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教育厅长称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影响社会公平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6日15:24  南风窗 《南风窗》2010年第20期封面

　　教育改革何处去？

　　中国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既是决策者经常的口头禅，也是老百姓的生活信条。当新一轮教育改革终于掀开大幕的时候，人们发现：对于教育，最让人沉痛的还不是为孩子争夺好学位时的无奈，学历贬值下教育作为底层上升途径功能的弱化，而是对于教育的信心的流失和动摇。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后代的教育前景产生深刻动摇的时候，无疑是可怕和危险的。

　　为什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说的“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好学”引起代表们长时间的掌声？人们不是为了政府增加真金白银而兴高采烈，而是这句话传达的价值观念引起了强烈共鸣：教育天然应该是公正的，它要给每一个人带去梦想。如果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那么最耀眼的光辉来自教育。

　　一个在教育领域不能实现公平公正的国家，其实也就称不上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一旦教育领域的不公平不公正的裂痕不能得到弥合，一个国家那些最美好的价值观念的口号也将变得漏洞百出。

　　邓小平曾说：“1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离他说这句话20余年过去了，“失误”以另外的形式、变幻着另外的后果仍在持续发生着，而其严重程度绝不小于邓小平当年的担忧。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说，以教育改革来矫正这些“失误”，其成败不仅事关民众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信心，也事关国家战略调整的基石是否牢固。

　　实现公平是最好的恢复信心的药剂。中国教育能否突围成功，教育公平能否实现也是个试金石。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说的那样，进一步消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此，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就不会仅仅是嘴上说说，教育的“战略地位”也就不会变成是“略占地位”，公正也就不会变成“对一部分人的公正是对其他人的不公正”。

　　“穷”教育走到十字路口

　　文 本刊记者  赵  义

　　差不差钱

　　在一个据说“不差钱”的年代，中国教育似乎仍然没有去掉一个多年就有的标签：穷。如果一个落后地区喊出“再穷不能穷教育”还是正常的话，那么国内一流大学的校长也自嘲是“丐帮帮主”，中国教育看来也真是穷到一定份上了。

　　中国教育是穷。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的报告，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 2.4%，低于印度的2.7%，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比例的目标是1993年提出的，到2000年没有实现，于是2006年重申，在最新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又明确提出要在2012年实现这一目标。近日外交部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辩护时也说，中国的公共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40多美元，美国的相关数字是中国的几十倍之多。这些年的教育发展，扩招、普及9年义务教育、扩大高中招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负债来实现的，从义务教育到高中到高校估计在6000亿元以上。

　　从另一面看，中国教育又不穷。前述绿皮书指出，如果仅从教育资源投入总量看，中国全社会的教育投入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高到什么程度，相信每个家长都有感受。目前，我国受教育人口的家庭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对1220户家庭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七成的家长觉得难以承受高昂的教育费用。这些费用主要包括补课费、择校费、住宿费、生活费等。调查还显示。家庭子女平均每月消费的金额占整个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占1/4以上。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说起现在屡禁不止的择校问题，常用的辩护理由是好学校、好学位仍然是稀缺资源。教育已经穷到不能改善这种稀缺状况了吗？但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听说几个成功的增加优质学位的例子呢？某个大城市前年说要为民众增加几万个优质学位，去年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就出来说“不要忽悠老百姓”。

　　中央媒体2009年底报道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河南开封市部分中小学因择校问题造成近半教室空置。据开封市教育局提供的统计数据，从1999年至今，开封市区内中小学生的数量有增无减，但市区内初级中学减少了12所，小学减少了26所。这其中虽然不排除有处于提高办学效率的考量而关闭某些学校的因素，但教育资源严重失衡，中小学生越来越集中于热点学校。一方面弱势学校在关闭，一方面人们拼命花大价钱让孩子挤进已经不堪重负的热点学校。占地不足10亩的小学，接纳了将近3500名小学生。

　　看起来，在穷教育之下存在着巨大的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公问题。民众仍然面临的上学难、上学贵的“难”和“贵”，绝不仅仅是因为教育穷，而是体制性、制度性问题，主要是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这种配置方式削弱了教育的公共产品的性质，维护着教育产业化的后果，也是新一轮教育改革比让政府出真金白银更难突破的地方。

　　地方办教育

　　要把“穷”教育的问题辨析清楚，自然首先要搞清楚投入的主要责任方。只有理解了主要责任方，才可能理解现在的种种教育痼疾。从投入上讲，基本是两种方式：“中央出钱，地方出钱”和“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在教育公共投入中地方政府实际承担了主要角色。

　　以最近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的关于2010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中的数据为例，1～7月全国财政教育支出5616.37亿元，中央本级教育支出343.03亿元，仅占6.1%多一点。完整年份的情况也类似。比如2008年中央财政的教育支出仅占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15.27%。也就是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绝大多数是地方政府在支出。在民生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主要依靠中央负担，教育主要靠地方。

