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钓鱼岛争端让中国意外看到美国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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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让中国意外看到美国底牌
刘罡
随着日本释放中国船长詹其雄，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一场角力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场争斗中，中日双方都难称赢家，日方虽然放了人，却断然拒绝为此事道歉并提供赔偿，这自然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很不爽；而日本的放人决定在其国内也受到了反对派和媒体的猛烈抨击，国内舆论纷纷指责日本政府“屈服于”中国的欺凌。但如果要说谁从此次事件中有所收获的话，或许是中国意外看到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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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中国不少学者和评论人士纷纷指责美国正在构筑一个反华包围圈，而近日发生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前段时间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力挺”东南亚国家的言论，自然就成了美国是反华幕后推手的直接证据。照此逻辑，在日本表态要按本国法律处置被拘中国船长后，美国应明确支持日本对华强硬才对。可我们却看到，在希拉里与到访美国的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举行会晤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里援引希拉里的话说，美国敦促中日尽速解决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的外交摩擦，以免对区内带来长远冲击。克劳里还说，我们对于尖阁列岛(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并无立场，因此我们明白已发生的事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阐释。而在日本决定释放詹其雄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里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正确的决定”，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如果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对华强硬真是有美国在幕后唆使，那么美国的上述言论无疑是种“撤梯子”行为，它今后还想取信于那帮跟着自己跑的小兄弟吗？
当然，有人会说，由于前原诚司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透露，希拉里在与他会晤时明确表示，尖阁列岛在“美日安全条约”第五章的适用范围内，因此美国这是在耍两面派手法，暗地里依然怂恿日本对华强硬。但在国际关系中过分猜测别国的主观动机是没有意义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看点不是它主观上是否想要构筑一个反华包围圈，而是看它是否有打造这一包围圈的强大决心。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上的模糊态度似乎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此外，虽然据美联社事先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东盟领导人上周五将联合发表声明说，反对任何声称自己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国家试图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强制执行南中国海争议主权(这个表态对中国可谓极具挑衅性)，但实际发表的声明却并无这一文字表述。尽管外界普遍认为泰国等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的东盟成员国反对声明“针对”中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但美国不愿卷入对华领土争议也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名白宫官员就表示，虽然奥巴马政府愿意协助“争议”各方达成解决方案，但美国目前并不愿卷入“争议”。从上述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就算美国不乏遏制甚至“包围”中国的企图，但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应该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底牌。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ough)日前在乔治城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美国如果与中国硬碰硬，只会给中国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进一步激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好战性，增强中国人的力量。
客观地说，中国的各邻国目前没有一个具备单独对抗中国的实力，如果美国自身缺乏与中国“硬碰硬”的坚强决心，它即便能拼凑成一个反华包围圈，这个圈子也不堪中国的撞击。正因为如此，只要中国不使自己陷入孤身与国际合力为敌的境地，凭借自身日益增强的实力就越来越有可能在国际上占据有利位置。反之，如果中国看不透美国对华战略的底牌，一再被美国方面的某些鹰派言论所误导，将美国寻求对华军事交流、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诉求通通视为美国在别有用心地给中国压担子，看不到这里面也包含美国正在学习如何与中国这一新兴大国和平相处的一份忐忑与摸索，则会白白丧失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机会，还有可能恶化自己的外部生存环境。当然，如果其他国家看不透美国这一底牌，对华叫板时也难免会落个自讨没趣的下场。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日媒称新外相前原诚司为钓鱼岛事件总导演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2日09:35 新华网
2010年9月17日，日本首相菅直人组建新一届民主党内阁，少壮派、亲美鹰派人物、前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改任外务大臣是关键性改变。在新内阁里，鹰派不仅一跃成为核心人物，还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日本的对外政策。而中国民众认识这名日本新外相，则是通过其在近期中日船只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发生冲突后的所作所为。9月16日，在刚结束民主党党首选举、尚未改组内阁之际，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就跑到冲绳，察看冲撞中国渔船的海上保安厅巡逻船。海上保安厅隶属于国土交通省。有媒体称，“这一事件的前期，实际上就是前原诚司在幕后总指挥”。而在事件后期，他又借内阁改组之机，改任外务大臣，跑到了前台指挥外交交锋，真可谓是事件的日方“总导演”。而在上任当天的记者会上，前原诚司就表示日本有可能就东海油气田问题采取与华对抗态度。9月18日，日本新内阁开始研究一旦中国在春晓油气田进行开采时的对抗措施。
作为民主党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日本国会 “防卫族”议员的核心人物，前原以其对安保、防卫等政策领域的熟悉和强硬的“鹰派”观点而著称。在他领导下的日本外交将走向何方？这可能是每一个关注日本政治与外交的人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从向往做外交官转为走向政坛
