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于细节处见人情冷暖:文化人的人情脉络(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6:46:11
第1节:亲属手足情拒绝后门——丁文江与丁文渊
亲属
第1节:亲属手足情拒绝后门——丁文江与丁文渊
丁文江26岁那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教书,从此他开始取得个人收入,并立即担负起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义务。他的四弟丁文渊正在德国
留学,经济完全靠他负担。
丁文渊先是在瑞士楚里西大学,后来到德国学医。在瑞士的时候,丁文江的同学好友曹梁厦先生任留欧学生监督处的秘书,主动对丁文渊说:“
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不应当让他独自担负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申请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的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文江,要他
设法给你办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具备资格,你申请一定会被核准的。”丁文渊
深知哥哥担负他留学经费的困难,故把曹先生的好意致信其兄丁文江,要他去设法办理官费留学。
然而丁文江却回信告诉四弟说:“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知道,在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
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负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
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
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了。”
亲情厚谊成美谈——冯友兰与冯沅君
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时还兼听文学系名教授黄侃的课。冯友兰喜欢诗词,放假回到家里还经常诵诗读文,这引起了辍学在家
的小妹沅君的兴趣,就请求大哥教她。冯友兰就学着黄侃先生的样子,选写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小妹沅君绝顶聪明,一个暑假下来,她已经不但
会讲、会念,而且还会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待到第二年暑假回家,大哥发现小妹的学问更是大有长进。这时,正逢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招生
,沅君听说后坚决要去报考,她对母亲表示:因上学用钱,将来出嫁的时候不要嫁妆。结果,冯沅君到了北京果然考上了,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和理
论研究的道路。冯沅君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考进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后来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
和第一个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女博士。冯沅君是20世纪初最早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之一,与丁玲、凌叔华、苏雪林齐名,后专门搞学术研究和教学。
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兄妹三人感情甚笃,互相尊重、互相牵挂。冯沅君从北大国学研究所毕业后,河南中州大学曾邀请她去任教。当时冯友
兰已经在中州大学担任教席,从教课的效果看,小妹的文学要远比大哥的哲学讲得精彩。为了体谅大哥的处境,免使大哥面临尴尬,小妹毅然拒绝了
中州大学的聘请。冯沅君留学归国后同丈夫陆侃如一直在山东大学任教。1973年冯沅君不幸罹患结肠癌,大哥冯友兰闻讯后心急如焚,四处寻医问药
,并派子女宗璞、钟越赴济南探视。冯沅君不幸去世后,由作家、冯沅君的侄女冯宗璞起草唁电,最后由冯友兰、冯景兰兄弟定稿。冯沅君去世10周
年,冯友兰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忆沅君幼年轶事》的纪念文章,无限深情地忆及小妹幼年的往事,寄托哀思。
第2节:冷却的手足情——鲁迅与周作人
冷却的手足情——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本名周树人,与周作人、周建人是同胞兄弟。1919年2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所大四合院,将母亲接来,与周氏兄弟三人同住。当时
,鲁迅的母亲年迈,夫人朱安不识字,鲁迅就提出由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家务。鲁迅作为大哥,就主动将每月收入,除留些零用钱外,
都如数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这种安排本来是出于对羽太信子的信任,可是她一朝权在手,便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她花钱大手大脚,讲排场,摆阔气,丝毫不考虑这些钱是大
哥的血汗钱。因而鲁迅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周建人是经羽太信子搭桥,与她的妹妹结婚的。因为有着这层关系,羽太信子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当佣人一样对待,指使他们干这个干那个。鲁
迅知道周建人老实,不甘心他在这个家里受人支配,就给蔡元培写信,请求帮助给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个职位。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羽太信子变相挤走了周建人还不满足,她还想独占这所四合院。于是就设定阴谋向鲁迅开刀了。1922年7月的一天,羽太信子又哭又闹地对周作
人说,鲁迅从后窗户偷看她洗浴!周作人本来就是对羽太信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听到她的诉说,也不细问根究,就气呼呼地给鲁迅写了封信,信
中写道:“以后你不要到后院来!”鲁迅接到此信十分诧异,亲兄弟在前后院住,怎么忽然写起信来了?他就想问个明白,可是周作人却拒绝与他见
面,更不用说弄明白原委了。无奈,鲁迅一家就搬出了八道湾,鲁迅的母亲也跟着他一家去住。这样,羽太信子就独霸了八道湾这所四合院,达到了
她的罪恶目的。其实,羽太信子诬蔑鲁迅偷看她洗浴,完全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陷害,八道湾后院的房屋,北窗户很高,外有泄水沟,沟外还栽
种着花卉,是根本无法靠近窗户往屋里看的。江阴的“刘氏三杰”——刘半农与刘天华和刘北茂
被誉为“江阴刘氏三杰”的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是我国的现代文化名人。他们是江苏江阴澄江镇人。“刘氏三杰”出生在一个贫寒
的城镇居民家庭。他们的祖父英年早逝,祖母夏氏很年轻时就守寡。自己孤单一人,就从丈夫的堂兄膝下过继了一个男孩,取名刘宝珊。以自家微薄
的财力培养他读书识字。几年后的一个冬天,夏氏外出时,忽然听到河边有婴儿啼哭,她觉得很蹊跷,到河边一看,原来是包裹得很严实的一个女弃
婴在啼哭。看样子出生也不过一个月左右,就抱回家抚养。这个女婴长大后,就成了刘宝珊的童养媳。又过了几年母亲给他们圆了房,刘宝珊夫妇先
后生养了三个儿子,长大后都成为教授级的名人——刘氏三兄弟。
大哥刘半农生于1891年,本名刘寿彭,后更名刘复,字半农,号曲庵。12岁开始读小学,15岁进入常州中学读初中和高中。学习勤奋,爱好文学
,造诣很深。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停办,他中断学业,参加军队作文牍工作。第二年来到上海,担任《中华时报》和中华书局编辑,并开始
为《青年》(即《新青年》的前身)写稿,因此受到陈独秀的重视。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于1917年举荐刘半农为北大预科教授,并成为《
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在教学之余,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发表了很多批判旧礼教、旧文学的文章,同时也创作了一些白话诗。为新文化运动摇旗
呐喊,做了很多工作。但因为他没有高深的学历(差一年没有高中毕业),被胡适等人看不起,处处与他为难。为此,他于1920年赴欧洲留学。1925
年他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担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刘半农是个多才多艺的学者,他的白话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开创了
白话诗的新流派;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是我国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曾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大奖。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殊荣的语言学
家。另外,他还在摄影、戏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934年他准备按着法国语音地图的方式,编一套《中国方言地图》。6月份他与白涤洲、沈仲章等人带着语音仪器,到包头、百灵庙等地考察方
言。不料在返回途中染上回归热,病故于北平协和医院。
刘天华是刘氏老二,生于1895年,自幼喜欢音乐,1909年考入常州中学,被选进校军乐队,开始接触到军乐和乐器。辛亥革命爆发后,常州中学
停办,他回到江阴。为维持生计,他曾在中学当音乐教员。1915年父亲去世,他自己又患病在家,花两毛钱买了把二胡,自学二胡,创作了二胡曲《
病中吟》。第二年他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音乐教员。此时他对民间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向民间艺人学习二胡、琵琶和古琴,还到处寻访民间艺
人采集民间音乐,获得了很扎实的积累。
1922年刘天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1930年梅兰芳应邀赴美国演出前,为了准备出国演出音乐资料,经京
剧编剧齐如山介绍,梅兰芳请他帮助记录京剧音乐曲牌。他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梅兰芳的京剧唱腔以五线谱的形式记录下来,印制成书,以便
