是前辈“打下来的”，归官僚集团继承与掌控。每一官僚分子，不管是靠父辈的荫庇，还是靠自己“混”进去的，都有权按其职位分享一定比例的利益。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在收取土地出让金后，再征房产税就是“理所当然”的。土地出让金是卖地所得，而“房产税”则是为房产提供保护而收取的保护费。至于70年土地使用权，我以为，到时会没有多大阻碍地成为永久使用权。一则关涉官僚集团的利益更大，二则涉及面太大。如果“城镇化”将农村土地出让殆尽，那就意味着官僚集团将继承而来的“打下来”的政治遗产耗尽了，意味着失去了保持现有体制“不动摇”的根基。如果到时没有获得新的合法性，就面临根本性的失衡。无论对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局面都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
这种危险的局面是可以避免的，端取决于官僚集团、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城镇化”进程也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机会。更多的中国民众有机会接触到广泛的信息，民众与知识分子的距离更近了，有了发生密切联系的可能。以前的城乡分隔造成知识分子与民众在生活范围上区隔，知识分子下不去，也不愿意下去，乡村精英进入城市后也不再返回农村。如是，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影响民众的渠道。那么，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后，这种状况就会发生了改变。如果给予宽容甚至支持，假以时日，和有益的引导，从而公民社会得以成长壮大，为中国转型为自由民主社会打下基础，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自由主义者应当支持“城镇化”，但要保持对“城镇化”过程中不公正现象的批评，以尽量减少不公正现象。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能分享到更多的利益，在实现温饱的基础上获得持续的发展。
当“城镇化”完成后，中国会到达一个真正的分歧点，现有的体制将再也无法维持了，要么走向“改良”的道路，要么走向“革命”的道路。我希望是前者。而在此之前，伴随着“城镇化”而带来的最大问题则是粮食安全和对土地的控制。
四、粮食、土地与“转基因”
假如在经历在大规模的“城镇化”后，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和更少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就必然会要求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就会关系到两个影响政权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一是粮食安全，一是对土地的控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政权对土地的控制是非常严格有效的。但是，“人民公社”经营模式导致的低效率，即便在“以粮为纲”的方针下，都完全失败了。有鉴于此，改革开放时期，政权有限度地放松了对土地的控制，采取了延续至今的“土地承包制”。由于“土地承包制”比“人民公社”具有更高的激励机制，所以，即便“土地承包制”缺乏“人民公社”具备规模经营的条件，也比“人民公社”更有效率。农村“家庭承包制”实际上是在保证粮食安全与对土地的控制间的一种平衡和权宜之计。但归根结底，这两种经营模式都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农民的发展，都是中国转型为自由民主社会的根本性障碍。
无论是“人民公社”也好，“家庭承包制”也好，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政治理念下的产物，是传统社会土地制度的延续与升级。过去，天下的土地都归皇帝所有，现今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实质上归官僚集团所有。由于现今社会有着比传统社会更先进的技术和组织手段，政权对土地的控制更为有效和严密。相比于传统社会的自耕农，现今的农民对土地自主权少得可怜，无权进行转让出租，甚至无法自主经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之于土地，就如囚犯之于监狱。
为什么政权要严格地对土地加以控制，并长期将农民束缚在农村，长期压制农民，剥夺农民的发展呢？因为集权统治需要庞大的愚民作为统治的基础，需要将农民牢牢地控制住以供其支配与奴役，需要有庞大数量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并让他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以便集权统治可以“赐与”贫困者脱离贫困的机会而让他们感恩戴德，而成为集权政治坚定的捍卫者与牺牲品，成为集权政治的暴力工具。
但目前的经济困局走到这一步，不得不将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与城市，以让农村土地发挥更大的经济作用，让农民转为城镇居民以消费更多的工业产品，拉动内需。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粮食安全和对土地的控制呢？
毫无疑问，包括粮食生产的农业生产不得不走规模化、机械化的经营道路。但采用“人民公社”那种模式是不可能了，只能是“农场”的模式。将土地集中起来，发包给经济组织或个人，雇佣农业工人进行生产。我以为，将来中国的农业也会如制造业一样是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国营农场、外资农场和私营农场。国营农场拥有级差地租高的土地经营权，保持优势地位，外资农场以先进的种植技术占据一定份额，而私营农场则拾遗补阙，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样一种局面，在国营农场和外资农场对私营农场的压制下，另外对种子等重要农资保持绝对的控制，垄断粮食收购渠道，兹不至于很大程度上丧失对土地的控制。因为国营资本和外资都比私营资本更好控制。这是“慈禧主义”的翻版。同时保证粮食安全，以少的劳动力但经济效率高的农场模式，来代替耗费众多劳动力但效率低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模式。
毛派在“转基因”的问题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其目的就是为外资进入中国的种植业“暗渡陈仓”。“转基因”的关键不在于其有利还是有害。即便更有利，不引进，仍然种植杂交农作物，也不至于引发中国的粮食安全。两者的差别不具有显著水平。即便有害，只要外资借机引进来了，再放弃也罢。“过河拆桥”就是了。“转基因”只是个由头，用作拒绝将土地完全开放给国内私营资本的借口。但毛派主张回到“人民公社”的模式显然更不可取。毛派还是抱着“宁要中国的草，不要外国的苗”这样一种双输的心态。但自由主义者主张“要中国的苗”，主张土地的私营化或私有化。
另一重大问题，如果农民大规模转移出来，农业实现了规模经营，那么，现存的乡村一级行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乡村一级行政，是最基层的政权末梢，一直担负着控制农民及土地，稳固“金字塔式”政权体系的基石的作用。他们具体地控制着农村和农民，并靠从农民身上摊派费用而作威作福。但当大量农民大规模转移出农村后，乡村一级行政的这个作用就没有必要了。这部分人员，什么村长，村支书这类的乡村党政干部。一部分可以纳入体制内，一部分就会分流出去。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埋下一条不稳定的伏线。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