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避免坠入“维稳陷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17:00:59

尽管今年8月份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政府似乎并不轻松,因为它要应对一个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问题——社会稳定。为了给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为了减少经济改革的阻力,同时也为了减少社会不满演变为政治挑战,中国政府在社会稳定的维护上,不惜成本,投入了难以计数的人力与物力。政府深知,经济增长是“中心”工作,而稳定则是压倒一切的大事。然而,尽管政府下足了“猛药”、不断地升级维稳工作、集体抗议和社会犯罪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政府在维稳行动上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越维越不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政府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让自己走出困境,只是一味地采取强力压制的方式,让不满的声音尽量消失。长此以往的话,中国政府将会坠入可怕的“维稳陷阱”之中,政治代价难以估量。

在中国大陆,政府在处理社会矛盾,特别是那些公开的抗议事件时,仍然延续着传统政治的专政模式。在这种统治模式下,只有“人民”与“敌人”之分,凡是拥护政权的就是“人民”,反之就是“敌人”。即使宪法允许公民拥有维护自己利益的行动权利,例如,游行、集会、罢工等;但是,一旦公民行动起来,这些抗议的行为经常被政府赋予政治色彩,斥之为“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受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人民”转眼就成了“敌人”。由于政府还不习惯公民的批评,不能接受他们即便是合法的维权行动,而更愿意将日常的“不满”划定为政治上的“不服从”。因此,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自我夸大了不稳定的状况,按照其政治统治的逻辑,假想出许多潜在的“敌人”。可以说,驱使中国坠入“维稳陷阱”的第一推手,就是这种专政模式,也正是因为它的普遍套用,极大地影响到政府对社会冲突的判断及其应对的办法。

专政模式不仅设想出许多虚假的“敌人”,更糟糕的是,它还制造出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由于专政模式倾向于用政治手段应对公民的权利诉求,它使得那些本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冲突,升级为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么打压公民的正当要求,要么搁置社会冲突,最终使得问题越积越久、越积越难。在长期的维稳工作中,地方政府也琢磨出专政模式的玄机来,热衷于用政治化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冲突与矛盾。他们深知,中央最看重的是地方太平无事,没有公开的抗议事件或者进京上访。因此,只要以“维稳”之名,将那些“不和谐”的集体抗议贴上政治标签,则既能对上级领导有所交代,完满交差,又可以维护地方形象和官员利益。政治化集体抗议,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逃避责任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办法。殊不知,这种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无异于火上浇油,长期打压公民的正当要求,只会制造更多的矛盾,积累更深刻的仇恨。

在错误的维稳逻辑引导下,政府不是去关心如何化解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如何不让矛盾公开化,冲突越是激烈,政府压制冲突的强度就越大。“打压式维稳”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行政治理的成本被大大提高了:为了维护稳定的秩序,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强化警察机构,而高额的维稳开支,则减少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行政部门被拖入维稳之中,整个政府变成了警察机关,行政效率被大大降低;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全民维稳,严重地削弱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降低司法机关处理社会冲突的能力。因此,一旦中国政府陷入“维稳陷阱”之中,它首先要付出高昂的行政治理成本。然而,“维稳陷阱”的代价不仅仅停留在治理成本上,它还具有更大的政治“杀伤力”。从长期来看,“打压式维稳”会将社会冲突转变成政治问题,制造政府甚至国家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有可能会演变成政治的反对力量,联合起来挑战政权。到那时,维稳,就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为了避免坠入“维稳陷阱”,为了避免政治上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现实,中国政府需要对维稳逻辑做出调整,而不是一味地将社会抗议升级为政治问题。国家应当让地方官员逐渐地学会尊重公民权的表达,容忍来自民众的批评;通过司法改革,强化法律的地位与作用,给予司法机关更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让法律而不是政治成为调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主要手段;通过一定的政治改革,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的滥权行为,减少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只有这样,社会秩序的建立才会成为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