　　有段时期，财权分权降低了基础教育占地方政府支出的比重。但我国有《义务教育法》和《教育法》等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在提供教育方面的具体财力责任，比如“两基达标”的硬性考核。因此，在刚性要求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将部分财力投入到教育。中央政府亦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手段保证地方教育的施行，因为这些教育专项通常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通过种种方式，中央政府迫使地方政府将一定的自主支配财力运用到教育当中。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支出可分为三类：一是政府的“有效运转”，二是政府产出的“经济发展”，三是政府产出的“民生服务”，即公共产品和服务产出。地方政府对于三类不同的“绩效产出”偏好不同。地方政府偏向优先投资于能够较快产生显著绩效的经济建设，相对放缓较难产生绩效成果的民生服务建设，行政成本更是居高不下。要让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当好教育的“后勤部长”，并不容易。

　　现在，中央财政直接负担部委下属重点高校，省级财政直接负担省属高校的支出，高中主要以县、区财政来负担。教育发展的短板现象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很明显。比如，据新华社的报道，2009年，深圳市每100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48个能够考上公办普通高中，而同年深圳高考的本科录取率为52%，也就是说，在深圳，考公办普高比考大学本科还难。“十五”期间，市政府规划了8所公办寄宿制高级中学，然而，到了“十一五”期间也只建成了4所高级中学。

　　其实4%目标的实现难度也来自地方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能否实现，取决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比重往往很高，比如土地财政、吃饭财政都是比较普遍的情况。这些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大多有特定用途，比如城建或者保证运转，这也就实际缩小了可以提高教育投入水平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水平。因此，地方政府对于4%普遍态度很慎重，只是下决心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但这并非表明地方政府对于教育没有“兴趣”。因为地方政府偏好于GDP，这些年近60个大学城的出现就是明显例证。据媒体报道，近日，曾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政企合作”模式的大学城——东方大学城已负债总额高达24.16亿。“东方大学城不会是唯一的因为债务黑洞倒下的大学城。”很多城市打造大学城的真正目的是搞房地产开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众多高校由于过度借款，现如今已经沦入有力付息、无力还本的境地。

　　而很多公办基础教育名校都是政府通过长期高强度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精心培育的产物。国内不少城市在2000年前后的教育产业化风潮中，还曾经把一些最优质的公办学校卖给了私人资本，以获取利益。有一段时间，有的地方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甚至义务教育推向市场，实行“公转民”改制，在经费投入上实行“民办公助”。这种改革模式，名义上是解决了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减轻了财政负担，但实际上是政府在卸包袱，让民办教育机构承担经费的大头。民办教育机构则将巨额教育成本转嫁到学生头上。

　　现在地方政府经常宣称要把名校效应扩展开来，让大家都受益，但还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有的甚至是和房地产的开发绑在一起，很多地方家长买了房却发现上了当。择校的存在既缓解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又给掌握教育资源的部门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好处和权利。正是在这种重重的利益交织下，基础教育资源均衡化步履维艰。不同学校之间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局面日益固化。

　　主要依靠地方办教育的资源配置方式给教育深深打上了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弊病的烙印。比如基础教育被房地产绑架，高校资源投入中的权学交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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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公立学校体制正处于抉择关键时刻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6日15:24  南风窗

　　公立学校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答案很明确。但人们对于公立学校的负面评价从未如此严厉过。是收费型组织？是精力放在了争夺项目和课题，学术研究能力日益遭受质疑的分肥组织？曾经神圣的殿堂究竟去哪里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劳凯声认为，中国的公立学校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何进一步改革公立学校的体制，以及如何更好地发展公立学校，现在正处在一个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的教育改革存在着两种并列的改革思路。一种改革思路是公法学的改革思路，一种是民商法学的改革思路。公法学改革思路有可能使中国的公立学校改革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民商法学的改革思路又可能使公立学校这种为不特定人群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蜕变成为企业，蜕变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现在还没有找到如何能够实现一种既有办学自主权，又能保证公共性的渠道。

　　公立学校的收费不断更新花样和愈演愈烈，说明公立学校有蜕变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的危险。客观而言，教育公共投入不足，的确是从大学校长到一个教育局长都高喊自己是丐帮成员的原因所在。有很多问题是逼出来的，比如教师的工资。相当一段时间老师工资的很大部分是要依靠学校自己解决。正如一个企业员工底薪微薄，主要靠提成激励一样。有的地方也是近几年开始下决心由政府买断教师的结构工资，以前教师结构工资的自筹方式导致教师无法安心教书。

