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胡锦涛总书记“包容性增长”的“七层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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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及十二五规划制定前夕，胡锦涛总书记适时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从提法上看确实显得很陌生，以前也没有进行相关研究，但如果仔细研究胡总书记多年来的政治思想轨迹，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提法又是非常好理解的，“包容性”理念是对“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和升华，是指引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引导性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理论”。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来理解胡总书记的“包容性增长”。
第一个方面：“包容性增长表现为制度和体制性相互包容。中国曾经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姓资与姓社”的争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入了相当多的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元素，这些元素的引入无疑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原有的宪法基础上的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虽然说优秀的资本主义成分应当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但是，一种非正常的市场模式导致的众多问题无法消除质疑者的声音，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普通老百姓时刻都在对资本主义成分感到疑惑，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爆发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就从现实角度提供了新一次“姓资与姓社”大讨论的良机，“纯社会主义思潮”再度风靡中国，资改派与马列派的对立已经达到了相当白热化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应当说有制度上选择的考虑，他提出的“包容性”是不是意味着要求两种制度的优秀成分能够组合在一起相互包容，共同为国家建设服务？任何时代都不能简单地套用前人的理论，而是要科学地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指导社会发展进步，任何理论在它起初创立的时候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是良性制度，但资本主义也有良性成分，当两种制度的所有良性成分共同结合时是否能够达到和谐统一？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的因素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如果属于不适应于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部分，应当适时退出市场，譬如说：公共性民生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就不是靠市场可以行得通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最基本体现，把这些领域交给市场就是不和谐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政府责任不能市场化，市场化就会出现政府逃避责任的现象。中国目前正处在各种社会和经济矛盾相互交织的关键时期，要解决这些困扰中国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必须要认真研究经济体制的“包容性”，胡总书记在这个时候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实际上也是在要求全体国民一起来思考如何突破体制性障碍，如何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适应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
第二：“包容性增长”体现为人类欲望与自然生态的相互包容。无论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中国国内来看，人类无休止的高速增长欲望已经让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不堪重负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已经让无数种生命绝迹，一个不平衡的生态系统的危害性也早已经显露出来，然而，自然界的无声警告并没有完全让人类变得理智和清醒，人类欲望有膨胀和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种高速膨胀的欲望是生态系统无法承受的。如果把目光进一步收缩到中国国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中国近几十年对于自然资源无度的索取已经把生态破坏的领域从生命体扩展到非生命体，水、空气和地质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地下的资源近乎疯狂地被无序开采和不计成本地低效率利用，如果说经济发展指标是可以人为设定的话，那么生态指标是人类无法主观设定的，人类的每一步破坏性行为都留下了一个自然印记，即便你装模作样的做一些回补性动作，本质上也改变不了生态失衡的实事。二十一世纪及更长时间的未来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以支撑的生存环境是必须要提到决策者的思维日程上来的，自然界被动地包容了人类的生活需要，人类呢？有没有责任包容自然生态的固有平衡？如果人类不能主导生态的自然性，就不要逆自然规律行事，当生态系统中大部分自然生命绝迹的时候，也就是人类即将灭亡的时刻。
第三：“包容性增长”要求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相互包容。近三十几年来，中国由统一均衡的计划发展模式向多元化发展模式转换，各地区因为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产生了不同的发展结果，东部及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区域鸿沟，各地区内部也出现了板块上的不平衡，如果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待现实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系统的整体性不平衡已经由单一的经济元素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组成系统的元素活性出现少有的裂变现象，这种裂变在有控的条件下是可以保持系统总体稳定的，但是，一旦放松有形的控制按钮，系统就有引爆的可能性，区域差距引起的纷繁复杂的矛盾是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的，差距的无限扩大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胡总书记在特殊时刻再度推出“包容性增长”应当说是有相当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的，一方面，他要求富裕地区应当包容落后地区的思想，不要把相对落后地区视为国家负担和社会负担，更不能把富裕地区的成果完全视为自身努力的结果，必须把先富一族看成是国家政策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奉献的结果。另一方面，胡总书记也要求落后地区的人民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充分地解放思想，努力尽快赶上先富地区，尽可能利用好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不能有简单的仇富情绪，包容富人和包容富裕地区实际上也是在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狭隘的排斥发达地区对双方都是损耗，不利于先富带后富，不利于共同富裕。胡总书要求“包容性增长”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是让民族地区尽快融入中国快速发展轨道，避免民族矛盾抬头；二是让发达地区明白自身的义务，多为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尽心尽力，不要过多地向国家伸手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
