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中国权术的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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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术与制度之别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但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负责的政策与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所作的《宝漠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正是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叶适这句话的重要性还在于说明,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文化,没有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等着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出现权术政治游戏的第一个高潮。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代,则出现第二次高潮,后一次高潮,其规模之大、谋略之深、诡计之细密,是第一次高潮无法可比的。
倘若如叶适所言,“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那麽,《三国演义》中的权人权术家们则相反,可谓“三国诸王有权术而无至诚”,个个都极会伪装、极善于耍弄阴谋诡计。被《三国演义》捧为正面形象的仁君刘备,其特点也是只有权术而无至诚,或者说,只在拜把兄弟的小圈子内有真诚而在圈子之外则无真诚。刘备的胜利,乃是伪装的胜利。
权术归根结蒂是种手段和技巧。“术”本来是与“道”相对立的概念。世无道,术便悖兴。中国文化以诚为本,诚能通神,诚即道,因此,世无诚时术也悖兴。三国时代是个战乱时代,中国文化中的“道”到了此时已全面崩溃,权术家们口中念念有词的道,只不过是“术”的面具。曹操对皇帝早已失去忠诚,但还需要皇帝做招牌,“挟天子以令诸候”,此时维护天子,不是道,而是术。
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道,在现代文化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如果我们暂且悬搁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表达,那麽,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道,主要应当是指制度。而权术恰恰是制度崩溃后的产物,中国的权术那麽发达,就因为制度无效,反而是权术机谋有效,生存技巧有效。钱穆先生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得其要点,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特别指出“制度与法术”的对立,两者此起彼伏,制度衰则权术兴。分清“制度”与“法术”这两个基本概念极为重要。他说: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祇是件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複杂关係,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係,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呢?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引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五讲“清代”,台北大中国印刷厂,一九六六年)
钱穆先生说,有些朝代有制度,如西汉、唐代;有些朝代则空有制度之名,实际上只有法术,如东汉、清代。东汉的第一位皇帝刘秀就开始露出术的端倪,到了汉末,则完全是权术的天下。当时政治大舞台,成了一个傀儡皇帝(汉献帝)当看守的权术比武大擂台。各种制度只是一张废纸,连圣旨也是废纸(只有密旨密诏在求诸于人),那麽,要存活就只能靠玩手段与玩技巧了。谁玩得好,谁就是胜利者。钱穆先生在论述制度与法术的区别时还指出关键性的一点,就是凡热中于法术者都有私心,这一意思实际上是说,凡玩弄权术者都是心术不正者。品端心正的大公无私者依仗健全的制度,无须依靠政治技巧和其他生存技巧。制度应体现社会公众的利益,权术家们一旦确认制度的权威,必定会损害自己的私利。《三国演义》中诸方的首领,从曹操到刘备、孙权,从曹丕到司马懿,哪一个不是私心当头呢?
二、刘备的儒术
笔者说《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机谋、权谋、阴谋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国权术的各种形态。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突显一个“诡”字,所有的权术全是诡术。史书只说“春秋无义战”,但未说“三国无义战”。魏、蜀、吴的长期纷争,并不是正义的一方与非正义一方的决战。《三国演义》的作者站在“拥刘抑曹”的立场,认为刘备代表刘氏汉王朝的皇统正统,因此也认定它代表正义的一方,以为刘备係“天下为公”,未看到他的一己私心,所以极为美化刘备一方。但是在美化中,也暴露出刘备的种种诡术。