　　但是，一旦公立学校开始蜕变成经济组织，就有了自己一套运转逻辑，极大败坏了教育的公共品质。学校乱收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00年左右开始整治教育乱收费，到今天仍然是花样翻新，屡禁不止。8月16日，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自2000年左右治理“教育乱收费”以来，首次将“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作为规范内容如此明确地列出。

　　通知称，中小学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包括义务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中小学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在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就是学校牟利的新花样。正如其它条件不变，人们奢望政府财政收入再达到多少万亿，也难以改变收费型部门的牟利冲动一样，公立学校日益变成收费型经济组织的特征不是简单依靠教育投入增加所可以改变的。

　　公立学校变成经济组织还表现在，这些年，大学掌握了极大的经济自主权，而办学自主权和内部民主管理则非常薄弱。权力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极大纵容了职务犯罪的发生。在一些大学，领导或管理层环节成了所谓的敏感期，围绕官位和权力的争夺便此起彼伏。因为在这样的职位背后有比如产业系统这样庞大的利益。

　　无疑，公立学校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化是可怕的。

　　抢夺“学区房”背后

　　文_本刊记者  甄静慧

　　孟母三迁的故事如今有了现代版本。

　　今年7月，张媛忍痛卖掉了位于深圳蛇口的三室一厅电梯花园套间，同时以1.5万元/平方米价格买下了蛇口另一个福利房小区爱榕园的二室一厅单位。

　　“新居”建于1990年代，外观已经非常老旧，张媛的房子在8楼顶层，没有电梯。每天气喘吁吁地爬楼梯时，她就会怀念以往舒适宽敞的旧居，心头百般滋味。

　　卖大屋换小屋，卖新房换旧房——促使张媛做出这个“委屈”决定的原因是去年出生的宝宝。“几年前对深圳学位政策并不了解，宝宝出生后才知道我们的楼盘属于一家条件薄弱的小学学区，上好初中的机率也不大。为了孩子的将来，只好重新置业。”而爱榕园小区属深圳育才二中、二小学位，楼房虽然老旧，却因被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热捧而价格飙升。

　　在深圳乃至全国各大城市，像张媛这样的父母很多。在楼价逐年飙升的大环境下，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他们要么放弃原来舒适的大房子、新房子，选择小房子、旧房子，要么省吃俭用、到处举债购买昂贵的学区房。

　　来自世华地产及满堂红等地产公司的经纪分别告诉记者，虽然2010年以来国内接连出台房地产调控新政，但学区房成交量及价格一直坚挺。以北京中关村为例，某些二手学区房价格比同一地理位置同年代建造的非学区房要贵上5000～1万元/平方米；而挂上了名校学位资源的新楼盘，保证价格逆市上扬及销售更不成问题。有监测数据显示，进入8月份以来，很多大城市累积的学区房房源几乎已被抢购一空。

　　但讽刺的是，即使上百万的付出，家长最终未必能如愿把孩子送进理想学校。笑到最后的，往往只是挟教育资源以涨身价、一路飘红的房地产市场。

　　“学区房”背后的悖论

　　诚然，自有商品房自由交易以来，配套教育资源就一直被纳入人们置业的考量因素当中。然而这几年中国民众对“学区房”近乎偏执的追捧，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论与反思。

　　表面上，“学区房”大热是因为中国城市在适龄儿童小学入学政策上采取就近免试入学：对哪条街道哪一栋楼房里的孩子可以进哪一所小学都作了明确划分；而哪几所小学对口哪几所中学，分配到重点中学的比率亦大致可以计算出来。因而重点中小学划片内的房子自然成了房地产市场热炒的概念——家长买学区房，为的是孩子进入重点学校接受优质教育，房子小点、性价比不高也能忍受。

　　然而，在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逻辑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悖论——按地区入学，本意是为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通过各学校的生源平均化，达至教育质量的平均化，最终使各个社会阶层的孩子都能享受同等的9年义务教育。

　　但由按地区入学衍生而出、以重点中小学与普通学校教学质量差异为依托热炒起来的“学区房”概念，却形成了对教育公平的现实性反讽。

　　年过70的陈建明老师曾在广州市荔湾区一家公立小学任教30年。当我们穿过隐藏在小巷道的校门走进熟悉的老校区时，他不无感慨：“在我整个任教生涯里，我们的校园就是一个小操场、一个游泳池及一栋旧教学楼，占地面积不过数百平方米。上世纪80～90年代，教室里很多桌椅已经破旧不堪，却没有经费淘汰。而就在同一片区，西关培正小学的占地面积却有2200平方米，建筑面积4400平方米，他们大楼崭新、教学设备之完善在片区内首屈一指，每年还能得到区教育部门不菲的拨款。”

　　这并不是荔湾区或者广州独有的比对。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建设上集中体现“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一样，全国各地的教育政策也都在价值取向上发生同一趋向的变化——开始强调质量和升学率，开始兴办重点学校并将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

