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骑兵之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3:29:45
作者:Gray Smith    来源:体育画报    译者:詹涓    发表日期:2006-12-4 20:12:00    第1期 

“9.11”后,美国人狂热地呼唤着战争。派特·蒂尔曼,NFL红雀队球星,舍弃360万美元合同,成为一名游骑兵。当他进入伊拉克,信念却越来越动摇。入伍23个月后,他在阿富汗被战友误杀。从入伍、迷惘到死亡,派特的经历,仿佛美国民众“9.11”后心理变化的缩影。何止美国,整个世界还未能摆脱“9.11”的阴影。本刊试图通过这样一个与体育相关的案例,探索人们在后“9.11”时代心灵的律动。
如果有一天,上帝允许,拉塞尔·贝尔会给他儿子讲述这个故事。这一天,儿子的心脏病和脑病痊愈了,他指着孩子卧室书架上的一幅相片,照片上的男人正在房顶上做着一个倒立,他深深吸一口气,然后说,麦维,照片里的这个男人,他活着的时候那纯粹,通往死亡的路却那样混沌,麦维,这两者,我都见证了。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个小时,医生从你的脖子到肚脐,打开了一个那么大的口子时,我向这个男人祈祷,因为...是啊,因为如果他没有死,也许你也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不是他教会我如何生存,我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我了。这个男人,他的名字叫派特·蒂尔曼,你中间的名字就取自他的名。孩子,从你出生那天起,我就在等着你问我,这个男人是谁?
拉塞尔永远没有机会跟儿子讲述这个故事了:9月3日,11个月大的麦维里克·派特里克·贝尔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所以,拉塞尔只能将派特的故事,深埋在他心里...
也许,故事最好还是从拉塞尔第一次看到派特的那一天说起,这样,说教味可以降到最低,每个人都能从派特的故事里,自己体会到人生的炎凉、恐惧的滋味,以及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国家的现状。
与战友聊天时,蒂尔曼很少谈及他在NFL的种种荣耀,宁可倾听朋友们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是2002年12月的一天,拉塞尔所在的游骑兵排“黑羊”在华盛顿刘易斯堡驻扎,一捆捆的绿色粗呢包堆在军营前,跟着是新兵们散乱的脚步声。看着这群菜鸟士兵,拉塞尔想找出谁是那个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说真的,他甚至一直不知道这么一个人,直到战友告诉他:“听说了吗?派特·蒂尔曼被分到我们这里来了。”
也许这是因为拉塞尔从小生活的环境,对NFL并不是那么狂热;也许是因为他步入军队的大熔炉,接受游骑兵训练后,外面的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经不复存在。尽管他成长的地方,距离派特位于圣何塞的家,不过40英里之遥,可拉塞尔之前始终没听说过派特·蒂尔曼这个人,更无从知晓他在“9·11”后决定退出亚利桑那红雀队,放弃360万美元的合同,只为应征入伍。所以,22岁的一等兵拉塞尔对此事并不热衷,他静坐在一边,听着别人七嘴八舌。
“我只会当他是个普通人。”一个“黑羊”的战友宣布。
“他本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呀,我会叫他去做俯卧撑。”另一个在附和。
“这家伙简直傻透了,竟然连橄榄球都不打了,我才不会这么干。”不止一个人表示。
派特的弟弟凯文刚进入了克里夫兰的棒球新秀训练营,也将来到这个部队。简直是一对笨蛋兵,拉塞尔这样想。把派特从一堆新兵中找出来不是什么难事:一定是那个把庞大的包裹轻巧地扛进兵营的家伙,行李到了他手上,简直像是几粒棉花糖。
只有通过了地狱般的考核,才可以称为“正宗的游骑兵”。新兵蛋子们最初的两天很难捱,他们像无头苍蝇那样狂跑一气,只要军官大吼大叫,指责他们没有穿戴整齐,没有将徽章正确地缝起来,他们就会语无伦次,甚至吓得袜子都从背包里抖落下来。蒂尔曼兄弟则不像他们,哥俩不慌不乱。
可是仅凭派特那样的自信、名声和坚毅,是不可能走进神圣的游骑兵队伍的,任何人走进这里,都得打醒十二分精神,谨言慎行。拉塞尔自己跑出去侦察了一番,他偷偷将头探进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看派特如何接受训练。走出小房间时他想,老兄,我喜欢这个特种兵。蒂尔曼态度谦卑、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与人相处融洽;他乐于主动去做杂务;即使是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家伙发号施令,他也会不折不扣地做完25个俯卧撑,就因为这个小家伙的肩膀上比他多了一条横杠。
一周后,派特和拉塞尔已经混熟了,他们开始在射击场上互相开玩笑,派特的音容笑貌令人难忘——头猛地向后一仰,脸上随之挤满摺子,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双手用力拍着大腿,从喉咙深处发出一连串尖利的哈-哈-哈哈哈,每每笑到连气都喘不上来。好吧,现在,拉塞尔可以和一个顶级运动员兼游骑兵一起谈论诗人金斯堡、爱默生了。两年前,拉塞尔应征入伍时,将自己的日记冲进了马桶里;可是在军队休假的时候,他还是会躲进西雅图的一家咖啡馆,怀抱着一本书和一本记事簿,喝着咖啡,将自己淹没在陌生人的人群中。他曾经希望把自己的这一面隐藏起来,如今面对派特,他重新学会了释放。而派特呢,他喜欢怪人——作家、嬉皮士、隐者、吸大麻的球员,尤其喜欢这些人将内心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公之于众。他最爱大声读出这些人在书中所写的胡言乱语、奇闻轶事,宣称“有人真的是靠这些东西过活”,接着还在书中的留白处写下几句辛辣评论。一开始,这简直吓坏了拉塞尔,这位文学爱好者从来不在书里留下任何印痕,可没过多久,他开始有样学样。