如果把《三国演义》读作一部兵书,那麽其诡诈尚可理解。因为孙子早就说过“兵者,诡道也”(《孙子?计》)。曹操曾对这一定义作注,说:“兵常无形,以诡诈为道”。以孙子为缘起,兵不厌诈,已成为公理。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便不择一切手段,特别是伪装、欺骗等手段。可是,以《三国演义》开端,中国的诡术从军事进入政治,进而泛化到一切人际关係领域,到处是诡人诡士、诡舌诡言,在沙场上施行的是诡计、诡谋,在日常生活中则充满诡情、诡态。“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甚至进入政事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三国演义》的“诡”进入了婚事(如孙夫人孙尚香变成孙权与刘备争斗诡计的筹码)、情事(如貂蝉成为董卓、吕布的陷阱)、儿女事(如吕布把女儿作为和袁绍等交易的工具)。从高度上说,《三国》诡到宫廷的尖顶,从深度上说,《三国》诡到人性的最深处,从广度上说,诡到人人用计,不诡不能活。
诡术,其实就是骗术,就是伪装术。因此,《三国演义》展示一条规律,谁伪装得最巧妙,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表面上看,魏、蜀、吴三国是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诡术的计量,即骗术与伪装术的较量。论个体的力量,吕布力量最大,刘、关、张三人联手也打不过他,但是,他是大失败者,败在曹操手下,也败在刘备手下。临死之前,他才看透刘备的伪装(假朋友),可惜太晚了。论群体的力量,曹营大大胜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但是,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差些丧命,曹操不是输于力量,而是输于诡计,他完全没有识破刘、孙联军的那麽多诡计,不断上当。庞统的连环计,黄盖的苦肉计,周瑜的离间计(借蒋干而灭水军将领)等等,他全中计。曹操虽然也“诡”,但还是上了更“诡”者的当。可见,诡术诡计之高明,也是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
其实,曹操的诡术不如刘备,早在“煮酒论英雄”的情节中就显露出来了。刘备的一装再装,曹全然不觉。这段故事表明刘备的伪装术非同一般,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麽他能成功地建立蜀国,不妨重温一下。
故事发生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本据小沛的刘备因吕布袭击而投奔曹营,被曹操任命为豫州牧。同年十月,他随曹东征,活捉吕布并杀了吕布,返回许昌后被提升为左将军。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参与了汉献帝的妻舅、车骑将军董承剷除曹操的阴谋,在天子手书的血字密诏上签字画押,并叮嘱董承“小心,切不可洩”。一面参与如此重大的反曹政治阴谋,一面却装得什麽事也没有。为了骗过曹操的耳目,他特在自己的寓所后闢一菜园,每天浇水施肥,一身汗水,对什麽都不关心,惹得性急的关羽和张飞很不耐厌。他这样装倒是曹操一点也未提防。有一天他正在菜园里,曹操派人把他请到府中,一见面,曹操说:“你在家中做了大好事”,刘备吓得脸无血色。曹拉着刘走到后园,说“你学习种菜,真不容易”,果然没有看出种菜中的诡术。接着,他们便煮酒论道,酒半,突然电闪,见到乌云似龙,曹操便说起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可比当今英雄”。于是问起刘备:“谁是当今英雄?”接着,刘备的回答便是满篇“诡言”。他先是作谦卑状,说“我无知浅陋”,当曹操硬要他讲时,他便装煳涂说:“淮南袁术,兵粮充足”。曹操反驳道:袁术不过是“凭先世荣耀,我早晚捉住他”。刘备立即改口,又装煳涂:“河北袁绍,今盘冀州……”,曹又反驳道:“袁绍表面厉害,实际胆小,有谋无断,想干大事又惜生命,见小利而忘义。”刘备听后第三次装煳涂,开了“刘表、刘璋、张鲁、张绣”等一串名字。曹操说这些不过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之后,刘备才认真地问英雄是“谁?”当曹操说“唯是君与曹耳”时,他吓得魂不附体,连手里的筷子也拿不住而掉落地上。此时曹操竟看不出刘备的诡态,问道:“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刘备立即应以诡言:“孔圣人遇惊雷有所动”,终于逃过一场风险。
刘备最后这一句话,打的是“孔圣人”的牌子,这是刘备诡术的关键,也是了解刘备的钥匙。前边的文字已说,《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的大全,这些诡术包括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诡变术等等,而刘备玩的是打着圣人面具的儒术,即扮演“仁君”,满口“仁义”,但谋取的是自己和集团私利的圣者诡术。鲁迅于一九三四年写过《儒术》、《隔膜》等文,揭露儒术是一些士大夫的政治术和帝王的统治术。他引用宋代余阙的《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的话:“……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什麽时候都可高人一等,即行的是虚伪的谋私利的儒术,收到的却是“仁君”、“仁臣”等一片礼讚之声的“儒効”。鲁迅说: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哪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且介亭杂文二集?隔膜》)