前原诚司，196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13岁时，其父因为负债过多而卧轨自杀。这一悲剧在前原心理上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从高中一年级起到大学毕业，前原都是依靠奖学金得以继续学业的，并最终考入了国立京都大学，师从著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高坂正尧，专攻国际政治学。像所有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年轻学子一样，前原也非常羡慕外交官，但是，高坂教授告诫他：“京都大学毕业的人，即使做了外交官也上不上去。”因为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僚几乎都来自于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毕业生。对导师言听计从的前原于是放弃了当外交官的梦想，并听从高坂教授的建议，于1987年来到号称“保守政治家摇篮”的松下政经塾开始学习从政的基本能力和技巧，从此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从外交官改为政治家。“松下政经塾”是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创办人、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专为培养日本“新一代”政治家而设的政治训练所，培养出来一大批“政策新人类”。
1991年，前原诚司当选为京都府议会议员。1993年，他作为日本新党成员首次参加国会众议院的选举就旗开得胜，到2009年已经六次当选。1996年9月，民主党成立，前原跳槽后成为民主党支柱之一。
2005年9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邮政问题”为焦点，以“支持改革、还是不支持改革”为诉求，提前举行众议院大选。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惨败。当时的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以大选失败为由宣布引咎辞职。雄心勃勃的前原立即宣布参加新党首的竞选，与另一名资深候选人菅直人一决雌雄。结果，只有43岁的前原以两票的优势击败菅直人，当选为民主党新党首。
不仅要“脱亚入欧”还欲“抗亚入美”
由于出身于国际政治专业，前原精通的主要是外交和安全等领域，被称为日本国会里的“外交安保政策通”。前原一向以观点大胆、言辞犀利而著称于日本政界，发表了不少在国内外被视为强硬的观点。
2005年12月，前原访问美国。他在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讲演时，直言不讳地提出要修改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修正“武器出口三原则”、要求允许自卫队派兵海外，主张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并行使“集体自卫权”；他还公开宣扬“中国威胁论”，声称因中国国力增长而带来的威胁已经变成现实，“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本有必要采取毅然的态度予以对处”。前原如此肆无忌惮的言论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美国舆论因而称之为“日本最鹰派的政治家”。访问美国之后，前原又来到中国访问。他在北京期间于外交学院发表讲演，竟然当着东道主的面，再一次声称“中国威胁论”，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由于日本文化有“沉默是金”、“当面不言人过”的传统，所以前原的做法也被日本舆论批评为“年少气盛，不知礼仪”。原定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也临时被取消，致使日本在野党与中国之间的所谓“野党外交”几乎全面崩溃。但是，当时执政的自民党对于前原的观点却持欢迎态度，小泉纯一郎首相更是对前原青眼有加，视其为自己的“政治盟友”。
不过，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前原，还是不久前发生的中日船只在中国钓鱼岛海域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和渔民并扣押渔船的事件。当时，前原任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冲绳、西南诸岛以及海上保安厅，都是他分管的部门。事件发生后，前原不远千里地从东京闪电般地访问了位于冲绳县的石垣岛，看望了围捕中国渔船的海上保安官，视察了与中国渔船相撞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前原声称，尖阁列岛(我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中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他还表示从心里感到骄傲，因为该基地官兵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此举无疑推高了日本国内试图以国内法审判中国渔船船长、与中国对抗的激烈情绪。几天后，前原在新内阁中就任外务大臣，在与记者会见时，他又公开叫嚷，如果有中国开采春晓油气田的迹象，日本不会等闲视之，必将采取反制措施，或在相近海域勘探海底油气田，或将这一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强硬对抗的态度与风格。
由于日本首相菅直人出身于市民运动，对外交、安保等事务并不很熟悉，因此前原被任命为外务大臣，使鹰派不仅一跃成了新内阁的核心人物，还将成为左右日本政治外交动向的关键性人物。
前原诚司已于9月21日踏上了访美的旅程。就任四天就出访美国，足以表明前原本人在外交上的偏好了。其实，即使在民主党在野时，前原就几乎每年都访问美国，在美国政府官员和“知日派”专家中拥有广泛的人脉。连日本共同社都认为，像前原这样的“亲美派”人士，在民主党内堪称罕见。
美国方面对这名“亲美派”人物出任外相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利于改善因驻日美军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而出现裂痕的美日同盟关系。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与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会谈时称，前原是他的“老朋友，在华盛顿也有许多熟人，非常关心美日关系发展”，“我们十分欢迎”他上任。前原访美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举行了会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中，当记者问“你认为诸如此次事件以及南中国海那些事件会促使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加强合作吗？”前原表示，“虽然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奥巴马总统这次在会谈中对菅直人首相表示，美日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黄海要加强合作”。
前原诚司崇尚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并自认为是“政策新人类”的精英，一切问题都可依靠实力来解决，其不仅有“脱亚入欧”的心理倾向，还有“抗亚入美”的冲动情绪。这种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冒进是否会演变成为铤而走险的政策倾向，国际社会不能不予以关注。在前原担任外相期间，日本外交、尤其是对中国政策将何去何从，他在外交上表现出来的 “亲美抗中”的思想，会不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冷却”，也不能不令人担心。甚至有媒体疑虑：前原当外相一天，中日关系就会紧张一天。这一疑虑也许并非杞人忧天。(林晓光 《世界知识》2010年第20期)
中日钓鱼岛较量已经充分显示出中国的能量
2010年10月06日 11:13 新华网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日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题为“中国外交的大变局与大选择”。文章全文如下。
在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问题。这两个“意识”当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大变局中，再也确切不过了。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外交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在经济上，就GDP总量来看，中国前不久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中国人均GDP仍然很低，人们不认为这一变化对自己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但在海外，中国超越日本的事实则是意义非凡。
