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代银行家陈光甫的金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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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银行家陈光甫的金融之道
1938年 7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巴黎对顾维钧说,“陈【光甫】是一个正直的和绝对信得过的事业家,对于陈光甫本人,他完全信任。”
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礼券储金、教育储金、通知存款、旅行支票……今天看来,也许都太平常了,但是当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这些举措时,在中国金融业都还是创举,很多人颇不以为然。1915年,当这家不起眼的银行初创之际,号称10万资本(实际上没有收足,只有七万五千元),其中最大的股东庄得之也只有2万多元投资,他个人名下不过区区5000元,有一部分还是朋友替他垫支的,开业时全部员工不过7个人,被人叫做“小小银行”或“小上海银行”,在上海金融业中的规模确是最小的,但是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青年陈光甫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眼光,他懂得金融的全部奥秘就是信用,信用建立在服务的基础之上,所以创行之初,就立下“服务社会”作为第一行训。当时有人笑他太迂,说银行旨在图利,空言服务,哪里有利可图?不理解他志在以服务来换取社会的回报。在他看来,银行尽了为人服务的责任,使顾客对他满意,而换得分内之报酬,这是正当的利益。如果是不正当的利益,则一文也不苟取。
十六年后,这家“小小银行”早已成为显赫的“南三行”之一,金融界的参天大树,陈光甫本人名满中外,被外国人视为“中国的摩根”,在一次银行内部的聚餐会上他回首当年,感慨无比,这样阐述心中的服务之道:
“服务之道,既当为顾客力谋便利,尤当以和气为先。满面春风,殷勤招呼,顾客自乐于接近,来往既多,营业亦自可因而推广。新精神不但重在精神,即形式亦宜讲求,同人面手均应清洁,衣服亦当整齐,在顾客心理,亦每以形式尚且欠佳,安有精神可言之意,故此层亦不可不注意。
银行业务,不若他种商店有陈列货物可以任人选择,银行之货物即为服务。故我行一无所恃,可恃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
所谓服务说来容易,做来实难。银行初创之时,他本人以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企业,做放款,晚上还要给员工上课。他要求员工都能做到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一元即可开户”,在当时的金融业就是一个大大的创新之举,也是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的最好体现。当时有开钱庄的为了讥讽他们的做法,派人专门来刁难,拿100元要开100个存折,即使如此他也要求毫不引以为烦,更不以为耻。没过几年,各银行、钱庄纷纷仿效他们的做法,一元开户成为通常的惯例。生意之所以不怕小,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曾这样恳挚地告诫员工:顾客的生意,无论大小,从百元乃至一元,都不能轻看。因为顾客光顾本身的厚意就该感谢,就算没有一元钱的生意,也要热忱款待。他提出,对于顾客必须尽力予以便利,对于商人必须努力以求亲近,对于营业不必急于近利,最要紧的使上门的顾客感受到热闹的气氛。顾客的心理往往喜欢去热闹的地方。“热闹之肆,必为人所信用,不可因徒劳无利,而存嫌恨之心。”
其实,陈光甫也并非只着眼于小额储蓄,对于大客户尤其外商大户同样用力争取。上海银行初创之时,因为办事人员多穿西装,有人讥讽说:“上海银行的皮鞋太多”,意思是这样奢侈,开支太大,不容易办好。他们不明白上海银行就是要这些穿西装皮鞋的职员去和外国教会、洋行的人打交道,吸收存款,业务渐渐就扩大了。外国银行不屑做的、国内银行不敢做的业务,他做不嫌繁琐,率先尝试,当时外国在华许多大企业如美孚、德士古等要求将它们每月付款后的支票退回,以供核对。按惯例,支票是存户提款的原始凭据,不能退回,他却答应了。
他深知,作为是社会服务的机关,服务就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所以他要求工作人员对顾客要和颜悦色,以笑脸相迎,使人一见面就生好感。否则,稍有不慎,或盛气,或慢客,都可能使顾客裹足不前,视为畏途。就算一时有误会,也不能与顾客发生争执,“银行得一顾客,目前之利益不见大,但因一人之感情可推至千万人;反之,丧失一人之感情,其害亦可推至千万人。”
他的服务之道核心就是时时想新办法,比如在许多大学乃至中学开设办事处,不仅办理学生的零星储蓄,而且开创了代各学校收取学膳宿费的做法,学生毕业后散布各地各行业,对于扩大银行影响,发展潜在业务起到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在他看来,天地之间比金钱更重要的就是好感,“能得以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他在银行之外,创立了影响很大却并不盈利的中国旅行社,遍及全国各地包括许多名胜风景区,就是为了得世人的好感,并不斤斤计较旅行社的盈亏,凡知道中国旅行社的都知道上海银行,所以他称旅行社是银行的先锋队,“本行欲往某地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一部同情后再设银行”。其中的奥妙,最初很少有人理解。他一手提拔的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总结他的成功之道,其中一条就是深识远虑,不断创新。
新办法不是在办公室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他很早就在银行开设了调查部,重视信用调查,也同时重视经济调查,尤其后者,似乎与银行业务没有直接关系,类似于经济研究所,对于市场变化、外汇涨落、进出口贸易,米、棉、糖、纱、布、煤、小麦等主要商品的产销情况,经济政策的走向,并聘用专家,定期编印《金融商情通报》,供员工参考。对于许多并无业务往来的大企业,也都悄悄搜集材料,进行分析,细到每年盈亏情况、经营管理的作风,乃至企业家的性格,做到心中有数。我曾看过他们为南通大生集团、上海荣家企业的调查报告,精细、准确,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有一针见血的见解。
即使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陈光甫也时时保持清醒,他深知环境在不断的变化,银行要持续保有活力,必须推陈出新。他一而再地希望员工多读书,不要与时代脱节,常对他们说,读新书可以消除骄傲自私的心理。他本人一向保持着读书的习惯,而且每星期至少有三个上午请人来讲解中外历史哲学等,每周六下午还要请人来讲国外书刊上的经济金融文章。基于这一认识,他在上海办了一家“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从国外进口图书,供员工阅读,同时向社会免费开放。海光图书馆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旅行社一起,成为他一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