带到美国散发。这本《梅兰芳戏曲谱》在美国很受欢迎,美国音乐界开始认识刘天华,随即邀请他访美。为了准备访美事宜,他累病了,不幸染上猩
红热而不治,于1932年6月8日去世,年仅38岁。
刘天华是我国第一个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国乐”的音乐家,他大胆借鉴西方音乐,改进、提高民族音乐,创作了很多首脍炙人口的二胡曲,
如《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不朽的二胡曲,使他成为我国二胡学派的奠基人。他还是民族乐器的革新者,对传统的二胡
和琵琶都进行了技术改进,扩展了音律,拓宽了表现领域,为这两种古老的民族乐器赋予了新鲜生命。
三弟刘北茂,原名寿慈,字寿元,生于1903年,是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从小喜欢音乐,特别是在两位兄长的影响下
,在读中学时就掌握了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
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任教。北平沦陷后,他拒绝日伪政权的高薪聘请,毅然放弃
英语教学,到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教音乐。由此,他开始转入音乐事业,决心继承和发扬二哥刘天华的“改进国乐”的遗愿,献身于国乐的改进、提高
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和安徽师大教授。到晚年,双腿瘫痪,于1981年与世长辞。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二胡曲,像《汉江潮》、
《小花鼓》、《流芳曲》等二胡独奏曲,都成为广为流传的代表作。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
,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
第3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1)
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
湖南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古往今来,涌现出很多杰出人才。单就湖南湘潭县的石潭坝乡长塘村来说,就有一个书香门第——黎氏家族,膝下的
八个孙儿个个都有出息,都是在现代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
黎家的祖父黎葆堂,是举人出身。他的儿子黎松安是秀才出身。黎松安和他的妻子黄赓,生了八个儿子:老大黎锦熙,老二黎锦晖,老三黎锦曜
,老四黎锦纾,老五黎锦炯,老六黎锦明,老七黎锦光,老八黎锦扬,被称为“黎氏八骏”。
黎松安是个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为了让这些儿子得到很好的教育,他辞官不做,回到家乡办起了一个新型学校——长塘杉溪学校。这个学校不
只是讲授《四书》、《五经》,还传授算学、格致、博物、音乐和美术等新型课程。黎氏八个兄弟在这所新型学校里,接受了很多新知识、新学问,
也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进取精神。这就为他们卓有贡献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哥黎锦熙,字劭西,号鹏庵,生于1890年,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毕业后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1915年被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编员,到北京任职。从1920年开始在大学任教,先后在北京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
大学、北京师大等校担任国文系教授、主任等职。
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北平解放后,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听说黎锦熙还在北京师大任教,十分高兴,就驱车
到和平门外的北京师大去看望老师。他们相别30年,今日相见,都很激动。这天中午,毛泽东自掏腰包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
知名教授。此后,毛泽东还邀请黎锦熙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议由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
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
会科学部委员。
第4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2)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70余年,发表研究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30余部。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推广普通话和改革汉字,建立语法体系
和语言教学,词典编纂。从1916年开始,他就著文倡导“国语统一”,参与拟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并提倡白话文,推广共同语(即普通话)。新
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70年还不顾80高龄自创了汉语双拼方案。他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国语运动史纲》、《中国文字
与语言》、《文字改革论丛》等著作中。
黎锦熙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他于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语法著作。这是在借鉴英人J?C?纳斯菲尔
德的《英语语法》和继承并修订《马氏文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语法体系,成为我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
黎锦熙很早就有编纂辞典的愿望,1917年他在教育部任职时就提出过编纂《国语辞典》的建议。1932年他与钱玄同共同担任《中国大辞典》的总
编纂,尽管这部鸿篇巨制未能完成,但也为他以后主编的《国语辞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中华新韵》、《汉语辞典》、《同音字典》等
多部辞典奠定了基础,为促进汉语规范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黎氏二弟黎锦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生于1891年,四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读完小学、中学之后,于1910年考入长沙铁道学堂。但因
自幼喜欢民间音乐,学会了多种民族乐器,就放弃了工科学业,转入长沙高师就读。在校期间,他就被湖南省教育会聘为乐歌教员,在“湖南单级师
范教练所”为进修的老年教师讲授西洋音乐知识。1912年他从长沙高师毕业,经亲友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并到北平的《大中华民国日报》担任编辑
。后因这家报纸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而被查封。黎锦晖只得回到长沙,在几所小学担任音乐教员。1916年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之后,他又回
到北平,协助大哥黎锦熙做“国语研究会”的工作。在推广国语运动中,他发现利用音乐来推广国语是个极好的手段,但没有机会进行实践。1921年
教育部在上海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及其附属小学,聘任他担任校长。由此他开始实践用音乐推广国语的主张,他着手编写实验教材,加强学生的课
外文娱活动,为推广国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了推广国语和开展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开始探索儿童歌舞音乐的创作,在短短的十年间,他创作了二
十多首儿童歌舞表演曲,还有十余部儿童歌舞剧,这就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歌舞音乐的拓荒者。如今很流行的童谣:“摇呀摇,摇到外婆桥”就是
出自他的手笔。
1927年2月,黎锦晖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这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所培训音乐人才的学校。学员们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就参加了中华歌
舞大会的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从1927年开始,为了筹措资金,也为适应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有钱人的精神需求,他开始创作“家庭爱情歌曲”,
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等,并很快得以广泛流传,于是,黎锦晖的音乐追求开始转向适应社会需求,将自己的音乐活动转向追
求娱乐和经济效益。1930年他与七弟黎锦光一起创办专业演出团体——明月歌舞团。这个歌舞团吸纳了好几位艺坛名人,如聂耳、王人美、黎莉莉、
周璇等。黎莉莉本是早期共产党员钱壮飞的遗孤钱蓁蓁,田汉将她交给黎锦晖抚养,更名为黎莉莉。在黎锦晖的悉心呵护与培养下,她成为明月歌舞
团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齐名的“四大天王”之一。后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聂耳等进步人士离开明月歌舞团,红极一时的歌舞团开始步入
了下坡路。1932年他接受田汉的建议,离开上海,回到长沙。他又重操旧业,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继续做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创
作了二十几首抗日歌曲。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来到重庆参加进步文艺活动,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音
乐师,直到1967年病逝。
第5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3)