再者，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内在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当发达国家都在推行各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作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在全力推动贸易自由主义。
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也必然反映在世界权力分配上。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在体系内部一步步稳定地往上升。
尽管诸多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都是西方建立的，但中国在这些组织中间的地位则在快速上升。
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经济领域开始和其他大国一起“掌管”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早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角色，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开始有能力“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为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这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交局面，表现在方方面面。
在经济上，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被认为是应当为全球经济失衡负责。在这一认知下，美国（和西方）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和其它国家竞争资源。而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气候和环保问题，也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
更典型的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大国关系，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
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和东盟（亚细安）的关系都在发生巨变。在所有这些关系里，美国等国家和中国的互动方式令人担忧。
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因为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力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使得美国更加偏向注重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
美国不断和中国周边国家在中国近海搞军事演习，而中国也不甘示弱。双方强硬的军事声音，似乎大于理性的外交声音。
中国的抉择决定世界未来格局
很显然，中国面临“机遇”，也面临“忧患”。“机遇”和“忧患”，说穿了就是两种互为矛盾的力量。
人们既可以利用“机遇”来克服“忧患”，但也有可能因为防范“忧患”而忽视或者放弃“机遇”。
抓住了“机遇”，“忧患”就不成为“忧患”，单纯地防范“忧患”，“忧患”则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深刻。
因此，这里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如何防范“忧患”？
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不仅会决定中国自身的未来，而且也决定世界权力格局的未来。
中国现在的选择决定未来，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证明了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尽管世界还处于美苏冷战时期，但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的机遇，毅然作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选择。
中国的这一选择既改变了中国自身，也改变了日后的世界。
当时贫穷的中国，要发展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样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
为此，中国放弃了从前的封闭政策，打开国门，改革自己，和世界接轨。在没有多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当时邓小平的理性选择，很难想象中国今天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中国的选择也改变了世界。最直接的就是给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引诱出日后的巨变。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决定了柏林墙要最终倒塌，这不无道理。
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局势和权力分配，再次面临选择。
但中国的选择并非是自由选择，而是取决于国际权力格局。理性的选择，取决于中国能否准确认识自己在国际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从结构因素看，现在面临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中美两国同处一个国际结构，并且两国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两国的互动因此极为关键。所谓的互动，就是一方的行为影响着另一方。
美国是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国是后来者。美国的行为深刻影响着中国，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行为，又决定着美国日后如何行为。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突显其军事力量。
自冷战时期以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三权合一”，即在政治（民主、自由和人权）、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的力量都是无以伦比的。
美国“三权合一”的优势在冷战之后达到了顶峰。但是，好景不长。美国滥用权力，要以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来“终结”世界历史。
结果，在推行民主方面连连受挫，而经济上毫无约束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导致了国内深刻的经济危机。
近年来，受金融危机极度影响的美国经济，似乎没有能力得到快速的恢复。
可以想见，在美国全面恢复其经济和政治信心之前，军事力量很容易走上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前台；在一些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甚至变得不可避免。
经济依赖不是和平的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反应成为关键。中国如果如苏联那样，同样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制美国，那么就很有可能再次把世界体系一分为二。这种“以牙还牙”方式是西方盛行多年的所谓的现实主义的逻辑。
有人认为，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不可能想象世界秩序还会一分为二。
