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用文化感染世界 - Qzone日志

要展示物质的中国，还要展示精神的中国

谢有顺 中山大学教授

    核心观点

    如果我们一讲到弘扬中国文化，就只知道向国外派曲艺团体去演出，那能把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吸引力充分表达出来吗？显然不行，我们更多需要的是大众文化的输出     

    日前，国务院讨论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产业以及文化软实力，再次成为一个热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一规划的出台，十分具有针对性。

    过去，在我们的想象中，金融系统是强大无比、坚不可摧的，没想到，一次危机就证实了它其实脆弱无比。相反，那些看起来柔软的文化以及文化产业，这个时候却焕发出强大的力量。

    文化的建设，文化的输出，是在诠释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民族的精神。如果不重视文化实力的展示，而一味地享乐，追求物质的满足，这样的民族当然是没有前途的。对于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在下一轮的全球竞争中，如何保证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们除了要让世界认识“中国制造”的能量，也要让他们认识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我们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声音传达出去。只有这样，中国才不是单一的中国，也不仅是物质中国。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创造新的文化形象。如果我们一讲到弘扬中国文化，就只知道向国外派曲艺团体去演出，那能把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吸引力充分表达出来吗？显然不行，我们更多需要的是大众文化的输出。

    有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念，一讲到文化，就以为是精英文化、高雅文化，而蔑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并不等于就是庸俗、低俗。况且，你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内心，几乎都有一些“庸俗”的趣味，但它依然是一种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它所蕴含的消费需求，我们不该漠视。

    进一步说，我们有些文化从业者还没意识到，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发展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文化产业的主力恰恰不是精英文化。文化总是要表达共性的东西，既然有很多人喜欢，那么，这种文化即便不是你所喜欢的，你也要学会尊重。有尊重，文化才有多元的发展空间。

    文化形象的创造需要亲和力。文化是用来交流的，而交流最适合的载体就是形象。日本、美国的一些文化符号之所以能渗透到中国小孩心里，正得益于此，比如变形金刚、狮子王、功夫熊猫。这当然是有智慧、有想象力在里面的。可惜，我们现有的文化产业，一些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宣传说教的阶段，不去研究受众心理，不重视文化形象的独创性，这样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怎么能抗衡外来文化？

    此外，我们还需要正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开放更多的文化空间，同时容忍更多文化的趣味和差异。给文化一个更开放的天空，天塌不下来，相反，错过了这一次机遇，就可能丧失一次文化发展的良机。我们还需要建设有影响力、有感召力的文化传播平台。假如我国也有几个默多克那样的大的传媒集团，有数十家、数百家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中国的声音想不传播得更响、更远，都难。（

    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还是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季羡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凡称季羡林、任继愈，必在其名之后缀以“大师”二字，季羡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烦闷不已，要知道，季羡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顶为“学界泰斗”和“国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不愿意戴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是个土包子”。

    无独有偶，和“我就是个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饶宗颐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打趣地对记者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师”称谓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

    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轻轻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无形之中。

    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真正的文化老人，应该对这种虚名抱有藐视的心理，他们的价值所在，在于为文化传承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体现在一个虚名上。

    饶宗颐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

    和某些文化人“坚辞”大师之后又“退让一步”默认大师不同，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

    针对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引发的一片“从此无大师”哀悼声，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大师饥渴症”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媒体的炒作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费名人”的娱乐色彩，季羡林追悼会上发生的“乌龟事件”闹剧，读来令人心生悲哀。

    那么多人痛悼“大师”，那么多人操起键盘廉价地跟帖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几个人读过“大师”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师饥渴症”随着文化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更加焦虑，愿饶宗颐的一句话能带来当头棒喝的效果，该醒醒了，那些沉迷于虚幻的大师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韩浩月  来源：新华网/广州日报）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７日电（记者吴晶）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７日在北京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３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中国国家汉办组织海内外学者翻译《五经》，不仅是学术领域的一项盛举，更是中华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新坐标。这不仅可以弥补《五经》始终缺乏权威现代译本的空白，更将使强调和谐的中国儒家文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

    《五经》是指《诗》、《书》、《礼》、《易》和《春秋》，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这些重要的中华古籍，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当时的历史发展、社会生活，也为让人们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儒学提供了重要条件，为推动中外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有效途径。世界各国人们可以从《五经》中读到与世界其他古经不同的哲学思想，理解中国人自古就追求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民族大义。

    由于种种原因，《五经》始终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组织翻译，而是由外国学者对部分经文自行翻译。《五经》之所以可以在２１世纪之初的中国启动全球性的翻译工程，是因为新中国在成立６０年之际，已经具备了《五经》翻译的“硬件”和“软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具备了大规模组织翻译工程的能力，拥有了吸引海内外高端学者的吸引力，更迎来了海外需要了解中华文化的契机。

    《五经》翻译项目是构建中华文化传播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中国政府启动这一项目，是在多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的倡议下进行的。通过整合国内外的学术资源和成果，将为今后的中华文化传播奠定基础，储备人才。

    确保《五经》的翻译忠实于原文、服务于当代，是对翻译工作者的挑战，更是对领导组织工作的考验。政府有关部门需要科学规划、有序组织，社会各界也应给予关注支持，使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早日得到充分认识，使中国人在全球化的时代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