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华：整党整风：1957年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始末
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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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欢送下放干部

广西师院欢送大学生下放

山西省太原市市民欢送干部下放

原故城县副县长白方玉(左2)下放到河北沧县任村主任
百万干部下放劳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当代中国史上重要的一段。然而，这段历史在共和国史书中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亲历下放劳动的干部的回忆录逐渐问世，有助于人们去触摸、感悟这段历史。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资料、个人回忆录、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梳理，试图还原这场规模浩大的、影响深远的干部下放运动。
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成为巩固的制度
肇始于1957年的干部下放劳动，同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大力推动下完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在努力完成赶超战略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以及由此派生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为防止党政机关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毛泽东强调执政后的共产党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求不妥协地反对国家机关和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僚化倾向。为了反对官僚主义，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毛泽东特别突出了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一再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
4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中提到：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为此，中央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都应该每年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北省委《关于各级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肯定了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化的意见。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将下放干部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中央预计在10年左右，经过几次轮换下放，干部队伍和国家机构就会得到全面锻炼和改造。
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参加体力劳动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重申1958年9月的决定，并进一步规定：“凡是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而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继续分批下放进行劳动锻炼。……县级以上机关干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每年应该一次或几次离开工作岗位，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短期的体力劳动”。《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干部下放劳动制度从1957年开始执行，到1960年执行了三年。从1961年开始的两三年内，干部大批下放农村劳动暂时终止，而代之以支援农业等名义到农村短期劳动。在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精简过程中，有一部分干部特别是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干部被当作剩余人口遣返或下放农村，这些人的身份也随之从干部改变为农民。留在城市的干部则以机关劳动为主，许多人在从事种菜、种粮、养鸡养猪等生产自救性的劳动。
有计划、分批次地推进百万干部下放劳动
按照中央要求，下放干部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建立专门管理下放干部工作的领导小组。各单位下放干部，都必须经过党委批准，并由党委统一安排下放地点和单位。下放的干部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他们的组织生活及政治学习也交由当地党组织负责管理；与此同时，原单位也采取对下放干部负责到底的态度，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当时在下放的干部中，还配备了少数领导骨干，到下放干部所在的县、区、乡担任适当的职务，负责协助当地党组织管理下放干部的工作。下放干部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披露：1958年武钢下放1000余名干部，其中3名领队进入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余全部由县委统一安排到农民家落户，与农业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全国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各种规定和计划。譬如，中央国家机关成立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劳动生产办公室，统一制作了“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情况月报表”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情况统计表”等，要求各单位按照月、半年和年度统计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人数等情况，按期上报。
下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有计划地、分批地进行的。首先，那些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被最先放下去。其次，那些年龄在45岁以下，缺少这一课而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以及长期脱离体力劳动而且暂不需要留在机关工作的工农干部，也都下放参加体力劳动。在首批下放干部中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以保证下放干部的工作有良好的开端。另外，在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时，有几种干部是可以不下放或暂不下放参加劳动的：年龄在45岁以上的；体弱多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的；孕妇、有哺乳婴儿和因子女拖累不能下去的女同志；最近两三年内归国（主要指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归来）的华侨留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几个月后，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废除了2月28日《指示》中关于年龄在45岁以上等可以暂不参加劳动的诸条宽限，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参加体力劳动人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当时下放干部中“妇唱夫随”的也不少，妻子被下放后，丈夫为了便于照顾爱人，也报名一起下放。