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孙赵孟頫的心灵冲突

皇孙赵孟頫的心灵冲突

黄  波

宋太祖赵匡胤之死是个疑案。不仅野史有“烛影斧声”，即太祖为其弟赵光义谋害之说，一则宋人笔记也记载，太祖死后，皇后本来要召见的是四子赵德芳，但最后来的却是赵光义。

赵光义继位为宋太宗。赵德芳则被打发到远离首都开封的浙江吴兴（今湖州），去做他的秦王去了。赵德芳的子孙在太湖边上一住就是三百余年，因为身为皇族，赵家世代都在宋廷中做官。公元1254年，即南宋理宗宝祐二年，赵家诞生了一个男童。这个男童，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化史上刻下深深印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奇才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

虽是名义上的天潢贵胄，但赵孟頫并没有受到多少命运女神的格外眷顾。首先是龙脉传了这么多代，血缘已疏，到他父亲时，只能做一个小官，其次他并非父亲的正妻所生，在大家庭中必然多受排斥；最后更要命的是，在他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便撒手西去。

苦难能够磨砺人。父亲早死的刺激催成了赵孟頫的早熟，使其比一般贵族子弟更早体验了人生的苦境。史书上说，赵孟頫父亲去世时，生母丘夫人曾对儿子说过这样一番话：“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成人，吾世则亦已矣。”话音刚落，泣下沾襟，赵孟頫“由是刻厉，昼夜不休……”事实正是这样，父亲早死和家道中落的刺激，慈母的严厉督促，天资上乘的赵孟頫精研学业、艺事，青年时代，即和同乡七名才士被人称为“吴兴八俊”，声名远播。

所谓“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身外浮名可以给人带来光环，也可能招惹麻烦。赵孟頫纠结一生的心灵冲突，与其不凡家世和特异才华紧密相连。

何处人间有悔尤

皇孙的招牌当然荣耀极了，但也要看在什么时候。不能不说，在这点上，赵孟頫生不逢辰。他出生之际，偏安于江南的南宋王朝即在风雨飘摇之中。宋德祐二年（1276），赵孟頫二十二岁，宋王朝大势已去。在拱卫都城杭州的襄阳城陷落之后，蒙元大军马不停蹄进逼杭州，宋朝廷的一纸降表标志着一个旧朝代被埋葬了。

改朝换代后，原在宋朝当小官的赵孟頫回到家乡。干什么呢？史书上说“闲居里中”，语焉不详，但以理度之，无非是依靠一点老本济乏，又以诗酒书画遣兴罢了，生活虽稍窘困，倒也清闲。

一代雄主忽必烈打破了这种清闲。蒙元以马上得天下，本不重视文化，但为了安抚人心，使政治走上正轨，也需要相应调适。江南向来是人文之渊薮，起用南方人才为我所用，对知识分子释放友好的信号，便成为忽必烈消除不稳定隐患的重要措施。这个措施是分两步走的，一是对南宋原有官员认真登记，加以选用；二是在大局稳定后，立即派官员到江南访贤。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原为宋臣，降元后官居御史的程钜夫奉忽必烈之诏搜访“江南好秀才”，网罗了二十一名才俊，而以赵孟頫居首。因赵身份不同凡响，次年入都的程钜夫又单独带其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对这次君臣之相遇，史书有生动记载，“公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世祖皇帝一见称之，以为神仙中人，使坐于右丞叶公之上。耶律中丞言：‘赵孟頫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使近左右。’程公奏曰：‘立贤无方，陛下盛德，今耶律乃以此劾臣，将陷臣于不测。’上曰：‘彼竖子何知！’……立尚书省，命公草诏书，挥笔立成。上问其大旨，喜曰：‘卿得之矣，皆朕心所欲言者。’”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赵孟頫以其风度和文采折服了忽必烈，这是他在朝中逐步站稳脚跟的保证，但那位耶律中丞的一句排挤之言也充分显示，赵孟頫的宦途危机四伏。

赵孟頫觐见忽必烈不久，元王朝授其奉训大夫、兵部郎中一职，从五品。须知，元朝为了加强统治，故意制造民族、地域矛盾，推行四等人制，原南宋统治下的居民称为“南人”，朝廷中用事的是蒙古、色目人，其次是汉人（北方原金朝统治区的汉、契丹、女真等族居民），最下一等才是“南人”。现在“南人”赵孟頫一下就官至五品，显然有优待之意。

大宋皇孙赵孟頫从此成为蒙元之臣，在耻食周粟的遗民成为一种道德符号的语境中，这未免让人侧目。赵孟頫为什么仕元？是主动还是被动？

有人说赵孟頫的选择实出无奈。论据有二：一曰，在程钜夫之前，赵孟頫已碰上过一次征召，他拒绝了，本次征召，他又曾入山躲避；二曰，这次赵孟頫如果不给元王朝面子，将有不测之祸。