黎氏兄弟老三叫黎锦曜,生于1895年,读大学时攻读采矿专业,曾任矿学社主事和《中华矿学杂志》主编。解放后回到湖南担任省工业厅高级工
程师。1953年响应中央的号召到海南岛探矿时不幸病故。
老四叫黎锦纾,生于1898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1954年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同年病逝于北
京。
老五叫黎锦炯,生于1901年,1927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造桥工程系。毕业后在京奉铁路担任主任工程师。1894年由詹天佑设计修建的滦河大桥
,到30年代已经严重老化。在1936年决定重修滦河大桥新桥时,比利时人承担设计和建设的费用很高。他却主动请缨担任当新桥的设计和建设。经过
艰苦努力,他与其他桥梁专家一起完成了滦河新桥的设计和建筑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来到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担任解放区铁路局副局长,主持
修复了京张铁路的康庄大桥。新中国成立后在铁道部担任总工程师。从1965年开始,他就拟订修筑西藏铁路的计划,但因1981年病逝而未能如愿。
老六黎锦明,生于1905年,是位作家。他毕业于北京师大英语系,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他在广东海丰地区从事农民运动的文教宣传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投奔哥哥黎锦晖和黎锦光,并完成了中篇小说《尘影》的创作。这是较早反映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文艺作品,曾经得到鲁
迅的好评。30年代初,曾在北平中国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和浙江大学担任讲师和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湖南从事教育和抗战宣传工作。新中国成
立后担任湖南文联委员和湖南政府委员。他的一生中出版短篇小说集11部,中篇小说四部,还在翻译外国文学和理论研究上做出了贡献。
黎氏老七是黎锦光,见本书《黎锦光——李香兰》。
黎氏最小的弟弟黎锦扬是位华裔作家,生于1917年。在他六岁时,大哥黎锦熙将他接到北平,让他与他的侄儿侄女一起读书。在读汇文中学时开
始对西洋文化产生兴趣。20世纪40年代初,他到重庆投奔大哥黎锦熙,大哥随即送他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比较文学。毕业后在加州的一所
陆军语言学校教中文。教学之余,于1956年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写成小说《花鼓歌》,出版后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很快就被一个
电影制片商以五万美元买断了版权。从而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亚裔的畅销书作家。
第6节:未了的姑侄情——汪静之与曹诚英
未了的姑侄情——汪静之与曹诚英
著名湖畔诗人汪静之与胡适的红颜知己曹诚英都是安徽绩溪人,也都出生于1902年。
汪静之出生于茶商家庭,家境殷实,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富户。当年流行爱好做亲的风俗,汪家与乡里富户曹家,关系不错,常有往来,而且家境
实力相当,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就相约指腹为婚:若汪家生了儿子,曹家生了女儿,或者相反,就结为亲家,以便延续两家的友谊。结果,汪家生了
儿子汪静之,曹家生了女儿曹秋艳(又名初菊)。这就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定下了终身。由于汪曹两家往来较多,汪静之与曹秋艳也经常有在一起玩的
机会,他们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料曹秋艳自幼身体不好,经常患病,虽然她的父母到处求医,为女儿治病,但也没有挽救了女儿的生命,
在她12岁时,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间的美好和未婚夫的温馨,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在曹家,与曹秋艳同龄的还有一位与她祖父同父异母生的小姑母,这就是曹诚英。每逢汪静之到曹家时,经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中,除了曹秋艳
之外,还有曹诚英,因此汪静之与曹诚英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伙伴,不过长大后,他们则以姑母相称。
1918年汪静之到屯溪安徽茶务学校读书,开始接触新文学。或许是青春的躁动,他写了首情诗寄给曹诚英,表达了他对曹诚英的爱慕之情。虽说
曹诚英对这个小伙伴的印象不错,但在当年,她也是被指腹为婚者,不敢超越雷池一步,就以辈分不同而婉辞拒绝了。在这一年,16岁的曹诚英与指
腹为婚的乡里富户之子胡冠英举行了婚礼。婚后进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读书。
1919年夏天,汪静之考取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虽然不能与心上人曹诚英结为伴侣,哪怕是常与她会面,也是精神上的最大的安慰。敏感的曹诚
英意识到了汪静之的思想动机,就想为他介绍个女朋友,来分散他的纠缠。于是,每逢汪静之与曹诚英约会时,她都带一位女同学一起来,以便给他
们搭搭桥。不料汪静之个头矮小,几个女同学都看不上他。
这时的汪静之经常发表诗歌,在1922年还与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人组成湖畔诗社,成为诗坛上享有盛名的“湖畔诗人”。他们以创作爱情
诗为主,在现代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得到过鲁迅、胡适等新文化先驱者的赞许。这顶诗人的桂冠,终于使他赢得了爱情。曹诚英经过几次为
他搭桥失败后,她仍然关心着这位小侄子,又为他物色了一位叫符竹因的同学。本来符竹因也是嫌汪静之个头矮小的,但是她很欣赏他的创作才华,
很喜欢他的诗歌,就答应交往。符竹因貌美异常,端庄贤淑,汪静之为之倾倒,全身心地追求她,他的爱情诗集《蕙的风》,就是为符竹因写的情诗
。这对情侣终于在1924年结为伉俪。
1922年曹诚英与胡冠英离婚后,在一次汪静之请她聚餐时,她情绪亢奋,饮酒过多,终于向汪静之吐露心声:“离婚后,真想答应你的求爱,一
想到你和竹因,我不能夺人所爱。”这句酒后吐的真言,道出了曹诚英的心声。不过,曹诚英的心,半年后就被胡适所截获,在杭州烟霞洞与胡适坠
入情网。她与汪静之的关系仍然是长辈与幼辈的关系。1930年曹诚英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汪静之途经南京去看望她,她的屋里只有一张床,曹诚
英以长辈的口吻说:“你睡这头,我睡那头,你给我暖脚吧!”他们丝毫没有产生杂念,汪静之对这位姑母一直是很尊敬的。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院校调整时,曹诚英被分配到沈阳农学院任教。1958年退休后,回到安徽绩溪定居。“文革”开始后,她的身体日渐衰弱,
她到杭州的汪静之处,将自己的日记、书信等资料集成一包交给汪静之保管,并且嘱咐汪静之在她死后焚毁。后来有人向汪静之问起这包资料,汪老
说:“1973年我得到曹诚英的噩耗后,就按着她的嘱托,烧毁了。”曾有人怀疑这包资料没有烧毁,完全是出于杜撰。试想,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
代,谁会有勇气保存这些资料呢!汪静之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不会有远见舍命保留的,除非那些八代赤贫的无产者才会有这样的勇气

第7节:子承父业的小说家——陈蝶仙与陈小蝶
子承父业的小说家——陈蝶仙与陈小蝶
陈蝶仙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也是“无敌”牌牙粉的创始人。
陈蝶仙本名陈嵩寿,字栩园,又字蝶仙,别号天虚我生。1879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中医家庭。从小天资聪慧,饱读诗书,曾考取晚清贡生。
曾做过幕僚,当过监狱工艺指导员,还在浙江镇海县当过知事。1912年他到慈溪访友时,发现海边到处是渔民扔掉的乌贼鱼骨。他认为这种鱼骨可用
来制作牙粉,就给上级打报告,申请经费制作牙粉,以便与充斥市场的日本牙粉竞争。不料上级误会他是想趁机发财,严词拒绝。为此,他愤而辞职
,来到上海,经好友王纯根的举荐,当了《申报·自由谈》的主笔。
早在18岁时,陈蝶仙便受《红楼梦》启发,创作了长篇小说《泪珠缘》。这部描写儿女情长,家事纠葛的小说使人耳目一新,印行后风靡一时。
在《申报·自由谈》任职期间,他开始在王纯根主编的《礼拜六》上,发表长篇小说《孽海疑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满园花》、《
郁金香》、《新官场现形记》、《新泪珠缘》等十多部小说。这些小说语言文白相间,大都写才子佳人相悦相恋,柳荫湖畔,像一对蝴蝶,一对鸳鸯
一样分拆不开的故事,属于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种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意义。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妄图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愤慨,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陈蝶仙此时在上海
立足稳定,也有了一定财力,制造牙粉抵制日货的想法又萌生起来。1918年他放弃了《申报·自由谈》的工作,成立家庭工业社,依靠在监狱担任工
艺指导员时学得的新知识,继续研制牙粉。经过反复的试验和多方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取名“无敌牌”在包装上还特地标明“中华国产”,这种
牙粉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成为我国牙粉的驰名商标,大长了国人的志气。
陈蝶仙的长子陈小蝶,不仅是赓续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人,在文学创作上也不让乃父。父子二人曾合作创作了《弃儿》、《二城风雨录》、《嫣
红劫》、《柳暗花明》等共11部长篇小说,其中的《柳暗花明》还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成电影。他自己独自撰写了《塔语斜阳》、《香草美人》等
小说,内容风格上都沿袭其父的鸳鸯蝴蝶派传统。此外,他在绘画理论研究及诗文方面也很有造诣,出版有多种论著。
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陈蝶仙经营的家庭工业社遭到毁灭性破坏。他面对打击并不气馁,带着儿子陈小蝶到大后方云南、四川继续办
厂。到1939年陈蝶仙积劳成疾,由陈小蝶陪伴返回上海,第二年就病逝了。此后陈小蝶无力力挽狂澜,父亲开创的实业逐渐萎缩。后来他在杭州开了
