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框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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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框架理论
时间:2008-07-14 14:35:00  作者:;  来源:
●  高  芳
框架研究(framing research)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研究媒介与民意关系的新典范”。20多年来,框架理论被广泛引用,国内外分析和研究框架理论的文章也很多,呈现出一种开放式、多元的取向,但是国内全面介绍该理论的文献却并不多。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对该理论做一系统的梳理,不仅包括框架理论的主要观点,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合理存在的理论假设和前提,对于正确应用框架理论,同时弄清楚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显化理论(Priming)的区别和联系,显得十分重要。
框架理论的理论假设
框架理论的理论假设(理论前提)来自两方面的研究:宏观层面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微观层面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层面的研究主要来自黑尔德(Heider)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和高夫曼(Goffman)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归因理论假设人类不能理解纷繁复杂的世界,因此个人试图从感官信息中引申出潜藏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即由谁来负责。黑尔德认为,归因是观察的行为和对此行动负责的个人或社会、环境因素之间的连接。①也就是说,人们试图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关系的判断。高夫曼亦假设个人无法充分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为此,他们利用被称为“主体框架”的诠释基模②积极地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做出解释。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理论意味着在新闻媒介中存在不同的、用以观察、描述媒介事件的方法,这依赖新闻记者使用的框架。③换句话说,人们采用的框架的类型为实际描述事件提供了一条途径。
认知心理层面的研究方法从个人层面分析入手,认为框架是个体处理和建构信息的方法。这种心理层面的研究主要来自舍瑞夫(Sherif)的参照框架理论(frames of reference)以及凯尼曼(Kahneman)和特威尔斯基(Tversky)的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舍瑞夫假定个体的判断和认知不仅受到认知或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是发生在一个恰当的参照框架下的。④这里的参考框架指的是“一套控制感性认识、逻辑评价或社会行为的标准、信仰或假设”。⑤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⑥这就说明,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存在着一种个体层面的框架会影响到媒介框架的效果。凯尼曼和特威尔斯基考察了本质相同的一组信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或呈现,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和他们对选择的评价,即所谓的“框架效应”,即同一组资讯经由不同的表达导致不同的决策选择,⑦这种框架效应是其预期理论所预测的现象之一。预期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人们采用不同的认知框架来体验现实(表现为价值函数,即对回报预期的心理感受),并根据这种框架采取行动(即做出选择),从而建构出特定的现实(即选择的后果)。但是人们在考察某一具体问题时,可能会超越某一框架,或采取不同的框架对现实做出不同的选择。⑧
框架理论的主要观点
由前面的理论假设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架构分析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渊源。那么,框架分析到底属于哪一范畴的研究?威斯康星大学的Scheufele教授认为,框架分析既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理论范式,也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研究方法。更准确地说,框架分析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方法,尽管有时会出现部分的矛盾。⑨也就是说,框架分析从属于话语分析的范畴。目前,我国国内的许多研究就是在此范畴内展开的。
迄今为止,研究框架理论的学者很多,例如Erving Goffman,Tuen van Dijk,William Gamson等。但是,对框架理论贡献比较大、人们经常援引的要属美国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他在《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一书中,把学者们对框架理论的分析和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连结。他假定“人们对某一情景的定义是建立在与组织原则的协调一致上的,这种原则操纵着事件以及我们对这些事件的主观卷入。”⑩在此前提下,高夫曼探讨人们建构某特定现实所遵循的规则,关注人们如何建构现实一隅(one realm of reality),或“意义的一个特定范畴”(one finite province of meaning)。高夫曼指出,框架是元传播层面的资讯,是传者提供给受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高夫曼的“架构分析”部分地建立在这种元理论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们的日常活动隐含或使用了特定的诠释框架,它在特定行动场景下意义自明,欲使原本混沌的情境变得具有某种意义。⑾
台湾学者潘忠党认为,高夫曼的“框架分析”就是一个关于人们在建构社会现实过程中如何交往的研究领域,包含以下几个观点:1.社会现实是人们经过社会行动和互动而建构的。架构分析是对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裁选和诠释现实生活的某一部分,将之置于某特定意义体系内——的分析。2.社会现实的建构源自建立共同生活场景的需要,通过交往互动发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社会现实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由相互主观而构成的外在性)。架构分析考察的是人们如何遵循话语或叙事建构的某些具体规则展开交往行动,从而实现在具体行动场景下对情景的共同定义。3.发生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场景中,这种建构现实的话语或叙事活动表现为话语的争斗(discursive contestation),即讨论和争辩。架构分析必须考察争斗的过程,并在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同时展开。4.在公共领域发生的话语争斗,亦即架构的过程,是民主社会中人们公共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架构分析就是考察人民如何展开公共生活,它是在广义的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研究商议民主的一种重要分析手段。⑿ 可见,潘忠党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思路,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结合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商议民主等观念考察架构分析,认为架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通过话语的途经,形成并交流对现象的认知,建构共享的话语环境(discursive environment),使得公共生活得以展开。
其他学者如美国学者甘姆森(Gamson)可能是迄今引用框架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他曾指出,“框架乃是人们组织事务的原则,其功能在于提供人们整体性的思考基础,针对一连串的符号活动发展出中心思想,建构其意义。”他把“框架”的定义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boundary,如摄像机的镜头)之意,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 后者则显示意义的结构, 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⒀
然而,“框架”也有其反面的内涵,即人们常说的“习以为常”,因为熟悉客观世界的某些事物,而习以为常地以此为架构,因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框架界限以外的真象。“框架的正面意义固然在于协助人们思考或整理迅息,但另一方面,框架也成为人们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框限’了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具有负面效果。”⒁
新闻框架分析
那么框架理论具体到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是如何得以应用的?