鲁迅这里讲的是清朝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打着中国古训的旗号满口仁义的儒术。结果一部分臣民上了当,断了头。刘备在打江山的过程中用的也是“爱民如子”、“兄弟仁义”一套儒术,结果吕布、刘表、刘璋一个一个都上了当,或丢头颅或丢城池。鲁迅说这种利用祖宗成法的奥秘没有人来说明。其实,庄子早就道破这奥秘乃是一种诡术。庄子在《徐无鬼》篇第十二节说:“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善。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必见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庄子这里指出仁义包含着爱与利,可惜真正愿意付出的爱少,而通过仁义之名谋取“利”的则很多。因为,借仁义之名的行为,便造成虚伪(无诚),义旗本身也成为“禽贪者”的工具。庄子真是一针见血。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刘备对刘璋所讲的“义”,完全如庄子所言。
刘璋係益州牧,乃四川一方诸候,因面临曹操、张鲁的双重压力,加上自身禀性懦弱,早就想借重同宗兄弟刘备的力量,而当时他的属下大夫张松到北方曹营说项失败后到南方却受到刘备隆重款待,有感于知遇之恩,张松便献上蜀中地图,请刘备“长驱西指”,入主西川,他与法正、孟达等两位心腹契友可作内应。刘备听到张松的大计后,口头上虽说:“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嘴上还含着同宗之义,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也对张松感激到极点,并向张松作了许诺:“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张松投靠刘备后返回四川便实施其计划,劝说刘璋请刘备相助,曰:“荆州刘皇叔,与主公同宗,仁慈宽厚,有长者风。赤壁鏖兵之战,操闻之而胆裂,何况张鲁乎?主公何不遣使结好,使为外援,可以拒曹操、张鲁乎?”刘璋倒是老实,经张松一说就中计,连忙应允,曰:“吾亦有此心久矣”,并派张松推荐的法正孟达作为使者前往荆州请兵入川。倒是刘璋的幕僚黄权、王累等一眼看清事态的严重而全力阻隢,尤其是王累,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撕下刘备的面具:“……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况刘备世之枭雄,先事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王累说的是实话,刘备口里讲的是“义”,心里却是“术”。但刘璋不听,仍然相信刘备同宗之义的真实,驳王累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夺我基业?”并立即令法正带上他的书信前住荆州。书信言词殷切,完全相信刘备係“真仁义”:
“……璋闻‘吉凶相救,患难相扶’,朋友当然,况宗族乎?今张鲁在北,旦夕兴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义,即日兴师,剿灭狂寇,永为唇齿,自有重酬”。此后,刘备便率军入川,步步为营,开始时刘备还带仁义面具。到了摊牌时刻便翻脸不认人,借钱粮军马不足而发难:“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効命乎?”有了借口,便採纳庞统之计,开始图谋成都,后又因张松暴露事件,与刘璋决裂,便大举进军攻下涪关,直逼成都。所谓“手足之义”也全埋葬于惨烈的腥风血雨之中。在庆功的宴会上,庞统和刘备两人都喝得醉醺醺,酒后吐真言,他们两人有这麽一段对话:
玄德酒酣,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庞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第六十二回)
庞统说的是真话,伐人之国,非仁义之师;佔了便宜还要庆功作乐,非仁义之举,这恰恰打中了刘备的痛处。刘备满口仁义,可是,吃掉刘璋却大背同宗之仁、兄弟之义,这种不仁不义的背叛行为偏偏被自己的军师说破,这哪能受得了。他除了把自己比作武王伐纣的仁义之师以自慰之外,就是一反温柔敦厚的脾气,竟把庞统赶出宴席。按照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兵者乃不祥之器,如果不得不用兵,而且取得胜利,也不应当高兴庆功作乐,而应当以丧礼的形式悲哀地面对,这才算是仁义之师,但刘备不是这样,一打下涪关这一战略要地,就设宴劳军,乐得酩酊大醉。庞统在酒后无意中撕下刘备的“仁义”面具,不能不使刘备作出强烈反应。
整个征西歼灭刘璋的过程,可以看到庄子所说的“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乃是真理。刘备的仁义,也只是以仁义之名谋取霸业之实。庄子所说的“无诚”二字,放到刘备身上极为贴切。刘璋把无诚当有诚,上的正是刘备柔术、仁术的大当。说曹操是不仁不义之“贼”,而刘备征西的仁义何在?说是“贼天下”太重了些,但说他的仁义不过是一种诡术,一种掩盖霸业野心的权谋,绝不过份。我们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的大全,正是它不仅包括刚性的露骨的曹操式的法术,也包括柔性的伪善的刘备式的儒术。