第四：“包容性增长”提倡富裕人群与中低收入人群的相互包容。如果说地区矛盾是一个相对隐性矛盾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就更为显性，也最容易引起看得见的社会冲突，富人与中低收入人群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潜意识的对立，而是很直接地论战，城市的富人区与穷人区逐步形成，农村的富人远离家乡进而鄙视农民，由“官二代和富二代”组成的新生一族开始形成一种新时代的富人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圈子特征，其他人员被无情地隔离在有尊严的生活圈子之外，更为可怕的是，“富二代”文化有很强的侵略性和虐待性，穷人有再次被视为粪土的危险，温总理曾经也提出过要让人民过有尊严的生活，应当说与胡总书记的包容观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要求有尊严决不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而是全民的，没有最大多数人的人格尊严，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穷人对富人的不包容实际上也是多方面的，一部分人是因为对富人的致富途径产生怀疑而仇富，他们认为大部分富人都是有原罪的，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从心理层面豁免原罪；一部分人是因为对富人的为富不仁产生敌意，无论是合法富人，还是非法富人，先富一族对整个社会的回报显然是没有达到人们共同期待的，邓小平当年曾经寄望先富带后富，实事上，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抱着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对待自家财富，不认自己有反馈社会的义务，经济上的先富并没有给他们精神上的先强，文化和信仰的革新速度从来都没有象财富一样快速增长；还有一部分穷人仇富则是因为狭隘的均等观和寄生情绪，不劳而获的思想仍然存在于少数人的思维，这部分人的情绪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处理不当就会成为不和谐的主力军。可以预料的是，中国未来较长时间内还会继续呈现贫富分化扩大的现象，两方面的裂痕有可能还会加大，从社会教育和宣传理念上及时灌输“包容性理念”应当说非常有必要的，在社会生活水平整体增长的前提下，让所有人都相互包容的和谐共处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谈不上社会的和谐。
第五：“包容性增长”引导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相互包容。中国人经常自豪地对外国宣传自己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从正面理解，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没有基本素质的民族，而是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放，但从反面来看，5000年的包袱也是相当重的，尤其是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驱之不去的封建思想也许比自身拥有的那么一点文化要负面得多，要把一个民族5000年的文化基因进行突变不是简单易行的，四次科技革命都没有把中国人引向科技思维的惯性，这就说明“传统”未必是一个完全良性的东西，好的传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继续前行的动力，而坏的传统则完全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作出选择及平衡是需要非常高超智慧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东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到第三代领导集都作了很多富有革命性的改革尝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哪一个时期都没有做到很好的平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也作了很多时代性探索，但结构性矛盾仍在，动力的正作用和阻力的反作用时刻在相互交织，由此引起的思想流派的斗争也在“与时俱进”，从较长的历史角度来分析的话，现代与传统本质是无法分清优劣的，只能判断其是否与时代相适应，胡总书记提出“包容性”的概念显然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既然无法从根本上一定要作出二选一的取舍，那么不如选择两者包容性共存，理念冲突不是敌我冲突，是人民内部认识论上的分歧，不存在谁消灭谁的问题，在包容中互补、在互补中共同进步也许就是最良性的理念融合。
第六：“包容性增长”要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相互包容。单纯从社会现象和群众的情绪来判断的话，也许当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情绪是最剧烈的，也是最容易爆发火花的，尤其是政府层面的管理者与普通群众的对立情绪有不断发酵的苗头，产生这种苗头的原因非常多，最典型的原因是党政干部的廉洁问题、不依法行政问题和“三公消费”问题，管理者在这种矛盾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没有有效做好群众的情绪安抚工作，一些负面影响被无限放大，而被管理者又不可能以一种很高的觉悟来综合评判事情的真相，任何不良信息经过的环节越多，被扭曲的可能性越大，当级数升高到一定数量时，也许就会发生质变，如果某些官员或者某些地方政府管理机关缺乏起码的危机公关能力及事件处理能力，那么就很有可能因误传信息引起恶性事件，近几年来的一系列地方群体性事件都是因此引发的，胡锦涛总书曾经也多次提醒党政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了解民情，体察民情、解决民忧，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应该说还离人民群众的要求相差甚远，现在正面临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关键时期，我相信党中央和胡总书记是希望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中能够为中国描绘出一幅更加美好的图画，这幅图画的整体效果肯定是和谐幸福、国泰民安，而绘好这幅图的导演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管理者，如何让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包容互信是重中之重，对立性管理绝对不会产生和谐效果，只有相互包容的大团结才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幸福，管理者在整个过程中负有模范作用和教育职责，而被管理者担有理解和支持的道义，被管理者的素质会随着管理者素质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两者素质的共同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被管理者吵着“闹革命”的时代注定是不平静的时代，也不可能是和谐的时代。
第七：“包容性增长”提醒世界也要与中国相互包容。经历了近代多重磨难的中国与世界很多国家一样，面临着长时间和平发展的要求，中国对经济增长的要求不是被迫性的，是自动自发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都在不断探索增长的新途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失误和挫折，但是，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增长毫无疑问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幸福生活基本需要的简单要求，经济不增长，人民就没有条件谈幸福，更没有条件讲和谐，然而，增长快了以后也容易产生很多副作用，国内会出现一些问题，国际上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声音，质疑中国增长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西方国家提到的“中国威胁论”更是难以理解，“落后中国”也许是一些国家的真实需要，但十三亿多的中国人如果真的很落后，对世界又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任何好处。中国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离开中国的国际存在。党中央在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积累的矛盾同时，向世界发出正确的声音也是完全必要的，如何发声是个非常讲究的问题，过去，我们也派出了很多宣讲团到世界各地解释中国的发展思路，政府和民间也通过各种管道与心存疑虑的有关国家进行了沟通，但到目前为止，应当说还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在世界性经济危机还处在关键阶段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胡总书记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应当就包含对世界各国朋友的发声，希望世界各国都要相互包容，无论制度不同还是国情不同，都不应当成为双方对立的原因，共谋发展、共同进步才是人类的最大公约数，从政治上讲，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干涉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不同国家制度的国家也应当能够包容中国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从经济上讲，中国不谋求自私性经济增长，讲究与各国之间互利互惠，从不以经济为筹码寻求政治上的利益交换；从军事上讲，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已经向世界宣示不谋求霸权主义，不以大欺小，不以强欺弱，不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主动谋求用武力手段解决双边争端。我相信，中国未来还会长期坚持与世界各国相互包容的原则共同进步，当然，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能有包容中国增长进步的需要。
“包容性增长”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的增长，更不是简单的居民收入的增加，是胡总书记对人类进步包含的各种要素的一个整体性思考。当人与自然相互容、人与社会相互包容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实现了和谐共处，“和谐世界”是一个终极目标，“包容性增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要求。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10年9月30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