　　翻看1990年代末的统计数据：1999年，北京市各区县排名在前5%小学的生均经费支出是末5%小学的近15倍，相差729l元；到2000年，这个差距拉大到8320元，前者是后者的14倍。

　　“薄弱学校每年对整间学校的投入，可能都比不上重点学校对一个示范班级的投入。”办学条件及资源分配的差异进一步导致学校间师资力量的悬殊对比，“名校毕业的年轻教师都不愿意到这样的学校来。”那时候，弱校学生对数学老师兼教体育、体育老师兼教美术等等怪现象都已习以为常。

　　这其实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精英主义教育政策，人为地将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在培育出不足10%的“重点”及“示范学校”同时，牺牲了90%的非重点学校。校际资源差距向两极分化，更造就出一批备受歧视的所谓“垃圾学校”。 

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所形成痼疾难以简单打破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6日15:24  南风窗

　　尴尬的“就近入学”

　　随着广大民众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对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近年终于被提上日程：按学区入读小学，取消升中考试、对口中学派位等政策的推行，均是基于教育公平的目的。

　　然而长久以来义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形成的痼疾，并非一夕间就能通过简单的政策调整得到转变。

　　就近入学的最直接初衷，是打破以往名校与弱校间通过入学试筛选形成的学生分流现象。就这个初衷来说，对薄弱学校当然是利好。

　　但在资源和教学质量的巨大落差面前，一刀切的对口入学，对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来说，比起以往“公平竞争”形式的入学筛选更令人难以接受。“仅仅因为彼此住址相隔十数米，别人的孩子入读重点学校，我的孩子则只能进入‘垃圾学校’——如此‘公平教育’，岂非造就另一形式的不公平？”他们诘问。

　　而进一步造成人们对“对口入读小学”排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小升初”的配套对口政策。

　　广州市海珠区一家市一级中学初中教师黄英告诉记者，对口入学政策下的“小升初”虽然号称也是秉承平均分配入学原则，但公立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及极薄弱学校间的实际生源还是差异甚大。

　　首先，每年“小升初”派位前，各重点学校都会有“择校试”。对成绩有自信的学生，可以通过在“择校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而获取该重点学校的“择校”资格，再交纳不菲“择校费”，则可绕过电脑派位直接取得心仪的重点初中学位。其次，每家小学都会有一定的升中推荐生名额，可保证在小学五、六年级一直取得优异成绩的资优生在第一批电脑派位中派到比较优质的学校。

　　而当“择校”及第一批派位完成后，才轮到剩下的学生进行二批电脑派位。此时重点中学的学位其实已所剩无几，剩下的多是普通中学及薄弱学校学位。但即使是这个时候，派位也非完全按平均化原则进行。学生可在派位前先按意愿顺序填报志愿，“也就是说，在二批派位过程中，与薄弱学校相比，条件较好的学校依然更容易优先录取到相对资优的学生。”

　　如果说一刀切的小学对口入读政策体现了政府对教育公平的迫切追求；那“小升初”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择校”、“推荐”加“派位”组合政策却又明显遗留着上世纪“精英教育”倾向的痕迹。

　　这种思路的矛盾性和摇摆性不仅体现在入学政策上，在教育经费的划拨上也时见端倪。“以往，教育部门划拨的资源和经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重点学校上，近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区教育局不时会以包括资金投入在内的各种形式扶持薄弱学校发展。”黄英说，但这种倾斜并不稳定，常随着官员短期的政绩需求而变动。“想冒尖子的时候，就向重点学校集中资源；想提高整体成绩时，就倾向于往普通学校投入，不一定。”

　　对此，教育学博士朱新梅向记者表示：“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间的软硬件发展不平衡是由先天因素及多年政策、资源投入倾斜累积而成的，在生源和师资都无法达到平衡分配的局限下，很难通过一些简单的再投入将其教育质量大幅提升至与重点学校相当的水平。更何况，对于‘出尖子’的潜在需求，使目前国内很多地方的教育投入依然通过项目经费等方式实现向重点学校的隐性倾斜。”

　　升学压力的下行传导

　　“小学择校，说白了，最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择初中的校。”张媛说。

　　上世纪，人们把中国的高考形容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自2000年前后全国高校开始扩招，情况已悄然发生转变——全国大学持续10年扩招，现在一个高中生只要参加了高考，基本上都能读上大学，差别只在于读大本还是大专、公办还是民办而已。但与大学学位的膨胀速度相比，高中扩招却要慢很多，初中毕业生升读高中的比率远远不如高考上榜率。因此，以往集中在高考上的升学压力渐次向下传导，上一个什么样的初中显得非常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下，“择校”的愈演愈烈势所必然。