例如，1958年武钢下放黄陂的1000余名干部中，夫妻双双下去的约占10%以上。晓华在《下放干部》中追忆了其父亲本不在下放之列，因母亲在下放名单里，也就主动向组织上递了申请，要求一起下放。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有55万多人被定性为右派。中央要求，将右派分子下放农村，“让他们在社员和下放的干部的监督下进行体力劳动……以便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可见体力劳动对右派分子兼有惩罚性质。中国科学院《1959年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总结》档案反映，对于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当时采取的是“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政策，他们劳动的时间往往更长。如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原副主任顾准被打成右派之后，从1958年5月到1962年3月，下放劳动近四年。
截止1957年7月，河北、辽宁、江苏等18个省、自治区有18万干部下放。1957年北京市先后下放两批干部，首批下放3600人，第二批7000多人，共1万多人。11月贵州省级机关第二批1105名干部到山区参加劳动生产，其中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西北高寒山区农业社去当社员。
进入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进，干部下放就形成了高潮。1958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提到，全国已经下放干部总数已超过一百万人，全国已经下放和准备下放的干部大约有三百万左右。这便是当代史上著名的“百万干部下放”说法的来头。
汪东兴在《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回忆》中披露，江西省1958年前后一共下放5万余名干部，赴省内100多个农林牧渔综合垦殖场，开垦荒地、围湖造由、饲养家禽、鱼类。1958年2月5日《黑龙江日报》报道：截止1月底，黑龙江省已下放干部2.5万多人，其中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的有1.5万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62.1%；加强和充实基层单位工作的有6850多人。
1958年初，财政部组织了第一批下放农村参加劳动锻炼的干部，分前后两次下放。第一次下放干部为164人，第二次下放干部为127人。按党派关系分，其中有共产党员70人，共青团员105人，民主党派17人，无党派99人。这次下放的291人中，有10人是下放到县、乡参加基层工作锻炼的。
按照文化部党组《关于组织各类艺术工作者参加体力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问题的报告》的要求，广大艺术工作者中除了年老病弱不能参加劳动的以外，都纷纷到工厂、农村中参加体力劳动或基层工作。1958年1月，文化部所属各单位第一批下放的1500多名干部，到河北和江苏的农村中去劳动锻炼。
中央宣传部也大力组织作家下乡下厂。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作家下乡下厂问题的报告》，要求：30岁以下的作家，一律到工厂、农村或其他基层组织去担任实际工作，并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40岁左右的作家可以在省市安家，而自己到基层去担任一定的工作，并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集中在北京、上海的专业作家，大部分应该分散到各省、市去。之后，一大批作家纷纷下到基层。赵树理、周立波、张天翼等63名在京作家，有的报名到地方安家，有的较长时期到工厂农村去体验生活。
1958年年底，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动员10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精神，10万军队干部转业复员，下到全国工矿企业、农村、牧场、林场参加生产建设。
科研院校也组织了大批干部下放。据王扬宗《不当专家当农民———“文革”前科研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与实践》介绍：从1957年冬至1960年初，中国科学院京区先后组织了三批下放干部，人数分别为1097、522、657名，下放地点分布在全国各地。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各单位第一批下放178人，占职工总数的11%，从1957年12月3日起下放上海市郊农村劳动。南京各单位第一批下放100人，从1957年12月7日起，下放到江苏农村劳动。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职工161人，1957年12月下放干部26人，占职工总数的16%。中科院在长春市的应用化学所、机械电机所和光学机械精密仪器所第一批下放干部共249人，于1958年2月下放到长春市郊双阳县劳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1958年到1960年前后共组织三批下放干部，人数分别为123、107、171名，分布在全国各地，劳动一年。《西北大学大事记》中记载：1958年西北大学第一批下放农村和基层的干部一共有196人，西北大学还在陕北等地建立了几个生产劳动基地。
在下放干部这支大军中，除了绝大多数的一般干部外，还有不少领导干部。1957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1957年春，中共河北省委从省级机关抽调了248名处长以上的干部到农村帮助工作，其中包括部、厅、局长级干部44人，处长级干部204人。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朱子强到定县，省农业厅副厅长孙克川、刘振邦分别到安国、涞源，省气象局副局长李国平去阜平。财政部首批下放锻炼的291名干部中，司长级2人，处长级4人，科长级41人，一般干部244人。
这样一来，一个全国规模的干部上山下乡实行劳动锻炼的高潮已经形成。
下放干部与社员“三同”
中共中央号召机关干部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后，各机关、单位领导开始做广泛的动员报告，宣讲有关的下放政策。之后分小组表态，不管违心与否，大家都表示要到农村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然后就是向组织上递交自己的申请书和决心书。经过评工作、个人条件等，最后由单位党委确定下放名单。绝大多数亲历者的回忆表明，当时干部的觉悟普遍比较高，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干部下放工作的报告》中提到：1957年11月，中国科学院京区各单位报名人数占到了职工总数的90%以上，最后从中确定了1100人的下放干部名单，实际下放为1097人。中科院在长春市的应用化学所、机械电机所和光学机械精密仪器所进行动员时，副研究员以上科研骨干有96%的人都表示要积极下放。
下放干部的工作是很繁重与复杂的。各级党委在干部下放之前，对他们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比如，以整风方式组织干部对劳动锻炼的问题展开辩论，教育干部了解劳动锻炼的重要意义；帮助已经下放的干部解决劳动和生活中的困难。同时，教育下放的干部，服从所在单位的领导，遵守所在单位的制度和纪律；同工农群众同甘共苦，生活上不要特殊，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成为群众知心的朋友；并且教育他们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工作和社会活动，在文化、卫生特别是改进生产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之后，各单位召开欢送干部下放的大会。下放干部戴着红花坐在会场，领导讲话，下放代表发言表决心，每人上台领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张奖状，以作鼓励。
