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物珍品【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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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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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午鼎是以鼎主人而命名。“鼎是礼器之首，只要刻了名字的鼎，一般不会送人，且会随着主人下葬。”赵世纲说，淅川2号墓出土的列鼎内均有铭文，“王子午铸铜鼎，以祭先祖文王，进行盟祀，我施德政于民，因而受到尊重，望子孙后代以此为准则。”正是这段铭文不仅解开了鼎的主人之谜，而且印证了《左传》中被多次提及的春秋五霸之一，并“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午确有其人。 史载王子午字子庚，是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的弟弟。他曾任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令尹(相当于总理)等重职。史上记载了两件事说明王子午是个重要人物
建武二十一年斛，通高41cm，高33cm，口径33.5cm，盘径57.5cm。 器分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斛有盖，盖中央饰四瓣叶纹，外围饰两周宽带纹，其内圈宽带纹上原饰有三只鸟，现已残失。斛身饰四周宽带纹，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斛和承盘下各具三熊足，上嵌杂色宝石，现多数已失。 承盘口沿下铸铭文1行62字： 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涷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荫、椽巡、令史郧主。 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四川成都一带的铜工制造机构西工为皇帝作了一个带承盘的量器--斛，以雕刻的蹲熊为足，上面有青碧和玫瑰色的装饰物。铜承盘直径为二尺二寸。这件斛是由铜工的金银涂工崇、雕镂之工业、冶炼之工康、总成之工业四位工匠具体制造的，而由上级派来的护工卒史郓和本郡的长(指郡县的主要官员)汜、丞(指郡县的辅助官员)荫、椽(指郡县的佐治官员)巡、令史郧各位长官主持制造。以上涂、雕、涷、造为四个铜工工种，崇、业、康、业是四个工匠之名，他们四人是该器的制造者，因此，铭文称“造”。恽、汜、巡、郧则是各官员之名，这四个人是该器的主造者，因此，称“主”。 铭文反映蜀郡工官为皇帝制造铜器分主造和制造两级，也反映了当时铜器制作分工很细以及“物勒工名”的制度。 斛为量器。铜量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目前所知以战国、秦、汉器物为多。此器的上半部分，以前有学者称为奁，认为已失去了量谷物的本义。其实这种桶形的斛，在新莽时就已出现。东汉光武帝的建武年与王莽政权几乎相衔接(中隔“更始”两年)，从器型发展的连贯性来看，建武廿一年仍采用桶形斛，实不足为奇。
通高24厘米。 1982年盱眙南窑庄出土。 身错金银，络套由长龙和梅花组成，中上部有一横箍，交替出兽首衔环和立兽各四个。壶的口沿内侧、圈足内外侧皆刻有铭文。
春秋 龙虎四环铜鼓座 残高29厘米、直径80厘米。 1980年安徽省舒城县孔集出土。 口沿作虎首和龙盘绕一周。虎竖耳，怒目圆睁，张口作吼啸状。龙独角上翘。器身满饰蟠虺纹。外壁饰四个衔环铺首，并铸有铭文两周，上周约98字，下周约52字。因锈蚀严重，难以辨认通读
通高27厘米、口径24厘米。 1974年安徽省六安县孙家岗出土。 圆口厚唇，双耳外侈。鼓腹，圜底。平盖，中央置半环形纽。盖面饰兽首纹一周(有作波纹)。腹上部饰蟠虺纹，下部饰蝉纹，并隔以扉棱。
战国 铸客盉，通高21.9cm，重3.52kg。 盉圆体，鼓腹，有流，流作兽首形，三铁铸短足，有盖，有梁，梁两端饰兽首，梁与盖之间以二铁环相连。盖、腹上部饰细羽状纹。 盖外侧、器口旁各有刻划对铭1行7字： 铸客为集为之。 铭文大意：外方冶铸匠人为供王之饮食酒馔的机构做此盉。 此盉为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来源：故宫博物院
通高18.6厘米、长23厘米。 1968年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灯作卧羊形。羊昂首，双角卷曲，身躯浑圆，短尾。羊背和身躯分铸，颈后置活纽，可将羊背向上翻开，平放于羊头上作为灯盘。灯盘为椭圆形，子口，一端有小流嘴。羊腹中空，用以储油，出土时腹腔内残留有含油脂成分的白色沉积物。
唐 鎏金伎乐八棱银杯 高6.6，口径7厘米。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侈口、环底、喇叭形圈足、环柄，柄上饰有两胡人头像。器身八棱，共饰有手拿乐器的胡人乐伎八人。浇铸成型，鱼子纹地，地纹及人物细部采用平錾手法
战国 透空交龙纹镜 直径10.2厘米 重150克 镜背有玲珑透空的十五条龙交错穿行，十条龙之首咬住镜的边缘，五条龙的头咬住镜钮。在只有33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形成了繁密复杂的透空交龙纹饰
金铜释迦牟尼佛说法像 年代：唐五代 尺寸：通高68厘米 此像出土于雷峰塔地宫，高肉髻，螺发。面相方圆，眉目修长，双目微睁，眉间有白毫，双耳垂肩，颈部饰三道蚕纹。身穿双领下垂袈裟，下摆披覆莲座上，内着僧祗支，帛带于胸前横系打结。左手抚膝，右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双层莲瓣包围的莲台上。莲座下有盘龙柱及镂空壸门双层须弥座、方床。盘龙绕柱而上，托举莲花座，柱嵌插在须弥座上。须弥座每层侧面各开两个火焰式壸门。方床正面开三个火焰式壸门，侧面各开两个火焰式壸门。方床上前部两端各有插孔，原有插件已无。像身后是镂空火焰纹大背光，头光为圆轮状，身两侧镂空。龙在中国是尊严与荣耀的象征，而在佛教中龙是护持佛法的善神，为天龙八部之一。静谧的佛、张扬的龙、升腾的烈焰，三者的精妙组合成就了一件艺术佳作。这尊雷峰塔地宫标志性的佛教造像历经千年虽已锈迹斑驳，仍依稀可见宫庭造像的精致，而面相丰满端正、躯体浑厚圆润、衣纹流畅自然等这些盛唐雍容华贵遗风尚存，托举佛像莲花座的腾龙张牙舞爪、身躯扭结、绕柱而上的形象凸显了皇室造像的张扬。有龙柱的佛像，为首次发现