　　年初，张媛就仔细分析过在现行政策下择校的各种途径。“一是购买重点小学所属的学区房，进入省一级小学，努力提高成绩，毕业时直接去考拥有优质教学资源的民校，或参加重点中学的择校考试；二是购买与重点中学对口小学所属学区的学区房，通过成为推荐生参加第一批派位进入重点中学。”但这两个途径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学习成绩需达到一定的优异程度。

　　另一个更为保险的方式，则是购买城市里中学教育资源相对发达片区的学区房。比如北京的中关村、广州的越秀区原东山区片，这些地段对口的中学即使不是省级示范性学校，教学质量也普遍处于全市的中上游水平，即使孩子成绩达不到推荐水平，在第二批派位中亦不至于被统筹到太差的学校。

　　“与重点中学对口的重点小学每年招生人满为患，相应学区的学区房价格也节节飙升，薄弱学区的学校则门庭冷落。”周玲是广州市天河区一家小学的招生负责人，“我们学校很早就评上了市一级学校，每年毕业考试的成绩都不错。但由于对口几家中学条件不太好，连带我们也不受家长们待见，每年即使依靠区内统筹也未必能招满学额。”她认为，这其实是择校带来的教育资源浪费。

　　而学区房概念越炒越热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很多家长不惜牺牲生活质量购置了学区房，最后却未必能让孩子如愿入读心仪的学校。

　　贫富分化

　　去年，孙斌在环市东路嘉富广场购置了一套房子。与其他家长一样，除了户型和地段外，他最看中的是即将搬迁到嘉富广场配套校舍的广州市第16中学学位。然而，今年4月，越秀区教育局公布了区内20所学校的调整方案，其中明确表明16中取消了搬迁至环市路的计划，转而选择较为邻近的79中作为初中部。而原定为16中搬迁所用的校舍则转为水荫路小学使用。

　　“政策一调整，花100多万购买的学区房就变得毫无意义。”孙斌非常沮丧。

　　这几年，与他有相似遭遇的人不少。

　　满堂红地产经纪曾先生告诉记者，其实越秀区的二手学区大多已经非常老旧，只是因为拥有优质学位资源才在二手房交易市场备受追捧。所以，现在占住、购买学区房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家有适龄入学儿童的家庭，一旦孩子顺利进入初中，家长就会迫不及待地把老房重新出手，再次刷新学位的使用权。“这么多学龄儿童同时集中在少数片区，对口名校自然被挤爆。”

　　另一个增加公立优质资源稀缺性的原因，是2000年后全国各大城市兴起的“名校办民校”热潮。

　　2002年，广州的省级重点中学——广雅中学建立了民校性质的广雅实验学校，随后，广雅进一步取消了原来的初中部，自此，广雅初中成为了一家收费性质的“民办学校”。同期，广东省实验中学、执信中学、华师附中等赫赫有名的公立名校也办起了省实天河附中、南海执信、华附南国实验学校等。

　　公立名校创办的民校并不参与“小升初”派位，而是公开向全省招考，并收取昂贵学费。以广外附设外语学校为例，这所素有广州学费最高民校之称的学校，此前初中学杂费为3.3万，此外还需要交纳一次性教育成本费4万元；今年新的收费初步计划为4.6万元/年。

　　姑且勿论公立名校办民校背后的动因，单就这么多名校同时取消公立学区的初中部来看，首先就产生了优质义务教育学位大幅减少的效应。对公立教育资源的需求只能进一步集中到剩下相当有限的重点学校上。

　　“因为消化不了学位名额，政府和学校只能对地段生的条件严苛规限。如需要在该学区房住满3～5年、既有房屋产权又有户口、人户一致、只拥有单套住房等。更有甚者，跟祖辈一起居住的孩子，也被踢出地段生范围，推入统筹。”

　　而即使满足了所有条件，当报读人数仍是太多的时候，家长只能采取排队战术。排晚了，就算是严格意义的地段生也只能被调剂到附近学校。

　　“如今，省一级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明显特征——家庭条件绝大多数比较宽裕。”今年刚刚从一家市一级学校调动到朝天路小学的王老师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说。如果说早几年重点学校生源主要由原地段生和学区房购买者两部分所组成，那么现在原地段生已经越来越少。

　　“社会低收入人群如果拥有优质学区的房子，那多半是祖辈留下的。在越秀区、荔湾区等老城区，三代同堂的城市贫民有很多。将与祖辈同居的孩子踢出名校地段生范畴，他们又根本不可能斥巨资去上民校，这等于完全剥夺了社会底层的后代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利益与公平

　　如果再加上每年的政策调整及学区房价格涨幅的高歌猛进，毋庸置疑，如今不仅是贫民阶层，即使普通小康家庭也只能对名校望而却步。在“公平教育”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围绕名校的“孟母三迁”早晚只能沦为一个有钱人的游戏。

