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人口增长与土地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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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 余同元教授
[时间] 2008年4月13日
前  言
在研究中国历代人口与耕地两个方面变化的基础上讨论人口与耕地矛盾的变迁,即是本节要讨论的中国历史上人地关系变迁问题。同时探讨中国人地关系变化的原因及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讨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地关系限制,以及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应采取的政策和对策。
全世界只有中国保存有2000多年持续不断的人口数字。早在公元前789 年(周宣王三十九年)“料民于太原”(《国语·周语》)。从先秦起中国就有人口、土地、赋税等登录制度.秦朝实行郡县各地向国家作月报、季报、年报的“上计制度”,且有年终评比与“三年大比”的考核法规。而“中世纪”欧洲没有可与中国古代“上计”资料相比匹的统计资料,1086年英格兰奉“威廉征服者之令”编制《末日判决簿》,涉及人口仅150万。到1522年才重编出第二份《末日判决簿》。1800年英国才进行过一次覆盖全国的人口普查,但尚未制度化——因为它们害怕“人口统计”会招致“上帝的谴责”而走向“末日”。1841年英法才把“年龄”项列入“人口普查纲要”。
现存最早的中国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情况。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和家族谱牒保留了各个时期人口情况的记录。
参考论著:
1、梁启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文集》第4册。
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4、(美)何炳棣《中国人口史研究》英文版1959年出版,葛剑雄汉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5、(美)赵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统计》,《食货月刊复刊》11卷2期1981、5;赵冈《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食货月刊复刊》13卷3、4期合刊1983.7。
6、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人口史》六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_2001年版。     7、王育民《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统计》,《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2。
8、(美)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三联书店2000年版。
9、余同元《中国历史时期游牧人口的南移与西迁》,《教学与研究文集》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余同元、王来刚《中原人口北移与农牧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明清论丛》第六辑,2005年。
11、吴申元《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思想评述》,《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82.2。
12、Zhao Zhong wei. 1997b. "Long-term mortality patterns in Chinese history: evidence from a recorded clan population. " Population Studies 51(2) :117—28.
一、中国历代人口数量的曲线增长
在历代中国官方有关记录中,从周秦至明清之际2000余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数量曾长期摆动在仅为1000万与6000万之间。
1、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字
先秦时期:
夏代人口有《文献通考·户口考》与《帝王世纪》等记载,有人口1355万余,不可靠,现代人推测为135万。
商代人口,《帝王世纪》曰:“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册不存,无以考之。”(《续汉书·郡国志》刘朝注引)王育民先生推测为196万。
西周人口,《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及孟冬祀司之日,掀其数于王。” 《帝王世纪》载西周初年人口1,3714,923,“多禹十六万一千人”。《通典》卷七《食货·户口》中少1万。现代人测为285万。  春秋人口,《帝王世纪》记周庄王十三年(前684年)为1,1847,000。《通典》卷七《食货·户口》略同。现代人推测为1000万左右。
战国人口,《帝王世纪》“考苏、张之说,记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 范文谰《中国通史》第1册估计为二千万,梁启超《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文集》第4册)估为三千万。
秦汉魏晋时期:
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是秦朝。《史记·萧相国世家》说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 《史记·秦本纪》载秦国早在献公十年(前375年)就“为户籍相伍”。《商君书·去强篇》说商鞅变法时,“五家为保,十保相连”,并“头令萁敛”即根据人口收税(《汉书》卷24《食货志》师古注)。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帝王世纪》说秦“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郦山七十余万。” “一岁屯戍,一岁力役。”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每年仅征发徭役就达300余万人。
西汉户口,《汉书·地理志》记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1,2233,062户,5,9594,978口。西汉103郡国约400万平方公里面积,实有人口当在六千万以上。东汉永寿三年(157)全国户口人口分别为1,0677,960户、5,6486,856口。
三国人口,《通典·食货·户口》统计全国为1473,423户,7672,881口。当时屯田及世家豪族荫附户口未有统计。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估计有三千多万。
西晋人口,《晋书·地理志》载太康元年(280)2459,840户,1,6163,863口。东晋南北朝人口,估计高峰时期全国人口达五千万左右。