一家饭店,根据当年的电影著名女明星胡蝶和徐来的名字,取名为“蝶来饭店”,在开业那天特地请来胡蝶和徐来剪彩,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
新闻。1937年他更名为陈定山,专注于美术事业,曾与吴湖帆、钱瘦铁等画家在上海名噪画坛。1949年初他赴台定居,在台北以作画为生,于1989年
病故。
第8节:父亲劝她不必上大学——林语堂与林太乙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二女儿玉如最为机灵聪慧,从小就效仿爸爸写稿。当年文坛发表文章多用笔名,玉如就让爸爸给取个笔名。林语堂给她取了
个“无双”的笔名,谓其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是玉如觉得“无双”不吉利,总是单打一,还能嫁得出去?林语堂经女儿一提醒,觉得是这样。那天
他正在翻阅《吕氏春秋》,忽然发现了“太乙”两个字,觉得用作为笔名很不错,就对女儿说:“叫‘太乙’如何?”玉如觉得这个名字很新奇,可
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林语堂给她解释说:“你看,《吕氏春秋·大乐》里有‘太乙’这个词,它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出于好奇玉如就接受
了这个笔名。
林语堂很重视对女儿的教育,主张她们从小就多接触社会。女儿们三五岁的时候,林语堂就领她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文学聚会,好让她们增长
见识。那时候,文人聚会都习惯找几个三陪女助兴,称作“叫条子”。林语堂就让女儿们在花名册上画钩,点三陪女。等到三陪姑娘到来时,太乙就
说:“你们是我们叫来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在一般人看来,这种行为对孩子们来说多有不雅,可是林语堂却不在乎,他觉得通过这样的事情,
能让孩子们分辨出社会的不公来。
在太乙姐妹小时候,林语堂就鼓励她们写日记,告诉她们写日记不要写成流水账,也不必像作文那样拘泥,平时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什么
。要紧的是个“真”字,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后来赛珍珠读了林太乙幼时的日记说:“从她的文笔和行事观察,都看得出她刚毅的性格;她聪
明、活泼,却从不自觉高人一等。”
1936年林太乙已经10岁了。这一年林语堂携家离开上海到了纽约,不久他们全家又到了欧洲。太乙她们姐妹虽然在外国的中小学读书,可是林语
堂总是教她们学习中文,向她们介绍中国文化,为她们打下了厚实的中文基础。在林太乙13岁时,就与姐姐和妹妹一起合写了一本《OurFamily》,
在美国出版了,后来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叫《吾家》。在林太乙17岁时,独自创作了英文小说《战潮》。第二年太乙中学毕业时,林语堂劝她不必考大
学,父亲对她说:“你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和能力,有了这一点,什么学问都可以学得到。”于是林太乙高中毕业后,就以高中的学历应聘到耶鲁
大学中文系去当教师了。
后来林太乙与他父亲一起创办过杂志《天风》,还应邀出任过《读者文摘》的总编辑。她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写作,相继出版了英文小说《金
盘街》及《丁香遍野》等三本小说,被译成八种其他文字出版。
父亲对林太乙的影响,不单单是在文学创作上,更重要的是怎样做人。林语堂常对她说:“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为的重要在文
字之上。文章做不好没有关系,人却不能做不好。”林太乙不负父望,承继了父亲的事业,在写作和传扬中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
受联合国文教组委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出版。
第9节: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1988年林太乙提前退休,与丈夫黎明定居美国,专事写作。她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写了《林语堂传》,编纂了《语堂文选》和《语堂幽默文选
》,并将林语堂曾经畅销欧美的作品《生活的艺术》重新整理出版。在林语堂的三个女儿中,林太乙最为杰出地承续了林语堂的事业。
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关系,起始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的旧交。张印塘是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曾任安徽按察使。1853年太平军大军入
皖,李鸿章父子受命回安徽办团练。李鸿章与张印塘是在共同镇压太平军时结为患难之交的。1854年张印塘与石达开作战期间,病死在徽州,李鸿章
出于对老友的怀念,资助张印塘的儿子张佩纶护送父亲灵柩回到河北丰润县。
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生于1848年,河北丰润县大齐坨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27岁时擢升为“侍讲”。张佩纶为人刚直不阿,经常议
论时政,上呈奏章,与陈宝琛、张之洞、吴大澂等人合称“清流派”。李鸿章很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张佩纶的庶母病故时,李鸿章也曾资助他白银千
两,作为运灵柩回乡安葬和守孝之需。
在张佩纶故乡守孝期间的1879年,李鸿章邀请张佩纶来到天津充当幕僚。张佩纶同李鸿章的另一幕僚薛福成一起,为天津海防建设出谋划策,讨
论了组建海军、修筑铁路和加强天津海防等问题,对李鸿章推行洋务很有启示。1883年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与李鸿章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通
信往来,互通消息。当时李鸿章推行洋务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张佩纶、张之洞和吴大澂等人却极力鼓吹办洋务。清廷最高统治者批准成立海军衙门兼
管铁路事务、组成开平铁路公司、收购唐胥铁路、扩修胥各庄到天津的铁路,以及在台湾招商引资,修铁路等举措,都与张佩伦等人的多次上书奏章
有直接关系。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办理海疆事务。他到福建时,法国军舰已经进入马尾港停泊。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抗法心切,将陆战战法
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集结战船兵力,冀图孤注一掷而取胜。结果,开战不到半小时,福建水师战船几乎全被法舰击沉。战后,张佩纶遭到弹劾。年
仅37岁的张佩纶被遣送察哈尔、张家口充军三年赎罪。
1888年,张佩纶结束了三年的充军生活,返回天津。正当张佩纶仕途蹭蹬之时,李鸿章再次接纳他为幕僚,主管文书。当时,张佩纶的妻子病逝
不久,李鸿章遂将自己的千金李菊藕许配给他。当年,张佩纶40岁,李菊藕22岁。他们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
日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准备出任前敌统帅带领军舰迎战,张佩纶出于他的马尾失败教训,坚决阻止,结果两人闹得
如同路人,甚至这个郎舅竟然想杀掉妹夫。后来李经方联络御史联名上书皇帝,要求弹劾张佩纶。因此张佩纶只得携妻南下南京。第二年清军战败,
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佩纶闻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直陈自己的反对意见,却没有被李鸿章所接受。此后,李鸿章两次保荐他
回京任职,他都坚辞不就。于1903年在南京因患肝癌病故,安葬于故乡大齐坨黑山沟,终年56岁。“文革”初期,红卫兵挖开张佩纶夫妇的陵墓,他
们的遗体还没有腐烂。红卫兵用锹镐将他们夫妇的遗体捣烂,令人惨不忍睹。
第10节: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郑正秋原名郑芳泽,号伯常,祖籍广东潮阳,1889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上海这个开风气之先的都市,他在读中学时就接触到新文化,
对刚刚传入上海的新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913年他与张石川一起编导了电影《患难夫妻》,成为我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他创办新民、大中
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积极推进新剧活动。还与张石川一起创办明星电影公司,由他编、导、演的影片达到50多部。
他的儿子郑小秋,原名郑鸿彬,生于1910年。1922年其父郑正秋导演《劳动与爱情》时,需要几个孩童在一个水果摊前跑跑跳跳,小秋就被选中
。这次演出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成了他进入电影界的敲门砖。
1923年正当明星公司陷于困境时,郑正秋和张石川编导了一部儿童影片《孤儿救祖记》,由郑小秋担任主角,饰演一个12岁的儿童余璞。他不负
众望,将一个纯朴、机敏的儿童表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公演时不仅他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也为明星电影公司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当
年有“《孤儿》救(明星)公司,《孤儿》救(中国)电影”之说。从此,他的艺名郑小秋就替代了郑鸿彬,成为电影界的一颗童星了。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也鼓舞了郑正秋。从1923年至1926年,他又相继摄制了12部儿童影片。其中的《小朋友》、《好哥哥》、《一个小工人
》、《苦儿弱女》等都是由郑小秋主演的。因而郑氏父子被誉为我国早期儿童电影的代表性人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郑小秋开始介入成人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初,他相继主演了《火烧红莲寺》、《空谷兰》、《碎琴楼》、《红泪影》、《啼
笑因缘》等影片。他还与著名影星胡蝶、宣景琳联袂主演了影片《姐妹花》。在这部影片中他塑造的农村木匠桃哥的形象,质朴、忠厚,给观众留下
极深刻的印象。1933年夏衍加盟明星公司之后,郑小秋主演了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春蚕》,他的演技得到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塑造