派特就是有一种奇特的招数,不管是面对上校、教练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他都有本事填补所有级别与荣誉制造的鸿沟,将任何一次相逢,转化为两名普通人之间的平等交流。老天,这家伙对人一向自称“派特”,假使别人问他,为山姆大叔效力之前做过些什么,他会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过点书,然后很快转换话题,询问对方的经历。他从不介绍自己的种种荣誉,比如曾经赢得的年度太平洋区十佳防守球员奖,更不会说出他在NFL的经历。尽管如此,当你和他聊完天,转身离去时,你仍然会在路上回味这个人,想要更了解他,与他分享更多的欢笑。
派特总喜欢不断挑战自己,在汽车里、在树上,甚至是在他家的房顶上,大胆,是因为他对自己总是拥有足够的信心。
还有谁会在凌晨1点跑进大学助理教练的办公室,追问别人对摩门教有何看法?他是那么热忱,以至于到了最后,谈话双方都决心好好读一本关于摩门教的书,这样两人就可以更详细地探讨了。在NFL或美军里,谁会手不释卷,哪怕出门10分钟都会紧握一本书?为了让别人了解他的观念,他甚至会主动为你买一本书,然后发动一场哲学辩论,辩论的结果,也许你会让他修正自己的观点,帮助他成长。一个例子,是他对同性恋的看法。少年时代他对同性恋的态度相当狭隘,可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他突然声称,男性进化程度最高的表现就是同性恋。
拉塞尔感觉,大部分人都只是单向度的人(译者注:在美国哲人马尔库塞的学说中,“单向度的人”指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的人),终其一生,无非是要实现某个可笑的使命,他们似乎把自己的本性紧锁起来。而只有少数人能展现自己丰厚的内在,于是,他们便有了发展的无限可能。派特就是后一种人,他是那么...那么...要命,甚至连他的妈妈玛丽有时都受不了他,前一分钟,母亲刚想给他一个拥抱,后一分钟,她就怒火冲天地甩开手。这是你遇到过的最值得尊重的人物,是你在餐馆饭桌上碰见的最彬彬有礼的绅士,可转瞬之间,他会把黏乎乎的手伸进你的水杯里。那么喜欢搞笑又那么严肃,那么透明又那么神秘,那么友善又那么令人敬畏,那么开朗又那么沉默...玛丽会总结说,那么矛盾。对于自己的善变和矛盾,派特本人泰然自若,无论你在何时何地,他都能及时出现,展现你需要的那一面。
“黑羊”将要入侵伊拉克的一周前,当时下着雨,拉塞尔趴在泥泞的射击场上准备资格考试。尽管他已经使用SAW(美国陆军班用自动枪)一年多,掌握得游刃有余,可这时候,却怎么都无法调整准星,射中那该死的目标。拉塞尔被挫败感淹没了,他哀叹命运不公,想着自己生命中的这22年,为什么总是不走运?妈妈在生下他五个月后离家出走,八年后,从军14年的父亲娶了一位脾气火暴的军人。拉塞尔成了后妈的出气筒,起初愤怒,而后麻木,再然后,他也开始向外界发泄怒火,出去打架,将自己的错全推到别人头上。16岁前,他从一个学校被驱赶到另一个学校,然后,他索性辍学离家,跑到了祖母家里。他先后打过三份工,其间却没有放弃自学。漫长的青春期,他一直渴望找到一个偶像,这位偶像,也许将成为他学习的榜样。
或许他终于找到了偶像。在尘土与雨水中自怨自艾时,派特跪在他身旁,开始鼓励他。拉塞尔一下子开了窍,原来枪支的准星螺丝松了。找出了他总是射偏的原因,他开始频频击中靶心。几天后,队伍整装待发,将他们的吉祥物从墙上摘下——这是一只山羊的头骨,它伴随着第75游骑兵团、第二营、阿尔法连的二排走遍了千山万水——它被放进了一个降落伞包里,跟着“黑羊”飞到了沙特阿拉伯。此次的任务是捉拿萨达姆·侯赛因,并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拉塞尔本人不喜欢这一节,可是它意义重大,没法略过不谈。事情发生在沙特的一个帐篷里,那一天,入侵尚未正式开始,“黑羊”就发生了伤亡。这也许是这场战争第一次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当时,战友们正陆续乘坐直升飞机潜入伊拉克,拉塞尔和派特负责监听电台报告,他们亲耳听见了这个坏消息:一名直升机乘务长被枪击,一位战友也被射伤,子弹击中胸骨,从肩部穿出。
派特似乎很快从这轻率的表象,探究到了事情的核心:眼前的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被恐惧感弄得有些反常的孩子。于是走了过来,握住拉塞尔的双手,轻轻地说,“你能把这杂志拿走吗?现在,我们的兄弟受伤了。我们得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拉塞尔缓缓点头,他很感激对方,在不伤害他自尊的同时指引自己,让他找到自己更善良的一面。
这一天,频频步入歧途的拉塞尔开始意识到,一个男人,可以既坚强又温和,这并不矛盾。面对恐惧时,他可以直面它;濒临绝境时,他无需叫嚣怒吼,而是以一种最不“军事化”的方式掌控局势。
“黑羊”开进巴格达,负责机场周边的清障工作,同时挨家挨户搜查,想要挖出52张扑克牌上印着的伊拉克领导人。夜里,士兵们在一幢被榴霰弹击出千疮百孔的飞机棚里睡觉,鸽子粪不时地从破落的房顶掉下来。派特是全排的核心,即使面对一个最自闭的同伴,他依然兴致勃勃,设法让对方敞开心扉。“黑羊”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团队。问题是,拉塞尔太珍惜与派特共处的时间了,他甚至不想和其他无知无识的笨蛋一起围在派特身边。他宁肯等到夜里,等大伙纷纷入睡,或者打游戏、看色情杂志时,这才会溜到派特和凯文身边。一个人说,我们来杯咖啡吧,然后——瞧吧——巴格达读书俱乐部开始活动了,三个男人坐在一起谈文学,谈一切,谈到午夜都不肯散去。派特的眼睛兴奋地闪着光,好似回到了孩提时代,那时,他一回到家,全家人就会在前院生一堆火,一起彻夜长谈。
2003年3月的一天夜里,三人俱乐部同样开到深夜。那天,他们在巴格达南部的一座碉堡里驻扎,第二天将参与解救二等兵杰西卡·林奇的行动。按照部署,他们将包围林奇受伤所住的纳西里耶医院,三人深知,明天可能是一场血战。穿过一群熟睡的战友,他们爬到了碉堡顶上,静静地坐着,五英里以外的一座小镇炮火连天,沙漠的夜空,被155毫米舰炮点亮,有一种奇异的美。