潘忠党对新闻架构作了细致地分析,他认为,新闻架构分析是在高夫曼的象征互动视角和凯尼曼、特威尔斯基的预期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加上了公共生活的基本现实特征,关注的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建构意义。他在总结了多位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新闻架构分析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了五个部分:1.意义在传播(或交往)的过程中得到建构;2.传播活动是使用表达载体的社会活动,构成一个社会的符号生产领域;3.但是,它发生在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体场域;4.因此受到规范该场域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及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之间的张力制约;5.位处特定历史、经济和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知和话语的组织原则,就是他(她)们的“框架”。⒂第一句话强调了传播的重要性,意义要在传播过程中建构;第二句话的“表达载体”在现代社会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指出传播活动是使用大众传媒的社会活动;第三句话指出传播活动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拟的;因为传播活动是现实的,因而这种活动遵循的现实的公共利益原则,同时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后一句话对前面的四点做出了总结,指出“框架”即是社会个体或团体遵循的认知和话语组织原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新闻框架研究的四类取向以及三大范畴(话语、话语的建构以及话语的接收)。
张克旭指出,过去对新闻框架的讨论,大部分集中于审视新闻媒介如何介入受众主观选择客观现实的过程。现在一般认为新闻并非自然产物,而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建构过程,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品,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因而新闻报道是“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而在新闻媒介建构社会事件的过程中,新闻媒介和受众都启动了主观的诠释基模,透过选择机制以强调(或省略)事件中的某一部分。这种建构意义或转换符号意旨的主观策略,是新闻框架形成的主要依据。⒃
由此可见,框架理论突破了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 在《媒介与外交政策》一书中的经典论述,即“在多数时间,报纸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what to think)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时,却是惊人地成功。”但由于在社会现实的构建过程中,存在着新闻工作者(或组织)的框架和受众个体层面的框架,因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注释:
① Dietram A. Scheufele, 2000. “Agenda-Setting, Priming, and Framing Revisited: Another Look at Cognitive Effect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Mass communication &Society, 3(2&3):300.
②③④“基模”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认知心理学认为,“基模”是认知的基础。所谓“基模”是人们储存于大脑中的一个个抽象的知识单位;来自于他们与过往事件、情景或物体相交流的经验,对他们当前的行为其决定性的作用(McNeil,1984)。
⑤ 维基百科
⑥ 沃尔特·李普曼著 阎克文 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2页
⑦⑧⑾⑿⒂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第1期
⑨ Thomas Knig ,Frame Analysis: Theoretical Preliminaries,   ⑩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NY et al.: Harper & Row.
“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概念首先由葛列格果·贝特森(Bateson)在观察了动物间貌似打斗的游戏后提出。所谓“元传播”,指的是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就如何诠释所用符号而相互传递信号。这些信号可能包含了特定的资讯,即“目前采用的记号并非它通常所指的意义”。贝特森指出,任何一个传播活动,同时在传递三个元素构成的资讯组合:(1)感官刺激的记号;(2)此记号的指代;(3)区别此指代与其他指代以及参与者必须采取的对应行动的规则。这第三项就是“元传播”的内容。
⒀⒁刘泽江:《新闻框架理论探析》,《大学时代(B版)》,2006年第3期,第25页
⒃张克旭等:《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2期,第4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