隋唐宋元时期:
隋朝人口,由于在全国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户口人口数大增。《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户口人口数分别为8907,546户,4,6019,956口。根据《隋书·地理志》各郡县统计有9070,414户,葛剑雄估计人口高峰时达5600万口。  唐代人口,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为峰点。据《通典》卷七《食货·历代户口》载,该年全国户口人口数分别为8914,709户,5,2919,309口(不包括客户和各都护府管辖的人户),实际人口数超过6000万。
五代十国时期约一千万户,五千万口。
宋代人口,《宋史·地理志》载,北宋开宝九年(976年)3090,504户,端拱二年(989年)6499,144户。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宋会要辑稿·食货11》载全国1,2976,123户,2,8558,940口。实际高峰期人口应有五、六千万左右。
元代人口,《元史·地理志》至元二十七年(1290)全国统计1,3196,206户,5,8834,711口。第二年《元史·世祖纪》载1,3430,322户,6,0491,230口。加上贵族私属人口和诸色户计(军户、站户、匠户等)近千万户,总数超过6000万(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卷三第390页)。
明清以来
明代户口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项是官方《赋役黄册》统计数,《明史·食货志》载洪武二十六年(1391年)为10652870户,60545812口;《明成祖实录》卷26载永乐元年(1403年)为11415829户,66598337口。
第二项是不在官方统计的军户、匠户、灶户、僧道人口,《明孝宗实录》卷180载天下都司卫所属额官军270余万户,千余万口,加上匠户(25万户)、灶户(10万户)、僧道人口以及荫户、流民等不下三、四千万口。
第三项是边疆少数民族人口,如蒙古高原、青藏高原、新疆地区等,在明中后期估计600万口左右。
以上三项相加,明代人口高峰期大约为1亿5千万左右,有人估计最高接近2亿。(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卷四第832页)  清代户口,清初户口统计限于“人丁”之中的“成丁”,女口、16岁以下的未成丁、60岁以上的老丁未统计。后人研究时采取1:5的丁口比例计算人口,估计顺治十二年(1655年)为1.19亿,有待于进一步研讨。
《清圣祖实录》卷206载康熙四十年(1701年)丁数2,0411,263人,口数8,1644,652口。康熙五十一年编审增益人丁,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其后人口激增。
乾隆六年(1741年)官方统计首次突破一亿,达14341万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官方统计31328万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353377694口,道光二十年(1840年)429816144口,道光三十年(1850年)446368005口。
从乾隆六年(1741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由1.4亿增加到4.4亿,平均每年增加278万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0.5%;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为1.19亿增加到宣统三年(1911年)4亿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4.7%。从人口绝对增长看,1850年比1655年净增3.11亿,1911年比1655年净增2.71亿。这便是所谓的“清代人口奇迹”。
1912年4.05亿,1928年4.418亿,1931年4.748亿,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为5.826亿。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6000万到1850年4.3亿,增加7倍,年均增长率0.1%。
2、中国历代人口增长规律
综观几千年中国人口发展史可见:
第一时段1000年翻一翻(夏商几百万到公元初年6000万,公元初年到中唐8000万或到宋代1亿)。
第二时段500年翻一翻(元代1亿到明末近2亿)。
第三时段250年翻一翻(清初2亿到清末4亿)。
第四时段40年翻一翻(20世纪50年代5亿到90年代10亿)。
第五时段20年翻一翻(20世纪末13亿)。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经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即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一个封闭人口的自然增长律大约为每隔20—30年(人类的繁殖周期)递增1倍(在假定每户只生一个孩子的条件下)。从中国的人口历史看,这种人口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存在的。
实际上,早于马尔萨斯2000年,中国古代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重要的人口增长规律。如先秦韩非子就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平方级数,而资源和财富则不可能以这一速率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明代学者徐光启、清代龚自珍、魏源等均曾指出:生人之率,大抵30年而加 1倍。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而垦田不增且日分田小,是以社会不安。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在社会安定的时期,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明显存在的。只有受到战争、大灾荒、大饥荒等遏制人口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才会受到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自清乾隆六年(1741)以后,中国人口即以每隔25~45年递增1倍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中间尽管曾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外变乱,导致人口增长曲线有新的升降摆荡,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甚为庞大,以千万人计的变乱中人口消灭律已不能影响数亿人口的总规模。因此自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呈持续上升的。其结果是在200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人口规模由1亿人左右递增到本世纪中叶(1949)的5-6亿人;又经30~4O年再倍增到目前的12~14亿人。从而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人口发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长规律。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同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幅度差不多。