了一个勇于向封建观念挑战的农村青年的形象,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他的表演水平也达到了新的境界。
1935年7月郑正秋病故后,郑小秋子承父业,开始担任导演。他起初作为张石川导演的助手,导演了《压岁钱》、《女权》等影片,这是他导演
生涯的处女作。
抗战爆发后,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他无力重振父业,但作为长子,只得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他相继受聘于国华影业公司、金星影片公司
为导演,拍摄了《碧玉簪》、《夜明珠》、《新美人计》、《花溅泪》等影片。在日寇统治下,艰难度日,维持全家的生计。抗战胜利后,他为大中
华和大同等电影公司导演了影片《秋水伊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与洪深联合)、《欢天喜地》、《热血》、《梨园英烈》等影片。他导
演的这些影片思想健康,体恤民生,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同时在艺术上很注重在脉络清晰的故事结构中,创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他开始致力于科教片的导演工作。我国的电影界没有制作科教片的经验,但经过
郑小秋的积极探索,摸索出一套宝贵的制作经验。他先后导演了40多部科教片。其中的《水土保持》(与方徨合作)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奖;《中国武
术》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保养耕牛》、《粮仓典范》等科教片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为农业服务奖。
第11节:无可挽回的遗憾——陈歌辛与陈钢
无可挽回的遗憾——陈歌辛与陈钢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歌曲,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曲目。他们分别出自一对父子之手,为
前者谱曲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作曲家陈歌辛,而主创《梁祝》的是他的大儿子陈钢。
陈歌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音乐才子”、“歌仙”之美誉,到新中国成立后初期还被推为“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苏联爱情歌曲《红莓花
儿开》的作者)。他1914年9月出生于上海,原名陈馨砚、陈昌寿,从小就喜欢音乐和诗歌,曾从师德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和声乐、
钢琴、作曲及指挥。他很喜欢民歌,经常到浦东农村去听农民的车水号子、打谷号子和打夯号子,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歌辛”,意思是“为辛
苦的劳动者而歌”。因此,他创作的歌曲,大多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浓郁风情。
陈歌辛毕业于上海的格致中学,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音乐完全是靠自学。从1932年开始,在上海洋泾中学和复旦附中等校教音乐。1935年
在上海乐剧训练所兼任教职时,结识著名舞蹈家吴晓邦,两人携手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从1937年开始进行电影音乐创作,先后为艺华
、国华、大同等电影公司摄制的影片谱曲。他创作的《春之消息》组歌及《渡过这冷的冬天》、《不准敌人通过》等抗日救亡歌曲,以及《蔷薇处处
开》、《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等,供周璇、白光、姚莉、龚秋霞等歌星演唱,使他名动一时,成为海派流行音乐的杰出代
表。其中很多歌曲至今仍在海外及港、台、澳等地盛唱不衰。
陈歌辛在上海女中教书时看上了女中的校花金娇丽,金娇丽对风流倜傥的年轻老师也极有好感。为了试探金娇丽,陈歌辛在新年时给她寄了张贺
卡,上面没有祝福的贺辞,却写了“无法无天”四个字。孰料,金娇丽却非常喜欢他这种“无法无天”的勇敢。他们于1934年结为伴侣,如胶似漆的
爱情更激发了陈歌辛的创作灵感,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如《玫瑰玫瑰我爱你》等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上海解放后,陈歌辛受聘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专业作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
他四个子女中,大儿子陈钢是唯一子承父业的一个。他从小就耳濡目染,接受了音乐的熏陶,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钢琴。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
,年仅14岁的陈钢参加了解放军。由于他的钢琴弹得好,被分配到文工团。1955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59年新中国
建国十年大庆,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系的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人向院党委申请了几个献礼节目,其中之一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得到院
党委书记孟波的赞赏,校方还抽调四年级的尖子学生陈钢参与创作,并责成由陈钢与何占豪负责完成这部协奏曲的创作。
《梁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播放。陈歌辛在安徽农场得知这个消息,对儿子的成就感到非常欣慰,跟妻子说:“告诉陈
钢将《梁祝》的签名总谱给我一份。”可是迫于当年的政治压力,陈钢并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而1961年,陈歌辛便在安徽农场去世,这件事情成为
陈钢一生的无可挽回的遗憾。另一件遗憾是陈钢在参与创作《梁祝》时认识了一位姑娘,二人情投意合,却因家庭出身不同不能结为伴侣。当年,陈
钢到北京看望女友,二人相约在北海公园的白塔下,白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梁祝》,而他们却无言以对,亲身演绎了1600年前的爱情悲剧。
第12节: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
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
伍光建和伍蠡甫是父子,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们是广东新会人。
伍光建,字昭扆,生于1867年。1881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在老师严复的影响下,对英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就读
。1891年回国到母校任教。他在教学之余,喜欢读文学作品和写作。20世纪初《中外日报》创刊,伍光建应主编汪洛年之约,为该报撰写介绍西方科
学文化知识的稿件,并尝试着用白话翻译西欧小说。他将法国文豪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二十年后》翻译成中文,译名为《侠隐记》(今译《
三剑客》)和《续侠隐记》,于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法国经典小说,也是伍光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成名作。
伍光建翻译的小说,与当时很蹩脚的白话文不一样,语言俗如口语,明快轻盈而别具风趣,还有节奏感,给人以清新之感,很受读者的喜欢。茅
盾对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评价很高,他认为伍光建的译本不是全译,但他删节得很有分寸,没有损伤原著的精彩内容,书中主要人物的不同个性
,在译本中非常鲜明,甚至连说话的腔调也有个性。因此,茅盾在1924年将这两本译作收入《万有文库》,后来被教育部列为中学生补充教育读本。
此后,伍光建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当时的一位热门翻译家。商务印书馆、新月书店等大书局竞相邀请他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夏洛蒂·勃朗特的《孤儿
飘零记》(今译《简·爱》)、斯威夫特的《伽利华游记》(今译《格列佛游记》)、狄更斯名著《劳苦世界》(今译《艰难时世》)、塞万提斯《
疯侠》(即《堂吉诃德》)等名著都是他首次译介给我国读者的。1957年3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三个火枪手》,就是伍光建的子女伍蠡甫和伍
孟纯根据伍光建的《侠隐记》译本缩写的。
伍蠡甫是伍光建的儿子,出生于1900年。他本来在复旦大学学的是文科,却非常喜欢绘画。上中学时就拜在国画大师黄宾虹门下,学习绘画,是
一位很有造诣的青年画家。1923年从复旦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绘画工作,而是受聘于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父亲的遗传基因和家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伍蠡甫对外国文学情有独钟。从1929年起,他先后创办了《世界文学》杂志,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还
独译,或者与友合译,翻译出版了歌德、欧·亨利、泰戈尔等外国著名作家的五六本译著。特别是1932年他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取材中国生活的长篇
小说《大地》,编译成《福地述评》出版。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述福地”,复述了《大地》的情节故事;第二部分是“评福地”,对《
大地》进行了评析。这部分评论部分,分析深刻,鞭辟入里,对后来赛珍珠的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着积极的作用。
出于对外国文学的喜爱,1936年伍蠡甫步他父亲的后尘,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学的是西洋文学。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后,伍蠡甫中断学业,回到
重庆,担任了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和西洋文学教授。
伍蠡甫的绘画造诣很高,出版过谈绘画经验和体会的《谈艺录》及研究中国画理论的《中国画论研究》,但他一生的主业还是子承父业——外国