《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四十二回载,赵云“单骑救主”,最后的结局是九死一生地冲出曹军重围救出阿斗。但在赵云见到刘备的那一时刻,却发生了这样让人意外的故事,书中写道:
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云喘息而言曰:“赵云之罪,万死犹轻。糜夫人身突重围,赖主公洪福,幸而得脱。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令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云喜曰:“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玄德。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
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赵云自然是忠勇可敬,但是糜夫人壮烈投井自杀也同样感天动地,而小婴儿虽然溷沌未凿,毕竟也穿越重重战火和死亡深渊,可是,在这样的时刻,刘备既没有为夫人的死亡而悲伤,也不问小生命是否存活,只顾讲一句骇人听闻的话和一个掷子于地的唐突行为,这不是为了笼络赵云的心是什麽?爱才之心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掩盖爱子之心来突现爱才之心则是一种心机。这种连亲子之爱也拿来笼络人心的游戏,正是权术的极致游戏。
曹操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夫英雄者,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而且认为,刘备所列举的袁术、袁绍、孙策、刘表、刘璋、张鲁之流皆是徒有虚名,唯有他和刘备也是真的英雄:“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一判断固然把刘备吓得双手发抖,但毕竟道破一种真实,即刘备确实“有包藏宇宙之机”,这就是野心的心机。刘备与曹操在行为模式上虽有儒、法之别,但在“包藏宇宙之机”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掷阿斗于地,不过是“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一种内心信息而已。
三、曹操的法术
如果说,刘备玩的是儒术,那麽,曹操玩的则是法术。文化大革命中的智者们把曹操定为法家,大致没有错。法家讲权、势、术,它的术与儒术相比,有刚柔之别、阳阴之别,所以鲁迅称法术为明术,虽然也是诡术、权术,但它只用「法」的名义,不用「仁」的面具。要杀人就造个合法的名堂,公开杀,明杀,明明是「诡」,但也使人无话可说。鲁迅说: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
(《旦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旧文人把法术搬到文坛,便是制造一个恶名、浑名、罪名然后置对手于死地。例如先说你是「封建馀孽」、「布尔乔亚」或「无政府主义者」等,然后再加以扑杀,这便是作家们搬用的法术。这种法术,表面上是「明术」,其实也是诡计。它通过浑名、恶名先把你批倒批臭,而且一沾上恶名,「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麽摆也摆不脱。」(「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曹操使用正是这种法术,杀王垕,使用的是王违反军法之名。《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所写的曹操借王垕的人头,是《三国演义》中貌似插曲、实际上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不妨重温这一故事:
「却说曹操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馀,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
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
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军粮不济,军心波动,面对这一危机曹操先施小计,即用小斛偷换大斛,并让王垕去执行。行不通而激起军愤时,他则施大计,借王垕的头以平军愤。面对这种人头游戏,善心读者会感到惊心动魄,但是,曹操却表现得极为冷静,一切行为「谨按军法」。在权术家曹操眼里,杀王垕不过是宰了一隻替罪羊而已,他明知道羊是无罪的,但必须「替罪」,这是执行军法的大局所需。所以他非常冷静地对王垕说「知汝无罪」但又要「借汝一物」。在这里,曹操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人性障碍,玩的是杀人消灾的血淋淋的权术,他没有任何犹豫,所谓「妇人之仁」和他是绝不相干的,一个全军的后勤将领的头颅,不过是游戏中的一枚小棋子而已。曹操和王垕的这一故事具有很高的象徵意蕴,它揭示:在政治权术的游戏中,没有生命价值可言,也没有头颅价值可言,一切都服从权术所指向的目标。在一头是政治目标、一头是生命头颅的天秤上,可以是一边等于零,一边则是一百。为了既定的权力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最卑鄙的手段。这也说明,当权术走向巅峰的时候,人的生命尊严就会走向谷底。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极权逻辑与生命逻辑是截然不同的。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的荒谬是没有区分权力逻辑与生命逻辑。借人头以稳定军心,这对于政治游戏的权力逻辑来说,它是合理的,但对于生命原则生命逻辑来说,它却是绝对不合理的。而曹操杀王垕,除了违背生命原则之外,也违反政治游戏中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它赤裸裸地嫁祸于人,不仅杀了人头,而且还让无辜的人头承受道德罪恶,而这,正是权术的奥秘。