　　“以往，名校和薄弱学校间的生源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资质上，而如今却形成了一个权力财富的分层。”朱新梅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有利于名校利用收取‘择校费’、‘赞助费’等，进一步拉开与薄弱学校间的实力差距。公平教育谈了这么多年，形成的却是新的不公平。”而与此同时，同步产生的是联结房地产商、房地产中介、权力寻租者的连串利益链条。

　　2004年，广州市八旗二马路小学校长张斌因贪污择校费7万多元而被判两年有期徒刑；2008年，广州东风东路小学爆出原校长刘燕文涉嫌挪用巨额择校费，以及收受房地产商的房产贿赂，协助将楼盘划入东风东路小学学区提高楼价。

　　有人说，与交纳择校费相比，购房择校起码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避免了交纳赞助费所带来的权钱交易和暗箱操作，使选择过程变得透明。然而，把择校变成择房，依旧是唯财富论及马太效应的放大，与公平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幸而，沉疴之中也有利好。

　　今年6月1日，长春市取消了在该市运行了15年之久的“改制校”，这意味着备受社会诟病的优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择校费”将在该市全面取消。

　　而近年，在沈阳、南京等地，教育部门也开始效法日本，进行教师流动制的试验，促进名校和薄弱学校的教师在区内相互流动，以推动师资平衡。

　　这些，似乎让中国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痼疾透出了一线曙光。

　　但朱新梅并不十分乐观：“日本的确通过教师流动制创造了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但就近入学政策的尴尬表明了，中国并不能靠简单复制一个政策就打破沉疴。教师流动是否能真正产生作用，还要跟整个教育制度及官员的教育思路结合起来考虑。流动是一种镀金行为还是真正地投入做实事；档案能否跟随人才流动；公平待遇问题又如何落实？”

　　这些，今天依然无解。    

　　(部分采访对象使用化名) 

高校盲目扩招致使教育质量鱼龙混杂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6日15:24  南风窗

　　后扩招时代的高校苦涩

　　文_本刊记者 钟岷源 发自福州

　　“生源危机”、“学历贬值”、“学校债台高筑”……由“高校扩招”引发的社会争议，近年在中国社会延烧不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很多的校长、家长和学生都在面对扩招之后的“冲动的惩罚”。

　　教育是百年大计，可如今不少地方却是“鼠目寸光”，争先恐后地把教育当成了时下经济的增长点，赚钱的“爆发点”，大学城层出不穷，后果却是债务缠身。“扩大化解高校债务风险试点”成为2010年教育部的工作要点之一，正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而同时，日前财政部发出《关于切实做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通知》，明确高校学费未来两年不上涨，又让多少“靠收学费还债务”的高校愁眉苦脸。

　　盲目扩招、无序扩建的后果致使教育质量鱼龙混杂，教育回报极其低微。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能够证明其天骄身份的学历当然弥足珍贵。但如今具备大学学历者众，学历已不再是就业的灵丹妙药和金钥匙。

　　高校的命运，关系到学生的前途、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发展。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告知本刊记者：“随着我国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尤其是18岁到22岁适龄青年数量的减少，一些大学可能离破产不远了。”

　　一边仍是扩建扩招，负债累累，一边却是生源不足，学历贬值，后扩招时代的中国高校将如何安度危机？

　　公平是消除教育腐败的良方

　　—— 专访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

　　文_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昆明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会议后的聚餐，云南省某市市长和市重点高中的校长同桌就座，中间不断有隔壁桌的人上来敬酒，许多人都意外地先敬校长后敬市长。尽管市长的随从不断提醒来人：“这位是市长。”来人答：“知道，我敬完了校长后就敬市长。”

　　重点学校的“校长”比“市长”更受追捧，是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现状的一大新变化，原因自然是背后的“无限发展潜力”。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传统文化里，为了能让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可盼，许多中国父母已经陷于其洪流中无法自拔。在正常途径越来越狭窄和稀少的现实里，各种各样的怪异、贪腐行为竞相而生。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表示，地方教育局长的权力大于省里的教育厅长，重点学校校长的权力大于教育局长，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认为，目前中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而社会不公平又造成许多地区差异，其背后往往导致滋生腐败的土壤，最终损害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资源不均影响教育公平

　　《南风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重要特征，其中甚至隐藏着巨大的不公平，您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罗崇敏：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尽管公平是相对的，但是必须看到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有了这样的认识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就应该肩负起国家与历史的责任。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府的权力很大，职责也很神圣，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平问题处理不好，将引发一系列消极反应，所以每一届政府都应该认真思考和应对好这些问题。

