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真相——（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荣智健因为投机金融衍生品惨败）

<荣氏真相>
2008年10月，中国第一红色财富家族——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荣智健因为投机金融衍生品惨败，引起社会舆论哗然，辞去了中信泰富董事长的职务。由此引发外界对荣氏家族财富传奇的猜疑——百年家族“富不过三代”?!
19世纪末，荣毅仁父辈的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在晚清动荡的时局中，由钱庄起家，后来又进军面粉、纺织业，成为近代中国享誉一时的“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经由两代人发展，到1949年解放前夕，荣家的声誉已经传遍世界。
1949年后，留守内地的荣德生一支，将家族产业上交给国家，成就了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美誉，荣家的财富荣誉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荣毅仁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再度出山，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大企业集团。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继承了家族的财富精神和商业基因，依靠强大的背景和影响力，在香港商界叱咤风云，成为红极一时的资本大鳄。
荣氏家族的光荣与梦想，已经使荣智健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而“澳元门”事件却使荣智健的财富之路陡生变数。人都是有欲望的，只是不同阶层人的欲望目标和程度不一样。任何人都无法规避欲望的困境，欲望让人疯狂，疯狂让人毁灭。荣智健投机金融衍生品失手可以归结为一点——都是欲望惹的祸。
荣智健的欲望是什么?
翻开荣智健几十年的商业历程，你会发现，他最大的欲望在于想要证明他是依靠自己的商业才能，而不是靠家族或是父亲的庇护取得成功的。就像当年纵横欧亚大陆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其父亲腓力二世取得巨大成就时，他害怕父亲把所有的功业都建完，自己再无法创造辉煌的成就一样，荣智健的内心是复杂的。毕竟谁也不喜欢整天被别人说成是靠父母、关系成功的。
正是基于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荣智健在生意场上都是大手笔，无论是以蛇吞象的方式兼并收购企业，抑或进军别人不敢涉足的领域，荣智健总是喜欢做一些别人无法做到的事。这可能也是他内心潜在的霸气表现，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要做就要做别人都不能做的事。这样特立独行的个性，使荣智健几乎每一步商业运作都堪称经典。他的辉煌成就也使其成为中国最顶级的企业家，连续成为富豪排行榜首富。
但是，世界不是你说了算，危机也不是谁能控制的。做任何事都要有度。当荣智健的商业个性超过了风险的安全边际时，他过人的商业逻辑就为他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无疑，荣智健在基于实业的资本运作上是成功的，但这里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背景、家族关系和影响力为他的事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提保障，也就是说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这些区域，荣智健可以借助高端平台，通过自己的商业奇才，做一些超乎想象的大事情，而且还能够把控全局。
打个比方说，荣智健拥有澳门的葡京赌场，他在自己的赌场里永远是庄家，赢的概率大于输的概率。但是他非要跑到别人的赌场里去赌钱，那就难免要失败了。
荣智健是个商业天才，但他在证明自己的过程中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意图将中信泰富漂洗成荣氏私产，这使他失去了国家的庇护，他原来最大的优势逐步消失;二是他错误地与全球金融大鳄玩了一场不对称的商业游戏，而这个游戏具有极强的欺骗性，游戏中的任何一个变量都是荣智健无法控制的。
两个极其致命的问题，加上2008年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直接刺穿了荣智健的“东方不败”金身。
本书其实是笔者另一作品《黄光裕真相》一书的延续，目的在于对顶级企业家成败的成因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发现背后的真相，以警醒当代中国社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
黄光裕和荣智健是中国商界的佼佼者、成功的典范，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路径虽各不相同，成功的模式也自成一派，但是他们都在最辉煌的时候遭遇了危难!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希望读完本书的读者，能够从中对中国最顶级商业领袖的成败因由有个浮光掠影式的了解。如果这本书还能对您有些微的帮助，那将让我十分开心。书中如有不当之处，真诚希望能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北京同道新文图书公司编辑李彦昌兄的大力支持，正是他的敬业和细致工作，使本书能够尽快出版，在此表示感谢。
尹锋
2010年1月
止于“澳元门”
“商业罪案调查科在2009年4月3日发出搜查令，要求本公司及其董事提供资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这个现实，我认为退位让贤对本公司最为有利。”
香港警方的强势介入打破了荣智健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原本还侥幸地认为自己不会因此下台的荣智健，面对洪流般的舆论冲击，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大势已去了。
2009年4月8日下午6时15分，荣智健被迫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职位，然后乘坐私家车，缓缓离开金钟大厦。落寞的眼神穿透围堵的人群，向身后的中信泰富办公大楼投去深情的一瞥。近20年来，如果不出差，司机每天都会将他从浅水湾75号的家中接到这里上班。但从这一刻起，这里已不属于他。
中信泰富总经理范鸿龄也随他一起辞职，这位宁波天一阁范钦的后裔自1987年起开始辅佐荣智健，已历经二十载春秋，忠心耿耿。范鸿龄一度有望成为香港政坛的一匹黑马，成为继董建华、曾荫权之后的第三任特首。“澳元门”事件使他的政治生涯提前落下了帷幕。
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意味着荣氏家族的辉煌再一次暂时划上了休止符。
67岁的荣智健早已过了国企领导人的退休年龄，但荣智健并未按常规年龄退休。
“事到如今，荣智健只能在他的退休生活中，回味昔日光辉，懊悔走错的一大步。”荣智健的离开，换来了香港传媒一片欢呼。一个传奇大家族、一个大型财团的代表人物，终于顶不住舆论的炮轰被赶下了台，这是所谓崇尚新闻自由的香港媒体界的集体胜利。
其实，逼“荣太子”退位的并不是香港传媒，而是金融衍生品。2008年10月，中信泰富突然向外界披露，由于公司与13家投行做澳元的累积期权交易，导致155亿港元巨额亏损，即所谓的“澳元门”。
“澳元门”是荣智健经商19年来第一次亏损，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失败，竟然没有给他留下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荣智健亲赴北京，面见中信集团老大孔丹，要求总部施以援手，并亲书陈情表给国务院，历陈自己不可下台的原因。奈何中央对于荣智健的请求表示无能为力，只能“挥泪斩马谡”，要求中信集团配合香港证监会、香港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警察局商业罪案调查科进行调查。
按常理，故事的最后应该是以主人公退隐江湖这样一种英雄末路式的结局收尾。因为纵观古今中外商业史，又有多少商界豪强，在这样的大溃败之后，还能够站起来呢?
但是，在荣智健面前，常理被撞得七零八落。他没有像媒体推测的那样选择躲在深宅大院里就此疗伤，或隐遁到国外去做寓公，“在他的退休生活中，回味昔日光辉，懊悔走错的一大步”，而是倔强地选择为家族荣誉再战。
财富，背后的真相
2009年6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仅两个月的荣智健在香港成立了“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为Yung‘sEnterpriseHoldingsLimited。“荣氏企业”是一家纯粹的私人公司，没有任何国有成分在其中。公司注册股本由地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四家公司平摊拥有，这四家公司的幕后人很可能都是荣氏家族成员。
经历了平生最大的一次挫败，没有消沉下去的荣智健，能否凭借出色的商业才能和丰富的商战经历，再创一番辉煌，尚未可知。
从1987年进入中信香港开始，在父亲荣毅仁的影响下，荣智健的经商生涯异乎寻常地顺利，他所开创的“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的体制，使他在做大中信泰富的同时，自己也暴富起来。
荣智健所开创的这套体制看似冠冕堂皇，其实大有文章。实际上，荣智健在中信泰富投资项目的过程中，往往会搭上自己的私人资金，中信泰富如果有机会将项目做大，荣智健个人的投资就会随之增值;而如果新项目难以发展，荣智健就可以将个人的股权转让给中信泰富。而且，荣智健个人投资的那部分资金往往也是中信泰富提供担保的抵押贷款。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无风险、低成本套利的商业模式。
惨败“澳元门”使荣智健被迫退出了中信泰富，至此，原来利用中信泰富和中信系资源能够顺理成章办成的事，现在都需要靠他自己的努力了，这将使他认清楚，在他成功的道路上，到底是后台背景的因素大，还是个人才干的因素大。
也许，正如流言所说，他的成功30%是自己的努力，而70%是他的红色背景使然。但是在他的概念中，这个比率反了过来。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商业才能，因此对风险的把控意识非常淡薄，认为自己能够搞掂一切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如今的溃败。
在中信泰富的时候，是后台背景帮他化解危机。因为很少有商人胆敢拂逆中资背景企业的意愿，更不用说是给他找麻烦，连李嘉诚、郭鹤年这些香港超级大富豪都要给他三分薄面。
现在，他孤身奋战，没有了中央做后盾，没有了中信的支持，这将让他学会如何在脱离体制，没有了后台背景撑腰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个人实力来生存。他如果能够将“荣氏企业”这个平台做起来，那就可以证明他真的很有商业才能，如果做不起来，他极有可能被时代摒弃。
祭旗，回归荣氏
在荣智健辉煌的商旅生涯背后，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他是依靠父亲荫庇才得以执掌中信泰富，大富大贵的，中信泰富的国资背景更是荣智健得以超常规运作企业的资本;而真正承认荣智健个人商业才能的声音却很微弱。
面对种种质疑，荣智健曾声明：“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中信香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成立“荣氏企业”，荣智健就是要证明自己在没有国有资本背景和父亲荫庇这些前提条件下，也能通过个人的才干做大做强。
不管怎么说，2008年在“澳元门”事件中不负责任的荣智健虽然一度遭到外界唾弃，但此番他有勇气重新站起来，也让人为他的气魄所震撼。
从2009年4月下台，到6月重新踏上征途，期间不过两个月，大起大落的人生境遇似乎并没有摧毁荣智健的雄心壮志。这个含着金汤匙出身的贵公子，内心的强悍可见一斑。
荣智健虽然出身名门，但也吃过很多苦。了解荣智健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期荣毅仁被红卫兵批斗，荣智健被下放到四川凉山水电站，扛过石头，修过水电站，体验过长时间没人讲话的孤独。在他生命的前半程，因为父亲和家庭的特殊性，就经历过了大起大落的人生境遇。
在荣智健的计划中，新成立的公司将会从事金融及地产业务，有可能在上海投资，而且投资范围不会只限于内地，如果没有利益冲突，也不排除跟中信泰富合作。
至此，我们才基本搞清楚2009年年初以来荣智健在资本市场上的一系列举动，原来是为了另创事业。
荣智健从中信泰富董事局辞职后，闪电般减持其股份，于5月初出售6000万股中信泰富股份，持股量由11.48%降至9.8%，套现7.3亿港元，连同出售保利香港股份套现的7.9亿港元，共套现15亿多港元。
荣智健大幅度减持中信泰富和保利香港的股票，当时有的香港传媒用小人之心揣度，荣智健是为了规避监管机构的调查，防止股票被冻结，急着出手;也有媒体认为，荣智健是对中信泰富的前景失去信心，所以抛售股票套现。
虽然经历了一场大的风波，但是荣家的根基还是相当稳固的，其手中能够统计的资产超过85亿港元。目前荣智健还持有中信泰富3.6亿股股票，按照市价计算，价值大约60亿港元。除了中信泰富之外，荣智健还持有保利香港3900万股，加上他以私人名义买的包括中煤能源、合景泰富及中国重汽股票，股票市值高达70个亿，因此，如果荣智健将上述股票悉数套现的话，将可套现超过70亿港元的资金。加上这么多年来，中信泰富一直保持高分红策略，荣智健凭手持的股票，仅分红一项收入也相当可观。
除此之外，荣智健还有大量的私产，而这部分是无法统计的。他的家底远比外界想象的厚实。
这些后备资金相比于1976年他独闯香港时的区区百万港元原始资金，境况好了不知多少倍。多年的从业经验和商业智慧是他最大的优势，再加上荣家百年积淀的政界、商界和家族人脉关系，数年之后，荣智健再登中国富豪榜首，也未可知。
再造，百年承祚
荣智健的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天性，顽强的意志品质是他再创业的源动力。他不服输的性格有几种因素构成：一、个人荣誉;二、家族荣誉;三、家族事业的传承。荣氏家族的辉煌事业不能在他手里断了根。
2009年9月8日，很久没有露面的荣智健，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精神抖擞地宣布了未来的发展计划——将着重在金融和地产两个领域发展，并不排除与中信泰富和中信集团的合作。
对于创业的艰难，荣智健显然已有所考虑，所以他还要傍着中信泰富发展。此番成立荣氏企业，荣智健就将它与中信泰富拉上了关系。荣氏企业注册地址刚好是中信泰富所在地，即金钟中信大厦32楼。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未来荣智健还是会携手中信泰富一起发展?
新公司董事会成员为荣智健本人、次子荣明棣、长女荣明芳三人。荣明芳同时兼任荣氏企业的秘书，并以秘书的身份签署有关注册文件。荣智健虽已辞去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但仍是中信泰富母公司中信集团的常务董事。荣明芳曾任中信泰富财务主管，在2008年外汇巨亏事件曝光后，被降职处理。荣明棣目前正任职中信泰富主席助理。
目前任中信泰富执行董事的长子荣明杰没有出任荣氏企业的董事职务。此外，与荣智健共进退、辞去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一职的范鸿龄也不在荣氏企业董事名单内。
荣智健此番人事安排无疑是基于稳健考虑，进退自如。如果荣氏企业发展态势良好，则两个子女顺势进入该公司图谋大事;万一发展不顺利，则可以退回到中信泰富。而长子荣明杰作为留守力量将继续在中信泰富谋求进一步发展，毕竟他现在已经做到执行董事副总经理的位置，且在“澳元门”事件中并无任何过错。
另外，庞大的家族姻亲关系、父辈积累下来的高层政要人脉，以及荣智健多年商场上的人际关系将继续为他的事业保驾护航。
金融衍生品风波对荣氏来说就像生了一场疥癣，表皮腐烂了，但筋骨并未被触动，当用良药疗伤成功之后，新长出来的皮肤还将如往昔一般光滑细嫩，这是荣智健和他事业的写照。毕竟他的家族血脉，以及这个家族积淀了上百年的历史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
荣智健将创业目标对准地产和金融两大领域，是非常取巧的一招。在此之前，他早已在这两个领域积累了非常深厚的资源。还在执掌中信泰富权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收缩公司的业务，将主业定位在特钢、矿山和房地产三大领域。
凭借多年积累下来的上百亿家底，以及之前开发内地房地产市场的成熟经验，他在这个领域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也许将来某一天，荣智健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
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之前一直负责中信泰富在内地的房地产项目，成功开发了上海老西门房地产项目、上海中信泰富广场、宁波中信泰富广场，以及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联合开发了上海船厂土地项目等，现在是中信泰富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长、上海中信泰富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老西门新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其实早在数年前，处在事业巅峰的荣智健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为自己铺设后路了。
2006年的时候，他和南非首富奥本海默家族合作，通过私人全资拥有的公司ChinaVisionResources收购了奥本海默家族持有的英美资源集团1.13%股权。
英美资源集团(AngloAmericaPLC)是全球第三大矿业公司，在南非、赞比亚、拉丁美洲等地拥有多座资源丰富的矿山。奥本海默家族继续保留其拥有的英美矿产集团2%的股份，它还将同时持有全球最大矿石矿业公司——戴比尔斯公司40%的股权，英美资源集团持有戴比尔斯45%的股权。2006年11月，英美资源集团对中国陕西西湾的煤化工综合项目进行投资，投资额高达40亿美元。
借道英美资源集团，荣智健的私人触角早已延伸到世界范围的矿山资源开发中去了。现在，没有人知道荣智健已投入到矿山资源中的资金有多少，收益有多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信集团和中信泰富一直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类企业进行投资。而习惯于搭便车的荣智健，经常在中信集团和中信泰富投资的项目中，搭上自己的一部分私人投资。可想而知，他在矿山领域的投资绝不会是区区一个英美资源集团而已。
“荣氏企业”只是荣智健诸多私人投资中的一个平台，他已被披露的私人空壳公司就有53家之多，这些公司大都设立在英属处女岛、开曼群岛等离岸地区，“荣氏企业”本身就是荣智健通过四家空壳公司控股的企业。要完全摸清楚荣智健现在到底有多少产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现在台面上的70亿~80亿港元的资产也许只是他整个财富帝国的冰山一角。
上帝的玩笑
命运似乎有意跟荣智健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他再创业计划披露后不久，澳元汇率已由2008年10月底的0.60一路回升至0.90关口，超过中信泰富与13家投行签订的澳元累计期权行权价格0.87。这意味着，荣智健当时签订的澳元合约不但不亏钱，反而还赚了。
2010年3月10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00267.HK)公布业绩称，2009财政年度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59.5亿港元，其中外汇合约获得净收益2.83亿港元。2008年造成中信泰富巨损的外汇衍生品合约因为形势变化，已经不再给中信泰富造成负担，相反，还带来了一些盈利。现在看来在这件事情上，荣智健不但无过，还有功可言。
不得不承认，荣智健当时种下的确实是摇钱树，而不是地雷。这样说来，荣智健当时被迫退位实在是有点冤了!中国有句俗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荣智健的胆识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他当时种下的摇钱树种子可能太大了，以至于大家都以为他埋了一颗地雷，于是乎一拥而上把他给干掉了。
在这场“澳元门”事件中，荣智健并不是输给了自己，而是被人陷害了。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斯蒂文斯可以说是左右荣智健命运的关键人物，正是因为他在2008年连续推动澳洲央行降息，导致澳元大贬值，才使中信泰富出现巨亏，荣智健下台。
从2009年10月份开始，斯蒂文斯又将澳元基准利率从3%提高至3.25%，加快了澳元的升值速度。
2009年初以来，澳元已经升值25%，达到13个月高点，按照澳元现在的升值势头，很有可能冲击下一个档位0.95关口。如果澳元汇率达到这个数字，那么，荣智健当初签订的合约将会带来可观的盈利。
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形势比人强”。给荣智健和中信泰富带来巨大灾难的澳元期货竟然出现了盈利的苗头，而荣本人却已经因此而离开了公司。在资本市场中，一个人的命运实在是难以预测啊。
荣智健悲剧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被人陷害是其中的一方面，但他走到今天却不能怪别人。荣智健被人坑、被人骗不能怪澳大利亚人，怪只怪他自己太贪心。
根据披露资料，中信泰富西澳洲铁矿项目未来两年内需要的现金流总额为约20亿澳元，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的名义价值却可以达到上述总额的450%——达90亿澳元。这确实有点让人难以理解。
荣智健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在金钱方面的欲望是比较强烈的。对于金钱的欲望，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一般人可能是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即可，或者是追求更好一点的物质享受;像荣智健这样的超级大富豪，他内心对金钱的欲望却表现出让人难以理解的强悍。
荣智健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有人性的弱点。
1978年，荣智健到香港打拼的时候，已经37岁。岁月的压力迫使他需要在事业上尽快做出成绩，不然，留给他的机会不多了;其次，他到香港的时候，寄居在堂兄家里，香港的花花世界和堂兄们的成功无疑也给他更大的压力;第三，父亲凭借政策扶持，所做的生意越来越大，荣智健如果不走捷径，将完全被父亲巨大的光环所淹没;第四，在香港中信创业初期，身处强手如林的香港商界，他必须通过各种复杂的资本运作来做大自己;第五，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之间的矛盾、错位，使他对财富产生焦灼情绪——中信泰富的资产是国家的，他虽然是创始人，但是公司的钱除了工资、分红他是带不走的。他个人需要维持香港上流社会人士的身价，必须要钱，所以，荣智健对财富的渴求是必然的。
纵观荣智健19年的商业历程，他真正沉下心来做实业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更多的是在资本市场活动。当他在基于股权运作的资本工具之外，发现了金融衍生品时，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内心的冲动指数瞬间飙升——这可是另一个可以满足他财富欲望的工具。
资本市场本就如太平洋上的风浪一样，波谲云诡，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2008年倒下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被收购的美林证券等资本巨头，哪一个不是资本市场的老兵，但是细微的差错，还是让他们消失得连渣滓都看不到了，更何况是荣智健。
在这点上，台湾商业天才王永庆看得非常明白，他始终坚持不做股票，不做房地产。做实业的人如果沾染上赚快钱的瘾头，就像人染上了毒品，想戒也戒不掉，最后只能随波逐流，无可奈何花落去。
地狱之门
2008年对中信泰富来说是较为难过的一年。
年初时，曾经推动澳元飙升的诸多利好因素开始转为利空因素，全球经济脱钩理论被欧洲经济发展开始放缓的现实所击碎，商品价格开始回落，澳大利亚经济面临调整的可能。市场普遍猜测，经过漫长涨势的澳元将出现回落。
虽然有很多利空因素出现，但在惯性推动下，澳元依然走强，到6月初，澳元兑美元的汇率上升到0.9434，澳元成功突破了历史最高点，并继续保持上升趋势。
这个时候，荣智健和香港的其他中资机构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而国际投行已经意识到了风险，在7~9月间，疯狂游说中信泰富狂签下巨额的澳元累计期权合约。9月，当雷曼兄弟破产拉开金融危机序幕时，荣智健才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但为时已晚。10月，澳元汇率下跌到0.6011档口。
8月28日，在“澳元门”爆发之前，中信泰富公布的中期报告显示，公司期内纯利43.77亿港元，跌12%。当时，中信泰富给出的解释是，纯利倒退12%，主要因为2007年同期集团成功分拆中信1616(1883.hk)而取得约19亿港元的收益，2008年上半年则没有同类特殊收入。
荣智健需要为中信泰富找到实现更多盈利的途径，而公司的传统业务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带来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只能寄希望于金融市场上的诸多衍生品工具。尤其是当他看到同在香港的其他央企在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外汇市场上赚得盆满钵盈时，“出轨”的冲动就变得更加强烈。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为了减低西澳大利亚铁矿项目的货币风险，公司曾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9月7日以来，公司察觉到合约的潜在风险，终止了部分当时仍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亏损6.27亿港元。公司又买卖了一些远期澳元以调控澳元之风险，再亏损1.29亿港元。加上其他一系列交易，到2008年10月17日，中信泰富已亏损8.077亿港元。
与此同时，中信泰富手上还有一部分仍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截至2008年10月17日，按公允价值计算，中信泰富的亏损已经达到147亿港元。
突然公布这么大的巨额亏损让投资者瞠目结舌，以荣智健平时的风格和他的商业才干，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来是荣智健因为贪欲，吞食了国际投行的诱饵，落入了陷阱。
为了使荣智健更容易上钩，这些投行甚至没有设保证金要求(MarginCall)，目的就是让荣智健进入极度疯狂的状态中。
其实，如果荣智健在外汇衍生品投资方面有足够智慧的话，在签订合约之前，是可以发现澳元将会贬值的种种迹象的。
自2008年7月中旬开始，澳元突然出现大幅度下跌，到8月份，近一个多月时间，几乎将年初以来的涨幅全部抹去。以7月13日澳元兑美元0.9703的收盘价计算，截至8月25日，澳元兑美元报价0.8655，一个多月跌幅高达10.8%。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虽然口头表达了维持利率在7.25%的声明，但是澳洲联储预计，到2010年通胀将回落至3%以下，随着需求减弱，联储强硬的货币政策姿态将缓和，市场降息预期愈发强烈。8月11日，澳洲联储公布了货币政策声明，进一步增强了减息预期。并声明经济增长似乎已大幅度放缓，这将足以推动澳洲通胀率下降，并扩大联储放宽利率政策的空间。市场开始预期，澳洲联储9月将至少降息25个点。
渣打银行新加坡的全球外汇策略主管卡拉姆·亨德森(CallumHenderson)和雷曼兄弟货币策略师史蒂芬·英格兰德(StevenEnglander)都对澳元未来走势表示不乐观。澳元已经遭到美元全线反弹，以及澳大利亚经济前景恶化的打击。
但这些并没有引起中信泰富管理层的重视，相反，以荣智健为首的中信泰富精英管理团队不但对上述信息采取漠视策略，而且在7~8月间押宝在澳元“多头”上面，与国际投行签订了密集的衍生品合约。这些反常的举动背后，难道是荣智健内心的自大使他认为自己已经可以战胜市场趋势?