3、历代人口数量的曲线波动规律
学术界根据自西周至清代见诸史料的人口及户口统计资料,选择历史年代中人口数值发生重大变迁的年代点作为座标,描绘反映中国历代人口数量规模变动趋势的一条周期性上下荡动的曲线。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反映着客观规律的存在。中国历代人口发展有三个明显的现象:
第一,人口的变化不是平稳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点。大体上说,一个历时较久而又比较强大的王朝的初期,人口增长迅速,大约到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  第二,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开始,到1840年,全国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增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净增三亿五千三百二十余万,平均每年仅递增0.1%。这就是一般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特点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第三,呈现为台阶式的“跃迁”,即人口的增长往往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
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2000—3000万,这是第一级台阶;
从汉到唐,人口没有超过6000万,这是第二级台阶;
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约增长到1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
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即从1亿多猛增到4亿,随后又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这是第四级台阶。
上述三个现象中,第二个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第一和第三个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别是下跌情况,从夏代起中国约4000年的人口变动曲线上有14个波谷:
(1)夏末商初,人口下跌,跌幅不详。
(2)商末周初,人口比商代后期减少近四成。
(3)战国后期至秦、汉之交,人口约损耗一半。
(4)西汉末年,人口减少近五成。
(5)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减幅高达65%,实为空前绝后。
(6)十六国时期,人口一直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
(7)隋末唐初,人口约减少1/3。
(8)“安史之乱”,人口在短时期内剧减二至三成。
(9)唐末和五代十国,减幅达三成。
(10)“靖康之难”,人口损耗达三成。
(11)元灭金、宋,人口约减少四成。   (12)元末明初,人口减少1/4。
(13)明末清初,减幅近五成。
(14)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人口约减少1/5。
以上14个波谷都是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动乱造成的,至于由局部原因造成的小波动数量就更多了。于是人口发展演变的模式形成比较典型的波浪式曲线。
统计年份    帝王纪年      人口数         背景说明
前215年   秦始皇在位     约1000万人     全国统一后的估算数
前202年   汉高祖登基之初   约800万人     秦末与楚汉相争后的人数
公元2年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59594978口     第一项全国性人口登录总数
公元57年  东汉光武中元二年  21007820口     新莽以后人口损失惨重
157年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  56486856口    东汉末年的人口总数
280年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  16163863口    三国时人口损失惨重
609年    隋炀帝大业五年   46019956口    人口复原势头很明显
639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12351681口    隋末动乱
755年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  50975543口    唐极盛时人口
760年    唐肃宗乾元三年   16990386口    安史之乱后惊人锐减
1110年   北宋徽宗大观四年  46734784口     北宋最高登录数(不含金)
1264年   南宋理宗景定五年  13026532口     宋将灭亡,元人南进
1291年   元世祖至元二八年  59519727口     统一中国后人口
1403年   明成祖永乐元年   66598337口     明初人口统计数
1562年   明嘉靖四十一年   63654248口     明代人口持平数
1656年   清顺治十三年    15412776(丁口)  清入关后统计丁口数 1721年   康熙六一年     25763498(丁口)  康熙五十二年摊丁入亩
1743年   乾隆八年      164454416口    高增长,破1.6亿关
1762年   乾隆二七年     200472461口    破两亿大关
1790年   乾隆五五年     301487115口    破三亿大关
1809年   嘉庆十四年     352900024口    超过三亿五千万
1834年   道光十四年     401008574口    清高峰期,破四亿大关
1915年   中华民国      460000000人    “人口众多”
1955年   解放初期      500000000人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2005年   改革开放后     1300000000人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从上表可以看出:
(一) 每当因土地兼并造成改朝换代之际,人口总数要跌落,反复波动。
(二)汉代以降,1000万人口低谷都出现在全国性大动乱之后。
(三)“人头税”起着巨大约束作用。 清代“摊丁入亩”后,实行“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税”的政策,取消“人头税”,从此人口数字猛升,由1亿攀升到2亿、3亿、4亿,只用了一百年(1734~1834年)。
