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

白求恩
——一个英雄的档案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临终前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
这是1939年11月2日，河北武安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临时搭建的手术室中正在进行着的一场手术。被抢救的是一个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是一个外国人，这个人在中国妇孺皆知，他就是诺尔曼?白求恩。
白求恩给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这个画面被永远的定格在了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这段珍贵的影像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用手摇摄影机拍摄的。而这也成为了白求恩生命中的最后几十个小时。
在离开世界的40天之后，白求恩的形象又通过一篇著名的短文深入中国人的心目中，这就是《毛泽东选集》中有篇最著名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文章发表于1939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书中是这样评价白求恩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很长时间以来，白求恩在我们心中，就是这样的形象。随着这几年，一些有关白求恩的更丰富的档案资料被逐步发掘和披露出来，白求恩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更加清晰和丰满起来了。
这张照片发表于1942年版的《晋察冀画报》上（可配照片），很多人认识白求恩都是通过这张照片，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这也是吴印咸闻名国内外的杰作。
令吴印咸遗憾的是，白求恩在生前并没有看到这张照片。
最近，一套珍贵的白求恩的生活照片在广州被发现，上面所展示的照片全部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白求恩生前的好友著名的战地摄影家沙飞。沙飞是白求恩生前的战友，两人曾经一起千方百计的将拍到的照片向外发稿，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八路军的顽强抗战。
沙飞的摄影集里面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画面。如，闲暇时的白求恩，在太行山上晒着日光浴，白求恩在河里裸泳。这组照片是1945年4月，《晋察冀画报》第八期登出的，这里，看到白求恩在其他照片上难得一见的笑容。
这些照片记录了白求恩在中国的不同阶段，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败血病在河北唐县逝世，沙飞当时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
我们还在相关档案中找到了一张白求恩年轻时候的照片，是白求恩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时所拍的毕业照。距离1939年白求恩逝世有23年的时间。
23年后的白求恩已经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可以想象他在有生之年里是在怎样燃烧和奉献着自己的生命。
从1938年3月31日到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生前在中国活动了将近两年时间，而就是这两年不到的活动，却让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他，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档案又是怎么样的呢？
白求恩的故居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白求恩1939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故居就转卖给了别人。
20世纪70年代初，白求恩的故居曾是私人住宅。自1971年开始，常常会有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来到这所房子前参观。在1973年，加拿大政府就从房主的手里买下此处，改为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正式对外开放。
这里所有的解说都是英、法、中3种文字，现在，一般到多伦多来的中国人，很多都要去看看白求恩纪念馆。
故居的二层楼上有加拿大人制作的白求恩生平展览，展览中这样记载白求恩的生平：白求恩出生于1890年3月4日，他的祖先来自苏格兰，祖父是有名的外科医生，父亲是虔诚的基督牧师。白求恩在8岁的时候，强烈要求家人将他的本名亨利改为祖父的名字诺尔曼，因为他已经立下大志做外科医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做担架员负伤后，白求恩便回国开始了漫长而完好的医科训练。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学习把他的医术培养得炉火纯青，使他最终成为蒙特利尔收入最高的胸外科主治医生。
8岁的白求恩当时就立下了长大要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可见他从小就对医学事业有着极强的向往和追求，也许谁都没有想到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孩子的梦想却对他今后的一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白求恩的好友泰德?阿兰他在后来回忆，当时，白求恩是蒙特利尔北部不远的卡第维尔(Cartierville)圣心医院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擅长绘画，对艺术品的鉴赏力也非比寻常。
更难能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
阿兰在一次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曾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
“白求恩在比弗山(Beaver Hall Hill)上的公寓有三层。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在蒙特利尔开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院)……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另一面墙上是配有各种签名的众多手印，旁边放着一碟蓝色颜料。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了’……”
蒙特利尔的名医、艺术品收藏家、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这样一个白求恩又如何成为了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
