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国大学生整体素质堪忧

“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相比之下，那些古板的老学究令人怀念不已，他们虽然在生活上显得作风僵板，仍不失肃然可敬的师表风范。近年来的顾准热和陈寅恪热就充份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种种危机。然而，在运动式炒作下的“国学大师”热，要根本解决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恶习是困难的。
人欲横流，师表失节
高校教学队伍中的主力军，这批人的成长过程、历史背景都很复杂，也是一批没有学到真东西的一代人，大概是些半吊子的“教授”，什么都是半桶水：旧学不深、新学不通，是典型的“主义化”的一代人，同时职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又欠缺，更别说诲人不倦的“师表精神”或“学识为本”的人格魅力。退而言之，他们都是曾在被下放、被虐待、被欺骗、被愚弄的历史大狂潮中磨炼出来的，要他们走出历史创伤的阴影似乎不可能。其次，教师待遇偏低，在如此人欲横流和权钱万能的时代里，“失节保身”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代教师似乎极不乐意成为学生的“道德楷模”，道德似乎不再是学府的职责了，它只不过是一个技术培训中心而已。这些年来，高校的人文和纯理论学科明显失势，而那些工商管理成了高教的主体。文化学术思想奄奄一息，文化人的出路只能向世俗和权钱妥协。可以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自身价值的定位问题，他们不仅思想浅薄和人格匮乏，更可怕的是他们丧尽了为人师表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学理精神。
最恶劣的莫过于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一个报考美术学院的考生，其父是企业老板，为了买通关节，请客和送礼达七万之巨。尤其那些不得志的教师，他们打学生的主意是那样的露骨和肉麻，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的居然主动相约遇上麻烦的学生上门“谈谈”，学生自然不能空手登门。某教授听说传销赚钱，一时财迷心窍，拉了几个学生加入到自己麾下传销，一下大发横财，而他的学生们只能到处借贷本钱，甚至拉来自己的亲戚朋友加入传销队伍，结果统统栽下了水；这还不算，事后，这位教授还抱怨学生，断去了他传销的“香火”。直到媒体揭穿了传销的骗局，几个学生才大呼“上当”，但只得自认倒霉。
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的导力下，中国的高等学历文凭令人堪忧，一些大学为了功利，乱送头衔，导致“博士、教授”严重泛滥和贬值；知识分子自然丧失了学术和学者应有的尊严。当今的硕士博士都是“关系户”居多，真正硬来硬的人寥寥无几，来点“感情投资”已成“导师作风”。中国高等学历文凭大规模地贬值，直接损害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也是师生感情及关系急剧恶化的导火线。
校园傍款族
“傍大款”在今天的中国女大学生嘴里，说起来不再那么时髦了。时下全国高校的美女群就是绑款族，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公开，越是校花美女越有可能。
“傍大款”也不再是社会女青年的特许，随着商品狂潮的冲击，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的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参与绑大款的行业。那些能够绑上大款的女大学生，首先必须具备“卖相”这一特质。她们来去轿车的士，出入酒店舞厅，穿带全是金银名牌，手携“大哥大”。在今天的校园里，这类女生定令姐妹们羡慕不已和男生们所望尘莫及，不再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可以说，绑大款在“校花”中比例很高，绝非所有女学生都绑得上款爷的。
在积极响应“一切向钱看”市场的号召下，以及在“玩一把就死”哲学口号的倡导下，女大学生自发主动地走向“食色市场”。同时对社会绑款族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而对于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能够随叫随到和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够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已不再是外国洋人和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更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都是躲躲闪闪，一般都不大公开。
“心太软”的一代学子