根据史料，以上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其实，赵孟頫远非激烈的拒绝，本来就是一种姿态。一条有力的证据是，据赵孟頫弟子为其撰写的《行述》，忽必烈刚刚统一中国，赵的母亲丘夫人就对他说：“圣朝必收江南才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以常人。”可见在赵氏母子心中，“多读书”、“异以常人”的目的正是为了出仕新朝。在此之前的宋亡后第二年，赵孟頫父亲的坟墓被盗，赵家不得不迁其墓。在古代，这是对整个家族的羞辱。也许赵孟頫由此意识到，必须托庇于新朝，才能确保自己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

说赵孟頫不出仕后果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元朝政府此次征聘并未采取极端手段，有些人受荐后没有出山，还有一些人到了大都（元朝都城，即北京），由于各种原因，要求回家，最后也得到了允许，如著名学者吴澄就是好例，他和赵孟頫同时被举荐，但到大都不久即请求放归，最终如愿以偿。综合比较可以认定，在如何对待前朝遗民的问题上，元政府比后来的明清两代王朝要温和得多。

然而，说赵孟頫并非被逼出仕元朝，并不代表他在做出这一抉择时一定心安理得。毕竟他的大宋皇孙的身份是无法抹去的，毕竟他是深受传统儒家道德洗礼的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赵孟頫，一方面，他对忽必烈和举荐自己的程钜夫感恩戴德，如写诗歌颂忽必烈：“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在程钜夫面前，他以门生自居，并称许其为“一代伟人”，事实上，程仅大他五岁，学术功业更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在其笔下，他对自己的出仕又流露出了深深的追悔与自责。

当和他一同从乡里赴京的吴澄（字幻南）弃官归去时，他以一篇《送吴幻南还序》表白心迹：“吴君翻然有归志……吴君之心，余之心也。”此时赵孟頫入京仅一年。次年，他写了《罪出》一诗，诗曰：“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诗中，他既以两味中药名“远志“和”小草”为喻，自嘲一出山辄为“小草”，更把出仕后之生活比喻为“毛羽日摧槁”的笼中之鸟。入京的第四年，他又自叹“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晚年更有“从今放浪形骸外，何处人间有悔尤”的沉痛诗句。

“朝端之富贵”与“林下之风流”

忽必烈定鼎中原后，怎样处理自己与元王朝的关系，南方知识分子分化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种人对故宋忠心耿耿，坚决反对入仕作为异族政权的新朝，最出名的包括诗人郑思肖和与赵孟頫同为“吴兴八俊”的画家钱选，他们一生留在南方，隐居不出；第二种的态度相对和缓，他们曾在元政府中任职，但目睹官场之黑暗，即辞官归隐，如著名画家黄公望、王冕；第三种人在元政府中官运亨通，但为数甚少。赵孟頫属于第三种，他“被遇五朝，官居一品”，是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官当得最大、最负名望的一个。

但赵孟頫的宦途绝非一帆风顺。官场本多倾轧，更何况其身份如此特殊？

赵孟頫在官场上的第一个现实威胁来自权相桑哥。当时元朝的货币制度在地方上推行不力，桑哥差遣赵到江南督办，要求地方官员谁做事不力就打谁的板子，赵孟頫虽“不得已受命”，但“遍历诸郡，未尝笞一人”。士大夫感激赵孟頫保全了自己的体面，而桑哥对此极为不满。桑哥对下属官员大施淫威，晨钟初鸣即坐在自己官衙里办公，官员后至者一律打板子，赵孟頫偶然迟到了一次，眼看也要受到这种处罚，他向右丞相叶李投诉，叶李大怒，对桑哥说：“古人之所以刑不上大夫，就是为了让读书人知廉耻明节义，你要打官员板子就等于侮辱朝廷。”桑哥感到理亏，向赵孟頫表示安慰，从此桑哥的板子只打小吏。与权相的两次冲突，赵孟頫未落下风，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心理上的阴影始终存在。所幸不久，桑哥得罪了忽必烈，被诛除。赵孟頫意识到了官场的险恶，“力请外补”，即申请到地方上任职，以求脱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到山东做官，官阶为从四品。

从1287年他从江南进京，被授从五品官职，到1292年升为从四品，官升一品就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忽必烈对他的真实态度。虽然这位雄主赏识其风度和才华，在赵孟頫官阶卑微、经济困窘的时候，还特赐五十锭以济穷，但并未准备让其在政治上一展才华。史书上说忽必烈“谓公聪明绝人，刚直有守，敢为直言，数有意大用”，恐怕都是掩饰真相的门面话。

公元1311年，元仁宗即位，赵孟頫突然官符如火，仅用了六年时间，便从一个从四品官员升迁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成为从一品的大员。其升迁之速，即使蒙古、色目人官员中也不多见。据学者考证，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前，南人官至一品姓名可考者只有两人，一为程钜夫，另一个就是赵孟頫。

