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欲望的表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21:10:07
欲望的表达 文 / 失却的路
————安娜与泰蕾丝的人物比较
摘要：巨作产生的社会背景已离我们远去，“人性”做为人类永不过时的主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伟大的文学是社会宏大的叙事，更是人类、人性的宏大叙事。本文本着“还文本以文本本身”的主要思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解构人物对欲望的理解和在欲望的奴役下种种表现，再现人性的真实轨迹，发掘悲剧的主要渊源，以及辨正女权的种种错失，籍此为文本作者的“人性叩问”做遥远且即将被遗忘的回应。
关键词：人性、欲望主体、欲望对象、双性人格、女权
当文本所紧密相依的宏大社会背景、时代的条件与限制被时间抽离之后，社会背景、时代限制仍是读者预定的阅读成见，它模糊了文本人物最为真实的品质，往往将主人公的大部分行为合理化，而将责任推给一个没有辩驳能力的历史社会背景、时代限制。我们应该还文本以文本本身，剔除一切阻碍文本阅读的人为强加因素，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应在享受“发声”权利的同时背负起人之所以为历史主体的责任。本文从人性的角度，通过两个时空上毫不相交的人物——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873年—1877年）中的主人公安娜与左拉的《红杏出墙》（原名《泰蕾丝·拉甘》，创作于1868年）中主人公泰雷丝的比较，以最低的“破坏成本”解构人物对欲望的理解和在欲望的奴役下种种表现，再现人性的真实轨迹，发掘悲剧的主要渊源，以及辨正女权的种种错失。籍此作为文本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目的和最终目的——“人性的叩问”的遥远且即将被遗忘的回应。
一、 共识：两位作家对人性孜孜不倦的叩问
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泰斗，比他晚十几年出生的左拉则是十九世纪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巨匠，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无碍他们超越一切的时空阻隔而达成文学创作的共识，两者以不同的风格、手法，甚至以不同的文本意识进行一个几近相互呼应的动作——对人性孜孜不倦的叩问。
托尔斯泰身为文学泰斗他对文学的态度却是出乎意料的，文学对他而言只是他表达自己对社会见解和思考的载体而已，除了叹服托尔斯泰对艺术的惊人领悟力和直觉，我们更应看到他身上思想的光芒及其对艺术的感召力，不管是在他的作品多展现的对十九世纪上流贵族社会的揭发和批判，还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不满、对阶级的反抗，回归到其本源乃是对人性孜孜不倦的叩问以寻求一条“救赎”的道路。这在他的作品中皆体现为“人性化”的叙述风格，他赋予笔下人物丰满的形象，且特别工于人物“心灵”的描摹和叙述，擅于通过对人物细节的描写建构一个常态的叙述背景，在文本上使每个人物形象获得最大的活动自由，而不会沦为作者冷冰冰的传声筒，出于对人的悲悯而进行人性叩问，他的道德坚持为巨作的产生做了最坚实的基垫。
左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热衷于“科学实验”来解剖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创建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倾向于从人作为“生物”受“生物本能”影响的角度剖析悲剧的原宥，这在当时颇受争议，而人们不可否认人性中最为本原的“生物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甚至价值取向。认识到人的“生物性”也就不可否认社会性的局限，而承认社会性的局限并非对否认社会性对人影响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在更为客观地认识到人“可怕”的一面后，人才得以真正认识自己，才可能找到一条“完善人性”的道路，也即找到一条“救赎”的道路。
基于这样的共识，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形象以及左拉笔下的人物形象才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可能，从人性（剥离了时代概念的）的角度。