拉塞尔这时还不知道,派特给母亲写了封信,信里说自己竟然在军队里找到了一位小兄弟,名字叫贝尔。事实上,派特和凯文还有个名叫理查德的亲弟弟,他们一直就喊他“贝尔”,当凯文告诉弟弟他们应征入伍时,理查德非常郁闷,甚至将一箱啤酒扔到了家里的后墙上,扔完后,那孩子拔腿就跑,结果摔了个嘴啃泥。
在伊拉克的这个夜晚,拉塞尔感觉到了兄弟间的信任,于是,他郑重地拿出了他的“厕所记事本”,向派特和凯文念了其中一些段落。蒂尔曼兄弟这才发现,拉塞尔写作很有一手。
那个晚上,派特看着一枚又一枚闪光弹在附近的小镇发出橙色和白色的异彩时,他摇着头说:“这场战争真他妈的不合法。”这是第一次,拉塞尔意识到派特走在一根摇摆不定的钢丝绳上,一头是良知,另一头是责任。
在伊拉克的这三个半月里,尽管搜查到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可能越来越渺茫,派特也没有抱怨过什么,顶多只有一句:“这些全是狗屎。”可从应征的第一天起,他的个性与名声,一直让军方高层惴惴不安。高层想劝他摆几个pose,当个帅气的征兵广告代言人,别去当什么劳什子游骑兵了。派特的家人证实,军方看过他的心理分析档案——他拒不参加红雀队的集体祷告仪式,还曾经请人代为安排自己与著名反战人士诺姆·乔姆斯基会面——如果他不是派特·蒂尔曼,军队根本不可能吸收他为游骑兵。准许他入伍,只是出于军方的不得已。该死,就在他来到征兵办公室的那一天,还没在参军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一个自以为是的教官就命令他、凯文和其他应征者站成一排,怒气冲天地发号施令,可是口令又前后矛盾。派特站出来说:“停一停,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你这是在把我们当傻瓜,而我们现在还没签字,还没准备让你把我们当傻瓜训练呢。”此后,军方又让派特接受了数次心理测试,派特起先还觉得很有趣,可很快就感觉到莫名的愤怒。

派特告诉他的弟弟理查德,之所以参军入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想在战争中考验自己。
以为派特纯粹是出于爱国主义而参军的人们都错了。没错,他是热爱祖国,世贸中心在片刻间化作齑粉,超过2600人丧生后,他也有一种为美国而战的迫切需要。但他的理由更为复杂。身为NFL安全卫,拥有巨额合同,他仍想去关心那些不幸的人们,那些痛苦的经历撕咬着他的心。他的伯父、祖父、外祖父分别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其中一位胸部中弹,一位被炸掉了手指,还有一个乘坐的飞机被击中,是最后一个从机舱中跳伞的战士。可是,与几乎所有美国人不同的是,派特认为自己可以从自我牺牲中收获些什么:他的祖国会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做回自己,充分展现自己。
他渴望有朝一日,可以让人们听到他的呼声,那也许是他对政治的见解。曾经赤足蹈过的火堆,他不希望让别人重走一遍。无穷无尽的好奇心,想要充分体验生命的决心,令他不惜飞蛾扑火。他认为生命就是一本书,而自己的这一本,他希望可以无限丰富精彩,吸引人们一口气一字不漏从头读到尾。有一次他对弟弟理查德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所以,如果不亲身经历战争,又怎么能完全了解人类,甚或是自己呢?
只有少数人,年少时就决心要让世界记住自己的名字。而更少的人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永远别要求世界记住他们的名字,而是用自己的一生去说话。派特曾经对他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室友兼队友B.J.奥尔福德说:“不要告诉别人你是谁,让他们自己去发现。”
在1998年的选秀结束后,他被亚利桑那红雀队选中。尘埃落定,他与奥尔福德一起坐在圣巴巴拉的一处峭壁之上,凝望着太平洋,喝着啤酒,他突然对朋友说:“人们会知道我是谁的。”
“悠着点吧,派特,你是在第七轮才选上的。”奥尔福德向他泼冷水。
派特看着对方,再没说什么。他说的不是橄榄球。
很早时,他还发现了另一个真理:要成为一个卓越的男人,就必须跨过横亘于面前的恐惧,而想要越过恐惧,最好的办法是正视再正视,直到成为习惯。年少的一天,派特爬到他家屋外的几十米高的大树上,从一根树枝荡到另一根,最后,邻居佩吉·梅尔本听到一声巨响,跑了出去,发现他躺在地上呻吟。不止一次,他与同伴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他会突然让朋友抓住方向盘,然后爬出车窗,翻到车顶,几分钟后从对面的车窗爬回车里。
勇敢的心。看这部苏格兰勇士的大片时,朋友在派特的眼中发现了火花,朋友因此说,他想成为勇敢的心。问题是,派特的智力与个性都不允许他随意盲从,他开始拨开迷雾,意识到善良与邪恶并非泾渭分明,好与坏往往也有可能互换。
要想成为勇敢的心,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9·11”后,曾经有一刻,真理似乎清清楚楚地站在某一边,所有人都狂热地呼唤着战争,他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成为勇敢的心。可是,进入侵略伊拉克的第11天,站在这个跟“9·11”恐怖袭击完全没有联系的国家,在炸弹轰鸣中,派特突然明白:那一刻已经不再,所谓的真理就像那棵摇摇欲倒的树,无法支撑他的信念与自我。
那场他们想象中的血战呢?根本没有发生。记者笔下陆军特种部队冲进医院拯救女兵林奇、 “黑羊”进行地面掩护, “火光四溅”的场面呢?也没有发生。实际上,伊拉克的军队前一天已经撤离,医生则留了下来,等着将林奇交到美军手中。二等兵林奇并不像情报机关和当时的新闻所描述的那样,被伊军刺伤或射伤,也没有因为“害怕极了”,于是倒空了来福枪的弹匣,而是她的子弹卡了壳,自始至终都无法开枪。
唯一的事实是:大学主修市场营销的派特亲眼目击了政客和媒体如何成功地推销和宣传战争,无论是否愿意,你都会发现自己竟然成了这部战争片的主角。
一个多月后,2003年5月,“黑羊”回到刘易斯堡,抖落内衣上的沙土,释放多余的精力。40名战士一窝蜂挤进了老地方,在距离营地6英里的斯特莱库姆酒吧,准备为一个将要离开的军官举行一场告别派对。这时才发现,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酒吧已经被另一拨军人占据。其中一个占领者向“黑羊”的长官叫了一声“F---you!”瞬间,酒吧里椅子翻飞,到处是挥舞的拳脚,这种场面,恐怕只能在黑帮电影中看到。
