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你看那正在复活的诗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15:17:01
时间:2010-10-13 14:07 作者:左春和 字号:大中小 点击:32次
当代诗歌在深陷于阿道尔诺的诗学命题之后,奥斯威辛和布拉格之春已成为检验诗歌生存能力的死穴。历史想象力的断裂造成了当下诗歌历史命名能力的丧失,诗歌因此蒙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羞辱。在诗歌已死的年代,其实除了极少数诗人坚守的历史硬度之外,整个诗坛确实在满天繁星之处竟然是星光依稀,熙攘喧嚣之处则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坛繁荣中的贫困、喧闹中的荒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判断。
在诗歌新的美学格局的构建中,世俗美学的当下为王已经让诗歌的自娱自乐走进“笑和遗忘”,历史想象力的断裂又使诗的存在徒具形式化的特征。在奥斯威辛事件中上帝是沉默的羔羊,任何关于上帝深不可测的公义并没有能平息历史留下的巨大空虚。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话语,诗歌应该在这种历史缺位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便维持从广场出走之后的精神生态。遗憾的是诗歌在进入隐蔽的世俗化之后愈来愈进入了不再指涉现实的专业化生存。在专业化生存中,正如萨义德所言:“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这种安适的、体面的专业化使诗歌表现为工具理性对历史张力的压抑,进而化约为消费性的大众功利文化的泛滥。当这种诗歌的世俗喧哗登峰造极之后,默茨的话才显得掷地有声:“沉默才不可理喻,有时甚至令人愤慨。”
毕竟历史的道路不完全是保罗的道路。历史的光芒依然照耀着汉语中的诗歌,诗歌生存的世俗真实并未能全面颠覆汉语生态。近日读到沈浩波的《秋风颂》、《北京,我的幻影》及《亚细亚的忧伤》等诗篇才知道历史并未全部失踪,深切的历史关怀依然散发着心性品质的温暖。诗的自由一定在民间的深处。或许正如尼采所言:“真理就是让我们忘了它是幻觉的幻觉。”激情和神话让我们对历史的正义关怀已忘却多时。布拉格之春之后的天空是空虚的,所有的热情在一哄而散之后我们才开始审视热情的合法性,但理性又使得诗歌的判断极易滑入道德清算。在精神气候凝固多年之后,诗歌的历史关怀也已经成年,它不再像当年拥抱高蹈正义的热情那样去寄希望于新的号召。迈克尔·奥克肖特强调:“实现正义的热情,会让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变成了铁石心肠。”沈浩波只是发现广场的热情中:“高高的天幕/偶尔有几颗星星/睁开那属于已死老人的/浑浊、酸痛,充满沉默威严的眼睛。”这种对广场弥赛亚主义与现实关联的拆除,意味着诗歌的判断走进了大地的反思:在“天幕”之下我们具有属灵的品质,还不甘于被各种乌托邦所统摄。我们所要求的公义和幸福并未在自然法则的因果之中产生,有时候只能重新打量预定性的尘世秩序。当诗歌洞穿了这一切又不具备自身的行为能力之时,只能“提醒我们强权的凛冽/和天空的无知”(《秋风颂》)。在一个后极权时代,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所以沈浩波告诉我们他看到的:“一群洗得干干净净的女人/像一把又白又甜的大葱/带着渴望被啃一口的喜悦与羞怯/在秋风中忙着出嫁……”这些天空之下的“女人”怎么了?她们为什么暗含着神圣的热情,在一种神奇的自我改变中去“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托克维尔)
布拉格之后,奥斯维辛命题成为压抑着的死亡。诗歌也因此发生了自由的断裂,自从失去了广场的热情之后也失去了仰望天空的兴趣。为了压抑死亡与广场弥赛亚主义的关联,犬儒主义普遍成为当下诗人的生存理性。于尔根·莫尔特曼说:“被压抑的死亡是存在的,被压抑的死者和哀悼者在我们中间。对死亡的压抑使得现代人冷漠、麻木、不成熟。它造成了扭曲的享受态度和偏激的绩效主义官能症。它透过压抑而抹杀了对整个生命的热爱。”
在诗歌这种压抑着的死亡埋葬多年之后,虽然“人们像水珠一样消失/像鸽子一样消失,像麻雀/一样消失,像被吞吐进胃里/的梨一样消失”,但是“我在深水中不肯安眠的倒影/不晃动,不破碎/睁着溺死者灰色的眼眸”。这种历史想象力的复活不单是历史话语的复活,还是诗歌永远无法泯灭的那个噬心的历史主题的复活。当所有的“天空不再给予希望”(贡斯多)之后,诗歌依然把最后的绝望留给自己,历史的命名能力便是这最后绝望中的历史复活。所有“压抑着的死亡”并没有消亡,而是用历史的断裂创造了自己的死亡。按照巴德尔的神学祈祷命题,死亡从本质上远远超过了谈论死亡,死亡中“灰色的眼眸”并未像谈论死亡的人们“鸽子一样消失”和“像麻雀一样消失”。或许还可以按照大卫·弗格森所引述的工具论神学的观点来慰藉自由中的诗歌:“一个存在着自然之恶的世界将因此而培育出坚韧、勇敢、献身和慷慨精神,而用别的方式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这远非诗歌在复活中的力量,他的力量来自于一个真正的历史命名能力的自由情怀和人类伦理秩序的鼓舞。当一切崇高的道德命题同乌托邦一起随风飘散之后,支撑着诗歌合法性生存和历史命名能力的永远是普世的人类伦理。人类伦理永远高于政治理想。这也便是为什么别尔嘉耶夫不厌其烦地强调“政治是控制人们的假象”,原因在于“自由高于存在”。任何道德命题和意志命题可能是对于自由的拒绝,也是以现存秩序之名对于人性伦理的拒绝。