商 戈父丁簋 敞口，卷唇，深弧腹兽首耳。口沿下饰雷纹，前后中央各1浮雕兽首，腹、足各饰乳钉纹、雷纹、鸟纹。腹铭3字“戈父丁”，系戈氏为父丁所作之器。
战国，龟鱼纹方盘，通高22.5cm，长73.2cm，宽45.2cm，重23.5kg。 盘作长方体，口沿外翻，浅腹，平底，四兽首衔环，底部铸有四兽形足。口沿饰蟠螭纹，内底饰龟鱼戏水图案，内壁饰曲带纹，外壁饰云纹及浮雕怪兽。 龟鱼纹方盘原为清宫旧藏器，形体巨大，铸造精湛，以其瑰丽雄奇的纹饰与造型见称，其工细瑰丽的盘体龟鱼纹与蓄势待发的四立体兽形足相得益彰，是战国青铜盘中罕见的佳作。
年代：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文物尺寸：长宽均76厘米，高63.6厘米 出土年代及地点：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 鉴赏要点 鉴作外套，缶在其中，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 铜冰鉴整体为方鉴内套方形的缶的形式，上有镂孔盖，盖身正中有方形孔，正好套住方壶口。 方形的缶有盖，溜肩，下腹内收，底部有带穿的方足。方鉴底部与方形的缶方足穿眼相应部位安有弯形栓钩，正好插入壶足穿眼，把壶稳定住。其中一只栓钩还装有倒钩，栓钩插入后，倒钩自动倒下卡紧，使壶不能摇动。该鉴腹部和四角有8个龙形耳，龙头顶承8块接檐式铜饰，四足作兽形，四周外口沿均饰以镂雕或浮雕勾连云纹、蟠螭，异常精美。 若将上面的盖子拿开，俯视它的形状如同一个“回”字。这好比今天的暖水壶，有个外壳，还有个内胆。不同的是暖水壶的外壳和内胆之间距离很小，而这冰鉴的外壳和方壶之间则是个很大的空间。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巧妙机关是极少数专业人员才能看到的：那就是在鉴底内层和壶底相接的部位，有呈品字形的三个弯钩，其中一个弯钩带有可以活动的倒钩。而方壶壶身外侧近壶底部分有三个长方形榫眼，当方壶放入鉴中即将触及底部时，便会同时触动活动弯钩，一待方壶落到铜鉴底部，那三个长方形榫眼恰好与铜鉴的三个弯钩相套合，其中的活动弯钩也自动倒下，从而使壶身稳定不移。若要从铜鉴中取出方壶，则需将活动弯钩搬起。 当时的酒是米酒，存放时间一长，便发酵过度而变味。该鉴使用时壶内装酒，在鉴内放入冰块，可使酒凉，阻止它的发酵变味。该鉴出土时带有长柄的铜勺，是舀酒的用具。 在我国古代，人们就发明了食物防腐保鲜的方法。《诗经》中就有奴隶们冬日凿冰储藏，供贵族们夏季饮用的记载。古籍《周礼》记载“祭祀共冰鉴”。“鉴”其实就是个盒子，里头放冰，再将食物放在冰的中间，起到对食物防腐保鲜的作用。由此可见，鉴是我国的冰箱之祖了。 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在继承商周以来的中原青铜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创新。铜冰鉴便是曾侯乙墓青铜器中的代表器物，集中表现了曾侯乙墓青铜器新颖、奇特、精美的特征。 铜冰鉴的四足是四只动感很强，稳健有力的龙首兽身的怪兽。四个龙头向外伸张，兽身则以后肢蹬地作匍匐状。整个兽形看起来好像正在努力向上支撑铜冰鉴的全部重量。鉴身为方形，其四面、四角一共有八个龙耳，作拱曲攀伏状。这些龙的尾部都有小龙缠绕，还有两朵五瓣的小花点缀其上。 在中国古代，人们喜欢温酒，温酒不伤脾胃。夏季也嗜喝冷酒，冷酒可以避酷暑。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楚墓出土的铜冰鉴，是一件双层器，方鉴内套有一方壶。夏季，鉴、壶壁之间可以装冰，壶内装酒，冰可使酒凉。当然亦可以在鉴腹内加入温水，使缶内的美酒迅速增温，成为冬天时饮用的温酒。这“冰箱”还是无氟的，冷暖两用的，完全绿色的。可以说，铜冰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最原始的绿色冰箱，是一个构思精巧，实用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青铜器物，也是迄今发现的部分采用失蜡法铸造的较早的典范作品 奥运会开幕式上亮过相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2008尊高科技缶(fǒu)就是以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铜冰鉴为原形设计的。从缶的发展演化来看，奥运会开幕式上运用的“缶”与“缶”的原貌有着一定的差别。不过从现场效果来看，集合了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是很出彩的。尤其是以缶面灯光打出数字倒计时，有神来之笔的味道。 开幕式上气势恢宏的2008人的缶阵，听声音很像是在敲鼓，而这种乐器的形制，则源于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鉴缶。中国古代“八音分类法”，按材质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八类。作为中国古代土乐器的缶，其音绝不会与作为革乐器的鼓雷同，而其形制也与上述铜鉴缶完全不同。“鉴缶”不是缶，古乐文献中亦未见有“缶阵”的记载。 作为古乐器的缶，究竟是什么模样呢？近年的考古发现已经给出了答案。在2004年无锡鸿山的越国贵族墓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大墓甬道壁龛中发现了由五百多件组合乐器组成的陪葬坑，其中有三件盆状的青瓷乐器。经功能分类和专家认定，这便是秦王渑(miǎn)池会上被迫一击的“缶”。这三件青瓷缶口径40厘米，高24.2厘米，内外施青黄色釉，口沿和上腹部饰细蟠虺纹，两兽首状宽耳，另两侧有一对称的蜥蜴匍匐在口沿，蜥蜴的两前肢攀在沿上，口衔缶沿，造型夸张生动。“缶阵”中那2008件乐器的原型--曾侯乙铜鉴缶，实为组合器，是由青铜鉴和青铜缶套合而成。外套为鉴，缶在其中，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有专家将其称为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古“冰箱”(当然也应是“暖箱”)。这种特制的青铜酒器，无论从形制到材质，都与陶土乐器“缶”风马牛不相及。