拉塞尔想当和事佬却遭到误解,一下子被人卡住了脖子。就在他还在考虑该不该还手时,一个大叫着的阴影掠过面前,像抓一根铅笔一样,将对手一把抓起扔到一边。这个阴影是派特,他的目的并非恶化事态,而是尽可能避免发生更大的伤害。
斯特莱库姆酒吧打架事件过去几周后,派特和凯文离开刘易斯堡,前往游骑兵学校,在那里接受61天的炼狱考验,只有通过严酷考查,他们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游骑兵。最痛苦的那一段日子,足有10天在佛罗里达的沼泽里度过,非人的训练令他们平均掉了16磅体重,让他们产生幻觉,患了皮肤病,甚至因为营养不良而脱发。即便如此,只有一半战士能在军服左肩缝上神圣的游骑兵徽章。在蒂尔曼兄弟后不久,拉塞尔也成功了。回到刘易斯堡时,派特像老大哥一样拥抱了拉塞尔。
接下来的几个月,每天都在做苦工。此时,西雅图海鹰队的总经理鲍伯·弗格森,给派特的经纪人弗兰克·鲍尔打来了电话。当年在红雀时,正是弗格森选中了派特,他一直声称在NFL做了30年经理人,派特是他最喜欢的球员之一,他问鲍尔,派特能否跟海鹰签约。在NFL的经纪人中,鲍尔独树一帜,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向每个拿出丰厚广告合同的客户说不的经纪人。这一次,他的答案也不例外,“不行,他还有一年服役期。”可没过几天,有人告诉鲍尔,由于派特已经在作战区参加了一次军事行动,可能会提前退役。
鲍尔打电话给派特。请他回到一个更简单、更干净的战场,脱下军装,奔上球场,到时,会有6万人齐声呼喊他的名字。
一周后,他回复鲍尔。不行,他说。他还没有完成任务。他还没有体验真实的战火。
如今每天,当拉塞尔打开电脑,都会看到派特的照片,疲惫的派特,脸几乎埋进了西瓜里,品尝着生活的最后一点滋味...这张照片摄于派特遇难前两天。拉塞尔的思绪,被拉回到2004年的春天,阿富汗东南部。在那里,“黑羊”的任务是挨家挨户敲开村民的房门,寻找有关敌人及其武器的一切线索。
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警惕。就算村民微笑着叫道,“嘿,美国!”将热茶递到你的手中。就算穿着老式美军作战服的阿富汗盟军跳进你的悍马车,对着你笑得没有半点城府。每一个感官神经细胞都在急速活动,寻找任何可疑的目标,因为每一个微笑,每一杯茶,每一件军装,都可能隐藏着杀机,变成一粒子弹或者一颗炸弹。
可就在这种地方,派特坦然接受了阿富汗人递来的一块西瓜,品尝这难得的水果,西瓜汁一滴一滴,顺着他的鼻子流了下来。他似乎没想到,就在周围那些泥土和石块砌成的小屋背后,也许就隐藏着塔利班的士兵。这一夜,拉塞尔与派特、凯文的午夜咖啡长谈被注入了新的意义:这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夜了。为了纪念这个夜晚,派特找来了一个小煤气炉,一个法式咖啡壶和一袋他最喜欢的咖啡豆。这一夜,他们开怀大笑,谁也不曾预料,死亡机器的齿轮已经开动——他们的一辆悍马车的燃油泵发生了泄露。
第二天晚上,飞机运来了一只新的燃油泵。机械师在次日早晨安装,但车辆仍然无法起动。他们决定拖着车子走,在崎岖的道路上走了几小时,车子的减震器、压杆和方向盘全部失灵,车子再也无法动弹,“黑羊”被困在马格拉,一个只有六七间泥土房的小村,全排战士无奈地看着这个没用的巨无霸。
这是4月22日,时间一分一秒流逝。“黑羊”排长大卫·尤思洛给FOB(前沿作战据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派出“支努干”运输直升机支援,套上这匹悍马,然后...说真的,直升机可以干脆将它丢进印度洋。
当地人渐渐聚集过来,死死盯着美国大兵。但气氛很快缓和,在一场掷石比赛中,派特轻松战胜了村子里的警察。可他们的厄运很快到来了。FOB指挥官回复说,他们担心这辆悍马会成为敌方用来炫耀胜利的宣传工具,因此不允许就地弃车,同时,他们也无法抽调直升机运走汽车。战士们抱怨着,狗娘养的。
35个游骑兵,12辆车和六个阿富汗盟军战士一起,坐在一条小溪旁,从清晨等到下午,看着田野里大片的罂粟花在阳光下发出迷人的光。FOB的指挥官不耐烦了,他命令尤思洛:赶快解决这该死的问题,去附近的曼拉,“黑羊”负责区域的最后一个小村庄。完成清查任务后,赶紧回基地待命。此时,一个当地拖车司机来了,并表示愿意将悍马挂上车子,将它拉到最近的公路,在那里,可以将破车移交给FOB派来的援军。
尤思洛将消息发回基地。指挥官同意了,但要求将整排人分成两队,一队护送悍马前往指定地点,另一路继续前往曼拉——现在就走。愤怒的尤思洛先是发电邮,接着又通过电台传递了自己的不满,希望指挥官能修正这个决定。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分散自己的火力,并依靠一位身份不明的当地人。况且白天赶路,日落后才能到达曼拉,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目标进行充分排查。为什么不能夜里动身,黎明时赶到目的地呢?此外,他们在这里滞留太久,无数人围在旁边,知道了他们的目标和行进路线,白天走太危险。他的意见没被理睬。
唯有服从。他向战士们传达命令,汽车陆续发动。派特和拉塞尔与其他14个游骑兵、4个阿富汗士兵划归第一队,赶赴曼拉;凯文和破车属于第二队,几分钟后出发,取道另一条山路前往公路。就在出发之前,一个独脚男人走过来说:在旁边的小山里,一位阿富汗医生有些事情想告诉他们。“黑羊”无法继续逗留了,他们将独脚男人轰走,进入漫漫黄沙。
医生是否想警告他们,将遭到一场埋伏?现在已经无从知晓。拖车司机说,他没法开车走过这条陡峭颠簸的山路。第二队只得掉头改走和第一队同样的路。他们得顺着峡谷边的一条羊肠小道前行,拖车司机认识路,就做了向导。
第一队由六辆车开路进入峡谷,两侧的山脉极为陡峭,道路非常窄,车子勉强可以通过。拉塞尔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他在军事教学录像带上看过,正是在类似的地形下,阿富汗人20年前粉碎过苏联的一支队伍。“小心埋伏。”他对战友说。最终他们安然无恙地穿过了峡谷,经过了四幢民房,在这里,他们走错了路,没有走上通往曼拉的正确路途。