法术虽有明的一面,确实可称之为「明术」,但也有暗的一面。鲁迅在讲文坛「法术」时,说文坛中人除了直接给人浑名、恶名以坑人之名,「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论文人相轻──明术)曹操杀王垕用的是明术,杀祢衡则自己「并不露面」,让朋友「黄祖」(刘表的部属)去作「武器的批判」,借黄刀而杀祢。这一点,连荀彧也不明其诡计,曹操只好明说:「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杀之,何必再问。」(第23回)曹操知道祢衡是敢于直言的士人,自己动手消灭他,会失去天下士人之心,所以便施借刀杀人的诡计。果然祢衡很快就人头落地,难怪鲁迅要说「法术极利害,极致命」。鲁迅当年称法术为明术,今天我们则改称为阴谋。权术中的阴谋利害阴谋也利害,两者却可以置人于死命。
四、司马懿的阴阳术
刘备玩儒术,曹操玩法术,但三国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玩「阴阳术」的司马懿。阴阳文化也有原形与伪形之分。中国的阴阳家在战国时期是与儒、道、法并行的一大家。《汉家?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代表人物有邹衍等。阴阳家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均受水、火、木、金、土五种势力的支配,提出「五德终始」、「五德转移」说,用以说明历史乃是循环性的变化。阴阳说后来还形成阴阳五行之学,分正术(府)、典术(州)、训术。
但《三国演义》的阴阳术是阴阳文化的伪形,指的是政治斗争中的「阴阳脸」,用现代人的语言说,叫做两面派,阴一套,阳一套,表里一套、背里一面,一身而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鲁迅在《三闲集?文坛的掌故》中说:「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鳯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笑啼俱伪,扮阴阳脸,耍两面派,在《三国演义》中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权术、心术。三国的结局,曹氏王朝的覆灭,其致命的一步是没有看穿司马懿的阴阳脸,中了司马氏的「阴阳术」。司马懿是个极为阴险的野心家与阴谋家,他出身望族,早就有取而代之、自坐江山的野心,但他却极善于伪装,而且装到几乎「入化」的境界。
在蜀魏的战场上,能与诸葛亮周旋而且在军事上打败过诸葛亮的是司马懿。儘管《三国演义》的作者竭力美化诸葛亮,并以「空城计」的故事来暗示司马懿作为一个胜利者仍然在智慧上不如诸葛亮,但应当承认,司马懿无论如何,是一个智慧高强的军事统帅。他在战场上的智慧也表现出一番壮观。然而,一旦退入攻治权力斗争场合,其智慧就发生变质,即其智慧的方向立即转入非常残忍的血淋淋的政治阴谋,显得极端虚伪与奸诈。只要阅读《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六回中的「司马懿诈病赚曹爽」与一百零七回中「魏主政归司马氏」的故事便可一目了然。司马懿篡夺魏国最高权力的野心早已有之。在阴谋篡权的过程中,他首先用「诈病」的蹈晦之计迷惑曹爽。公元二四零年(正始元年),魏明帝曹叡驾崩,传位给年仅八岁的幼子(其实是乞养之子)曹芳,托咐司马懿、曹爽辅政。曹爽当时门下有宾客五百人,其中不乏智慧之人(如何晏、桓范),他们提醒主子要防范司马懿,因此,曹爽便命其弟曹义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司马懿知道暂时敌不过曹爽,便施蹈晦之计,推病不问政事,两个儿子也都退职闲居。公元二四七年,曹爽与亲信何晏、邓颺等准备出城游猎,事先让即将赴青州担任刺史的李胜以拜别之名去探知司马懿的虚实。司马懿凭他的政治敏感,自然知道来意,便佯装重病,演了一场好戏,小说写道:
时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为嘉平元年。曹爽一向专权,不知仲达虚实,适魏主除李胜为青州刺史,即令李胜往辞仲达,就探消息。胜径到太傅府中,早有门吏报入。司马懿谓二子曰:「此乃曹爽使来探吾病之虚实也。」乃去冠散髮,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胜至床前拜曰:「一向不见太傅,谁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为青州刺吏,特来拜辞。」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为之备。」胜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从并州来?」胜曰:「山东青州耳。」懿大笑曰:「你从青州来也!」胜曰:「太傅如何病得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聋。」胜曰:「乞纸笔一用。」左右取纸笔与胜。胜写毕,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聋了。此去保重。」言讫,以手指口。侍婢进汤,懿将口就之,汤流满襟。乃作哽噎之声曰:「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覻二子。」言讫,倒在床上,声嘶气喘。李胜拜辞仲达,回见曹爽,细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无忧矣!」
