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透视中国基层社会

作者：王晨丽
2010年10月11日　　来源：正来学堂　　浏览次数：10　　文字大小：【大】【中】【小】写给编辑
摘要：对中国的“深度研究”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如果是在基层社会之上，那么这个“基层社会”又当如何定义？应当如何来研究中国的基层社会？纳日碧力戈教授提到，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纳将做学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描述（description），二是“规导”（prescription），这一点是学者们在研究基层社会时可以借鉴的。接着，他特别指出，在使用国际通用术语研究中国基层社会时，存在着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学者对此要谨慎对待。
2010年9月18日晚，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为“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九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席明纳的主题是“多视角透视中国基层社会”，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教授担任主持。复旦附中的黄玉峰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和参加复旦高研院2009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结项答辩和2010年度入围答辩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理论法学系讲师陈柏峰博士、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唐娟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田璐博士、《学术研究》杂志社李德瑞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讲师王庆明博士、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段颖博士、华中科技大学讲师杨昂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杨华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韩秀义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张一平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聂家昕博士、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刘愿博士、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郭亮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王修晓博士、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讲师邱幼云硕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李艳霞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讲师彭斌博士、德国弗莱堡大学袁剑博士生、广州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伍庆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姚传明博士、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张纯厚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博士、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周云水博士等出席了本期席明纳。
主持人纳日碧力戈教授作了开场发言。他首先向在座学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对中国的“深度研究”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如果是在基层社会之上，那么这个“基层社会”又当如何定义？应当如何来研究中国的基层社会？纳日碧力戈教授提到，英国人类学家盖尔纳将做学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描述（description），二是“规导”（prescription），这一点是学者们在研究基层社会时可以借鉴的。接着，他特别指出，在使用国际通用术语研究中国基层社会时，存在着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学者对此要谨慎对待。接下来，在场学者们由纳日教授的引题出发，各抒己见，开始了探讨与交流。
一．何谓“基层社会”？
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认为，基层社会是普通人操持生计、完成自己一生的最主要空间，是一个民族几千年的蓄水池。它首先是一个物理空间，同时还包括信仰、习俗、观念等不可见的东西。对此，参加本次工作坊答辩的来自德国弗莱堡大学的袁剑博士结合自身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做出了补充。他认为，对于基层的关注不应仅仅限于身边的问题，应该将目光放远，边疆问题亦是基层问题的一种形式。
对于基层社会的定义，在场的复旦学子也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位同学提出，基层，包括所有生活在基层的人，而社会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基层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概念，例如近年来基层社会中“农民工”概念就在不断地演变。另一位同学则指出，在人们给基层社会下定义的时候，就意味着社会被分割为了几个层次，对基层社会的定义与研究也应当关注它与其他层次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西方话语与中国经验
围绕纳日教授提出的中国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术语与中国现实的矛盾统一问题，来自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的张纯厚副教授指出，很多英文文献中直接将“单位”写做“danwei”而非“affiliation”。英文中 的“affiliation”指的是一种附庸关系，中国的“单位”除了附庸关系之外，还涉及到身份、地位、福利待遇、甚至子女就业等一系列内容，二者所指存在很大差异。而“强政府弱社会”中的“强政府”在中国有政治管制较强的含义，西方的“大政府”则更多的是从福利政策和服务的角度提出来的。
高研院研究人员林曦博士认为，今天中国学者面临的问题不是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用多少、怎么用的问题。他指出，维特根斯坦“语言要拿来用、拿来做”的观点为我们开拓了一个二维的思考方式：一定要在具体的情境中来理解语言。林曦博士进一步指出，中国学者在使用语言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解读时，会面临一个“我们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把中国的经验翻译成了可以普遍化、西方化的语言体系来跟世界进行对话”的问题。对此，林曦博士援引了高研院学术顾问古德曼？赫内斯（Gudmund Hernes）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现在发展的一个契机就是将中国经验翻译成为可普遍化的语言，从而与世界上其他学者来进行交流。