沈浩波在这首不同凡响的《北京,我的幻影》中解禁了对于自由生长的拒绝,同时也解禁了对于历史想象力的戒严。告诉我们“悲伤的事物至今仍然/停留在石头的阴影中。玻璃/的反光,像是密探冰冷的眼/而记忆在不存在中闪光”。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人的不幸就起源于他的伟,起源于他内心存在着无限,起源于他不可能最终把自己葬送于有限”。在这首诗中“麻雀在右眼飞翔”,它无法像“左眼”中“安静”“啄食”的“鸽子”那样“肥胖”,那样“像浮肿的死孩子”一样安逸。虽然“连视线都飞不出”,但“这可怜的/小石头般灰不溜秋的东西/不幸拥有了渴望自由的意志”。是的,自由,自由,有多少精灵为你而亡。所以别尔嘉耶夫才说:“自由的反对者喜欢用真理来反对自由,强迫别人去确认这一真理。”目的在于剥夺天赋的脆弱而强劲的自由。这样既存的自由与权力的冲突便进入了福柯的权力命题:权力话语在强化自身真理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存在的基础,并暴露之,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到挫折。不是吗?连一只飞不出视线的麻雀就使得“天空布满铅粒”,同样也使得权力难以在伯克的权力批判中向人的内心范畴延伸,因为它“很少能行积极的善”。在此,沈浩波透过“夕阳像废墟之神……”听到了“乌鸦的大喉结吐出欢歌”,并认为“我们一定看到了什么,但我不能宣布”。在权力和犬儒共谋的美学格局中,这种诗歌的胜利也只是自由的胜利,而不是世俗的胜利。尽管这种诗歌的胜利穿过了语词的象征性曲折,但天空覆盖下的大地还是能听到那种对于犬儒主义文化自媚的响亮耳光。这种诗歌的胜利没有进入独善其身的东方主义哲学和价值虚无主义,它的复活在奏响诗歌犬儒主义的历史丧钟。在那种自负的意志和结构之中,诗的自由使它的复活具有了使“专业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写作”者无地自容的力量。
朋霍费尔说通向自由的道路,不仅有行动,而且有受难。但是作为曾经拥有上帝荣耀的诗歌,它永远不会满足于做那只“左眼”中“啄食”的“浮肿”的“鸽子”,它的生存只为证明自身的历史命名能力和精神尊严。它的复活也是不甘于随着整个文学主体的结构性死亡而消亡,而是在充满了阴谋论、敌人意识和斗争美学的精神祖国倾诉自己的信仰和爱。只是诺恩罗普·弗莱说:“诗歌仅按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形式提供启示:它并不描述也不表达启示的单独内容。”这并不能归责为复活中诗歌的自由策略,而是真正的诗的自由与战斗号角的本质分野,是沉郁的力量对于昨天高亢的宣言的告别。
当复活中的诗歌再一次披着信仰而飞翔,我们似乎看到那“金色的/马车、像马蹄达达的声音”。诗歌虽然走出了权力的征用,但在普遍被消费主义雇佣的时代里,诗的复活又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和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邪恶”的多重围剿。所以,诗的自由与复活仍然是一种理想,一种裹挟着走出阿道尔诺哲学命题的梦想。诗歌的“信仰不是理所当然的,它不可能带着一定的目的性而产生”(雅斯贝尔斯),在新的复活中诗歌也只能在自己的诗歌内部对世界发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这些复活的诗歌中那些坚硬的带着金属寒光的诗句没能引用,也无法做精准意义上的文本细读。这些诗歌的出现第一次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史没有断裂,从这些精神记录中我们仍然能够听到历史的心跳。在另一首《亚细亚的悲伤》里,沈浩波更是把诗的关怀伸展到认同性意志结构的想象之中,去触摸那种“瓦砾下埋葬着正义/悲伤是一封不准被传递的信”的“耶路撒冷的凌晨”。这种以血的代价铸成的东方共同体想象为什么没有应答个体生命对于和平的呼唤?恐怕是生命的福音并不能靠代祈而完成的权利命题。这些复活的诗歌追求带我们从铅一样的天幕下逃脱出来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一种多么软弱的东西在笼罩着生命的奔放与自由。在死亡的极限处,奥斯威辛的确给了诗歌一次机会,当诗歌能够在“秋风”、“幻影”和“悲伤”中倾听、承负生命的不幸,生命便赋予它复活的伟大荣耀。
1990年代以来,诗歌中那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命欲求随同那热情的人群一起逃之夭夭,在显而易见的意义上诗的自由也停止了呼吸。今天当我再一次感到诗歌复活中那种历史想象的内在张力,对于“幻影”的否定又并未使用否定的话语去完成否定,才使我真正看到了诗歌在新的时代的有效作为,它并不为你提供弥赛亚式的精神按摩,只是孤独地去背负自由的实践和心灵的风暴。也许诗歌的自由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它也没有必要去解决一切问题,只像德尔图良荒谬论神学那样证明天空的荒谬就足够了。正因为这个“幻影”的荒谬才使得世界如此真实。凸显在这些诗歌中没有任何道德话语的自我捧媚,只有来自曾经沸腾血液的刻骨铭心的省察,以此告诉你,诗人并不一定是一个道德人,但他的道德勇气在这个犬儒化的时代里会使犬儒主义倒吸凉气,让机会主义、功利主义从此挣扎于“啄食”与“浮肿”的精神困境。
2009年10月17日星期六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