不过，相互依赖只是增加了美国或者中国退出这个体系的成本和代价，而不能从制度上阻止任何一个国家的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也是这样。当时欧洲各国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形成了一波早期全球化浪潮，一些人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不顾其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和他国发生战争，他们因此预言欧洲的永久和平与发展。
但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终究没有能够阻止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此后，西方社会一直在寻找什么样的机制能够阻止国家间战争的爆发，包括权力平衡和制衡理论、霸权理论、民主政体等等。）
中国会不会步西方帝国（包括苏联）的军事逻辑？
面对外在的巨大压力，中国必然会、也必须要加速其军事现代化来加强其国防。没有一个国家会陷入没有军事力量，其国家利益会得到有效保护的迷思。
同时，因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无论进出口还是投资，其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相关性会继续强化，这也要求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来保障其海上航道的安全。
实际上，保障海上航道的安全不仅仅是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切，更是中国的关切。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中国能够保障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地位也要求其有能力来为维持世界秩序做些事情，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出自己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在这方面，中国（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强调的）一直是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无论是自身经济安全的需要还是履行国际责任，中国本身必须具备能力，“搭便车”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必然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帝国。中国可以做这个选择，但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更可能选择继续目前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就是说，中国会继续是一个经济大国，而军事的现代化会继续处于次要位置，仅仅是为了上述各种需要：自我防卫、经济安全和履行国际责任。
自近代以来，中国今天第一次开始真正发挥具有实质性的外交影响力。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高升的外交影响力。
很显然，这种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而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这次和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的较量，已经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的能量。
从前总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中国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
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和人民币币值的关切，也是中国经济能力的反映。这方面的能力必然会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持续得到加强。
中国的选择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的理性选择或者不选择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不可选择（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退出现行国际体系。这里会有两种情形。
一是当中国感到外在世界太麻烦了，就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
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被西方视为“敌人”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
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封闭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而一旦选择另组体系，中国必然面临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的对立面体系。
第二，中国不可选择走军事国家道路，包括德国、日本和苏联。中国要进行军事现代化，但军事现代化要最大限度限制在防御政策界内。
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变得不可持续。
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当然，动用军事力量也已经给美国造就了巨大的负担。美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远不及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
第三，中国不可选择美国的道路，到处扩张，并且动不动就使用军事力量。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动用军事力量的结果。
第四，中国应当继续选择做经济大国。
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是因为其经济力量及其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崛起。同样，中国用来维持亚洲国际体系的也是经济力量，即“朝贡制度”（贸易安排），而非军事力量。
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也不例外。中国的选择也会制约着美国往军事国家方向发展。
就是说，中国经济能力增加这个事实，本身可以促使美国走向同一“跑道”，即经济竞争。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竞争要好于军事竞争。
第五，中国要选择在和其它国家互动过程中，来确立和培养自己的国际责任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简单地把自己界定的“国际责任”强加给他国之上。当然，中国也必须发展其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不管怎样，人们希望看到的中国并不是另外一个西方式帝国，而是另一类型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文化信心的回归，中国必然也必须作此选择。
对中日之战进程有精准预见的军事天才是谁？
2010年10月05日 15:41
摘自：余世存 著 《中国男》 九州出版社 2010年3月 出版
阅读提示：中国军民应“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因为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需要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但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他似乎看到了持久战、敌后游击队。【阅读《中国男》连载】
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名方震，以字行。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鼓吹革命。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6年回国。后赴德国习军事。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保定军校校长。1918年赴欧洲考察，1920年回国。后从事文化活动，与胡适等人组织新月社。1925年复入军界，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德、意，试探调解中日关系之可能。后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对抗日战略多有建议。有《蒋百里全集》。
