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清官有时比赃官可恨

2009-06-30 19:42:55　来源:网易历史跟贴 20 条手机看新闻刘鹗《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包括公案小说、话本、杂剧等)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到了现代社会，电视剧中还有大量的清官戏来延续这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地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因此，中国古代的清官形象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依托(如包拯、海瑞)，但是其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意识，则是民间的。清官的事迹凝聚了民众对理想中的父母官的向往和期盼；爱民如子的清官形象，是这种民间话语“造神”运动的产物。公案小说、杂剧、话本、故事等民间叙事形式中一个个棱角分明的清官形象，是我们了解古代民众内心诉求的一面镜子。
元好问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清官之所以被期盼、被传诵，首先是因为他们为官廉洁不谋私利，这是清官之所以为“清”的理由。元代杂剧《陈州粜米》借被害人张悂古之口说出了民间意识中对清官的认识：“做官的要钱便糊涂，不要钱方清正。”包拯就是典型代表，其任满端州不持一砚归的事迹广为人知。元杂剧《盆儿鬼》中包公唱道：“老夫秉性正直，历任廉能，有十分为国之心，无半点于家之念。”《宋史·包拯传》说：“(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还训示其家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我国古代清官的另一代表海瑞(人称“南包公”)“平生是一个洁廉耿介之官，自做官以来，从不曾吃过百姓一杯茶酒”(《海公大红袍全传》第五十回)。为官时仍穿布袍，吃粗米，让老仆种菜自给。母亲过寿时买了二斤肉竟被浙江官场当作新闻传开。死后“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纱、葛各一”。(《海忠介公年谱》)
老百姓对清官感念于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能够为民做主，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民百姓施以援手。正如元代杂剧《灰阑记》中包公自道说：“敕赐势剑金牌，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申理冤枉，容老夫先斩后奏。以此权豪势要之家，见老夫之影，无不寒心。”《鲁斋郎》中的那个“哪一个官司敢把勾头押，题起他名儿也怕”的豪强鲁斋郎，被包公“矫旨”斩首；《生金阁》中那个“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的庞衙内，被包公“押赴市曹斩首示众”；《陈州粜米》中那个“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的小刘衙内和杨金吾，也被包公问斩。《宋史·包拯传》的记述不像文学作品那般威武雄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民间叙事：“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海瑞同样是一个“力摧豪强，抚穷弱”(《明史·海瑞传》)的人，《海公大红袍全传》把他塑造为五指山豸兽投胎所生，这种神兽“性直而喜啖猛虎、卫弱鸟”，暗寓海瑞具有锄强扶弱的天性。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打击地主豪强，富家占有的贫民土地都被他夺回发还，深得民心。
清官千百年来始终如一地被百姓虔诚信仰甚至顶礼膜拜。在普通民众心中，他们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我们翻阅古代社会精英留下的笔墨，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自清官崇拜产生之日起，士大夫阶层中就一直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认为“赃官墨吏固不好，清官则也未必佳”(《水流云在杂稿》)。当然，这种不同声音常常被淹没在亿兆黎民歌功颂德的口水之中。痛恨贪官污吏，作为其对立面的清官自然应该受到欢迎。这在任何时代都会是社会心理的主流，因此对清官的批评似乎从一开口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底气不足。但世间的事物都有两面，如果抛却口号，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非主流声音也是“有足多者”。
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出了许多冤假错案。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例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于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