牛虎铜案于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第24号墓坑中发掘出来的战国时期青铜器。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牛虎案就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因牛牲居祭祀“三牲”中首位。虎在滇文化中具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为崇拜之对象。 青铜器牛虎铜案是云南古代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原件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于1995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江川县博物馆存有牛虎铜案的青铜复制品，馆前竖有牛虎铜案的大型雕塑，省内已开发出多种材料的牛虎铜案工艺品系列。 特征细节： 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 高43cm；长76cm 此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隋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西汉 鎏金透雕蟠龙熏炉 此器为焚香熏炉。深腹透雕,器座作蟠龙形。炉顶立一朱雀，口沿饰两虎两羊，各具神态。整个容器另有一层内套，可容香料。盖作双层透雕，以散发香气
元 不动金刚像 黄铜，通高26cm。 不动金刚据言为大日如来的忿怒显化，以降伏魔障，护持佛法。其造型为右手上举，握持长剑横于脑后，左手竖食指、小指，屈中指结期克手印持套索，弓步立姿。 此尊不动金刚像红发如日轮，中间有二蛇交缠，头戴五叶冠，冠叶短小疏散，发髻后左右横出发插，是为藏西地区造像特征之一。像胸前佩璎珞，戴臂钏，以盘蛇为手镯、足镯，装饰朴拙简洁。不动金刚大腹圆突，下身着短裙，裙上阴刻旋草纹，是藏西13世纪造像上就已出现的传统装饰性纹样。像右腿弓步而立，双腿蹬踏有力，足下卧伏象面神。莲座莲瓣丰满肥厚，其尖稍卷，上沿饰连珠，下部略外扩，此为东印度帕拉风格造像中的常见形制。像身系原清宫黄签记：“大利益梵铜俐玛……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初一日收……”(原签残损)等字，可知此像为乾隆时进献于朝廷的。
利簋(gui，音轨)【西周·青铜器】 档案：【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千克】西周武王时期铸造，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南罗村出土，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在此次“国家宝藏”展览中，有一件遍体绿锈的圆形双耳方座铜簋，这件国宝解开了千古谜团。 簋是一种古代食器，用来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犹如现在的饭盆。在祭祀或宴享时，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和鼎配套使用，供奉在神坛上祭祀祖先上帝。 该器最有价值的是腹内底部铸的铭文，4行32字铭文，铭文很简略：“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施公宝尊彝。” 翻译成现代白话，意思是：“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的早晨，一番厮杀打败了敌人，到晚上占领了商都。第八天辛未日，武王在闌师(地名)赏赐了右史(官职)利(人名)一些铜，用来为施公(可能是利的父或祖)铸造了这件铜器。” 由于簋的主人是利，所以被称为利簋。又因为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史实，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它是目前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其价值与意义非凡，誉之为价值连城都似嫌太轻。 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现在从利簋铭文可知，武王克商就在“甲子日”。 1996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家们通过分析研究史料、对相关遗物进行碳14测定，同时根据天文现象推算等艰苦细致地考证研究之后，得出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这一天正是甲子日，和利簋铭文的记载完美吻合
元前2世纪 高16、口径45.4厘米 1994-1995年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铜烤炉圆形，平澡，平底，腹部饰有四个兽首衔环铺首，器下部带有三个兽蹄足。烤炉是汉代常用的烤制肉食的器具。
周 古父己卣 此卣卣体作直筒形，有盖和提梁，形式与一般卣作椭圆形体的完全不同，在商代还找不到确切的祖型。此器颈部及圈足各饰分体龙纹，盖面及腹部是浮雕的大牛头，牛角翘起突出器表，巨晴凝视，有神秘感
兽葡萄纹镜，唐，面径11.9cm。 铜镜圆形，厚重，质地泛白，以高浮雕葡萄纹为主题纹饰，间饰海兽、鸟雀、蜂蝶、花草等图案，华丽而繁缛。其构图方式分作内外两圈，由于葡萄及长瓣花之枝蔓由内圈连亘于外圈，甚至延及外缘，故世人亦称此种铜镜为“过梁葡萄纹镜”。此唐镜兽形钮，镜外缘为高直的窄线棱边
武猛校尉"印，魏，印面2.5×2.5cm，通高2.7cm。印银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为魏晋时期的官印。武猛校尉，武官名，始见于汉末三国之际。《三国志·魏书十八》载："韦既壮武，其所将皆选卒，每战斗，常先登陷阵，迁为校尉。"典韦被曹操"引至左右，将亲兵"。所以武猛校尉所统不仅是军中的精锐，并会被选为亲军宿卫之用。三国中吴国的潘璋亦任此职。晋沿置。武猛校尉为当时诸校尉之一，地位等级属中级武吏。银质官印实物较为少见，此印铸造精良，是此时期官印中的精品
西汉 朱雀灯 通高30厘米，盘径19厘米。 1968年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 朱雀昂首翘尾，脚踏蟠龙，口衔灯盘，作展翅欲飞状。灯盘为环状凹槽，内分三格，各有烛扦一个。灯座为一蟠龙，龙首昂起。因制作时铅的比例较大，所以灯体异常稳重
唐 鎏金蔓草纹八棱银杯 1982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纬十街电车二场工地出土 高5.9厘米，口径7.2厘米，重121克(来源：中华鉴宝)
战国前期，轮内戈，长37cm，宽12.2cm，重0.5kg。 此戈曲首，内后有轮，轮前有一圆孔，圆孔上下一面饰一龙一虎，另一面饰二蛇，近轮处饰一龟纹。 此戈造型别致，工艺考究，它不是一件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物主身份和地位的仪仗用兵器。