二、欲望的奴役幸福的凶手
两性问题是贯穿两个文本悲剧始终的主要问题，《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呈现的俄国70年代贵族上流社会的图景，它本身携带的被批判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掩盖了安娜的人性本质，安娜对婚姻的出逃被认为是对真正幸福的追求，在悲剧背后，安娜被认为是受害者，甚至是女性解放的代言者，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人们对文本表面急躁的捕捉。问题的症结在于：安娜抛弃家庭而选择与情人伏伦在一起是对爱情的追求还是仅仅是人性中欲望的放逐？追求应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做出抗战以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而安娜的“情变”是否是对爱情更高质量的追求所致？
沿着安娜、泰蕾丝两个女人的情感路线，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共同之处，即两者都大致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表现欲望（欲望外显为个人外在表征或行动）——欲望激化（包括与`一切障碍欲望满足的抗争）——满足欲望（局限于前期的欲望）——对满足的现状产生怀疑并产生再次与现状相悖的欲望——极度失落——走向死亡。
在安娜第一次离开家里之前，她并没有对“爱情”的缺失感的认识，或者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生活的不妥，她为离开儿子而难过：“都快十点了——她平日总是在这个时候同儿子分手，并且在自己去赴舞会之前往往亲自安置儿子睡觉，——她感到惆怅，因为离开儿子这么远”，或许在遇见伏伦之前，安娜对爱情的渴望一直被压抑着，压抑到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程度，因为如果在遇见伏伦之前安娜若是察觉到自身对爱情的欲望那么她的生活不可能如此平静，主要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她是如此爱谢辽沙。
拉康认为“欲望是对某种已知的、可以带来愉悦或满足的事物的渴求，源于对某种存在物的缺位的认识。”安娜的爱情“缺失感”在与丈夫生活的八年里并不存在，她安于家庭生活。在她与卡列宁结婚之前到与他生活了八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悉心照料孩子，如果说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情自由的人，那么她的追求却毫无迹象可寻。
首先是与卡列宁结婚她并没有对爱情及婚姻前进和退却，或说是当时的安娜并没有意识到爱情为何物，但在后来的八年里，如果她不满丈夫的生活方式，责怪丈夫不懂爱情就如安娜在结婚之时仍不知爱情为何物一样，伏伦的出现唤醒了她对爱情的知觉，而身为卡列宁的妻子，她却不曾想去唤醒丈夫的爱情，当如果说安娜的平静只是因为“旧道德”的束缚，那么“旧道德”的力量能够“束缚”安娜那么多年，让她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生下孩子，并在孩子身上倾注了超常的爱（她与伏伦生下一个的可爱小女孩却难像谢辽沙一样为安娜所爱），却为何能在一下子崩溃？
这样看来，她的“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安娜）就只是有意或无意要将自己的背叛合理化的辩辞，以求内心的“理所当然”。试想把安娜放在左拉的实验桌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贪欲”，是人类有了种种自我辩解能力后经过修饰了的“贪欲行为”。
在左拉笔下的泰蕾丝，“贪欲”来得似乎更加纯粹，作者的目的很明确，在一开始便交代了泰蕾丝“贪欲”的生理因素：“她本是冲动型的女子，这时，她的一切本能都以其前所未有的猛烈程度一齐爆发出来。她的母亲的血，这种灼烧着她血管的非洲血液开始奔腾了”，《红杏出墙》所批判的归根结底是对“贪欲”放逐的批判，是通过剖析泰蕾丝的“生物”性对道德规范（更多反应在人道主义上）的反应，批判人应该正确认识自身易为“欲望所役”“生物性”的特点。同样是面对“欲望”，泰雷丝更多是对“性”的渴求，对自身的亚异性的投射的想象和渴求（也因此产生对丈夫的厌恶、怀恨），她在拉甘太太家表现异常安静，这样的禁锢更使她加深了自身对“性”对“爱情”的缺失感，以致洛朗的出现让她对“爱”（原始的性渴求）的表现一发不可收，而洛朗“爱”泰蕾丝也是出于“欲火中烧，钱包干瘪”，这样两性之间的对性的欲望就成了“爱”与“罪”的全部。安娜则倾向于收获成为异性的欲望对象的成就感，在与伏伦在一起后，她时常对伏伦猜疑，对伏伦对自己的冷落做出的反应竟是蓄心让自己变得更加妩媚，想以此引起伏伦对自己的兴趣，她沦为“欲望的对象”并乐此不疲，最终酿成悲剧。