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指出，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提倡用中国的话语体系来描述中国现象、避免西方话语的陷阱并不意味着不能使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在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中，可以应用西方的理论模式，但是不能视之为全能、全盘复制，要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更多地关注中国实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陈柏峰博士也发表了其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看法。他认为，学者首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而非西方如何理解自己的研究。如果中国的学者能够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现象做出有效地解释，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科学具备了主体性和自主性；至于在解释过程中使用的是中国的语言体系还是西方的话语模式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西南政法大学的田璐博士结合自身研究提出了在构建本土化理论框架中的一个疑惑——如何来进行概念的提炼？什么样的要素能够构成一个有效的学术概念？对此，孙国东博士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可以学习黄宗智教授、康晓光等学者的做法，有意识地建构一些“中层概念”，自觉追求理论的普遍性。陈柏峰博士对此做出了补充：理论框架与概念是在实证和经验研究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并非在研究之初学者就架构出了一个中层概念来试图解决问题。同时，对于一些大概念的建构，如果其能够深入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三、学者的立场与困惑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唐娟副教授指出，在基层社会的变革过程中，政府有时需要学者来出谋划策；而政府和民众不同的立场经常会导致学者在价值选择上面临一种矛盾的境地。由此，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学者在基层社会的变迁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对此，陈柏峰博士认为，学者的这种困惑正是研究问题的开始。他指出，一些社会问题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导致这种困惑和尴尬境地的直接原因。田璐博士则进一步指出，学者不是雇佣军，也不是律师，在参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应该保持一种责任感，站在推动社会整体合力前进的方向上来考虑自己的定位。
孙国东博士则主张在厘清转型中国社会问题的性质的基础上采取一种“无立场”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转型中国社会问题问题的性质多为“合理（rational）但不正当（right）或善（good）”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学者极易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却会遮蔽对问题复杂性的认知。因此，他主张，可采用“无立场”的解释性路径深入分析关于中国问题的“道理”，而不是某种政治性、情绪性、意识形态化的“观点”。
四、“讲故事”与理论建构
孙国东博士主张，在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中，可采用“问题化的理论处理与理论化的问题处理”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避免“讲故事”、“堆理论”两种经验理论各执一端的倾向。所谓“理论化的问题处理”是指以“理论把握”的方式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释和建构，而不是只在经验层面描述任何人都能感知但缺乏作者理论创见的中国问题；所谓“问题化的理论处理”是指以“问题导向”的方式对既有理论进行某种嫁接或转换，而不只是在既定“主义”层面去研究作者自我想象、但与实践不涉的所谓“中国问题”。如果没有“理论化的问题处理”，那么我们研究的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在“讲故事”；如果没有“问题化的理论处理”，那么我们讨论的就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在“堆理论”。只有通过对实践情势的“理论化的问题处理”和对思想资源的“问题化的理论处理”之间的互动，我们才真正是以理论化的方式把握中国问题，进而建构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
孙博士的上述观点、特别是对“讲故事”的批评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重庆三峡学院的周云水副教授认为，对于人类学来讲，将真实的现象讲述出来有着不亚于理论化工作的重要意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聂家昕博士认为，理论是建构在实证与史料基础之上的，而“讲故事”正是收集实证资料的一种方式。以人类学学科为例，人类学中的讲故事是在严格的学科训练视野下进行的，故事的背后一定有人类学家所看重的因素，如经济模式、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等等。华中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杨昂博士指出，社会、历史、人群有着丰富的内容，研究不一定要概念先行地去寻找一个框架。在很多学科中，如历史学，讲故事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意义。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讲师王庆明博士进一步补充道，“讲故事”本身就是一种解释，“讲故事”不是简单地描述，更重要的是在故事背后解释理论的意义。
孙国东博士对大家的评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自己并非一般性地反对“讲故事”，有些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的确需要“讲故事”；但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而言，真正见功力的绝非经验描述，而是理论阐释和理论建构（换言之，“讲故事”也有高下之分，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讲故事”）。他以列维？斯特劳斯、克利福德？吉尔茨、费孝通等人类学大师的相关研究为例说明，人类学尽管是以“讲故事”见长，但人类学大师们却能讲出与众不同的“故事”，即以一种理论形态呈现出来的“讲故事”方式。社会科学研究中避免“讲故事”的倾向预设了对知识普遍性的自觉追求。
此外，在场的学者和青年学子围绕基层社会研究也提出了很多其他的见解与感触。高研院兼职教授、上海市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谈到了基层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呼吁家长和社会要给青少年一个健康的成长和教育环境。延安大学的张纯厚副教授则指出，现在学界许多对基层社会的研究缺乏制度主义的思想，而基层社会的很多问题必须要从制度上来研究和解决。《学术研究》杂志社的李德瑞博士与大家分享了对企业工人生存状况的调查经验。她指出，在研究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对其合理与否的追问，而是要结合并且深入社会现实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
最后，纳日碧力戈教授对本次席明纳做出了总结。他指出，本次的多视角讨论在“杂议”中开始，也在“杂议”中结束。全场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基层社会是什么？如何来透视基层社会？对于第一个问题，纳日教授肯定了陈润华博士等人的观点，并强调，基层社会经常与底层社会有所交叉，但基层社会并不等同于底层社会。对于如何透视基层社会的讨论，纳日教授认为，唐娟教授的困惑是所有研究者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而基层研究中的“讲故事“并不是目的本身，故事的背后要有更深的理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