　　教育配置不均衡、不公平，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区域的原因，更有体制的原因。可以这样说，目前中国30%的城市孩子占有着70%国家配置的优质资源，年复一年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也使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持续拉大。

　　一个典型的情况是，东部的大学数量明显比西部多，高考入学率也明显比西部高，无论从历史、文化、政策和体制方面都对东部有利。

　　我一直认为，国家对资源配置不公平必然影响教育公平。首先，从政府的主观工作上，总是对城市、对东部有着倾斜。仅以云南和辽宁两省2009年的数据对比来看：高考入学率分别是17.75%和35.8%；高中入学率分别是58%和90%；学前3年入学率分别是47%和85%。两者间的差距很大、很明显，这样状况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云南自身不努力，更多是因为国家的传统政策更照顾辽宁。

　　其次，国家招生考试的评价体制也不合理，具体说就是对招生指标进行全面控制。

　　第三是国家政策对教育公平支持力度不够，尤其是面向西部、面向农村的支持还非常不足。

　　《南风窗》：作为长期工作在西部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官员，您认为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状况如何改变？

　　罗崇敏：目前，教育成本高、效益低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管理应该有粗有细，向宏观管理转变，充分调动办学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效益性。除了政府和学校，还应该积极鼓励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社会民间力量办教育，这样会让教育更有活力。另外，学校独立办学，校长公开选拔，教师职业化、社会化，后期服务社会化等方面的工作要推进。

　　同时，西部要提高办学质量，仅靠自身的努力肯定不行，急需政府的加大投入——除了西部自己要投入，也建议中央加大投入，尤其是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投入，为公平、均衡发展教育创造条件。要实现国家——宏观，地方——中观，学校——微观三者的系统推进。改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西部地区的教育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让全国的孩子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各级政府的教育工作重点。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现在出生率、高考人数都有所下降的趋势？

　　罗崇敏：尽管目前高考人数有下降趋势，幼儿园、小学都呈减少趋势，但是考虑到西部、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入学率很低，如果这些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加强，未来至少20年里大学不会出现学生人数减少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尽管目前出生率、高考人数都有所下降，但其只是政府教育工作不到位背后的一种假象，绝对不能简单地说教育领域的供求矛盾已经趋于缓解。假如全国，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全部能够进学校上学，那么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仍然不堪重负，各种新矛盾还将产生，因此目前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不能进入误区。 

云南省教育厅长称学校应该去行政化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6日15:24  南风窗

　　如何治理教育腐败

　　《南风窗》：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教育领域也未能独善其身，您怎么看待其成因？

　　罗崇敏：教育界、学校历来被认为是社会净土、神圣殿堂，因此人们通常将洁身自好的学校视为引领社会风气的殿堂，将为人师表的教师视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将充当社会良心的学者视为社会道德的楷模。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教育系统都应该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首善之区。

　　随着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权力和利益的不断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尤其高校办学规模、形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深，廉政风险也在随之扩大。其中，社会上一些消极、不健康的所谓“潜规则”对学校、教师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都成为了教育系统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

　　以云南省为例，近几年来全省高校系统共受理信访举报434件，共有30人因职务犯罪受到惩处，共查处各种乱收费1203.8万元，共清退违规资金1067.3万元。其中2006年的教材图书采购商业贿赂案件，涉及全省20多所高校近100人，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谴责，损害了教育的形象和声誉。

　　这些情况的发生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违纪违法案件仍然处于多发阶段，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涉及校级领导干部的案件时有发生。

　　如果教育精神和价值日益功利化、世俗化、商品化，教育源头遭到污染，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状况如何将不言而喻，这也是教育腐败区别于其他行业腐败的显著标志。客观事实是，现在教育净土已经受到污染，一些地方的腐败问题也不断出现。当然，教育系统的腐败问题相比其他领域并不算严重，但是也呈不断蔓延的趋势，必须尽快遏制。

　　目前，教育系统内容易造成腐败的环节也越来越多：基建、教材、招生、择校、项目审批和学校收费等都不同程度存在，“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已经被玷污。由于体制监督不够强势，使教育系统的腐败条件越来越多，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强烈，把教育机会当作赚钱途径等情况使教育的价值在流失。

　　教育腐败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影响是一代接一代的，最终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风窗》：教育腐败有哪些不同于其它行业腐败的具体特征？

　　罗崇敏：现在，“学校官场化”、“学术市场化”、“学习情场化”的情况已经很突出，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教育精神出现了退化，教育观念产生变异，教育价值正在流失。

　　一些老师和教授不得不默认“学而优则仕”、“官大学问大”等错位评价方法和衡量标准，信奉行政权力才是“硬通货”。一些学者以什么有市场、什么有利可图、什么能赚钱就研究什么为准则，一方面使学术本真精神和创新动力流失，另一方面使学术研究陷入盲目与媚俗；还有一些教师和学生抄袭他人论文、篡改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使学术诚信陷入危机，创新受到抑制。