欲望本身不能被满足，因为欲望的对象与欲望没有对等的关系，“每一次试图满足欲望的行为都蕴含着鲜活不灭的新欲望。”①泰蕾丝在一次次与洛朗通奸后激发了更强烈的对“性”的欲望，毫不满足，并且无视一切扫清任何满足欲望的障碍，不惜让她的丈夫死掉，在满足性欲的同时，她被“性欲”所奴役，而在洛朗这一障碍被“消灭”后，“性欲”的满足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心理的恐惧和不安又时时转化成对对方的仇恨，企图将过错推给对方而换得心理的安稳，“性”作为欲望已被取消，泰蕾丝的一切罪恶也找不到任何自我解脱的借口。
安娜的情况更为糟糕，伏伦激起了她对爱情的欲望，她不惜抛夫弃子（这在她向丈夫公开她的私情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她的一切行为都有着“追求爱情”为其辩解，而实际上，她并不能意识到自己要的是什么，她在与伏伦在一起后，处处受伏伦对自己的态度所左右，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欲望的对象”，即迷恋于伏伦对自己的欲望，她变得软弱无能、依赖性附属性加深。伏伦斯基的“两性分胫”、“男权主义”使他在“中年自我意识危机”导致他选择对地位和名声的维护（更是一种的男权维护），他冷落了对几乎成了他的依附品安娜，是安娜最终选择自杀的直接原因。
基于此，在两性关系中，我们可以指责安娜与卡列宁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安娜与伏伦之间更无爱情可言。美国学者波利·扬—艾森卓在论证两性关系是提出：“两性之间的爱与亲密关系的出发点在于个人对自己本身异性人格部分的爱，即人们心灵内在的对立面的和谐。只有这种内在的‘联姻’才能让我们真诚、平等、设身处地地去爱一位异性的同类。”②当爱被定义到“联姻”（广义上）这样的高度时，安娜与丈夫之爱便显得虚无缥缈，安娜与伏伦之间的“爱”更是滑稽可笑。
三、 走出安娜走出泰蕾丝
伟大的文学是社会宏大的叙事，它在本质上起到一个神话的作用，神话的寓言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上上个世纪的“神话”对当下的我们仍在起着“启发”的作用，它甚至能在一定的氛围下激发我们某种力量的爆发。
女权的提出首先是与男权站立一起的，女性意识总也伴随男性的参与，这无可厚非。脱离了男性的参与而一味建构所谓“女权主义”则可能重返远古“母系”社会，难免会出现一个类似于“男权社会”的“女权社会”，这与构建和谐的两性社会相去甚远。
在安娜与泰蕾丝的欲望纠葛背后，深藏着一种起着误导作用的“女权意识”，安娜、泰蕾丝的悲剧昭示着一种狭隘的“女权观”已不再是“女权”的拥戴者，而是“女权”的掘墓者，这归咎于人们对悲剧本身的阅读成见和夸大了社会背景对一个社会个体十分私人的情感世界的影响，安娜的死并非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是自身情感的失落感，而泰蕾丝的悲剧在“人性”的角度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充实。
活在当下，对女性最有力的维护是整个社会对“欲望”的正确认识和对“欲望”对象的有力摆脱，这有赖于整个社会确立正确的性别观，男女性别之分并非完全对立的两面，即承认自身具有“异性亚人格”的成分，平等对待异性、尊重异性有如尊重自身的“异性亚人格”缺失了对自身异性成份的正确认识会使人无法平等对待异性以及正确认识自己；更有赖于女性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并做欲望的主体，掌控自己的行为，女性在性别上的欲望并非以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
安娜给我们的性别意识启发是人应成为自己的欲望主体，泰蕾丝给我们的性别意识启发则是人应意识到欲望为何物，如何用人的社会性来克制自己的“生物性”而使自己不致于为欲望所奴役。而“欲望”背后的道德规范又是如何影响欲望的满足，道德规范并不与人类满足欲望相悖，它的渊源是人类共同满足欲望所形成的潜在共识与保障。
参考文献：