铜镜为照容用具.所谓"四灵"即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星宿，为汉人崇拜的神灵。此镜内为内向八曲连弧纹，外区将纹饰分为四组，分饰四灵及熊鸟等禽兽图象
大方鼎
古方尊
大爵杯
军兵器以弓弩为主，弓弩兵在宋军中占六成以上。 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所以宋朝时衡量一个人的武艺，都是以臂力作为第一标准的，即看能挽开多少斗的弓。当时士卒挽弓的最高记录是270宋斤(一宋斤约合1。2市斤)。这是春秋时代士卒挽弓力的几倍。而一些勇将则更加惊人，岳飞和韩世宗都可挽300宋斤的弓。不过战时根本用不到这么重的弓。倒是应该兼顾准确性，这一点宋军非常不重视。 下面主要谈谈宋军的弩。弓是步骑通用的，而弩只能步兵使用。因为弩一般要用脚力张开弩，故射程也远。但弩的射击频率较低，从敌骑兵进入射程到短兵相接，只能发弩三。四次。所以宋军有时会设张弩人，进弩人，发弩人，来减短发箭间歇。 宋军的弩种类很多，突出的有两种。一为床子弩，二为神臂弓。 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是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往往要几十人拉弓才可拉开。射程可达500米，确实当时的远程武器。檀渊之盟前夕，契丹大将萧达览即是中了床子弩箭阵亡的，使契丹士气大挫。 神臂弓其实也是一种弩，装有机关，但可由一人发射，射程也可达370多米，且可贯穿重甲，令金军胆寒。 恩格斯说，14。15世纪英国步兵使用的大弓可射200码远，是当时"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然而它的射程贯穿力和床子弩和神臂弓比起来还差的远。 临敌时，宋军一般都是刀枪居前，弓弩在后，这是接近实战要求的。当敌接近至300米时，令一神臂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神臂弓手俱发。敌接近至200米时，令一平射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平射弓手俱发。当敌至拒马，则枪兵与之肉搏。 宋朝为制造弓弩，设有专门的机构。官营的兵器工场规模颇大。北宋前期，弓弩院，造箭院各有有工匠一千多人。平均一人一日可造弓一张，或造箭三十枝。但在腐败的官僚管理下，弓弩质量较差。神宗曾随意抽取三张弓检查，没有一张弓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宋朝的兵器工厂没有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而金朝的兵器工厂制造的兵器上都刻有监造官的姓名，如有质量问题，即可捉拿查办。所以质量较有保证。
散氏盘 西周晚期（Ca.9th－8th centuries B.C.） 散氏盘高：20.6公分 腹深：9.8公分 口径：54.6公分 底径：41.4公分 重：21312 g 铭文：19行 357字 早在商朝中期，青铜器上便已出现铭文，比甲骨文的时代还早。但是在西周之後，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才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纪录在青铜器上。 散氏盘在康熙年间出土，嘉庆年间被进贡上京，作为庆贺嘉庆皇帝寿辰的贺礼，从此成为皇室收藏。盘上的铭文共 357 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於今日 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 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 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散氏盘 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 ，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
西周 叔仓父盨 盨是盛稻米的饭器。它的盖上有四个突起物，翻过来可作为盆使用，两侧有附耳，盖与器浑然成为一体，腹下置四个象鼻形足，通体作横条平行沟纹，朴素简洁，器盖同铭六字"叔仓父作宝盨
错银鎏金壶 错银鎏金壶，战国时期楚国青铜盛器。上世纪70年代在安徽巢湖湖滨出土，土埋水浸历时两千余年，仍然闪耀着夺目的金辉。这是一件放射异彩的楚器精品，世所少见，有着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该壶通高28.5厘米。造型特征为扁圆形，直筒颈，圆口有盖，盖正中置固定半环形钮。肩部有对称的衔环，底为长方形圈足。视觉上给人以稳重感。花纹特征为繁复错银图案，褐地白纹，效果强烈。花纹上下伸展，左右对称，和谐统一，浑然一体。壶盖、口沿和圈足，均鎏上一层黄灿灿的金色，与壶体银白纹样交相辉映，色调格外和谐富丽。古代盛酒的壶从商朝一直使用到汉代，形式多样，主要形体是圆壶和方壶，扁式壶很少见。像这种错银鎏金、新颖轻巧美观的扁壶，更是少有。它既便于军旅外出时携带，又是日常生活使用的别致酒器，表现出楚国工匠的匠心独运。 错金银铜器的工艺，即金加银而后磨错，称为错金银。这是随着铁工具的出现，才促成铜器工艺有所发展。错金银制作过程，大概分为铸器、錾槽、镶嵌、错磨四个阶段，工艺严谨。鎏金，就是把金溶解于汞中，制成浓稠状金汞剂，也即金汞合金，然后涂在铜器表面，经过烘烤，汞被蒸发，金便留在器物上。远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创造了在银器和青铜器表面鎏金的技术。此后代代相传，一直在金属工艺中放射异彩。那么，这件放射异彩的楚国酒壶是怎么被埋于巢湖边的呢？有可能是与吴楚两国发生的一场战争有关。 巢湖，地处安徽长江北岸，春秋战国时属吴头楚尾，吴、楚两国之间常有战争发生。有一次发生战争的起因非常简单：吴国边境有个小镇叫卑梁，这里和楚国边境小镇钟离接壤。一天，吴国的一个小孩子采桑叶和楚国摘桑果的孩子吵了起来，并发生打斗。楚国这个小镇子却跑来许多人打进了卑梁，还杀了不少人。这事传到吴王那里，他大为恼火，觉得楚国太欺负人，就派兵去打楚军。战国时期的事就这么怪，一场小孩子之间的小吵小闹，竟然发展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大战。浩浩荡荡的吴国大军开赴边境，结果一举扫灭了钟离和居巢(今安徽省巢湖市一带)地方的楚军，并且直逼楚国腹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军害怕，急忙撤军。 那么，这件错银鎏金壶是否就是因为这场战争楚军丢弃的呢？那也不一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楚国在安徽建都19年，经历4个国王。在江淮大地曾出土数以百计楚国铜壶中，像这种既错银又鎏金、小巧轻便、美丽实用、放射异彩的军旅之器——铜扁壶，也只有这么一件，弥足珍贵。