时下流行“心太软”，到处听见男青年们不死不活地歌喉着，有如无病呻吟。
当代男性青年的彷徨与失落、憎恨与妒嫉，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两性结构出现失衡，那些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被绝对打入情爱的冷宫。高校本来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对机会偏少，由于经济、住房、身体等诸多条件因素，女生倾向校外谋求性爱与情爱的出路，尤其出众的女生都被社会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正如男生常常抱怨那样：漂亮的嬲不上，嬲上的不漂亮。男生面对爱情风景线，实在是可望不可即。
如此一来，男生的失落、不满、愤怒、叛逆就不足为奇了，他们通宵达旦看盗版海外影视和玩电子游戏；甚至酗酒，殴斗和赌博；迷恋足球和球星。受到青年女性拜金主义的刺激，他们都急不可待的梦想发财，比尔盖茨是他们仰慕的偶像，也似乎对从政当官缺乏耐心，因中国的官场最耗年华的，等捞到一官半职几乎青春不再。当然，大学生的嫖娼也不是没有的，仅南开大学哲学系就有两名男生因嫖娼被抓获而开除。
总体而言，九十年代大学生是失落的，不再是天之骄子或“幸运儿”，在一个声色贷利的社会里，男生显得格外无奈、辛酸和难熬。
校园夜鸳鸯
男女生同居，只要不出麻烦，学校一般默许不干涉。当然，大学生集体宿舍还是男女有别，学校依旧是家长式管制模式。对于那些没能力在校外租房子的情侣来说，日子是难过的，黑夜成了他们触摸和性交的唯一要求条件。每个大学几乎都发生过因为在校园公共场合乱交而被开除的学生，这一现象通常是校方最难以容忍的，意味着不给学校领导和集体的面子。
相对而言，那些地方院校管理森严，完全采取修道院式的管制手段。而象北京高校和其他名牌大学，情况要好得多。虽然一般不给男生进入女生宿舍，但女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通常可以进入男生宿舍。只要到了傍晚，女生宿舍门口和窗下总有抱柱守信和风雨无阻的“夜君子”，给大学园增添了一大迷人的夜景，还有夜幕里那看不见的“战线”，也是一大奇观。
中国是否对高等院校实行性解禁还是个未知数，可是，性问题在高校里已成了一个非面对不可的严重事实，也包括婚姻法中规定的婚龄等问题。可以说，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与宪法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出校方的独立制度的违宪性：如果年满十八岁是法定的正式公民的话，他或她就得履行社会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譬如被判处死刑的年龄限度〕，这意味着公民选择配偶和情侣的自主权利。也就是说，大学生通常可以恋爱、性交、生育和结婚等正当权利。而中国传统观念和社会法制，把未婚同居统统视为一种伤风败俗越轨的、非法的行为。
随着中国青年一代的生理发育，和性行为的普遍白热化，任凭社会、法律、学校对它的排斥和限制是于事无补的。相反，它只能给大学生们带来更多身心的创伤和压力，毕竟孤独无助的手淫是压抑的，对青年的身心健康明显不利，以致带来更多的暴力犯罪和精神心理病例的增加；其次，偷偷摸摸地紧张性交，显然不符合卫生和避孕的要求，只能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怀孕和人流、以及感染性病的危险，对社会对女性都是实质性的痛苦和灾难，也是各高校不断发生学生自杀的根本要素。政府和学校当局对此置若罔闻和无动于衷，“大学生守则”还是铁板一块。
校园寄生虫
中国高等学府是闲置人员最多的地方，管理上却紊乱不堪，人浮于事，同时破坏教学的正常秩序。闲杂人员的过甚和机构的臃肿，给本来有限的教育经费带来雪上加霜的困境，使教学质量和教师待遇下降，缺少的经费只能由在校学生来分担，高校经费不足，各个院校都在国家教委下达的招生指标外，多招收自费生来补充经费。也有一些高校靠招收自费生大开财源，改善教师职工的住房和生活。本来，高校教改应该放在清理闲置的机构与人员上，如今高校反而成了寄生虫的风水宝地。
高校的行政和后勤制度还是保持大锅饭的老套子，谈不上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全国没一所高校有块像样的草坪或清洁的厕所。与此同时，这些闲杂人员占据了学校公共设施和财物，尤其行政人员通常都是院校的“关系户”，凡事先入为主，疯狂地掠夺教师与学生福利待遇。更严重的是，大学园里复杂恶劣的人事关系与他们密不可分，一名普通教师绝对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行政人员。在情理上说，学生是学校真正的主人，然而他们却是最受歧视和虐待的对象，见了谁都得毕恭毕敬，即使食堂的师傅或者看门的大爷，几乎无一得罪得起。
我们不得不高呼：中国大学生整体素质堪忧！！！