4、历代民族分布、人口迁移与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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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数量人口为改变居住地而进行的一定距离的迁徙谓之人口迁移。它是区域开发的过程和人文现象空间扩散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
(1)中国历史人口迁移与区域土地开垦趋向
第一,游牧民族向中原内迁。东汉初,匈奴分裂,南匈奴迁到河套和陕西、山西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羯、氐、羌等族大量内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等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渗透到黄河流域。辽宋夏金元时期,尤其是元朝时期,边疆各族大量内迁中原,甚至江南地区。  第二,汉族人口由北向南和由西趋东迁移。中原广大人民由于黄河流域战乱和少数民族入侵大量向长江流域迁移。中原人口南迁出现了三次高潮,分别是:两晋之际、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和两宋之际,靖康之乱后。
第三,中原人口由内地向边疆迁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封建中央政府为开发边疆,充实边防,不断迁徙内地人民到边疆地区,如秦朝对匈奴作战夺取河套地区后迁徙内地居民到这里发展生产,政府越族后迁徙内地居民到这里,促进了河套地区和越族地区的发展。另一种情况是人民自发的向边疆地区迁徙,如唐朝末年,许多中原人民来到契丹境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第四,中国人逐渐向海外迁移,从唐朝开始,我国就有很多人到南洋谋生,郑和下西洋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向南洋地区迁移并为那里的开发做出了巨大共享。
(2)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
一是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即汉族居住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差异:以长城——祁连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为界域,即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农牧界限:龙门——碣石——山西中部——河北北部——秦皇岛。
二是汉族居住区内部的南北差异。南北人口居住地的分界线为秦岭——淮河一线。南北人口的比例:
年代       北方著籍户口比例       南方著籍户口比例
西汉元始二年       81%              19%
唐贞观十八年       45.4%             54.6%
天宝元年         55.5%             44.5%
北宋初年         40%              60%
元代           10%              90%
明嘉靖年间        29%              71%
安史之乱是重要的界限。战乱前北方保持过半数的优势,战乱后南方超过50%,并始终保持了优势。汉初4700万的北方人口最高数字,一直保持到清中期,说明北方人口发展缓慢。从漕粮看,  唐安史之乱前,漕粮主要来自北方,乱后则来自南方,如北宋开封年需550万石,南方占72%,末期达到90%。北方人口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北方地区长期遭受战乱,二是自然环境恶化,三是南方的开发。
3、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之间的历史人口线
《史记》中的农牧界限:龙门——碣石——山西中部——河北北部——秦皇岛,即胡焕庸人口线——形成中国历史时期农牧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交汇的长城文化带。
随着人口的发展,民族人口分布的东西差异与南北差异也在发生波动,其中都隐含着空间的争夺与土地的斗争。
二、中国人口曲线增长与土地斗争
人口波动的原因首先与自然因素尤其是周期性的全球气候变化有关。但人口产生巨大波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封建社会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关系。
1、中国历代土地开垦与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化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共有人口59594978人,耕地827053600亩,户均耕地67.61亩,人均13.88亩。
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人口48690789人,耕地694289213亩,户均79.25亩,人均13.7亩。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人口52917309人,耕地1430386213亩,户均160.46亩,人均27.03亩。
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人口19930220人,耕地524758432亩,户均60.47亩,人均26.33亩。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人口59873306人,耕地366771549亩,户均34.42亩,人均6.13亩。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人口56305050人,耕地1161894800亩,人均20.64亩。
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耕地522766687亩,人均30.58亩;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人口27355462人,土地890138724亩,人均32.54亩;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全国人口为102750000人,耕地为708114288亩,人均6.89亩,与雍正十二年相隔十九年,人均耕地由32.54亩降为6.89亩,人均减少了25.65亩;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人口增加到208095796人,耕地为741449550亩,人均为3.56亩,人口增加了近1亿,人均地减了近一半;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7年),人口为377636000人,耕地为911976606亩,人均地2.41亩。
解放初(1949年),我国耕地为14.68亿亩,全国人口为5.4亿,人均为2.7亩;1987年,全国有耕地14.38亿亩,人口为10.8亿人,人均耕地为1.33亩;1993年,我国人口已达11.45亿,人均耕地只有1.3亩左右。
2、农民失地与人口波动