2008年9月15日，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压垮荣智健的导火索。
在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澳大利亚央行采取密集的降息动作，将基准利率由原来的7.25%逐步下调。10月7日，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以应对金融危机;11月4日，澳大利亚央行降低利率0.75%，到达5.25%的水平;12月2日，澳大利亚央行将隔夜现金利率降低1%，到达4.25%的水平，为6年来的最低点。在经济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经济增长面临压力，市场预计澳大利亚央行可能将继续降息。澳元的降息带动币值大幅度贬值，澳元兑美元的汇率由7月最高的0.97下跌到10月的0.6011，创下历年最低价格。
荣智健赌错澳元，购买的巨额澳元累计期权合约“地雷”被引爆，按照当时的账面预计，亏损在155亿港元左右。
迟些杀死你
荣智健在近19年的商海生涯中，创造了很多完美的资本运作经典模式。他对自己的生意才能是相当认可的，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但是基于实业的资本运作和纯虚拟的金融资本游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荣智健擅长的资本运作领域，说白了，真正的大庄家是他自己，他是发牌人，各类投资者是接牌人。发什么样的牌，以及玩哪种规则的游戏，都是他说了算。但到了纯虚拟的金融资本游戏领域，真正的庄家是那些国际投行，它们是发牌人，发什么样的牌，荣智健就只能接什么样的牌，玩何种规则的游戏，荣智健也只能奉陪。
按理说，中信泰富本身是以实业为主的经营主体，应当保持稳健的财务原则，追求稳定的利润回报。但荣智健当初与国际投行签订的澳元合约的额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他已经不是简单地进行正常的外汇套期保值，而是在与外汇交易商进行一场豪赌。
一般的外汇期货套保可以用外汇远期合约或掉期合约，但荣智健却选择了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Accumulator{1}累计股票期权合约。
中信泰富外汇合约签署的时间集中在2008年7月份，交易对象包括花旗银行香港分行、渣打银行、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瑞信国际、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摩根士丹利资本服务、汇丰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Calyon)、德意志银行13家国际金融巨头，合约一共有16份。
中信泰富的合约主要有4类：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澳元日累计合约、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和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rmb/
人民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
合约杠杆倍数绝大多数为2.5倍，即国际投行允许买方用1块钱买2.5块钱的东西。当价格对中信泰富有利时，每月的购买量为3000万~416万澳元不等。
如果将16份合约准化为15份合约，则签署时间为2008年7月16日，合约开始结算时间为2008年10月15日，到期时间为2010年9月(24个月)。价格有利时买进1000万澳元，价格不利时买入2500万澳元，加权行权价为0.87，按月支付。
合约里包含有复杂的期权，一种是向上敲出的看涨期权(Up-and-OutCall)，另一种是向上敲出的看跌期权(Up-and-OutPut)。
这种产品的原理可近似看作中信泰富向对手方购买一个澳元兑美元的看涨期权以及卖出两个看跌期权，行权价格都是0.87。当澳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以低于市场价的0.87每天买入1个单位外汇而获利，但当汇率下降到0.87以下时，则中信泰富必须每天以0.87的高价买入2个单位外汇。
这就好比说一个玉米经销商，为了确保未来几个月的玉米不至于亏损，他需要做一些远期的期货交易来进行套期保值，以防止玉米价格下跌造成现货玉米价格的下跌。
按照传统的办法，他可以买入与未来现货数量匹配的看跌期权。比如，现在的玉米现货价格是1000元/吨，玉米经销商买入1000元/吨的看跌期权。三个月之后，玉米成熟并完成收购等一系列动作之后，将拿到市场上出售，如果这个时候玉米价格上涨到1500元/吨，则玉米经销商手里的现货价格每吨赚500元/吨，而期货这一块则亏损500元/吨。其实，整体上，现货和期货对冲之后，玉米经销商是没有亏损的。
但是如果这个经销商不按照传统的套期保值路数去做，而是采用了这种KODA的方式操作期货，那么它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他要找一家国际投行，然后和投行进行一个对赌。如果他估计未来三个月之后的玉米价格将达到1500元/吨，而现在的玉米现货价格是1000元/吨，国际投行会设定一个区间800元/吨~1200元/吨，和玉米经销商在这个区间范围内进行期货交易。通常国际投行会给玉米经销商一个8折价格，允许它以800元/吨的价格购买一个期货交易合约单位的期货。
当玉米价格在区间范围内波动的时候，玉米商人每天可以买入合同约定好的期货合约单位。因此，只要现货价格高于800元/吨，则玉米商人每天都是有赚头的。比如，当玉米价格是900元/吨的时候，商人可以每天以800元/吨的价格买入实际值900元的东西，盈利100元，如果玉米价格为1000元，则该商人每天赚到200元。如果现货价格超过了1200元/吨，则国际投行有权取消该合约，玉米经销商所有的盈利将归零。并且，合约允许玉米经销商采用杠杆交易，即实际在账户里存入400元，就可以交易800元的生意，对于玉米经销商来说相当于以400元的资金撬动了1000元的生意，而且其中还有20%的折价，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但是国际投行会在合同中隐晦地表达另一个意思，即如果期货价格跌破了800元/吨，则玉米经销商每天需要买入两个期货交易单位的合约。这就意味着，如果玉米价格由800元/吨下跌到600元/吨，则玉米商人每天要花1600元(800×2)的钱买入实际只值1200元的东西，每天亏损400元;当价格下跌到400元/吨的时候，则玉米商人每天要花1600元买实际只有800元的东西，每天亏损达800元;当玉米价格下跌到100元的时候，玉米商人每天要花1600元，买入实际值200元的东西，每天亏损1400元。
通过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这款金融衍生产品的盈利和风险关系。对投资者来说，盈利是单倍的，而亏损则是双倍的，这里面的风险特别大。
如果一个玉米经销商只想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玉米生意，进行简单的套期保值，完全可以只采用最简单的期货方式进行，而如果他想投机取巧，用正常交易所需要资金的极少一部分去做期货交易，并且想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很多的利润，他必然会走入陷阱。
荣智健实际上就是一个掉进了陷阱的倒霉玉米商人。
可是中信泰富为什么要做外汇期货套保呢?
原来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名为SINO-IRON的铁矿项目，是西澳最大的磁铁矿项目。这个项目总投资约42亿美元，很多设备和投入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对澳元的需求很大。整个投资项目的资本开支，除已投资的16亿澳元之外，在项目进行的25年期内，还将在全面营运后的每年度投入至少10亿澳元。
在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中涉及4种不同的货币：港币、人民币、澳元和美元。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中信泰富需要把在内地赚到的钱兑换成港元进入香港总部，香港总部再把港元兑换成美元通过国际金融机构转入澳洲;而到了澳洲，又需要把美元兑换成澳元，在当地进行交易;澳洲的铁矿山开发完成后，产品需要运回到中国，又需要将澳元计价的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00408/2021314.shtml
铁矿石转换成美元，然后再将美元转换成人民币计价，最后和中国的厂商进行结算。
为了规避未来市场的风险，中信泰富常年需要进行外汇的套期保值。但是，从2007年开始，一向稳健的中信泰富开始频繁涉足于Accumulator这样的复杂金融衍生产品。
在中信泰富事发之前，香港大富豪李兆基一直鼓吹澳元的前景，有人将荣智健做金融衍生品归结为误听了李兆基的话。其实，真相并非如此。
从2007年开始，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全球出现了一波资源型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澳大利亚是大宗商品出口较为集中的国家，因此，它的货币号称能与美元相媲美，币值非常稳定。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澳大利亚央行不断调高银行存款基准利率，达到7.25%，高息货币的吸引使国际投资者趋之若鹜。
另外，全球经济持续了多年的增长趋势，形势一片大好，投资者有理由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情况保持乐观的估计，澳元兑美元的比值一度上升到0.95。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香港一度成为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天堂，无论是私人投资者还是像中信泰富这样的机构投资者，都购入了不同的Accumulator产品。但是随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私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都损失惨重。
笔者所接触过的一些私人投资者所透露的信息，让我本人对国际投行的阴险作风印象深刻。这些投资者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手中股票的抵押价值迅速缩水，私人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纷纷收紧抵押借款尺度。几乎在一夜间，投资者的可抵押资产已不敌KODA合约要求的全年双倍购买股份所需资金，被逼补仓或低位斩仓。
星展(香港)的私人银行客户郝婷在2007年七八月间，累计往星展(香港)账户存入8088万港元，同意购买所谓的“打折股票”(其实是KODA)。2007年11月，薛女士在星展(香港)的账户被冻结，银行的对账单显示，其总资产净值为负9446万港元;北京律师赖建平，在香港荷兰银行投资2000多万港元购买KODA，如今不仅一分钱不剩，还倒欠荷兰银行200多万港元。前香港地区市政局主席梁定邦，也因2008年10月投资花旗银行所销售的KODA产品出现亏损，而被银行追讨970万港元。
在北京北三环苏州桥附近，赖建平曾经约见过笔者，这个中国内地的资深律师，被荷兰银行负责衍生品销售的张女士玩得团团转。在一番天花乱坠式的吹嘘之后，赖建平凭着对国际投行的品牌信赖，毅然投资购买衍生品。但当危机发生后，赖建平的账户被洗劫一空，那位女士则靠手续费和奖金赚得盆满钵盈，并离开了荷兰银行。赖建平的投诉对象没有了，荷兰银行对赖建平打起了太极，到目前为止，这个依靠法律为生的人，还没有获得一个明确说法。
除了这些私人大户外，很多在港的H股和红筹股也是损失惨重，估计香港有27家上市公司受累，当中包括中信泰富、湖南有色、中国传动、粤海投资、中国铁建、中国中铁及平安保险等公司。其中，中信泰富、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都是因为做澳元期货导致巨额亏损。中国中铁汇兑净亏损约人民币19.39亿元，中国铁建汇兑损失为人民币3.2亿元。
问责风暴
大错业已铸成，作为一个公众公司，荣智健应该第一时间将公司的亏损情况公布给投资者，提醒投资者规避风险，但在巨额亏损面前，荣智健已经乱了阵脚。他就像一名小学生一样，先是掩盖住错误，然后去找“奶爸”求援;后来，又将责任推卸给下属，声称自己对投资澳元金融衍生品完全不知情;再后来，又被人发现在9月12日至10月17日期间，中信泰富出现巨额“沽单”(卖空)，投资者怀疑是荣智健和他的关联人利用内幕消息，提前跑路。
2008年9月16日，中信泰富收购一汽丰田4S公司49%股权和凌志4S公司50%股权。在对外公布的通告中，荣智健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称“董事们并不知晓公司自2007年12月31日以来在财务和交易上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变动”。
但是到了10月20日，中信泰富突然发布盈利预警，因炒外汇公司产生155亿元的亏损。令人不解的是，公司董事们在9月7日就已经知道澳元合同可能带来巨大亏损。
这一番前后矛盾的说法，让中信泰富名誉扫地。既然金融衍生品合约是在7~8月间签订的，董事们在9月7日就已经知道损失情况，为什么在9月16日才发布那样不负责任的通告?
荣智健推说自己不知道，是下面的财务人员擅自签订的合约，这样的解释更加让公众不满意，这是把普通投资者都当成了傻瓜的说法。荣智健作为公司最高领导人，连账面上这么大一笔交易都不知道，这显然让人难以理解。况且，数十亿资金在公司账面上走动，在一个规范、严谨的大公司里面，如果没有领导的签字，能够随意调动吗?
荣智健显然对外说了谎话。更为严重的是，他在发现问题到对外披露问题期间，有可能已经放出消息，让关联人士抛售股票。
港交所的有关沽空数据也显示，中信泰富股票在9月份的沽空数量日平均约十多万至数十万股;但10月份股份沽空规模显著增加，多个交易日出现逾百万股的沽空，如10月10日沽空数量便高达340多万股，停牌前的10月17日也达128万股。
另外，巧合的是，诱使中信泰富签订外汇累计期权引起巨亏的13家银行之一的汇丰银行，竟然也出现帮助客户减持中信泰富股票的动作。根据港交所中央结算持股记录，9月5日汇丰银行代客持有中信泰富5.456亿股，但到10月17日其持股量则降至5.284亿股，减持的股份约1700万股。
种种迹象表明，作为中信泰富的关联人士，以及这些与中信泰富签订过合作条约的国际投行，它们已经利用内幕消息提前出货，而中小投资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被蒙在鼓里而遭受了巨大损失。
香港不是内地，作为上市公司主席，荣智健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代价。
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香港证券交易所对中信泰富事件展开调查，作为荣智健的好搭档，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暂时离任证监会及港交所公职。10月27日，范鸿龄被暂停行政会议、积金局职务及其他公职。
2009年1月2日，包括荣智健在内的17名中信泰富高层接受香港证监会调查，这其中包括荣智健、范鸿龄、李松兴、荣明杰、莫伟龙、李士林、刘基辅等10位执行董事，以及张伟立、何厚浠、德马雷、何厚锵等7位非执行董事。
荣智健之女、中信泰富集团财务部董事荣明芳、原财务董事张立宪和财务总监周志贤三人，却并未受到调查。荣明芳只是被做降职处理，调到了其他业务部门，张立宪和周志贤请辞。
荣明芳财务部董事的身份，使得各方猜测并怀疑其在此次巨额亏损事件中的角色和责任。
外界普遍认为荣明芳应该是本次“澳元门”事件的直接负责人，但她却鬼使神差般逃过一劫。
现年37岁的荣明芳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后随即到中信泰富工作，至今已13年。她还兼任中信泰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主席，以及东区海底隧道公司董事。可知，荣智健对荣明芳的喜爱超过了对儿子荣明杰、荣明棣。
中信泰富在香港交易所披露的对澳元买卖合约的银行确认函件显示，公司现任财务董事莫伟龙(VernonMoore)曾在2007年11月以及2008年8月、9月、10月间五次签字确认了这些合约。其中，2007年11月7日，与东方汇理银行合约上署有VernonMoore及FrancisYung(荣智健女儿荣明芳的英文名字)两个签名。
这一点可以证明，荣智健不可能事前完全不知晓公司正在做澳元金融衍生品投资。按照正常的业务流程，荣明芳向董事副总经理张立宪汇报工作，张立宪向荣智健汇报工作。如果合约条款有违公司利益，张立宪就此打住，不再将相关情况向荣智健汇报，荣明芳肯定会向荣智健汇报情况。
而且荣明芳作为财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完全了解公司的资金调动情况，如果张立宪擅自调动公司资金，荣明芳一定会向荣智健汇报，从而加以制止。但是，中信泰富在澳元金融衍生品投资过程中，合同签订得如此痛快和顺利，说明肯定是得到了荣智健、范鸿龄的授意，不然，张立宪是无法调动中信泰富资金的。
荣明芳作为财务部董事在相关合约上签字，说明她自己是认可这个合约的，作为中层管理人员，凭她个人是无法决定如此重大的合约的，而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高层授意。
其实，“澳元门”事件中最应该被追究责任的是荣智健本人，张立宪、荣明芳等人只不过是替罪羊而已。
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一直为荣明芳辩解，称荣明芳在事发时不是董事局成员，只是高级管理层，而且作为财务部主管，向张立宪汇报。张立宪的职位虽然是副董事总经理，但一直负责中信泰富的财务工作。公司内部调查显示荣明芳对此次事件负有责任，但并不是最大责任，事发后荣明芳已遭公司内部纪律处分，包括调离财务部，降级以及减薪。
香港的舆论之所以炮轰荣明芳，是因为她在以往的商业行为中，存在很多伤害香港民众情绪的动作。
与哥哥荣明杰低调的处事方式不同，荣明芳的做事风格非常强势，她并不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认为“别人的意见是他自己的看法”。这种性格与荣智健极为相似。
2005年荣明芳顺利使其掌管的香港东区隧道成功提价。当年，香港经济仍处于低迷状态，东隧申请加价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荣明芳带领公司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15%~17%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这让荣智健非常满意。
东区隧道虽然在商业利益上获得了较高的回报，但是在社会效益方面却差强人意，为此事，香港各界对中信泰富和荣明芳一直耿耿于怀。
就在中信泰富陷入亏损困境时，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郑家富向政府提议，出资35亿~50亿港元回购东隧，再用20亿~30亿港元回购西隧。可见港人对于这两条隧道是多么在意。
在舆论的持续炮轰下，香港警方开始介入中信泰富的调查。2009年4月3日上午9时半，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CommercialCrimeBureau，CCB)探员到达中信泰富在香港金钟大厦的办事处搜查，要求公司董事提供相关资料来配合其调查公司在外汇合约事件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商业罪案调查科是香港警方专门负责处理商业罪案的机构。该科负责处理的商业罪案包括行骗案件(只接办数目超过50万港元的骗案)，伪造文件、任何国家的伪造货币、旅行支票及信用卡的调查。
CCB要求该公司就2007年及2008年签订的外汇合约，以及由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3月16日发出的商业信函提供若干资料，以调查是否有违规行为，包括公司董事做出虚假陈述及普通法提及的串谋欺诈。
3日下午5时左右，一辆小型车驶入金钟大厦。接着，两名商罪科工作人员以手推车载着两箱物品进入停车场大堂，其后车子载箱离开。约1个小时后，又有数名佩戴证件的人士进入电梯大堂，并取出多个胶箱，还有一些纸皮箱。
如果警方的调查证据确凿，荣智健将面临牢狱之灾。警方集中搜查中信泰富的两项内容：“公司董事作出虚假陈述和串谋欺诈”，如果调查确认属实，则两项罪可最高行获10年以上的刑罚。
根据香港法例第115章第42条“虚假陈述、伪造文件、使用及管有伪造文件”，任何人做出或安排做出明知为伪造或自己亦不信正确的陈述或申述，即属违法，最高可处监禁14年;而串谋欺诈的最高刑罚同样可监禁14年。
《盗窃罪条例》第21条规定，公司董事就其公司事务，发表可能是误导、虚假或欺骗的书面陈述或账目，即属于犯罪，根据公诉程序定罪后，可判决监禁10年。
不过现在香港证监会、港交所和香港警察局都没有公布过任何关于荣智健的调查结果。这其中隐藏的玄机可能只有高层人士清楚，毕竟调查荣智健和将他关进监狱，这中间的政治意味实在是太重，而且，荣氏家族的影响力和势力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在官方对荣智健调查的同时，中信泰富三名小股民控告荣智健本人，在明知亏损的情况下仍发出财务没有恶化的声明，误导股民购入公司股票而招致损失，并向其索偿。小额钱债审裁处应荣要求将案转交高院审理，但其中两人因缺乏财力早前放弃诉讼，余下一人也拟向高院申请撤案，荣智健暂时远离官司。
加减法
荣智健带着几十亿走了，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北京来为他收拾。
因为脑袋瓜实在太聪明，中信集团总经理常振明经常被领导安排给各种人擦屁股。
常振明在拯救陷入水火的金融企业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2000年，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因贪污受贿、挪用巨额公款，东窗事发被判刑。常振明随即被委任为中信嘉华董事、总裁兼行政总裁，负责拯救陷入风雨飘摇中的嘉华银行。当时，嘉华银行的情况比中信泰富更加麻烦。就在常振明上任没多久，被查出涉嫌与中信嘉华一起1600万元诈骗案有关、已遭停职的中信嘉华执行副总裁张铭千跳楼身亡，嘉华银行在香港银行业的声誉遭到致命打击。
在异常危难的情况下，常振明不退反进，2001年11月，他斥资42亿元收购了华人银行，使中信嘉华的规模和业务大幅度扩大，巧妙地利用扩张来消除了市场的质疑。
2002年上半年，中信嘉华净利增长22.6%，并从此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2002年11月25日，常振明被推选为中信嘉华常务副董事长。这段“妙手回春”的工作经历使常振明一炮走红，赢得了“明星救火队员”的美誉。