◎在军阀、枭雄争胜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几乎注定了蒋百里的个人悲剧。
◎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
◎他一生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因此在绝对全面的意义上是时代社会的悲剧。
我国文明在数千年的演进里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它的形与势常给人巨大的希望和绝望。这一独特的国情已经使无数英雄折腰，无数国人不得不屈从于国是、国势，先人那种“人定胜天”的豪情，那种以一人或二三子就能扭转乾坤的可能性再也出现不了了。宋明大儒们所梦想的“尊天理”，在现实中完全无用，反而拖延我国文明数百年的进程。直到西人叩门，我们才在应激里发现了“革命党”、“先锋队”等现代政党的雏形。这种“现代政治”的成败虽然多跟“先知先觉”的领袖能力有关，但个体更加无能为力了。
蒋百里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但大多数人满足于自己所知范围内的称雄，而不能参与一个陌生的更大边界的文明建设。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势力内作威作福，但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聪明的蒋百里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去做“乱世英雄起四方”的事业，他的一生也就注定旁观。
蒋百里聪明绝顶。清末中举，1901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跟蔡锷、张孝淮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他很早就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对蒋百里也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蒋年仅三十一岁。他到校给学生训话说，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不久，蒋百里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此事震动全国，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为其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
蒋百里的军事才能为各界承认，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都以为他懂兵。他的爱好本来很多，对我国文明史、中西艺术史多有见地，但他在社会眼里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军人。梁漱溟回忆说，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梁漱溟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
蒋介石主政国民政府时期，曾派蒋百里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以应对可能的国家战争。蒋介石还委托蒋百里到庐山，为暑期训练班的各省高级将领授课。1936年底，蒋百里从欧洲考察军事回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他对蒋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
蒋百里的识见、预言几乎是惊人的准确。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很早的时候，蒋百里就对梁漱溟说：“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十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乡村……”1937年，他跟梁漱溟谈起中日战争时说，中国军民应“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因为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需要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但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他似乎看到了持久战、敌后游击队。
曹聚仁则提到一件事：“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准确。”
但这样的天才却只能做了一个大时代的旁观者。蒋介石虽然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在军阀、枭雄争胜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几乎注定了蒋百里的个人悲剧。他赶上了西安事变，跟蒋介石一起做了张杨的阶下囚。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蒋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学良回答：“蒋鼎文。”蒋百里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牛刀小试只是做了一次参谋顾问的角色。
在那样的时代，蒋百里只是一个象征、点缀，更多的时候只能做一个宣传员，但这一工作他也做得极为出色。比如他从民族特性上劝导国人乐观，他说，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抗战初期，国民军队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说：“日本在极小一块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地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来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厄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文章轰动一时，激励了无数人的抗日斗志。
“七·七”事变后，蒋百里常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蒋的话几乎是传诵一时，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五十七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考察蒋百里一生，最令人心醉的是他料事如神的本事。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他一生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因此在绝对全面的意义上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像蒋百里那样的人注定冒犯了社会，他们直面而非依附于社会文化制度而生活。他们多是清醒的，又是痛苦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晏子那样名满天下的宰相，面对齐国的形势已经无可奈何了。当叔向问他齐国的前途如何，他只能回答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他预言了田陈篡齐。这样精准的预言者在古代中国代代都有，不曾先知，但有人文感受的心灵更是大量地存在，如明朝的汤显祖、清朝的曹雪芹、龚自珍面对时代社会的衰败，无可奈何之际，只能做做文人或庄生蝴蝶式的梦。
面对这种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人定胜天”似乎早已只是一个梦。但人们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宿命，形势比人强，君子取势不取形，做了与时俱进者；有的人力图要求全民团结如一人，以一人的生理心理来理解国家社会的运转，仍梦想以个体力量来扭转乾坤；有的人则把国家社会放在多元动态复杂的巨系统中观察，即把社会的复杂性还给社会本身，做了一个现代社会负责任的个体公民。不同的态度，当然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个人造化，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