第二队通过峡谷时,也有不祥的感觉。一名战士说,“这让我想起了电影《The Lone Ranger》,就是在这种地方,德州的游骑兵全军覆没。”突然,爆炸声撕裂了峡谷,有人大叫,“IED!”可是他错了,这不是埋在路边的IED(简易爆炸装置)。更多的爆炸声响起,大地为之颤栗,敌人是从山脊上,用迫击炮或者是火箭筒发动突袭。拖车司机吓呆了,峡谷太窄,后面的四辆车也没法动弹。队长格雷格·贝克中士坐在军用悍马里,一边挥手致意,一边向阿富汗司机大叫快开车!快开车!——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抄起M-4卡宾枪,用枪托砸碎了拖车司机的车窗玻璃。
如果派特的第一队没有走错路,没有将车停在路边,他们也许永远听不到爆炸声。问题是,傍晚6点34分,他们听见了,于是分成两人或四人一组立刻折返。拉塞尔暗自咒骂,噢,该死。这还是他和派特第一次真正面对战火。
派特一路狂奔,很快又跑了回来。18岁的小兵布莱恩·奥尼尔站在原地,看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几个月前,派特就开始照顾这个孩子。“跟着我!”他说。孩子跟着他一起跑。“干掉那些坏蛋!”一个阿富汗盟军加入了派特的行列。
拉塞尔看着派特,奔跑在生与死之间。忽然想到,糟糕,派特身上还背着重重的器材呢。NFL选手穿梭在碎石地里,轻松地跳上高高的岩石,恍如平地飞奔——他的战友、他的弟弟,现在身陷死亡区。
派特·蒂尔曼愉快地接受了一片阿富汗人送的西瓜,将脸深深埋在西瓜里。两天后,他被战友误杀。
三四个橄榄球场,这是他要赶回峡谷的距离。与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孩子、一个阿富汗人。他们跑过了四幢民房,一个女人和一群孩子闩上了门,发出尖叫。
在球场上往往除了肩垫不佩戴任何护具的派特,一面奔跑,一面对一个殿后的中士大叫:我能脱掉防弹衣吗?这样,他才能真正跑起来。要求被拒绝。
派特和战友爬上了一个临近死亡区的小山,北面的山脊上有人向他们开火。后方,一个电台接线员想要联系第二队,说明第一队的最新位置,没有人回应。他又想寻求空中支援,还是没人回应。登上山顶后,派特把两个同伴安置在大石头后面,一面承受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射击,一面还击。现在,这三个人最接近峡谷内的死亡区。派特重新往回走,来到了拉塞尔的附近,请求中士批准他们继续前进,吸引敌人自南部山脊的火力。中士点了点头。最后一次,拉塞尔看着派特跑向山顶,很快消失不见。
此时,第二队的拖车司机已经开始向前移动,后面的悍马挪到了前方。这辆车顶部配有一把.50口径重型机关枪、一把M240B机架式机关枪、一把陆军班用自动枪,三把M-4卡宾枪,车子开到拐角处,峡谷变得开阔起来。此时此刻,二队的头头贝克看到他右边的小山上,一把枪正在不断地开火,开枪的是个大胡子阿富汗军人。至少,比起山顶上那些敌人,这个目标更容易对付吧。大错特错。这正是那个与派特一起的阿富汗盟军,他与派特相距9到14米,穿着美国军队的旧式沙漠迷彩服,正举着AK-47向山脊上的塔利班射击。
“目标瞄准!”一个士兵叫道。贝克立刻举起M-4向阿富汗人开枪。当时,派特刚刚归位,正打算把行动计划告诉奥尼尔。阿富汗士兵倒地,当场死亡。
“停火!自己人!停火!”派特和另一个战友大喊。可连续的爆炸声和射击声让车上的人几乎失聪,根本听不见派特的叫声。山脊那边的射击平息了,塔利班显然已经撤退。派特和战友举起双臂,来回挥舞,做出了停火的手势。悍马车里的一些人没有看到,一些人看到了,却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继续开火。
与此同时,悍马的司机看见第一队的车子正在爬坡,意识到山上的人也是“黑羊”的人。“上面是自己人!”他大叫。谁都没听见。一枚.50口径子弹刚从车篷射出,淹没了他的呼喊声。一些战友听到了司机痛苦的号叫,以为他被敌人打中了,混乱反而加剧。
山顶上,派特听到年轻的奥尼尔在大石头后面哭喊。他安慰对方,“嘿,别害怕,我来想办法,”他说。派特朝峡谷扔去一枚烟雾弹,想让对方停火。子弹接连从身边呼啸而过,事后人们发现,他的防弹背心上已经被子弹打出了很多小孔。然而,悍马车里的士兵仍然相信,敌人是在拿迫击炮开火,炮弹落在了自己周围,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烟雾。
打头阵的悍马继续沿山路前进,但暂停开火。后来拉塞尔和奥尼尔回忆说,当时悍马车距离拉塞尔大约30到50米,车里有人走了出来。但悍马车中的士兵表示,并没有人从车中出来,而且他们射击的距离不可能那么近。但看到停火,派特和奥尼尔稍稍安心了些——至少战友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两人站在那里互相安慰了几句。
突然,机关枪再次扫射。“停火,自己人!”派特大叫。倒在地上以为性命不保的拉塞尔,听见派特尖叫,“我是派特·蒂尔曼,妈的!我是派特·蒂尔曼!”这句话,是派特在他27年5个月零15天的生命中,从未说过的话。
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奥尼尔,突然感觉到派特在痛苦地呻吟。片刻沉默过后,他听见身旁传来了流水的声音,感觉到自己的肩膀变湿了。
奥尼尔转过身。那不是水。那是一滩鲜血。派特的后脑勺被打穿了。
“噢,我的上帝!噢,我的上帝!”对面终于停火时,拉塞尔听见奥尼尔的嘶喊,看见奥尼尔一把摘下头盔,将身上沾满血的衣服撕了下来。接着,他看见战友们扛着担架奔向奥尼尔,随后抬着一具尸体跑下山。可是拉塞尔不愿意去问,这具尸体究竟是谁。
接下来的45分钟里,拉塞尔负责清除障碍,他的双眼扫视着附近的地形,确认敌军已经撤离,大脑却是一片混沌。一辆车停在他身边,凯文坐在坦克炮塔里。凯文的车子在第二队殿后,对前方发生的情形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派特和另外两名“黑羊”的战友遭遇到了什么,之前人们发现,排长尤思洛和电台接线员也受伤倒在地上,很可能也是被自己人误伤。和往常不同,凯文发现人群里少了哥哥低沉的嗓音,就不停地问派特在哪里,派特在哪里,没有人有勇气说答案。
“嘿,怎么回事啊?”凯文终于找到了拉塞尔。这时,一个中士插了进来,轻轻地说:“对不起,真的不想由我来说...可是,你哥哥被杀死了。”
“什么?”凯文说,“什么?...什么?”
