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撞船事件：放人之后的策略思考

中日撞船事件：放人之后的策略思考时间:2010-09-26来源：美国中文网点击:990次 9月25日1时12分，由外交部和农业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接护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启程回国。图...

来自:纽约客
中日撞船事件：放人之后的策略思考
时间:2010-09-26    来源：美国中文网   点击:990次

9月25日1时12分，由外交部和农业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接护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启程回国。图为詹其雄（前右）与前来迎接的妻儿团聚。
“以日方目前的认知和立场而言，显然不存在回应中方这两个要求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必须做好中日关系在短期内大幅倒退的思想准备，尤其切忌出现之前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的惯常现象，即几个月后，实质性问题一个没有解决，但双方往来却已悄然恢复。”新加坡《联合早报》昨天登载邱震海的文章“中日撞船事件： 放人之后的策略思考”，详细内容如下：
日本昨天宣布放回中国船长，但由中日撞船事件而引发的风波却并未就此平息。中日撞船事件发生至今，已演变成中日国家力量的角逐。随着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纽约高调发表讲话，日本方面显然已经感受到了中国强硬的决心，因此态度有所放软，表示将尽寻求一切可能性打开僵局。事情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了中日双方静下心来思考，置于死地而后生之后，双方应如何理性处理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议题的时候了。
动用国内法：日开启恶例
首先必须指出，此次撞船事件，虽然在“谁撞谁”的问题上尚无一个可信的版本，但日方没有使用外交途径来处理这一争端，而是直接动用国内法的司法程序，是导致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日方的这一做法，虽然从日本角度看，是其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立场的翻版，但从国际的角度看，却是破坏了三十多年来中日领导人之间就钓鱼岛问题达成的某些默契和共识，开启了一个恶例。
在日方究竟为何将这一问题递交国内法司法程序的问题上，有消息显示，民主党菅直人政府缺乏外交经验，而且做出决定的日方具体人员和内阁会议成员，当时都没有估计到中方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但没有估计到的背后，却是日方对于崛起的中国是否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示实际动作的日渐担忧。
据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内部认为，中国渔船近年出入钓鱼岛海域逐渐频繁，其背后有中国政府默许乃至纵容的因素。甚至有评论认为，中国军方有密谋夺取钓鱼岛的计划，不排除中国渔船的活动是与中国军方浑然一体的行为。不但是日本国内，就连美国五角大楼人士也持有这一观点。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在东京表示，此次事件是中方在测试日方的底线。
互信机制：以理性为前提
如果说，这些“阴谋论”思维是导致日方此次错误研判局势，并采取国内法强硬措施的直接导火线，那么此次事件的深层原因则是中国崛起背景下，双方安全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双方信任感的日渐下降。毋庸讳言，近年中日在地区，尤其是在海上的力量博弈日渐增多；双方关系调适的过程本来就错综复杂，安全格局的博弈更增加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
因此，现在是到了双方透过这一事件回归理性，尽量剥离战略博弈，还钓鱼岛问题以主权争议本貌的时候了。笔者之前曾撰文提出中日应就钓鱼岛“互信机制”展开探索。虽然这一议题在目前的紧张氛围下，听上去如天方夜谭，但从中日关系长远调适的角度看，这一议题至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技术性议题。
中日之间有许多复杂的结构性议题都需要一个理性的框架。这些框架基本上都不以双方的共识为前提，也不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为目标，而是以稳定长期氛围，留待中日关系最终调适完成为诉求，一如过去包括笔者在内的人士所倡导的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小组，以及笔者现在倡导的钓鱼岛前沿“互信机制”的确立。
但这些框架和机制却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双方都必须回归理性；只要有一方强硬和非理性，那么一切就都无从谈起。
中方强硬的基本目标
以此次撞船事件为例，日方纵有一万个疑虑和担忧，但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而是将之提交日本国内法的司法程序，就是使矛盾激化的主要导火线；而且在中方不断升级的抗议之下，日方依然强硬如故，强调司法独立，并要求中方冷静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将抗议从口头上升到实质性的物理举措，既为无奈之举，也是以强硬迫使日方返回理性的重要环节。
据香港媒体透露，1999年中日贸易在日本整体经济中的比较仅为9%，而到2009年则已经上升到将近21%；换言之，日本经济的逾五分之一依赖于中日贸易。中方持续的反制措施，终将引起日本企业界对其政府策略的不满；而一旦日本企业界反弹并开始对其内阁施加影响了，也就是菅直人内阁回归理性的时刻。
现在的问题是：要求日本放人，显然不是中方此次强烈反制措施的终极目的；日本此次动用国内法，既然开了一个恶例，那么日本放人之后，如何斩断此次恶例的示范效应，才是未来中方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一般说来，作为东方民族的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情谊和沟通管道，往往是决定双方能否达成默契和共识的重要前提。但现在这些前提和管道似乎都不明显，尤其是日本目前缺乏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菅直人内阁对华倾向又较强硬，因此在尝试拓展“水下管道”的同时，以强硬促使日方回归理性，恐怕还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日的基本基调。在这方面，依次设定的目标应有两个：一、迫日放弃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二、迫日放弃动用国内法处理类似争端的做法。
以日方目前的认知和立场而言，显然不存在回应中方这两个要求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必须做好中日关系在短期内大幅倒退的思想准备，尤其切忌出现之前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的惯常现象，即几个月后，实质性问题一个没有解决，但双方往来却已悄然恢复。
中日关系调适期的“互信机制”是终极追求目标，但建立这一“互信机制”的道路却必然伴随着适度的压力和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