在中国，大学学子历来被看作是国家的栋梁、社会改革的先锋、民族振兴的希望。他们似乎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宋代的太学生陈东、明代的东林学士、清末的“公车上书”，都曾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书写过动人的篇章。“五·四”以来，大学生们更是关注天下兴亡，以身作则，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驱和骄傲，即便是在共产党执政下也敢为天下先，成为中国死水一潭的社会中不可多得的理想主义者：1957、1966、1976、1986、1989……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都曾闪现过他们的身影，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中国社会群体中，大学生历来堪为表率：他们思想纯净，理想高远，学习勤奋，工作热诚，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准则、生活准则，他们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锋芒，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为社会、为理想的献身精神。他们生活作风正派，富有正义感、同情心。他们是民族的精英和希望。可是，自89年之后，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却江河直下，堕落腐化，一代不如一代，令人扼腕，令人痛心。
理性的侏儒
89年后，当局的铁血镇压、百姓的顺从，以及中国知识界的胆怯，使中国社会群体进入犬儒主义时代：逃避思想，调侃正义，及时行乐，追求物质享受，追求短期效益（出最少的力获最大的利）。随着文革红卫兵父母群的崛起，随着大、中、小学一代尚有良知的传统教师的退休，青少年们完全与真理、理想、公平、正义、诚挚、友爱、同情、健康绝缘。中、小学为改变教师可怜的经济状况，将应试教育极端化，大学则响应政府“产业化”号召，堕落为职业技术培训班，这一切正与当局“愚民政策”合拍。然而，这条传送带从小学、中学、大学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的，乃是劣质产品。
当今中国大学生缺乏基本的三大能力：辨别真假、是非的判断能力，辨别善恶、好坏的道德能力，以及辨别美丑的审美能力。
大学生不敢怀疑现实、尤其是权威，他们有如刘心武《班主任》中的谢慧敏，无条件相信国家报纸、电视、教科书，用所谓的“唯物辩证法”来对待现实中的经济混乱、政治腐败，以及一切污浊的社会现象。他们不能辨别新闻的真假，相信自己根本不了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去阅读、研究上述理论，就坚定不移地相信它们的绝对正确性。他们虽然瞧不起教师和某些名人，但却不敢怀疑政府。他们依然用官方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思考。
也有一些大学生玩起拾人牙慧的“后现代”深沉，对一切现行的思想、理论、行为皆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什么都没有意思。
政治的冷漠与投机
如今，大学生们至少已是清一色的共青团员，但他们有当年保尔、卓娅、青年近卫军的政治理想和献身精神吗？一方面，大学生们表示自己厌恶现行政治，但同时，他们又不可避免、不顾廉耻地投靠现行政治。他们厌恶每周由系党总支书记和年级辅导员讲授的“形势政治学习”，厌恶马、列、毛、邓、三个代表、批判法论功一类政治课程和政治内容，他们既不理解又不相信共产主义，但同时，为了各种实际利益，他们又踊跃参加党课学习，主动申请加入共产党（不少高校的党员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20%——30%）。北京大学中文系女生弓琳将万元收入缴纳给“亲爱的党”，则又是当代大学生政治投机的典范。
面对中国不可阻挡的腐败潮流，大学生们并不痛心疾首，而一旦他们有机会，则决不放弃腐败的机会（如今，不少可以腐败并正在腐败的位置上都已是硕士、博士）。
最近全国各地区县一级举行人民代表换届选举，第一次拿到选举证的大学生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选举，他们的民意被粗暴地强奸，却毫不自知，如果有人提起1981年、1986年学生在选举中轰轰烈烈的创举和热情时，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并猛烈批判。
更不可思议的是大学生那些无限膨胀的、变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尤其是反美、仇日、大汉族、大统一的狂热情绪。一方面，他们无条件支持和拥护当局的亲美、亲日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狂热地阅读《中国可以说‘不’》这类极端主义宣传品。对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美飞机相撞事件，他们义愤填膺，上街游行、焚烧美国国旗；对于“九·一一”事件，他们则与全世界罪恶的恐怖分子一起弹冠相庆，而对于印尼华侨惨遭屠戮则又无动于衷。但若有机会得到赴美签证，他们则会兴高采烈、毫不犹豫。他们热血沸腾地支持动用武力“解放”台湾，但若要他们穿上军装冲锋陷阵却又绝对不可能。
学术精神的失落