突然,拉塞尔觉得身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一切。他看着一架直升飞机降落,载走了派特的尸体;第二架带走了凯文。战士们三五成群,小声地交换着记忆,想拼凑出惨剧的实情。真相却无法言说。美国最著名的战士死了,杀死他的人,是他们自己。
第二天,拉塞尔醒来时,开始渐渐地理清思路。他想,我的天,这种事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混账事?这些战士都受过严格训练,是他尊重和热爱的人,是神圣的游骑兵,怎么会犯这种错?是啊,你们的大佬开了枪,你们也顺着他开火的方向扫射,这都可以理解。可是你们不是受过训练,知道在继续开枪前必须先侦察再等待,确认目标的身份吗?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不停地扫射、扫射?
可是他毕竟不理解战友的处境,无法体会刚从埋伏中死里逃生,随后又再次听到枪声时的恐惧,他们将自己人的枪声,当成敌军的第二轮攻击。一些第二队的战士事后说,那时太阳已经下山,光线太差,他们只能感觉到模糊的身影,只能看见枪口里窜出的火苗。还有些人则感觉,派特当时太好强太好争斗,是他将全队人置于危险之下,尽管他是得到了队长的许可才占据山顶高位的。这些人的看法,和派特的橄榄球队友们大相径庭,在球员们的印象中,球队训练并列争球时,派特总是身体动作最不出格的那一个。
太阳照样升起,阳光照在沉默的战士们身上。拉塞尔从枪手的眼里,看见了徘徊不去的阴影,他开始为他们难过。他觉得,所有人都在为FOB所做的错误决定当替罪羊。
那天,全排人一起回到了悲剧发生的地方。上面下发通知,所有战士无论军阶,都必须在军队的调查会中,就派特的死因作证。深夜,有人抽泣,无人入睡,有一个战士每次提到当时的情形就晕厥。上司将他们带进一个大房间,参加所谓的“紧急事件压力处理小组”,他们先是对其他人怒吼,接着倾诉,哭倒在战友肩头。一个中尉告诉他们中的一些人,这起事件每个人都有错,但没有人应该为此负责。这些安慰与发泄远远不够。拉塞尔觉得,这支部队已经毁了,所有人都将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完漫长的余生。
拉塞尔没有参加“压力处理小组”的治疗。作为蒂尔曼兄弟最亲密的战友,上面挑选他陪伴凯文,一起飞往特拉华的多佛空军基地,在飞行的时间里,他一直盯着那具冰冷的棺材,一路无话。上司命令拉塞尔在“我们掌握了真相前”,不得对任何人谈及这起意外,而凯文仍以为是塔利班杀了哥哥,在极度的悲痛和惊骇中,甚至不敢开口向拉塞尔问及详情。
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撕扯着拉塞尔。这段日子,他作为美国陆军的代表出席派特的各种纪念活动,每天都要面对派特的家人和朋友,可是在军队封口令的限制下,身为事发时离派特最近的战友,他却没法开口说出自己看见的一切。他想要不管不顾所谓的禁令,为了派特的家人,他情愿一辈子扫厕所,可他担心说出实情的后果。那一天,子弹是从四面八方扫射,万一他判断错了呢?如果他告诉派特的母亲,她的儿子是被自己人杀死,他将面临媒体的狂轰滥炸,到最后军方却拿出证据,证实致命的那颗子弹是由敌人射击的呢?这是他一生中最受煎熬的日子,每天都东躲西藏,避免面对派特的至爱亲朋。在派特下葬前的这段日子里,拉塞尔只想躲在祖母的屋子里,猛灌啤酒,长睡不醒,醒来时再喝酒。堂兄将他从床上拖了下来,把他拉到了一个叫阳光体育酒吧的地方。那一天,一个叫塔米·赖特的年轻女人刚巧和他坐在一张桌子前,他没有谈恋爱的心情,却意外地遇见了一生的最爱。讽刺的是,如果派特没死,他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个7500英里以外的酒吧,也不可能遇到这个他未来的妻子。
在为派特遗体举行的归国仪式上,凯文坚持不要牧师或举行祈祷仪式,已经让军方感到非常疑惑。之后,军方又意外地发现,派特的母亲玛丽拿出了长子早就写好的遗书,上面明确表示不愿举行军葬,也不要21响礼炮仪式,他只想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离去。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撒进了太平洋。
派特死后第11天,举行了他的告别仪式,全美的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而在此时,美国陆军的最高将领已经得知,派特有可能是被误杀。他们封锁了消息,命令纪念仪式照旧举行。仪式在圣何塞的一个公园里进行,十年前,派特就是站在这座公园里,参加了高中毕业典礼。在仪式上,小弟理查德·蒂尔曼走向麦克风,说道,“他并没有与上帝同在。他就是他妈的死了。”
风笛手吹奏起《奇异恩典》,音乐声中,拉塞尔将星条旗交到派特父母手中,他开口说道 “代表这个国家...”时几欲崩溃,是派特母亲温暖的手,令他坚持将致辞念完。接下来的两周,派特家人朋友在家中院子里守夜,一边喝啤酒,一面分享派特的生平轶事,想唤回派特的灵魂。拉塞尔了两天夜,不断有人靠近他,请他说说派特究竟是如何离开这个世界的,最让他痛苦的还是凯文问他的时候,这感觉简直要了他的命。拉塞尔不停地告诉他们,他看见派特跑上了山顶,子弹从四面八方向他扫射,敌我双方都开火...说到这里,他戛然而止,紧咬牙关,将事实连同血沫吞进肚子里。
是时候重返部队了。这曾经是拉塞尔最信任的地方,在这里,他从叛逆少年成长为男人。
他没有回去。拉塞尔成了逃兵。
所谓的正直诚实,原来也只是一根橡皮绳,能屈能伸。那些军队和政府里的官僚们,他们如何理解战场上发生的那一幕?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为了高高在上的“公家”利益或者唾手可得的个人前途,又是如何习惯于将事实当作橡皮绳,这边拉,那边扯,最后编造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所谓真相?这个故事的主角,他是一个只为诚实自下而上的男人,人们为他的死因编造的故事,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第一次的调查结果,里面充斥着“大错”与“疏忽”的字眼,令官僚大为尴尬。于是下令进行第二次调查,巧妙地“修饰”着书面报告,将“荣誉”“自由”一类美好的字眼填进去,以为这样就可以生动地描述一个士兵英勇战死的事迹。他们是这样熟练地玩弄着这根叫做“事实”的橡皮绳,可是难道他们不知道,拉出的绳子,也会制造出反作用力?