司马懿见李胜去了,遂起身谓二子曰:「李胜此去,若无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方可图之。」不一日,曹爽请魏主曹芳去谒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随驾出城。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军护驾正行,司农桓范叩马谏曰:「主公总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变,如之奈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谁敢为变?再勿乱言!」当日,司马懿见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旧日手下破敌之人,并家将数十,引二子上马,径来谋杀曹爽。
接下去的故事还有一些波澜,但最后的结果是司马懿全胜,近是「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斩于市曹,灭其三族」,远则为司马氏新王朝奠定了基业。这里我们看到的司马懿,一个在沙场上老谋深算的统帅,在政坛上又是何等奸诈。装聋作哑,哽噎有声,泪流满襟,一付衰老病笃、危在旦夕的样子,可是,在假面的包裹下则是满腹刀剑,满心杀机,而且时机一到,他一分一秒都不会差错,立即发动血腥政变,对政敌一点也不留情,不仅诛其一身,而且灭其三族,又快又隐又准又狠,一场政变和屠杀如同一场儿戏,胜券在握,分文不差,其机谋智慧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政变,曹爽的弟弟曹义曾感叹说:「司马懿谲诈无比,孔明尚不能胜,况我兄弟乎?」司马懿的智慧变成「谲诈」,这不仅是司马懿一人,中国的智慧,在三国的纷争中,几乎都变成「谲诈」,只是「谲诈」的形式与深浅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除了儒术、法术、阴阳术之外,《三国演义》还有道术。但这不是庄子意义上的道术《庄子?大宗师》:「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也不是墨子意义上的道术(《墨子?非命下》:「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即不是指道路、学术、道德文章等意义,而是指道教的法术、方术。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设祭台、借东风,使用的便是道术、方术的把戏。诸葛亮可能有天文知识,预测出关键时刻必有东风,这是知识的力量,并非方术的力量,但诸葛亮故意作巫师、法师状,诡称自己可以向上天借得东风,这实际上在神化自己,以在征服曹操之前先征服东吴周瑜之心。因为属于伪装,说到底也是骗术,不过,这一骗术的形式乃是道术方术。只要能达到目的,什麽术都可以用。
五、出神入化的美人术
《三国演义》除了集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诡辩术等权术之大成外,还有一项权术创了历史纪录。这就是把女人作为政治较量重要法码的美人术。政治场、商场上,美人计古已有之,吴王之争时,越王勾践用越美人西施打入吴宫,就是美人计。然而,像《三国演义》如此大规模如此广泛如此不知羞耻地把美人特别是把自己的女儿、妹妹、乾女儿等当作政治筹码、疯狂地进行政治游戏的,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国演义》中的美人计变成各方枭雄自觉的政治权谋,因此,用「美人计」来描述,份量太轻,所以不妨称之为野心家们的美人术。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把女人当作人,即当作尤物、器物、动物等(下文另作细述)。骨子里都对女人有种极端的蔑视。但是,《水浒传》更多地表现出对妇女的杀戮。而《三国演义》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妇女的利用。《三国演义》中的女子简直像政治马戏团里的动物,一个一个被推到政治前台作表演。如果说潘金莲、潘巧云等属于可怜,那麽貂蝉、孙尚香等则属于可悲。
无论是曹操、刘备、孙权,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或是袁术、吕布、董卓等,儘管之间斗得你死我活,但其妇女观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女人只是为我所用的工具,有用的时候,它就存在;没用的时候,它就不存在。第19回写刘备的崇尚者、猎户刘安杀妻招待刘备,「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对于肉餐,刘备问:「此何肉?」刘安答:「此狼肉也。」刘备未语,饱食了一顿。第二天早晨,刘备看见一妇人被杀于厨下,臂上肉已剥去,才知道昨晚吃的是刘安妻子的肉。这才不胜伤感,挥泪上路。这个故事的象徵意蕴值得注意。在猎户刘安心目中,女人(妻子)是随时可以拿来烹食的 动物。(故称妻子肉为狼肉)其实,在刘备、曹操等政治大猎户眼里,妇女早已是动物,随时都可以拿来使用、享用、吃用、利用。只是山中猎户(安)太粗鲁,而政治大猎户则全带着人的面具,吃起女人另有一番情景与风味。