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他主编的《西方文论选》,是我国最为系统地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权威性的选本,成为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必修教材。
第13节一次痛打,改“邪”归正——钱基博与钱钟书
江苏无锡,地灵人杰,奇才辈出,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就是这块土地哺育出来的著名学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77年。钱基博家学渊源,从10岁开始从师于伯父仲眉,学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16岁就发表了《中国
舆地大势论》和《说文》等学术论文,充分展示了杰出的才华。1905年开始学习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和日语,接受了新学的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
,为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他进入教育界,从小学教起,继而中学、大学,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
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他的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古籍
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等近二十部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著名国学大师的称号。
他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长子钱钟书相比,其名气和影响则略逊一筹。不过钱钟书作为他的生命的延续,儿子的成就与其父的教导和影响是不可分
的。
钱钟书是钱基博膝下的男孩,生于1910年11月21日。恰巧这一天有位乡里给钱家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钱基成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对这个侄子寄予的希望很大,就从这部“先哲丛书”受到启发,为侄子取名“仰先”,字“哲良”,寓意是“仰慕先哲”。在钱钟书周岁“抓周”时
,他从众多的物品中,抓到一本书。为此他父亲钱基博就给他取名“钟书”,“仰先”就成为乳名。伯父钱基成对钱钟书非常喜爱,视若己出。在钱
钟书4岁时,就由伯父基成教授蒙学。可是,伯父对他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
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
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
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后来钱钟书的伯父去世了,没有人护着钱钟书了。钱基博这才放开手脚,大胆地管束儿子,终于使儿子改
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父亲担心他养成不良习惯
,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钱钟书15岁时,钱基博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父亲北上,母亲贤惠,钱钟书又不专心读书了。他将很宝贵的时间用于读“闲书”,学业成绩每况
愈下。暑假钱基博回来时,发现儿子很不争气,就将钱钟书痛打了一顿。不料,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钱钟书只得收收心,开始起早贪晚地读书。
钱基博为他安排自修科目,指导他学习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古文选本,为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
来,他学习父亲的文风学写文章,父亲很是喜欢。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
子来写。儿子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无懈可击,很高兴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就交差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
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
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父亲的嘱告对钟书的立身行事帮助很大。
1938年秋后,钱基博参与创办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并担任国文系主任。当时钱基博劳累过度,身体衰弱,就写信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钟书来蓝
田任教,顺便照料父亲的身体。钱钟书就惜别妻女,来到蓝田,担任了英文系主任,一面执教,一面尽孝。在蓝田师院任教期间,钱基博坐拥书城,
心忧天下,笔耕不辍,著述甚夥。面对日寇的长驱直入,他专门开设《孙子》的选修课,传授兵法常识,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他的《孙子章句训义
》就是根据他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期间钱钟书与乃父钱基博毗邻而居。除了教学之外,钱钟书一边服侍父亲,一边埋头读书或著书立说。他的《谈
艺录》的前半部,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长篇小说《围城》,也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1941年暑假,父亲身体康复后,钱钟书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
文理学校。教学之余继续写作,在1944年到1946年间,他完成了《谈艺录》和《围城》的写作。
第14节: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1)
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
无锡人杨荫杭和杨绛父女都是文教界的精英。
杨荫杭生于1887年,字补塘,常用笔名老圃。1895年考入天津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在他读二年级时,学校里因伙食不好,部分学生
闹事。当时学堂的主管是外国人,追查带头闹事者,一个广东籍的学生挺身而出,其余的闹事者,都缩着头不敢出声。杨荫杭本来没有参与闹事,可
是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场风波就不能平息,于是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还有我!”就这样,
他就被学堂除名了。他本来出身于寒素之家,依靠公费读书。被开除后,就投考提供公费的南洋公学继续读书。由于杨荫杭学习成绩优秀,第二年被
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日本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思想,于1900年的春天,发起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从事反清爱国活动。
1902年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与留日同学蔡文森一起组织理化研究会,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励志学会和理化研究会的会员都加
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无锡光复活动。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准备缉捕他。杨荫杭得知讯息后,于1906年出
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
中华民国建立后,杨荫杭先后出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任职期间,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旧
政府的司法与官府一样腐败,根本没有公道所言。他的以法治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失望之余,他转而研究音韵学和古钱币及梵文。抗战爆发后,
他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和《楚辞》。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病逝世,终年67岁。
杨绛,又名杨季康,是杨荫杭的四女儿。1911年生于北平。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到英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
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他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
。”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父亲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
时候就自然懂了。”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有天晚上,父亲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父亲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
,父亲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循循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杨绛读高中时,学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班里经常推举女同学到街头演讲。有的女生不乐意去,就推说家长不同意。有一次推举到杨绛演讲,她回
家时也希望父亲答应她不参加街头演讲,可是父亲却说:“你不乐意去,就直接说嘛!”鼓励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杨绛考上东吴大学,学习一年后要分科,老师希望她读理科,她自己因为各科学得都很平衡,没有特长,也拿不准主意。就问父亲该学什么?