寻常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死去的这个前NFL球员,他的血亲反应有多么不寻常。他的弟弟事发时正在死亡峡谷,作为一个大学时主修哲学的战士,他在不久后归队,与其他战士一起重回阿富汗。他的父亲靠与人在法庭上唇枪舌战为生,在派特死后五周,当军方承认派特系被自己人误杀时,他可以一边对着国防部长或陆军将军破口大骂,一面又不断掷出各种法律术语。而他的母亲...
玛丽·蒂尔曼翻阅了几千页的文件,追逐着真相。
啊,是的,母亲。这是一个卧室里没有电视也没有衣橱的女人,也不需要化妆品和时髦的衣服。这是一个生长在军人家庭,假期穿梭于提康得罗加巡洋舰和西点军校的女人,每月家人出去野餐时,她的父亲、叔叔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军事史,争论着那些绝妙的军事战略。在圣何塞州立大学主修历史的她,既崇拜又反对那些战争发起者,她曾在芝加哥加入示威者的行列,喊出“反对越战”的口号。当一名四星上将抛出一本厚达1800页的报告,盯着她看时,她难道会畏缩?哈,她是一位特教老师,当与其他老师一起观看教学录像带,看到各种残障孩子的影像时,其他老师发出尖叫掩面而去,只有她端坐在电视机前。
她历经生活折磨,却没有被磨去棱角。
18岁时,银行家父亲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其后,她与丈夫离婚,如今又失去了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死在一场她并不支持的战争中,死因不明。儿子之所以投入战争,只是为了坚持他对生命的信仰,追求他的信念,所以,她不能放弃。每天晚上,当她给残障儿童上了一天课后,她会深深吸一口气,拖出一个巨大的塑料盒子,里面是厚厚的卷宗,这是她与前夫强迫军方提供的各种文件。接着,她打开那台老掉牙的电脑...工作开始了。查找资料,给专家写电子邮件,打电话给“黑羊”的战士,向议员递交陈情书。翻阅目击证人的证词,在前后矛盾的语气下划线,在页边写下反驳——就像儿子习惯的那样:不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废话连篇...狗屎一堆...为什么这么无能?...我不相信!
身前摆满了记事贴,母亲的眼袋越发明显,当一个准将跟她复述调查结果时,她重重地敲着桌子叫道,“你是在他妈的耍我吗?”所有的说法都在变来变去,开火的悍马车与派特之间的距离始终没有查清,远至250米,短至30米;对现场光线的描述前后矛盾;连当时开火的情形也有各种说法,起先目击证人告诉她,当时机架式机关枪是以每4秒25发的速度连续向派特扫射,可是现在他们又更改了证词,表明机关枪中间停火近1分钟。她和她的哥哥迈克在他们家后面的山路上自己做试验,结果发现,即使是在50米外,迈克仍然能看见她的耳环和衬衫上的三粒纽扣,两人都摇了摇头,难以置信。她跑回到电脑前,一下子又拟了32个问题交给约翰·麦凯恩议员,请他在五角大楼提出质询。
此时,玛丽·蒂尔曼是个战士,为儿子而战。
是的,这是事实,她承认自己和儿子派特·蒂尔曼向来喜欢研究各种阴谋论,相信权力和金钱足以令事实扭曲。可是,一名军队验尸官告诉她,他没有在最初的验尸报告上签字,因为报告指出派特是被敌军杀死,但他相信塔利班在那么远的距离之下,不可能在派特的前额上打出三个相距如此之近的洞眼,听到这个,她该怎么做?她发现这么多的错误同时发生时,怎能释怀?当她得知士兵的证词不断改来改去,一切过失都被一笔勾销,在派特死后三天,他的军服和防弹服就被烧掉,甚至连最初的调查报告都被埋到地下时,她该做何反应?而她在读到一位军官对蒂尔曼一家的评价时,又应该做何理解呢?那位军官说:“这家人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相信或者理解死亡这回事。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我们做些什么,这家人都不会满意。”
玛丽避免电视镜头与新闻记者的采访。她不想这件事变成闹剧。她只想说出自己所知的一切,然后任由别人编织出事实的全貌。军队给她的儿子颁发了一枚银星奖章,这也许是给一个被自己人打死的士兵颁发的最高荣誉。派特的家人认为,奖章无非也只是平息他们怒气的一种姿态,他们的儿子又一次被人利用,当成了宣传爱国主义的工具。第一次军方调查由派特所在的营长主持,最后在其团长的领导下,作出了一份109页的调查报告。在派特家人的坚持下,他们由一位准将领衔,展开了第二次调查。在事件中,军方惩处了七人,处罚由减薪到降级,再到开除出游骑兵队伍,打回普通部队。派特家人的反应是,罚得太轻了,就算是一个小兵顶撞上司,惩罚也应该有这么重吧。他们的质疑与压力,促使军队进行了第四次调查,这一次,调查的组织者是国防部的总检察官。
是的,军队最后承认,他们确实违反了规定,拖延了一个多月才告知蒂尔曼夫妇,他们的儿子可能是被自己人误杀,可那只是因为想要收集齐所有证据。他们确实烧掉了可能会提供弹痕证据的军装和防弹服,可那只是因为血染的军服可能会导致卫生方面的问题,而且会影响其他战士的情绪。况且他们说,战士走上战场,误伤不可避免总会发生。到底是多高的高层,作出了关于派特事件的处理决定?以凯文的经历来说吧,派特被杀一个月后,战友们回刘易斯营报到,他是所有人中最后一个知道哥哥被杀的实情的——如果他不是碰巧与哥哥同在一排,会不会连知情的权力都被抹杀?在后来的一次调查中,一个军官在作证时表示:“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无论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说出事实就皆大欢喜。有人一遍遍地跟我说,‘这样做确实很不好,可是你又能怎么样?找出实情,然后赶紧画上句号吧。’”
不断变换的所谓“事实”,令玛丽无法接受:“你一直想要在头脑里勾勒一幅场景。我的儿子,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可是这幅场景却总是在变来变去。到头来,我简直感觉派特死了七遍。有好几个月,你都会想自己是不是疯了。他们赞美着他的种种美德,然后一下子把他扔到了车辘轳底下。他们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他一直不喜欢被人利用,当作谎言的道具。就算他们夜里跑进我家,对着我脑门来一枪,我都不在乎了。我不会放弃。”
最后,在2006年3月,总检察官办公室命令军方展开第五次调查,这一次他们想要判断出导致派特死亡的过失是否已经构成犯罪。如今,玛丽只能等待。从那一天接到派特妻子打来的电话,听她哭叫着:“他死了!”两年过去了。两年了,她曾经浏览几千页文件找出前后矛盾,如今思绪已日渐模糊;她的斗志,她的决心,都开始瓦解,令她在面对悲痛时手无寸铁无法抵抗。