应当承认，当今中国大学生在中小学学习时的勤苦用功是世界上罕见的，但是，那是应试教育对他们生理、心理的残酷折磨和摧残，是强制性的、痛苦的。高中毕业时，他们对这种服刑式的生活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因而，进入大学之后，他们便愉快地卸下了身上的重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们像打下江山的国家大功臣一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当享受生活了。他们睡懒觉、逃课（多数课的确是无意义的）、上网、打工、谈恋爱……但就是不肯认真读书。临到考试，他们便毫无羞耻地作弊，其作弊手段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些大学在考前举行不作弊的签名活动，大学生们一本正经，郑重地签名，但一上考场，他们仍要肆无忌弹地作弊，因为不作弊就无法过关。当今的本科生，除了教材（或一些流行的畅销书之外）之外，根本没认真读过一部经典著作。至于学术论文，他们便四处剽窃、任意拼凑。他们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学术意识，一切为了混一个烫金毕业证，为了找一个出力不多、但报酬丰厚的工作，满足自己的高级物质生活享受。
如今，硕士、博士们的学术水准根本无法与80年代初期的本科生相比。如果对他们谈起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他们更是匪夷所思。
道德素质低下
当今中国大学生中鲜有雅皮士，而更多的是嬉皮、泼皮。他们行为放荡，毫无基本的道德感。不尊重老师，不尊重同学，不尊重自身。
教师上课，他们自顾聊天、吃巧克力、听随身听、化妆、呼呼大睡、半搂半抱着谈情说爱、打手机，旁若无人，但是，若是大名人、党委书记讲话，他们便规规矩矩，言听计从。教师放在讲台上讲义或私人物品，课间休息时，他们便随便去翻动。一些学生还充当国安部的信息员，监视教师上课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要考研究生时，就围着教师团团转，借书、提问，一旦事过境迁，不但不归还所借的书籍、资料，面对面也不会招呼。硕士、博士对导师打翻天印的更不在少数。
大学生之间很少有真诚的朋友，更谈不上志同道合。大家互相防范，绝无交心。背地里造谣中伤，偷看别人的日记，甚至盗窃词典、书籍、录音机、衣物、人民币的丑事层出不穷。如果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便不择手段，利用各种卑鄙伎俩，争夺恋人，抢夺升学、留学机会，置对方于死地。
大学生谈恋爱非常现实，他们看重的是对方的家境、对自己的作用，对爱情逢场作戏，未婚同居，有了小孩却又不负责任，临到毕业，便挥手拜拜，毫无遗憾之意。
一些大学生出外打工，不遵守时间和信用，敷衍塞责，抓拿骗吃，盗窃经济情报，甚至出卖肉体和灵魂。
生理和心理的缺憾
如今，许多高校已经取消了早操，因为大学生们都贪睡。清晨锻炼身体也只是少数学生的事。下午，球场上永远是那几张熟悉的面孔。运动会的成绩也就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大学里经常活动着的只有两种人：迷恋足球的男生，以及练健美操的女生。上课时，学生们都争相去与教师争夺电梯，某高校一位女生刚爬上八楼，就犯了心脏病，死在楼梯边，另一男生则死在运动会800米跑道上。
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也不怎么样，他们缺乏信仰，缺乏毅力，缺乏进取精神和承受力。稍有成绩，他们便趾高气扬，得意忘形；遭遇挫折，他们便斗志全无，灰心丧气。即便是失恋这类生活小事，他们也无法承受，或凶残报复，或痛不欲生。当今，大学生因学习、生活而颓唐、堕落、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一名政治系的男生，因在澡堂遗失了自己的眼睛，就跳江自杀；一位女生因考试作弊被抓住，便跳楼自尽。
缺乏艺术情趣
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极端低下，他们的装束打扮没有品位，一味追求时尚，追求性感和刺激。他们瞄准歌星、影星、球星，和大街上的帅哥靓妹几无区别。
他们对文学、美术、音乐的鉴赏力更不敢恭维。他们不喜欢经典名著，一次调查显示，大学生心目中的经典就是《简爱》和《飘》，除此之外，便是金庸、卫慧这类流行作家的作品。对于屈原、李白、苏轼、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荷马、但丁、歌德、托尔斯泰，除了熟悉姓名，根本就不读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美术修养基本上停留在卡通上，对中国和西方的绘画、雕塑、建筑作品毫无感觉。大学生的壁报、刊物，其美术水平也极其低下。
他们没有古典音乐素养，对流行歌曲却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一点，只要看看流行歌手们在北大、清华演出的盛况就知道了。校园里学生广播站几乎不播放古典音乐，而缠缠绵绵的港台歌曲则不断强化大学生们的低级感官。在大学生的聚会上，很难进行一次全体合唱，因为找不到一首人人都会唱的歌曲。大学里的文艺会演，学生水平之差也令人汗颜。