①[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②[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安娜与泰蕾丝的人物比较
摘要：巨作产生的社会背景已离我们远去，“人性”做为人类永不过时的主题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伟大的文学是社会宏大的叙事，更是人类、人性的宏大叙事。本文本着“还文本以文本本身”的主要思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解构人物对欲望的理解和在欲望的奴役下种种表现，再现人性的真实轨迹，发掘悲剧的主要渊源，以及辨正女权的种种错失，籍此为文本作者的“人性叩问”做遥远且即将被遗忘的回应。
关键词：人性、欲望主体、欲望对象、双性人格、女权
当文本所紧密相依的宏大社会背景、时代的条件与限制被时间抽离之后，社会背景、时代限制仍是读者预定的阅读成见，它模糊了文本人物最为真实的品质，往往将主人公的大部分行为合理化，而将责任推给一个没有辩驳能力的历史社会背景、时代限制。我们应该还文本以文本本身，剔除一切阻碍文本阅读的人为强加因素，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应在享受“发声”权利的同时背负起人之所以为历史主体的责任。本文从人性的角度，通过两个时空上毫不相交的人物——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873年—1877年）中的主人公安娜与左拉的《红杏出墙》（原名《泰蕾丝·拉甘》，创作于1868年）中主人公泰雷丝的比较，以最低的“破坏成本”解构人物对欲望的理解和在欲望的奴役下种种表现，再现人性的真实轨迹，发掘悲剧的主要渊源，以及辨正女权的种种错失。籍此作为文本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目的和最终目的——“人性的叩问”的遥远且即将被遗忘的回应。
一、 共识：两位作家对人性孜孜不倦的叩问
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泰斗，比他晚十几年出生的左拉则是十九世纪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的巨匠，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无碍他们超越一切的时空阻隔而达成文学创作的共识，两者以不同的风格、手法，甚至以不同的文本意识进行一个几近相互呼应的动作——对人性孜孜不倦的叩问。
托尔斯泰身为文学泰斗他对文学的态度却是出乎意料的，文学对他而言只是他表达自己对社会见解和思考的载体而已，除了叹服托尔斯泰对艺术的惊人领悟力和直觉，我们更应看到他身上思想的光芒及其对艺术的感召力，不管是在他的作品多展现的对十九世纪上流贵族社会的揭发和批判，还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不满、对阶级的反抗，回归到其本源乃是对人性孜孜不倦的叩问以寻求一条“救赎”的道路。这在他的作品中皆体现为“人性化”的叙述风格，他赋予笔下人物丰满的形象，且特别工于人物“心灵”的描摹和叙述，擅于通过对人物细节的描写建构一个常态的叙述背景，在文本上使每个人物形象获得最大的活动自由，而不会沦为作者冷冰冰的传声筒，出于对人的悲悯而进行人性叩问，他的道德坚持为巨作的产生做了最坚实的基垫。
左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热衷于“科学实验”来解剖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创建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倾向于从人作为“生物”受“生物本能”影响的角度剖析悲剧的原宥，这在当时颇受争议，而人们不可否认人性中最为本原的“生物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甚至价值取向。认识到人的“生物性”也就不可否认社会性的局限，而承认社会性的局限并非对否认社会性对人影响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在更为客观地认识到人“可怕”的一面后，人才得以真正认识自己，才可能找到一条“完善人性”的道路，也即找到一条“救赎”的道路。
基于这样的共识，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形象以及左拉笔下的人物形象才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可能，从人性（剥离了时代概念的）的角度。