但是,她不想让她那个圈子以外的人,知道她有多么悲痛。因为如果那样,她本人也有可能被人当成棋子摆布。想想看吧,一个母亲独自待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在Google的空格里,她慢慢输入“Where is my son?”(我的儿子在哪里),然后按下了搜索键。在一个孤独的夜晚,玛丽·蒂尔曼就是这样做的。
确实令人吃惊:如果你在Google的空格里输入“Where is my son?”然后按下搜索键,你真的能够找到答案——22800个搜索结果!当然,没有哪个结果能够真正回答玛丽·蒂尔曼的问题,当我们失去了心爱的人或东西时,它也无法解答我们的谜题。可是,它至少能够暂时给我们带来安慰,于是,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我们如此需要这根救命稻草,即使他说的是一箩筐废话,你也会把它当宝。总统正是如此,在亚利桑纳红雀的一场比赛上,他透过录影带向派特和这场全球反恐怖战争致敬,他的身影出现在赛场的大屏幕上,此时,距离他2004年的重选还有七周时间。国防部同样如此,他们的头头脑脑在派特死后一周,做了同样感情洋溢的演讲,当时,阿布哈里卜监狱虐囚丑闻刚刚曝光,他们太需要找一件事来转移媒体焦点。

2 0 0 3年3月,游骑兵派特(左)和他的弟弟凯文开赴沙特阿拉伯,即将准备踏上伊拉克的战场。
即使是拉塞尔也是如此,当他的生命再一次遭遇不测,他只想抓住点什么来挽救自己。这样做合情合理。没有人想要像拉塞尔那样,每天靠饮酒为生,喝到大脑一片空白。没有人想要像拉塞尔那样,整夜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最后总算迷迷糊糊睡着,却总是会哭喊着惊醒,全身被冷汗浸湿。没有人想要像拉塞尔那样,感觉被世界遗弃,失去了活下去的乐趣,向自己深爱的女人狂吼乱叫。
因为害怕受到军事法庭的惩处,在当了两天逃兵后,拉塞尔还是向刘易斯营报到,他被降了一级军衔,打扫了几星期厕所,可是这些对他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就是没法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他的体重减轻了30磅。他不再坚持写作。无法流淌出语言的不仅仅是他的笔。他发现自己有时会突然变成结巴,说话词不达意。一次,当一个士官长向全排人训话时,他想要拿拳头砸墙,这位军官吼叫着说:“你们这些家伙应该从蒂尔曼的事情里走出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我不想再听你们念叨蒂尔曼长蒂尔曼短。忘了它。”而更让拉塞尔难过的,还是凯文对他的刻意冷淡,凯文认为拉塞尔参与了对他们全家人的故意欺骗。
凯文去了布雷格堡的狙击手学校,学习这门杀人的艺术,后来,长官们问他是否还愿意出征伊拉克。尽管仍然处在痛苦与悲伤的漩涡中,他还是觉得自己承载着兄长的期望,应该完成派特的心愿。母亲和舅舅飞到了北卡罗来纳,哀求他不要去,当他得知,如果去伊拉克,战友将是那群参与射杀了哥哥的士兵时,他终于作出了决定。找到一位军官,他说,他不去了。
一天,在刘易斯堡,凯文和拉塞尔的眼神终于交会。他们谈了许久,凯文告诉拉塞尔,他真的理解他的感受。后来,拉塞尔将自己当日看到的一切统统告诉了凯文和他的母亲。可是在他心底里的某一块地方,还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口。2005年2月,他最终退役,这时距离派特遇难,过了整整十个月。
八个月后,麦维里克·派特里克·贝尔来到人世。他生下来心脏反位,此外心脏还有其他三种致命缺陷。如果我告诉你,麦维的出生,令他父亲的人生轨迹重回正途,也许会令你感到如释重负,可是,这并不是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有一天晚上,拉塞尔感觉实在无法压抑他的怒火和伤痛,他开始不停地扔东西,又一次向妻子塔米大叫。“你根本不明白!”他叫着。
她哭喊:“如果你还不停手,我就要叫警察了。跟你在一起,我没有一点安全感。你需要别人帮助。”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他说。
他取出派特纪念仪式的录像带,一遍一遍地看,看了15遍,他一边痛哭一边轻轻自语:“我想你,你要是在这儿就好了。”他与塔米紧紧拥抱在一起,不住地抽泣。
他意识到,纪念派特还有更多种形式,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在每次喝啤酒前,先倒上一杯留给派特;不仅仅是戴一枚银手镯,上面刻着派特的名字和死期。如果真的珍惜这位故友,就应该像派特教他的那样,认真地活下去。拉塞尔开始这样去做了,他给自己写了个备忘录,记下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目标和责任,到哪里都带着。他戒了酒。还给派特写了封信,感谢死去的战友改变了他的生命。
可是生活再一次重击他。9月3日,临近午夜时,麦维里克开始吐血。三小时后,这个11个月大的婴儿不幸夭折。
就这样,拉塞尔的这个故事,终究没能讲给儿子听。可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派特,不会走远,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人性中最好的一面的象征。我们会听说有人因为派特,比以往更加相信某些真实的谎言;也会听说有人因为他,而放弃了从前的信念。我们将看到更多的年轻人从派特·蒂尔曼基金会建立的亚利桑那领袖计划中走出来,发誓要以派特的名义,改变这个世界。
调查仍在继续,或许有一天,我们将从官员口中听到派特之死的另一个版本。我们将会读到关于派特的书,看到关于他的电影,电影的创作者很可能会亲身前往阿富汗,走进那个峡谷,追寻他的灵魂。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派特是谁,最好的机会,也许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是好好看看这张半裸的男人在房顶上倒立的照片。他在做些他爱做的事情,原因仅仅在于做这些事情很难,也很刺激,这种感觉,有点像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