杨荫杭说:“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她遵照父亲的教导,选择了文科。父亲的言传身教
,对杨绛的未来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她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根本缘由。
第15节: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生于1831年正月。传说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村民们忽然看见陈家的屋后红光一片,以为是失了火,大
家纷纷前去救火,结果并没有失火,却听到了婴儿落草的哭声,那片红光也随之不见了。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过他的父亲陈伟琳对这个孩子还是寄予
了厚望的。
天资聪敏的小宝箴,不负长辈厚望,他20岁时参加了南昌的乡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了永宁县。宝箴的父
亲陈伟琳效法曾国藩组织乡勇创办了义宁团练。陈宝箴帮助父亲操办,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陈伟琳病故后,义宁团练由陈宝箴带领。在与石达
开作战时虽然义宁失守,他的团练损失严重,但他还协助湖南的官军收复了失地,陈宝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的嘉奖,也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将他奉为
上宾。1865年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前夕,保举陈宝箴进京接受皇帝接见,被皇帝授予知府官职,到湖南候补。光绪即位后,陈宝箴在二十年间,由
浙江、湖北按察使,升任到湖南巡抚,成为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他主政湖南期间,支持戊戌变法,湖南成了主张变法的基地,谭嗣同、梁启超都是他的好友,就连他的儿子陈散原也参与了变法的行动。不料
,陈宝箴却受到戊戌变法的株连。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文廷式,因反对慈禧垂帘听政而被驱逐出宫。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下令缉拿文廷式,文廷
式从江西逃到湖南,陈宝箴假意捉拿,实则派人通报消息,令其逃匿。这样陈宝箴就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革职了。1898年陈氏父子回到南昌西
山(今新建县)岘庐隐居,自号“神州袖手人”。1900年夏历六月二十六日,慈禧派闳炯率兵弁到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
匍匐受诏,然后自缢殉职。随即闳炯令兵弁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慈禧之所以在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处决“六君子”之后,还对陈宝箴下毒手,是
因为外国舆论胁迫慈禧让权,慈禧恼羞成怒,不仅派人铲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家的祖坟,还对同情变法的高官予以追究。陈宝箴就难逃厄运了。
陈宝箴的儿子陈散原,名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生于1852年。少而博学,诗文俱佳,思维机敏,愤世嫉俗。30岁参加乡试时,不按八股
文应试险遭淘汰。幸好主考官陈宝琛审读了他的考卷,为其才华所感动,从落第试卷中抽出,补为举人。36岁时,在会试时中进士。
第16节: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生于1899年,在1946年被暗杀。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被推举为
学生代表出席学生联合会会议。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美术和西洋文学。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1925年回国后,加入“新月社
”,并与徐志摩、梁实秋创办《新月》月刊,同年出版诗集《死水》。此后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继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任
教。
闻立鹤是闻一多的大儿子,生于1927年。在他很小的时候,闻一多就教他学习陆游的《示儿》、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
零丁洋》等诗篇,教育他学习这些忠贞报国的先贤的伟大精神。闻立鹤于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这一年的12月初,闻一多父子都参加了震惊中外
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闻立鹤和同学们参加了学生罢课、游行活动。他们在街头发表演讲,演出话报剧与合唱,宣传反对内战。昆明国民党
当局出动军警、特务,殴打罢课师生。闻立鹤的腿被军警打伤,当他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回到家时,母亲让他好好在家休息几天,再到学校去。可是他
却说:“妈,我是闻一多的儿子,这个时候哪能休息呢!”