土地兼并与农民失地造成农民起义,直接造成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兴衰更替,时间大多是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凡处在曲线之各个高峰点的,基本都是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由治入乱的转折时期。而处在曲线的各个谷底,则是各王朝的开国新兴时期。可见人口的自然增殖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发展高峰期(也是土地兼并的高峰期)相伴随,但同时又正是一个历史行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时期。
例如:西汉平帝的人口高峰时期,是新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的人口高峰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盛清之乾隆时代,于历史中亦皆曾有盛世之表象--而深刻社会危机则正酝酿潜伏于其中。
土地兼并与农民失地情况:  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土地兼并,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土地兼并就是土地集中到少数官僚地主的手中,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不能避免的顽疾。大地主为了扩大自己的土地,把自由农民的土地通过政治手段和其他卑劣的手段用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 尤其是灾年,地主用各种手段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土地兼并往往在一个朝代的后期表现突出,它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力量增强的表现。
北宋初年,一般大地主占田几十顷,如果占有田地数百顷,已是少见的现象。仁宗时,官员占田限三十顷,反映出实际状况超过了此数。北宋末年,朱勔(mian)每年收租十万石。朱勔死时,抄没全家田产,到达三十万亩。宋朝南迁后,大地主收租十万已不再罕见。溧水县石臼、固城湖中有圩田约十万亩,绵亘八十四里,号永丰圩。起初是官府所有,百姓承佃。后来宋朝把永丰圩赐给蔡京,又赐给韩世忠,以后又给秦桧。他们一次得赐田即多达十万亩,想见占地数量的庞大。秦桧在金陵“田业甚富”,见于记载的有永宁庄、荆山庄等等。秦桧的后人,据说“家道”“衰落”,“生产亦薄”,但每年还有租米十万石的剥削收入。秦桧一党的武将张俊,喜殖田产,罢将家居后,每年仍收入租米六十万斛。如以一般田租每亩不足一斛计算,即占田六、七十万亩。家居收租的张俊,豪华奢侈,超过了北宋以至唐朝的贵族。秦桧、张俊等官僚,都占有几十万亩良田,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投降妥协,苟安江南,正是反映了那些兼并了大片土地的大地主们的利益。
明初朱元璋颁布过一系列反兼并法令:洪武元年(1368年)诏令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绝大多数的农户占有10~30亩耕地。这正是开荒的结果,大家都是自耕农,耕种一片力所能及的农场。这以后,农村便开始分化,占地10~30亩的中等农户比重渐减,而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数目增加。[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三甲农户占地额分组表)资料来源: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康熙帝在四十三年(1704年)因蠲免钱粮发出上谕:“蠲免钱粮,原为加恩小民,然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清朝的许三礼说慕天颜、徐乾学先后拥有万顷田产(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吴廷璆的统计,清朝具有千顷以上土地的仅有4户,即和珅、百龄、陈朝玉、陈元龙。河北获鹿县的一套编审册,土地分配情况土地所有权高度分化,大片土地变成差距不大的小块土地。大约1/4的户口没有土地,1/3的只有10亩以下的土地。(数据来源:方行、经君健、魏全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中国历史上土地战争与人口死亡
西汉末年混战: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剩下2100万,损失率达65%。
三国战争:公元156年,人口5000余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诗人描述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后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西晋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开始,“八王之乱”历时16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与此同时,关东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南北朝混战: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原人口的1%-2%。北朝的北齐,辖有2000万人口,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刘宋辖有469万人口,到南陈灭亡时只剩200万人,损失率达60%。
隋末战争: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文帝杨坚的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杨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00万人。修运河役夫达543万余人。死者过半。隋末至唐初,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百余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人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的4602万人,减到639年的1235万人,损失率73%。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历时8年。历时8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至200万户,3/4的人惨死于变乱之中,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全国有5292万人口,到760年,全国人口仅余1699万。损失率68%。