二、欲望的奴役幸福的凶手
两性问题是贯穿两个文本悲剧始终的主要问题，《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呈现的俄国70年代贵族上流社会的图景，它本身携带的被批判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掩盖了安娜的人性本质，安娜对婚姻的出逃被认为是对真正幸福的追求，在悲剧背后，安娜被认为是受害者，甚至是女性解放的代言者，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人们对文本表面急躁的捕捉。问题的症结在于：安娜抛弃家庭而选择与情人伏伦在一起是对爱情的追求还是仅仅是人性中欲望的放逐？追求应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做出抗战以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而安娜的“情变”是否是对爱情更高质量的追求所致？
沿着安娜、泰蕾丝两个女人的情感路线，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共同之处，即两者都大致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表现欲望（欲望外显为个人外在表征或行动）——欲望激化（包括与`一切障碍欲望满足的抗争）——满足欲望（局限于前期的欲望）——对满足的现状产生怀疑并产生再次与现状相悖的欲望——极度失落——走向死亡。
在安娜第一次离开家里之前，她并没有对“爱情”的缺失感的认识，或者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生活的不妥，她为离开儿子而难过：“都快十点了——她平日总是在这个时候同儿子分手，并且在自己去赴舞会之前往往亲自安置儿子睡觉，——她感到惆怅，因为离开儿子这么远”，或许在遇见伏伦之前，安娜对爱情的渴望一直被压抑着，压抑到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程度，因为如果在遇见伏伦之前安娜若是察觉到自身对爱情的欲望那么她的生活不可能如此平静，主要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她是如此爱谢辽沙。
拉康认为“欲望是对某种已知的、可以带来愉悦或满足的事物的渴求，源于对某种存在物的缺位的认识。”安娜的爱情“缺失感”在与丈夫生活的八年里并不存在，她安于家庭生活。在她与卡列宁结婚之前到与他生活了八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悉心照料孩子，如果说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情自由的人，那么她的追求却毫无迹象可寻。
首先是与卡列宁结婚她并没有对爱情及婚姻前进和退却，或说是当时的安娜并没有意识到爱情为何物，但在后来的八年里，如果她不满丈夫的生活方式，责怪丈夫不懂爱情就如安娜在结婚之时仍不知爱情为何物一样，伏伦的出现唤醒了她对爱情的知觉，而身为卡列宁的妻子，她却不曾想去唤醒丈夫的爱情，当如果说安娜的平静只是因为“旧道德”的束缚，那么“旧道德”的力量能够“束缚”安娜那么多年，让她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生下孩子，并在孩子身上倾注了超常的爱（她与伏伦生下一个的可爱小女孩却难像谢辽沙一样为安娜所爱），却为何能在一下子崩溃？
这样看来，她的“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安娜）就只是有意或无意要将自己的背叛合理化的辩辞，以求内心的“理所当然”。试想把安娜放在左拉的实验桌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贪欲”，是人类有了种种自我辩解能力后经过修饰了的“贪欲行为”。
在左拉笔下的泰蕾丝，“贪欲”来得似乎更加纯粹，作者的目的很明确，在一开始便交代了泰蕾丝“贪欲”的生理因素：“她本是冲动型的女子，这时，她的一切本能都以其前所未有的猛烈程度一齐爆发出来。她的母亲的血，这种灼烧着她血管的非洲血液开始奔腾了”，《红杏出墙》所批判的归根结底是对“贪欲”放逐的批判，是通过剖析泰蕾丝的“生物”性对道德规范（更多反应在人道主义上）的反应，批判人应该正确认识自身易为“欲望所役”“生物性”的特点。同样是面对“欲望”，泰雷丝更多是对“性”的渴求，对自身的亚异性的投射的想象和渴求（也因此产生对丈夫的厌恶、怀恨），她在拉甘太太家表现异常安静，这样的禁锢更使她加深了自身对“性”对“爱情”的缺失感，以致洛朗的出现让她对“爱”（原始的性渴求）的表现一发不可收，而洛朗“爱”泰蕾丝也是出于“欲火中烧，钱包干瘪”，这样两性之间的对性的欲望就成了“爱”与“罪”的全部。安娜则倾向于收获成为异性的欲望对象的成就感，在与伏伦在一起后，她时常对伏伦猜疑，对伏伦对自己的冷落做出的反应竟是蓄心让自己变得更加妩媚，想以此引起伏伦对自己的兴趣，她沦为“欲望的对象”并乐此不疲，最终酿成悲剧。