这就难怪刘备向曹操说起此事时,曹操并无不忍之心,只是觉得刘安堪作楷模,「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曹操嘉奬刘安不奇怪,奇的是后人施耐庵在描写这一惨不忍闻的故事时用的全是讚美的笔触。而对杀妻宴客的血腥事实,刘备倘若真有「仁义」之心,或者真有与禽兽相区别的不忍之心,(孟子认为,人与兽之别只有「几希」,关键就在有无「不忍之心」),那他就不能不谴责刘安。刘备的「仁义」只不过是他的政治面具,而其人性深处则不把妇女当作人尊重,才是他的真实的内心。在众所周知的「赵云救阿斗」的情节中,赵云出生入死、杀出重围,固然立了首功,但糜夫人捨身保护并非亲生骨肉的阿斗,最后投井自杀,也是可歌可泣,但是,刘备见到赵云时,除了摔阿斗于地上,只顾讨好部将之外,竟然一句也不过问糜夫人的下落。中国的大男人主义加上夺取政权的政治野心,已把刘备的人性淘乾,心中哪有妻子的位置。在后来的娶孙夫人的政治戏剧中,他明知道这是政治阴谋,但他装模作样,假戏真做。如果说,周瑜是丢了夫人折了兵,那麽,他是得了夫人又得地。他对孙夫人既享用又利用,也是把孙夫人当作政治马戏团的一隻带桂冠的雌马。(下文再细谈)
把女人当作政治游戏中的玩物,从曹操就开始了。他为了控制汉献帝,把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均嫁给献帝做贵人。曹节立为后,曹操以岳父身份进入政权核心并控制政权。后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首先是把女儿作为“敲门砖”。曹操之外,其他枭雄也相竞玩弄美人术。袁术为了拉拢吕布,提出与吕结亲,后因陈登反对而未成功,但被曹军包围时,为了求得袁术帮忙,便急着把女儿送给袁术作女媳妇。“吕布将女以绵缠身,用四色裹,负在背上,提戟上马。”袁术之子袁谭向曹投降后,曹操又“以女许谭为妻”。不管是吕布的女儿还是曹操的女儿,都不过是政治棋局中的小卒子。
把女儿当作政治交易品和敲门砖,戏剧性并不强。虽属权术,但并不精彩。《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真把女子当作政治大马戏团动物而上演的是貂蝉和孙夫人孙尚香。以这两位女子为主角,可看到当时的各方权术家把美人术玩到何等地步。德国着名诗人席勒写过:《阴谋与爱情》,但是,与中国演义中的“阴谋与爱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三国时代的阴谋才是真阴谋、大阴谋,是战略性的“阴谋与爱情”。需要说的是,孙夫人本是一个与政治无涉的活生生的美丽生命,只因为她的身世特别,生为王妹,因此,生死搏斗的双方,从自己的哥哥孙权和大将周瑜以及对手一方的刘备、诸葛亮都在她身上用尽心机。在他们心目中,王妹并不是一个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和选择自己的未来的自由生命,而是一个玩物,一个在政治游戏中可以利用可以制造出精彩情节和重大政治利益効果的傀儡。当时蜀、吴双方争夺的中心是荆州,一方想讨回荆州,一方想保住荆州,双方都是野心家,已没有妥协的可能。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流血的战争;一是不流血的阴谋。迫于北方曹操集团强大的压力,双方都不想战争,那就只好诉诸卑鄙的阴谋。就在这种历史场合下,一个帝王的妹妹,成为双方阴谋诡计的枢纽,一切丑恶心思都展现无馀。在东吴一方,周瑜的设计是借美人以夺江山;在刘备诸葛亮一方,则是既得江山又得美人。这是三国动乱时代最富有戏剧性的“阴谋与爱情”的故事,又是最没有人性的借“爱情”以实现阴谋的典型的权术纪录。在「玩弄女性、谋求江山」这一点上,激战双方的首领与军帅,都是一丘之貉,即都是道道地地的权术家,其区别是聪明绝顶的权术家(诸葛亮)和不够聪明的权术家(周瑜、孙权的区别)而已。在整个玩弄美人术的过程中,有一小情节很有深意。这就是政治利益闹剧发展到高峰,吴国太、乔国老在甘露寺方丈那里亲自会见“女婿”,而孙权、周瑜安排的刀斧手也已布置停当,准备一举诛杀刘备以让大戏落幕,可是,恰恰在这千钧一髮之际,赵云出场(揭穿刀斧手埋伏之事),刘备跪倒泣告,吴国太大怒训斥孙权,东吴的阴谋破产而告一段落。经过这场血腥的生死游戏,刘备与孙权都知道双方已不共戴天,仇恨皆在各自胸中翻滚,但彼此又都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君子、君主模样,更衣后一起来到殿后的庭院之中。先是刘备,见到庭下有一石头,他就拔起侍从者的所佩之剑,仰天祝曰:“若刘备能回荆州,成王霸之业,一剑挥石为两段。如死于此地,剑剁石不开。”说完手起剑落,火光迸溅,砍石为两段。接着,便是孙权和刘备的交会,小说继续写道:
孙权在后面看见,问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备年近五旬,不能为国家剿除贼党,心常自恨。今蒙国太招为女婿,此平生际遇也。恰才问天买卦,如破曹兴汉,砍断此石。今果然如此。”权暗想:“刘备莫非用此言瞒我?”亦掣剑谓玄德曰:“吾亦问天买卦,若破得曹贼,亦如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荆州,兴旺东吴,砍石为两半!”手起剑落,巨石亦开。至今有十字纹“恨石”当存。
孙权和刘备这两个一方霸主,口里祝告的和心里暗算的完全是两样,口里都骂着汉贼曹操,全是凛然大义,心里盘算的则是当下的最大利益所在──荆州,而且仇恨已上升到举剑剁石,以至留下“恨石”的历史物证。在这个小庭院里,两位英雄心口不一,口是心非,胸中各怀“大志”,腹中各藏杀机与不可告人的“宇宙之机”,而在小庭院之外的大庭院中,东吴的宫廷正准备一场国家级的爱侣婚礼,数日之后,刘备与孙夫人就在红灯红烛的接引之下进入洞房,在放下门帘中结束喜剧的第一幕。一种极端“恨”的生死搏斗,却被谋略家们安排在“爱”的帷幕下进行。中国权术的虚伪、黑暗与精彩,到此真可叹为观止。