白求恩1924年来到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成为正式的执业医生。在底特律的诊所里，他发现这个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城市里居然有那么多的底层穷人付不起医疗费。
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出不起医疗费的人，这些人往往等到病得积重难返的时候才来看病！
这一时期，白求恩在他的日记中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发觉自己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我送病人来，我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护这个制度。”
背诵着希波克拉底誓言开始行医的白求恩深感不安，他有时会到贫民区去免费治病，按他自己说，是为了“找回被玷污了的医生理想”。
两年后，也就是1926年，白求恩得了肺结核，在疗养院靠气胸疗法死而复生，由此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又写下这样的文字：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亡的。作为医生，在我的手术刀下，决不会再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我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就在白求恩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白求恩的家庭生活也在发生变化。
1922年初，32岁的白求恩到英国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结识了21岁的弗朗西丝。
尽管两人相差11岁，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白求恩对弗朗西丝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就结伴赴西欧旅游。1923年8月13日，两人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除了白求恩的工作资料之外，当时没有人用影像记录他的感情生活，1990年由中、加、法3国合拍了一部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这部电影中对白求恩的夫妻生活有所展示。
婚后，两人的生活非常甜蜜，他们到欧洲各著名城市游览，度过了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白求恩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喜欢冒险；而弗朗西丝个性恬静，内向而羞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开始产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结婚一年后，白求恩夫妇离开英国，到了美国底特律正式挂牌行医。白求恩一生没有孩子，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而弗朗西丝则一人整天待在家里，十分孤独苦闷。
1926年夏天，白求恩被确诊为肺结核，那时得了肺结核就等于接到了死亡的判决书。一天他对妻子说：“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谈谈，我不知道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不过我快要死了，而你才25岁，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
“不！诺尔曼，我不离开你，尤其是现在。”弗朗西丝真挚地说，“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
“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
于是两人离婚了，但白求恩与弗朗西丝的爱情并没有因此而画上句号。
在特鲁多疗养院里，白求恩使用代气胸疗法，终于使自己的病情有了转机，一年后，病愈出院的白求恩被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乐麦吉尔大学聘去任教，他在火车站急切地给弗朗西丝发了一封电报：“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如旧。”弗朗西丝自离婚后也一直牵挂着白求恩。她来信说：“亲爱的，既然我们都还相爱，为什么要分呢？”两人于是复婚，那年白求恩39岁，弗朗西丝28岁。
两人欢度了一段胜似新婚的甜蜜岁月后，感情再度出现危机。一天早晨上班时，弗朗西丝关照丈夫买些肉、菜，晚上要为丈夫烧几个好菜。下午，她兴致勃勃地回到家。进门见丈夫正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副骷髅。她问：
“肉、菜买了吗？”
“在冰箱里。”
她打开冰箱，只见一段肠子。她皱起眉头捏起肠子说：
“就买这段破肠子？”
“别动，那是人的肠子！”
弗朗西丝吓得“哎呀”大叫一声，慌忙扔下：“死人肠子怎么能和食物放在一块？”白求恩却头也不抬地说：“这有什么呀？你吃的牛、羊、猪肉还不都是动物死了的器官？”
这样的事出现了几次，弗朗西丝实在忍受不了。两人友好协商后，于1933年3月，43岁的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再次离婚。白求恩唯一一次婚姻的失败，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离婚后的白求恩一直想离开加拿大，3年后，他终于离开了。
1936年，一位名叫弗朗哥的西班牙将军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强力支持下，对民主选举的左倾政府发起了军事叛变。
当年7月，叛乱起于西属摩洛哥，随后扩及西班牙本土。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起而反抗。结果，大约有4万名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其中包括1600名加拿大人，一起涌向西班牙，为支持西班牙政府而战，一时间，马德里成了世界性的志愿者圣地。
“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请求白求恩去领导马德里的加拿大医疗队。白求恩当时是世界最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也是加拿大年薪最高的医生之一，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请求太不现实了。但白求恩却出乎大家的意料，他决定去。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出发奔赴马德里。
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流血过多的伤员急需输血，但是在当时的年代，需要输血的伤员得等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能登上崎岖的道路，被送往远离前线的医院，经常在途中失血死去。
于是白求恩便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和输血技术，并大规模的给伤员输血，挽救了许多伤员的性命。
有一份当年西班牙出版的刊物，上面有白求恩在马德里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