鹿鼎》
四羊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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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午鼎是以鼎主人而命名。“鼎是礼器之首，只要刻了名字的鼎，一般不会送人，且会随着主人下葬。”赵世纲说，淅川2号墓出土的列鼎内均有铭文，“王子午铸铜鼎，以祭先祖文王，进行盟祀，我施德政于民，因而受到尊重，望子孙后代以此为准则。”正是这段铭文不仅解开了鼎的主人之谜，而且印证了《左传》中被多次提及的春秋五霸之一，并“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午确有其人。 史载王子午字子庚，是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的弟弟。他曾任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令尹(相当于总理)等重职。史上记载了两件事说明王子午是个重要人物
建武二十一年斛，通高41cm，高33cm，口径33.5cm，盘径57.5cm。 器分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斛有盖，盖中央饰四瓣叶纹，外围饰两周宽带纹，其内圈宽带纹上原饰有三只鸟，现已残失。斛身饰四周宽带纹，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斛和承盘下各具三熊足，上嵌杂色宝石，现多数已失。 承盘口沿下铸铭文1行62字： 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涷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荫、椽巡、令史郧主。 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四川成都一带的铜工制造机构西工为皇帝作了一个带承盘的量器--斛，以雕刻的蹲熊为足，上面有青碧和玫瑰色的装饰物。铜承盘直径为二尺二寸。这件斛是由铜工的金银涂工崇、雕镂之工业、冶炼之工康、总成之工业四位工匠具体制造的，而由上级派来的护工卒史郓和本郡的长(指郡县的主要官员)汜、丞(指郡县的辅助官员)荫、椽(指郡县的佐治官员)巡、令史郧各位长官主持制造。以上涂、雕、涷、造为四个铜工工种，崇、业、康、业是四个工匠之名，他们四人是该器的制造者，因此，铭文称“造”。恽、汜、巡、郧则是各官员之名，这四个人是该器的主造者，因此，称“主”。 铭文反映蜀郡工官为皇帝制造铜器分主造和制造两级，也反映了当时铜器制作分工很细以及“物勒工名”的制度。 斛为量器。铜量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目前所知以战国、秦、汉器物为多。此器的上半部分，以前有学者称为奁，认为已失去了量谷物的本义。其实这种桶形的斛，在新莽时就已出现。东汉光武帝的建武年与王莽政权几乎相衔接(中隔“更始”两年)，从器型发展的连贯性来看，建武廿一年仍采用桶形斛，实不足为奇。
通高24厘米。 1982年盱眙南窑庄出土。 身错金银，络套由长龙和梅花组成，中上部有一横箍，交替出兽首衔环和立兽各四个。壶的口沿内侧、圈足内外侧皆刻有铭文。
春秋 龙虎四环铜鼓座 残高29厘米、直径80厘米。 1980年安徽省舒城县孔集出土。 口沿作虎首和龙盘绕一周。虎竖耳，怒目圆睁，张口作吼啸状。龙独角上翘。器身满饰蟠虺纹。外壁饰四个衔环铺首，并铸有铭文两周，上周约98字，下周约52字。因锈蚀严重，难以辨认通读
通高27厘米、口径24厘米。 1974年安徽省六安县孙家岗出土。 圆口厚唇，双耳外侈。鼓腹，圜底。平盖，中央置半环形纽。盖面饰兽首纹一周(有作波纹)。腹上部饰蟠虺纹，下部饰蝉纹，并隔以扉棱。
战国 铸客盉，通高21.9cm，重3.52kg。 盉圆体，鼓腹，有流，流作兽首形，三铁铸短足，有盖，有梁，梁两端饰兽首，梁与盖之间以二铁环相连。盖、腹上部饰细羽状纹。 盖外侧、器口旁各有刻划对铭1行7字： 铸客为集为之。 铭文大意：外方冶铸匠人为供王之饮食酒馔的机构做此盉。 此盉为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来源：故宫博物院
通高18.6厘米、长23厘米。 1968年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灯作卧羊形。羊昂首，双角卷曲，身躯浑圆，短尾。羊背和身躯分铸，颈后置活纽，可将羊背向上翻开，平放于羊头上作为灯盘。灯盘为椭圆形，子口，一端有小流嘴。羊腹中空，用以储油，出土时腹腔内残留有含油脂成分的白色沉积物。
唐 鎏金伎乐八棱银杯 高6.6，口径7厘米。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 侈口、环底、喇叭形圈足、环柄，柄上饰有两胡人头像。器身八棱，共饰有手拿乐器的胡人乐伎八人。浇铸成型，鱼子纹地，地纹及人物细部采用平錾手法
战国 透空交龙纹镜 直径10.2厘米 重150克 镜背有玲珑透空的十五条龙交错穿行，十条龙之首咬住镜的边缘，五条龙的头咬住镜钮。在只有33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形成了繁密复杂的透空交龙纹饰
金铜释迦牟尼佛说法像 年代：唐五代 尺寸：通高68厘米 此像出土于雷峰塔地宫，高肉髻，螺发。面相方圆，眉目修长，双目微睁，眉间有白毫，双耳垂肩，颈部饰三道蚕纹。身穿双领下垂袈裟，下摆披覆莲座上，内着僧祗支，帛带于胸前横系打结。左手抚膝，右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双层莲瓣包围的莲台上。莲座下有盘龙柱及镂空壸门双层须弥座、方床。盘龙绕柱而上，托举莲花座，柱嵌插在须弥座上。须弥座每层侧面各开两个火焰式壸门。方床正面开三个火焰式壸门，侧面各开两个火焰式壸门。方床上前部两端各有插孔，原有插件已无。像身后是镂空火焰纹大背光，头光为圆轮状，身两侧镂空。龙在中国是尊严与荣耀的象征，而在佛教中龙是护持佛法的善神，为天龙八部之一。静谧的佛、张扬的龙、升腾的烈焰，三者的精妙组合成就了一件艺术佳作。这尊雷峰塔地宫标志性的佛教造像历经千年虽已锈迹斑驳，仍依稀可见宫庭造像的精致，而面相丰满端正、躯体浑厚圆润、衣纹流畅自然等这些盛唐雍容华贵遗风尚存，托举佛像莲花座的腾龙张牙舞爪、身躯扭结、绕柱而上的形象凸显了皇室造像的张扬。有龙柱的佛像，为首次发现
商 戈父丁簋 敞口，卷唇，深弧腹兽首耳。口沿下饰雷纹，前后中央各1浮雕兽首，腹、足各饰乳钉纹、雷纹、鸟纹。腹铭3字“戈父丁”，系戈氏为父丁所作之器。