在孙夫人之前,另一齣由王司徒王允导演的“阴谋与爱情”的权术大戏的主角是貂蝉。所不同的是孙夫人虽也是权术的工具,但并不自觉,也不是阴谋主体,而貂蝉则不同,她完全是自觉的工具,知道整个阴谋计划,并成为阴谋主体,在整个阴谋的实施与实现中积极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温柔的美丽的生命,玩起心机心术和阴谋诡计时竟如此纯熟,如此天衣无缝,以至让一个堂堂的王朝宰相董卓也死于她的股掌之中,更是令人震惊。这反映出中国权术不仅流行在上层官僚集团之中,而已也已广泛地浸入民间社会之中。貂蝉的权术游戏,是《三国演义》这部权术大全的另一重要侧面,它恰恰说明,心机权术已成为华夏民族的一种集体性格。所以我们不妨重温它的某些行为细节。
貂蝉原先不过是司徒王允家的一名歌伎,只是因为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才貌俱佳,王允便以亲生女儿相待,虽然出身贫贱,但在高级官僚府邸中,耳濡目染,竟也精通权术心计,所以当王允跪在她的面前请求她帮助实现分裂董、吕的离间连环之计,以杀董卓之时,这个「小女子」一点也不惊讶,更不犹豫,主人一说,她便心领神会,面对如此严酷,如此複杂的生死阴谋,她不仅没有半点惧色,而且斩钉截铁,胸中有数。她对王允说:“妾为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
决然决断地说“妾自有道理”,此言份量千钧。她的“自有道理”,虽不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却是胸中自有万千心机心术,足以对付当朝两位大人物。果然,一进入阴谋程序,她的百般手段,样样做得天衣无缝。言、说、歌、哭,喜、笑、怒、骂,全是装,全是瞒,全是骗,但样样滴水不漏,样样表演得比舞台上的戏还真切动人。无论是初见吕布时“假意欲入”、“秋波送情”,还是次日在董卓卧室窗下与吕布再见时“故蹙双眉,做忧愁不乐之态,复以香罗频拭泪眼”,还是月馀之后,董卓得了小病而吕布探望之时于床后“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挥泪不止”,还是在百官拜送董卓,车马如龙的时刻她在车上遥见吕布的“虚掩其面,如痛哭之状”,每一个假造之情都真的让吕布心碎,非上当不可。
而在色迷吕布之后,她又亲自设计风仪亭的挑拨离间计,把董、吕逼向不可调和的境地。她先约吕布在风仪亭相会,对吕布哭诉说:“我虽非王司徒亲女,然待之如己出。自见将军,许侍箕帚,妾平生愿此矣。谁想太师起不良之心,将妾淫污。……此身已误,不得服侍英雄,愿死于君前,以明妾志”,说完就往荷花池跳,假装自杀。待吕布为此感动而表示“我知汝心久,恨不能共语”,她立即抓住时机,改变口气求救说道:“妾渡日如年,愿君怜而救之”,促吕布早下决心。当吕布说“我会偷空而来,死老贼见疑,必当速去。”露出对董卓还心存惧虑,此时她立即使出激将法说:“君如此惧怕老贼,妾身无见天日之期矣”,并说:“妾在深闺,闻将军之名,如雷灌耳,谁想又受他人之制也”,言毕则泪下如雨。弄得吕布羞惭满面,落入更深的陷阱。
吕布有勇无谋,还好对付,董卓则老谋深算,让他上当更不容易,但貂蝉还是最终制他于死地。当董卓发现风仪亭私会时,先是掷戟刺吕布,后又拷问貂蝉:“汝何与吕布私通也”,单刀直入,但貂蝉不慌不忙,趁机调拨道:“妾在后园看花,吕布突至,妾见存心不良,恐为所逼,欲投池自尽,被这厮抱住”。沉着地应答。接着,老奸巨滑的董卓因受幕僚李儒的劝告,正在摇摆,便突然袭击,提问道:“我今将汝赐与吕布如何?”这个问题之下充满凶险,如果董卓的话是真的,则王允之计立即完结,如果是假,而貂蝉作出一般回应,则立即有杀身之祸,在此紧要时刻,貂蝉作出最强烈的回应,先是作“大惊”状,号淘大哭,并沉着地说出贵贱之理:“妾身已事贵人,今忽欲下家奴,妾宁死不辱!”说完又取壁间宝剑,作自杀状。由于假戏作得真切,董卓便慌忙夺剑,拥抱着她说:“吾戏汝”,貂蝉听见此话,便倒在董卓怀里,反守为攻,掩面大哭地凿穿董卓幕后军师:“此必李儒之计也。儒与布交厚,故设此计,却不顾惜太师体面与贱妾性命,妾当生噬其肉!”这一番表演,无论是口舌语言,眼泪语言,还是动作语言,全部布满杀机,可是,呈现于对手面前的则是无可怀疑的女子至情至性之状。这种漂亮的伪装,用姿色与眼泪掩盖的政治“花招”,便是权术。貂蝉的故事,是一个弱女子身带计谋,心怀杀机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历来《三国演义》的评论者都从文学描写的角度讚赏这一故事的精彩,尤其是讚赏故事主角貂蝉的有胆有识有谋有略,以至使貂蝉形象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女性偶像。而没有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上看到:这个女子形象,已完全抹掉自我,掏干一个女子的本真本然之性而扮演一种间谍式的角色。更没有注意到,在一个歌伎的身上,竟然也可以积累下如此成熟、如此深刻的心机手段,把人性中所有的喜笑歌哭全化为阴谋与陷阱。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实际上都包括着“暂时性”(或称时代性)和“积累性”两个部分。文化历史也是如此。这种历史主要不是写在文字上、书本上,而是体现在活人身上。貂蝉身上的文化,就是中国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她在整个“阴谋与爱情”的计谋中,能够如此随机应变,能够把身体、眼泪、言语、动作、情感全化作让敌手无可逃脱的罗网与武器,这不能不让人讚叹惊叹。惊叹不是女子如妖如怪,而是中国的权术文化竟然如此深刻地进入一个美女子的深层人性之中,以致使我们找遍世界其他女子形象,没有一个可以和貂蝉同一类型可以和貂蝉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