因为这段辉煌的履历，常振明在中信集团内部迅速走红，成为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最喜欢的人，王军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掩饰对常振明的喜欢。
在中信时，王军经常“骂人”，唯独对常振明例外，原因是常振明的“回敬”有理有据，常振明也因此成为陪同王军出差最多的人，两人的关系亲密无间。
“没有人比常振明更了解中信，更知道该如何帮助中信集团摆脱各种问题。”
2004年，国务院高层曾将常振明借调到建设银行，帮助这家资质一般的银行在境外上市。2006年王军在临退休前，跟领导死活要人，硬是将常振明从建设银行弄回了中信集团，王军的这手“反提”同样来得突然，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连呼“不舍”。
常振明回归中信集团之后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是未来中信集团董事长的不二人选，这也是王军在为中信集团的长远发展储备人才。
如果不是荣智健在香港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而且问题还这么难解决，北京总部不可能派总公司的一把手来负责解决二级子公司的财务危机。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常振明不愧是金融业内不可多得的顶级人才，在外人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到他手上便迎刃而解了。
他开出的第一副药方是先给中信泰富止血，稳定市场信心。
2008年11月12日，中信泰富与中信集团达成若干协议，中信集团为中信泰富提供关键性的资金用于重组外汇合同的部分债务。
中信集团将为中信泰富提供总额为15亿美元(约116亿港元)的备用信贷。中信泰富将发行等值的可换股债券，用来替换上述备用信贷。转换价格为每股8港元。
转股完成后，中信集团将持有中信泰富57.6%的股权。荣智健的个人持股量将由19.17%被稀释至11.475%;范鸿龄的持股量从2.309%稀释至1.389%;刘基辅的持股量从0.038%稀释至0.023%;蔡星海的持股量从0.013%稀释至0.008%;庄寿仓(荣毅仁的秘书)的持股量从0.009%稀释至0.005%。
中信集团将协助中信泰富重组澳元杠杆外汇合同。中信泰富原有的91亿澳元合同将一分为二，30亿澳元的合同将留在中信泰富继续持有，“以满足中信泰富在澳洲投资的正常澳元需求”。
30亿澳元中的17亿澳元合约从2年转为4年，剩余的13亿澳元合约也将作同样处理，平均履约价为澳元兑美元1?誜0.8319。其余67亿澳元的合约将以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中信集团，更替合约的履约价介乎0.7725和0.9600之间，而加权平均履约价为澳元兑美元为1?誜0.8985。
紧接着，带着总部的上方宝剑，“救火队长”常振明对中信泰富进行外科手术。原来的高管团队遭到清洗，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董事副总经理张立宪、财务总监周志贤离职，荣明芳被迫降职。来自北京总部的张极井和居伟民进入中信泰富董事会，出任非执行董事。
53岁的张极井是中信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助理及战略与计划部主任;居伟民是中信集团董事及财务总监，同时担任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亚洲卫星控股有限公司等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至此北京已将中信泰富牢牢控制在手里，而过去，因为荣智健的原因，总部对它完全是失控的，成为荣智健个人的小王国。
在止血和换人之后，常振明开始对中信泰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常振明的战略规划中，中信泰富将保留特钢、矿石开采与地产三大主营业务，而航空、发电以及海底隧道等业务则逐步从公司剥离。
荣智健掌权的时候，是什么生意都要插一脚，所以中信泰富的业务一直非常多元化，但是真正形成竞争力，能为公司提供稳定盈利的业务很少。这么多年，荣智健主要通过频繁地收购、分拆、打包上市，来获得特殊盈利，吸引投资者，偌大的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一直很差。
翻开中信泰富的“菜单”，你会发现有很多道菜菜量都很丰富，很好吃，比如：香港东西两隧道、国泰航空、澳门电讯、大昌行(香港粮油食品及消费品贸易)，内地的9http://house.ifeng.com/home/jiadian/
家电厂、3个特钢制造厂，澳洲铁矿以及内地房地产等诸多业务，但让你回味无穷的就只有钢厂、铁矿和房地产。
谋划已定，常振明落子如飞，他超强的执行力瞬间爆发出来。从4月执掌中信泰富开始，他先后将中信泰富掌握的北方联合电力20%股权出售给广东粤电集团;5月份，中信泰富先后减持了中铁建和上置集团股权;8月，中信泰富向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太古集团转让国泰航空股权。短短4个月时间，常振明通过做减法，顺利从资本市场套现近100亿港元，为下一步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做完了减法，再做加法。8月24日，中信泰富以15亿收购江阴特钢及关联公司。常振明还为中信泰富的下一步发展准备了150亿元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rmb/
人民币(合22亿美元)专款，用于今后两年投资钢铁和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00408/2021314.shtml
铁矿石业务。
在常振明的棋局里，最重要的理念是要懂得“取舍”，有的时候舍是为了更好地得。通过短短数月的重组，中信泰富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新的股权机构、新的董事会、新董事、新管理层、新的业务方向，荣智健打下的基础，在常振明手里得到升华。
2010年3月10日下午中信泰富公布业绩显示，截至2009年12月底，公司实现盈利59.5亿港元;每股盈利1.63港元，拟派末期股息每股0.25港元;期内营业额464.09亿港元，同比降0.02%。
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常振明于业绩记者会上表示，未来数年，特钢的需求仍会较乐观，中信泰富在西澳大利亚的20亿吨铁矿石的开采项目进展良好，有望按照原先预期在2010年底前投产;房地产业务方面，由于土地大部分于数年前取得，成本较低，不担心市场调控的问题。
常振明打造的业务模式，给人一种认真踏实做实业的感觉，而荣智健之前则是套着实业的皮，干着资本投机的活，他更热衷于以频繁的资本、股权运作来获得特殊盈利。
就像是走围棋，现在常振明已经基本上把势给做足了，下一步就是完美收官，这步棋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执行能力强的高手来接替他中信泰富总经理的职务，这样他就可以分身出来，专注于总公司的发展。
常振明料理完中信泰富的烂摊子，一定会选择离开，因为中信集团的董事长位置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常振明明确表达了不希望长驻香港的想法，加上中信泰富及中信香港一向采取“一公司两制度”，管理层主要聘用香港或海外人士，中信泰富将向在港的红筹公司高级管理层猎头寻求帮助，找人接替董事总经理工作，常振明只保留主席职位。
出走香江
1978年2月，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当选为副主席。随着父亲政治境遇的好转，荣智健对自己的处境也有了新的想法。当时荣智健已经在北京电子研究所工作多年，虽然工作能够应付，但是他感觉到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季节对自己来说，已经过去了，要在这上面做出一番成绩似乎已不可能。
1978年6月，荣智健毅然决定独自南下香港，开始新的事业征途。这时候，荣智健已37岁，并且已结婚成家，既为人子也为人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艰难的。
荣智健后来对人说：“那是我个人的决定，当时内地的政治比较开放，让人民出外探亲。我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就决定出来闯一闯。”
荣智鑫是荣智健大伯荣伟仁的儿子，荣伟仁英年早逝，当时荣智鑫年仅6岁。1948年，15岁的荣智鑫来到香港，进入华仁中学读书。在香港的学习生活费用主要依靠荣氏家族在九龙纱厂的一些股份。不久，他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就业于美国电话公司，一共工作了三年。
1960年，荣智鑫不满足于做一个高级打工族，于是，他决定回香港投资办厂。随后，他寻找到三位合作伙伴，每人出资50万港元，与三位朋友共同合资成立了美联烟草公司，独家代理美国健牌香烟在香港的业务，并进口销售美国“总督”牌香烟。很快，他的公司就成为香港最有实力的美国烟草经销商。
经过近10年的经营，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盈利非常可观。1970年，美国一家公司高价收购了荣智鑫等人经营的美联烟草公司。因出售该公司，荣智鑫从中赚取了一亿多港元。
1975年，荣智鑫投资200万港元，成立荣文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脑生产，产品销往欧美。几年后，又以100万美元的资本收购了一家美国电子公司，从此，荣智鑫成了荣文科技董事长，成为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实业家之一。
荣智健在荣智鑫家住下后，他的另一个堂弟荣智谦也来看望他。三兄弟坐在一起，荣智谦问荣智健：“你在内地耽误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先到美国或英国去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
“白驹过隙，我已经37岁了，子曰：’三十而立‘，而我而立之年早过，再读书来创业，人就老了。”荣智健对堂弟说。
“是啊，得到一张文凭，虽满腹经纶，也不一定有所成就。在美国和加拿大，八九成的创业人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荣智鑫说，“智健弟，读书是来不及了，不如做点生意。”
荣智谦一听此言，欣喜地说：“既然你有意从商，那咱们兄弟几个一起干。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何况咱们正是干事业的时候。”
荣智鑫也赞同说：“智健弟虽然初来乍到，对香港也不熟悉，但老祖宗都是将本求利的高手。我们兄弟几个联手来干，肯定会成就一番事业的。”
荣氏三兄弟决定采取按投资筹足股份的方式，一起投资办厂。此时，荣智谦和荣智鑫在港多年，筹足股份没有问题。然而，荣智健只身前往香港，手上只有父母给的5000美元，从哪里获得资本呢?荣智健连夜给父亲写信求援。
荣氏企业1949年前在香港还留有一些资产，主要是当初在香港开办纺织厂时的股份。在九龙纱厂、南阳纱厂，荣毅仁都占有一定的股份，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动用过这些股息和分红。于是，他回信给荣智健，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一封，叫儿子和几个厂的董事会接洽。
荣智健拿着父亲的亲笔信，依次到各厂进行结算。结果，各厂把股息和分红结算出来以后，还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于是，荣智健决定把所有的股息和分红都拿出来，作为自己在香港立足的资本。
其时，香港的电子工业飞速发展，电子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年递增率为23%，而整个香港的制造业总产值的递增率为16%。根据香港政府1978年对香港工业生产的调查，电子行业占整个工业部门总产值增值的12%。电子工业在香港已经成为最具发展势头的新兴行业之一。
荣智健是学机电的，荣智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院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在美国电话公司做过工程师，于是，荣氏兄弟决定开办一个电子厂。
1978年12月，三兄弟各筹集100万港元，各占1/3股份，正式在新界大埔合伙开办了一http://house.ifeng.com/home/jiadian/
家电子厂，取名“爱卡”，英文名为ELCAP。就这样，荣智健和众兄弟合作，在香港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之旅。
荣智健虽无多少经商经验，但是有两位堂弟支持，三个人各司其职，遇事一起商量，公司起步十分顺利。开始，爱卡电子厂主要生产电容器、电子手表和玩具等。尽管这些产品都是些小儿科，但是，当时大陆电子工业发展缓慢，市场上很少有这些日用电子产品。荣智健曾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非常了解大陆市场，所以爱卡厂把主要的市场放在了大陆。当时内地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广大的消费者以前从没见过这类价廉物美的电子日用品。这些电子器件和原件，尤其是那些电子日用品，如电子钟、电子表、收音机等马上就成了畅销货，销售十分火爆。
但是，这些科技含量低的产品利润和潜力并不大。爱卡厂虽有所赢利，但也只限于大陆市场。兄弟三个经过分析，一致认为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这些低端产品势必丧失其市场地位，于是，决定转变产品方向。
荣氏三兄弟很有前瞻眼光，他们没有被大陆火爆的销售势头冲昏头脑，他们要把自己的产品销遍香港乃至全世界。
经过一番考察，荣氏兄弟选择了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储器。这一时期，香港电视和电脑业方兴未艾，荣氏兄弟果断的战略转型无疑是成功的决策。但是，荣氏兄弟转产并不是简单地一转了之，此时他们仍保留了传统电子产品的生产。然而对于公司转产后的生产和经营，他们思考得很多，为此，兄弟几个经常召集股东们开会商量未来的发展。
一天，几兄弟在一起商量公司发展情况时，荣智鑫说：“我们这次转向，要转就转彻底些。香港的电子工业是面向出口的，总产量85%以上供出口外销，我们的生产也应立足于外销出口，这样市场才能打开，只在香港市场打拼，前景不大。因此，爱卡长期的定位应该是外销和出口。”
对此，荣智健和荣智谦表示赞同，荣智谦说：“在经营上，我们也要适应国际化通行做法。在一般情况下，产品的生产符合技术规格便可以决定生产数量，我们离不开买家，在坚持自家特色的同时，要完全按定单生产，产品基本的研究和发展方向也要由买家和母公司确定，盲目生产就会造成浪费。”
“过去所有用于计算器和家用电子产品上的集成电路块，我们不是从国外直接进口，就是从日本或美国生产商在香港的分公司购进，购买原料的成本大约为产品总成本的70%左右。为减少成本，提高利润，厂里应再投资兴建一条生产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以减少对外国和买家进口电子元件的依赖性。”
会议一结束，三个主意马上付诸实施。不久，爱卡的产品就开始远销美国。由于信誉好，产品质量好，在美国拿回的定单，一天比一天多，生产比上年翻了一番，经营前景十分喜人。爱卡厂在香港电子行业中渐渐脱颖而出。
为了扩大规模，荣智健提出了不分红的建议。但是，他的建议却没有在股东大会上通过，只有荣氏几兄弟支持这一方案，同意将自己所得分红继续投入生产。随后，荣智健向爱卡追加总资本1/3的投资，使他个人的资本投入占整个爱卡资本的2/3。荣智健此举将爱卡电子厂的主要股权集中在了自己手里。从此，荣智健也从爱卡的打工仔地位变成爱卡的总经理，并借此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荣智健坐上总经理位置后，即对爱卡生产的产品种类进行了一次较大调整，将无线电收音机和其他一些技术含量低、不具竞争实力的电子产品产量大幅度缩减，公司的经营方向转为以生产电脑配件为主，集中力量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储器，并兼顾各种电脑芯片和平面板。
随着时代的发展，香港电脑的普及率逐步上升，尤其是微型电脑，已开始进入中等家庭。当时，香港装配生产中型电脑、迷你小型电脑的工厂只有两家，生产微型电脑的有十多家，而香港所需的计算机元件和数据处理设备主要还是依靠美国供应，其他电子元件和最终产品则主要从日本进口。当时爱卡生产的电脑配件就技术而言，主要还是依赖外国输入，爱卡自身还不具备研发新技术的能力，但它与美国、日本有良好的合作关系。爱卡厂生产的电脑配件从集成电路板拓展到电脑记忆系统，包括磁芯和平面板等配件，以供应各种大型、小型、微型电脑的生产使用。荣智健此次产品结构调整，马上适应了市场的需要，爱卡公司的发展一日千里，各地订单像纸片般飞来。
经过短短几年的经营，爱卡从一家小小的电子厂，迅速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厂商，大批量生产电子元器件和电脑配件，在香港电脑行业风起云涌的这股巨大的洪流之中，分外耀眼夺目。爱卡公司不仅在香港，就是在欧美一些同类企业中也小有名气。
在这段时间里，荣智健天天跑市场，跑车间，搞调研，思考公司经营之道，全身心地投入爱卡。他每天早出晚归，以厂为家。爱卡的成功，与其说他运气好，倒不如说他付出的比别人多。爱卡的成功使荣智健获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喜悦。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渐渐的，荣智健发现香港的电子产业虽然发展十分迅速，却也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制约因素，潜在的困境时隐时现。
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基础教育资源薄弱，相关的电脑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另外，高地价和高工资，加上通货膨胀，使香港的电子加工产业不具备成本优势。荣智健感觉到香港电子产业发展的潜在危机，马上开始筹划另一个新的发展计划——出售爱卡，套现离场。
荣智健的想法得到了荣智鑫和荣智谦的支持。爱卡短短三年时间从一个300万港元的小厂一跃成为香港电子行业中初具规模的厂家，它的成功，被国外不少同行看好。荣氏兄弟要出售爱卡的消息一传出，香港厂商闻风而至，欧美一些厂家也千里迢迢赶来，参与竞购爱卡股权。
1982年，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爱卡电子工厂。在爱卡电子工厂中，荣智健占有60%的股份，因此，在这次出售中，他个人获得720万美元。按照当时美元对港元的汇率折算，荣智健一举收获了5600多万港元。这一收益比他当年100万港元投资的56倍还多。
此时，距离荣智健离家南下整整四年。短短四年的时间，荣智健从当初怀揣5000美元的穷小子一跃而成为一名拥有千万资财的大富翁。
就在荣智健沉浸在小试牛刀的快乐中时，荣毅仁带领的中信集团也乘风破浪，将业务扩展到了全世界——1980年5月4日，中信香港分公司成立;1982年3月27日，法国巴黎代表处成立。至1982年，中信集团已同世界上54家外国银行、证券公司、租赁公司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并同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些有代表性的银行签订了不同期限的贷款和透支协议，而且还开展了存款业务。
海外淘金
1984年，荣智健怀揣着在香港掘到的第一桶金前往美国淘金。当时他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于是他找到表妹唐芙生——五姑父唐熊源的女儿商量。而这一次表兄妹的会面给荣智健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唐芙生在那时最火的王安电脑公司任副总裁。
王安电脑公司是美国电脑界的一个传奇，同时是美国IT业的西点军校，像大名鼎鼎的思科总裁钱伯斯等人当年也只是王安公司的职员而已。王安电脑公司的前身是王安实验室，它是由中国移民、哈佛大学博士王安于1951年创办的一个公司，专门生产他自己发明的磁脉冲记忆芯片等特种电子与数字设备。
50年代末期，王安成功研制了工程专用数字控制装置weditrol;1963年，又成功地开发了linasec半自动排字机;1964年，公司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100万美元;1967年，王安电脑公司已经发展为拥有400人的一个不小的公司。
1967年8月23日，王安的股票公开上市，每股价格高达38美元，当天盘价拉了3个大阳柱，飙升到40.5美元，股票的发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7年8月22日，王安电脑公司的净值为100万美元，而一天之后，公司的市场核定资本已高达7000万美元。
王安公司于1977年推出了VS型计算机系列;1979年，开发了办公室信息系列产品;1980年，开发出一体化信息产品，以求同IBM争夺市场。王安电脑公司这些产品的推出，都受到用户的极大欢迎。此时的王安公司，已不再是产品单一的小公司，而是捋IBM之须，某些领域不输给IBM的大型现代化的公司了。
1980年，王安电脑销售额高达5.43亿美元，1982年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84年突破20亿美元大关。资料表明：从1976年到1984年，公司年销售额增长61%。在此期间，公司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活动，1978年兼并记录系统公司，1982年收购美国卫星系统公司的部分股票，1984年兼并英特卡姆公司，1985年收购特雷诺姆公司的部分股票。
1985年，王安电脑公司的情况是：分公司遍及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员工逾3万人，总营业额为23.5亿美元，在《幸福》杂志所列全美1000家大公司中位居161位。
唐芙生凭借自己在业内的人脉网络，介绍荣智健认识了在微软工作的林铭博士和米歇尔·弗尤尔，他们在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
在一次闲聊中，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谈起了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荣智健对此很感兴趣，并提议三人开办这样一个公司。随后，他们从微软挖了几个高级工程师，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最初公司总投资200万美元，荣智健出资120万美元，占60%的股份。