战国，龟鱼纹方盘，通高22.5cm，长73.2cm，宽45.2cm，重23.5kg。 盘作长方体，口沿外翻，浅腹，平底，四兽首衔环，底部铸有四兽形足。口沿饰蟠螭纹，内底饰龟鱼戏水图案，内壁饰曲带纹，外壁饰云纹及浮雕怪兽。 龟鱼纹方盘原为清宫旧藏器，形体巨大，铸造精湛，以其瑰丽雄奇的纹饰与造型见称，其工细瑰丽的盘体龟鱼纹与蓄势待发的四立体兽形足相得益彰，是战国青铜盘中罕见的佳作。
年代：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文物尺寸：长宽均76厘米，高63.6厘米 出土年代及地点：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 鉴赏要点 鉴作外套，缶在其中，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 铜冰鉴整体为方鉴内套方形的缶的形式，上有镂孔盖，盖身正中有方形孔，正好套住方壶口。 方形的缶有盖，溜肩，下腹内收，底部有带穿的方足。方鉴底部与方形的缶方足穿眼相应部位安有弯形栓钩，正好插入壶足穿眼，把壶稳定住。其中一只栓钩还装有倒钩，栓钩插入后，倒钩自动倒下卡紧，使壶不能摇动。该鉴腹部和四角有8个龙形耳，龙头顶承8块接檐式铜饰，四足作兽形，四周外口沿均饰以镂雕或浮雕勾连云纹、蟠螭，异常精美。 若将上面的盖子拿开，俯视它的形状如同一个“回”字。这好比今天的暖水壶，有个外壳，还有个内胆。不同的是暖水壶的外壳和内胆之间距离很小，而这冰鉴的外壳和方壶之间则是个很大的空间。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巧妙机关是极少数专业人员才能看到的：那就是在鉴底内层和壶底相接的部位，有呈品字形的三个弯钩，其中一个弯钩带有可以活动的倒钩。而方壶壶身外侧近壶底部分有三个长方形榫眼，当方壶放入鉴中即将触及底部时，便会同时触动活动弯钩，一待方壶落到铜鉴底部，那三个长方形榫眼恰好与铜鉴的三个弯钩相套合，其中的活动弯钩也自动倒下，从而使壶身稳定不移。若要从铜鉴中取出方壶，则需将活动弯钩搬起。 当时的酒是米酒，存放时间一长，便发酵过度而变味。该鉴使用时壶内装酒，在鉴内放入冰块，可使酒凉，阻止它的发酵变味。该鉴出土时带有长柄的铜勺，是舀酒的用具。 在我国古代，人们就发明了食物防腐保鲜的方法。《诗经》中就有奴隶们冬日凿冰储藏，供贵族们夏季饮用的记载。古籍《周礼》记载“祭祀共冰鉴”。“鉴”其实就是个盒子，里头放冰，再将食物放在冰的中间，起到对食物防腐保鲜的作用。由此可见，鉴是我国的冰箱之祖了。 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在继承商周以来的中原青铜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创新。铜冰鉴便是曾侯乙墓青铜器中的代表器物，集中表现了曾侯乙墓青铜器新颖、奇特、精美的特征。 铜冰鉴的四足是四只动感很强，稳健有力的龙首兽身的怪兽。四个龙头向外伸张，兽身则以后肢蹬地作匍匐状。整个兽形看起来好像正在努力向上支撑铜冰鉴的全部重量。鉴身为方形，其四面、四角一共有八个龙耳，作拱曲攀伏状。这些龙的尾部都有小龙缠绕，还有两朵五瓣的小花点缀其上。 在中国古代，人们喜欢温酒，温酒不伤脾胃。夏季也嗜喝冷酒，冷酒可以避酷暑。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楚墓出土的铜冰鉴，是一件双层器，方鉴内套有一方壶。夏季，鉴、壶壁之间可以装冰，壶内装酒，冰可使酒凉。当然亦可以在鉴腹内加入温水，使缶内的美酒迅速增温，成为冬天时饮用的温酒。这“冰箱”还是无氟的，冷暖两用的，完全绿色的。可以说，铜冰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最原始的绿色冰箱，是一个构思精巧，实用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青铜器物，也是迄今发现的部分采用失蜡法铸造的较早的典范作品 奥运会开幕式上亮过相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2008尊高科技缶(fǒu)就是以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件铜冰鉴为原形设计的。从缶的发展演化来看，奥运会开幕式上运用的“缶”与“缶”的原貌有着一定的差别。不过从现场效果来看，集合了声光电高科技的缶阵，效果是很出彩的。尤其是以缶面灯光打出数字倒计时，有神来之笔的味道。 开幕式上气势恢宏的2008人的缶阵，听声音很像是在敲鼓，而这种乐器的形制，则源于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鉴缶。中国古代“八音分类法”，按材质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八类。作为中国古代土乐器的缶，其音绝不会与作为革乐器的鼓雷同，而其形制也与上述铜鉴缶完全不同。“鉴缶”不是缶，古乐文献中亦未见有“缶阵”的记载。 作为古乐器的缶，究竟是什么模样呢？近年的考古发现已经给出了答案。在2004年无锡鸿山的越国贵族墓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大墓甬道壁龛中发现了由五百多件组合乐器组成的陪葬坑，其中有三件盆状的青瓷乐器。经功能分类和专家认定，这便是秦王渑(miǎn)池会上被迫一击的“缶”。这三件青瓷缶口径40厘米，高24.2厘米，内外施青黄色釉，口沿和上腹部饰细蟠虺纹，两兽首状宽耳，另两侧有一对称的蜥蜴匍匐在口沿，蜥蜴的两前肢攀在沿上，口衔缶沿，造型夸张生动。“缶阵”中那2008件乐器的原型--曾侯乙铜鉴缶，实为组合器，是由青铜鉴和青铜缶套合而成。外套为鉴，缶在其中，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有专家将其称为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古“冰箱”(当然也应是“暖箱”)。这种特制的青铜酒器，无论从形制到材质，都与陶土乐器“缶”风马牛不相及。