　　另外，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学习态度普遍情绪化、功利化，缺乏爱心、恒心和信心，教师的心思用于谋取专业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学生把精力投入谋取毕业文凭和赚钱职业，在教育品格异化的同时也使学生成才概率大大降低。

　　《南风窗》：目前教育系统内的权力格局让外界越来越看不明白了，被看作教育家的太少，被看作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的多，您作为教育厅长有什么样的评价？

　　罗崇敏：现在教育系统内的权力格局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和以往不尽相同了。现实中，地方的教育局长的权力其实大于省里的教育厅长，校长的实际权力也大于教育局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招收、调动教师的人事权，招录择校的学生，部分资金的安排等都掌握在地方局长、个别校长手中。

　　众所周知在一些规模小、就业机会少的县城里，吃财政饭的人绝大多数是教师，这就意味着教育局长将成为更多人巴结的对象，进而自然就是学校的校长了。如果教育局长自身不谨慎，或者制度对其监督不力，也很容易产生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教育局长借教师工作调动敛财，离任前批发教师调令等恶劣情况，不断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批评。

　　当然，在校长里面也有着差别，即重点学校的校长往往活动空间更大，现在的社会竞争很激烈，如前面我所说国家投入不够、不均衡，使得所有地区好学校、优质学校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稀缺的状态，甚至像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都突出——数量很少的名校被挤破门，大量普通学校、民办学校门庭冷清。由于正常就学道路很狭窄，许多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千方百计寻觅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之间稍偶不慎，权力与金钱相交织的腐败问题就会出现。

　　必须指出的是，各地区形成所谓的“变相收费名校”，责任更多在于政府，即没有公平、合理、科学地配置教育资源，甚至任其无序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好学校越来越好，差学校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而且这些情况在短期内是无法扭转的。

　　《南风窗》：腐败问题是各种社会病态的综合反映，既然教育行业也身陷泥潭，那么您有什么应对建议？

　　罗崇敏：有关部门要坚决查处，决不能手软，尤其对于“一把手”、“重点人物”、“重点部位”要加强监督。同时，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落实师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从而提高依法治校能力，畅通权益救济渠道，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乱收费、教辅材料散滥等问题仍然很突出，只有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改变群众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反应。

　　教育部已经在研究制定规范高校基建工程管理和物质设备采购招投标的具体意见，各高校也要完善相关制度。同时，高校要完善特殊类型招生政策，规范招生行为，对于财务开支、学科带头人、科研项目负责人、评审专家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也要加大力度。

　　学校要去行政化

　　《南风窗》：温家宝总理多次说要教育家办学，而现实情况是教育的独立品格越来越稀缺，目前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种学校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您认为学校的行政化级别是否应该去除？

　　罗崇敏：众所周知教育是以人为主体，追求真理、培育爱心的社会活动，学校自然就是真理的殿堂和求知的摇篮。由此，无论对于学校本身的建设，或是其中教育承担者的选拔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干部任用制度不可能使学校去行政化，即“官本位”是根本原因。权力行政化的体制造成“表面上喊去，实际上去不了”的局面。

　　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对于利益的调控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完成，如果学校没有行政化背景，将使其与社会、与政府对话的能力削弱，同时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这样的现实情况就使得学校去行政化非常难，或者说不能去行政化。

　　尽管很难，但是我个人一直主张学校要去行政化。当然，这首先需要国家总体政治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如果其它社会单位不改，仅教育行业改是不行的，即必须全员身份社会化；其次，目前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仍然偏低，必须进一步努力提高。

　　《南风窗》：您对未来教育工作的建议和期待是什么？

　　罗崇敏：人们常说，“技术设备可以引进，国民素质却不能引进”，表明了教育事业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中国目前正在办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现在国家经常提的“以人为本”，就是应该以教育公平为基础，即起始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换言之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基本教育的权利：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性别。

　　政府一是要加大财政投入，让义务教育涉及面更高、更广；二是要引导更多优质资源到西部、到农村，尤其注重现代化学校示范管理，以提高教学质量；三是必须改革现行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具体讲就是要逐步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由各个地区、学校自主进行高考程序，变一次性高考为学业考，变一张试卷定终生为综合素质选拔。

　　我一直在呼吁，国家应该大胆放手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教育体系，而不是靠政府财政的苦苦支撑，或者从中突出办几所“名校”，要知道这些数量稀少的名校其实往往会造成社会上的不正常、不公平竞争，甚至大量滋生腐败。要实现教育公平，适当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可行的，只要之前定好各种游戏规则，之后认真遵守、执行即可。

　　以上的这些工作，发达国家都在做，我认为中国同样也可以做，可以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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