1946年暑假期间,闻一多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的邀请,还可以带家属同行。但闻一多面对百孔千疮的祖国,不想离开,决定放弃这次讲
学的机会,留下来坚持斗争。7月11日,李公朴被特务暗杀,闻一多也被列入黑名单。闻一多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冲破了特务的监视,和同志们一起
为李公朴料理了后事。在这危急时刻,闻立鹤始终陪伴着父亲。有个特务装扮成女疯子,经常到闻一多家骚扰。每次这个女疯子来闻家,闻立鹤都出
面与她周旋,不让这个女特务见到父亲。
1946年7月15日,昆明的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举行悼念李公朴大会,闻一多在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慷慨激昂地宣告“民主是杀不死的”!在会
场上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下午,他又参加了在《民主周刊》社举办的李公朴被害记者招待会。闻立鹤很担心父亲的安全,他到会场几次观察动向。
在闻一多离开《民主周刊》社回家途中,闻立鹤在父亲身后为父亲瞭望。当他们走到离家仅有几十步的地方,突然从后面闪出两个暴徒,对着闻一多
连开两枪,其中一枪打在闻一多的后脑勺,他立即倒地。闻立鹤连忙扑到父亲身上,大喊:“凶手杀人了!”此时又有两个暴徒对准闻立鹤开了两枪
,打断了他的小腿。此时闻一多的夫人高真一直担心着闻一多的安全,听到枪声飞一般冲出家门,发现他们父子都倒在血泊之中,当场就昏了过去。
幸好“联大”附中的庄任秋经过这里,找了辆人力车,将闻氏父子送到医院。闻一多当场去世,闻立鹤伤势很重,经过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只是留下
残疾,走路时右腿有些跛。
闻立鹤出院后,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复学。残酷斗争的锻炼,使得闻立鹤更加嫉恶如仇,他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会组织,积极开展地下工
作,扩大党的影响,将他锻炼成一名共产党党员。1948年夏天,奉党组织之命,他辗转来到解放区接受培训。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闻立
鹤参加铁路接收组,进驻天津铁路部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沉沦到底层。历经磨难,屡遭打击,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不过,他的身体已
经垮了下来。他计划把闻一多的诗歌译成英文,然而由于疾病的缠绕,未能如愿,却在1981年54岁时,永远地离开了他久久期盼的政治清明的春天。
第17节:婚恋灵犀相通的知己——丁玲与冯雪峰
婚恋
婚恋灵犀相通的知己——丁玲与冯雪峰
丁玲和冯雪峰相识于1927年冬天。当时丁玲在北京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觉得很寂寞,经朋友王三辛介绍认识了冯雪峰,跟他学日语。
其实只学了一天,以后就谈论起文学和社会来了。在接触中丁玲对冯雪峰的印象极好,特别是得知冯雪峰是共产党员之后,丁玲对他更是崇敬有加,
将他视为心目中的知己。
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冯雪峰正在上海,他给丁玲写信,说自己读了这篇小说感动得哭了,还批评小说带有虚无主义色彩。
冯雪峰的直言让丁玲很不高兴,不过也从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感情。1928年4月,丁玲和胡也频来上海找到冯雪峰。他们表示要到杭州专事写作,冯
雪峰就提前到杭州为他们租了房子。此时,胡也频对丁玲与冯雪峰的关系心存芥蒂,冯雪峰发觉后,采取回避态度,回到上海,参与筹建“左联”的
工作,与丁玲的联系就中断了。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找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要求介绍她到苏区去。冯雪峰向洛甫(张闻天)请示的结果,是让丁玲负责编辑左联
刊物《北斗》,由冯雪峰直接领导。此时的冯雪峰已经结了婚,但对丁玲一直怀有好感,十分关注她的处境。1933年丁玲被捕后,冯雪峰找到沈从文
,请求他托胡适营救丁玲,但未能如愿。后来听说丁玲遇害的消息,冯雪峰将丁玲在1931年和1932年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
》杂志上,用以表示对丁玲的怀念。在丁玲给他的信中,丁玲责怪冯雪峰没有胡也频那样的热情和勇气,不然,她是会随冯而去的。她写道:“你为
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你走了,我们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为一点幻想,我感到我不能离开也频,我感到你
没有勇气,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
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你又走了,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还写道:“我真正地只追过一个男人,
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这个“男人”指的就是冯雪峰。
1936年丁玲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张天翼找到丁玲,将冯雪峰写的一张字条交给她,告诉她由张天翼帮助她来到上海。后经冯雪峰请示党中央将
丁玲送往延安。1946年冯雪峰在国统区为丁玲出版了一本《丁玲文集》。
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一起被打成右派,都经历了一段沉入谷底的惨淡生涯。在冯
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就在她逝世前不久的1986年的大年初一(2月7日)清晨,垂危的
丁玲听着街上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感叹地自语道:“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可见丁玲临终前仍然怀念冯雪峰这位难得的知己。
第17节:情到深处甘为妾——康有为与何旃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改良派领军人物的康有为流亡海外,于1907年逃往美国。康有为在美国华侨中组织保皇会,到处讲演,宣传维新变
法、君主立宪和实业救国等主张。
他到美国的第一次讲演是在西部的菲士那,有很多远近的华侨前来捧场。其中有个叫何旃理的姑娘听得十分专注,她为康有为的爱国热情所打动
,十分敬佩这位学识渊博,风度儒雅的人。在康有为讲完之后,何旃理走近主席台,大胆地对康有为说:“南海先生,您讲得太好了!我冒昧地向您
请教:您主张变法维新的根据是什么?”康有为见到这位靓丽的姑娘不由得眼前一亮,就单独为她讲了中国社会的痼疾与弊端,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
成果。何旃理听得有滋有味,更加敬佩这位变法维新家。
几天后,康有为要到美国其他地方讲演,很需要一个能通晓中英两国语言的助手。于是他就找到何旃理的父亲,希望能让何旃理帮助他完成各地
的宣讲任务。得到何父的允诺后,他们就开始了美国的宣讲活动。
过了段时间,康有为要到欧洲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保皇会组织。此时康有为心里很矛盾,通过几个月与何旃理的接触,他很喜欢这个活泼、热
情,又通晓四国语言的姑娘,可是自己已有两房妻室,何家肯定不会把自家的掌上明珠给人家做妾。无奈,只好与何旃理忍痛分别。临别时,康有为
没有料到何旃理当即表示:“我不离开您,我也跟您到欧洲去!”就这样何旃理冲破了家庭的阻拦,与她相差30岁的康有为结成秦晋之好。
1913年康有为结束了流亡生涯,带着何旃理回到上海。不料,第二年何旃理就因染上猩红热而魂归西天,年仅24岁。
第18节: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梁启超与李惠仙
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梁启超与李惠仙
1890年梁启超17岁时,参加广东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器重。李端棻从这个穷书生身上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潜力,就主动牵
线搭桥,将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梁启超。
第二年三月,梁启超参加京城会试,不幸落第。通情达理的李惠仙并不嫌弃他,而是如期与梁启超完婚,婚后一起回到梁启超老家广东新会。梁
启超的父母务农,生活并不宽裕。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家,连一间新房也没有,只好与邻里借了间房作为新居。广东沿海地区气温高,湿度大,李惠
仙刚从北京来,生活很不适应。但她并不计较这些,尤其可贵的是,她虽是出身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仍主动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尽守妇道,从无怨
言。梁启超的生母早年病逝,其继母只比李惠仙年长两岁。但李惠仙对继母孝敬有加,开口闭口以母亲相称,从无半点不恭行为。因此梁氏家族无不
称赞其美德。
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初期,光绪皇帝很欣赏梁启超的文采,但在召见他时,他一口广东方言,让光绪大为扫兴。为此,梁启超在爱妻的帮助下,
努力学习官话。不久就能用官话表达思想和参与社交了。
梁启超追随康有为的“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不久李惠仙到日本与梁启超团聚。1901年李惠仙为梁启超生了个儿子梁思成。
但因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为了香火有传,李惠仙准许将她从北京带来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妾。后来王桂荃为梁启超又生了六个子女。
1913年梁启超携妻妾回国后,于1915年参加了护国战争,无力照顾家小,心中多有愧疚。可是李惠仙却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
身任之。君为国死,勿反顾也!”爱妻的深明大义给梁启超极大的鼓舞,但同时贤妻也为自己加重了负荷。1924年9月,李惠仙因积劳成疾,不治而
逝。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了篇《祭梁夫人文》,表示对爱妻的哀悼: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
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从这篇祭文不难看出,梁启超与爱妻是一对夫唱妇随,互相扶助的恩爱夫妻。李惠仙病故后,留给王桂荃九个儿女。贤惠的王桂荃承担起家庭的
重任,任劳任怨地照顾丈夫,抚养子女,极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他将梁启超的九个女子,都培养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都是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