牛虎铜案于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第24号墓坑中发掘出来的战国时期青铜器。案又称“俎”，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牛虎案就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因牛牲居祭祀“三牲”中首位。虎在滇文化中具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为崇拜之对象。 青铜器牛虎铜案是云南古代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原件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于1995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江川县博物馆存有牛虎铜案的青铜复制品，馆前竖有牛虎铜案的大型雕塑，省内已开发出多种材料的牛虎铜案工艺品系列。 特征细节： 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 高43cm；长76cm 此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隋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西汉 鎏金透雕蟠龙熏炉 此器为焚香熏炉。深腹透雕,器座作蟠龙形。炉顶立一朱雀，口沿饰两虎两羊，各具神态。整个容器另有一层内套，可容香料。盖作双层透雕，以散发香气
元 不动金刚像 黄铜，通高26cm。 不动金刚据言为大日如来的忿怒显化，以降伏魔障，护持佛法。其造型为右手上举，握持长剑横于脑后，左手竖食指、小指，屈中指结期克手印持套索，弓步立姿。 此尊不动金刚像红发如日轮，中间有二蛇交缠，头戴五叶冠，冠叶短小疏散，发髻后左右横出发插，是为藏西地区造像特征之一。像胸前佩璎珞，戴臂钏，以盘蛇为手镯、足镯，装饰朴拙简洁。不动金刚大腹圆突，下身着短裙，裙上阴刻旋草纹，是藏西13世纪造像上就已出现的传统装饰性纹样。像右腿弓步而立，双腿蹬踏有力，足下卧伏象面神。莲座莲瓣丰满肥厚，其尖稍卷，上沿饰连珠，下部略外扩，此为东印度帕拉风格造像中的常见形制。像身系原清宫黄签记：“大利益梵铜俐玛……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初一日收……”(原签残损)等字，可知此像为乾隆时进献于朝廷的。
利簋(gui，音轨)【西周·青铜器】 档案：【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千克】西周武王时期铸造，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南罗村出土，现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在此次“国家宝藏”展览中，有一件遍体绿锈的圆形双耳方座铜簋，这件国宝解开了千古谜团。 簋是一种古代食器，用来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犹如现在的饭盆。在祭祀或宴享时，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和鼎配套使用，供奉在神坛上祭祀祖先上帝。 该器最有价值的是腹内底部铸的铭文，4行32字铭文，铭文很简略：“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施公宝尊彝。” 翻译成现代白话，意思是：“武王征伐商，在甲子日的早晨，一番厮杀打败了敌人，到晚上占领了商都。第八天辛未日，武王在闌师(地名)赏赐了右史(官职)利(人名)一些铜，用来为施公(可能是利的父或祖)铸造了这件铜器。” 由于簋的主人是利，所以被称为利簋。又因为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史实，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它是目前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其价值与意义非凡，誉之为价值连城都似嫌太轻。 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现在从利簋铭文可知，武王克商就在“甲子日”。 1996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家们通过分析研究史料、对相关遗物进行碳14测定，同时根据天文现象推算等艰苦细致地考证研究之后，得出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这一天正是甲子日，和利簋铭文的记载完美吻合
元前2世纪 高16、口径45.4厘米 1994-1995年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铜烤炉圆形，平澡，平底，腹部饰有四个兽首衔环铺首，器下部带有三个兽蹄足。烤炉是汉代常用的烤制肉食的器具。
周 古父己卣 此卣卣体作直筒形，有盖和提梁，形式与一般卣作椭圆形体的完全不同，在商代还找不到确切的祖型。此器颈部及圈足各饰分体龙纹，盖面及腹部是浮雕的大牛头，牛角翘起突出器表，巨晴凝视，有神秘感
兽葡萄纹镜，唐，面径11.9cm。 铜镜圆形，厚重，质地泛白，以高浮雕葡萄纹为主题纹饰，间饰海兽、鸟雀、蜂蝶、花草等图案，华丽而繁缛。其构图方式分作内外两圈，由于葡萄及长瓣花之枝蔓由内圈连亘于外圈，甚至延及外缘，故世人亦称此种铜镜为“过梁葡萄纹镜”。此唐镜兽形钮，镜外缘为高直的窄线棱边
武猛校尉"印，魏，印面2.5×2.5cm，通高2.7cm。印银铸，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此为魏晋时期的官印。武猛校尉，武官名，始见于汉末三国之际。《三国志·魏书十八》载："韦既壮武，其所将皆选卒，每战斗，常先登陷阵，迁为校尉。"典韦被曹操"引至左右，将亲兵"。所以武猛校尉所统不仅是军中的精锐，并会被选为亲军宿卫之用。三国中吴国的潘璋亦任此职。晋沿置。武猛校尉为当时诸校尉之一，地位等级属中级武吏。银质官印实物较为少见，此印铸造精良，是此时期官印中的精品
西汉 朱雀灯 通高30厘米，盘径19厘米。 1968年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 朱雀昂首翘尾，脚踏蟠龙，口衔灯盘，作展翅欲飞状。灯盘为环状凹槽，内分三格，各有烛扦一个。灯座为一蟠龙，龙首昂起。因制作时铅的比例较大，所以灯体异常稳重
唐 鎏金蔓草纹八棱银杯 1982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纬十街电车二场工地出土 高5.9厘米，口径7.2厘米，重121克(来源：中华鉴宝)
战国前期，轮内戈，长37cm，宽12.2cm，重0.5kg。 此戈曲首，内后有轮，轮前有一圆孔，圆孔上下一面饰一龙一虎，另一面饰二蛇，近轮处饰一龟纹。 此戈造型别致，工艺考究，它不是一件普通的兵器，而是象征物主身份和地位的仪仗用兵器。
铜镜为照容用具.所谓"四灵"即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星宿，为汉人崇拜的神灵。此镜内为内向八曲连弧纹，外区将纹饰分为四组，分饰四灵及熊鸟等禽兽图象
大方鼎
古方尊
大爵杯