赵孟頫的好运全拜元仁宗所赐。仁宗与元朝诸帝不同，他早年受过儒学教育，而且在中原长大，对于汉族传统文化兴趣甚浓，更重要的是，他特别钟情于赵孟頫独擅胜场的“绘事”，任内大力倡导文治。正是在仁宗治下，一直议而未决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也给许多沉沦底层的江南文士带来了机遇。作为江南文士代表，诗书画卓绝的赵孟頫，受到仁宗青睐也就顺理成章了。史料记载，元仁宗特别优礼赵孟頫，只称其字“子昂”，而不直呼其名“孟頫”，曾对身边侍臣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又与左右论赵孟頫有七大优点为常人所不及：帝王苗裔，一也；风采秀异，二也；博学多闻，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赵孟頫晚年多日不到宫中，仁宗询问，左右回答：“子昂年老，畏寒不出。”仁宗即赐御府貂鼠翻披，表示慰问。

可以认为，在仁宗朝，赵孟頫确实圣眷甚隆。但必须注意，仁宗不断给赵孟頫加官晋爵，却并未授其实权，没有让其参与重大政务。这就说明，即使是元仁宗，固然高度欣赏赵孟頫在文艺上的突出成就，但也只是把他视为文学侍从之臣，用其“博雅渊深之学”，“藻饰太平之美”。说到底，被人艳羡为“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的赵孟頫，仍然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工具罢了。

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赵孟頫当然是感戴的，“帝德光昭四表……圣主福如天大”，就是他为仁宗唱的赞歌。但没有理由认为，他对自己的真实地位和作用就没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就在他升为从一品的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题目就是“自警”，诗曰：“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荣登一品，但他却说“一生事事总堪惭”，这种不为表面的繁花似锦所迷惑的冷静殊为难得。

不能不说，赵孟頫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虽然享受着“朝端之富贵”，但一直向往着“林下之风流”，他深深地知道，只有江南，只有在艺术领域，他才可能成为王者，恢复自由的心灵。在他的诗中，作为故乡的江南吴兴，已经成为一个代表自由心灵的意象，“五年京国误蒙恩，乍到江南似梦魂……”，“多病相如已倦游，思归张翰况逢秋？鲈鱼莼菜供无恙，鸿雁稻粮非所求。空有丹心依魏阙，又携十口过齐州。闲身却羡沙头鹭，飞去飞来百自由。”无一不是对心灵自由的呼唤。

赵孟頫在仕途奔走，家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长子是在其赴京上任不久，受寒而逝的，幼女也是因为跟着他在各地奔波，身体虚弱而死。子女的夭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在书信中哀叹，“幼女夭亡，哀怀伤切，情无有已”，“老妇钟爱此女，一旦哭之，哀号度日，所不忍闻”。因此赵虽在官场屡获升迁，而退隐之念却越来越强。当公元1318年冬，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升在京脚气病发作时，他再也不恋高位了，坚决要求辞官。不幸的是，管道升次年即卒于他们离京返乡的旅途中。

现在，我们的大艺术家终于回归了本来属于他的位置。他在故乡，终日呼朋唤友诗酒流连，磋商艺事，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领袖。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六月，赵孟頫在故乡逝世。他死之前，犹在家里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时年六十九岁。

身后是非谁管得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而以书画成就为最高，不仅被称为“元人冠冕”，后世论者更认为，长期独霸中国画坛的“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意谓中国画自苏东坡转型为“文人画”，而到了赵孟頫这里，才真正奠定根基。可见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却因赵以大宋皇孙而出仕元朝的经历，受到了一些非议。如著名学者、明朝遗民傅山就“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还有人在赵孟頫的画作上题了这样两首诗：

赵家公子玉堂仙，画出苕溪似辋川。

多少青山红树里，岂无十亩种瓜田？

隅目晶荧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黄姿。

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

 当然也有平心之论，一位论者就认为，“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属疏远，又无责任，仰视俯育，为禄而仕，民之道也”。意思是，宋朝的覆灭已成无法挽回之事实，赵孟頫在皇室中的族属本来已经疏远，又不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为什么要苛求他？上为父母，下为儿女，尽一个成年男人赡养和抚育的责任，“为禄而仕”，这不是天经地义的“民之道”吗？

在这个问题上谈得最好的，当推海外学者徐复观，他著《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写到赵孟頫这一章时，挥笔写下了一段非常值得咀嚼的话：“一个过了气的王孙，在实际上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有何分别？而必须严加贬责？并且在他的内心，实际是以这种富贵为精神上的压迫，因而更加深了他对自由的要求，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生活的怀念。因而加深了他艺术上的成就。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的完全一致。不因现实生活而埋没掉精神的向往，并加深精神上的向往，这种矛盾生活，常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宿命，也常更由此而凸显出艺术家的心灵。”

徐先生之高明，就高明在他超脱了世俗的标准和是非，更关注艺术家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