三人的分工是：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由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负责，荣智健则去开拓香港和内地市场。
1983年1月，荣智健重返香港，恰好遇到电脑业发展的黄金季节，CADI产品的销售一路飘红。CADI创建还不到一年，就引起了美国另一http://house.ifeng.com/home/jiadian/
家电脑设计硬件厂商MentorGaphics的关注，其老板蒙特亲自前往拜访荣智健，言明有意入股，荣智健最终同意其购买28%股份。
在蒙特入股不到半年时，荣智健和林铭又找到他，提议将两家公司合并以挂牌上市，最后也达成协议。
1984年，合并后的公司成功上市，股价一路狂涨，荣智健见好就收，适时抛出所持股票，套现所得4800万美元(约3.74亿港元)。
在短短六年间，荣智健将初始投资100万港元变为近4亿港元，增值近400倍，荣智健财富的增值速度像是搭乘了火箭。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年最大的成功不是爱卡，而是1982年用从爱卡赚的钱在美国搞的一项创业投资。”多年之后，荣智健谈到自己早年的创业经历时，对于运作CADI上市一脸春风。
运作CADI上市套现之后，荣智健的资产已经上升到4亿港元，这个时候他再次回到香港，准备大举进军香港的楼市。
当时正好是中英政府关于香港“97回归”谈判的开始阶段。因为未来前景不明，香港商界和普通民众对于要不要继续投资香港摇摆不定，并引发了楼市动荡。荣智健凭借在北京的关系，知道中国政府一定会收回香港，于是有了重点开发香港的决心，并趁机大举购入香港物业。
父子聚首
在中英双方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前夕，荣毅仁带领的中信集团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中信香港也随即诞生。在当时，中资企业在香港所肩负的使命是经济战争，核心任务是维护香港稳定。
1984年，荣毅仁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中信党组书记熊向晖商量，希望他能亲赴香港主持香港中信总经理米国钧的到任酒会，以示隆重。
米国钧是辽宁盖县人。1940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处长、中共天津市委副部长、国家科委副局长、驻奥地利商务代表、驻日本大使馆参赞、驻斐济大使、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香港中信成立时，荣毅仁将其派往香港主持大局。
熊向晖说，那要选择一个“好时机”，中信的两位领导人将米国钧的就任时间定在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前后。
这个时机选得果然好。从此次访港的日程表上可以看出，从熊向晖一行抵达香港到离开，香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李嘉诚、包玉刚、霍英东、安子介、李国宝、利国伟、唐翔千、查济民、郭鹤年、罗康瑞等悉数出面，轮流宴请，英资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Sanberg)则在赛马场包厢宴请熊向晖，并请他看赛马。在前后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不少宴请不得不安排成“请吃早茶”。这在香港工商界是少有的。
1984年10月11日下午，熊向晖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的身份，在香港中区文华酒店为中信香港分公司新任总经理举行酒会。据当时香港报纸报道，五百多位中外各界人士参加了这次酒会，港府财政司彭励志、政治顾问麦若彬也亲自到场祝贺，场面热闹。
熊向晖在致词中指出，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了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决定扩展在香港的业务，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四化建设、振兴中华服务，并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做些有益的事情。
1985年5月14日，香港中信公司在香港华润大厦正式挂牌营业，米国钧出任总经理，熊向晖、王军、雷平一、庄寿昌等为董事。
中信进驻香港后，荣智健和米国钧、王军等人的私人交往逐渐频繁起来。
1985年初，随着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香港各界对未来充满信心，楼市也开始从低迷中恢复起来。新年一开始，香港房地产市场涨势惊人，不仅买卖活跃，而且楼价也不断上升，有些楼价的涨幅非常可观，甚至达到八成。
当时，市区内较新的住宅楼宇售价，小型单位一般为每平方米600~700港元，个别的高达800港元，比1984年上涨了10%~20%;中大型住宅单位每平方米约为700~900港元，个别上升至1000多港元。
但是香港楼市的火爆并没有给荣智健带来实际好处。他所持有的物业以商业物业为主，但市场上比较好卖的是普通住宅，商业楼宇的售价、租金涨幅并不大。中环地区写字楼的售价每平方米约1000~2300港元，上环区约为530~1000港元，湾仔区约540~820港元，尖沙咀约500~1000港元，写字楼每平米的月租为5~20港元，湾仔区为4~13港元。
到当年9月，香港楼市开始由年初的火爆转入平淡，尤其是在11月和12月，一些物业推出的拍卖，几乎无人问津，楼花和现货楼盘又开始陷入低迷。荣智健在楼市中起起伏伏，虽然没有在楼市“牛市”中获得好的收益，但还算保住了老本。
http://house.ifeng.com/news/touzi/detail_2010_04/06/511429_0.shtml
炒房毕竟不是长期的生意，荣智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真正事业。而在这个时候，香港中信正陷入发展的低谷，正需要熟悉香港商业环境的自己人掌舵。在中信集团众人的劝说下，荣毅仁终于同意让荣智健进驻香港中信工作。
其实，在进入香港中信之前，荣智健早就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向父亲建言发展大计。他提议香港中信投资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当时港府正在规划中的东区海底隧道建设。
荣智健的理由是：香港地方狭小，车多、人多，道路拥塞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交通拥挤难题，港府除了在地面修建道路外，还往地下发展，兴修海底隧道是其方略之一。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港府决定在维多利亚港东部水下开凿第二条海底隧道，即东区海底隧道。这条隧道是香港第一条公路、铁路两用海底隧道，南起港岛区鲱鱼涌，北至九龙区观塘蓝田茶果岭，全长2.2公里，是双向四车道隧道，建成后将成为香港运输网络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香港中信投标东区隧道，将可以介入到香港基础设施建设中，以此切入香港经济的大环境。荣智健的提议得到了香港中信的认可，最终，香港中信采纳了荣智健的提议，以3.7亿港元竞得东区隧道10%的股份。这一投资计划的成功，为荣智健后来入主香港中信奠定了基础。
1986年，45岁的荣智健正式加盟香港中信公司。随后，香港中信公司进行了改组，原来的香港中信公司更名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军任公司董事长。次年2月，中信香港再度改组，米国钧出任董事长，荣智健仍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后来，荣智健回忆起当初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千：“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成为中信香港的主事人，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运作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必然结果，是邓小平敢闯敢冒经济战略风险的结果。是的，如果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也许很难有机会成为中信香港的主人。但是，如果我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而没有经商办企业的才干和本领，我也不会得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登上这个举足轻重的显赫之位。我绝不辜负邓公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也不会给父亲丢脸失面。我会用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一个成功的佐证，为世界经营管理宝库增添一段’上阵父子兵‘的商界佳话。”
收购嘉华
在荣智健进入中信香港之前，原香港中信管理层几乎没有任何大动作，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原管理层干的最大一笔买卖就是收购当时的嘉华银行。
嘉华银行创办于1922年，当时称为嘉华银号，名称是取自当时的嘉南堂及南华公司，创办人为林子丰博士。
1924年12月，嘉华银行以“嘉华储蓄银行”之名在香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全数缴付资本为50万港元，总行设立于香港德辅道中208到210号。广州的嘉华银号便成了嘉华储蓄银行的广州分行，主要业务包括存款及汇款。两年后“嘉华储蓄银行”改名为“嘉华银行公众有限公司”。
1931年，嘉华银行于上海开设分行，进一步拓展银行业务，股本增至100万港元。1935年，由于中国经济不稳定，嘉华银行于上海及广州的分行停止经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沦陷，嘉华银行暂停一切银行业务。1945年，本行在香港德辅道中269号新址重新开业，并于1949年1月改名为嘉华银行有限公司。
嘉华创始人林子丰逝世后，后人无心经营，1975年，新加坡侨商刘灿松购入嘉华银行超过三分之二股权，接管嘉华银行一切业务。
刘灿松入主嘉华银行后，正好迎来港英政府对银行实施新的监管措施。1978年3月15日，港府宣布放宽银行发牌措施，规定申请牌照的海外银行总资产须在30亿元以上，而其注册地又能以互惠条件让香港银行在当地设立分行，该银行便可获发银行牌照。该措施实施后，持牌银行数目由1977年的74家增至1978年的88家。
香港弹丸之地，如此多的银行机构必然引起极为激烈的竞争，这也为1985年香港银行倒闭潮埋下了伏笔。
随后为了控制银行数目，港府在1979年8月再一次宣布冻结银行发牌。
1980年7月，嘉华银行公开发售3500万股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溢价每股3角，随后于香港交易所挂牌。得益于牌照发放的收紧，银行业市场再度恢复秩序，嘉华银行上市当年即成为成长率最高的股票。
1981年4月，港府通过修订《接受存款公司条例》，实行金融三级制(或称旧金融三级制，港府在1990年实施了新金融三级制)，将整个银行体系分为三级机构，分别为持牌银行、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被统称为“认可机构”。
同年5月，港府宣布重新订定发牌准则，以限制符合资格的银行申请数目及避免过多银行在港开业。
1978~1981年，是香港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在这表象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1982~1983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不景气，加上香港“九七”问题尚未解决，触发信心危机，地产市场崩溃，致使银行借贷坏账暴升，金融市场则动荡不安，香港银行业的泡沫开始逐步被挤破。
1983年9月27日，政府接管财政出现问题的恒隆银行。同年10月17日，港府宣布规定固定联系汇率为7.8港元兑1美元，并废除港元存款利息税，以挽救港元弱势。在往后的两三年间，联系汇率虽对香港经济起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但金融业在香港的发展并无大的好转。
1985年是香港银行业动荡的一年，所有中小型银行都出现财政困难，6月7日，海外信托银行和工商银行便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港府接管，嘉华银行也不例外。虽然当时嘉华银行在香港的分行数已经多达26家，并有4个海外办事处，全资附属公司则包括嘉华国际财务有限公司及与荷兰安美保险集团合资的嘉华安美保险有限公司，但也没逃过一劫。
1986年4月21日，嘉华银行本行与中信公司签订协议，中信公司注资3.5亿港元收购嘉华银行92.5%的股份，嘉华银行成为“中信系”第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也是第二家由中资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收购香港嘉华银行后，65岁的金德琴被派往香港接管并重组嘉华银行。当年6月，曾任中国银行行长的金德琴出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兼任嘉华银行董事长。
令荣毅仁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任命为嘉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990年9月11日，国家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商定：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拿出3000万美元，委托中国银行借给中信公司，作为嘉华银行增资的备用贷款资金，年息4%，10年归还。金德琴拿到钱后并没有按规定存入中信公司的账户，而是直接存入了自己在嘉华银行的私人账户。
并且，他只用了其中的2566万美元认购了嘉华银行1991年1月发行的2亿港元的从属债券，扣留了余下的434万美元。在认购嘉华银行从属债券的过程中，国家的贷款1990年12月就到了他的私人账户，而认购从属债券是在1991年1月，期间将近一个月的利息184万港元就留在他的账户上。同时，国家外汇储备3000万美元贷给中信公司的年利率是4%，而他以中信公司的名义认购嘉华银行从属债券的年利率是10%，其中6%的利息差额也被他截留在自己的私人账户上。
从1991年到1995年，嘉华银行先后归还中信公司从属债券本息共3652万美元，金德琴即将这些款项全部转入其私人账户，他仅将其中的本息3502万美元归还国家外汇储备，扣留其中的利息差150万美元，加上期间新产生的利息共计1639万港元滞留给自己。
金德琴一共给嘉华银行造成了60亿元的损失，致使中信嘉华濒临破产，这就是2000年发生的金德琴弊案。这起中国最早的金融官员案由“中信”自己举报浮出水面。
这件事对中信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在这次危机中，年轻的常振明第一次以“白衣骑士”的身份出现，拯救了中信嘉华银行，他的才干也开始被高层重视，这为他后来拯救中国建设银行、中信泰富埋下伏笔。这件事情也成为王军自我纠错的一个教材，金德琴当时因为身在香港独立王国，从来不买王军这个新掌门的账。事发后还说：“这是我个人面子大，国家借给我个人，是我自己担当风险，收益当然也是我个人的。”
金德琴事发也是荣毅仁始料未及的。尽管荣毅仁在构造“中信”时竭力将裙带关系的隐患排除在一个现代企业的门外，但专业企业精神和传统大型国企弊病的冲突也还是无法避免地存在于“中信”的某些局部。
金德琴的继任者、中信公司董事蔡重直1998年赴香港嘉华银行任总裁兼CEO时，仍然发现这个中资银行存在诸多显著弊端。
蔡重直后来回忆说：“1998年2月我去的时候，中信嘉华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1998年嘉华’拨备‘前的利润是6个多亿，如按5级分类法，最少要为不良资产准备近10亿的拨备，这就意味着要出4个亿的’红字‘，要亏损了。”
“银行吃的是信誉这碗饭，一家银行由于不良资产吃完了利润，又吃掉了部分资本时，它的信用危机就产生了。银行做到这一步，在香港已经是头条新闻了。而这个时候嘉华银行的高管还有近20人。半年之后，这20个人全部被炒掉，换上了不是组织部安排的，而是猎头公司介绍的各方面的专家。我去一年多后，嘉华银行1090人里面，有700人左右是新的。”
金德琴案发生后，中信嘉华银行发生了较大的信用危机，“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信嘉华银行盈利大幅度下滑，甚至面临亏损。香港金管局要求大股东中信集团注资，或者寻求战略投资者来应对危机。
但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大股东无钱注资，战略投资者也找不到。最终，依靠蔡重直等人的努力，中信嘉华银行勉强活了下来，这也为后来中信嘉华银行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2000年，中信集团派常振明担任嘉华总裁，重新整顿嘉华银行的业务。上任后，常振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斥资42亿港元收购华人银行，扩大中信嘉华的规模和业务。到2002年上半年，中信嘉华净利增长已达22.6%。
中信嘉华从2000年开始积极寻找收购对象，并聘请专业顾问就其收购策略提供意见。2001年6月中旬，中信嘉华银行发布通告，称计划发行10年期次级债券作收购合并之用，并明言该行正寻求收购香港一家资产总值与其相若或较少的银行。
而按此条件，香港本地可供选择的银行不多。符合“条件”的JGG日本信用保证(626.HK)、AEON信贷财务(900.HK)及廖创兴(1111.HK)三行的大股东均已表示无意出售手上权益，余下的仅剩港基国际(636.HK)及华人银行。
恰在此时，华人银行控股的股东调整内部投资结构，急需套现，表示有意转让股权。
华人银行是华银控股(0655.HK)旗下重要的全资子公司，在香港经营已超过45年，拥有21家分行。
2001年11月2日，香港中信嘉华银行斥资42亿港元收购香港华人银行，中信嘉华收购华人银行所涉及的资金主要由内部筹集。收购华人银行所需资金中33亿拟以现金支付，余下8.4亿则会以发行存款证缴付。
这项收购行动使中信嘉华资产从591亿港元增至约800亿港元，扩资35%，中信嘉华晋身成为香港第八大注册持牌银行(以资产计)，香港第四大上市银行。中信嘉华收购华人银行后，规模和业务大幅扩大，在香港的分行由26家增至47家。
除了资产规模扩大以外，收购华人银行还有诸多好处：比如中信嘉华信用卡业务刚刚起步，而华人银行已经有成熟的信用卡业务，并且刚刚收购了金融财务机构，双方合并后可以使用同一平台、管理及品牌，中信嘉华利于加强偏弱的零售银行和信用卡业务;中信嘉华中资大客户较多，而华人银行的强项在于中小企业业务，其中小企业客户数目为中信嘉华的3倍，双方可以互补;中信嘉华财务状况存在诸多隐患，可以通过收购华人银行弥补。分析双方2001年中期报表，可以得到证实。
收购后中信嘉华的整体客户数增加了20%，其中中小企业客户更大增3倍，有利于未来业务的扩展。
渗透国泰露锋芒
1987年，中信香港成立之初，香港股市、地产及航运业尚处于低潮。经过慎重研究分析，公司管理层决定收购国泰的部分股权，这是中信香港成立以后的首项重大投资。
为了此次收购，荣智健仔细分析了历年来国泰航空各项数据指标。荣智健说：“我们分析了差不多六个月，觉得国泰的盈利前景看好，经营完善，而且有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我们就把想法向北京总公司汇报，结果不到五天就得到了批准。”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简称：国泰航空，英文名称：CathayPacificAirwaysLtd.)成立于1946年，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以香港为基地的国际航空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观景路国泰城。国泰以香港国际机场为枢纽，是香港最主要的航空公司，提供定期客运及货运服务往全球各地。
国泰航空由美国籍的罗伊·C·法富尔(RoyCFarrell)及澳洲籍的悉尼·H·德坎措(SydneyHdeKantzow)于1946年9月24日创办。最初，他们均以上海为发展基地，后来决定迁往香港，并注册为国泰航空公司(据说，国泰的名字原是由法富尔及一群外国通讯员于马尼拉酒店的酒吧想出来的)。国泰航空公司是香港第一所提供民航服务的航空公司。
成立初期，公司以两架改装自C-47运输机的DC-3营运航班，开办往返马尼拉、曼谷、新加坡及上海的客运及货运包机航班。国泰航空1946年创办时首架飞机是名为“Betsy”的DC-3客机，它在1983年退役后飞返香港，并在香港科学馆长期展出。
1948年香港最主要的商行之一的太古洋行(Butterfield&Swire)(即太古集团前身)，收购了国泰的四成半股权。在约翰·基德斯顿·太古(JohnKidstonSwire)的领导下，太古洋行随即全权接手了国泰的营运业务。其后10年间，随着国泰引进头等客位及经济客位，机队不断扩展，而且服务日益完善。
当时的港英政府把香港以南的航线分给国泰经营，以北的则交予国泰唯一的本地对手——怡和洋行属下的香港航空经营，直至1958年，国泰收购香港航空。
20世纪60年代是国泰航空全速前进的时期。1962~1967年，公司业务每年平均跃升20%，成绩斐然。此外，国泰又再开先河，成为世界第一家为多个日本城市，如大阪、福冈及名古屋等城市提供国际航班服务的航空公司。
国泰航空的财务指标相当完美。20世纪80年代，国泰航空由太古洋行持股70%，汇丰银行则持股30%。1981年，国泰航空盈利1.3亿港元，1983年飙升至6亿港元，1984年高达8.8亿港元，1985年维持在7.8亿港元左右，1986年盈利跃升至12.3亿港元，比1985年增长58%。
1986年4月，国泰航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首次招股获得56倍的超额认购，5月16日正式挂牌买卖，截至同年底，国泰航空的总资产为110亿港元，其业务几乎垄断了香港航空业市场。
开始，荣智健的收购提议并不为中信香港的管理层看好，董事长米国钧也质疑他的决定。
米国钧对香港航空市场也做过详细调查，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香港空运市场日趋饱和，国泰航空未来的收益率会不会收窄?“兼并国泰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航空货运和客运两大摊子。目前香港有37家航空公司，每周有1200班定期客货机飞往亚洲、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中东等地。你敢保证航空运输在香港没有饱和，还有空间?”