近年来，大学频频扩大招生，只顾骗取学费，无暇顾及教学；而学生们本来就是冲着一纸文凭来的，并无过多怨言。由于金钱介入升学，大学中的衙内、富豪增多，加之教师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也日渐退化，厌学之风更甚，如此恶性发展下去，中国大学生量的激增与质的锐减极不相称，最终会导致什么恶果，明眼人是不难了解的
我们都知道聆听外界声音的道理，然而我们是否真的有直面的勇气和魄力？下面是美国《时代》周刊2000年10月19日出版的中国专辑的封面文章，面对西方意识形态下的中国年轻人，我们难道就没有需要审视的地方？
年轻意味着欣欣向荣，挑战传统的新观念，是对未知的向往。年轻人自发地改变，而非由于外力的胁迫。年轻也是冲动无法预测的：前面的道路会越来越好，这就掩盖了种种险境，而抛弃所有的历史。不民主的政府尤其了解被激怒的学生的危险性。年轻打破所有的规则。年轻人多彩、跳跃、有趣，有时让人震惊，几乎永远都是反叛，他们是时装、音乐、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先锋，但年轻人也总是第一个投掷石块、设置炸弹和冲击路障的。
年轻人，简而言之就是活力－－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曾激起过无数红卫兵热血沸腾；而因特网的兴起、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后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门外进行抗议正是年轻人的活力之所在；如今又在同一建筑外面，出现了渴望获得签证的成群申请者，他们梦想着求学于哈佛、伯克利。对中国而言，年轻人就是未来，迷惑、复杂、激动和不确定。“世界是你们的，……”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对中国学生说，“你们……就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在你们身上。”可是毛泽东本人践踏了这些期望，文化大革命毁灭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毛泽东去世已二十多年了，新一代年轻的中国人迎来一场新式的革命，——市场的重大变革。它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带来了富裕、腐败、机会，以及迷茫。
中国在下二十五年会是什么样子？是一个更富裕、更自信、更开放、更可信赖的民族，成为亚洲稳定因素的大国？还是一个自私、停滞不前、没有民主、排外的国家？这一代的年轻人将作出决定。历史上没有几个社会曾经历过象中国在这二十五年中的变革，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九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两番，整个国家完全不象是经历过十年浩劫。一个新经济和社会体系建立起来，而在这个时期有近6.3亿中国人出生，差不多是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生命中的变化甚至超过滔滔的长江水。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解放以来成长的第一代。他们父母生活的时代，是在“铁饭碗”机制下，一份工作保证了终身的职业、生活所需的吃饭问题和住房问题，国民可以一辈子靠着国家。再不会这样了。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都成为个人责任，年轻人必须学会他们的父母从来不曾需要的生存技能。
这样的巨变，是对自由市场体制下生活艰难的认知。今天在中国，快乐意味着什么？年轻人没有榜样：所有的父母都在教育他们，要尽多尽快地赚钱。他们在精神上是空虚的：宗教对大多数年轻的中国人来说是遥远的。现代派的艺术和文学界满是玩世不恭和对物质的欲望。他们面前没有正面典型。中国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们在集权统治下饱受创造思维贫瘠的折磨，但却敢怒不敢言，知罪而无法说。因为中国仍没有言论的自由，而经济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解放。今天的中国已开始实行经济福利政策，可仍被禁止对统治方式和统治者作出选择。这种压抑对年轻人的冲击力是最大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年轻人是反叛的象征，部分原因是因为成年人心中有着孩子性的本能。八月份，在严打期间，上海和北京许多有趣的俱乐部被关闭了。没有人解释这一切，而官方则含糊其辞，说是滥用药品，自行堕落。但和西方一样，中国年轻人的能量是无法压制下去的。仅仅被关闭一周，非官方的舞会就在上海兴盛一时。一个月之后，上海茂名路的俱乐部又重新开张——那些戴着超大墨镜的赶潮人变成了的追随者——中国的孩子们意识到他们是退一步进两步。
这就是中国年轻人成长的古怪经历。他们知道自己的缺陷所在，但又不知该如何前进，身边没有知音。年轻的中国人对未来的追寻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那么容易的；但对全世界来说，却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