欲望本身不能被满足，因为欲望的对象与欲望没有对等的关系，“每一次试图满足欲望的行为都蕴含着鲜活不灭的新欲望。”①泰蕾丝在一次次与洛朗通奸后激发了更强烈的对“性”的欲望，毫不满足，并且无视一切扫清任何满足欲望的障碍，不惜让她的丈夫死掉，在满足性欲的同时，她被“性欲”所奴役，而在洛朗这一障碍被“消灭”后，“性欲”的满足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心理的恐惧和不安又时时转化成对对方的仇恨，企图将过错推给对方而换得心理的安稳，“性”作为欲望已被取消，泰蕾丝的一切罪恶也找不到任何自我解脱的借口。
安娜的情况更为糟糕，伏伦激起了她对爱情的欲望，她不惜抛夫弃子（这在她向丈夫公开她的私情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她的一切行为都有着“追求爱情”为其辩解，而实际上，她并不能意识到自己要的是什么，她在与伏伦在一起后，处处受伏伦对自己的态度所左右，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欲望的对象”，即迷恋于伏伦对自己的欲望，她变得软弱无能、依赖性附属性加深。伏伦斯基的“两性分胫”、“男权主义”使他在“中年自我意识危机”导致他选择对地位和名声的维护（更是一种的男权维护），他冷落了对几乎成了他的依附品安娜，是安娜最终选择自杀的直接原因。
基于此，在两性关系中，我们可以指责安娜与卡列宁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安娜与伏伦之间更无爱情可言。美国学者波利·扬—艾森卓在论证两性关系是提出：“两性之间的爱与亲密关系的出发点在于个人对自己本身异性人格部分的爱，即人们心灵内在的对立面的和谐。只有这种内在的‘联姻’才能让我们真诚、平等、设身处地地去爱一位异性的同类。”②当爱被定义到“联姻”（广义上）这样的高度时，安娜与丈夫之爱便显得虚无缥缈，安娜与伏伦之间的“爱”更是滑稽可笑。
三、 走出安娜走出泰蕾丝
伟大的文学是社会宏大的叙事，它在本质上起到一个神话的作用，神话的寓言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上上个世纪的“神话”对当下的我们仍在起着“启发”的作用，它甚至能在一定的氛围下激发我们某种力量的爆发。
女权的提出首先是与男权站立一起的，女性意识总也伴随男性的参与，这无可厚非。脱离了男性的参与而一味建构所谓“女权主义”则可能重返远古“母系”社会，难免会出现一个类似于“男权社会”的“女权社会”，这与构建和谐的两性社会相去甚远。
在安娜与泰蕾丝的欲望纠葛背后，深藏着一种起着误导作用的“女权意识”，安娜、泰蕾丝的悲剧昭示着一种狭隘的“女权观”已不再是“女权”的拥戴者，而是“女权”的掘墓者，这归咎于人们对悲剧本身的阅读成见和夸大了社会背景对一个社会个体十分私人的情感世界的影响，安娜的死并非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是自身情感的失落感，而泰蕾丝的悲剧在“人性”的角度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充实。
活在当下，对女性最有力的维护是整个社会对“欲望”的正确认识和对“欲望”对象的有力摆脱，这有赖于整个社会确立正确的性别观，男女性别之分并非完全对立的两面，即承认自身具有“异性亚人格”的成分，平等对待异性、尊重异性有如尊重自身的“异性亚人格”缺失了对自身异性成份的正确认识会使人无法平等对待异性以及正确认识自己；更有赖于女性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并做欲望的主体，掌控自己的行为，女性在性别上的欲望并非以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
安娜给我们的性别意识启发是人应成为自己的欲望主体，泰蕾丝给我们的性别意识启发则是人应意识到欲望为何物，如何用人的社会性来克制自己的“生物性”而使自己不致于为欲望所奴役。而“欲望”背后的道德规范又是如何影响欲望的满足，道德规范并不与人类满足欲望相悖，它的渊源是人类共同满足欲望所形成的潜在共识与保障。
参考文献：
①[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②[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