荣智健却不以为然，“收购国泰，并没有增加香港的航空运力，启德机场每小时平均客流量为五千多人次，繁忙时，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它已成为世界运量最大的空运站。我们只要用好现有的空间就够了。”
收购国泰航空，荣智健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是通过收购与太古洋行建立合作关系，这就是他所谓的“扯虎皮拉大旗”。当时的中信香港还是小弟级别的公司，如果能够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英资洋行建立合作关系，对中信香港的商誉有着巨大的提升。“要在香港发展，不但要跟华资合作，也要加强同英资的合作，我跟’国泰‘、’太古‘合作，是觉得他们有一套系统，双方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而且不光是在生意上。”
在香港中信管理层内取得一致意见后，荣智健又做通了荣毅仁和国务院的工作，国务院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论证，不仅完全同意荣智健的收购方案，而且非常赞赏这一收购方案，为此，国务院借贷8亿港元给中信香港作为运作资金。
1987年1月，中信香港以19.36亿港元成功收购国泰12.5%股份，中信香港成为国泰第三大股东。
国泰航空为什么愿意卖股份给荣智健，其实是背后的太古集团看重了中信香港浓厚的中资背景以及巨大的能量。那时中资是香港名头响而又带神秘感的东西，大批的中共高干子弟在中信、光大以及新建立的内地驻港公司，如广东的粤海、广州的越秀、上海的上海实业、河南的豫港等公司工作。这些公司的巨大能量和商场大动作令香港人目瞪口呆。考虑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国泰的前景，太古集团决定舍小利投靠中信香港。
东亚航空战略图
中信香港参股国泰航空，使国泰航空既有英资背景，又有中资背景，对国泰航空的竞争对手港龙航空造成巨大的压力。
港龙航空公司是1985年4月成立的一家新公司，它是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主席、毛纺大王曹光彪发起的。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曹光彪于第二年成立了港龙航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外国对香港航空业的垄断，并且将矛头直指英资的国泰航空。为此，他召集31个港澳商人，共同出资建立了以“香港本地人”号称的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的出现打破了国泰的市场垄断地位，为了打压港龙，国泰借助港英政府的势力，颁布不公平的航空政策“一条航线只准一家航空公司经营”，使港龙无法开拓新的航线。港龙也不甘落后，曹光彪邀请香港船业大亨包玉刚购入港龙30%股份，出任董事局主席，曹光彪任副主席。包玉刚的加入，使港龙实力大增。
1986年，港龙成立第二年，国泰宣布上市，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进一步扩大实力击垮港龙。同时，国泰在香港市场融资，意在洗清英资背景，使国泰也成为“本土企业”。
在国泰、港英政府和中信香港的联合围剿下，港龙航空终于扛不住压力，出现巨额亏损。荣智健一直在默默关注港龙和国泰的争斗，其实他早就萌生了收购港龙的念头，但苦于时机不成熟。
1989年11月4日，包玉刚终于支撑不住，宣布出售所持港龙航空的全部股权。
荣智健的机会终于来了，中信香港立马宣布：“收购港龙股票。”不过，令荣智健没有想到的是，太古洋行也立马宣布追随荣智健，收购港龙航空股份。
港龙航空众股东因为包玉刚的撤退，正处于惶恐之中，中信香港和太古洋行联手收购正中他们的下怀。12月，港澳国际将所持26.6%的港龙股份出售给中信香港。
1990年1月，港龙航空又新发2亿股新股，由太古和国泰航空斥资3.43亿港元认购，占扩大股本的35%，其中国泰占30%，中信香港的持股量升至38%。
接着，港龙和国泰签署管理服务协议，由国泰负责提名港龙的主要管理人员，并提供技术和行政管理上的服务。
荣智健并不满足与太古分享第一大股东的位置，随后，他又以5亿港元收购港龙46.3%的股权，使其持股总比率达到65%以上，成为港龙名副其实的第一大股东。
至此，荣智健既是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又是港龙航空第一大股东，如何使两家航空公司形成良性互动成为荣智健的工作重点。荣智健完成收购后，紧接着开始对港龙和国泰进行股权和业务重组，中信香港将港龙航空14%的股权，即8000万股转让给太古集团，自持51%，太古集团又将4000万股转让给国泰航空，港龙成为国泰的子公司。
同时，中信香港将港龙的业务委托给国泰管理，增添的飞机由国泰租赁，国泰停飞原飞北京、上海等地的大陆航线，出让给港龙。
中信香港控股后，港龙两个月便奇迹般地转亏为盈，1990年，港龙盈利1100万港元。国泰和港龙之间长达五六年的斗争到此得到化解，而最后的大赢家无疑是荣智健带领的中信香港。到1996年，港龙盈利超过10亿港元，七年间盈利升了几十倍。
1995年以后，荣智健开始不断增持国泰航空股份，减持港龙航空股份。至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中信泰富所持国泰航空股份由12.5%上升至25%，而港龙航空的股份则由65%减持到28.49%。
在荣智健心目中港龙和国泰孰轻孰重，至此已见分晓。截至2002年，中信泰富在国泰航空的收益上升了5倍，而港龙航空较2001年仅增长60%，其中缘故不言自明。
两家公司和睦相处的局面仅维持了四五年时间，利益的驱动诱惑使两家公司再度走向对立。
2003年开始，国泰航空还是撕毁当初与港龙航空达成的协议，重新争夺内地航线。3月21日，国泰航空向香港空远管理局申请发给国泰航空香港至北京、上海和厦门三条国内航线的经营牌照。此时，港龙已经拥有18条飞往内地的航线，其中国泰提出分享的3条航线是其盈利能力最好的。
港龙航空在得悉国泰航空的申请后，入禀香港最高法院，引用2000年2月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的《内地和香港航空运输安排》中的“一公司一条线”的条款，提出强烈抗议。港龙还引用基本法第131条“提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往返航班，需由中央政府以及特区政府磋商安排”，以此质疑空运管理局作为国泰航空公司申请机构的合法性。
太古洋行、国泰航空和中信泰富组成的利益集团与国航集团、中航兴业、港龙航空以及内地航空公司组成的利益集团形成激烈对抗。最终，凭借荣智健个人的强大政治公关能力，国泰航空于2003年底获得了香港至北京、上海和厦门三条航线的空运牌照。
国泰入主内地航线后，对港龙打击巨大。根据港龙财务总监韦景辉计算，国泰加入北京、上海和厦门三地客运市场后，港龙每年将蒙受5.5亿港元营运亏损，对于整个公司而言，总运营亏损达6亿港元。
港龙的这点损失不在荣智健的眼中，因为他已为中信泰富的航空业务规划了更大的目标，让国泰重夺国内航线，是其计划的一部分，荣智健计划打造涵盖东亚航空版图的大航空战略。客运和货运两个市场，他都要占领，这就需要培植公司最具竞争力的工具。在客运市场上，他选择了国泰航空;在货运市场，他选择与中国国际航空集团合资组建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总投资35亿元，注册资金22亿元，其中中国国航占51%，中信泰富占25%，首都机场占24%。
荣智健的计划获得了来自中信集团王军的支持。王军对外表示：“中信泰富未来的主营业务仍然是电力和基础设施，但集团将全力支持中信泰富参股国内各大航空集团，母公司会把与国内航空集团如东航、南航等合作及洽谈入股的事宜全部交由中信泰富去做。”
凭借中资背景、集团支持以及英资支持，荣智健的东亚航空战略逐步得到贯彻实施，在他的撮合下，国泰航空和中国国航建立起了更紧密的关系，一如当年，荣智健撮合国泰航空和港龙航空联合一样。
2004年上半年，太古集团再次购入国泰航空1608万股股份，对其持股量增至46.5%。同年12月，中国国航赴港上市后，根据双方之前签订的策略性配售协议，太古控股的国泰航空以战略合作的姿态斥资近27亿港元，收购中国国航9.9%的股权。
同时，国泰航空持有港龙航空17.79%的股权，中信泰富持有国泰航空25.74%的股权、持有港龙航空28.5%的股权，持有中航货运25%的股权;中国国航旗下中航兴业持有港龙航空43.29%的股份。2005年，中国国航与太古集团进行谈判，拟收购国泰航空持有的港龙航空股权。
基于同一大股东背景，港龙航空于2004年2月与中国国航就成都、重庆、大连及天津航线签署了代码共享协议。到2004年6月底，港龙经营的客运服务遍及亚洲29个航点，其中20个位于内地，同时全货机服务遍及亚洲、中东及欧洲8个航点。
荣智健的中信泰富航空资产包里，在香港有港龙航空作为旗舰，在内地有中国国航作为旗舰，通过不间断的资本腾挪，荣智健实现了其大航空的战略计划，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财技相当了得。
鲸吞“香港电讯”
1989年6月5日，香港股市一开盘，恒生指数骤然大挫，人们纷纷抛售股票套现。这天，香港恒生指数狂跌581点，跌幅达21.57%，为香港证券史上继1987年10月“87大股灾”①之后的第二大跌幅。
国内政局的动荡使香港人对“97回归”后的前景不看好，公司和企业搬迁或撤资的现象大规模发生。1989年6月股市狂跌后，搬迁之风愈演愈烈，各类公司迁往境外的不计其数。
另外，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对于香港各界的信心更是雪上加霜。
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6月19日，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联络小组自1985年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单方面推迟会议的事情。
不久，杰弗里·豪又致信吴学谦副总理，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
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此时英方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想“翻案”。
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恶，让一些香港的英资企业如坐针毡。香港电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就心急如焚，一方面，公司股价直线下滑，让股东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九七”之后的前景难料，各股东连日开会也未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1981年10月1日，香港大东电报局在香港正式注册成立，接管香港对外电讯。其中在伦敦的英国大东电报局占八成股份，其余二成由港英政府掌握。香港电讯公司垄断着香港与境外的电讯业务，但在运营上使用香港电话公司的本地网络。为此，1983年，香港电讯收购了香港电话公司的全部股权，使它们一起成为英国大东电报局的附属公司。
1986年，香港大东在香港上市，不久，跃居香港第二大上市公司，仅次于汇丰银行;1987年10月，香港电讯与香港电话公司正式合并，组成香港电讯有限公司;1988年2月1日，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650亿港元，超过香港首席财团汇丰银行，成为上市公司老大。
香港电讯上市以后，股东以香港本地股民居多，香港电讯虽然已成为一家“本地色彩的公众公司”，但是，最大的股东还是英国人。
时局的动荡下，岛内外迁风波愈演愈烈，这使得香港电讯几大股东又急又慌，但是尽管他们连日开会商讨，却仍束手无策。其他公司外迁，可以重新开张，照旧经营，而香港电讯如果搬离香港，它历经百年打下的电讯江山都将失去!因为它的客户不可能跟着迁走。搬与不搬，香港电讯面临生死存亡的两难抉择。最后，他们终于坚持不住，大家商议忍痛放血，集体出售部分股权套现离场。
这时，股灾对中信香港的业务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荣智健却对香港“九七”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经济大震荡之际，他马上调整中信香港的投资部署，以尽量减少损失。
荣智健收到香港电讯要出卖股权的风声后，马上意识到参与香港电讯的机会来了!电讯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巨大的商业利益让荣智健早想搏浪其中。
荣智健马上召开董事局会议，阐明了自己的计划。诸董事对香港未来的局势亦如荣智健一样信心百倍。荣智健一说，当场通过收购决议。第二天，荣智健便亲自登门拜访香港电讯的股东，准备收购香港电讯。
荣智健离开后，香港电讯董事局马上召开会议并迅速做出了同意的决议。他们担心荣智健变卦，随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他，以示自己的郑重。荣智健收购香港电讯股份的要求得到了香港电讯方面的同意，收购迈出了成功的一步。荣智健随即请示北京总部。
此时，荣毅仁正在加拿大访问，而总部对荣智健的想法却有所顾虑。经过多方努力，总部终于同意了收购计划，但是要求收购资金由荣智健自己解决。
收购香港电讯20%股份要100亿港元资金，这是对荣智健最大的挑战，当时中信香港只有十几亿港元资金，怎么办?
荣智健决定采取融资、配股的方式筹集资金。一方面，他动用中信香港内部的自有资金20亿港元;另一方面，发行10亿港元五年期的香港电讯认股权证和2.24亿美元的零息债券。同时再向银行贷款54亿港元，在港的数十家外资银行同意贷款给中信香港，并且不需要提供担保。
最终，中信香港以每股作价4.55港元，斥资103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讯2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中信香港总资产跃升至200亿港元，成为巨无霸企业。
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额的交易之一。
中信香港收购香港电讯部分股份的巨大成功，震动了香港。荣智健此次收购使得中信香港一举成为香港最大上市公司香港电讯的第二大股东，直接从大门进入了香港的电讯产业，而且中信香港总资产一夜之间跃至200亿港元。而香港电讯诸大股东因为中信参股解决了“九七”后的生死问题，也十分满意。
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是中信香港组建以来最大的一项投资，取得了预料之外的好结果，荣智健功不可没。但是，他事前没有向国务院主管部门请示，这引起了高层有关领导很大非议。事后，荣毅仁的好友、中信公司总经理徐昭隆协助荣毅仁写了“陈情表”，说明事情详细经过，说明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以求得有关领导的理解和谅解。
尽管如此，有人还是“上纲上线”，乱扣帽子，说中信香港这是帮助英国人抽走资金，一时对荣氏父子形成雷霆万钧的压力。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获悉了这个情况，又一次出面为荣毅仁撑腰。
邓小平说：“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们去搞好了。”
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也出来讲话了：“中信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支持它，维护它!”
这样，非议才渐渐消去，荣智健闯关成功!后来，英国著名杂志《世界金融》将此次收购评为1990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借鸡生蛋
荣智健在香港大肆收购企业的同时，也使中信香港债台高筑。收购嘉华银行、国泰航空、香港电讯等企业，动用资金过百亿，主要融资手段无非是自有资金、国家有关部门和总部拨款、银行放贷和发行债券等，这些融资方式都属于借贷型筹资方式，有固定的利息支出。对于中信香港这种依靠收购发展的经营模式，保持良好的现金流至为重要，如果债务包袱过重，将使中信香港陷入困境。
如何解决现金流问题?对于胃口巨大的荣智健来说，只有通过资本上市，才能进一步满足其对资本的需求。并且股市的融资成本较低，较灵活，更便于像他这样的资本运作高手操作。
因为IPO较借壳上市更为复杂，荣智健决定在香港股市里寻找规模较小、业绩平平或亏损的上市公司，来实施自己的上市计划。
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他要求下属关注这些公司业务前景是否良好，经营是否正规，资产结构是否合理。香港上市公司上千家，要找到合适的壳并不容易，这使得荣智健的计划迟迟无法开展。
正在荣智健困恼的时候，港龙航空原大股东曹光彪要出售自己的泰富发展公司的股权，泰富发展公司的前身是新鸿基首脑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公司，成立于1985年，第二年通过收购新景丰公司上市。上市后，在泰富的股权中，曹光彪家族旗下港澳国际公司占51%股份，获得控股权，冯景禧占19%。
曹光彪之所以出售泰富发展，与荣智健之前收购港龙航空有莫大关系。港龙航空与国泰角力搞得曹光彪财力枯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不得已通过出售资产来缓解公司发展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曹光彪真是荣智健的福星，先是把港龙航空卖给了荣智健，现在又将自己的上市公司也卖给荣智健，而且都是在荣智健最需要的关头。
1989年8月，中信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Monbury”，专门负责收购泰富发展，持有泰富发展控股权的曹光彪家族成为直接目标。1990年1月，荣智健又专门聘请收购专家梁伯韬、杜辉廉的百富勤①为收购财务顾问。
收购非常顺利，中信香港迅速买下曹光彪通过罗克汉蒂顿(Rockhampton)投资公司持有的51%股权，共3.311亿股，每股作价1.2港元，总价约为3.97亿港元。
中信香港用旗下港龙航空38.3%的股权作价约3.739亿港元与泰富发展增发的股份进行交换，折合泰富发展约3.116亿股。至此，中信香港持有扩股后泰富发展59.51%的股权。每股按收购价1.2港元计算，此次收购共增发3.8亿股，泰富发展总股本达10.8亿股。
中信香港将泰富发展旗下永新股份8%的股权共4891.9万股，以每股1.5港元的价格转让给曹氏，泰富发展又回收资金7337.85万港元。
其后，中信香港将旗下裕林工业中心、大角咀中心以5.5亿港元转让给泰富发展。
收购泰富发展，中信香港实际并没有投入多少钱。在上述同时进行的一揽子交易中，中信香港用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加两处物业即实现了借泰富发展的壳上市的目的。由于获得对泰富发展的控制权，中信香港并未丧失港龙航空及两处物业的控制权，还获得了1.53亿港元的现金收入。
而泰富发展在转换东家的过程中净现金流出3.95亿港元。泰富发展5.5亿港元购买中信香港两处物业，只回收了出售永新股份8%股份获得的7337万港元;增发新股3.8亿股中，除用于置换港龙航空股权的3.116亿股外，尚余6838.765万股，获得8206.5万港元(6838.765万股×1.2元/股)。
为补足这次并购中需要的庞大现金流，1991年8月，泰富发展随即以每股1.35港元配售14.9亿股新股，主要由郭鹤年、李嘉诚认购。中信香港同时将国泰航空12.5%股权注入泰富发展，换回泰富发展约24%股权，并将其改名中信泰富。这样，中信香港在中信泰富的股权下降至49%。
中信借壳上市之路，规避了初始上市的一系列法律程序，避免了复杂甚至是艰难的企业“包装”过程，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使得中信香港通过成功收购泰富发展一举踏足香港证券资本市场。
蛇吞象(1)
借壳泰富发展上市之后，荣智健的融资渠道一下子拓宽了，为下一步的收购计划打下了基础。而令他想不到的是，机遇来得那么快。
20世纪90年代初，珠宝大王郑裕彤两次策划收购恒昌企业未果。郑裕彤与恒昌的创始人何善衡之间收购与反收购之争震动香江。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给荣智健留下了可乘之机。
1946年，何善衡、梁球琚、何添、林炳炎等人成立大昌贸易行，即恒昌企业的前身。最初大昌行以代理食米、花生油为主要经营业务，经过数十年发展，大昌行逐渐发展成为香港大型综合性贸易公司。
大昌除传统的粮油贸易外，还代理资生堂化妆品，代理金嗓子、蓝宝、金章、富士、TEAC第一音响等数个品牌的http://house.ifeng.com/home/jiadian/
家电，经销瓷砖、云石、水泥、五金等建筑材料;代理本田、日产、大宝力、五十铃等日产名牌汽车，拥有太平广告、式雅洋服、大昌货仓、大昌货车队、大昌汽车服务(维修)中心、利时汽车工程等多家旗下公司。大昌贸易，以汽车贸易最引人瞩目，它拥有7家汽车行，约占全港http://auto.ifeng.com/news/special/cheshi201003/
汽车销量的4成。大昌还拥有多项物业，其中位于中环皇后大道中的恒昌大厦，价值就逾10亿港元。恒昌企业是大昌的控股公司，虽然没有上市，但其规模及盈利绝不比蓝筹股公司逊色。
1990年，大昌行的营业额达100.3亿港元，纯利10.44亿港元。与33家恒指成分股(蓝筹股)的同年盈利比较，大昌可排在第十九位，仅次于第十八位的新世界发展。
若大昌或恒昌上市，其市值及盈利可跻身香港二十大上市公司之列，成为蓝筹股也不在话下。
郑裕彤、林秀峰等萌生收购之念，便是直取大昌的控股公司恒昌。
郑裕彤与何善衡深情厚谊，香港商界尽人皆知。何善衡于郑裕彤还有大恩大德，说句过头的话，若没有何善衡，很可能就不会有地产巨富郑裕彤。
郑裕彤和何善衡是同乡，早年郑裕彤随岳父周至元在周大福经营珠宝生意。岳父死后，郑裕彤接管周大福，年轻的他雄心勃勃，准备将生意做大，但是那时的周大福还是小公司，苦于资金没有着落，四处借贷无门，是何善衡的恒生银行向他放贷，才成就了后来的新世界集团。
郑裕彤知恩图报，长期让何善衡担任新世界发展主席。1982年3月，何善衡因年事已高，辞去新世界主席一职。一般来说，上市公司高层人事变动，会引起股东甚至股市的动荡。但这次异常平静，除少数人有一些揣测，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年届82岁高龄的何善衡确实是因为年事已高而辞职。何善衡虽辞去新世界主席一职，但恒生银行对新世界的资助一如既往，恒生银行更在1985年邀请郑裕彤担任恒生董事。而郑裕彤又邀请恒生银行现任董事长利国伟出任新世界董事。郑裕彤与何善衡及恒生的关系，非同寻常。
郑裕彤为人处事，炉火纯青，而且是个感恩仗义的人，怎么会想要收购老友兼恩公一手创办的恒昌呢?
原来事端出在何善衡义子林秀峰身上。
林秀峰的父亲林炳炎是来港发展的上海富商，1933年，林炳炎与何善衡、梁植伟、盛春霖三人共同创办恒生银号。当年何善衡只有区区1000港元，资金最少，但林炳炎并没有嫌弃当时失意落魄的他。林炳炎担大旗，另三人鼎力辅佐，规模不断扩大。恒生银号以香港为基地，其后业务扩张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到1949年的时候，恒生银号已经成为香港银号的大户，而林炳炎却在这年赫然离世。
林炳炎死后，恒生银号由何善衡主政，并于1960年初正式改名为恒生银行。何善衡感炳哥大恩，对炳哥之子备加关照，还将林秀峰收为义子。
何善衡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只要有我一日，我都不会让炳哥的后人陷入困难。”
林氏兄弟虽有这位香港商界泰斗世叔的提携，但林家早已风光不再。1978年，林秀荣、林秀峰兄弟参与投资经营的佳艺电视负债累累，被迫停产;1981年，林氏兄弟参与佳宁买卖美国银行大厦一案，被政府起诉……林氏兄弟数次危难，都是何善衡倾力相助才渡过难关。林秀峰也不是恩将仇报的市井小人，他为什么会萌生收购恒昌的主意呢?
1989年北京风波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声称要对中国实施制裁。香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转口口岸，大昌行的贸易自然受到影响。年届九十的何善衡便萌生了退休之意，打算激流勇退。
何善衡是恒昌企业董事长，并且是大昌的大股东，按照中国家族传统，子承父业天经地义，他退休之后应该由他的子女来接替他的位子，但何善衡的13名子女都无意继承父业。当时恒昌的另一位当家梁球琚也有88岁高龄，时任大昌副执行董事长、恒昌总经理，梁氏无子女，近年丧妻，意兴阑珊，期望颐享天年。
林秀峰与何家关系密切，经常走动。何善衡有意放盘，自然会告诉义子。
林秀峰灵机一动，顿生买盘之意。林家家道中落，正盼有一家大型公司撑腰中兴。
以林家之财力，无论如何也啃不动恒昌这个庞然大物。因此，欲收购恒昌，唯有依靠交情不错的大佬郑裕彤与徐展堂。
林秀峰认为以郑裕彤与何善衡的特殊关系，协议收购很容易获得何善衡的支持。林秀峰还想到了拉拢商界新贵徐展堂，徐展堂近年以积极进取而威震香港，他最成功的收购是购得中华制漆。
林秀峰很快得到了两位大佬的支持，并在第一时间组成备怡公司，作为收购恒昌的旗舰。1990年8月10日备怡公司正式成立，郑裕彤担大旗，股权分配是代表郑家利益的周大福占65%;代表徐展堂利益的北海实业占10%;代表林家利益的百宁顺占25%。
这次收购初步估计涉及资金60亿港元左右，据说林家约持有20%的恒昌股权，因此此次收购林氏家族毋须付出现金，以股入股即可;而郑氏、徐氏实际所需支付现金约40多亿港元。
这几乎成了惯例，非上市公司的收购，都是私下进行的，双方商讨出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然后才公之于众。备怡由幕后洽商至走到前台公开收购，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恒昌的大股东即是恒昌的创始人，据市场人士估计，他们直接与间接控制的股权分别是：何善衡30%，梁球琚25%，林炳炎家族20%，何添15%，另外利国伟持有近1%。小股东则有500人之多，皆是公司主要当权者割让给亲友同事的，带有“赠礼”性质。
备怡只控有林家的股份。郑裕彤明白，要接盘必须获得其他大股东的支持。于是郑裕彤等就去与何善衡、梁球琚商谈。最初的收购行为完全是善意收购。
当时伊拉克狂人萨达姆一举吞并科威特。不少西方经济学家预言将会爆发新的石油危机。http://auto.ifeng.com/news/special/youjia1001/
油价暴涨，直接打击汽车贸易，也会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汽车贸易是大昌行的大头，何善衡卖盘之意更加坚决。
一方想买，一方愿卖，这样的交易本来是一拍即合的。当时人们猜测，备怡的每股254港元的出价应该是谈判的焦点所在。双方迄今仍未披露谈判细节，而我们也只能根据整个事件的始末做这样的估计：何善衡还是愿意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继续讲数的。但双方的谈判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仍无结果。
郑裕彤挂帅的备怡收购恒昌的谈判已经有半年之久。谈判仍在进行，但愈来愈难谈拢。双方的分歧也渐渐浮出水面：备怡收购恒昌难产，根本原因是其欲将恒昌拆骨。这无疑是犯了协议收购的大忌。
蛇吞象(2)
在这次收购中，出任备怡财务顾问的是获多利公司。获多利是香港著名的财务公司，香港数宗成功的大型收购都是它的杰作。因此，备怡聘请获多利，尽在情理之中，怪就怪在汇丰担任备怡的融资银行，为了收购恒昌，汇丰提供了40亿港元贷款予备怡。
获多利是汇丰银行的附属财务公司，恒生是汇丰的附属银行，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恒生的几大元老何善衡、梁球琚、何添，既是汇丰银行的董事又是恒昌的元老，迄今大权在握。
汇丰明助备怡收购恒昌，暗损旗下公司的老臣，实在令人寻味。人们纷纷怀疑，拆骨之意与汇丰银行有直接关系。
传闻称，汇丰的贷款条件是，一俟收购成功，即将恒昌的部分资产分拆出售，套回现金，偿还一部分贷款。备怡的三大头首先会将恒昌的海外资产开刀剔出;接下来卸为三大块：郑裕彤的周大福与新世界得恒昌的物业，林氏兄弟控制大昌的汽车代理权，徐展堂则取粮油等贸易业务。
何善衡等闻讯后大吃一惊，一则为跟随他们多年的老部下的生计担忧;二则恒生是他们一手创建，苦心经营才达到今日之规模的。元老们敬业如神，希望后继者能将恒昌的业绩发扬光大。现在，老友郑裕彤、义子林秀峰等竟生拆骨“歹念”，岂能不痛心疾首?