唐末战争:当时有一句俗语:“黄巢杀人八百万——劫数难逃。”黄巢《旧唐书》 “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唐末到五代十国,前后历时80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唐武宗(841年-846年在位)时,全国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年-960年在位)进,仅余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宋与金、元战争: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人口仅剩887万。损失率高80%。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杀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灭西夏,屠八十余万人。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忽必烈屠杀,中国北方地区有90%的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大军屠杀前,估计有1300万—2000万人,屠杀后竟然仅剩下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
明末混: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明末清初国内混战54年。明末全国人口为1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清军在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人。1649年,清军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暴乱,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肤”。  太平天国起义: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整个天京城所余3万多名太平天国将士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多时有100万人口到光绪登基时十几年的时间,只剩下不到50万人口。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中国人口为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人口只剩下2.3亿,4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
古代中国战争频繁,《卜辞》记载战争61次。《春秋》记载春秋242年间各种战争达448次。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2万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以上不完全统计,杀人已达130万之多。战国末中国人口2000万人。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修长城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
3、中国人口与耕地关系新发展
福建省龙岩地区武平县平川镇兴南村原有耕地1800余亩 ,近年来陆续被县政府征用,只剩下160余亩良田,然而前不久,这最后的一点耕地也在兴南村委的积极配合下,被县政府征用,2600多名村民即将无地可耕。据了解,征地新建公立小学只是个幌子,被廉价征用的耕地大部分将用来兴建一个私立学校的高中部,以及开发商品房出售!愤怒的村民拒绝牺牲自己最后一块土地,于是,受人指使的百余名地痞在百余公安民警等政府人员配合下,强行推土填平耕地,冲突中多个村民受伤,有村民被非法拘禁。(钟瑞昌《中国农村的恶性土地兼并与瓜分浪潮 农村干部违法乱纪肆意侵吞土地,村民无地可耕生计堪忧》 )
1950年日本推行了土地改革,1953年我国台湾地区也完成了全岛的土地改革。这两个地区中,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约有20~30年,日本与台湾的经济增长率持续高达10%。这些并非偶然,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完全被集中投放于更适合的部门,是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有20.3%的人口居住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地区。与之相较,世界平均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海拔400米以上的地方。土地是中国最根本的战略资源。中国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不包括海洋的话,只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的约30%。如今,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已处于荒漠前沿的包围之中,从来远离沙漠的中国南方也开始出现成片的沙漠,半个多世纪以来,因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中国大约有近30%的国土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而人口增加了近两倍。人口剧增和荒漠化加速恶化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中国耕地面积只有国土的十分之一,与之比较,印度耕地占国土的55%,人均耕地是中国的2倍;美国耕地占国土的20%,人均耕地是中国的9倍。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面临最大的压力,就是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中国同美国、印度都是世界上粮食生产大国,在耕地面积小于美国、印度的条件下,中国的粮食产量却位居世界第一,粮食单产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由于中国的人口数量几乎相当于美国的5倍,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
1949年后,工商业者从财富到人本身,都得到了相对来讲无比优越的理解和尊重。开垦——和历朝历代所做的一样,把草地、林地都变成耕地,让它产出粮食,以养活更多的人。开始是为了生存,后来是为了发展,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开垦浪潮,像瘟疫一样绵延,而且经久不息。生态的灾难开始了。1949年以来,一直到如今,在中国,毁草毁林开荒的举动,有时高涨,有时平静,但却始终没有完全停止。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土地不但决定着人们的直接生存,也决定着人们的间接生存。国际公认的人均耕地警戒线是0.795亩。中国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但就在这种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下,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平均每年减少近4000万亩。到2003年已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警戒线。《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仅2003年,全国净减少耕地253.74万公顷,人均耕地已由2002年的0.098公顷降为0.095公顷。与上年相比减少2.01%。
