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人为什么不知道忏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21:10:30
郑克中
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从聂元梓说到宋彬彬》。那里面说，宋彬彬（文革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的红卫兵代表，借此公开鼓励了打砸抢）至今对文革中自己所犯下的打死人的罪恶讳莫如深，北师大附中还将她作为学校的光荣来炫耀，自然引起了中外知情人的一片谴责。
文革开始时十五六岁的孩子现在已经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至于那时的主力干将和被迫害的人更是年近古稀了，或者已经作古了。我留意了一下对文革的回忆，几乎都是被迫害者的血泪控诉（本人当然也包括在内），很少看到文革中的另一面，即那些横冲直闯的红卫兵小将们和各个单位叱咤风云的“文革红人们”的文字，哪怕是一点点的披露实情和表示忏悔的也好，几乎看不到。
有一个例外。随便上网，看见了有人引述了巴金先生对文革的一段自我反省的文字。他说：“……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作真话来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脚下，习惯于责骂自己，歌颂别人。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花言巧语给谁也增添不了光彩。”（《讲真话的书》822页）
顺着巴金的话说，我自己虽然在文革初期就因为家庭问题被打入了另册，而后便是十年的改造、流放日子，但是就没有说过假话和颂圣的话吗？肯定说过，因为那时谁不说假话和不颂圣，就活不到今天。今天可以透露一点小秘密的是，当大家都开始跳“忠字舞”的时候，我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中的“忠”字改成了“中”。我从此几乎再也不喜欢中文的这个“忠”字。在我写的博客里，有人拿我的名字说事，说这个人叫什么“克中”，肯定是要“剋”我们“中国”的，言外之意，我这个人肯定就是个大奸贼。其实，在汉语中“克”字的意思应该是：“克”者，能也。“克中”当然就是不走极端，把握“中庸之道”了。所以我很喜欢自己的这个“中”字。
众所周知，巴金先生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受害者控诉对自己的所有不公平遭遇，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彰显社会正义的表现。但是巴金先生除去有对文革的控诉以外，还有对自己人格的解剖。这很了不起，中国人要是都懂得了这一点，中国真的就有希望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集体的躲避和遮掩。其实在那种疯狂的环境下，做出什么事，包括打、砸、抢，也都是有其理由的，个人，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剧中的一个角色罢了。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剧情早都被剧本规定好了。在一出历史悲剧中，自然应该有悲剧角色、制造悲剧的角色，还有中性人物。我们每个人应该反省的是，除去悲剧人物大多数不能自己选择以外（也有自己选择悲剧角色的，如张志新、林昭等），那些多少有些选择权的人，可以在中性和制造悲剧中选择，你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制造悲剧的角色？
人是动物，兼有兽性和人性。文明的发展就是要逐步克服人身上的兽性，而发扬人性。这一个过程的快慢是受到许多条件制约的。但是一个条件非常重要，就是人要不断地反省自己。“吾日三省吾身”，对于一个个人和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一样的。只有在不停地反省中，社会才能进步，人的文明程度才能不断提高。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在西方某一个国家发生，是因为那里的文明程度发育得要比我们高。这一点不能不承认。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那是封建文明，还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文明。人们的意识还停留在君臣社会里——虽然皇帝已经没有了，但皇帝崇拜，权力崇拜还在大行其道，普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作为人存在的价值，所以全民族很容易被一个偶像动员起来，无所顾忌，尽可能地展示出那些非人性的东西，去做那些在文明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而我们自己却还洋洋得意呢。
人类之所以发明反思（认错，自我批评、自责等）或忏悔这类东西，主要目的是想在一个群体内部对那些损害了群体利益的人，设定一个仪式，以便让他们表明一个悔过自新、回归群体的态度和决心。这样群体才能原谅他们，接纳他们，否则他们将永远被视为群体的异己，遭到排斥。这是人类生存竟争在种群内的一种缓和矛盾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以便更有力地进行种间竞争。
西方人信教，有人犯了罪，伤害了别人，醒悟以后习惯于上教堂去诉说，以求得上帝的宽容，从而完成了对自己灵魂的救赎。中国人为什么不善于反思和自责，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不信上帝，孔夫子的哲学是只管今生今世，不管来生来世；佛教传入中国，虽然带来了因果报应和对今生来世的解说，但信仰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等到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以前经常听到有人自诩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今天看来，这句话可能会造就两类人。