备怡的变节使得何善衡忽然改变了主意，也使得这场史无前例的收购大战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1991年2月1日，何善衡以年事已高为由，辞去新世界发展的董事职务。这一次，人们再不相信何善衡“年事已高”，虽然他已经是91岁高龄。外界认为何善衡与郑裕彤数十年的深情厚谊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未“交恶”，也算不得和睦。
姜还是老的辣，很快何善衡就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4月，大昌行向老员工发放退休金。恒昌拥有18.6亿港元的现金及证券(注：主要是恒生银行股份，汇丰助备怡收购恒昌，含削弱恒生元老持股量之意)，肯定是备怡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一大笔现金可以大大减低收购所需的资金——付出53亿港元，但马上可以有近19亿港元回笼，收购贷款更可以大幅度降低。
恒昌派发大额现金股息(动用超过8亿)，既可以安抚小股东，更可减低被收购的可能性;更高明的一招是，4月大昌更动用1.7亿港元现金，预先给320名在1984年7月前任职的资深员工派发退休金，一方面是为照顾老伙计，另一方面显然是为了减少现金的持有量。
备怡一方，4月19日郑裕彤表示：洽购恒昌企业事宜可望在月底公布。次日，新世界总经理梁志坚言称洽商收购进展良好。徐展堂在4月上、中旬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洽商可望达成。
谁也不清楚，他们这样说是自我安慰，还是施放烟幕弹;或者尽管谈判不顺，他们仍抱有洽商收购的诚意。
然而，何善衡的新招，无疑使他们的“如意算盘”彻底破灭。
4月30日，何善衡对报界发表公开声明，呼吁恒昌小股东在买卖恒昌股票时要格外小心。言下之意，是劝告小股东不要把股票卖给备怡。何善衡等于把谈判的大门彻底关闭。备怡的几大头，不啻当头挨了一棒。
5月2日，备怡的收购代表获多利正式提出收购恒昌建议。作价53.4亿港元，即每股254港元，收购定于7月2日截止。至此备怡收购恒昌由幕后转入前台。这是香港罕见的非上市公司按上市公司的惯例收购。
其实，备怡原不准备对恒昌进行公开收购。是备怡的收购善后计划未遂老人意，老人奋起回击，结果把对方逼到了前台。
因为收购已公开化，故非上市的公众公司仍须遵守香港的收购及合并守则。即一家财团收购一家公司股权逾35%时，就须于6个月内在购入该公司股份的最高价以现金提出全面收购。
据自称熟悉备怡高层的人士称，备怡的254港元/股的出价，实际上是老人口头答应但未签字达成的协议价。郑裕彤认为，何善衡一贯一言九鼎，总不会出尔反尔。老人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些后生晚辈，明为善意，暗藏歹心，欲尽拆骨之能事，岂能落入他们预设的“圈套”?
何善衡再次与恒昌几大股东磋商，统一立场，不接受备怡的收购建议。只要大股东控股不放，备怡无论如何也收不到超过50%的股份。
恒昌股票未上市，因此备怡的出价无市值可参照。市场人士认为，254港元/股的出价显然是低了。恒昌不会仅值53亿港元，仅它在中环的恒昌大厦，就值10亿港元，恒昌的小股东对备怡的出价反应冷淡。
6月7日，备怡的收购文件交印刷厂付印。这一天，何善衡夫人李怡颜逝世。在讣闻名册上，义子林秀峰的大名仍赫然映目。在商言商，何善衡并未因林秀峰“强购”恒昌，而割断义父义子之情。他与郑裕彤的关系亦如此，郑氏也参加了李怡颜老夫人的葬礼，以后仍维持与何善衡的私下交情。他们内心是如何想的，只有他们各自清楚，但他们至少保持了面子上的一团和气。
6月11日，获多利代表备怡发出正式收购建议。舆论多认为备怡的收购至少“不甚友好”。次日，何善衡即对备怡做出回应，呼吁恒昌股东切勿接受备怡之收购。
6月15日，恒昌财务顾问宝源投资发出长达62页的反收购文件。文件详细列出恒昌在香港、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的77项物业的资产，估值达52.5亿多港元。加上恒昌代理权折价，以及采购、批发、零售网络的估值，恒昌的资产净值约为77.8亿港元。备怡53.4亿港元的出价显然太低。若接受备怡的收购，股东每股就要吃亏100多港元。
7月2日下午4时，收购截止，备怡收购失败，已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这让一直觊觎恒昌行的荣智健兴奋不已，在得知恒昌元老要放盘时他已在做收购的打算，现在郑裕彤等人铩羽而归，中信泰富的机会来了。
由于中信的特殊地位，荣智健在香港办事，总有人竞抬轿子，但并非任何人都有这个资格，够格的不是超级富豪，也得是超级财团。这里面既有中资，也有英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九七”后留条后路。
然而荣智健的收购建议却在中信内部遭到强烈反对，中信泰富的营业额只有2.42亿港元，而恒昌行的实际净资产为77.8亿港元，中信泰富根本就没有实力收购比自己大32倍的公司。
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荣智健眼里简直是小菜一碟。对于收购计划，荣智健早已胸有成竹。荣智健并不担心资金问题，因为他已邀请铁杆好友李嘉诚、郭鹤年两人共组财团参与竞购。三人商量之后，看中了备怡拥有的两成恒昌股份，因此又力邀郑裕彤等三人加入，但只有郑裕彤加入了荣智健的团队，林秀峰和徐展堂决定另组财团参与收购。
8月初，郑裕彤会同李嘉诚、荣智健等商议成立大牌(GreatStgle)公司，作为收购恒昌的旗舰。该公司由九位股东组成：中信泰富占36%、李嘉诚占19%、郑裕彤占18%、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贸易占7%、荣智健个人占6%、何厚锵兄弟占4%、洗为坚占1%、冯景禧遗孀冯梁宝琛占1占%。财务顾问为百富勤财务公司。
收购恒昌需要动用资金69.4亿港元，其中，中信泰富占有36%的股份，需要投资25亿港元，而25亿港元对营业额只有2.42亿港元的中信泰富来说无疑也是天文数字。北京方面虽然同意荣智健的计划，但不会给以资金援助，所有的钱都要荣智健自行解决。为此，中信泰富专门发行新股，每股1.55港元，共发行12.9亿股，募集资金20亿，另外还发行了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每股也是1.55港元，共3.22亿股，债券票息6厘。
8月7日，GreatStgle的股东聚集在一起商议收购策略。郑裕彤分析认为：备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市场传出“拆骨”信息;另一个原因是，备怡出价偏低，收购条件对其他股东缺乏吸引力。
会后GreatStgle的核心成员即与恒昌的元老进行洽商。与此同时，林秀峰兄弟与徐展堂组城的财团也参与了竞购，但阵营不如GreatStgle强大。GreatStgle的出价是330港元/股，涉及资金69.4亿港元。这比恒昌的重估资产393港元/股，缩水60港元。但收购财团信誓旦旦保证恒昌将不会被拆骨，也不会解聘员工，恒昌的机制将一如既往，老一辈开创的恒昌将会在新领导机构经营下发扬光大。
何善衡、梁球瑶虽仍嫌出价低，却已经有所松动。
关键时刻，恒昌创业元老兼大股东何添救了GreatStgle一命，许诺将所持15%股权让出。
另外，恒昌的小股东，认为GreatStgle的出价尚可，也陆续有人将股份出售套现。
经过近一个月极其艰难的谈判，双方终于在9月3日达成协议，恒昌企业的财务顾问宝源投资，建议股东接受收购建议。GreatStgle财务顾问百富勤，宣称已收到持有恒昌股权44.4%的股东(主要是董事及其家族)的接受承诺。
9月5日，百富勤宣布已有52.24%的股东接受收购，收购成功。
10月22日收购截止，百富勤代表GreatStgle宣布，获得97%恒昌股权的接纳。GreatStgle股东按权益分配恒昌股份，其中中信泰富持股量最大，为35%。恒昌为中泰集团旗下公司，荣智健兼恒昌主席。
香港众富豪鼎助荣智健实现了宏愿，自己分得恒昌的“金质”股票。收购恒昌，终得硕果，挽回了夏日兵败滑铁卢的面子。郑裕彤终于松了一口气，以为今后可高枕无忧，坐得恒昌股票丰厚的红利了。谁知郑裕彤连恒昌股票的香气都没闻够，还不到三个月，就要拱手出让呢!
一杆释股权
荣智健全面收购恒昌，乃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中信泰富为首的财团，完成收购恒昌后，荣智健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拉队前往欧、美、日做巡回推广。
起初荣智健满以为，收购了拥有45年历史、盈利高达10亿港元的老牌大行恒昌，在鬼佬及东洋人面前可炫耀一番。谁曾想希望愈大失望更大，日本机构投资者对他毫不留情，大肆批评中信泰富挟着国务院这个大后台，乘“九七”过渡之便，在香港左买右买。并放话说，中信泰富尽管旗下有国泰、香港电讯、恒昌等蓝筹股公司的股权，但本身没有自己经营的生意，不可以作为长线投资对象。
欧、美财团对于日媒的话深信不疑，对中信泰富并未做全面客观的信誉调查，结果荣智健所到之处大都反应冷淡。荣智健这才意识到，中信泰富作为中信的旗下公司，给外界的形象属于信托投资公司，而不是实业公司。虽然恒昌的最大股东是中信泰富，但中信泰富也只有36%的股权，恒昌并不能说就是中信泰富的公司。
荣智健没有想到中信泰富在外资眼中是这样的形象，他开始意识到：“一定要有自己的实业作为根基，大公司、大架子而不切实际，在国际市场中是很难打开局面的。”于是，他决定从现有的产业着手，重建中信泰富的产业架构。
中信泰富不可能将英资国泰和香港电讯控为己有，只有打恒昌的主意。
1991年12月4日，恒昌主席荣智健宣布了他的“拆骨”计划，将恒昌的核心物业恒昌大厦卖掉。但恒昌前任主席何善衡又怎能同意荣智健的“拆骨”行为呢，原来买主就是何善衡。恒昌大厦卖价9.07亿港元，比5月间宝源投资的估值高出1.5亿港元。年底地产转旺，9亿港元的卖价不为贵。
这样，恒昌坐拥的现金及股票，就高达36亿港元之巨。但这36亿巨资并不是中信泰富及荣氏本人所有，是各股东共同拥有。要使这笔巨资及整个恒昌为中信泰富所控，必须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
那么，该如何向这些曾帮助自己建功立业的富豪朋友开口呢?这似乎难不倒荣智健。荣智健摸透了香港首富李嘉诚、大马首富郭鹤年的心理。李氏、郭氏都是高瞻远瞩的商人，不会计较眼前这点蝇头小利，他们想的是要对未来投资。
1991年12月底，荣智健与李嘉诚、郭鹤年在深水湾高尔夫球场打球。
荣智健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道：“这杆球若进了洞，我就买了恒昌。”
李嘉诚、郭鹤年是何等富有政治头脑的人，虽内心舍不得恒昌股份，但听话听音，便认认真真与荣智健谈起主动出让恒昌股份的事宜，一宗涉资30亿港元的交易当场敲定。
然后，由李嘉诚先做郑裕彤等人的思想工作。这些股东都舍不得放弃，但两位顶尖级巨富已做出表率，他们也只好同意。就郑裕彤来说，“九七”前后的投资重点在香港、内地两处，他不得不为庞大的家族资产考虑。
于是，买家荣智健和卖家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百富勤、何添家族、洗为坚、冯梁宝琛等股东，心平气和坐在一起协商收购事宜，最后欢欢喜喜达成协议。
为筹措资金，中信泰富在股市上进行了一次大型集资活动。1992年1月，中信泰富配售11.68亿股新股，集资25亿港元。投资者看好中信泰富股票，相信这家国务院驻港商务机构，将会在过渡时期和“九七”后扮演极重要的角色，纷纷入股中信泰富为荣智健添砖加瓦。
1992年1月13日，除中信泰富及荣智健之外的7位股东，正式宣布将所持的恒昌股份卖给中信泰富，恒昌成为中信泰富的全资附属公司，由荣智健全盘打理。
是日，恒昌行政总裁袁天凡毅然辞职，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讨伐荣智健是在“巧取豪夺”。香港舆论还挑唆各股东炮轰荣智健，虽然其他人没有上当，但是郑裕彤因为性格原因，还是被媒体利用了一把。
郑裕彤不喜欢口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因此，要忍痛割爱的郑裕彤表露出开开心心，真难为了他。加上他在政治上不成熟，结果在记者穷追猛打下说漏了嘴：“我是舍不得恒昌，但朋友既然要卖，自己还是随大队吧。”
有人抓住这点向荣智健发难：郑裕彤等人舍不得放弃恒昌股份，是受你们的逼迫，云云。
最使荣智健头痛的大概算袁天凡。袁天凡是前联交所行政总裁，此君因快人快语而捭阖股市，凡他看不惯之事他都要抨击。1988年，“香港财经界十大风云人物”评选，袁天凡以“说话最多的总裁”荣登金榜。
李嘉诚协助荣智健购得恒昌，并为荣智健物色了一名商界才俊做他助手，担任恒昌行政总裁处理日常事务，这个人就是袁天凡。但没过多久就爆出袁天凡与上司荣智健“不咬弦”的传闻。因此荣智健与李嘉诚等商议中信泰富全面收购恒昌的大事，并未向行政总裁袁天凡透露一丝风声。直到1月份袁天凡才如梦初醒，此时，荣智健大事已成，袁天凡只好愤然辞职。
袁天凡这张全港商界第一铁嘴，在多个公众场合，向传媒猛烈炮轰荣智健。袁天凡是打工皇帝，不是资产者，无所顾忌，一任淋漓酣畅的宣泄，在媒体上把荣智健搞得灰头土脸。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出面讲话，声明中资在港发展是为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以消除香港商界关于“中资是来抢饭碗的”的误解。
事实上，荣智健收购恒昌并不像香港舆论说的那样，是“巧取豪夺”港人的财产。中信泰富向各股东收购恒昌股份，每股作价230港元，连同之前已派发的特别中期股息120港元及中期股息40港元，合计共390港元，较恒昌行在1991年10月易手时的每股330港元高出60港元。荣智健并没亏待众股东。
其中李嘉诚赚钱最多，他持恒昌股份388万股，赚得2.32亿港元;郑裕彤赚得2.2亿港元;百富勤赚得9800万港元;郭鹤年赚得8500万港元;何添家族赚得4900万港元;冯景禧遗孀和洗为坚各赚得1200万港元。这等于说恒昌股东在3个月内的盈利率为18.18%。
袁天凡去职后，行政总裁一职由荣智健的私人顾问柳代风接任。
柳代风执掌恒昌，和郭鹤年大有关系。原来，柳代风跟随郭鹤年20多年，曾驻巴黎管理郭家的蔗糖业务，后来娶了郭鹤年的侄女成为郭鹤年的侄女婿，更被重用。
20世纪70年代中期，柳代风跟随郭鹤年来港打江山，与太太入住山顶侨福道环翠苑，一直是嘉里地产董事，并获配不少股份。被委任为恒昌总裁之前，他常常在嘉里贸易、嘉里地产及香港香格里拉国际的写字楼巡视业务。
让郭鹤年的侄女婿兼老臣子出任恒昌总裁，更显示出郭氏集团和中资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荣智健对郭鹤年鼎力相助、玉成其事的回报，同时也说明郭氏集团将是以后中信泰富开拓海外市场的主要合作伙伴。有了郭鹤年这个合作伙伴，中信泰富今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澳大利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市场就可以长驱直入了。
收购完成后，中信泰富及荣智健本人控有恒昌股权97.12%，收购共涉资金30.06亿港元。
全面收购恒昌行的成功使中信泰富这家以控股为主、地产为辅的小型多元化公司升格，迈向“洋行”式的多元化跨国公司，可以在“九七”以后和怡和、和黄、英之杰等大公司逐鹿于远东市场。
中信泰富买入整家恒昌行后，业绩一飞冲天。香港本土营业额比以前增长了30%。1992年，公司赢利达到3.33亿港元(每股盈利0.87港元)，其中恒昌行占整个中信泰富赢利增长的40%。
1992年年底，中信泰富名列香港上市公司财阀副榜第一名，成为香港第十一大财阀。而1993年6月的财阀新榜上，中信泰富已跃居正榜第十大财阀，仅以0.8亿之微，次于第九大财阀郑裕彤家族。
交易
到1993年底，中信泰富的市值增加到461.30亿港元，这与1990年被收购时市值约10亿港元相比，增值46倍还多，纯利达到18.87亿港元，名列香港上市公司第十位，成为香港商界一颗璀璨的明珠。
之后，中信泰富在荣智健的运作下，更是迅速成长，到1995年底，公司总资产达到了1990年时的55倍，荣智健更以50亿港元的身价跃居香港十大财阀的第八名。
与荣智健的大富大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信总部的日子却过得并不怎么样。当时中信总部的老大王军个人的收入连荣智健的零头都达不到，王军说：“我本人的收入是公司定的，基本工资为月薪1万元，全年12万元。奖金部分在10万元到18万元之间——总部将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比例很低——全年24万元多一些，是中信总部最高的。”
1995年4月，国务院调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领导班子，王军任董事长，秦晓任总经理。公司确定了加强内部管理、改善财务状况、评价和优化资产、搞好人力资源配置4项工作重点和应把握的基调，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整合、优化、发展”的方针，制定了“九五”发展规划。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和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公司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与考验。
1996年，王军做了“在中信唯一一件’独断专行‘的事情”——出让了中信泰富18%的股份。
1996年12月，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同意以25%的折让价，即每股33元，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权，给予以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智健独得，其持股上升至18%(3.8亿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一直为北京中信集团)。
当时他一个人就做了决定，事前没有透露一点风声，连中信集团总经理、副总经理都不知道。王军当时想，如果这件事情露点风声，不但做不成，还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特别是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管理层的代表到北京来，下了飞机告诉王军他们已经到了，王军才通知当时的总经理秦晓、副总经理常振明和财务部主任三人到办公室，说有这么一个决定，给出的任务是与中信泰富的人谈出让的条款。
双方谈得很快，大概两个多小时就谈好了，秦晓拿着条款给王军审阅。这天是1996年12月26日，王军嘱咐他们，签字的日期要签到12月31日。之所以签后五天，是因为王军考虑中信集团是一个国有企业，这么大的资产出让的话，需要很多报批手续，也有可能国家的有关行政领导机构让他们停止这个交易。如果公布了以后却停止交易，这在香港属于非法行为，在国内你又必须执行政府规定。这样，王军决定在12月31日下午，大家都在过年的时候公布一下，等过完年，淡漠一点，反映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王军后来曾经谈过此次出售的过程，里面的艰险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签的时候股价是32元多，33元吧。12月31日，我记得那天的股价可能是38.39元，6亿股每股差了6元钱，国有资产有36亿的流失。特别是到春节以后，股票不知道怎么回事涨到了58元钱，也就是说几百亿的流失。”王军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很诡异，感觉市场实在是捉摸不透。
在1997年3月人大换届，荣毅仁即将退任国家副主席之前给荣家出让股权，自然引起了外界的非议，更何况涉及这么庞大的资本交易。王军个人决定给荣氏出让股权这件事被国务院点名批评，王军为此被找去谈话。
王军回忆此事说：“当时朱镕基副总理受委托跟我谈话，谈话的过程中，他强调说你认为你有什么错误，我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说你为什么不报告?我说如果报告了，这些消息透露出去的话，会造成股票市场的混乱。他说你是真心地认识到错误?我说我是真心认识到了错误。他说别的你认为有什么?我说别的我没有什么错误。他说那国家资产流失呢?我说我不认为是流失，我认为是保值增值。大概创建泰富的时候，我们只拿了2亿，到了这个时候能够收回来100亿，而且还保持了在泰富的控股地位。”
这108亿确实让王军和他的中信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王军后来说，如果没有这108亿，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可能会向国家伸手，但是有了这笔钱，我们就没向国家伸手去要钱。记者采访的一名中信员工反映：“当时觉得日子一下子好过了，中层的工资调整了，还有钱盖了职工宿舍。”
王军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票给以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荣智健持股量上升到3.8亿股，成为仅次于中信集团的第二大股东，荣智健本人也借此3次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
财富路径
荣智健和他父亲最大的不同在于对财富的认识，荣毅仁将个人的财富转化成国家财富，完成了由民族资本家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换，他的善举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赞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荣毅仁都是一片赞扬之声。
荣毅仁个人的生活并不奢华，在史家胡同荣家，除了按照国家待遇配备给他的警卫显示出他的显赫地位外，几乎和普通人家没有两样。如果你走进他家，你会发现家里的木板床还是当年和杨签清结婚时候的床，http://house.ifeng.com/home/jiadian/
家电除了彩电、冰箱之外，最现代化的东西应该是他卧室里的一台笔记本电脑，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写的东西。
不过庭院里的月季花倒是可以反映一下主人的趣味。荣毅仁的个人爱好很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跟着党走，免不了有富家公子的派头，开豪车，住http://house.ifeng.com/home/ml/list_0/0.shtml
豪宅。但当他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人的思想境界也已经超脱了个人享受的阶段，追求更大的人生抱负和理想，与中国最顶级的领袖人物一起改造贫弱的中国，是这位经历了民国、“文化大革命”的资本家内心的彻底觉醒。
荣智健与他父亲的人生追求相比两极分化十分明显，虽然他也经历过动乱的年月，但是与他父亲相比，两者觉悟却不在一个层次上。从1978年到香港创业开始，荣智健的物欲世界一下子被打开了，他的心底藏着的是中国首富子孙的荣耀，而他面对的现实却是与香港顶级富豪生活的巨大落差。从一个极端贫穷的环境跳到一个物质极端丰富的环境，在扭曲的现实世界里，他的内心几乎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挣扎就投向了追求财富的道路。
在做大中信香港的同时，荣智健早已秘密地规划着自己的财富道路。如果把中信泰富比喻成亚马逊森林中的参天巨树，那么荣智健就是依附这棵大树成长起来的藤蔓，树越长越大，蔓藤也随之长大。
那么荣智健是如何吸收中信泰富养分的呢?