军兵器以弓弩为主，弓弩兵在宋军中占六成以上。 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所以宋朝时衡量一个人的武艺，都是以臂力作为第一标准的，即看能挽开多少斗的弓。当时士卒挽弓的最高记录是270宋斤(一宋斤约合1。2市斤)。这是春秋时代士卒挽弓力的几倍。而一些勇将则更加惊人，岳飞和韩世宗都可挽300宋斤的弓。不过战时根本用不到这么重的弓。倒是应该兼顾准确性，这一点宋军非常不重视。 下面主要谈谈宋军的弩。弓是步骑通用的，而弩只能步兵使用。因为弩一般要用脚力张开弩，故射程也远。但弩的射击频率较低，从敌骑兵进入射程到短兵相接，只能发弩三。四次。所以宋军有时会设张弩人，进弩人，发弩人，来减短发箭间歇。 宋军的弩种类很多，突出的有两种。一为床子弩，二为神臂弓。 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是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往往要几十人拉弓才可拉开。射程可达500米，确实当时的远程武器。檀渊之盟前夕，契丹大将萧达览即是中了床子弩箭阵亡的，使契丹士气大挫。 神臂弓其实也是一种弩，装有机关，但可由一人发射，射程也可达370多米，且可贯穿重甲，令金军胆寒。 恩格斯说，14。15世纪英国步兵使用的大弓可射200码远，是当时"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然而它的射程贯穿力和床子弩和神臂弓比起来还差的远。 临敌时，宋军一般都是刀枪居前，弓弩在后，这是接近实战要求的。当敌接近至300米时，令一神臂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神臂弓手俱发。敌接近至200米时，令一平射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平射弓手俱发。当敌至拒马，则枪兵与之肉搏。 宋朝为制造弓弩，设有专门的机构。官营的兵器工场规模颇大。北宋前期，弓弩院，造箭院各有有工匠一千多人。平均一人一日可造弓一张，或造箭三十枝。但在腐败的官僚管理下，弓弩质量较差。神宗曾随意抽取三张弓检查，没有一张弓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宋朝的兵器工厂没有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而金朝的兵器工厂制造的兵器上都刻有监造官的姓名，如有质量问题，即可捉拿查办。所以质量较有保证。
散氏盘 西周晚期（Ca.9th－8th centuries B.C.） 散氏盘高：20.6公分 腹深：9.8公分 口径：54.6公分 底径：41.4公分 重：21312 g 铭文：19行 357字 早在商朝中期，青铜器上便已出现铭文，比甲骨文的时代还早。但是在西周之後，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才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纪录在青铜器上。 散氏盘在康熙年间出土，嘉庆年间被进贡上京，作为庆贺嘉庆皇帝寿辰的贺礼，从此成为皇室收藏。盘上的铭文共 357 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於今日 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 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 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散氏盘 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 ，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
西周 叔仓父盨 盨是盛稻米的饭器。它的盖上有四个突起物，翻过来可作为盆使用，两侧有附耳，盖与器浑然成为一体，腹下置四个象鼻形足，通体作横条平行沟纹，朴素简洁，器盖同铭六字"叔仓父作宝盨
错银鎏金壶 错银鎏金壶，战国时期楚国青铜盛器。上世纪70年代在安徽巢湖湖滨出土，土埋水浸历时两千余年，仍然闪耀着夺目的金辉。这是一件放射异彩的楚器精品，世所少见，有着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该壶通高28.5厘米。造型特征为扁圆形，直筒颈，圆口有盖，盖正中置固定半环形钮。肩部有对称的衔环，底为长方形圈足。视觉上给人以稳重感。花纹特征为繁复错银图案，褐地白纹，效果强烈。花纹上下伸展，左右对称，和谐统一，浑然一体。壶盖、口沿和圈足，均鎏上一层黄灿灿的金色，与壶体银白纹样交相辉映，色调格外和谐富丽。古代盛酒的壶从商朝一直使用到汉代，形式多样，主要形体是圆壶和方壶，扁式壶很少见。像这种错银鎏金、新颖轻巧美观的扁壶，更是少有。它既便于军旅外出时携带，又是日常生活使用的别致酒器，表现出楚国工匠的匠心独运。 错金银铜器的工艺，即金加银而后磨错，称为错金银。这是随着铁工具的出现，才促成铜器工艺有所发展。错金银制作过程，大概分为铸器、錾槽、镶嵌、错磨四个阶段，工艺严谨。鎏金，就是把金溶解于汞中，制成浓稠状金汞剂，也即金汞合金，然后涂在铜器表面，经过烘烤，汞被蒸发，金便留在器物上。远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创造了在银器和青铜器表面鎏金的技术。此后代代相传，一直在金属工艺中放射异彩。那么，这件放射异彩的楚国酒壶是怎么被埋于巢湖边的呢？有可能是与吴楚两国发生的一场战争有关。 巢湖，地处安徽长江北岸，春秋战国时属吴头楚尾，吴、楚两国之间常有战争发生。有一次发生战争的起因非常简单：吴国边境有个小镇叫卑梁，这里和楚国边境小镇钟离接壤。一天，吴国的一个小孩子采桑叶和楚国摘桑果的孩子吵了起来，并发生打斗。楚国这个小镇子却跑来许多人打进了卑梁，还杀了不少人。这事传到吴王那里，他大为恼火，觉得楚国太欺负人，就派兵去打楚军。战国时期的事就这么怪，一场小孩子之间的小吵小闹，竟然发展成两个国家之间的大战。浩浩荡荡的吴国大军开赴边境，结果一举扫灭了钟离和居巢(今安徽省巢湖市一带)地方的楚军，并且直逼楚国腹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军害怕，急忙撤军。 那么，这件错银鎏金壶是否就是因为这场战争楚军丢弃的呢？那也不一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楚国在安徽建都19年，经历4个国王。在江淮大地曾出土数以百计楚国铜壶中，像这种既错银又鎏金、小巧轻便、美丽实用、放射异彩的军旅之器——铜扁壶，也只有这么一件，弥足珍贵。
鹿鼎》
四羊方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