一类人是真正把科学作为信仰，用科学方法来观察人生和社会，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生社会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真谛，从而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使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另一类人，名为树立了科学信仰，实质上并不知道科学世界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关于人和人的社会发展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理解和掌握的，而自然科学的一些观念和结论接受起来相对就比较容易些。所以当告诉大家，世界上确实没有什么鬼神存在，也没有什么确定的因果报应，大多数人就很容易接受。但这也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可怕的结果：既然没有鬼神和也不存在因果报应，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约束人的行为，使其向有利于社会而不是不利于社会的方向上发展呢?没有了 。当没有了让人可以畏惧的信仰约束时，人的动物性就会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就造成了我们社会所有血腥、暴力的根源。人到了什么都“看透”了以后，就可以做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切活动只为了今生今世，哪管它什么身后荣辱。是岳飞还是秦桧，是海瑞还是和珅，都无所谓。什么亲情、友情、爱情、诚实、善良、仁义、公正、公平等等，放在个人现实利益的天平上，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明知道是恶，还要去做，并且要做到恶贯满盈；明知道是在助纣为虐，也要“助”得竭尽全力。文革中四人帮，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依靠大批判起家的人物，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为什么他们不自责？不忏悔？因为他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康生整天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成者王侯败者贼”，“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说，成功了，算我幸运；失败了，我认倒霉。没有什么良心不良心，也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攫取权力和利益是唯一的考虑，其他的都不值一提。
当一个民族的“精英”们都成为了这样的主义者，社会的文明也就难有进步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同时也必须是人道主义者，是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的信奉者。如果没有了这些，就会成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就会成为恶的制造者和帮凶。
所以，我们要学会忏悔，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那不是怯懦，也不丢人，而是大智大勇的表现！
郑克中 EMAIL：ZHKZH716@126.COM 2010.10.10.
2009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从聂元梓说到宋彬彬》。那里面说，宋彬彬（文革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的红卫兵代表，借此公开鼓励了打砸抢）至今对文革中自己所犯下的打死人的罪恶讳莫如深，北师大附中还将她作为学校的光荣来炫耀，自然引起了中外知情人的一片谴责。
文革开始时十五六岁的孩子现在已经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至于那时的主力干将和被迫害的人更是年近古稀了，或者已经作古了。我留意了一下对文革的回忆，几乎都是被迫害者的血泪控诉（本人当然也包括在内），很少看到文革中的另一面，即那些横冲直闯的红卫兵小将们和各个单位叱咤风云的“文革红人们”的文字，哪怕是一点点的披露实情和表示忏悔的也好，几乎看不到。
有一个例外。随便上网，看见了有人引述了巴金先生对文革的一段自我反省的文字。他说：“……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讲过四人帮的好话，不过不是当作真话来讲的；至于“文革”初期由于个人崇拜，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脚下，习惯于责骂自己，歌颂别人。即使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今天对人谈起十年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掩盖自己的污点。花言巧语给谁也增添不了光彩。”（《讲真话的书》822页）
顺着巴金的话说，我自己虽然在文革初期就因为家庭问题被打入了另册，而后便是十年的改造、流放日子，但是就没有说过假话和颂圣的话吗？肯定说过，因为那时谁不说假话和不颂圣，就活不到今天。今天可以透露一点小秘密的是，当大家都开始跳“忠字舞”的时候，我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中的“忠”字改成了“中”。我从此几乎再也不喜欢中文的这个“忠”字。在我写的博客里，有人拿我的名字说事，说这个人叫什么“克中”，肯定是要“剋”我们“中国”的，言外之意，我这个人肯定就是个大奸贼。其实，在汉语中“克”字的意思应该是：“克”者，能也。“克中”当然就是不走极端，把握“中庸之道”了。所以我很喜欢自己的这个“中”字。
众所周知，巴金先生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受害者控诉对自己的所有不公平遭遇，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彰显社会正义的表现。但是巴金先生除去有对文革的控诉以外，还有对自己人格的解剖。这很了不起，中国人要是都懂得了这一点，中国真的就有希望了。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集体的躲避和遮掩。其实在那种疯狂的环境下，做出什么事，包括打、砸、抢，也都是有其理由的，个人，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剧中的一个角色罢了。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剧情早都被剧本规定好了。在一出历史悲剧中，自然应该有悲剧角色、制造悲剧的角色，还有中性人物。我们每个人应该反省的是，除去悲剧人物大多数不能自己选择以外（也有自己选择悲剧角色的，如张志新、林昭等），那些多少有些选择权的人，可以在中性和制造悲剧中选择，你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制造悲剧的角色？