中信泰富在荣智健全力接手后的1990～1996年间飞速发展。1990年净资产7亿港元，到1995年时净资产已经达到266.41亿港元，年均增幅为930%。期间，荣智健打理“中信泰富”的主要策略模式就是“实业+金融”：“实业”的内涵为“并购+注资+投资”，“金融”的内涵为“扩股融资+发可换股债融资”。通过扩股或发可转债融资完成并购，并向并购项目注资、投资，提升并购项目的盈利能力，支持股价。
荣智健数次认购中信泰富股份，不断增持，使总股本达到18.29%。他的股份来源主要包括：配股认购3000万股、两次共获得中信香港授予中信泰富董事的认股权9058.1万股、受让中信香港转让的2.91亿股，还有直接从二级市场购买增持。
其中，1992年3月中信泰富配股时，荣智健认购3000万股。1992年12月31日，荣智健持有“中信香港”授予有关董事“中信泰富”认股权6258.1万股。
1993年，荣智健将6258.1万股认股权证兑现，到当年12月31日，荣智健持有中信泰富股份已经达到9258.1万股。中信泰富给他的行权价格是8.8港元/股，成本大概为5.507亿港元(6258.1万股×8.8港元/股)，而当时中信泰富在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已经达到了13港元/股，荣智健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近2.6亿港元的收益。
同年，中信香港再次授予荣智健认股权2800万股。1994年香港股市达到高峰时，中信泰富的股价维持在25港元/股以上，市值已达500亿港元。荣智健于1995年5月行使2800万股认股权，行权价格大概在13港元/股左右，成本约为3.64亿港元(2800万股×13港元/股)，荣智健再次收获3.36亿港元的收益。
1993年的2.6亿港元加上1995年的3.36亿港元，荣智健什么都不要做，就拿到了近6亿港元的收益，这样的生意到哪儿都难找，而且它还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1995年的时候，荣智健的个人身价已经达到30亿港元之多，而这仅仅是根据公开信息可以追索到的：1992年认购的配股3000万股;1993年获得的认股权证6258.1万股;1994年的认股权证2800万股，荣智健总共持有中信泰富12058.1万股股票，总市值达到30.15亿港元(12058.1万股×25港元/股)。
荣智健这么多财富可完全是靠“空手套白狼”获得的，在认购这些股权的时候，他没有投入一分钱，所有的钱都是从中信泰富的账面上借的，当认购完成后，再通过在二级市场倒腾股价，赚取价差还掉借的钱，其他的就落入个人的口袋。
通过一次次玩这样的游戏，荣智健的个人财富与日俱增，这个时候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想将整个中信泰富完全变成荣家的私产。
1996年12月，中信集团以33港元/股转让中信泰富3.3亿股给公司65位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给了荣智健，相对市价45港元/股，折让26.67%。中信集团的持股比例从47%降为28.86%，仍为单一大股东，而荣智健则上升为第二大股东。这样，1996年底荣智健个人已持有中信泰富4.115812亿股，荣智健的个人身价达到182亿港元之多。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信泰富股价下滑，荣智健再度通过借钱增持中信泰富。当年5月25日，他以每股18.1港元的价格，增持中信泰富200万股，总价为3620万港元，其个人持股量达到18.67%。
这以后，荣智健又连续增持，分别于6月1日、3日、4日增购10万、30万、100万股，动用资金2476万港元。5个月之后，荣智健持有的中信泰富股份已增至4.0381亿股，占已发行股份的18.82%。
荣智健的成功吸引了英国小伙胡润的关注，这个时候，胡润还是《福布斯》杂志每年给中国富豪排榜的一个小人物，通过一些简单的资料统计，他将荣智健评选为中国首富。对于整个荣氏家族来说，由荣宗敬、荣德生时候的中国首富到荣智健再度成为中国首富，中间隔了整整50年。
2000年5月，中信泰富推出一项股权激励计划，根据计划，中信泰富将发行不超过总股本10%的股份给公司管理层，认购价为18.20港元/股，仅比当时市价高出0.10港元/股。荣智健当年可认购的数量为200万股，常振明为50万股，中信国安总经理李士林为30万股，荣明杰为30万股。
到2002年的时候，荣智健个人所持有的中信泰富股权已经达到了6.91亿股，他的财富超过了200亿港元，再度被胡润评选为中国首富，唯一不同的是，这个英国小伙子通过给富豪排榜也成为在中国响当当的人物了。
随着财富的增加，荣智健个人的私生活也越来越奢侈，他开始玩赛马、游艇、高尔夫球和私人飞机，他是香港富豪中第一个买私人飞机的人，这可是连李嘉诚都没有做过的事。他还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置办豪宅，周末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御用厨师到英国的古堡庄园度假，为了哄女儿荣明芳开心，他一置千金，买游艇送给女儿。
荣智健在上海的豪宅虽然只有两层楼，但还是安装了电梯，结果被荣毅仁狠狠地批评了一番，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父母年纪大了，上下楼不方便，装个电梯方便出行。从这点看，他还是很有孝心的。
从荣智健的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见荣宗敬大儿子荣溥仁的身影。荣溥仁是上海滩20世纪40年代的风云人物，是上海滩首富。这个荣家三代掌门人对财富极度渴望，他在上海拥有数不清的豪宅，也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喜欢投机，最后的下场是亡命天涯。荣溥仁的性格则像极了他的父亲荣宗敬。荣宗敬敢于冒险，善于投机，做起事来很有魄力，但也在投机的道路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荣家的历史上，因投机而失败甚至丧命的人有很多，荣氏第一代创业者荣熙泰留下了“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祖训，但躲不开的宿命却一次又一次在荣氏的后人身上得到体现。
其实在荣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荣德生和荣毅仁倒是另类人物，因为他们清心寡欲，理想和抱负都是为了国家、社会和公众，对于个人的物质享受考虑得极少，因此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并获得了人生最完美的结局。
资金暗道
不断增持中信泰富股份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荣智健解决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不断地派息，特别是股息。股票为荣智健带来了双份收益，不仅解决了资金问题，还可以不断回报其他投资者，保证股价的稳定上升。1992~1996年荣智健从中信泰富分得的股息约5.47亿港元。
荣智健就像是一个大胃饕餮，一口咬在厚厚的芝士蛋糕上，奶油肆意挂在嘴角，他将舌头在嘴唇上轻轻一舔，幸福充实的感觉溢满心头。
中信泰富就是那块芝士蛋糕，再加点帕玛拉特火腿片或是里海鱼子酱，让味道更浓郁些。
荣智健的帕玛拉特火腿片就是“特殊收益”，里海鱼子酱就是“特别股息”，这两项让荣智健的财富蛋糕更加美味，让他赚得盆满钵盈。
特殊收益，即一般不是来自正常业务经营，而是来自公司出售资产、发行股票等活动产生的收益。特殊收益往往伴随着特别股息。荣智健在这一领域已经达到“庖丁解牛”的水平。
1991年中信泰富收购恒昌企业时，荣智健通过出售中环恒昌大厦及部分长期投资形成11.31亿港元的特殊收益，连同当年正常利润派发股息160元/股，共获得约2.02亿港元派息(69.4亿港元÷330港元/股×6%×160港元/股)，占其4.16亿港元总投入的近一半。
1996~1997年两年间，中信泰富进行的一系列股权交易也使得它当年的盈利分别达到67.69亿港元和72.01亿港元，远高于其30亿港元左右的一般年盈利水平。
1996年，中信泰富出售港龙航空17.66%的权益予中国航空公司，出售香港电讯约12%的股权，形成了33亿港元的特殊收益。
1997年5月，中信泰富又将香港电讯7.74%的股权出售给光大集团，形成35亿港元的特殊收益。
中信泰富在1996、1997和1999年发放过3次特别股息，每股特别股息达到2.6港元，荣智健个人从中分红达17.8亿港元。到2003年，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各种分红总额已经达到约31.07亿港元。
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股价曾一度跌至13.2港元，荣智健股票市值下跌至约53亿港元(4亿股×13.2港元/股)，面临被银行及证券行斩仓从而破产的境地。当时，除了中信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用约3亿美元在市场回购股票，将股价维持在较合理的20港元以上外，1999年派特别股息2港元/股，加上正常股息3亿港元，使荣智健当年股息收入11亿港元，解决了财务困难。
荣智健另外还利用香港良好的股票抵押融资环境，通过股票抵押筹得收购所需的巨资。如1996年12月购买2.91亿股中信泰富股份所需的96亿港元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获得的。
除了利用个人身份持有中信泰富的股权，荣智健还设计了非常复杂的壳公司持股关系，如果把荣智健个人和壳公司共同持有的股权市值相加，再算上两个部分的股息、特殊收益、特别股息，则荣智健的财富将会翻倍。
2002年，中信泰富中期报告中披露荣智健以“法团权益(corporateinterests)”的形式持有4.00381亿股，约占总股本21.88亿股的18.29%。荣智健通过“Eamplexcorporation”持有13.33%，即约2.9166亿股。剩下的1.0872亿股，荣智健通过“壳”公司间接持有。
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非常频繁，为便于交易，同时为了逃避包括股权交易增值在内的15%的“利得税”，上市公司在上市或重组时都设计了“壳”公司以避税。
这类“壳”公司一般注册于“免税岛”。比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此类公司基本无营业，主要做持股之用。在转让股份时，只要转让对应于该股份的“壳”公司即可。
“壳”公司的好处除了可以避税外，同时可以帮助规避法律障碍。比如，交易所对大股东买卖本公司股票做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如新上市公司股票有“禁售期”，收购兼并过程中法律规定有“全面收购点”(30%或35%)。为备不时之需，精明的大股东往往将所持股权分散，通过多个“壳”持有。这些“壳”的名称一般都不公开，投资者也很难查询。
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发行不多于10%的认股权证(Warrant)予管理层，而且可以上市交易。中信泰富之后上市的红筹及国企H股有近60家，几乎所有的红筹股公司，包括上海实业、北京控股都发行过认股权证，然而却没有再出现过中信泰富第二或荣智健第二。
关键的原因还是上市公司本身没能顺应资本市场周期发展起来，股价没有获得支持与发展，因此研究荣智健的财技就必须研究股价与资本市场周期。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00年初全球股市全面暴跌，香港股市2000年1月初走出新一轮暴跌行情，总市值由1月4日的4.8万亿港元跌至1月5日的4.4万亿港元。1月6日，香港股市开盘后继续猛跌，恒生指数一路狂泻1000点，甚至一度击穿15000点大关。
香港十大富豪在这场股灾中共损失了529亿港元，他们控制的上市公司市值则在一天之内跌掉了1212亿港元。唯一躲过这场股灾的只有荣智健，他旗下的中信泰富股价居然奇迹般地上升，荣智健的个人身价也由此猛涨了26亿港元。
财富梦
财富多到足以支撑荣智健的物欲享乐，但是他还不满足。在渐次MBO(管理层收购)中信泰富的过程中，荣氏家族已经成为第二大股东，在当时看来大有直接取代母公司北京中信成为第一大股东之势。从1997年开始，中信泰富的“荣氏”色彩越来越浓，更多时候，外界会认为中信泰富实际上就是荣智健个人的资产，而另一方面，荣智健自己似乎也这么认为，大有“母子”分离独立发展的态势。
从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香港，到1997年荣智健MBO中信泰富谋求独立发展，荣家产业与国有资产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合到分的过程。
荣智健曾经有机会对中信泰富实施MBO。但1997年，一场意想不到的金融危机将荣智健的美梦击碎。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政府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举行庄严隆重的交接仪式，4000名来自英国、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贵宾和外交官见证了洗刷中华民族耻辱的仪式。
荣智健和中信泰富的员工全都沉浸在香港回归的喜悦中，从1978年到香港打拼，他已经在香港度过了近20年，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确认这是否是国际投机客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当年7月2日，在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资本的阻击下，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在国际游资阻击港币的关键时候，摩根士丹利又插上了重重的一刀，其首席分析员巴顿·比格斯突然宣布看淡亚洲股市，其公司将在港持股的比重从2%降到零。于是在四家大型基金组织的带动下，许多外资纷纷沽货离场。
香港恒生指数于10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约9%，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23日，香港恒生指数最低曾落至9766.7点，跌幅高达1871点，恒生指数闭市时报10426.3点，退低1211.5点，下跌了10.4%，有人甚至认为这一天的跌幅可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相提并论。
上市公司市值，以单日计算，损失了4335亿港元，同8月份市值高峰期的43354亿港元比较，减少了15420亿港元，减幅达三成半。与此同时，富豪的身价亦大幅度缩水，香港十大富豪估计共损失超过2100亿港元。
期间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股价由8月最高53港元/股下滑到8.85港元/股，中信泰富的市值大幅度缩水，荣智健的个人财富也缩水超过大半。
在金融危机之前，荣智健由于盲目收购和扩大基建投资，一度令中信泰富负债比率增至五年以来最高位，公司负债和股东资本金之比约2?誜1，即各负50%。中信泰富在1997年度的资本性投资为200亿港元，年底时长期借贷上升1.98倍，达204亿多港元，净利息支出也增加20.68倍，达8.98亿港元。
面对严峻形势，荣智健也束手无策，赶忙奔赴北京与王军紧急磋商注资方案。最后来自中信集团的10亿港元贷款支持让荣智健转危为安，但荣智健全盘MBO中信泰富的计划也随之搁置。
其实，这个时候，王军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后来回忆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是我们日子最难过的时候。1997年以前我们公司70%～80%的收益来自海外。1998年合并报表中，国外的收益就反了过来，只占了30%。在1997年以后，世界木材价格下降了一半，我们在海外的主要投资——林业也非常吃紧。”
但是，凭借之前王军出售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回笼108亿资金打底，荣智健总算安然度过“九七年金融危机”。
进军电力
在中信泰富发展问题上，荣智健个人的意志越来越强。中信泰富发展初期，由于缺乏核心业务，公司的行业发展基本上由投资机会带动，性质上更像是一家“信托公司”，与中信集团开始的性质很像。这种模式在资本市场上并不被国际投资者看好，特别是荣智健收购恒昌行之后，去欧美、日本等地路演，遭到日本投资者的打击，对他刺激很深，他一直在思考如何给中信泰富定位。
1992年，荣智健把中信泰富的行业发展战略定位为：发展大规模及多元化业务，重点放在贸易、分销及广义之基本建筑上。领域基本包括：航空、电讯、发电和环境保护等。
中信泰富的航空资产主要包括国泰航空和港龙航空;电讯为香港电讯;分销则是恒昌行。
另外，1993年1~8月，荣智健主导中信泰富发行5.52亿新股，每股作价13港元，筹集资金71.76亿港元，先后收购香港青衣化学肥料处理厂20%股份、江苏电厂56.13%股份、郑州电厂50%股份。
1994年，荣智健再度调整公司战略定位：中信泰富之多元化业务，重点应放在基本建设、贸易以及分销和物业上。公司的长远目标是：发展基本建设、贸易、分销、消费信用、物业及工业制造等庞大而多元化之业务。
1994年5月，中信泰富再次发行新股1.66亿股，每股作价23港元，筹集资金38.18亿港元，先后收购了香港西隧25%股份、东隧28.48%股份。
1995年8月3日，中信泰富与中信香港联手竞拍中环宝地——添马舰商业地皮，后来又引入嘉里公司以及新加坡发展银行一同合作，共同开发，兴建中信大厦。其中，中信泰富和中信香港分别占40%和25%的权益。
1996年1月，泰富发展再发新股1.2亿股，每股作价27港元，筹集资金32.4亿港元，先后收购江阴利港电厂和浙江嘉定高速公路。
1997年，中信泰富增持东区海底隧道公路股份至64%，成为控制性股东，连同西区海底隧道的股份，中信泰富成为香港经营海底隧道的最大投资者。1999年9月，中信泰富连同李嘉诚的长江基建公司，购入日本熊谷组集团持有的东区隧道全部股权，即东遂的90%权益。收购后，荣智健和李嘉诚各占45%。
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信泰富的产业非常分散，除了分销、航空和基建三个业务块已渐次成形外，其他的业务都是小而散的资产，中信泰富看上去资产规模很大，但是抗风险能力并不强。如何将这些资产整合起来，成为摆在荣智健面前的又一挑战。
随后，电力成为继分销、航空和基建之外，荣智健理顺的第四条产业主线。
1997年1月28日，香港资本市场内传闻，中信泰富将入股香港电力巨头中华电力。借助并购中华电力，中信泰富的电力产业链逐步形成。
中华电力是香港四大英资财团和十大上市公司之一，它成立于1901年，最初建有红磡发电厂，向九龙半岛提供照明用电。由于香港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用电负荷日增，它又在半岛的东海岸兴建了鹤园电厂。到1990年底，中华电力总装机容量为838.7万度，在总装机容量中，中华电力公司占70%左右，李嘉诚长江实业控股的香港电灯公司占30%;两家公司发电量的比例则不分伯仲。
中华电力虽然是英资公司，却一直致力于中国内地电力发展。1979年以来，它与国内投资者合作开发了一些项目，为了将富裕电力出售给广东省，它还在自己的粉岭变电所至广东深圳变电所之间铺设了一条66千伏线路，1981年又增加了一条132千伏线路，输送容量达15万千伏。
中华电力公司除向广东电网输电外，还在广东省投资建设核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主要包括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广东怀集小型梯级水电站、深圳前湾天然气发电厂等。
因为与中国内地走得过近，中华电力遭到了港英当局的暗中报复，港英当局以中华电力后备发电量将会过多为由，要求它延迟龙鼓滩电站后四台机组的投资日期。另外，它在山东投资的三个电厂：菏泽、聊城、石横电厂，项目洽谈了近四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被无限期推迟。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电力需要找到背景足够强大的合作伙伴，因此，邀请中信泰富入伙就成了它最好的选择。特别是“九七”之后，中华电力如果要在香港保持竞争力，必须要有强势的中资背景。
1996年，中华电力业绩下滑，盈利下降14.8%，为48.4亿港元。内外交困下，中华电力董事局米高·嘉道理家族极力邀请荣智健加盟，让中信泰富做第二大股东。
面对中华电力的邀请，荣智健非常开心。荣智健对米高·嘉道理的好意投桃送李，表示中信泰富看好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公司在内地有经营电厂的业务，中信泰富如果入股中华电力，有助于配合公司内地业务的发展。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中信泰富以每股32.66港元的价格，认购4.097亿股中华电力新股，占扩大后总股本的20%，涉及资金达162.54亿港元。认购价格较中华电力停牌前作价33.7港元有3.1%的折让，但这批新股无权享有中华电力每股0.34港元的中期分红。入股后，荣智健、中信泰富总经理范鸿龄、中信泰富财务董事莫伟龙进入中华电力董事会。
本次收购，中信泰富的收购资金主要来自于银团投资和资本套现。在米高·嘉道理与荣智健签订了认股协定后，中信泰富委托摩根大通银行、法国国家巴黎银行、大通亚洲银行、恒生银行以及汇丰银行5家银行安排了80亿港元7年期银团贷款。5月28日，中信泰富出售所持香港电讯7.74%股份，净套现82亿港元。
当初，荣智健以4.45港元/股，斥资103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股权，而如今7.74%股份就套现82亿港元，当年收购香港电讯的行为无疑是成功的。
1998年8月27日，中信泰富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将所持中华电力20%股份中的15%再度回售给米高·嘉道理家族，回笼资金127亿港元，顺利渡过金融危机。2000年9月7日，中信泰富出售中华电力剩余股份中的2%，套现15.57亿港元。
2001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荣智健、华能集团总经理李小鹏、神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必亭、内蒙古电力公司董事长乌若思四人签订合作协议，由四家公司合资投建北方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方电力资产规模100亿，将成为国内一个超大型发电企业。
內蒙古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是兴建电厂的理想之地，北方电力集团组建后除了能满足自治区用电需求，还可以通过电网向华北及东北地区输电。
至此，中信泰富在内地已经有12个发电项目：江苏利港电厂、郑州热电厂、内蒙古包头第一热电厂、内蒙古呼和浩特电厂、上海外高桥发电厂、开封发电厂、陕西新力白水电厂、淮北第二发电厂、山东威海新力热电有限公司、山东晨鸣新力热电有限公司、吉林新力热电有限公司、无锡市抽水蓄能电站。
随着香港电力市场的饱和，中信泰富在内地发展电力业务的计划越来越多。特别是2003年开始，大陆经济快速增长，电力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荣智健在内地的电力投资越来越多。中信泰富以江苏省无锡市利港电厂为旗舰，为集团盈利贡献颇多。
2003年10月13日，中信泰富全资附属公司永胜投资与中信集团签订收购协议，3.6亿元收购中信集团所持有的新力能源65%的权益，不包括陕西新力51%的注册资本、丰泰发电20%的注册资本。