“2月10日，一辆救护车逆着人群行驶，车上印有输血服务的字样，车里前排座位坐着三个人，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他的助手和司机。这三个人是第一批前去救助从马拉加和从阿尔梅里亚到首都的路上的村庄抬出来的病人，孩子、妇女和伤员的。三个英雄，三个伟大的人物。白求恩医生和他的助手的名字代表着无私和牺牲，值得永垂不朽。”
当时加拿大人在国内报刊上读到白求恩的业绩，都为之陶醉。这是他们的同胞，一个浪漫的胸外科大夫，在被围攻的马德里城奔波送血，送血汽车上赫然标着“加拿大”的字样。解囊相助者数以万计。
白求恩名满天下，可正当他的输血队如火如荼的时候，白求恩却突然离开了西班牙，而且之后他多次要求回去，都没有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是什么原因导致白求恩的离开？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
这个藏了几十多年的谜，就封存在苏维埃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里。通过解密档案，人们了解到他离开的原因。白求恩的离开，因为一个名叫“卡莎”的瑞典女记者。
揭露这一秘密的还有一个名叫迈克尔?彼得罗的加拿大人，他曾在《Renegades：Canadia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这本书上披露说：卡沙的全名卡莎?赫琳?罗斯曼，瑞典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和白求恩一见钟情。他们是在1937年初认识的，正当西班牙内战在被围困的马德里城展开的时候，这位卡莎要求采访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
卡莎的名字同时也出现在了一份共产国际解密的档案文献里。一个西班牙官员在报告中暗示说，卡莎可能是间谍，因为她有几次未经批准就跑到前线上去，在那儿还收集过类似军用地图的详图资料。于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政府的强迫下离开了。
事实上，卡莎的身份已得到证实，她不是间谍，她是位艺人，是个舞蹈家。她曾经在欧洲巡回演出，直到她的经理人卷款潜逃，害得她一文不名。战事爆发时，她在西班牙当旅游经纪，后来转行作了记者。
且不管卡莎到底是什么身份，白求恩却实实在在的因为卡莎而被迫离开了西班牙，直到离开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敌人”已陷入重围，无法脱身。除了在国民党收复的地区进行“清剿”以外，每天还在空中进行轰炸和扫射，消灭的农民当千千万万……
世界上很多人了解中国都是通过《西行漫记》这本书，作者埃德加?斯诺。
从西班牙离开后，白求恩极度苦闷，他需要用新的政治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这时候，《西行漫记》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世界上一个陌生的角落。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都在那个地方。白求恩深信那个可以让他放弃一切的地方，就是中国。
1937年10月，以纽约为基地的“中国援助基金会”和宋庆龄筹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世界各地寻找志愿医务人员，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得知后，他将自己要去中国的想法通知了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两党经过谨慎考虑，同意派遣他组织医疗队前往中国。
组建加拿大—美国联合医疗队困难重重，考虑到路途遥远且危险重重，报名者寥寥无几。加美医疗队最初只由白求恩大夫、美国的法拉特大夫和伊文护士3人组成。法拉特一直犹豫不决，最后没有到医疗队报到。临行时，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大夫加入了医疗队。
1938年1月8日，加美医疗队购买了充足的药品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港启程去中国。
白求恩在临行前写给他前妻弗朗西丝一封告别信：
“我面前的路陌生而又危险。你不能跟我走。在我的生活——和我的余生——当中，我不想再尝试任何认真的恋情。这类事对我来说已经完结。现在你尽可以亲切甜蜜地想念我。就这样想吧。我爱过你。我对你的情义仍然深重绵长。记着我，就像我会记着你——带着平和与珍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却成为了一封诀别信。
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的医疗小组在船上度过了13个昼夜后，终于到达香港。在当地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们到旺角，然后转乘飞机到达汉口，2月22日，医疗队离开汉口前往西安。
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进攻，白求恩和他的医疗小组从临汾、潼关等地绕道而行，穿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横穿豫晋陕三省，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经过一个月的颠簸跋涉，终于来到了西安。
在八路军办事处，白求恩等人见到了中共领导成员朱德，并一起筹划在五台山开办医院的事宜。略作休整后，医疗队积极准备北上。经过70多天数千里的旅程，1938年3月31日，医疗队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延安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白求恩来到延安后，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他曾作过详细安排：白求恩每天可以吃到三顿小米干饭，每周可以保持吃到一盘肉或者一盘炒鸡蛋。但是，白求恩在检查伤员和中央首长的伙食卫生时，发现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仅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而且每天吃的竟是几分钱的伙食，连青菜也吃不到，他主动要求取消中央机关对自己的照顾。
白求恩曾经生气地对有关领导说，“你们不要这样看待我！的确，我在加拿大有充足的面包、牛奶，优厚的待遇。可是现在仍然有人吃不上面包，喝不上牛奶，过不上优裕的生活。我不是来享清福的，如果为这，我来中国干什么？来延安干什么？享受对我来讲至少目前是陌生的！”
他的话使中央军委的领导深受感动。于是，在当天对白求恩的“特殊”待遇就取消了。
在延安，白求恩处于极度的兴奋中，从他留下的笔记、书信和发表的文章中，现在还能感觉到他的激动，白求恩是1938年3月31日到达延安的，这是他当天深夜在油灯下写下的日记：
“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虽然延安是中国革命最古老的城市，但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是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
1938年5月，在自己多次要求和坚持之下，白求恩乘坐一辆装满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汽车离开了延安，奔赴抗日前线。1962年吴印咸根据他拍摄的素材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纪念白求恩》。