人是动物，兼有兽性和人性。文明的发展就是要逐步克服人身上的兽性，而发扬人性。这一个过程的快慢是受到许多条件制约的。但是一个条件非常重要，就是人要不断地反省自己。“吾日三省吾身”，对于一个个人和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一样的。只有在不停地反省中，社会才能进步，人的文明程度才能不断提高。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在西方某一个国家发生，是因为那里的文明程度发育得要比我们高。这一点不能不承认。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那是封建文明，还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文明。人们的意识还停留在君臣社会里——虽然皇帝已经没有了，但皇帝崇拜，权力崇拜还在大行其道，普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作为人存在的价值，所以全民族很容易被一个偶像动员起来，无所顾忌，尽可能地展示出那些非人性的东西，去做那些在文明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而我们自己却还洋洋得意呢。
人类之所以发明反思（认错，自我批评、自责等）或忏悔这类东西，主要目的是想在一个群体内部对那些损害了群体利益的人，设定一个仪式，以便让他们表明一个悔过自新、回归群体的态度和决心。这样群体才能原谅他们，接纳他们，否则他们将永远被视为群体的异己，遭到排斥。这是人类生存竟争在种群内的一种缓和矛盾的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以便更有力地进行种间竞争。
西方人信教，有人犯了罪，伤害了别人，醒悟以后习惯于上教堂去诉说，以求得上帝的宽容，从而完成了对自己灵魂的救赎。中国人为什么不善于反思和自责，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不信上帝，孔夫子的哲学是只管今生今世，不管来生来世；佛教传入中国，虽然带来了因果报应和对今生来世的解说，但信仰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等到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以前经常听到有人自诩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今天看来，这句话可能会造就两类人。一类人是真正把科学作为信仰，用科学方法来观察人生和社会，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人生社会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真谛，从而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使之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另一类人，名为树立了科学信仰，实质上并不知道科学世界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关于人和人的社会发展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理解和掌握的，而自然科学的一些观念和结论接受起来相对就比较容易些。所以当告诉大家，世界上确实没有什么鬼神存在，也没有什么确定的因果报应，大多数人就很容易接受。但这也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可怕的结果：既然没有鬼神和也不存在因果报应，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约束人的行为，使其向有利于社会而不是不利于社会的方向上发展呢?没有了 。当没有了让人可以畏惧的信仰约束时，人的动物性就会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就造成了我们社会所有血腥、暴力的根源。人到了什么都“看透”了以后，就可以做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切活动只为了今生今世，哪管它什么身后荣辱。是岳飞还是秦桧，是海瑞还是和珅，都无所谓。什么亲情、友情、爱情、诚实、善良、仁义、公正、公平等等，放在个人现实利益的天平上，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明知道是恶，还要去做，并且要做到恶贯满盈；明知道是在助纣为虐，也要“助”得竭尽全力。文革中四人帮，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依靠大批判起家的人物，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为什么他们不自责？不忏悔？因为他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康生整天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成者王侯败者贼”，“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说，成功了，算我幸运；失败了，我认倒霉。没有什么良心不良心，也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攫取权力和利益是唯一的考虑，其他的都不值一提。
当一个民族的“精英”们都成为了这样的主义者，社会的文明也就难有进步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同时也必须是人道主义者，是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的信奉者。如果没有了这些，就会成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就会成为恶的制造者和帮凶。
所以，我们要学会忏悔，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那不是怯懦，也不丢人，而是大智大勇的表现！
郑克中 EMAIL：ZHKZH716@126.COM 201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