新力能源持有江苏利港电力13.44%的权益和深圳协诚85%的注册资本。
深圳协诚的业务是产销高压输电及变电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深圳协诚实际拥有深圳永达辉30%的注册资本和北京新朗25%的注册资本。深圳永达辉专门开发、生产和销售电源开关及工业自动化设备，北京新朗的业务则为销售、安装照明设备和灯具及提供有关的技术服务。丰泰发电则专门经营和管理呼和浩特发电站。
2003年利港第三期两台60万千瓦机组基建动工，2006年投产。第四期两台60万千瓦机组计划于2007年投产。中信泰富收购了利港电厂第一及第二期9%股权，将持股量增至65%，而在第三期和第四期的股权亦增至73%。
2004年10月15日，中信泰富全资附属公司TaLLian与中国中信集团订立收购协议，TaLLian有条件同意按代价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rmb/
人民币1.48亿元向中国中信集团收购A-A动力全部已发行股本。A-A动力持有淮北国安电力12.5%权益。淮北国安电力拥有淮北第二发电厂。
淘金“科技”
1997~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信泰富的业绩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通过出售中华电力回笼部分资金，却确保自己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1999年后，危机已过，摆在荣智健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给中信泰富制造新的市场亮点，重新拉抬股价。
通过市场热点拉抬股价对于中信泰富至关重要，荣智健的资本运作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实现，高股价对于他新发股票筹资大有好处，如果没有新的热点刺激投资者，中信泰富的股价就很难维持高位运行。
到2000年，在中信泰富的主营业务中，航空、电力和基础建设等主线产业都保持在微利状态，靠企业正常运营获取的企业盈利根本不能够满足荣智健的胃口。这反映出了中信泰富最致命的弱点——资产盈利能力不强。
对于荣智健来说，寻找新的突破点迫在眉睫。
1999~2000年，美国网络股热席卷全球，那个时候，美国到处都是IT新贵，随便搞几张Paper和一些简单的创意，就能从VC那里获得钱，然后运作到纳斯达克(NASDQ)上市，科技股的市盈率便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传统类股票的好几倍，甚至更高。
在香港有线、卫星电视等电视台节目的推波助澜下，香港股市的网络股泡沫也越吹越大。不但如此，连与IT、网络相关的电讯类股票也受到追捧。
股市到处充斥着对电讯类股份(包括硬件供货商或移动电话经营商)前景的过分乐观，中国联通在香港以H股上市时，市盈率(Price/EarningsRatio)高达300倍。
手里握有大量现金，找不到好项目的荣智健，看中了科技股巨大的造富效应，决定全力发展信息产业，并将电讯业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电讯行业需要投入资金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建设，相对而言投资门槛较高，但它的优势也很明显：一旦进入这个行业确立市场地位之后，竞争对手将难以进入。
荣智健的电讯发展计划主要面对内地市场，中国内地是审批制，他有可能凭借背景获得牌照。
荣智健和总经理范鸿龄算了一笔账，到2000年，中国内地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网的网络规模和用户总数已跃居世界第二，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2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1.35亿户，移动电话用户6500户。但这么大的用户数量仍只是庞大基数的一部分，中国的电话普及率仅为17.7%，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为38%，移动电话普及率为5.1%，中国电信市场潜力巨大。
一个庞大的计划由此诞生，荣智健、范鸿龄二人商定，建立一个以中国大陆为基地，以香港为亚洲枢纽，延伸全球的电讯骨干网络。
2000年1月5日，中信泰富、中信集团和荣智健本人合作成立“幸运地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方股权比率分别为60%、20%和20%。中信泰富需要出资12亿元，荣智健个人需要出资4亿元。不过，荣智健个人的出资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并且由中信泰富提供担保。
2月10日，中信泰富再次宣布配股，以每股40.38港元的价格，配售8000万股，集资31.5亿港元。配售的包销商为百富勤和中银国际。同时，中信泰富给予百富勤一项超额配售权，可以多配售2000万股，随后募集资金增加到39.4亿港元。
“幸运地带”成立后，以20亿元向广州军区通信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办公室收购了国内一项固定光纤网络建设工程，这项网络在建成后总长约3.2万公里。20亿资金包括收购光纤网络建设工程已完成及未完成部分，荣智健将光纤网络工程命名为“奔腾一号”。
不过，令荣智健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收购奔腾一号两个月后，全球科技股市场崩盘了。2000年3月17日，纳斯达克开始掉头向下，大崩溃来临，人们急于抛售科技股以自保。
但一心想趁科技股热淘金的荣智健仍然执迷不悟。3月27日，中信泰富与美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朗讯科技签订一项价值超过8000万美元的设备采购合同，此时荣智健依然雄心勃勃，计划在当年10月正式启动奔腾一号。
既然决定将电信业作为未来的重点业务之一，荣智健便再度开动并购战车，围绕奔腾一号开始频繁收购相关公司。
第一个被荣智健盯上的是香港电讯1616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从事长途电话以及数据业务的批发商，是香港最大的对外电讯服务运营商之一。它与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公司以及联盟直接合作，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稳定的电讯网络，能接驳到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收购香港电讯1616后，中信泰富就能够实现内地的奔腾一号和世界各国的电讯交换。
接着，荣智健以18亿元收购母公司旗下中信国安总公司50%的股份，将之改名为“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并向中信国安提供6亿元贷款。由此，中信泰富杀入中国内地有线电视网领域，获得了中信国安的有线电视网、信息服务业中的金融资讯、网络系统集成、广告业务、房地产投资及酒店管理业务。
其实，这次收购可以看作是荣智健和王军之间的一次完美配合，由于当时中国内地对电信和有线电视网络禁止外资投资，中信泰富直接投资肯定通不过政府审批，而借道中信国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投资这两个领域。
中信国安利用中信泰富的6亿元资金，迅即收购了一项电讯系统集成业务，并收购了光大通信公司。到此，中信国安投资建设的有线电视网络已有河北省49%、安徽省49%、沈阳市49%、武汉市49%、长沙市49%，在全国19个省市拥有入网用户700万户，覆盖5000万户。
在香港，中信泰富又相继收购了全球著名的电信增值服务商国际执行系统有限公司(PSINET)在香港的子公司，发展IP增值业务以及互联网业务。
经过一系列资本运作，中信泰富不但拥有奔腾一号主干网和有线电视接入网，还有点心增值服务。中信泰富通过资本强势并购，搭建起了一个依托内地辐射全球的电讯网。
与此同时，中信泰富为了在香港市场上发展网上汽车推荐和交易，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汽车销售门户网站——汽车网。汽车网总投资1亿港元，收入来源除广告外，还包括网上汽车买卖所赚取的电子商务收益。
汽车网由荣智健女儿荣明芳掌舵，荣明芳同时是中信泰富的信息科技旗舰中信泰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1995年加盟中信泰富之后，荣明芳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信息科技公司副总裁和汽车网总裁等职务，后来她又做了中信泰富财务部门总经理。
然而，荣智健的科技主业从起步就发展不顺利，先是2000年的科技股破灭，原本计划做大上市的汽车网计划搁置;紧接着，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中信泰富的主营业务航空、科技和地产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2002年，中信泰富出具了一份相当难看的2001年年报，当年公司业绩比2000年下滑了36%，中信泰富又一次面临着大考验。
当年1月，荣智健做出惊人决定，以16.25亿元出售内地骨干光纤网络奔腾一号80%股权给中信集团，其中20%为荣智健本人所持有的奔腾一号股份，荣智健本人只收取中信泰富1美元，但是中信泰富需要承担荣智健3.19亿港元的银行贷款。
处理掉骨干网业务，荣智健又酝酿进军虚拟网领域。通过旗下中信泰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旗下的光通通讯发展有限公司，中信泰富强势杀入内地增值业务市场。
光通通讯是广州军区下属的一家公司，拥有一张在上海、广州等城市范围内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ISP)牌照。2000年中信泰富收购奔腾一号光纤骨干网后，光通通讯一并被收购。
2003年和2004年，中信泰富旗下的科技事业部最大的两项动作分别是：与中国体育总局和奥组委合作中国数字体育平台，以此获得中国奥运会体育赛事的商业转播权，并顺势切入1500亿元市场规模的中国体育市场;2004年，中信泰富旗下光通通讯与陈天桥的盛大公司竞争网络游戏《传奇世界》的代理权，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中信泰富与美国EA(暴雪游戏公司)合作，杀入网络游戏市场，终于抓住了网络游戏的市场热点。
抢滩房地产
2001年卡塔尔多哈时间11月10日18时34分(北京时间11月10日晚23时34分)，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
其实，在此之前荣智健就借助在北京高层中灵通的消息网络，预知了这个情况。中国加入WTO，必将带来巨大的商机。2001年初，荣智健就开始谋划抢滩内地房地产市场。
2001年上半年，荣智健对中信泰富在内地的资产进行了盘整，出售部分基建类项目和盈利能力差的电厂，并购入慎昌集团，加强恒昌行在内地的实力，然后便将主要精力放在房地产业务上。
荣智健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将刺激内地高档办公室和住宅需求，开发内地房地产将使中信泰富获得巨大的发展。
当时，全国共有25700多家房地产企业，平均每家净资产不足3000万元。在这些企业中，具有一级资质的只占1.4%，具有二级资质的仅占12.9%，85.7%的企业都是三级甚至是根本没有资质的企业。凭借雄厚的财力支持，加之在香港房地产业的经验，中信泰富进军内地房地产业是极具竞争力的。
2001年7月，荣智健拿下上海市中心最大的老西门聚集区，签订了6.89万平米土地建设项目合同，中信泰富计划用4~6年时间在老西门聚集区修建283万平方米的住宅区，整个项目耗资15亿元，总占地面积达23.47公顷。
荣智健将老西门聚集区的开发任务交给儿子荣明杰负责。1999年，荣智健在上海组建中信泰富(中国)投资公司，30岁的荣明杰担任该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2000年3月，荣明杰进入中信泰富董事局，担任执行董事。在荣明杰的努力下，2004年，“老西门新苑”首期销售255套住房，仅用了4天时间。
同年底，荣智健又以20.2亿港元向北京中信旗下的中信香港购入位于上海静安区的中信泰富广场80%的权益，同时以6.82亿港元购入位于同一区的服务式http://house.ifeng.com/loupan/gongyu/list_0/0.shtml
公寓发展项目华山公寓100%的权益。
在此之前，荣智健在上海的产业主要是一些基建设施，包括1994年购入的上海延安东路隧道50%的权益，打浦路隧道合营公司45%的权益;1995年与上海公路建设总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建泰有限公司，从事对沪嘉高速公路以及附属设施的经营、管理和维护;1996年参股徐浦大桥合营公司45%的权益。
经确认评估，中信泰富广场价值约为25.6亿元，其80%的权益约值20.48亿元，华山公寓评估价为6.91亿元，中信集团将上述两处物业平价转售给中信泰富，看得出王军与荣智健的关系有多铁。
2002年9月，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于2002年12月31日之前，与外资妥善解决保证固定回报项目的问题。中信泰富自2002年底将上海的基建项目相继出售，包括：延安东路隧道、打浦路隧道、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沪嘉高速公路、徐浦大桥，收回投资61.6亿港元，获得投资收益3亿港元。
荣智健的铁杆富豪朋友李嘉诚在中信泰富进军上海之后，也立即拍马杀到。2001年8月，李嘉诚动用3.9亿港元，以蒙托亚(香港)公司名义从中华企业子公司——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手中取得约5万平方米地产项目，和记黄埔和长江实业集团共同投资蒙托亚(香港)有限公司，将在上海建起15万平方米商住楼。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在上海大量储备土地，并计划耗资80亿港元，在全国20个城市开发房地产。
2001年开始进军内地房地产市场后，短短数年间，中信泰富在内地的地产业务迅速膨胀，除了上述项目外，又先后在浙江省宁波市兴建了一个100万平方米的商业中心，取名“中信泰富广场”;在上海市青浦区取得了一块面积为145万平方米的建筑用地开发低密度住宅项目;并陆续在扬州、无锡、海南等地投得多处地块。到2007年，中信泰富在内地的地盘土地面积约有1029.5万平方米，楼面建筑面积约420.8万平方米，房地产业务成为中信泰富继钢铁、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00408/2021314.shtml
铁矿石开采之后的第三大主营业务。
钢铁帝国
2002年，王军和荣智健默契配合，完成了对中信的改革，并带领各自的集团继续前进。就在荣智健准备在内地大干一场的时候，2003年非典肆虐香港和内地，中信泰富业务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航空和分销业务。
非典期间，国泰航空和港龙航空均出现乘客数量锐减的状况，国泰蒙受重大亏损。大昌行的汽车销售业务也受到冲击，较2002年同期下降36%。香港市民消费欲望下降，导致大昌行的销售和分销业务疲软。香港地产业也前景黯淡。
这是荣智健商海生涯中的第五次大劫难，如何为公司找到盈利亮点，成为摆在荣智健面前的一道难题。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http://house.ifeng.com/home/jiadian/
家电、汽车等行业对特种钢的需求不断增加。特种钢冶炼的资金、技术门槛极高，但行业增长空间及边际利润也非常可观。荣智健看中了其中的巨大的商机，决定进军钢铁行业。
很快，中信泰富用一贯的大手笔资本运作方式，通过兼并收购迅速掌控了数家优质特钢生产企业，短时间内成为占据中国内地市场2/3份额的钢铁巨头。
我们在事后看荣智健这次进军钢铁业可以发现，其实2008年的这场悲剧早在这里就埋下了根。如果不是因为要做钢铁，荣智健就不会到澳洲去开矿，更不会有后来的澳元投机亏损。
2003年4月2日，江苏泰富兴澄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上市申请，拟在中国发行每股面值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rmb/
人民币1元A股1.8亿股。
江苏泰富兴澄的股权分配为：中信泰富拥有54.7%的权益，为第一大股东;江阴钢铁厂拥有40.8%的权益;其他独立股东共拥有4.5%的权益。江苏泰富兴澄如果完成上市，中信泰富在江苏泰富兴澄的持股量将由54.7%减至36.17%。
江苏泰富兴澄主要生产、加工及销售特殊钢及祥光工业材料，拥有特种钢铁公司20%的权益，特种材料公司45%的权益，这两个公司的净资产分别为5.2亿港元和3.98亿港元。中信泰富同时持有特种钢铁公司44%的权益。
如果江苏泰富兴澄上市成功，那么荣智健在内地就又多了一个上市平台，中信泰富将形成“A+H”的融资格局。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2004年初，江苏泰富兴澄主动向证监会撤回上市申请。
上市失败之后，中信泰富的合作伙伴江阴钢铁厂转让了拥有的江苏泰富兴澄22.65%的权益，特种材料公司13.75%的权益，特种钢铁公司20%的权益，钢材公司约25%的权益，储运公司25%的权益，总价为人民币4.06亿元。
随后，江苏泰富兴澄以4936万元向江阴钢铁厂收购物业，钢材公司以3667万元收购江阴钢铁厂第二处物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中信泰富就完全拥有了江苏兴澄特钢的权益。
荣智健派大儿子坐镇上海，主持上海的物业开发和特钢业务，而他的女儿这时候仍是中信泰富科技事业部的负责人。荣智健将儿子和女儿分别安排在集团新兴的两大产业中，可见其培养荣氏接班人的良苦用心。
2004年，中信泰富全资子公司乐晖、江阴钢铁厂和天水联合注册成立新公司，其股权分配乐晖占80%，江阴钢铁厂占11.7%，天水占8.3%。
10月，中信泰富又收购了位于湖北省黄石市的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95%的权益(原东方钢铁有限公司)，并以此为平台，同时收购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大冶特钢公司。
由于公司其他业务下滑，特钢、航空和发电成为2004年中信泰富盈利最好的三大业务。荣智健将这三项确立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大昌行、隧道、基建等被调出主营业务序列。
2005年，正好是中国钢铁业开始疯狂增长的起始年，庞大的国内需求带动了钢铁行业需求的旺盛，这个时候全世界http://finance.ifeng.com/news/industry/20100408/2021314.shtml
铁矿石巨头都把目光瞄向了中国。
荣智健正赶上了好年景，他凭借资金优势，开始不断地充实在钢铁行业的实力，并与河北省政府签订协议，将石家庄钢铁公司收归旗下。重组后中信泰富持有石家庄钢铁65%的股权。
到这个时候，荣智健的钢铁王国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新的标签贴在他的身上——“钢铁皇帝”。荣智健经商多年，做过许多大生意，但是没有哪个项目能够让他贴上这样的标签，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涉足实业经营。
有了钢厂，荣智健的思绪开始漂洋过海——澳洲西澳州那片荒凉的土地下面埋藏着世界上储量最丰富、品质最好的铁矿石，如果能够拿下铁矿山，就可以为钢厂提供原材料，中信泰富的生意就能上下游通吃。
2006年3月31日，中信泰富获得西澳大利亚西皮尔巴拉区邻近Fortescue河河口的开采矿区近60亿吨磁铁矿石的开采权。该项目由其全资子公司购入Sino-Iron(有权利在采矿区内开采10亿吨磁铁矿石)实现，作价2.15亿美元;而另外一家全资子公司，在保证有另外10亿吨铁矿石开采权的基础上，向卖方购入BaLmoral(有权利在采矿区内开采10亿吨磁铁矿石)全部权益，作价2亿美元。
在完成对Sino-Iron和BaLmoral的收购之后，中信泰富将再购入40亿吨磁铁矿石，每10亿吨作价为2亿美元。Sino-Iron应付资本开始为13.7亿美元，BaLmoral应付资本为11亿美元。
荣智健的这两座矿山可是中信泰富的宝贝，它的规模足以和必和必拓、力拓相比，如果完全开发的话，极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矿山企业。
在国内经济形势的带动下，荣智健的钢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尤其是2006年，特钢业务表现出色。短短几年时间，中信泰富的特钢产能已超过700万吨，所生产的轴承钢、齿轮钢、弹簧钢及合金钢等多项产品，领先业内同行，特钢板块成为中信泰富盈利亮点。
上游的原材料铁矿石有了，下游的钢铁厂有了，但是荣智健还不满足，因为另一项重要的原材料煤还没有自己掌握。荣智健施展自己的资本腾挪术开始大肆收购，相继收购了山东省的一个焦炭厂30%的权益和安徽省内的一个焦炭厂全部权益。为了配合运输，他还定购了12艘11.5万吨的载重散装货船，来往澳大利亚和内地，运输铁矿石。荣智健更计划在长江下游一带兴建一个铁矿石集散中心，并自建码头。
2006年将成为荣智健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他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悲剧都源自这一年。
因为钢铁生意实在太好做，中信泰富的特钢盈利非常好，荣智健第一次明确提出将特钢生产、铁矿石开采和内地物业开发确立为集团的核心业务，航空、分销、电讯等业务被进一步压缩。
2006年6月，中信泰富重组国泰和港龙两家航空公司，将它在国泰的股权从25.4%降到17.5%，同时出售所持的28.5%港龙权益，总套现额逾50亿港元。
2007年4月3日，中信泰富分拆中信1616集团于香港主板上市，同年7月31日，中信泰富旗下大昌行向香港联交所申请独立上市。
如果说钢铁成为中信泰富主业是后来荣智健悲剧的“因”之一，那么另一个“因”则是随之而来的人事调整。
随着中信泰富资产规模越做越大，财务方面的人事调动越发频繁，荣智健开始不断提拔他的儿子荣明杰和女儿荣明芳。他显然是在为自己培养接班人，因为按照年龄，此时的荣智健已经是超龄服役了，他必须让儿女走上更高的权力位置才能安心退席。
2006年，荣明杰成为中信泰富董事副总经理，张立宪成为董事副总经理，张的继任者原财务管理部董事周志贤也成为中信泰富集团执行董事，荣明芳成为集团财务部董事。
财务部是一个公司最核心的部门，荣明芳执掌该部门，就相当于荣家全权掌握了中信泰富的大动脉，董事会里有荣智健、范鸿龄、荣明杰等亲信，还有其他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臣子，而财务部又掌握在荣家自己人手里。中信泰富已经完全掌握在荣家手上，即便是总公司也无法完全获悉公司发生的情况，更不用说投资者。
而令荣智健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如意算盘却断送了自己和整个家族的未来。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当时不用自己人掌握财务大权，在公司内部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监督体系，中信泰富最后不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