在抗日前线，他出没在枪林弹雨里，奔波在炮火连天的烟雾中，把生命置之度外，不分昼夜地抢救伤员。他曾为重伤员献过血，曾在自己身上做过试验，并创造出许多新的治疗方法。他以精湛的医术，使许多八路军战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他还创办了前线医院和学校，将自己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中国军民，为人民军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务人才。
1938年6月中旬，白求恩从延安到达晋察冀军区。8月，他倡议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的一个大庙里建立模范医院，9月15日，医院落成，并举行了开幕典礼，白求恩在当时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
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
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 ”
在八路军中，白求恩成了真正的神医，他的医术和医德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虽然缺少药品、器械和各种条件，可白求恩本人已经成了伤患的信心、成了八路军心中的天使，可是这个天使心中，却有旁人难以了解的痛苦，这痛苦就是孤独。
白求恩不懂汉语，周围只有一个翻译大概听得懂他说什么。
他想与人交流，更多的只能通过书信，可战争年代的通信又如此困难。毛主席说过，白求恩给他写过很多信，他只回过一封，还不知收到了没有。在中国，主要与他通信的朋友是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
马海德是个美国医生，比他先来延安，在白求恩写给马海德的信中，我们能感觉到他的情绪。
这是1938年12月8日白求恩写给马海德的信件：
“我已经习惯了得不到你的消息。天啊，我不得不习惯。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信。”
进入1939年，在写给马海德的信中，白求恩“想知道”的还只是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吗？谁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法国共产党当政了吗？”
在1939年8月15日寄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封信里，他的孤独已经扩散到了他细微的感觉之中：
“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物的蜃景！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爱自己被爱？”
白求恩自己估计，这封信至少要5个月才能到加拿大。就在这时他提出要回国一趟。
我的小马
是我手心的一只小鸟，
振翅轻拍，
不想被捉住
我的小马
是风中的一棵小树，
迎风摇曳，
不愿被折损
我的小马
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荡涤污浊
不会被阻挡
——这是白求恩年轻时候写的一首小诗。到了1939年，在晋察冀军分区，白求恩与别人提起这首诗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外国老头想家了，而且此时白求恩带来的药品也快用完了。1939年夏天，白求恩提出要回国一趟，去争取更多援助和组织更多药品，但他并没有走成。1939年10月底，日军突然出动了5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了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
聂荣臻司令员通知他们，这次攻击是敌人企图消灭整个晋察冀的中国抵抗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的冀西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请求战地医疗队到他的首当其冲的部队那儿去。
按原计划，白求恩应该在这个时候启程回国。但在得知日军侵略晋察冀的计划后，他毅然决然的推迟了回乡的计划，并表示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他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他再启程。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地医疗队出发到北线去。11月2日，他们到达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一个位于一条长长的山谷的南端的村子里安顿了下来，白求恩在这里搭了一个临时的医院，为伤员做手术。
没想到日军炸毁医院，白求恩医疗队只能被迫转移，就在这个转移途中，白求恩始终坚持为伤员做手术，一次手术时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将他带向了死亡。
临时搭建的手术台就设在村中的一块空地中。伤员们被临时拿门板做的担架从摩天岭抬来，然后放在泥地上，等待治疗。经过了一昼夜的行军，白求恩一行人到达了甘河净后方医院一所，这时他的手指开始肿胀，但他顾不上休息，第一天就检查了200多名伤员，第二天，他给13人做了手术。
就在这里，白求恩为一位头部严重感染的伤员实施排脓手术时，他受伤的手指被感染，致命的病毒侵入了他的血液。
11月上旬，黄土岭战斗打响了，白求恩坚决要求上前线，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明朝的花瓶，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一周以后，白求恩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持续高烧，经常陷入昏迷。
11月12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聂荣臻司令员收到一封信。
一向有“钢铁将军”之称聂荣臻司令员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止不住热泪纵横。
读完信后他跟大家说，这是白求恩的遗书，诺尔曼?白求恩已经于今天凌晨，1939年11月12日，5点20分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几年以后，白求恩的遗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组织和技术》一书出版，聂荣臻在序言中这样描述白求恩最后的时刻：
“当他最后为抢救伤员而不幸中毒溘逝前的一刹那，在山村陋室的卧榻上，关切叮咛后死者的周详备至，有他的一纸遗书和二三传语中，寄托着人间至上的真情和热爱，在战斗的人心里更留下了无穷的感痛。”
白求恩给聂荣臻的这封信，在70年前，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今天读来，依然饱含深情：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
也要写信给美国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
马靴、马裤，请转交吕司令。
贺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
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