下放干部进行体力劳动锻炼的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其次是参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其他劳动。对于有技术和专长的干部、大专学校毕业生，各地在安排他们下放参加劳动锻炼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技术和专长。例如：工业方面的技术人员和学工程技术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同他们业务相关的车间或者工地；医务人员和学医的毕业生，一般下放到工矿、农村基层卫生单位工作。至于工作需要或者业务不宜长期荒疏，因而不能较长时期下放的某些专业技术人员，一般采取短期下乡、下厂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也采取每年抽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在几年内分期完成劳动锻炼任务的办法。
与此同时，还抽调了一批优秀下放干部充实县级机构、基层单位和工作薄弱的部门。比如，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将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下放的干部中，挑选一批适合担任中小学教员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去代替那些不称职的教员。
下放干部到了农村基层后，按照中央“三同”的要求，必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干部吃住在社员家里，按规定每月向房东交十元钱左右的生活费和若干斤粮票(当时国家每月补助下放干部几十斤粮票)。下放干部的工资是照发的，当时一名科级干部的最低工资大概50元钱左右，如果以当时的农村工分制来折算，不管工分单价多高，这都是相当惊人的。一个农民一年能挣多少工分，年终能拿多少钱？有的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年，到了年终去掉口粮钱，不但没有钱分，还要倒贴。加之农村比较贫困，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了，市场经济几乎没有，分配的周期又是年分配制，家家户户都没有什么积蓄。那时农村的物价与城市相比也要低得多，下放干部很少花钱，在大城市时没有积蓄，下放后积蓄倒是渐渐多了起来。晓华在《下放干部》中披露：下放干部很轻易地就将农村的富裕户比了下去，下放干部很快赢得了农民们的艳羡，好奇的农民经常到下放干部家转一转，他们很留意干部们穿的衣服、抽的香烟牌子以及他们餐桌上的食物。因此，当时为了缩小下放干部和当地社员的生活差距，中央要求下放干部将节余的工资留做家用或者储蓄。当然，下放干部与留在机关的工作人员相比，福利待遇方面要差些。为避免两者在福利待遇方面过分悬殊，中央还要求各机关改变当时存在的不合理的福利待遇。
下放人员与社员一起出勤，参加劳动记工分。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对下放干部的基本要求，劳动的好坏又是检验锻炼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多数下放干部能主动地出满勤，多挣工分，很少有偷懒取巧的。在农村的下放干部与社员一道，参加春耕生产、夏收夏种、抗旱、秋收以及冬季的兴修水利等劳动。干部下放劳动锻炼正是“大跃进”的年代，集中搞会战的工程比较多。下放干部与社员们实行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生产大队为连，成建制地投入工地。
劳动之余，文教部门的下放干部，还负责指导群众性的各种业余文化活动。比如，文物局下放干部按照“把文化带下乡”的要求，有的帮助农民排剧演剧，有的在墙上画“一年早知道”的图表，有的在墙上画肥猪、玉米、白薯、麦子、棉花、高梁等，并且注明今年种植亩数及每亩产量指标，有的帮助建立农村图书室，开设扫盲班等文化课，参加农业技术小组，有的参加社里的宣传工作，搞黑板报、广播、大字报。
此外，下放干部还利用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有利条件开展了一些技术性工作。财政部下放干部和当地铁木工人，用水车改装一架“平碾转”快速红薯切片机，每小时可切红薯1万到1.5万斤，改装一架只要成本2元；有的下放干部将仓库里闲置的钢磨安装成功，利用锅驼机带动每天可磨面1000余斤，解决了食堂面粉供应和畜力紧张的困难。重庆大学下放在南桐的182名干部，和农民一道仿制和改良农具37种99件，架设索道5种12处，制成大小车子150多辆，兴办化肥厂35个，农药厂1个。湖南衡阳市茶山乡垅塘社一个生产队，因为不了解双季稻的好处，不准备种植。一个下放的干部就对农民介绍了报纸上的有关双季稻的好处和栽培方法，农民听了以后，便决定试种。对外贸易部一下放干部帮助河北省邢台专区的农业会计制定出一套简单易行的会计制度。上述事例说明，下放干部在改进农业技术、推广先进经验和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下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结成了比较深的感情。因此，在下放干部离开时，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当时一首《送下放干部离南水泉》诗中写道：“生产文化齐丰收，感谢你们汗水流，一同劳动感情深，不想你们要回京。”“虽然今日在联欢，不如来时那一天，临别话儿无其数，建设祖国最为大。”“但望你们回机关，时时记住咱花园，花园你们种下树，开花结果春常驻，两万八千亲朋友，每日和你在一处。”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回忆：离开多年后下放干部们仍把下放的黄陂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因为黄陂农村的社员，用纯真质朴的情感，使下放干部们消除了地域的差别，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有两位中专毕业的女助理技术员，冲破思想束缚与黄陂农村青年结为伉俪；黄陂农村多位姑娘与下放干部中的意中人喜结良缘。
对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时间的长短，中央曾做出过明确规定：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本人在劳动中的表现来确定。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有些人可以同原单位的干部轮换，有些人可以调配新的工作，有些人可以留在基层工作。对于表现不好，不够干部条件的，分别情况，动员他们退职，或者做其他处理。百万下放干部在一两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原单位，只有少部分因地方工作需要、在当地结婚成家、表现不好等原因而留了下来。魏让在《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中回忆：1957年冬他与山东省省直机关的其余17人下放到莱芜颜庄区埠东村劳动锻炼，1959年8月下放结束时，因地方需要，包括作者在内的7人留在莱芜工作，其余回原单位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实行干部下放政策，其出发点和初衷是良好的，而且它对于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转变轻视农业的社会风气、改进机关工作、加强基层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应该注意到，干部下放是与当时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的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因而这项政策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突出阶级斗争的烙印。一些下放干部盲从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唯心主义”口号，大批右倾保守，大放生产“卫星”，从而丢弃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因此，对于20世纪50年后期干部下放的政策和实践需要辨证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