当前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与土地资源消耗······
三、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讨论
1、中国历代人口与耕地关系的变化
从历史材料看,凡经济的停滞时代也是人口数量规模的停滞时代;而经济的高度增长时期,则也刺激着人口规模的高度增长。历史上人口数量激增、降落的周期性运动,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同步的关系。
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一种社会制度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似乎具有一种常量(在清代以前这个常量的极限是6000万人口)。突破了这个规模和常量,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最重要的资源是可耕田地),土地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因此,历史中动乱、变革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即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变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各种制度的一种自动调节方式,也是对于人口规模和土地资源分配的自动调节机制。
以下是若干主要历史时期人均耕地的占有量:西汉68.66亩、东汉13.87亩、西晋约50亩(占田制规定:男70亩女30亩,平均即50亩)、隋 42.25亩、唐 27.00亩。在清代,中国人口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人均耕地量则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
自清乾隆六年(1741)以后,中国人口即以每隔25~45年递增1倍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中间尽管曾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外变乱,导致人口增长曲线有新的升降摆荡,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甚为庞大,以千万人计的变乱中人口消灭律已不能影响数亿人口的总规模。因此自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呈持续上升的。其结果是在200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人口规模由1亿人左右递增到本世纪中叶(1949)的6~7亿人。又经30~4O年,再倍增到目前的12~14亿人。从而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人口发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长规律。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同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幅度差不多。  顺便指出,自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的50年以来,世界总人口也已增长近乎1倍,即由30亿人左右倍增达到目前的58亿人。
假定未来40~50年内的世界局势,将继续像过去的50年间那样,在无世界性战争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发展,则到新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口规模将倍增到25亿左右。而世界人口规模则将倍增到110~120亿。这种人口规模将对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带来难以设想的问题和压力。一个社会体制对人口增长的容纳力是有限度的。同样,地球社会对人口增长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的。
2、中国这片土地上适宜多少人口生存?怎样关注人口的现在和未来?
历史事实说明,中国这片土地上,在农业经济条件下,养活人口大体在6000万上下。历史上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总人口大致在6000万左右。汉唐时期人口也只在5000万上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国策。切实保护耕地,现有耕地占人们生活热量供应的85.32%,占蛋白质供应量的80.78%,应当加大耕地保护的力度,不仅保护现有耕地的数量,而且要保护耕地的质量及生态环境。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粮食生产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迅速丧失。相反人多地少的资源劣势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日益显现,耕地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粮食生产已由综合比较优势转化为综合比较劣势。发展我国土地的自身优势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面对世界的经济挑战。
可看出,低投入水平下可以承载11.56亿人口;中投入水平下可以承载13.98~14.87亿人口,高于2000年的人口预测纵量;高投入水平下可以承载14.91~18.98亿人口,即相当于2050年的人口预测总量。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我们能利用自己的土地与耕地来养活我国的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土地投入及承载力均十分紧张下才能支持所计划控制的人口数量。
土地生产潜力的地区差异较大,无论是哪种投入,现有的单位面积产量最高、较高以及增产潜力较大者均在东部省区。  有人估计在现代农业与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资源可容纳4 亿人生活,最大容量为6亿。自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的50多年以来,世界总人口由30亿人左右倍增达到60亿。 假定未来50年内的世界局势继续像过去的50年间那样,在无世界性战争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发展,则到本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口规模将倍增到25亿左右。而世界人口规模则将倍增到110~120亿。这种人口规模将对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带来难以设想的问题和压力(1862年,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怎么办》ЧтоДелать?)。
3、我们疑问的是人口越来越多怎么办?穷人越来越多怎么办?老人越来越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